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语言课程概览

一、海外语文课程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王硕^[1]（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丁斯甘^[2]（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顾王乐^[3]（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李娟娟^[4]（2020）在《“腾冲花灯文化”初中语文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文中认为花灯内涵丰富,狭义的花灯是指具有一定剧本基础,作为地方剧种的“花灯戏”,广义的花灯是指融合了花灯灯会、群体音乐舞蹈的花灯民俗活动,包括元宵灯会、贺年驱邪求福的“闹花灯”活动、花灯歌舞、花灯小唱、花灯小戏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本文的“花灯”是广义的概念。腾冲花灯历史悠久,从明朝就有以舞蹈和唱调为主的花灯歌舞及有较完整情节的花灯小戏,贺年驱邪求福的“闹花灯”民俗活动延续至今,围绕元宵灯会,形成了包含灯彩展示、猜灯谜、舞龙舞狮、抬阁、皮影戏演出、花灯小戏表演等综合性民间艺术。这些艺术形式扎根于民间,蕴含着民间礼俗、宗教信仰、地域文化等社会生活内容,受到当地群众的青睐。其独特的历史韵味、丰富的文化内涵,生动活泼的艺术表现形式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提高教师专业技能、弘扬地方文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论文从校本课程的角度着力挖掘腾冲花灯文化的内涵,讨论其作为初中语文校本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课程设置、教学设计做了探讨,力图开发出反映地方文化特色、符合学生实际的“腾冲花灯文化”校本课程。论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展开。绪论主要论述选题缘由、概念界定、国内外研究概况、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等内容。正文一共四章。第一章从理论出发,阐述课程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文化、师生、课程三个方面论述了“腾冲花灯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从政策依据、资源优势、学生兴趣和需要三个方面分析了课程开发的可行性。第二章是课程开发的构想和设计。根据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依据、遵从校本课程开发的一般流程,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组织形式、教材编写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腾冲花灯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一般流程,并对编写体例进行了简单的说明。第三章是课程的实施构想。概述了课程内容,课程设置五个专题,实行专题教学的方式。专题一主要梳理腾冲花灯概貌,分析了腾冲花灯的类型;专题二主要介绍了腾冲花灯起源及历史沿革发展情况;专题三主要从腾冲玩灯的习俗、赏花灯、闹花灯几个方面品析腾冲的元宵灯会,丰富学生的艺术生活,提升审美能力;专题四分析了腾冲花灯的内容及蕴含的侨乡文化及抗战文化,引导学生了解家乡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专题五主要从音乐、舞蹈、语言、道具及服装几个方面分析腾冲花灯的表演艺术。接着针对每专题的内容提出了教学建议,分析了教学形式,并展示了教学设计。第四章是课程的评价实施。在课程的评价中坚持多元化、多样性、发展性、整体性和综合性原则,分别对学生、教师进行了评价。结语对“腾冲花灯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进行总结,概括了课程开设的意义,简述了不足之处,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许凤群^[5]（2020）在《环县红色革命文化专题学习行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专题学习是以经典阅读、自主合作、专题探究、读写一体、多元评价为基本特征的一种语文学习方式。甘肃环县属于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将这些优质资源转化为语文教育教学资源,设计并开展专题学习,能够有效提升和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并促进学生对红色革命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本研究采取行动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搜集和整理了环县红色革命文化中的革命英雄故事、遗址遗迹、文学作品、电报歌谣等内容。其次,对环县红色革命文化资源进行专题学习设计。第三,展开红色革命文化专题教学的实践、反思。最后对专题学习设计予以改进。研究结果显示:环县红色革命文化利用专题学习的模式予以课程设计,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语言的积累与建构,并在言语实践中灵活运用;发展学生逻辑思辨能力,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增强学生缅怀先烈,崇尚英雄,传承革命精神的使命感;培养学生传播家乡红色革命文化,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识;同时也在教师的学识素养和教育研究能力方面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黄秋硕^[6]（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傅荣贤,华建铭^[7]（2020）在《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古典文献学研究,总体上体现了持续性、全面性、交叉性、实践性等特点,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文献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分支学科的构建与完善、研究方法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分析、文献学史与研究史的梳理、各类专题问题的研究等方面。学者们前后继踵的孜孜求索,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但70年的研究成果也存在领域开拓创新不够、理论研究有待严谨深入、分支学科研究用力不均、"问题意识"亟待加强等不足。

