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唐龙妹[1]（2020）在《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前,人工流产仍然是全球的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全世界每年大约有9900万非意愿妊娠,其中56%以流产告终。按全球每年流产数量为5590万估计,每千名15-44岁育龄妇女流产次数约35次。近些年中国每年人工流产例数在900多万例,其中约有50%是重复人工流产。虽然我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流产服务,总体上人工流产是有效和安全的,但人工流产,特别是反复多次的人工流产,或多或少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人工流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社会层面,经济的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教育普及程度等都可能引起当地人工流产水平的改变;从个体层面,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避孕健康知识水平等因素都可改变个人因意外妊娠而进行人工流产的可能性,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人工流产水平。因此,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和了解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策略和措施,预防人工流产,减少人工流产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提高育龄妇女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分别利用官方统计数据以及不同时期调查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我国人工流产的现状以及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第一部分中国近五十年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流行趋势和未来预测分析目的:分析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的变化趋势,了解人工流产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几年人工流产水平。方法:收集1971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1988年-2018年育龄妇女人数、1990年-2018年活产数以及2002年-2018年人工流产所致子宫穿孔、人流不全、感染等并发症数量,估计不同年份人工流产率、人工流产活产比、人工流产所致并发症发生率。使用动态数列分析法,分析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使用有序样品聚类法对人工流产例数进行聚类,分析人工流产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性。借助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预测2019-2025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及人工流产活产比。结果:1971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例数从370万到970万,中国人工流产例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平均发展速度为101.96%;各年份中国人工流产例数波动较大;1971年开始中国人工流产例数逐渐增长,1980年-1990年之间保持在高峰状态,从1991年开始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低点后基本保持平稳。1988年-1998年中国人工流产率下降明显,定基比发展速度从104.39%下降到49.33%,1998年以后相对稳定;1988年-2018年人工流产率平均发展速度为98.53%。1990年-2018年中国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定基比发展速度从100.45%下降到44.41%,平均发展速度为98.68%,1990年-1997年下降趋势明显,2014年达到最低点后,2015年-2018年稍有上升。2002年-2008年中国人工流产相关并发症从27.40/万下降至12.3/万,2008年后稳定在13/万上下;人工流产所致子宫穿孔的发生率较低,在0.25/万-0.85/万之间波动且幅度小;人流不全发生率也呈现出2002年-2008年逐渐下降,2008年后保持稳定的状态,最高峰为2002年（23.96/万）,最低谷为2008年（10.48/万）;人工流产术中感染的发生率2002年-2005年缓慢上升（3.11/万-3.95/万）,2005年后缓慢下降趋势（2.59/万-0.72/万）。有序样品聚类将1971年-2018年的人工流产例数聚为3类,分别是1971-1979年（为限制生育政策形成和全面推广阶段）,1980-1994（“独生子女”政策阶段）,1995-2018年（独生子女政策逐步调整放开阶段）。ARIMA模型预测2019年-2025年中国人工流产数在970万上下波动,95%置信区间在741万-1199万之间;人工流产率在28.25‰上下波动,95%置信区间在21‰-35‰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则稳定在58.30%附近,95%置信区间在为38%-82%之间。小结:1971年以来,中国的人工流产水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而波动,人工流产例数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未来几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将稳定在每年970万左右,人工流产率约为27‰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工流产数量仍然巨大,需建立规范、有效的服务体系,增进生殖健康知识,提高避孕药具正确使用率,降低人工流产水平,最终减少甚至避免可能造成的危害。第二部分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差异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目的:比较不同分组方式人工流产水平差异,分析地方计划生育政策、经济水平、人口构成对人工流产水平影响。方法:收集我国2002-2018年31省（市、自治区）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人工流产活产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城镇人口比重等数据。按照GDP排名分为3组、城镇人口比重是否大于50%分为2组,是否为少数民族地区分为2组,比较不同分组方式的人工流产水平的差异。使用秩相关分析法分析人工流产与GDP和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性;多重线性回归分析GDP、城镇人口比重、是否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对人工流产例数、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影响。借助k均值聚类法,以2002年-2018年各年份人工流产相关数据为变量,对31个省份进行聚类,分出不同流产水平地区,并对比按人工流产水平分组和其他3种分组方式包含省份的差异。结果:2002年-2018年各省份人工流产数量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763-0.883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535-0.796之间,人工流产率与GDP的秩相关系数在0.4以下;不同GDP水平分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存在差异,高GDP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平均水平最高,中GDP组其次,低GDP组最低。各省份人工流产数量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在0.205-0.375之间,人工流产率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在0.475-0.686之间,人工流产活产比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秩相关系数,除2016年为0.692外,其他年份均在0.7以上。不同城镇人口比重组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不同,城镇人口比重高的组人工流产率和人流活产的平均水平高于城镇人口比重低的组。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工流产率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平均水平低,非少数民族自治区人工流产和人工流产活产比的平均水平高。