一、听证在公共政策选择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朱培源[1]（2021）在《政策法制与实践视角下的农村义务教育公平性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鄂义强[2]（2020）在《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培育“精英”逐渐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扩招后第一届（2003年）的212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的834万人次,在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将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升到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系列的就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文选择了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置于整体政府责任的建构逻辑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要承担的有关责任,在此基础上展开问题研究,就可以明晰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构建的重点。厘清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是开展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之间关系的省思,依据责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市场失灵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依据现实中政府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的政府基本职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阐释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厘定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为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一般而言,研究社会现象和相关问题,都不能割裂历史的纵向联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就业制度时期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责任履行状况进行考察,也就是于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的履行,阐释大学生就业中政府履行责任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凸显20世纪末大学生自主择业时期政府责任履行上存在的问题,确保当代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研究的历史承续性,为进行深层次的问题研究打下基础。呈现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与客观性,以网络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进行实证研究。编制《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52所高校、20 197名大学毕业生,通过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频率分析法和交叉分析法,分别得出频率分析结果和交叉分析结果。同时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进行个案访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三个向度的问题研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就业政策对大学生个人需求关注不够,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亟待提升。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高校以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不明显。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回应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监督不足,大学生平等就业法治环境建设滞后,大学生就业政策监督机制不健全。深入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构建必须坚持的中国道路。最后在现实的逻辑上回应理论逻辑中所厘定的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探索立足中国国情的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的建构性策略:在政府调控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在政府服务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在政府监督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从而在现实的逻辑上,形成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促进机制,力求逐步破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田诗静[3]（2020）在《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实现途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生政策的制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而想要制定出科学有效的民生政策,务必离不开广泛的民意表达。因此,民生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表达对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具有深远影响。为了丰富我国公民的政治生活、保障群众的根本利益,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公民参与到民生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不断扩展和畅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并对公民在民生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反映的意见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县级政府作为政治体制中的基层政府,是民意表达最集中的地方,对于整个社会的民意表达起着基础性作用。因此,结合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以及县级政府管辖地域的实际状况,探索适合县级政府吸纳民意和制定民生政策的有效方式,是为了增加政府政策的亲民性和有效性。为了对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表达的主要问题和改善途径进行分析与研究,本文对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以及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表达进行了科学的概念界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表达也呈现出新特点:利益表达主体日益多元化、网络民意成为新的表达途径、民意表达意愿空前高涨。除此之外,新时代民意表达在民生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价值之所以被反复强调,也是因为民意表达与民生政策制定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以及高度契合性: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必然要求制定优质的民生政策;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必然要求加强民意表达;民意表达应贯穿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为了更好探究民意表达实现途径,本文从“面”到“点”对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现状进行分析,先论述新时代以来县级政府在民意表达方面取得的进步,然后从表达主体、表达渠道层面详细阐述了县级政府中民意表达面临的现实困境。此外,还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层面进行了对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分析了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情况之后,本文选取了两个典型的与民意表达有关的个案,分别是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以及神木市全民免费医疗政策。最后,针对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表达所存在的种种困境,从制度层面、公民层面、政府层面以及社会层面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夏禹桨[4]（2019）在《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对于匡正政府的决策导向,坚持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性和促进公平性,改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水平,以及有效治理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排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标准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者关于公众参与政策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但对不同事务领域公众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仍然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在我国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有效性比较强,对改进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代表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优化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发展方向。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类型化考察,探究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方式、路径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进公众政策参与的质量提供建议和对策。