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奴单于继承制度突变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高鹏[1]（2021）在《西汉北边形势研究 ——以汉匈关系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西汉时期的北边政治军事形势,是随着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不同阶段中,汉匈双方因不同的内部、外部环境而不断改变战略,从而对西汉北边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汉匈关系的互动过程为线索,对西汉北边形势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作进一步的探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中原经历秦末战乱,急需休养生息。北部匈奴趁势崛起,不断兼并四周部落,实力强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局面。经历平城之围的惨败,迫使刘邦不得不采用和亲政策以缓和国家北部紧张局势,然而双方仍处于“和而不安”的状态。文景时期,匈奴多次侵扰汉王朝北部边郡。围绕匈奴问题,贾谊、晁错积极上书建言献策,文帝、景帝也开始积极备战。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且无内忧,解决匈奴对王朝北部的威胁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经过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军事打击,匈奴势力退出漠南,标志着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但是,南北两个文明之间关于战后双方政治关系的确立方面并没有达成新的共识,导致汉匈双方长年处于备战和作战状态。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严重消耗了两国国力,国家的主要矛盾也逐渐由外患转为内忧。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与“贰师败北”事件,对西汉王朝与武帝个人都产生重要影响。西汉王朝对于匈奴的军事战略开始由“攻”转“守”。通过对居延汉简的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汉王朝对居延地区防卫不断加强。匈奴内部则因单于之位的争夺,发生内乱,势力进一步衰弱。昭宣时期的汉匈关系与北边形势,随着双方内部、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了不同于西汉初期与武帝时期的新阶段。呼韩邪单于因政治斗争失败,决定自降身份南下臣汉,汉宣帝给予了呼韩邪充分的尊重和慷慨援助,北方的游牧文明与南方的农耕文明之间开始以一种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方式和平共存。但是,呼韩邪单于通过“臣汉”与皇帝达成的友好协定,起初并不被匈奴部众所接受,汉匈之间的友好局面存在很大的变数,经过近二十年的磨合,友好相处成为汉匈两国上下的共识,汉朝北部的形势从利用有利地形全面防御的状态,转为安全稳定的局面。这种新的汉匈关系,使朝廷对北部的边防形势过于乐观,进而一步步减少边境的防御力量,甚至在汉朝内部曾一度出现将北部的防御安全彻底交由匈奴负责的论调。汉朝边防力量的减弱,成为哀、平时期匈奴敢于在边境制造摩擦的重要因素,而这又是导致汉朝北部局势再度紧张的原因之一。新莽代汉,与匈奴的关系破裂,北部形势严峻。学者多认为“改玺为章”是使得双方关系发生破裂的主要原因。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匈奴在西汉后期不断与汉朝争夺西域,王莽执政时期就与匈奴就西域问题展开博弈。匈奴反叛的背后是对西域的争夺。
董莉莉[2]（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认为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许林[3]（2020）在《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文中研究指明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发展,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民粹主义与新冠疫情冲击欧美政治,全球化进程出现逆流。世界变局影响着中国变局,中国正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是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国成为国内市场承载不下自身生产能力的制造业大国,经济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开放开明,以求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世界对中国产品的认同;二是世界秩序从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型,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针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对抗性竞争疑虑,中国突破零和博弈思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并躬行自明身体力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全球公共产品建设,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密切与深入,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三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更新换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呈现出网络社交媒体化倾向,以往主要建立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当下的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等各类传播混合一体无缝接轨的信息扩散交流实践不相适应,亟待创新开拓。如何在大变局中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从理念内核、组织传播、公民外交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树立仁和善念为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世界观,学习佛教基督教等组织的成功经验,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开展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创新。论文首先以史为鉴,利用文献研究法,深入剖析了中国仁和理念的进阶之程:炎黄先祖已学会了建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非战争关系,顺利实现了三个部落的融合,部落融合后又以禅让制体现出了对权力公正的正确政治追求;而夏、商、周,从部落禅让到宗法分封再到周以后秦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呈现出了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中国政治视野里的“天下”体系的动态生成,也体现了以“中和”为目标的中国整体哲学观的初步形成;今天的中国将血脉传承里、集体无意识里自远古起就一直充盈着的仁爱万物、和待天下的善念发展成为能维系全球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信念,每个中国公民都应理解并拥有这份善念,并将这份善念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理念。