贾韬^[8]（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木艳娟^[9]（2019）在《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文中认为鸦片战争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中国西南秘密传教。为了方便在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从学习各民族的日常语言入手,逐渐扩大到记录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1867年,德斯高丹神父将11页东巴经《抠古鬼的来历2请多格神》寄回法国家中。这种罕见而又奇特的文字随即引起东方学家们的好奇和关注,并自此掀开了法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纳西文字、语言、社会风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序幕。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站稳脚跟后,妄图进一步对华渗透,陆续派出各种类型的考察团,沿湄公河-红河进入云南各地考察。沿途的自然景观、包括纳西在内的各民族风俗文化也进入探险家们的视野和记录中。与此同时,在压力之下,中法间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法国加紧对云南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不平等条约也为探险家、传教士和东方学家们深入云南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有力保障。用“知识”认识和处理东方事务,是法国东方学开创的先河。东方学家们认为,一些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传统,而他们则通过在知识层面做出“同情而明智”的努力,承担起干预这些民族发展的职责。这种优越感和所谓的使命感也被应用到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而巴克和沙畹合着的《么些研究》,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法国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成为西方关于纳西研究的第一本专着。这样的成果,无疑确立了法国在西方纳西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地位。尽管国内外学者公认法国是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甚至在着述中也基本都会提及这一观点,但通常只是简要提及巴克和其着作。近几年来,逐渐出现少数关于法国纳西研究的成果,主要也针对巴克和《么些研究》,而对比巴克更早的法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则几乎无人问津了。这种研究现状与法国在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明学界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有待补充和完善。首先,本文将立足于全面收集1867-1965年间,法国纳西研究的专着、文章及收藏的文献、文物,包括传教士、探险家、东方学家们的游记、书信和与教会有关传教士的档案等法语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材料。新材料的发掘,有利于弥补国内现有相关资料的不足,拓展民族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其次,本文将结合法国这一时期国内外历史、政治、宗教及学术背景,尤其是其殖民扩张政策与中法关系的变化,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滇藏交界区域的活动,东方学的发展脉络,全面系统地重新梳理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并依据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萌芽（1867-1899）、发展（1900-1911）和兴盛（1912-1965）三个阶段。此外,本文亦将在充分收集和正确解读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对相关材料辩伪、深度阐释及活态利用,力求客观深入地展示和分析法国研究者每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和意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借助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以比较法和归纳法为主,努力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融为一体,重现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探讨其价值及对西方各国和我国同类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力求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热点,推动我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王艺青^[10]（2019）在《宫宏宇中国音乐史学成果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给在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可见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人作为构成历史的主体和客体,是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回避的,历史个体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音乐文化逐渐有了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宫宏宇作为较早出国的中国学者之一,长期致力于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在海外以及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产出了许多优秀的理论成果,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了“双丰收”。本文聚焦宫宏宇的中国音乐史学术成果,通过资料的整理、收集与分析,试图分析其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与新思想,旨在探寻中国音乐史研究新的“打开方式”。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国内求学与工作历程、宫宏宇与杰克·鲍地、海外求学与工作经历三个方面来介绍宫宏宇的学术历程,通过对其成长背景、国内外求学过程以及工作经历的了解,对宫宏宇其人、其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二部分主要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研究在海外三个方面着重介绍、分析宫宏宇在中国音乐史上所取得的成果,旨在通过分析发现其研究的独特之处;通过前两部分的论述与分析,第三部分主要从史料挖掘的新角度、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史学研究的新思想三个方面来总结、阐发宫宏宇中国音乐史研究具体的创新之处。

二、海外语文课程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外语文课程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1）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腾冲花灯文化”初中语文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环县红色革命文化专题学习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论文提纲范文）

（10）宫宏宇中国音乐史学成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海外语文课程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3]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4]“腾冲花灯文化”初中语文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D]. 李娟娟.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8)
• [5]环县红色革命文化专题学习行动研究[D]. 许凤群.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J]. 傅荣贤,华建铭. 图书馆杂志, 2020(02)
• [8]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9]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D]. 木艳娟.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10]宫宏宇中国音乐史学成果研究[D]. 王艺青.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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