在文献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运用案例分析、制度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当前时代场景下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动力、形式、路径和成效进行探究,明确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障碍、制约因素,以及破解这些阻力的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厘清和界定核心概念基础上,运用公民参与阶梯理念、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从“公共产品供给”和“公众参与”两个维度对主题进行聚焦,提出选择分析的视角、建立分析的路径,初步构建了一个解释公众参与行为选择的学理框架,力争体现本研究的特殊性。其次,对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及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进行类型化考察。沿着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分析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事务领域分析两条路径,在阐释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并对公众参与三种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策略、方式和路径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再次,探讨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转换和体制机制。从分析政府决策模式变迁的视角,结合互联网时代公众政策参与的基本特点,从探讨公众参与的动力机制、组织机制、政策辩论和协商机制,以及保障条件等维度,对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微观实践进行透视。最后,在典型案例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思路和对策。通过对温州市公众参与的实践考察和历史分析,进一步探讨经济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实践形式、制度路径、绩效产出等,在分析制约因素和具体问题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公众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参与成本、预期概率、制度供给、政府行为规范程度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将公众参与的行为置于多元利益相关者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进行考察和分析。（2）公共产品供给的行动者网络（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公共产品的事务类型与公众参与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一方面,公众参与程度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直接相关,在强利益-强责任、弱利益-强责任的关系类型下,公众参与的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程度还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事务领域具有正相关性。在基本公共权利保障类的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呈匀态分布而且参与度较高。（3）对典型个案考察发现,地方政府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工作机制、民间智库与民意调查等途径,增强了主动吸纳民意的能力,通过市长热线和市民监督团、电视问政和网络问政等方式,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效能。但是,公众参与的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这也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高丹[5]（2019）在《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研究》文中提出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市政公用事业作为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准公共产品,其公共性和市场性属性交织,产业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错综复杂,公用事业领域的深化改革问题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和难点。伴随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更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市政公用事业领域,如何处理好这一领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做到引得进、干得好,即如何激励社会资本规范投资、自主运行、高效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文章梳理了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明确市场化改革进程减慢这一现实,成为本文的研究初衷;在概述激励性规制理论与实践的国内外研究基础上,发现了其中的理论争议以及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文章始终以中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实例为论据,以多学科理论为支撑,坚持公共管理学研究范式,探讨激励性规制在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机制建构、工具选择及现实应用等问题,描绘出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博弈和合作关系。文章运用信息经济学解释市政公用事业何以需要运用激励性规制;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和合同治理理论阐释激励性规制的机制设计问题;借助政策工具理论展现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现有可供选择的工具,以及工具的合理配置问题。以政策评估理论为基础介绍政府规制领域常用的评估方式;最终本文选择目前实际工作中最常用的绩效评估模式,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公共道路工程特许经营作为评估样本,通过大量调研和资料整理,对激励性规制的实践应用状况展开评估检验。文章认为激励性规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政府规制机构要重视激励性规制的制度化建设,拓宽工具选择空间,科学评估市场化改革成效,正面引导企业规范经营。科学合理的运用激励性规制,切实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高速发展和运行效率,为规制双方建构更加融洽的合作环境提供坚实的制度平台。
许阳[6]（2014）在《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文中指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对政策运行全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公共政策过程的根本目标是解决政策问题,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生成机制”,是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关节点”,是公共利益表达与整合的平台。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决定了政策问题是否真正体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直接影响政策制定、政治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的运行效果,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的成效。因此,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环节,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政策科学创始人拉斯韦尔构建了政策过程的“概念图系”并提出阶段式的政策过程模型至今,政策制定、执行及其后续过程一直是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然而,随着政策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以政策制定和执行为核心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既有政策分析框架对一些复杂现象无力做出正确解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验主义政策建构过程逐渐失效。在此背景下,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作为“政策之窗”凭借其对社会问题的筛选作用和对公共利益的分配功能,逐渐获得学者们的青睐并成为当前政策科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公正与公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即有关社会公共生活的政策问题主要是由政府及政府所邀请的专家提出,以各类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为主要参与主体,社会大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既有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新兴民主政治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之间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以及公民自我意识的独立和充分表达,强调所有相关利益主体都应参与公共决策和讨论,通过多元利益主体平等、理性的协商,通过民主和反思过程实现偏好转换,凭借程序正义追求结果合法。协商民主理论的价值取向与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契合性。基于此,本文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价值与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精华有机结合,并依此为理论基础对当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探讨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指出了该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具体价值；其次,通过对中西方经典政策议程设置分析框架的评价,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创建了更加全面、科学、合理的“三环模型”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再次,依托于该分析模型,对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支持、主体功能结构和具体运行过程的应然状态进行了分析描述;第四,运用案例分析法,选取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经典案例进行实然分析,比照政策议程设置的应然状态,总结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存在的现实问题；最后,在协商民主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优化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具体对策建议。