论文接着继续使用文献研究法从传播环境适应、传播主体设定、传播内容把关等三方面总结佛教与基督教等外国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得失,发现外来宗教在他国的传播要获得成功:一是要弱化组织色彩,规避与当权者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嫌疑,以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二是必须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要先树精英形象、寻求社会身份认同,选用与当地精神同质、生活贴近的传播内容,以生动传播形式,进行“适应”传教;三是从文化抵触、文化顺应到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必须经过长期自觉的“本土化”过程,不断调整、变化,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地文化。这对我国孔子学院类的文化对外传播组织有启发意义。论文还从现实层面,采用内容分析法,呈现了国际舆论利用中国民间舆论消解甚至黑化中国国家舆论场的引导作用的现象,并探究了其原因:信息科技的发展让普通网民借助网络社交媒体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主力,这些网民却媒介素质堪忧并缺乏相关国际公共关系常识。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方式,认为要利用好社交类平台做好文化对外传播,应将重心放在引起他者对我方文化的兴趣上,即争夺关注度上,并在此基础上获取认同度,要采用以下策略:注重关注度、彰显独特性、扩大接触面、铺陈情感律。具体操作方法是:一要善于契合他者文化心理痛点,借势名人晕轮效应,培养超级文化传播者,搭乘热点话题公关;二要政治人物形象个性化、重要人物形象生活化;三要尽一切可能扩大本文化与他者的接触面,因为这是“滚动摩擦”时代的媒介接触,要善于全平台协作传播;四要以情动人,在中国故事里附加上浓烈的感情。
冯雨晴[4]（2020）在《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朝京师长安由于地缘因素,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族南下的威胁之下。为了抵御其势力南下,唐前期诸位皇帝不断经营,最终建立了守卫京畿的京北屯防体系。本文即以京北屯防体系为考察对象,探讨京北屯防系统的构建过程及阶段性特点。第一章的内容为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时间是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高宗弘道元年（683）。在唐朝建立之初,唐朝在京北地区掌控的地域仅至灵州、庆州、延州一线,以北皆属突厥及其附属势力。在此情况下,唐朝的首要目标是开拓北疆,至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军灭亡突厥,之后唐太宗调整了京北都督府的布局,形成丰-胜第一防线、灵-夏第二防线及原-鄜第三防线这三道军事防线。唐朝军队继续向北征战,灭亡薛延陀,令漠北诸部纷纷臣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设置燕然都护府管辖漠北羁縻府州。唐朝建立了以京北都督府和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的安边体系。高宗时期,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继续发展,直至调露元年（679）的突厥部落叛乱冲击了这一体系,唐朝没有能力彻底平息叛乱,使得京北都护府丧失原本的职能,羁縻府州安边体系也因此失效。第二章的内容为以三受降城修筑为标志的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时间是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到玄宗先天即位（712）。从高宗调露元年（679）开始的突厥叛乱不断加剧,而唐朝军队难以根除边患,唐廷只能寻求其他方法,目的是解决突厥南侵的问题。但是,武周朝的绥靖政策并不奏效,唐朝只能更加专注于朔方军及军城的建设。武则天万岁通天初,唐朝在灵州西部修筑了丰安军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受降城的修筑,阻断了突厥南下抄掠的道路,扭转了此前唐朝在京北屯防上的被动局面,成为京北屯防体系初步构建的标志。初步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主要依靠驻屯的朔方行军及新筑的朔方军城构建,而不是过去的京北都督府之兵。第二,三受降城的修筑,让京北屯防体系的丰-胜第一防线从“守在黄河”变成了“守在阴山”,改变了整个京北的屯防格局。第三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以玄宗开天时期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为中心的研究。唐玄宗即位后,首先是解决突厥南侵唐朝安西及东北疆的问题,在尝试和亲无果后,玄宗定计北伐突厥,诛杀默啜可汗,使得突厥对唐政策发生转变,由南下抄掠变为对唐称臣。至此,玄宗解决了困扰唐朝多年的突厥南侵问题。随后,唐玄宗顺势解决了河曲降户带来的北防隐患问题:开元八年（720）,朔方道大总管王晙诛杀河曲突厥降户殆尽;开元十年（722）,朔方节度使张说解决了六胡州的后续叛乱。另一方面,唐玄宗不断发展朔方军,设置朔方节度使,又扩充节度使职权,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等使职,最终构建了稳固的京北屯防体系。这一时期京北屯防体系有三个显着的特点:第一,京北屯防体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唐朝中央对朔方军权的掌控及对朔方节度使的选任控制。第二,京北屯防体系包括军队、屯田、马政、盐政、和籴,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状形态。第三,京北屯防体系的防御重心逐渐从丰-胜第一防线和灵-夏第二防线转向原-鄜第三防线。第四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时间是从安史之乱爆发（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了平叛,将屯驻京北地区的大部分朔方军内调,使得京北仅余少量军城兵屯戍。这些军城兵多为老弱残兵,无法抵御河曲蕃族部落的反叛以及西南方吐蕃对京北地区的蚕食,京北三道防线逐渐瓦解,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侵入长安,京北屯防体系彻底崩溃。第五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京北屯防体系既要防御突厥,又要抵御吐蕃,与防御突厥的河东屯防体系及抵御吐蕃的河陇屯防体系组成了环京畿屯防布局。微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第三防线支援河陇屯防体系,是抵御吐蕃侵袭京畿的“河陇-京北”屯防体系的第二道军事防线;京北屯防体系第一防线与河东屯防体系第一防线连为一体,组成“京北-河东”屯防体系的第一道军事防线。宏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北防突厥、西御吐蕃,成功阻断了吐蕃与突厥之间联兵入侵的可能,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历史上除了唐王朝之外,秦朝、西汉及隋朝的京师也位于关中地区,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相近,使得这些王朝同样存在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抄掠、守卫京师地区安全的问题,而这些王朝也都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另外,安史之乱后唐前期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崩溃,唐代宗在吐蕃等侵袭京师的压力下,构建了新的京西北屯防体系。将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京北屯防体系与这些军事防御体系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主要在于军事防线的构建。在防御工程、后勤保障等方面,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有着自身特点。