k均值聚类将31个省份聚为3类,Ⅰ类地区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等6个省（市）,属于高人工流产水平地区;Ⅱ类地区包括天津市、山东省、广西壮族自区等11个省（市、自治区）,属于中等人工流产水平地区,Ⅲ类地区包括青海省、河南省、西藏自治区等14个省（自治区）,属于低人工流产水平地区;聚类分析的3个不同人工流产水平组包含的省份与其他分组方式包含省份的情况不完全一致。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结果显示:人工流产例数主要受城镇人口比重的影响,人工流产活产比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是否自治区,而人工流产率则同时受到GDP、城镇人口比重和是否自治区的影响。小结: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水平不同。人工流产受多种因素影响,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宽松的省份,人工流产水平高;地区经济水平高、城镇人口比重大的地区,人工流产水平较高。管理者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第三部分基于两次欧盟调查数据的中国重复人工流产分析目的:使用两次欧盟资助项目中人工流产数据,分析不同时期中国重复人工流产的差异以及影响重复人工流产的因素。方法:两次横断面调查（2005-2007年和2015-2016年）分别涉及3个城市24家医院和全国30省（市、自治区）90家医院,所有在调查期间因意外妊娠而至样本医疗机构进行人工流产的早期妊娠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卡方检验和秩和检验用于流产妇女人口学特征、重复流产比例以及流产原因比较。通过对年龄、学历、职业、婚姻和生育状况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调整两次调查流产女性人口学特征不同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ZNBI）分析重复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结果:共有26125名人工流产女性参与研究,第一次调查9497人,第二次调查16628人。与第二次调查比较,第一次调查的人工流产女性年龄偏小,初中及以下低学历者较少,无业/待业者比例少,未婚、无子女者较多,两次调查女性在年龄、学历、职业、婚姻和生育状况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第一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44.97%,第二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51.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经过PSM调整后第一次调查重复人工流产比例为60.28%,明显高于第一次调查结果11.11%（P<0.001）。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的零膨胀模型显示,第二次调查人工流产妇女中重复流产发生的比例低于第一次调查(ORadj及95%CI:13.932（8.396,23.119）,下同);大专（0.460（0.306,0.691））、高中/职中/中专（0.189（0.100,0.359））和初中（0.117（0.046,0.299））学历者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高于大学及以上者;与无业/待业妇女者比较,从事服务行业女性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较高（0.193（0.069,0.535））;已婚和已育妇女发生重复人工流产的危险性较高（0.310（0.198,0.485）和0.083（0.054,0.127））。零膨胀计数模型显示,第二次调查时平均重复人工流产次数是第一次调查的91.9%（95%CI:（87.9%,96.0%）,下同）;年龄在21-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以及40岁以上的人工流产女性的重复流产次数分别是20岁及以下人工流产女性的1.779（1.624,1.950）倍、2.547（2.309,2.809）倍、3.272（2.960,3.618）倍、4.011（3.618,4.448）倍和3.932（3.465,4.461）倍;与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工流产女性平均人工流产次数比较,大专学历者是其平均次数的1.176（1.111,1.246）倍,其他学历者约是其平均次数的1.3倍;除管理人员外,其他各类职业的人工流产女性平均流产次数约是无业/待业者的60%-95%;已婚女性平均重复人工流产次数是未婚者的92.9%（87.9%,98.2%）;已育者平均重复流产次数是未育者的1.171（1.098-1.249）倍。两次调查重复流产女性意外妊娠原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原始数据中第二次调查“避孕失败”的比例（52.13%）高于第一次调查（51.32%）,而PSM调整后第二次调查“避孕失败”的比例（52.52%）低于第一次调查（56.83%）。原始数据和PSM数据均显示,第一次调查“未避孕”原因中“不想避孕/不认为会怀孕”和“未准备好避孕工具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各占40%;第二次调查“不想避孕/不认为会怀孕”的比例超过75%,“未准好避孕工具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不到20%;两次调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PSM数据,第一次调查时构成比排前两位的“避孕失败”的原因均是“紧急避孕”和“安全套/膜/栓”,而第二次调查排名前两位的则为“安全套/膜/栓”和“安全期避孕”,两次调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小结:中国重复流产比例较10年前降低。婚育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是人工流产女性重复流产的影响因素。目前女性意外妊娠的原因发生改变,“不想避孕/认为不会怀孕”以及安全套/膜/栓避孕或安全期避孕导致避孕失败是重复人工流产女性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
张翠玲[2]（2019）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文中指出生育时间是人类生育模式的重要维度之一,通常通过包括初育年龄、终育年龄、各孩次之间的时间间隔等指标来测量生育的早晚及生育的密度。对这些指标进行现状、趋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至关重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类生育行为中,一孩到二孩之间的间隔差异很大,呈现出显着的区域、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曾长期被用于“调节出生人口在同一时点上的分布,达到降低人口生育密度、减缓人口增长的目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间隔生育”一直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后,各省的生育间隔要求更加普遍。对依法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均要求第一个子女和第二个子女之间的时间长度及（或）母亲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低年龄。截止到2016年,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取消了类似要求,自此,在我国生育政策中扮演重要地位的生育间隔政策被终止,育龄妇女可以自主决定二孩生育时间。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将生育间隔作为生育模式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围绕二孩生育间隔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和内部间隔结构分析,来观察个体二孩生育行为的时间变化。同时,出生间隔的长短也与母婴健康有关,了解间隔过长和间隔过短人群的规模大小以及规模变动趋势,进一步认识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的特征和变化,在人口发展中有特殊需要。然而长期以来,研究二孩生育间隔的微观数据来源有限,近十多年来的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较为缺乏,而这又是我国生育政策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补充相关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趋势的相关研究极为必要,需要相应的数据支持来补充相关国内实证研究。