马琼丽[7]（2013）在《当代中国行政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众参与,又称公共参与,是对社会公众试图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的总称。作为一种可追溯至古代城邦民主政体的古老政治实践,公众参与在实现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促进决策科学化,培育公共精神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日渐发挥出一定优势,这迎合了当代民主政治和行政实践提出的“更真实、务实民主”的理念和诉求,因而得到了学术理论层面上的认可与接受,在当今世界各施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呈现逐步增强的发展态势。在我国,公众行政层面上的参与经历了从无到有、自上而下推动和自下而上参与的过程,并在现实实践中逐渐产生出一定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目前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重重困境,亟待寻求新的路径。因此,当下探讨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这一问题无疑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综观国内外政治与行政学界,关于行政中公众参与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以参与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民主行政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等作为开展研究的理论基础,结合我国行政领域的具体情况,对当前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发展历程、类型、具体形式等进行了概括总结：深入分析了参与各要素存在的问题、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内在矛盾、制度困境和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引入昆明市安宁炼油项目作为反面实证分析案例,以之阐明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在当前我国政府行政活动中的必要性,重大意义以及潜在的负面影响；文章还借鉴了瑞士、英国、欧盟的行政中公众参与机制,与我国的行政中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找出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并进一步提出构建公众参与体系、建立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关系、打造开放民主的行政体系、推行行政中公众参与的法治化等改进对策。总而言之,当代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制度设计尚不健全不完善,在现实实践当中也没有得到政府的广泛重视和运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参与的推行在我国没有进一步发展可能性,政府民主行政意识的培养、公众议政水平的提升、各群体公共理性的塑造、法治化的参与制度环境等,都为我国打开行政中公众参与之门增添了希望。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论着重介绍问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意义,对国外内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分析,审视理论基础,明确研究思路与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假设、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界定核心概念,并与相关相似概念加以区分。第一章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兴起与发展现状对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兴起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进行概括总结,探讨当前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类型和具体形式,分析其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第二章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分析分别从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微观构成要素、其中的内在矛盾、制度安排的现状等角度展开分析与研究,从中发掘出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与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对其形成的制度优势和困境进行具体阐述。第三章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实证分析以云南省昆明市安宁炼油项目为个案,对行政中公众参与机制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集中展现,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在我国行政领域推行参与式行政的必要性与重大意义。第四章基于政府立场的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发展策略介绍瑞士、英国、欧盟的行政领域中存在的公众参与机制,借鉴其经验,对于在我国如何推动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发展提出了四大建议,包括构建公众行政参与体系、建立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关系、打造开放民主的行政体系、推进行政中公众参与的法治化等。本研究提出以下主要观点：（一）行政中公众参与是指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民主行政的背景下,社会普通公众基于公共理性,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向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所实施的公共行政活动施加影响力,力求干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使之更加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的一切活动,讨论、辩论、沟通等话语交往方式共同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行为模式。（二）作为一种可追溯至古代城邦民主政体的古老政治实践,公众参与在实现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促进决策科学化,培育公共精神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日渐发挥出一定优势,符合当代民主政治和行政实践提出的“更真实、务实民主”的理念和诉求。（三）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经历了萌芽、探索、初兴三大发展阶段,并在长久的嬗变积累过程中形成四大种类,包括决策性参与、咨询性参与、听证性参与、协调性参与,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有机结合,间接参与与直接参与的有机结合,并谋求实现公共利益前提下的不同利益关系的协调,体现出民主集中原则和尊重群众的原则。（四）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是其各微观构成要素的功能性组合的表现形式,其中存在着四大内在矛盾,包括：政府强势主动性与公民弱势被动性的矛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制度理性与实践操作非理性的矛盾、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之间的矛盾。（五）我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发展主要依靠构建公众行政参与体系、建立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关系、打造开放民主的行政体系、实现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等途径实现。
徐光超[8]（2013）在《公共治理语境下听证制度的功能取向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只有对公共政策体制进行变革才能有效治理公共领域。其中,在公共政策的一些领域实行听证制度,可以有效治理公共领域。听证制度是实现治理目标的一项重要程序设计和制度保障。在治理的语境下,其功能定位具有参与性、透明性、公平正义性、合法性、理性选择性和有效性。本文主要分析了公共治理语境下听证制度的功能取向。