冯科[5]（2020）在《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契丹发源于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区,起初活动在内蒙古高原东部和东北平原西南部地带,916年建立了契丹—辽政权,大约在14世纪作为一个民族消亡。916年之前,契丹的社会组织形态主要是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尚处于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魏书》是较早记载契丹的史书,其“契丹传”开创了契丹文献史的先河,后出的《隋书》《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等延续了为“契丹”立传的传统,《魏书·契丹传》等专传与《通典·契丹》等契丹专条以及其他史书中有关契丹的集中记载,共同构成了研究契丹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先前史书多有继承,到元代出现了一部专门记载契丹—辽历史的官修史书——《辽史》,其“世表”则是在总结前代史书和契丹人所传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契丹—辽政权先世的发展脉络。这些基本史料完整、连续地记录有916年之前的契丹历史,其史文来源既有中原史家的他者视角,又有契丹本族自身的历史记忆和传承。通过辨析相关史料所传递的史实信息,可以勾勒出契丹的起源情况,以及早期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情况。契丹人将其祖先追溯到2世纪鲜卑人的认识,与《魏书·契丹传》对契丹来源的记载并不矛盾。虽然有关契丹族名、族源的研究,方法多样,结论不一,且史书的有关记载也是众说纷纭;但是通过梳理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魏书·契丹传》关于契丹来源的记载是后出史书的源头,其史文反映了契丹与宇文部的渊源。结合契丹在活动地域、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人种等方面与鲜卑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可以得出契丹应来源于宇文部中鲜卑人的判断。契丹主体部落以“八部”为框架演变,先后有古“八部”“大贺氏八部”“遥辇氏八部”,其中古“八部”实际上指的是“东北群狄”中的部落,包括最初形成的契丹以及与之密切的悉万丹等七部。由古“八部”到“大贺氏八部”,中间曾经历了讬纥臣水十部的发展阶段。“遥辇氏八部”是由大贺氏中衰后,所剩的五部析分而成。契丹部落既有迁入其他地区,融入其他民族者,也有通过凝聚族内各部,融合他族部落而发展壮大者。部落联盟也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完善了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无论是大贺氏联盟形成、衰亡中的内外双重因素,还是遥辇氏联盟发展过程中双轨运行的二元性,抑或是世里氏联盟政治建设中的二元性,都是基于集中统一的需要,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下而形成的。虽然二元性的表现形式各样,但其实质却是契丹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矛盾运动的具体呈现。契丹早期的发展特质为契丹—辽政权所继承,并因此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或是以物质文化遗存的形态彰显至今,或是化作精神文明的内核丰富着中华文明。
孟洋洋[6]（2018）在《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研究》文中指出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使这里成为农牧交错地带,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碰撞和交融的前沿地带。此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战略地位重要。各政权在此争夺激烈,军事活动频繁。特别是农耕民族进入此区域后,纷纷依托自然地理形势构建军事驻防体系。诸如构筑长城防御工程体系、创置地方军事机构、在军事价值较高之地建筑军事驻防城、进行区域交通道路建设等。各政权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军事活动不但关系着各自兴衰,更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发生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区七场重大战争的军事地理考察,对重要地理节点有了明确判断。诸如,原阳骑邑,即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二十家村古城;赵国榆中,即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丘陵沟壑区;阳山,即今狼山;卫青所循榆溪旧塞,在今乌拉山西段以南、黄河以北区域;梓岭,即今狼山东段摩楞河口以东的分水岭;牧师城,为西汉增山县故城,即今东胜区泊江海子镇城梁村古城;大城塞,即今杭锦旗敖楞布拉格古城;满夷谷,实际是秦汉高阙的别称,即今狼山两狼山谷;定襄郡桐过县黄河津渡,北魏称作“君子津”,即今准格尔旗牛龙湾西侧黄河渡口;西河属国故城,即今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城圪梁古城;虎泽即今东胜区泊江海子镇的阿日善音淖尔;南匈奴句龙部叛乱始发地在雁门郡;谷城,为西汉谷罗县故城,即今伊金霍洛旗莫日古庆古城;天山,亦称祁连山,即今山西管涔山东北部支脉;桥门,即今安塞县鸦行山的垭口;走马水,即今大理河;奢延泽,即今靖边县海则滩乡北部洼地;落川,即今宁夏苦水河;令鲜水,当今宁夏红柳沟;灵武谷,非唐以降贺兰山灵武谷,在今同心县预旺镇山间谷地。军事驻防城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战国秦汉时期在鄂尔多斯高原有众多驻防城。其中,战国时期有云中城、九原城、肤施城、阳周城等;秦代在沿用战国时期驻防城基础上,又沿黄河设置富平、渠搜、河阴等驻防城;西汉在鄂尔多斯高原重要的军事驻防城可分为三类,即边郡部都尉府治城、属国都尉府治城和其它都尉府治城;东汉则有使匈奴中郎将府、度辽将军府和右校尉府治城等驻防城。这些驻防城位于战略要地,扼守交通要冲,发挥着重要军事作用。构筑长城军事防御工程体系是鄂尔多斯高原重要的军事活动。赵国阴山南麓长城是集墙体、障城、烽燧、塞墙、塞壕为一体,又有云中城、九原城等城镇作为后方基地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战国秦长城鄂尔多斯高原段分为两支:一支构筑于秦惠文王时期,由靖边县南部循白于山向东延伸至绥德县黄河附近终止,并未循无定河延伸至肤施县城附近。另一支构筑于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及其后数年,由靖边县南循分水岭、河川台地向东北延伸至达拉特旗敖包梁终止,并未抵达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黄河附近。由敖包梁循东胜梁分为东西两支的长城遗迹应是赵国构筑。秦朝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区,修缮战国北长城、“城河上为塞”、构筑桌子山和阴山长城。“城河上为塞”即在榆中至北河的黄河东岸建筑县城,利用黄河天险进行防御。桌子山长城也是“河上塞”组成部分。秦朝在狼山、查石太山和大青山新筑长城作为鄂尔多斯高原的外围防线,至汉代也被利用。秦汉阴山长城沿线的障城及其南侧的众多郡县城镇是该防御工程体系的重要支撑点。交通路线对于军事行动和驻防体系具有支撑作用。鄂尔多斯高原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三个阶段。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区域的交通路线初步形成,而西部和中部偏西区域却未形成明显大道。秦朝开凿直道等,大力开发鄂尔多斯高原交通,奠定了此区域交通网络基本格局。汉代鄂尔多斯高原道路更加密集,形成四条东西向、三条南北向交通大道的交通网络骨架。在此骨架内,又有诸多以郡城或重要军政据点为节点、通向各方的道路。此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与演变,受各政权军事活动、自然地理环境、政区地理分布、民族地理分布和军事地理格局等因素综合影响。战国秦汉时期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既是一个因应军事对抗、政治形势、民族关系诸多因素而构建的中长时段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依托自然地理环境和军事地形不断变化的空间进程。赵国攻取“榆中”占据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丘陵沟壑区;进取“阴山”,并在其南麓构筑长城防御工程体系。秦国亦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构筑长城防御工程体系。秦朝击退匈奴后,凭借黄河天险“城河上为塞”,依托阴山山脉筑长城,形成鄂尔多斯高原的外围防线;又开凿直道,将沿途郡县、战国秦长城防线紧密衔接,形成具有层次和战略纵深的军事驻防体系。汉初,利用赵国北长城和战国秦长城防御工程体系,并在战略高地和河川谷道置城屯戍,控扼交通,形成以防御为主的军事驻防体系。汉武帝时期,在鄂尔多斯高原形成外围有诸长城防御工程体系屏障,内地有边郡部都尉府和属国都尉府驻于军事要地协助,攻守兼顾、以攻为主的军事驻防体系,实现此区域战略地位的转变。其后,除汉宣帝罢塞外列城外,该军事驻防体系并无太大变化。至新莽时期,该军事驻防体系受匈奴冲击和新室放弃双重影响而逐渐消亡。东汉时期,经光武重构、明帝完善,至和帝永元年间,在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以使匈奴中郎将府和度辽将军府为领导核心,以右校尉府、上郡属国都尉府和西河郡属国都尉府为辅助,以南匈奴为“扞戍”的军事驻防体系。至东汉后期在诸多民族武力冲击下走向解体。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城、长城防御工程体系、交通网络和重大战争诸军事地理要素的微观剖析,对该时段此区域军事驻防体系建构与演变的宏观研究,可见战国秦汉时期此区域的军事活动规模具有由小趋大的阶段性,军事驻防体系具有明显的空间演变性。此区域的军事活动深受自然地理环境、地缘政治、军事形势和民族地理分布等因素综合影响。