此外,现有文献缺乏对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详细梳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亦是空白。对中国生育转变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评估生育数量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对二孩生育年龄和二孩生育间隔的相关政策规定关注较少,对生育间隔政策是否影响及如何影响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转变的研究尚为空白,通过间隔政策差异解读省际生育转变差异的研究更是鲜见。究其原因,二孩政策生育年龄和法定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以及随时间的频繁变更增加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的难度,因此导致直接影响二孩生育时间的生育间隔政策却很少被触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各省广泛的政策差异也为研究出生数量、生育水平、生育时机及生育间隔如何随生育政策变动而波动提供了巨大空间,尤其是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在老的政策被取消或新的政策实施后的变动状况。各地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生育间隔政策如何影响二孩生育间隔的分布,对各时期的二孩生育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并构造出什么样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将是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对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及其政策效应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作用的评估。在生育推迟作为影响和解释低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开展生育间隔政策背景下的二孩生育时间及生育间隔分析,能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生育推迟进程及原因的理解,从而为判断我国未来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变迁,通过对31个省（区市）1980年来以来的生育间隔要求的详细梳理,获得间隔政策变迁的基础资料,作为理解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宏观制度背景。之后,从多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历史变动及其对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及生育模式变迁的影响。为认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内部人群差异,进一步分析二孩间隔的内部结构。此后,采用生存分析方法对照了妇女的不同出生队列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风险和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早晚,并对城乡、民族、地区、一孩性别、妇女教育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章最后一部分基于省级典型性分析和省际对比分析,检验各省间隔政策变迁如何影响二孩生育时间及二孩生育水平。研究发现,作为“晚（晚婚晚育）、稀（长间隔）、少（少生）”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引入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当时“早（早婚早育）、密（间隔短）、多（多育）”的一种干预和调控。20世纪八十年代部分省份颁布了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到了九十年代普遍化,自世纪之交以来逐步废除。依法生育二孩的政策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各地的间隔要求亦随时间频繁变更。政策的变迁本身反映了政府对于生育间隔这一政策手段认识的不断转变和进化。由于可生育二胎的人群及生育时间由国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具有区域自治权的市制定,各省对一孩和二孩间隔要求不仅差异较大,调整时间及调整内容也各不相同,取消间隔政策的步调也不同步,间隔政策的出台、调整和取消既有时间差,也有间隔要求的长度和生育二孩年龄的早晚差异,还有豁免群体差异。同样的二孩生育行为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受到多元的时间规制。对我国31省（区市）生育间隔政策的相关要求及历史变动的详细梳理,宏观上掌握了要求生育间隔省份的数量变化,微观上明晰了各省生育间隔规定的方式、具体内容、修订次数及调整方向,填补了目前生育政策研究的空白。二孩生育间隔直接反映了我国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政策的“晴雨表”,也间接反映着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密度,建构着我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和家庭的世代间隔。本文基于120县人口监测系统2013年上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1990-2005年间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和长间隔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越晚出生的妇女其生育二孩的概率更低、生育二孩的进度更慢,人们的生育密度降低,人口增长减缓。基于山东、广东等13省的典型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生育数量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各省生育间隔政策的变化对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二孩生育间隔以及时期总和生育率均产生了强烈影响。间隔政策的出台及政策收紧导致二孩生育水平和时期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显着下降,放松及取消间隔政策后二孩生育水平和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相应上升。不同的间隔政策及其变迁导致了各时期不同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衍变。各时期的生育间隔政策通过将二孩生育集中或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引起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基于间隔的二孩生育率变动,从而导致不同阶段的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的变迁,显示其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也促进了对于我国生育推迟的相关研究。我国目前的生育推迟研究多集中在一孩,而由于生育间隔政策的影响,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长期受到间隔政策的强约束,缔造出不同的二孩生育推迟幅度与生育推迟进程。不同间隔政策导致不同间隔年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的演化过程。随间隔政策出台,10年间隔的一孩到二孩的递进曲线从左倾斜过渡到右倾斜,间隔政策放松（包括取消）后再次偏向左侧。相应的,峰值二孩生育间隔从八十年代的2年逐渐向更长的政策性间隔年限转变,二孩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然而,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间隔变短、峰值生育间隔逐渐向2年回归,再次证明在生育间隔政策实施期间,人们的生育时间安排受外在制度约束,一旦外在约束撤销后,生育时间更加自主,生育推迟的幅度有所减弱。本研究还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间隔政策省际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往的生育间隔分析通过计算平均二孩生育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的差值来测量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但无法反映二孩生育时间的离散度和异质性。