朱伟[9]（2012）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与公众的互动模式研究 ——基于政策“类型—过程”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指明政策制定中的主体选择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主题,尤其是体制外主体,如公众、专家、媒体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作用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旨趣。当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的分析不仅停留于学界的理论构想,官方也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政策体制的革新,并确立我国“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的政策制定体制,为公众、专家的政策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但从当前我国的政策实践来看,对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虽有各类制度性规定,但政策制定呈现出的仍是由政府官员主导的一种垄断性的、一元化的体制结构,在此种政策体制与结构框架之下,无论是具有理性知识的专家还是价值偏好判断中占据优势的公众,虽在体制中偶现身影,但实质仍处于这一框架结构中的边缘与外围,没有得到“实体性的充权”,这也造成我国当前专家咨询与公众参与的现实尴尬与困境。在此情境下,如何在政策过程中去重构政府官员、专家与公众的关系,使三者在政策制定体制中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权力配置结构,成了学界所要思考与回答的重要问题。在当前政策环境下,一刀切的提出“官员、专家与公众”三位一体的政策制定模式在现实中产生诸多问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依据各政策差异性的要求与特点,对政策制定的行动者提出相应参与要求。公众与专家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既有积极的作用,但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如时间花费、经济成本增加等,从当前我国政策过程的实践考察可以看出,并非所有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都需要引入公众与专家的参与,同时公众也并非对所有政策都有参与的兴趣和意向。政策类型和政策过程的差异决定着官员、专家与公众三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格局和权力配置。基于此,本文提出政策“类型——过程”的分析框架,讨论官员、专家与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互动模式与选择。不同类型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基于主体的选择与权力配置的差异性,可以有“公众接受度”和“专业技术要求”两个分类标准,将政策制定分为多元平衡模式、价值主导模式、理性主导模式与自主决策模式四种政策类型。价值主导模式更注意公众的接受度,在制定过程中强调获取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间的价值偏好与主观意愿,因此在此模式中,参与主体的最优选择为官员与公众。理性主导模式则对专业技术知识有较高要求,政治冲突相对较小,价值共识易于达成,参与主体的最优选择则为官员与专家。多元平衡模式则较为复杂,涉及大量理性知识的吸纳与运用,专家意见与建议在其中不可或缺；在推行过程中也需要高的公众接受度,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诉求平衡,还需考虑公众价值偏好的差异,以达成多元利益诉求与专业理性知识的协调与平衡,形成官员、专家与公众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在不同的政策阶段,对主体的权力配置也有差异,据此可将政策制定过程分为议程设定、方案规划以及方案选择三个阶段。在议程设置阶段,各主体均可将自己关注的问题形成议题,关注与强调通过设置体制内途径以便于公众、专家等将议题及时上传,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政策有倾向性地关注公众或专家提出的议题,虽然官员议程仍在我国议程设置中占据主要作用,但是专家议程与公众议程的作用也日益显现,成为不可忽视的政策源流。在方案规划阶段,虽然政府官员的知识与经验更为符合规划阶段的要求,但方案的规划与提出,并不是官员闭门造车,自行设计,规划方案的设计在政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政策公众接受度的要求以及专业技术的要求在此阶段的实现更为关键。在方案选择阶段,官员起着主导作用,公众与专家的参与对于方案内容而言影响意义并不大,公众的参与更多是合法性的形式意义,然而,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政策,专家应在政策最终出台前进行政策的可行性论述。总而言之,对政策进行类型划分有利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主体的权力重新配置和互动机制的重塑；将这种分类同政策制定过程的不同阶段相结合,更能够精细区分多元政策参与主体在不同政策类型以及不同政策阶段的侧重,有利于决策者对政策制定动态机制的整合。
杨静[10]（2012）在《论我国政策听证的现状及听证制度的完善》文中研究表明公共政策听证是指政府政策部门在制定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时，必须听取相关的利益各方、社会各方面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使其充分地表达各自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意见与利益诉求，从而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的一种规范性程序设计。公共政策听证制度是我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也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新方式，它通过获得与某项公共政策密切的社会各方的利益表达和对政策的意见反馈，在不断进行综合与权衡的基础之上，制定出能够体现最广泛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实施为标志，听证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公共政策领域确立。近年来，听证制度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公众生活中。它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互动合作的决策过程中，对于完善政策决策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政策决策过程的公开与透明，实现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民主性，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平台。在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均广泛地采用听证会的形式，并将其不断地应用到立法型决策、价格决策、行政许可决策等领域，并受到了公众的热情参与，社会影响十分广泛，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在肯定公共政策听证带来的积极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我国而言，听证制度作为舶来品，目前在我国公共政策领域还处于刚刚起步的发展阶段，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问题与缺陷，例如政策听证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政府政策决策机关没有树立正确的听证会理念，公众对听证会功能认识不准确，听证制度的程序建设不规范等问题，而且实践中听证制度屡遭诟病，因此，需要我们在理论中深化对其的研究。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吸收和借鉴我国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概括总结听证制度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目前我国对政策听证制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听证制度本身，而并没有考虑听证制度所处的系统环境。本研究以优化公共政策听证制度运行的系统环境为创新点，重点论述如何通过对具体公共政策听证制度的设计来达到规范政策听证活动的目的，力求能够有效地解决公共政策听证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困境。运用公民参与的相关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及政策听证的实践过程，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政策听证制度的对策与建议。旨在为今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供制度化保障，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民主化、有序化。
二、听证在公共政策选择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听证在公共政策选择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关系的理论概述 |
| 一、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
| (一)大学生就业的概念界定 |
| (二)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理论基础 |
| (一)责任政府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 |
| (三)市场失灵理论 |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现实依据 |
| (一)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
|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的内在要求 |
| 四、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厘定 |
| (一)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调控责任 |
| (二)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服务责任 |
| (三)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监督责任 |
| 第二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实践历程 |
| 一、“统包统分”就业制度时期:政府包办、计划配置 |
| (一)“统包统分”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二、“供需见面”就业制度时期:计划配置为主、调节为辅 |
| (一)“供需见面”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三、“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制度时期: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相结合 |
| (一)“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第三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现状与问题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 |
| (一)政府调控责任履行现状 |
| (二)政府服务责任履行现状 |
| (三)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现状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实证研究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调查设计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调查概况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频率分析结果 |