陈筱娇[7]（2018）在《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古以来由多民族构成,各文化在不断的朝代更迭、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段的冲突、融合,产生出新的艺术风格。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中,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关于“汉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胡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或言之“同化”更为恰当。作为外来文化,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胡服、胡食、胡乐、胡舞、胡骑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的研究“汉化”和“胡化”能够更客观的反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格局与特征。所谓胡与汉并非是独立的两个民族概念,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的相互影响、兼并、融合、发展,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或文化面貌,不可简单地评价为此之琼浆,彼之糟粕。事实上,两者没有贵贱之分、高低之别,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本文立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边疆艺术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对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与元代四个时期里要的文化融合时期中的边疆文化艺术现象进行研究,从政治格局、思想环境、边疆艺术现象的杂糅等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反映出习俗观念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接受,求异尚乐层面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推崇,以及功利需求角度对这些边疆文化的追求。
张钰铭[8]（2018）在《匈奴社会制度若干问题探讨》文中指出匈奴是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草原民族,在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其被具体记载始于《史记》,之后详略不等地见于诸史籍,较早的史料将其记作“胡”,其后统一记为“匈奴”,作为群体称谓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基本从汉文史料中消失。匈奴历史悠久,与其他北方民族和中原王朝历史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交织甚至继承发展关系。研究匈奴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为系统地了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同时对研究中华民族大一统形成史与中国疆域沿革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民族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论文从匈奴社会制度中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法律制度与单于继承制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还对在整个单于继承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群体——“贵人”展开对匈奴贵族的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同时借助考古资料,采用以历史学为主,民族学、考古学、语文学等为辅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梳理匈奴社会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关于匈奴法律,史学界主要探讨了“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的含义,对其它方面则是一带而过。本文通过对史料中所出现具体事例进行归纳总结,并与其他北方民族对比分析得出,发现其法律除却前人所总结若干条例之外,还有诸如妇女社会地位、对战死者安抚等若干法律条令。这些法律对稳定社会、推动发展产生巨大作用,还影响后世北方民族乃至中原王朝法律的形成与发展。匈奴单于位继承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但仍有章可循,冒顿单于至呼韩邪单于时实行着父死子继为主的继承制,之后复株累若鞮单于至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时期则是兄终弟及式,单于比至单于休利时则是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之后完全陷入混乱。每位单于继位时也都有诸多影响因素,其中军事实力、贵人推举、继承顺位等都发挥着轻重不同的作用。作为在单于继承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贵人”,与其相类似的贵族群体还有“大臣”、“大人”等,学者一般将他们单纯认作贵族,并未探析其具体成分。通过对史料的排比归类,发现其人员构成与主要职责大都相同,很可能是不同时期、不同史家对于同一匈奴贵族群体的不同称呼。
刘俊,王海[9]（2018）在《论匈奴呼衍氏地位的演进》文中指出自冒顿统一蒙古草原后,姻亲氏族与挛鞮氏共同构成匈奴上层社会的主体,包括呼衍氏在内的诸多姻亲氏族处于从属地位。不过,随着统治核心挛鞮氏的衰落,匈奴社会"上层建筑"结构发生变化。呼衍氏先是拥立呼韩邪单于并力排众议劝其附汉,单于最终"从其计";此后,呼衍氏强化与挛鞮氏的联姻,在现实层面上形成两者对匈奴社会的共治;东汉中期以后,北匈奴呼衍氏成为汉廷的劲敌,或许已经取代挛鞮氏成为新一代的核心氏族。呼衍氏地位的演进对整个匈奴社会的变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理应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陶然[10]（2017）在《匈奴单于继位制度再考》文中认为学界认为,匈奴单于继位实行长子继承制,未成年的儿子不能继承,子以母贵,匈奴单于继位制度的变化可以分为若干阶段。本文从历代单于的继位情况入手,对这些认识进行考证,从而论证长子继承制和子以母贵有待进一步考证,未成年的儿子不能继承可以成立。总体上看,匈奴单于的继位应当是传子与传弟相结合,并划分为四个时期。
二、匈奴单于继承制度突变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匈奴单于继承制度突变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西汉北边形势研究 ——以汉匈关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及反思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轮台诏”前的汉匈关系 |