本研究通过基于间隔的一孩到二孩递进比这一指标,既展示了不同时期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也提供了二孩生育在不同间隔的离散分布,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不同时期和各省不同间隔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的递进概率和生育进度,揭示了政策导致的地区和时期差异,丰富了二孩生育间隔模式及变动规律的相关认识,深化了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在我国生育转变中作用的理解,也证明了生育间隔政策在解释我国生育行为的省际差异中的作用。在当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全国不分城乡均晚婚晚育、群众主动推迟生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育龄群众对于生育的自我掌控更强,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生育期缩短,过长过短间隔所带来的人口健康影响应被重点关注,并向有关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公共服务。虽然当前政策要求的生育间隔已经淡出,生育间隔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虑到恰当的生育间隔对母婴健康的益处,间隔生育（birth spacing）和适当的生育间隔应被重视并倡导,实现从政策主导的被动生育间隔到自主的间隔生育转变。通过有效的避孕节育,达到合理的生育间隔,促进母婴健康,亦是全民健康时代的现实要求。
王瑞[3]（2018）在《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及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以湘西州为例》文中认为目的:了解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讨生殖健康与生育意愿间的关系,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生殖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随机抽取了湘西州20-49周岁的农村育龄妇女,对其生殖健康及生育意愿进行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并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及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对获取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预调查结果显示,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及生育意愿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均较好.（2）对生殖健康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妇科疾病状况:农村育龄妇女的妇科病患病率高达63.1%,其中妇科病患病率占前3位的依次为:阴道炎,子宫颈炎,盆腔炎.生殖健康知识状况:农村育龄妇女对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总知晓率仅为44.8%,其中她们对乳房保健知识的知晓率最低（28.6%）,其次是避孕方法（35.2%）、孕产期保健知识（36.3%）.生殖健康态度状况:绝大多数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保健意识薄弱,她们对婚前检查、定期孕/妇检、住院分娩、避孕节育方式知情选择等采取顺其自然,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仅有51.5%和52.9%的农村育龄妇女愿意进行定期妇/产检.生殖健康行为状况:农村育龄妇女的卫生习惯普遍较差,仍有部分育龄妇女不经常清洗阴部、和家人共用盆和毛巾等.生殖健康服务状况:农村育龄妇女对社区的生殖健康服务不太满意,而真正获得社区所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项目的育龄妇女均未超半.（3）经PLS路径模型中的测量模型发现,潜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体知识、个体态度、个体行为、家庭因素、社区因素为影响生殖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直接路径系数分别为-0.0029、0.0775、0.647、0.2821、0.1044、0.0921、0.0246.然后建立结构模型来探析各因素对生殖健康状况的间接作用,最终得到以个体知识、个体态度、个体行为为内生潜变量的3条影响路径.（4）经卡方检验结果得,生殖健康对生育意愿有显着性影响,并且在不同年龄组、不同受教育程度及不同家庭月收入中,生殖健康与生育意愿间也存在差异性.结论:（1）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较差,妇科病患病率高,她们的知识、态度、行为亟待改变.（2）影响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的因素涉及个人、家庭及社区等多方面且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其中有些因素是不可测,通过PLS路径模型可以有效地处理该问题,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生殖健康状况打下基础.（3）加强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从而促进她们做出正确的生殖健康行为及生育行为;加强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找出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卫生服务水平,以降低高龄孕产妇的生育风险.
周长友[4]（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指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杨娟[5]（2017）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外来女工生殖道感染现况及其影响因素》文中指出背景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RTIs）不仅是现今影响育龄期妇女自身的主要传染病之一,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困扰,已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流动人口生殖健康问题突出,是RTIs的高危人群,并且总量庞大,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RTIs相关研究。深圳坪山新区流动人口较多,给当地卫生部门生殖健康管理带来较大压力。但目前该地未有针对RTIs状况方面的研究,无法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殖健康服务。通过RTIs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能为当地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更好服务于当地流动人口,减少RTIs的发生提供依据。目的了解深圳坪山新区外来女工RTIs的患病状况,并探索影响该人群RTIs患病的相关因素。为当地有关部门针对流动人口采取相关措施以减少RTIs的发生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8个制造业工厂,并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等）、工作和生活情况、个人卫生习惯、性相关行为、人工流产以及RTIs症状（如白带异常、外阴瘙痒等5种）等。其中将有过多1种症状的视为患病。使用EpiData3.0软件创建数据库,并采取双人双录入的方式整理数据。统计分析时使用SPSS21.0软件和SAS9.1软件完成。其中一般统计描述中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定性资料采用构成比、率等指标。影响因素分析中单因素采用χ2检验,多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等;同时,采用多水平模型进行“工厂”水平的聚集效应检验,以判定该数据是否适用于Logistic回归分析。另外,由于有、无性行为对RTIs患病影响大,故分析时按“无性行为女工”和“有性行为女工”分别进行了统计描述,并分析了两人群RTIs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的显着性水准为 a=0.05。结果1437名研究对象中,48.71%自我报告患RTIs。“白带异常”和“外阴瘙痒”报告率最高,分别为31.87%和27.35%;“非经期下腹疼痛”、“阴道疼痛灼烧感”和“阴道不明原因出血”三种症状报告率相对较低,依次为12.46%、6.82%和5.64%。在报告有过该病症状的女工中,50.57%报告1种;报告同时存在2种和3种以上症状的分别为35.43%和14.00%。多因素分析显示,无性行为人群中,文化程度较高（OR=2.086,95%CI:1.390～3.131）、在深圳居住时间较长（OR=1.720,95%CI:1.129～2.621）以及存在混洗内裤外衣行为（OR=1.609,95%CI:1.092～2.371）的外来女工RTIs患病可能性更大;与日工作时间短的女工相比,每日工作时间较长（OR=0.190,95%CI:0.050～0.717）的患病风险更小。有性行为人群中,混洗内裤与外衣的女工患RTIs的概率是无混洗行为的1.355倍（95%CI:1.023～1.794）;有经期性行为的女工患病可能性是无经期性行为的2.189倍（95%CI:1.432～3.346）;报告有过1次人流的女工患RTIs的可能性是无人流史女工的2.256倍（95%CI:1.608～3.165）,有过2次以上的是无人流史女工的3.086倍（95%CI:1.693～5.626）。结论深圳坪山新区外来女工自我报告RTIs患病率较高,性相关行为和个人卫生习惯是与RTIs患病相关的主要因素。需要加强对该人群安全性行为、良好个人卫生习惯以及其它相关卫生防治知识等方面的健康教育。