| (四)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交叉分析结果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一)政府调控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二)政府服务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三)政府监督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第四章 国外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 |
| (二)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的启示 |
| 二、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 |
| (二)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的启示 |
| 第五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策略建议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 |
| (二)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 |
| (二)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 |
| (二)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 |
| (三)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 B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人才要求访谈提纲 |
| 附录 C 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3）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实现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外关于民意表达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关于民意表达的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理论阐释 |
| 2.1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新时代 |
| 2.1.2 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 |
| 2.1.3 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表达 |
| 2.2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协商民主理论 |
| 2.2.3 民主行政理论 |
| 2.2.4 合作治理理论 |
| 2.3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新特点 |
| 2.3.1 利益表达主体日益多元化 |
| 2.3.2 网络民意表达成为新的途径 |
| 2.3.3 民意表达意愿空前高涨 |
| 2.4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内在逻辑 |
| 2.4.1 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必然要求制定优质的民生政策 |
| 2.4.2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必然要求加强民意表达 |
| 2.4.3 民意表达应贯穿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
| 第3章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现状分析 |
| 3.1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进步 |
| 3.1.1 民意表达主体地位提升 |
| 3.1.2 民意表达更为有序和理性 |
| 3.1.3 民意表达途径更广阔 |
| 3.2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面临的现实困境 |
| 3.2.1 弱势群体受关注度不够高 |
| 3.2.2 表达主体的民意表达能力不足 |
| 3.2.3 民意表达的制度渠道亟待完善 |
| 3.2.4 民意表达的媒体渠道存在问题 |
| 3.2.5 民意表达的民间渠道不够完善 |
| 3.3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问题存在的原因 |
| 3.3.1 经济条件落后使县级公民缺乏民意表达的基础和条件 |
| 3.3.2 传统的政治文化制约着县级公民的参与精神 |
| 3.3.3 政治制度尚不完善导致民意表达缺乏制度保障 |
| 3.4 个案分析一:环保政策——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 |
| 3.4.1 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简介 |
| 3.4.2 个案分析 |
| 3.4.3 启示 |
| 3.5 个案分析二:医疗政策——陕西省神木市“全民免费医疗”方案 |
| 3.5.1 神木市医疗政策出台背景 |
| 3.5.2 神木市医疗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取得的成效 |
| 3.5.3 神木市医疗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存在的问题 |
| 3.5.4 神木市医疗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带来的启示 |
| 第4章 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实现途径 |
| 4.1 制度层面 |
| 4.1.1 完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4.1.2 完善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
| 4.1.3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
| 4.1.4 改善网络民意表达制度 |
| 4.2 公民层面 |
| 4.2.1 改善县域公民的经济收入状况 |
| 4.2.2 加强县级政府公民教育 |
| 4.2.3 完善公开听证 |
| 4.3 政府层面 |
| 4.3.1 增强县级政府公务员的服务行政理念 |
| 4.3.2 加大政府对民意回应的力度 |
| 4.3.3 优化县级政府公务员的素质 |
| 4.4 社会层面 |
| 4.4.1 提升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能力 |
| 4.4.2 改善政治文化环境 |
| 4.4.3 健全民意表达的传统媒体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说明 |
| 2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3 制度-过程分析框架 |
| 3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 3.1 利益相关者对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影响 |
| 3.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 |
| 3.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影响因素 |
| 4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行动类型及动力机制 |
| 4.1 基于利益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与事务领域类型 |
| 4.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行动者网络 |
| 4.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动力机制 |
| 5 异质性事务领域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
| 5.1 重点民生工程类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 5.2 基本权利保障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 5.4 权利发展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 6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路径的转换 |
| 6.1 传统决策模式下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路径 |
| 6.2 网络时代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路径分析 |
| 6.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融合模式” |
| 7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协调机制 |
| 7.1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组织机制 |
| 7.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协商机制 |
| 7.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保障机制 |
| 8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温州市案例分析 |
| 8.1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状况 |
| 8.2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主要模式 |
| 8.3 公众参与现有实践模式的效能考察 |
| 8.4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趋势分析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综述与研究评价 |
| 第二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内生需求 |
| 第一节 提高规制效率的显性需求 |
| 第二节 规避信息不对称的隐性需求 |
| 第三节 达到“良好的规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机制设计的基本目标 |
| 第三节 机制设计的主要原则 |
| 第四节 机制设计的核心要点 |
| 第四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工具选择 |
| 第一节 激励性规制工具选择的类别 |
| 第二节 激励性规制工具选择的依据 |
| 第三节 激励性规制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五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评估模式 |
| 第一节 政策评估模式的知识基础 |
| 第二节 规制评估模式的主要类别 |
| 第三节 激励性规制评估模式建构 |
| 第六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实践评估 |
| 第一节 实践评估的设计背景 |
| 第二节 实践评估的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实践评估的综合评判 |
| 第四节 规制行为主客体综合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绩效考核相关表格 |
| 表格1: 总表 |