| 第一节 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初交锋 |
| 一、中原的统一与草原的统一 |
| 二、单于权力来源的变化 |
| 三、“封地”与“鸣镝”的较量 |
| 第二节 汉初的汉匈关系 |
| 一、避战求“和” |
| 二、“和”而不安 |
| 第三节 武帝时期漠北之战后的北边形势 |
| 一、“漠南无王廷” |
| 二、“朝请于边”与“和亲旧约” |
| 小结 |
| 第二章 “敌国”到“外臣”:昭宣之际的汉匈关系 |
| 第一节 匈奴的困境 |
| 一、单于继承人问题引发的政治斗争 |
| 二、战争对游牧经济的影响 |
| 三、自然灾害对游牧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轮台诏”对汉朝边防的影响 |
| 一、居延地区防卫的加强 |
| 二、北边防线的变化 |
| 第三节 汉匈战事对乌孙的影响 |
| 一、汉乌(孙)联姻 |
| 二、胡、汉在西域影响力的变化 |
| 三、汉乌(孙)联军对匈奴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宗主”与“外臣”:西汉后期的汉匈关系 |
| 第一节 单于臣汉:新型汉匈关系的确立与发展 |
| 一、“位”与“礼” |
| 二、呼韩邪北归 |
| 三、单于臣汉 |
| 四、汉匈关系的延续 |
| 第二节 单于臣汉后汉朝内外局势的变化 |
| 一、“斗地”之争 |
| 二、乌孙的衰弱 |
| 三、乌桓臣服匈奴 |
| 四、汉廷的西域危机 |
| 第三节 匈奴与新莽关系的破裂 |
| 一、乌珠留与王莽的博弈 |
| 二、玺与章:新匈关系的转折点 |
| 三、王莽系列政策与匈奴反叛的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及构架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变迁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汉王朝形势 |
| 一、汉王朝国力的提升 |
| 二、汉王朝的边疆形势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
| 一、早期丝绸之路 |
| 二、张骞“凿空”与汉王朝新局面的打开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拓展 |
| 一、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维护 |
| 二、丝绸之路对河西和西域地区的连通 |
| 三、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连通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构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 |
|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匈奴战略的转变 |
| 二、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营 |
| 三、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开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拓展 |
| 一、张骞“凿空”与汉王朝西域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军事开拓到西域诸国的“东向” |
| 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构建 |
| 四、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屯田体系的建立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作物的引进对汉王朝经济的促进 |
| 一、西部世界经济作物的输入 |
| 二、西方“善马”的引入 |
| 第二节 外来生产技术的传入对汉王朝经济的影响 |
| 一、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东传 |
| 二、两汉医药学中的异域因素 |
| 三、西方铠甲具装技术的引进 |
| 四、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通后外向需求对内地生产的影响 |
| 一、官方贸易的需求 |
| 二、民间贸易的需求 |
| 三、外向需求影响下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一、丝绸之路与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思想与文化的繁荣 |
| 第一节 异域文化艺术的传入对汉王朝文化的影响 |
| 一、异域乐器、乐舞及杂技的传入 |
| 二、绘画以及雕刻风格的变化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对汉代精神世界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方僧人的东来 |
| 二、佛教在东汉王朝的传播 |
| 三、佛教对汉王朝既有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胡风”传入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代“胡风”的盛行 |
| 二、“胡风”与汉代社会新风尚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对中亚、西亚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 二、丝绸之路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开拓的递进影响 |
| 一、匈奴西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贵霜帝国南下印度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
| 一、汉王朝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长安、洛阳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确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内容分析法 |
| 第2章 先人理念:中国仁和的进阶之程 |
| 2.1 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融合选择 |
| 2.1.1 炎、黄、蚩尤的“三国”融合 |
| 2.1.2 禅让故事里的权力公正 |
| 2.1.3 夏、商、周的整体世界观 |
| 2.2 汉朝的均势“和”策略 |
| 2.2.1 汉匈一家的“和”理念 |
| 2.2.2 汉匈共处的“和”策略 |
| 2.2.3 汉匈相争的“有利均势”战 |
| 2.3 唐代:夷狄一体的开放格局 |
| 2.3.1 开放包容的社会意识格局 |
| 2.3.2 广迎宾朋的社会实体格局 |
| 2.3.3 多元融合的灿烂文化成果 |
| 2.4 全球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4.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 |
| 2.4.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他山之石: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 |
| 3.1 “理解他者的理解”:传播之环境适应 |
| 3.1.1 方法:分寸感与“理解他者的理解” |
| 3.1.2 把握两国关系,规避可能风险 |
| 3.1.3 理解传播体制,处好公共关系 |
| 3.2 个人传经与组织布道:传播之主体设定 |
| 3.2.1 弱化组织色彩,淡化文化领导权之争 |
| 3.2.2 树立精英形象,寻求身份认同 |
| 3.3 求同存异,文明互鉴:传播之内容把关 |
| 3.3.1 精神求同,“适应”传教 |
| 3.3.2 内容求轻,形式生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现实压力:国际舆论与中国民间舆论的双重误读 |
| 4.1 民间意识与国家理念的错位 |
| 4.1.1 从2020新冠肺炎疫情看国际舆论对民间舆论的利用 |
| 4.1.2 官方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舆论引导 |