徐曼[6]（2016）在《十堰市生殖道感染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信行调查及护理干预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比较十堰市市区与非市区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RTIs）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识、健康信念及健康行为的现状,分析RTIs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识、健康信念、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探讨十堰市RTIs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信行的护理干预对策。方法2015年78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十堰市市区、县城医院701名RTIs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表包括育龄妇女基本情况调查表、育龄妇女生殖道健康相关知识调查表、育龄妇女生殖道健康相关健康信念调查表、育龄妇女生殖道健康相关健康行为调查表。采用??±S、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资料进行描述性和推论性统计。结果（1）十堰市市区、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在RTIs相关知识总体均分及RTIs症状知识均分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市区RTIs育龄妇女RTIs感染途径知识均分高于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十堰市市区、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在RTIs相关健康信念总体均分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市区RTIs育龄妇女对RTIs相关健康信念的疾病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及采取生殖道健康行为益处感知3个维度的均分高于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P<0.05）,对采取生殖道健康行为障碍感知的均分低于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十堰市市区RTIs育龄妇女疾病相关健康行为总体均分及其两个维度的均分都高于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2）在RTIs相关知识总体均分上,十堰市市区没有既往史的RTIs育龄妇女高于有既往史的RTIs育龄妇女（P<0.05）,非市区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收入满意度一般或差、有肿瘤家族史的RTIs育龄妇女高于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收入很满意或满意、无肿瘤家族史的RTIs育龄妇女（P<0.05）。在RTIs相关健康信念总体均分上,十堰市市区不同婚姻状况的RTIs育龄妇女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市区收入满意度一般或差的RTIs育龄妇女高于收入很满意或满意的RTIs育龄妇女（P<0.05）。在RTIs相关健康行为总体均分上,十堰市市区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有无既往史、肿瘤家族史的RTIs育龄妇女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市区农合或医保支付的RTIs育龄妇女高于自费医疗的RTIs育龄妇女（P<0.05）。（3）相关分析表明,十堰市市区、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识总分与健康行为总分之间显着正相关（P<0.05）,但健康信念总分与知识总分、健康行为总分之间无显着相关性（P>0.05）,只有健康信念的一些维度与知识总分和健康行为总分之间存在显着相关性（P<0.05）。（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市区RTIs育龄妇女疾病感染途径知识（Beta=0.444,P<0.001）对健康行为有显着正向预测作用,采取生殖道健康行为障碍感知（Beta=-0.389,P<0.001）对健康行为有显着负向预测作用;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疾病感染途径知识（Beta=0.350,P<0.05）、采取生殖道健康行为益处感知（Beta=0.374,P<0.05）对健康行为有显着正向预测作用,采取生殖道健康行为障碍感知（Beta=0.374,P<0.05）对健康行为有显着负向预测作用。结论（1）除了RTIs症状知识两者无差异外,十堰市市区RTIs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识、健康信念和健康行为多个维度的水平都高于非市区患者。（2）十堰市市区RTIs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识、健康信念及健康行为水平多与婚姻状况、疾病经历因素有关,而非市区RTIs育龄妇女多与经济因素和受教育程度有关。（3）RTIs育龄妇女疾病感染途径知识应内化为健康信念,树立正确的健康信念是其采取健康行为的关键。（4）应从社区和临床两方面对十堰市RTIs育龄妇女进行疾病相关知信行的护理干预。
周猷[7]（2013）在《西安市纺织城女工生殖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一、总目的了解西安市纺织城女工生殖健康“知信行"的现状,以及探讨工效学因素对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二、具体目标1、了解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水平及其影响因素。2、了解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相关行为,如避孕节育、人工流产、孕产妇保健、生殖道感染自觉症状及其求医行为的情况。3、探讨职业噪声暴露对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包括月经、自然流产、早产和子代出生低体重。研究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我们采用分层整群的抽样方法,在西安四棉和五环集团两家纺织工厂对1700名符合入选标准（年龄20-49岁,在所选纺织厂上班,当地常住人口,并自愿参加本次研究）的纺织女工进行自填式面对面问卷调查。运用均数和标准差对定量资料进行描述,运用频数和百分比对定性资料进行描述,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本研究期间（2012年5月-7月）共发放问卷1700份,实际回收合格问卷1659份,最终合格率为97.59%。一、基本人口学特征纺织女工平均年龄为38.03±7.21岁。52.4%和41.8%的女工文化程度分别为初中和高中/中专。93.0%的女工为在婚,3.5%为未婚,2.5%为离异,1.0%为丧偶。41.5%的女工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为1000-1499元。本地户口占92.7%,外地户口占7.3%。96.3%的女工参加了医疗保险。82.1%的女工是运转班,17.9%是常日班。女工的工作年限平均为17.43±8.28年。二、生殖健康相关知识1、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基本情况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知识平均得分为14.57±5.43分（满分30分）。满分的60%为及格,即≥18分为及格,及格率仅为31.0%。其中,避孕节育知识平均得分为2.76±1.50分,人工流产知识平均得分为3.29±1.68分,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知识平均得分为2.38±1.27分,性健康知识平均得分为2.76±1.44分,孕产妇保健知识平均得分为3.37±1.52分（上述5个方面满分均为6分）。