| 表格2: 2014-2016年南宁市公共道路工程特许经营绩效考核指标表 |
| 表格3: 2014-2016年南宁市公共道路工程激励机制绩效考核指标表 |
| 表格4: 特许经营过程中部分工程项目情况 |
| 致谢 |
（6）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思考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际应用价值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核心概念厘定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 |
| 1.3.3 国内相关研究 |
| 1.3.4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价 |
| 1.4 基本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分析法 |
| 1.5.2 系统分析法 |
| 1.5.3 模型分析法 |
| 1.5.4 案例分析法 |
| 1.6 创新点 |
| 1.6.1 将协商民主理论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结合指导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
| 1.6.2 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
| 1.6.3 创建了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分析的“三环模型” |
| 1.6.4 提出了建构政策议程设置“诉求——协商——回应”的过程链 |
| 第2章 协商民主理论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的应用 |
| 2.1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理论基础——协商民主理论 |
| 2.1.1 协商民主理论引介 |
| 2.1.2 中西合璧：协商民主与民主协商的共赢共生 |
| 2.1.3 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契合性 |
| 2.1.4 协商民主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意义 |
| 2.2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分析框架——“三环模型” |
| 2.2.1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经典理论框架评析 |
| 2.2.2 三环模型的建构依据及其理论阐释 |
| 2.2.3 三环模型的系统构成及要素 |
| 2.2.4 三环模型的整体品评 |
| 第3章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应然分析一：基于“环境环”的考察 |
| 3.1 政策环境变化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推动作用 |
| 3.1.1 政策环境要素构成的动力系统 |
| 3.1.2 政策环境变化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 |
| 3.2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优化所需的政策环境 |
| 3.2.1 公平稳定、和谐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
| 3.2.2 体制开放、制度有效的政治环境 |
| 3.2.3 理性有序、力量充足的社会环境 |
| 3.2.4 浓厚民主氛围的参与型文化环境 |
| 3.2.5 开放互通、融合交流的国际环境 |
| 第4章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应然分析二：基于“主体环”的考察 |
| 4.1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构成 |
| 4.1.1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多元主体的基本构成 |
| 4.1.2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多元主体的作用类型划分 |
| 4.2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多元主体的角色功能定位 |
| 4.2.1 核心决策主体：政策议程设置真实的“主宰者” |
| 4.2.2 强势推动主体：政策议程设置强大的“助推器” |
| 4.2.3 外部参与主体：政策议程设置重要的“能量场” |
| 4.3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多元主体间的关系互动 |
| 4.3.1 多元主体与政策问题的作用关系 |
| 4.3.2 政策议程设置中多元主体间的关系互动 |
| 第5章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应然分析三：基于“过程环”的考察 |
| 5.1 多元协商：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机理 |
| 5.1.1 多元协商的内涵阐释 |
| 5.1.2 多元协商的价值要求 |
| 5.2 构建“诉求——协商——回应”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链 |
| 5.2.1 充分、真实、有效的公共利益表达 |
| 5.2.2 多元主体理性的辩论、协商和反思 |
| 5.2.3 政府积极、及时地做出决策回应 |
| 5.3 多元协商型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积极作用 |
| 5.3.1 有效疏通民意表达渠道 |
| 5.3.2 回归公共政策公共本性 |
| 5.3.3 “一揽子”发现和解决同类社会问题 |
| 5.3.4 提升公民的政治道德和政治社会化程度 |
| 第6章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实然分析一：以茂名反PX项目为例 |
| 6.1 茂名PX项目建设引发群体性事件 |
| 6.1.1 事件描述 |
| 6.1.2 案例反思：不良的政策环境是导致此次危机事件的根本 |
| 6.2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环境的问题 |
| 6.2.1 经济基础的支撑力不足 |
| 6.2.2 行政决策体制封闭 |
| 6.2.3 社会力量发展存在梗阻 |
| 6.2.4 参与型政治文化尚未形成 |
| 6.2.5 国际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本土化程度不高 |
| 第7章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实然分析二：以南京地铁调价听证为例 |
| 7.1 南京地铁调价听证只能“听”不能“说” |
| 7.1.1 事件描述 |
| 7.1.2 案例反思：政策主体平等性缺失使听证成为形式主义“走过场” |
| 7.2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的问题 |
| 7.2.1 多元政策参与主体“部分平等” |
| 7.2.2 公众议程的结构性缺失 |
| 7.2.3 体制外参与主体的效能感欠缺 |
| 7.2.4 政府决策在传媒议程的倒逼作用下过于被动 |
| 第8章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实然分析三：以化州火葬场停建为例 |
| 8.1 广东化州火葬场建设遭群众抗议 |
| 8.1.1 事件描述 |
| 8.1.2 案例反思：权威主导决策过程是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 |
| 8.2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问题 |
| 8.2.1 公民利益偏好表达的组织化程度低 |
| 8.2.2 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非制度化误区 |
| 8.2.3 传媒议程中社会公众的非理性表达 |
| 8.2.4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理性辩论协商机制的缺失 |
| 8.2.5 政策系统对社会问题的反应滞后 |
| 8.2.6 政府对公众利益诉求的被动回应 |
| 第9章 优化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对策建议 |
| 9.1 塑造良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环境 |
| 9.1.1 夯实经济基础,塑造和谐公平的经济环境 |
| 9.1.2 开放行政决策体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制度 |
| 9.1.3 发展社会力量,提升公众设置议程的主动性和科学性 |
| 9.1.4 积累“官民互信”的资本,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 |
| 9.1.5 建立良好的国际交流环境,加强国际经验的本土化 |
| 9.2 优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的结构和功能 |
| 9.2.1 实现公众议程设置的常态化和制度化 |
| 9.2.2 扩大体制外多元参与主体的话语权 |
| 9.2.3 变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由“政府主导”为“合作博弈” |
| 9.2.4 规范政府议程中决策主体的权力使用 |
| 9.2.5 引导并监督媒体的议程设置行为 |
| 9.3 构建多元协商型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 |
| 9.3.1 完善与创新公众议程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
| 9.3.2 培育更加成熟稳定的社会力量 |
| 9.3.3 创建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理性的辩论协商机制 |
| 9.3.4 实现辩论协商机制的法制化与程序化 |
| 9.3.5 增强政府的回应性 |
| 第10章 结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1.1 塑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优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
| 10.1.2 优化政策主体的结构和功能是实现公共政策议程有效设置的关键 |
| 10.1.3 多元协商是保证公共政策议程有效设置的运行机理 |
| 10.1.4 构建“诉求——协商——回应”的过程链是实现政策议程设置程序正义的必然选择 |
| 10.2 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10.2.1 对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现存问题剖析的深度不够 |
| 10.2.2 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型和系统的研究不够细致 |
| 10.3 研究展望 |
| 10.3.1 针对政策议程设置的不同客体分类进行子系统研究 |
| 10.3.2 对我国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型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实证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7）当代中国行政中的公众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一) 古老的政治实践 |
| (二) 代议民主的兴起 |