| 4.1.3 民间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意义消解 |
| 4.1.4 常识缺乏下的错位与误读 |
| 4.2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
| 4.2.1 远方的乌托邦 |
| 4.2.2 愚昧的中国 |
| 4.2.3 黄祸论 |
| 4.2.4 中国崩溃论 |
| 4.2.5 中国威胁论 |
| 4.3 被掩敝的国际公共关系 |
| 4.3.1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传受双方母国关系的缺席 |
| 4.3.2 传播模式对传受双方母国关系模式的忽略 |
| 4.3.3 传受双方母国关系被掩蔽的原因探究 |
| 4.3.4 对外文化传播主体的公民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化对外“轻传播”策略 |
| 5.1 “轻传播”的概念探析 |
| 5.2 路径选择:万物自生听的网络社交媒体 |
| 5.2.1 技术基础:“沉浸”泛在的网络信号覆盖 |
| 5.2.2 渠道平台:内容、服务、账号的多维信息超市 |
| 5.2.3 范围特征:人内、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的组合传播 |
| 5.3 实践创新:“轻传播”的效果四律 |
| 5.3.1 注重关注度 |
| 5.3.2 彰显独特性 |
| 5.3.3 扩大接触面 |
| 5.3.4 铺陈情感律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 |
| (一) 关于京北地区山川形胜、交通和军事地理的研究 |
| (二) 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
| (三) 关于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研究 |
| (四) 关于屯田、马政和盐政的研究 |
| (五) 关于朔方军的研究 |
| 二、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从高祖武德元年到高宗弘道元年(618-683年) |
| 第一节 高祖时期对京北地区的艰难开拓 |
| 一、武德初年的北方危机 |
| 二、京北地区总管府的层层设置 |
| 三、总管府安定京北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太宗时期北疆外扩与羁縻府州设置 |
| 一、太宗时期的锐意北进 |
| 二、北疆羁縻府州的设置 |
| 第三节太宗、高宗时期以京北都督府与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发展 |
| 一、都督府对羁縻府州的监管 |
| 四、设置燕然都护府管理漠北羁縻府州 |
| 五、京北都护府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高宗调露元年后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失效 |
| 一、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开始瓦解 |
| 二、都护府职能丧失与安边体系失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以三受降城的修筑为标志:从武则天光宅元年到玄宗先天即位(684-712年) |
| 第一节 武则天对突厥的绥靖政策 |
| 第二节 御边策略转变期朝廷对御边之法的探索 |
| 第三节 军队屯驻京北与京北军城建设 |
| 一、久视元年始朔方行军转为屯驻军 |
| 二、朔方屯驻军的优势及京北军城建设 |
| 第四节 三受降城的修筑及其作用 |
| 第五节 屯防体系构筑下京北军事防线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玄宗开天时期(713—755年) |
| 第一节 玄宗的北疆策略: 从和亲到北伐 |
| 第二节 解决河曲降户带来的边防隐患 |
| 一、处理河曲突厥降户 |
| 二、平定河曲六胡州叛乱 |
| 第三节 朔方节度使的设立与朔方军的发展 |
| 一、朔方驻军统领成为节度使 |
| 二、朔方节度使的选任与控制 |
| 三、朔方军屯驻概况 |
| 四、朔方军兵源 |
| 第四节 朔方节度使体制下屯防体系的发展 |
| 一、朔方节度使的职权扩充 |
| 二、多位一体屯防体系的稳固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从安史之乱爆发到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 |
| 第一节 京北屯防军的调离 |
| 一、叛乱发生后京北屯防军的调离及参加平叛 |
| 二、肃宗灵武即位与朔方军参加平叛 |
| 第二节 京北屯防体系的崩溃 |
| 一、河曲蕃族叛乱 |
| 二、吐蕃攻陷京师长安 |
| 第三节 肃代两朝对朔方行营军权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与河东军形成犄角之势 |
| 一、掎角河东,协同屯防 |
| 二、与河东屯防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
| 三、与河东军的军事协作 |
| 第二节 朔方军对河西、陇右的军事支援 |
| 第三节 朔方军与河西、陇右军及河东军间军事协作的发展 |
| 第四节 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作用 |
| 一、支援河陇与河东,隔断吐蕃与突厥 |
| 二、环京畿屯防体系防御重心的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秦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西汉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三节 与隋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隋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隋朝北防体系的对比 |
| 第四节 与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一、代宗朝对京西北屯防体系的重构 |
| 二、与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契丹早期”的界定 |
| (二)契丹早期历史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契丹早期历史研究概述 |
| (二)史料研究现状 |
| (三)契丹族名族源研究现状 |
| (四)契丹早期部落和部落联盟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基本史料辨析 |
| 第一节 纪传体“正史”中的契丹专传 |
| 一、《魏书·契丹传》 |
| 二、《隋书·契丹传》 |
| 三、《北史·契丹传》 |
| 四、《旧唐书·契丹传》 |
| 五、《旧五代史·契丹传》 |
| 六、《新唐书·契丹传》 |
| 七、《新五代史·契丹传》 |
| 第二节 有关史书中的契丹专条 |
| 一、《通典·契丹》 |
| 二、《唐会要·契丹》 |
| 三、《五代会要·契丹》 |
| 四、《太平寰宇记·契丹》 |
| 五、《通志·契丹》 |
| 六、《文献通考·契丹》 |
| 第三节 其他史书中的集中记载 |
| 一、《册府元龟·外臣部》等史书中的专门记载 |
| 二、《东都事略·辽国》《宋史新编·辽国》和《宋会要辑稿·辽》中的记载 |
| 三、《契丹国志》《辽史》中的相关记载 |
| 第二章 契丹的族名与来源 |
| 第一节 契丹族名辨析 |
| 一、“箅于”即“契丹”未必可信 |
| 二、“契丹”的各种译写形式 |
| 三、“契丹”的音义 |
| 第二节 契丹来源诸说述评与考察 |
| 一、契丹来源诸说 |
| 二、契丹来源考察 |
| 第三章 契丹早期部落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契丹“古八部” |
| 一、“八部”与契丹先祖传说的关系 |
| 二、“古八部”与《魏书·契丹传》中“东北群狄”的关系 |
| 第二节 契丹松漠部落 |
| 一、讬纥臣水十部与松漠十部 |
| 二、大贺氏八部与遥辇氏八部 |
| 第三节 契丹早期部落的迁徙与融合 |
| 一、契丹部落的迁徙 |
| 二、契丹部落的融合 |
| 第四章 契丹部落联盟的二元性 |
| 第一节 大贺氏联盟兼具唐朝羁縻府州和契丹部落联盟的双重属性 |
| 一、大贺氏联盟形成和衰亡中的唐朝因素 |
| 二、大贺氏联盟形成和衰亡中的契丹因素 |
| 第二节 遥辇氏联盟双轨运行的二元性 |
| 一、联盟核心与权力重心不统一的二元性 |
| 二、迭烈府—大迭烈府主政与北、南二府分治的双轨运行体制 |
| 第三节 世里氏联盟的二元特性 |
| 一、联盟首领兼具汗权与皇权属性 |