回答正确率最低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手淫有损身体健康”（13.3%）,“叶酸可以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还可以治疗月经不调”（17.8%）,“性交后冲洗阴道,可以避免罹患生殖道疾病”（18.8%）。2、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影响因素分析我们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水平受到年龄（P=0.024）、文化程度（P<0.001）、婚姻状况（P=0.001）、工作单位（P=0.001）的影响。30-39岁女工知识得分及格的可能性是20-29岁的1.516倍；40-49岁女工知识得分及格的可能性是20-29岁的1.085倍,但无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女工知识得分及格的可能性是初中及以下的1.855倍。在婚的女工知识得分及格的可能性是其它婚姻状况的2.436倍。四厂的女工知识得分及格的可能性是五厂的1.589倍。三、生殖健康相关行为1、避孕节育的情况调查时过去6个月内,纺织女工的避孕率为93.8%。其主要的避孕方法为：宫内节育器（44.0%）和安全套（35.2%）。另外,还有女工采取安全期避孕（4.1%）和体外排精（3.8%）。50.5%和4.0%的女工对采用的避孕方法的满意度分别为“一般”和“不满意”。未避孕的女工其主要原因为：“怕麻烦”（37.0%）和“侥幸心理”（25.0%）。2、人工流产的情况51.4%的纺织女工有过人工流产史,其中,有过2次及以上人工流产史的占15.9%。最后一次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为：“避孕失败”（41.2%）和“未避孕”（28.2%）。最后一次人工流产的地点主要是“医院"（81.5%）和“妇幼保健院”（9.5%）。3、孕产妇保健的情况纺织女工初次怀孕的活产率为86.8%,她们中有96.2%的人接受过产前检查。在做过产检的女工中,83.7%的人初次产检在12周以前,67.6%的人产检总次数大于7次,39.8%的人接受过产后访视。产前检查的地点主要是在“医院"（85.3%）和“妇幼保健院”（11.8%）。4、生殖道感染自觉症状及求医行为调查时过去6个月内,生殖道感染自觉症状的自我报告率为51.7%,其中,“阴道分泌物增多、异味”（28.3%）和“外阴瘙痒”（26.5%）最常见。出现症状后,仅有58.7%的女工选择去医疗机构看病,其中,立即去看病的人较少（39.4%）。而女工未就诊的原因主要是：“每个妇女都会有,没什么关系”（40.1%）和“治疗费用太贵”（17.5%）。四、噪声对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1、噪声对纺织女工月经的影响纺织女工月经周期平均为29.09±5.67天（16-41天）,月经周期异常者占21.1%；行经天数平均为5.42±2.03天（1-13天）,行经天数异常者占9.4%；出现痛经情况的占18.0%。上述三种异常情况出现一种即为月经异常,占30.7%。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可知,中噪声暴露的女工月经异常的风险是低噪声暴露的2.419倍；高噪声暴露的女工月经异常的风险是低噪声暴露的4.033倍。2、噪声对纺织女工自然流产的影响纺织女工自然流产发生率为8.0%。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可知,与高噪声暴露的女工相比,中噪声暴露的女工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降低58.8%,低噪声暴露的女工发生自然流产的风险降低77.3%。3、噪声对纺织女工早产的影响4.3%的纺织女工初次生产为早产。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可知,中噪声暴露的女工发生早产的风险是低噪声暴露的1.756倍,高噪声暴露的女工发生早产的风险是低噪声暴露的2.162倍,但均无统计学意义。4、噪声对纺织女工子代出生低体重的影响10.1%的纺织女工初次生产子代为出生低体重。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可知,中噪声暴露的女工分娩低体重儿的风险是低噪声暴露的3.768倍,高噪声暴露的女工分娩低体重儿的风险是低噪声暴露的5.016倍。结论一、生殖健康相关知识1、纺织女工的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水平较差。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避孕节育和性健康知识是薄弱环节。2、年龄小,初中及以下学历,婚姻状况为未婚、离异、丧偶和五厂的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水平更差。二、生殖健康相关行为1、纺织女工避孕率较高,但是部分女工未采用有效的避孕措施。纺织女工对避孕药具的满意度也一般。2、纺织女工人工流产发生水平较高,避孕失败和未避孕是其主要原因。3、纺织女工孕产妇保健水平一般,特别是产检次数符合率和产后访视率较差。4、纺织女工生殖道感染自觉症状报告率较高,但是就诊意识淡薄,且就诊不及时。三、噪声对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1、职业噪声暴露对纺织女工的月经、自然流产和子代出生低体重有影响,且风险随着噪声分贝的增加而增加。2、本研究尚未发现职业噪声暴露对纺织女工早产有影响。政策建议一、有针对性的开展形式多样、可接受的生殖健康知识宣传活动,宣传内容侧重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避孕节育和性健康,宣传的重点人群为年龄小、学历低、未婚、离异、丧偶以及五厂的女工。二、加强当地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加大管理力度,对女工孕产妇保健服务工作进一步细化、深入,提高计生服务提供者的业务能力,如科普宣传和避孕药具的知情选择推荐能力。三、定期开展健康体检,进行妇科病和生殖道感染疾病的筛查,同时对她们进行健康教育,改善其就诊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四、加强纺织女工工作时的自我保护意识,及时穿戴必要的个体防护措施,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五、工厂领导要重视和做好女工的劳动保护,改善作业环境和强度,妊娠女工应及时调离噪声工作岗位,做好女工经期劳动保护和定期健康监护工作。
阮伶俐[8]（2013）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调查中西部农村地区已婚妇女的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山西新疆甘肃青海四个省份抽取84个村的2073名已婚妇女作为调查对象采用ǎ中国中西部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和行为调查表ǐ对已婚妇女的生殖道感染状况及知识知晓情进行调查，采用SPSS19.0和R语言进行统计分析资料采用CMHχ2检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已婚妇女2073人：（1）已婚妇女生殖感染情况：调查对象生殖道感染率为22.5%新疆地区生殖道感染最高为33.8%，汉族人群的患病率为26.9%，年龄分布上以30-39岁患病率最高，为26.2%生殖道感染之后选择进行治疗的人为46.2%，医院选择上以乡镇卫生院治疗的最多为54.1%，其次是县级以上医院为20.8%调查对象97.9%有过怀孕史，其中19.9%有过流产史避孕措施采用率最高的为宫内节育器占55.5%，其次为安全套32.2%，坚持使用安全套的人只有6.0%（2）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知识知晓情况：调查对象对生殖道感染危害知晓率为49.5%，生殖道感染途径知晓率为58.4%，生殖道感染预防知晓率60.9%，避孕方法的知晓率最多宫内节育器72.3%获得生殖道健康相关知识途径分别为：电视80.2%，医生40.1%，健康教育活动27.9%，宣传栏26.0%（3）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生活在西部地区，洗澡频率较少，经济状况较差，外阴清洗不当，妇女外出务工，月经量过多，有过流产史，生殖健康知识低健康意识水平差的育龄妇女易患生殖道感染结论：中西部农村地区育龄期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较差，生殖道健康意识不强，仍有一些不良生活卫生习惯，需要对其采取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措施，以改善其健康状况