| (三) 参与民主的发展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一) 学界的争论 |
| (二) 国内的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一) 为中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打开新的视野 |
| (二) 深入探讨中国公民参与行政的基本途径 |
| (三) 反思中国以往行政管理中的经验与不足 |
| (四) 促进当代中国民主行政与法治建设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
| 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公众参与 |
| 三、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
| 四、协商治理角度的公众参与 |
| 五、其他有关行政中公众参与的研究 |
| 六、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启蒙与基础——参与式民主理论 |
| (一)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二)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局限性 |
| 二、承接与演进——协商民主理论 |
| (一) 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二) 协商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 协商民主理论的局限性 |
| 三、勃兴与反思——民主行政理论 |
| (一) 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二) 民主行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 民主行政理论的局限性 |
| 四、发展与完善——公共治理理论 |
| (一) 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二) 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 公共治理理论的新发展——协商治理理论 |
| (四) 公共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目的 |
| 第五节 研究的假设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假设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区分 |
| 一、行政中公众参与的概念界定 |
| (一) 行政 |
| (二) 公众参与 |
| (三) 行政中的公众参与 |
| 二、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分 |
| (一) “行政中的公众参与”和“行政参与” |
| (二) “行政中的公众参与”和“参与式行政” |
| (三) “行政中的公众参与”和“协商治理” |
| (四) “行政中的公众参与”和“政治参与”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兴起与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兴起背景 |
| 一、自上而下的推动——中国民主行政浪潮的掀起 |
| (一) 外在驱动力——全球民主行政的盛行和治道变革 |
| (二) 内源性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 二、由内而外的改革——中国政府行政模式的转变 |
| (一) 主流行政模式的式微 |
| (二) 公共治理模式的发端 |
| 三、自下而上的参与——当代中国公众利益表达的兴起 |
| (一) 当代中国公众利益表达兴起的表现 |
| (二) 当代中国公众利益表达经历的阶段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发展 |
| 一、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发展历程 |
| (一) 萌芽阶段 |
| (二) 探索阶段 |
| (三) 初兴阶段 |
| 二、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具体领域的探索 |
| (一) 行政立法领域 |
| (二) 行政决策领域 |
| (三) 行政救济领域 |
| (四) 行政监督领域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类型和主要形式 |
| 一、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类型 |
| (一) 决策性参与 |
| (二) 听证性参与 |
| (三) 咨询性参与 |
| (四) 协调性参与 |
| 二、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具体形式 |
| (一) 行政听证 |
| (二) 民主恳谈 |
| (三) 公众评议政府 |
| (四) 公众网络参与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优势和不足 |
| 一、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优势 |
| (一) 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参与有机结合 |
| (二) 间接参与与直接参与有机结合 |
| (三) 最广泛民主与最有力集中相结合 |
| (四) 谋求实现公共利益前提下多元利益关系的协调 |
| (五) 注重公众有序参与 |
| (六) 政府充分尊重公众首创精神 |
| 二、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不足 |
| (一) 行政中公众参与起步相对较晚以及实践运作滞后 |
| (二) 行政中公众参与途径单一以及参与广度不够 |
| (三) 行政中公众参与影响力较小以及强度较弱 |
| (四) 行政中公众参与行为不规范以及缺乏良性互动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各要素分析 |
| 一、参与主体 |
| (一) 国家行政机关 |
| (二) 自由平等的公民 |
| (三) 法人及其他组织 |
| 二、参与客体 |
| (一) 参与客体的涵义 |
| (二) 参与客体的内容 |
| 三、参与方式 |
| (一) 参与方式的涵义 |
| (二) 参与方式的内容 |
| 四、参与效力 |
| (一) 参与效力的涵义 |
| (二) 参与效力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矛盾分析 |
| 一、政府强势主动性和公民弱势被动性之间的矛盾 |
| 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 |
| 三、制度理性与实践层面非理性的矛盾 |
| 四、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的矛盾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 |
| 一、两大视角——公民参与和协商治理 |
| (一) 当代中国公民参与行政的制度环境 |
| (二) 协商治理视野下的制度体系 |
| 二、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 |
| (一)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行政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安排 |
| (二) 协商治理视野下的行政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安排 |
| (三)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主要制度化渠道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制度优势与制度困境 |
| 一、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制度优势 |
| (一) 注重公民参与行政的顶层设计 |
| (二) 注重公众依法有序参与行政 |
| (三) 公民参与行政形式日益丰富 |
| 二、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困境 |
| (一) 制度供给滞后 |
| (二) 底层设计缺位 |
| (三) 立法不完善 |
| (四) 制度不配套 |
| (五) 可操作性匮乏 |
| (六) 政治和行政制约较强 |
| (七) 激励机制缺失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的选取——安宁炼油项目案例介绍 |
| 一、个案选取的缘由——“PX模式”及其缩影 |
| (一) 我国公众参与的“PX模式” |
| (二) 安宁炼油项目个案——“PX”模式下的缩影 |
| 二、案例背景介绍 |
| (一) 安宁事件中公众的疑虑与政府的回应 |
| (二) 安宁事件争议的焦点 |
| 三、“安宁事件”的具体分析 |
| (一) 安宁事件的过程概述 |
| (二) 安宁事件的诱因分析 |
| 第二节 案例的剖析——行政中公众参与系统的透析 |
| 一、案例问卷调查情况分析 |
| (一) 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
| (二) 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
| 二、“安宁模式”的系统分析 |
| (一) “安宁模式”中所呈现的“PX”模式的共性 |
| (二) “PX”模式下“安宁模式”的特性 |
| 第三节 案例的总结——“安宁模式”所带来的启示 |
| 一、“安宁模式”的正面启示——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
| (一) 打破政府行政信息垄断 |
| (二) 增强公共治理理性 |
| (三) 提升公众行政参与技能 |
| (四) 降低各种相关成本 |
| (五) 增强政府的行政合法性 |
| 二、“安宁模式”适用性分析 |
| (一) “安宁模式”中制度体系的适用性分析 |
| (二) “安宁模式”中政府回应形式的适用性分析 |
| (三) “安宁模式”中公众参与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三、“安宁模式”中潜在负面效应的分析 |
| (一) 双方公共理性不足造成的决策质量降低 |
| (二) 过度的公众参与容易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
| 第四章 基于政府立场的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域外经验 |
| 一、域外实践中的典型 |
| (一) 瑞士的公众直接行政参与模式 |
| (二) 英国公众参与的“城市复兴”模式 |
| (三) 欧盟社会治理中的开放参与机制 |
| 二、国内外行政中公众参与的比较分析 |
| (一) 国内外行政中公众参与的不同之处 |
| (二) 国内外行政中公众参与的共同之处 |
| 三、借鉴与启示 |
| (一) 实现平等参与 |
| (二) 强化表达意识 |
| (三) 坚持以人为本 |
| (四) 提供制度保障和多样化的参与形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体系的构建 |
| 一、八大要素的规范分析 |
| (一) 价值理念定位 |
| (二) 目标设定 |
| (三) 制度体系建设 |
| (四) 参与主体 |
| (五) 权责配置 |
| (六) 参与形式 |
| (七) 信息传输 |
| (八) 参与效果 |
| 二、公众参与体系的构建 |
| (一)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体系的行政生态环境 |
| (二)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体系构建的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建立政府和公众良性互动关系 |