| 二、联盟政权渐有“行国”和“城国”的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 |
| 二、专着 |
| 三、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主旨、结构和方法 |
| 第一章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形势 |
| 第一节 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地理形势 |
| 一、地势地貌 |
| 二、水系 |
| 三、气候和植被 |
| 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人文地理形势 |
| 一、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政区分布 |
| 二、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分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重大战争的地理考察 |
| 第一节 战国时期赵国攻取“榆中”战争的空间进程 |
| 一、赵国“原阳骑邑”的地理位置何在 |
| 二、赵国“榆中”的地理位置考实 |
| 三、赵武灵王进军路线蠡测 |
| 第二节 秦代蒙恬北征匈奴战争的地理考察 |
| 一、历史文献对蒙恬北击匈奴战争的记载 |
| 二、蒙恬北击匈奴战争涉及的地理问题 |
| 第三节 西汉元朔二年卫青攻取“河南地”战争的战场考察 |
| 一、卫青攻取“河南地”的军政背景 |
| 二、卫青攻取“河南地”战争时空进程的文献记载 |
| 三、卫青攻取“河南地”战争的相关地理问题剖析 |
| 第四节 东汉永元年间平定逢侯叛乱的军事地理剖析 |
| 一、逢侯武装叛乱的历史背景 |
| 二、逢侯叛逃塞外的空间进程 |
| 第五节 东汉永初年间戡定南匈奴单于檀叛乱的军事地理探析 |
| 一、南匈奴单于栾提檀发动武装叛乱的原因 |
| 二、南匈奴单于栾提檀叛乱的时间进程 |
| 三、南匈奴单于檀叛乱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
| 第六节 东汉永和年间句龙吾斯叛乱的军事地理探索 |
| 一、句龙吾斯叛乱的时间进程 |
| 二、句龙吾斯叛乱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
| 第七节 东汉建宁元年夏秋段颎追击东羌叛众路线考述 |
| 一、由桥山至奢延泽寻觅东羌叛众 |
| 二、由奢延泽至泾阳追击东羌叛众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重要驻防城 |
| 第一节 战国和秦代鄂尔多斯高原的驻防城探索 |
| 一、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的赵、秦两国驻防城 |
| 二、秦代鄂尔多斯高原的驻防城 |
| 第二节 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重要驻防城 |
| 一、边郡部都尉府治城 |
| 二、边郡属国都尉府治城 |
| 三、其它军事机构驻地 |
| 第三节 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机构驻地 |
| 一、使匈奴中郎将府治城 |
| 二、度辽将军府治城 |
| 三、右校尉府治城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长城工程体系 |
| 第一节 赵国北长城的建造与分布 |
| 一、赵国北长城的走向 |
| 二、赵国北长城沿线障城 |
| 三、赵国北长城北侧的塞墙和塞壕 |
| 四、赵国北长城后方的郡县城镇 |
| 第二节 战国秦长城的建造与分布 |
| 一、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区战国秦长城遗迹走向 |
| 二、战国秦长城北段走向与终点问题 |
| 三、靖边县南部至达拉特旗敖包梁段长城修筑时间 |
| 第三节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区长城诸问题 |
| 一、秦长城的构筑年代辩析 |
| 二、秦代“河上塞”的位置辩析 |
| 三、秦汉阴山长城的走向 |
| 四、秦汉阴山长城沿线的军事据点 |
| 小结 |
| 第五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网络 |
| 第一节 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格局 |
| 一、赵国对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及毗邻区道路的开发 |
| 二、秦国对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区域道路的开发 |
| 第二节 秦代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格局 |
| 一、秦直道相关问题探讨 |
| 二、秦直道沿途岔路与鄂尔多斯高原其它道路 |
| 第三节 汉代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网络 |
| 一、汉代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及毗邻区的交通道路 |
| 二、汉代鄂尔多斯高原中部的交通道路 |
| 三、汉代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及毗邻区的交通道路 |
| 四、汉代关中通往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的交通线 |
| 小结 |
| 第六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驻防体系的建构与演变 |
| 第一节 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在鄂尔多斯高原的驻防体系 |
| 一、赵国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与军事布防 |
| 二、秦国北进鄂尔多斯高原与军事布防 |
| 第二节 秦代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建构与演变 |
| 一、秦始皇三十三年前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的军事驻防体系 |
| 二、秦始皇晚期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的军事驻防体系 |
| 三、秦末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瓦解 |
| 第三节 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建立与分布 |
| 一、西汉初期鄂尔多斯高原局部军事驻防体系的建立 |
| 二、西汉武帝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驻防体系的发展与分布 |
| 三、西汉昭帝至新莽时期军事驻防体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重构与演变 |
| 一、东汉光武帝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初步重建 |
| 二、东汉明帝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完善 |
| 三、东汉和帝时期军事驻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
| 四、东汉中期军事驻防体系的变化 |
| 五、东汉后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衰微 |
| 小结 |
| 第七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演变的特征、影响因素和启示 |
| 第一节 战国秦汉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演变的时空特征 |
| 一、鄂尔多斯高原军事活动规模由小趋大的阶段性时间特征 |
| 二、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横向扩展的空间特征 |
| 第二节 战国秦汉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演变的影响因素 |
| 一、地缘条件因素 |
| 二、军政形势因素 |
| 三、民族地理因素 |
| 四、自然地理因素 |
| 第三节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演变的启示 |
| 一、在当代国防建设方面 |