谢晓东[9]（2011）在《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了解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政府部门制定有关促进生殖健康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河北省范围内,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了966名符合条件的20～49周岁农村已婚育龄女性为调查对象,用自拟的调查表统一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有年龄、民族、学历、职业、婚姻、和家庭年收入,生殖健康概括为生育调节、妇女保健、生殖道感染、生殖健康服务。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其进行入户面访,问卷由调查员亲自填写,所有资料应用EXCEL软件录入数据和校验,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影响因素分析分别采用χ2检验、logistic分析方法,检验水准为0.05。结果1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涉及到年龄、学历、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等。其中,年龄以30～39岁组人数最多,平均年龄（33.85+6.85）岁。职业农民占大多数,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以上为主,以高中为多;婚姻初婚的占90%,家庭年收入普遍较低。2生育调节情况:河北省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知识知晓率不高,其中知道4种以上、3种、2种和1种避孕方法的妇女比例依次为:32%、53.2%、79.5%、和100.0%。已婚育龄妇女大多采取了避孕措施,以“女性绝育（含宫内节育器）”和“避孕套”为主,在避孕方法选择上仅有20.97%能够自己决定,其余的79.03%的妇女是由计划生育人员建议或政策规定,对于所用避孕方法满意为34.5%。人工流产方面:36.3%的育龄妇女曾经做过人工流产（包括药物流产）或引产,其中,做过2次及2次以上人流的女性占14.9%;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违反生育计划政策”和“避孕失败造成意外怀孕”,为主,占到了总数的76%。3妇幼保健情况:本次调查已婚育龄妇女中,怀孕活产率为78.3%,她们中只有620人接受过产前检查。而她们初次分娩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乡卫生院、其它综合医院和计生服务站,占到了总数的77%。4生殖道感染:有47.3%的人在近一年参加过定期妇科检查,其中有439人查出患有各种妇科疾病,所患妇科疾病主要为:月经不调、阴道炎、慢性盆腔炎、妇科肿瘤等为主,有60%的人选择去医院治疗。在性病、艾滋病知晓情况方面;90%左右调查对象都听说过,但对性病、艾滋病症状、传播途径及预防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水平掌握都很低。5生殖健康服务状况:占调查总数37.7%已婚育龄妇女最希望所了解生殖健康知识是“性心理、性生理”,48.5%人最希望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渠道为“广播、电视”。在遇到生殖健康问题首先会选择“专业水准高”的“专科医院”。6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分析:以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是否患有妇科病为因变量,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初婚年龄、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为已婚育龄妇女患妇科病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1河北省农村育龄妇女整体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较低,患病就诊意识差,生殖健康服务利用行为有待进一步改善。2初婚年龄、避孕措施、流产史是影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妇科病的主要因素。3针对农村育龄妇女的薄弱环节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提高避孕有效率,减少人工流产率,提倡晚婚晚育,改善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文彬[10]（2011）在《育龄妇女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现况调查》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生殖健康权利是基本的人权,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是保障生殖健康权利的重要途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则是优质服务最核心的因素。开展知情选择服务既要满足大众化的服务需求,促进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又要努力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个性化服务。因此,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的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2009年,生殖健康咨询师资格认证工作全面开展。目前,我国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的现状不容乐观,由于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的咨询知识、技巧和态度的不足,咨询服务提供者能力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同时,服务人员和群众均对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对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和对服务质量的提高带来很大障碍,不能满足群众性与生殖健康的综合需求。【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了解广东、河南、重庆、内蒙古四省市育龄妇女性与生殖健康的现状、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现状、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的现状及需求,为更好地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是流行病学横断面研究,研究现场为广东省佛山市、河南焦作市、重庆、内蒙古包头市。通过随机抽样方法在四个项目点各选择2个乡镇作为研究现场,以抽到的乡镇内办理了暂住证或常住居民为子总体,抽取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自行设计的结构式问卷对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定量资料应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统计软件采用SAS9.13,资料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单因素分析方法包括非参数检验、卡方检验等。在分析有关变量的影响因素时,根据因变量类型分别采用非条件二分类或多分类Logistic回归法。【研究结果】共对16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回收的合格问卷是1453份,合格率为90.8%。本次调查育龄妇女以中青年为主,35岁～人数最多,占25.81%。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38.98%。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民,占40.74%,研究对象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1000～2000之间,分别占56.85%和26.15%。本次调查的育龄群众中,在婚的共1386人,占95.39%。育龄群众对宫内节育器、避孕套和结扎三种常用的避孕措施的使用比例97.80%,而各自的使用比例依次为：宫内节育器（66.64%）、避孕套（20.85%）和结扎（10.31%）。育龄妇女目前使用的避孕措施主要来自于计划生育服务机构（880人,66.52%）,其次为医院（126人,9.52%）。其中74.53%的对象目前使用的避孕方法是免费的。目前使用避孕方法大部分由双方共同决定的占52.55%,而由本人决定的占34.27%,而与此同时仍有7.01%表示目前使用的避孕措施是由计生/卫生服务人员所决定。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最高学历和地区是避孕方法决定权的主要影响因素。育龄妇女对常用避孕方法的知晓率低,对于9种常见避孕方法,知晓率前三位分别为宫内节育器（1357人,93.52%）,安全套（1348人,92.97%）和女扎（1314人,90.56%）。知晓率最低的是皮下埋植剂,仅为63.70%。知晓全部九种避孕方法的对象为54.03%,对紧急避孕药及皮下埋植剂的知晓率相对较低,且对常用避孕方法的避孕原理、优点、缺点的了解不够深入避孕节育综合知识包括常用避孕方法的知识与安全套使用知识。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最高分为97.73分,最低分仅0分,中位数为65.91分。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职业、最高学历、婚姻状况及地区是影响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的主要因素。