| 一、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原则 |
| (一) 政府认可与包容原则 |
| (二) 政府有责与公众免责原则 |
| (三) 平等对话原则 |
| 二、共识的建立和利益关系的协调 |
| (一) 推行民主沟通对话 |
| (二) 培养公共理性 |
| (三) 有效化解冲突 |
| 三、公众参与能力的培养 |
| (一) 利益需求的分辨力和表达力 |
| (二) 行政参与的认知力和判断力 |
| (三) 关键信息提取的能力 |
| 四、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
| (一) 基础性制度 |
| (二) 过程规则制度 |
| (三) 监督制度 |
| (四) 责任追究制度 |
| (五) 参与方式制度 |
| 五、保障弱势群体行政参与的权利 |
| (一) 建立弱势群体参与帮助机制 |
| (二) 加强弱势群体的文化教育 |
| (三) 改善弱势群体参与的物质基础 |
| 第四节 打造开放民主的行政体系 |
| 一、政府体制的改革 |
| (一) 调整政府职能 |
| (二) 转变政府权力体系 |
| (三) 优化政府机构 |
| 二、政府民主参与意识的培养 |
| (一)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 |
| (二) 公众民主参与理论知识培训 |
| 三、政府参与组织能力的提升 |
| (一) 号召动员能力 |
| (二) 资源提取能力 |
| (三) 制度保障能力 |
| 第五节 推进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 |
| 一、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与“法制化” |
| (一) 行政中公众参与中“法治化”与“法制化”的区别与联系 |
| (二) 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与公共行政“法制化” |
| 二、公众行政参与和法律的关系 |
| (一) 公众行政参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模型 |
| (二) 公众行政参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及带来的启示 |
| 三、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的价值追求与目标 |
| (一) 制衡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核心价值追求 |
| (二) 建立法制、依法而治的具体目标 |
| 四、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的关键 |
| (一)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的本质 |
| (二) 公共行政权力中公众行政参与权力的再分配 |
| 五、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的主要内容 |
| (一)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法制体系的建立 |
| (二)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的法制运行 |
| (三) 当代中国行政中公众参与法治化的具体措施 |
| 结语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公共治理语境下听证制度的功能取向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治理的内涵和基本原则 |
| 二、听证制度的内涵、性质和意义 |
| (一) 听证的内涵和性质 |
| (二) 听证制度是实现治理目标的一项重要程序设计和制度保障 |
| 三、治理语境下听证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 民主规范性功能 |
| 1. 公众参与功能 |
| 2. 透明性功能 |
| 3. 公平正义功能 |
| (二) 政策操作性功能 |
| 1.合法性功能 |
| 2.理性选择功能 |
| 3.有效性功能 |
（9）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与公众的互动模式研究 ——基于政策“类型—过程”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中西方学者研究成果述评 |
| 1.3 关键概念的阐释 |
| 1.4 研究思路、设计与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公共政策的目标价值与现实困境 |
| 2.1 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 |
| 2.2 政策公共性与合理性的折冲 |
| 2.3 我国政策环境的现实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策制定的“类型——过程"研究框架构建 |
| 3.1 “政策类型”研究变量 |
| 3.2 “政策过程"研究变量 |
| 3.3 政策“类型过程”研究框架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价值主导型政策制定中参与主体模式选择：《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出台 |
| 4.1 价值主导政策类型的相关界定 |
| 4.2 案例的选择与背景透视 |
| 4.3 政策过程回顾 |
| 4.4 政策类型与过程的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理性主导型政策制定中参与主体模式选择："863计划”制定过程 |
| 5.1 理性主导政策类型的相关界定 |
| 5.2 案例的选择与背景透视 |
| 5.3 政策过程的回顾 |
| 5.4 政策类型与过程的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元平衡型政策制定中参与主体模式选择：番禹垃圾焚烧项目选址风波 |
| 6.1 多元平衡政策类型的相关界定 |
| 6.2 案例的选择与背景透视 |
| 6.3 政策过程回頋 |
| 6.4 政策类型与过程的解读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论我国政策听证的现状及听证制度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二、 国内外关于政策听证制度的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关于政策听证制度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关于政策听证制度的研究现状 |
| （三） 简要评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及政策听证制度 |
| 一、 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
| （一） 综合型与反综合型模式 |
| （二） 开放式与封闭式模式 |
| （三） 其他分析模式 |
| 二、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选择 |
| （一） 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模式选择 |
| （二）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特征 |
| 三、 听证制度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 |
| （一） 西方国家政策听证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
| （二） 听证制度在公共政策中的价值功能 |
| （三） 听证制度的类型 |
| 第二章 我国公共政策的听证及其问题 |
| 一、 我国公共政策听证的演进 |
| （一） 初步确立阶段 |
| （二） 不断发展阶段 |
| （三） 创新阶段 |
| 二、 公共政策听证实践的积极影响 |
| （一） 实现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 |
| （二） 拓宽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 |
| （三） 提升了公共政策的公开性与透明度 |
| （四） 走向成熟的制度：价格决策的听证规范 |
| 三、 公共政策听证实践中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一） 公共政策听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二） 公共政策听证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完善我国公共政策听证制度的思路及对策 |
| 一、 确立现代公共政策意识 |
| 二、 优化公共政策听证的环境 |
| （一） 转变政府职能 |
| （二） 决策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改变决策观念 |
| （三） 逐步培养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意识与能力 |
| 三、 完善公共政策听证制度 |
| （一） 合理定位公共政策听证制度 |
| （二） 公共政策听证地位和作用的法定化 |
| （三）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的公共政策听证程序 |
| （四） 进一步扩大公共政策听证的适用范围 |
| （五） 完善公共政策听证主持人制度 |
| （六） 优化公共政策听证代表的选择机制 |
| （七） 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
| （八） 建立公共政策听证代表意见的回应机制 |
| （九） 建立健全公共政策听证制度的监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听证在公共政策选择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法制与实践视角下的农村义务教育公平性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D]. 朱培源.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D]. 鄂义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新时代县级政府民生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的实现途径研究[D]. 田诗静. 湘潭大学, 2020(02)
- [4]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D]. 夏禹桨.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5]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研究[D]. 高丹. 厦门大学, 2019(07)
- [6]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D]. 许阳. 东北大学, 2014(10)
- [7]当代中国行政中的公众参与研究[D]. 马琼丽. 云南大学, 2013(05)
- [8]公共治理语境下听证制度的功能取向分析[J]. 徐光超. 中外企业家, 2013(16)
- [9]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与公众的互动模式研究 ——基于政策“类型—过程”的分析框架[D]. 朱伟. 南京大学, 2012(02)
- [10]论我国政策听证的现状及听证制度的完善[D]. 杨静. 中国海洋大学, 2012(03)
标签：公众参与论文; 议程设置论文; 公共产品论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公共政策过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