| 二、在人地关系方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阐释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1、“中国” |
| 2、“夷夏之辨” |
| 3、“胡”、“夷”与“汉” |
| 4、“胡文化”与“汉文化” |
| 5、“胡化”、“汉化”与“同化” |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意义 |
| 2、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胡化”现象的揭示与史学研究价值 |
| 一、“汉化”与“胡化”蹊径演进 |
| 二、汉族风俗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
| 1、汉族风俗的形成轨迹 |
| 2、汉族风俗文化变迁轨迹 |
| 三、设计史学对“胡化”现象研究的价值 |
| 第二章 历史上典型时期的“胡化”现象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胡化”现象 |
|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 |
| 二、春秋战国的文化思想环境 |
|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胡服骑射及其影响 |
| 2、服饰 |
| 3、兵戈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化”现象 |
| 一、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 |
| 1、胡汉分治 |
| 2、重胡抑汉 |
| 3、胡族掌握武力 |
| 4、以汉治汉 |
| 5、对待其他胡族 |
| 二、南北朝的思想建构环境 |
| 三、南北朝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服饰 |
| 2、装饰用品 |
| 3、佛教与石窟 |
| 4、佛教与瓷器 |
| 5、墓葬考古 |
| 5、胡床 |
| 第三节 唐代的“胡化”现象 |
| 一、唐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
| 二、唐代时期的思想建构环境 |
| 1、唐代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 |
| 2、充满悖论的服饰体系 |
| 3、民俗审美：雍容于瑰奇并存 |
| 4、享乐风尚催生服食风气日盛 |
| 三、唐代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服饰的胡化 |
| 2、家具的胡化 |
| 3、陶瓷及装饰纹饰的胡化 |
| 4、建筑的胡化 |
| 5、陶俑 |
| 6、唐代金银器 |
| 7、伊斯兰玻璃器 |
| 8、乐舞的胡化 |
| 9、胡姬与胡店 |
| 第四节 元代的“胡化”现象 |
| 一、元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
| 1、治边政策 |
| 2、治国之策 |
| 3、治民之策 |
| 4、驿站制度 |
| 二、元代时期的思想建构环境 |
| 1、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
| 2、文化兼容务实政策 |
| 3、开阔的文化视野 |
| 三、元代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瓷器烧造技艺的发展：元青花与釉里红 |
| 2、元大都 |
| 3、元代服装胡化 |
| 4、织金技艺 |
| 第三章 胡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的体现 |
| 第一节 习俗观念对“胡化”现象的接受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嫁 |
| 1、婚嫁礼俗 |
| 2、胡汉通婚 |
| 3、婚嫁方式 |
| 二、唐代风俗文化 |
| 1、唐代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
| 2、崇佛重巫的宗教信仰 |
| 3、风气开放的社会风俗 |
| 第二节 求异尚乐对“胡化”现象的推崇 |
| 1、胡乐舞 |
| 2、胡妆 |
| 3、胡服——马尾裙 |
| 4、胡用品 |
| 5、胡文化的娱乐消遣 |
| 第三节 功利需求对“胡化”现象的追求 |
| 1、丰富餐桌为目的的胡食 |
| 2、满足功能性需求的胡服 |
| 3、改变生活习性的胡床 |
| 第四章 胡化现象在社会关系领域的体现 |
| 第一节 “胡化”现象在民族文化认同中的影响 |
| 一、不同区域内的文化 |
| 二、排斥与吸纳外来文化 |
| 三、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胡化”现象在社会生活呈现的影响 |
| 一、服装的不断发展 |
| 二、坐姿改变对器具的影响 |
| 三、出行工具舆轿的变迁 |
| 1、以牲畜为动力的坐乘或立乘的车舆 |
| 2、以人力为动力的盘坐或跽坐的舆轿 |
| 3、以人力为动力的垂足而坐的轿子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8）匈奴社会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概况 |
| 2.1 匈奴法律制度研究概况 |
| 2.2 匈奴单于继承制度研究概况 |
| 2.3 匈奴贵族研究概况 |
| 三、匈奴基本史料介绍 |
| 3.1 《史记》 |
| 3.2 《汉书》 |
| 3.3 《后汉书》 |
| 3.4 《三国志》 |
| 3.5 《晋书》 |
| 3.6 汉简 |
| 四、论文的新意及方法 |
| 一、匈奴法律制度及其条令 |
| 1.1 匈奴法律产生的社会环境 |
| 1.2 匈奴法律的具体内容 |
| 1.2.1 军事类法律 |
| 1.2.2 民事类法律 |
| 1.3 小结 |
| 二、匈奴单于继承制及其影响因素 |
| 2.1 各单于继承时情况及所反映出的影响因素 |
| 2.1.1 冒顿单于至呼韩邪单于时期 |
| 2.1.2 复株累若鞮单于至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时期 |
| 2.1.3 醯落尸逐鞮单于比至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时期 |
| 2.1.4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后时期 |
| 2.2 影响单于继位因素 |
| 2.3 小结 |
| 三、匈奴贵族制度及其构成与职能 |
| 3.1 史料所见匈奴“贵族” |
| 3.1.1 大臣与骨都侯 |
| 3.1.2 贵人 |
| 3.1.3 大人 |
| 3.2 大臣、贵人与大人之间的关系 |
| 3.3 匈奴“贵人会议” |
| 3.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单于世系表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匈奴单于继位制度再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长子继承制 |
| 二、未成年的儿子不能继承 |
| 三、子以母贵原则 |
| 四、匈奴单于继位制度的分期问题 |
四、匈奴单于继承制度突变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汉北边形势研究 ——以汉匈关系为中心[D]. 高鹏. 西北大学, 2021
- [2]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3]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D]. 许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D]. 冯雨晴. 山东大学, 2020(04)
- [5]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D]. 冯科.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研究[D]. 孟洋洋.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7]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D]. 陈筱娇. 南京艺术学院, 2018(02)
- [8]匈奴社会制度若干问题探讨[D]. 张钰铭. 内蒙古大学, 2018(12)
- [9]论匈奴呼衍氏地位的演进[J]. 刘俊,王海. 北方文物, 2018(01)
- [10]匈奴单于继位制度再考[J]. 陶然. 前沿,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