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率为77.84%。对象听说避孕节育知识途径的第一顺位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计生人员（759,67.71%）和电视、广播（243,21.68%）,从整体上来说,计生人员和电视、广播仍然是人们听说避孕节育知识的主要途径。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最高学历、职业、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与地区是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开展避孕节育知情的态度,1453名育龄妇女中,1246人赞成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占85.75%。接受调查的1453名育龄妇女中,538名（37.03%）对象想过在实施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后更换避孕方法,915名（62.98%）育龄妇女表示没有想过更换。两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户口性质、地区、知情选择知晓及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是更换避孕方法意愿的影响因素。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开展的形式主要为宣教活动（34.63%）,咨询服务（29.44%）及技术服务（24.88%）,仅有8.42%为定期举办讲座。目前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的开展形式还比较单一和局限。1453名受访育龄妇女中有838人曾在最近一年内接受过面对面的避孕节育相关知识的咨询,咨询比例为57.67%。咨询中存在以下情况：少数计划生育工作人员（8.35%）不能主动告知育龄群众可以自己决定使用何种避孕方法；而6.80%的服务人员不能给介绍三种或三种以上的避孕方法；接近1/3（29.95%）的服务人员倾向于让对象使用某一种避孕方法；更有甚至12.53%的服务人员限定对象使用某一种避孕方法。有了性和生殖健康方面问题,44.83%对象选择了计划生育服务站/所,其次为医院（43.84%）和妇幼保健院（10.67%）。此项结果说明了大部分对于计划生育服务站持信任态度。首先计生服务站的主要原因有环境好（35.57%）,其次是设备及技术水平高（28.04%）。仅60.29%的对象听说过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和人权。但有86.44%的人表示愿意了解相关群众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和人权的知识。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最高学历、职业、月收入、避孕节育知识总得分与地区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仅62.97%的人听说过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57.81%的对象认为当地开展了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22.02%则表示对该服务项目不知晓。服务提供机构是计划生育机构,占84.76%,其次分别为街道或者居委（8.21%）、医院（3.93%）及社区服务中心（2.86%）。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户口性质、学历等可能影响因素后,年龄、职业、月收入、婚姻状况、地区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有85.48%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当地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数据充分显示了育龄群众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需求。如果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1294人（89.06%）表示愿意接受该项服务。关于服务对象最希望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场所,37.33%希望在计划生育机构开展该服务,其次是专业咨询机构,占28.97%,再次是医院,占21.98%。关于服务对象最希望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形式,48.47%的人回答讲座,41.92%认为是面对面咨询。关于服务对象最希望提供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内容,分别为避孕节育,占53.43%,其次为生殖道感染占22.98%。在全部调查对象中,有706人（48.59%）最近半年中接受过相关的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其中,咨询的主要地点是计划生育服务站（583人,82.23%）,其次是医院（53人,7.48%）。服务对象最近一次咨询的主要原因是一般咨询（303人,43.29%）,其次是生殖感染（264人,37.71%）。接受服务的对象均对服务表示满意,分别为非常满意474（67.14%）人,满意205人（29.04%）。【结论】四省市育龄妇女对避孕节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对常用避孕方法的原理及优缺点了解甚少；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了解不全面；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形式单一,以宣传教育为主；对性健康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意识较淡薄；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开展的知晓率低；85.48%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当地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充分显示了育龄群众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需求；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对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知识存在片面理解,也将直接导致育龄妇女对性与生殖健康知情选择的错误认识,因此,应以全国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化建设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对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和咨询服务人员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培训,提高育龄群众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提高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和咨询服务人员提供综合咨询服务的能力和质量,最终达到提高育龄妇女的性与生殖健康水平,促进育龄群众的生殖健康。
二、湖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中国近五十年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流行趋势和未来预测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中国不同地区人工流产差异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基于两次欧盟调查数据的中国重复人工流产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综述 中国人工流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数据来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 |
| 2.1.2 计划生育 |
| 2.1.3 生育间隔 |
| 2.1.4 生育政策 |
| 2.2 生育理论 |
| 2.2.1 孩子的成本与效用理论 |
| 2.2.2 扩散理论 |
| 2.2.3 生命历程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生育间隔变动趋势 |
| 2.3.2 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分析 |
| 2.3.3 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因素 |
| 2.3.4 生育间隔对人口预测的影响 |
| 2.3.5 生育间隔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变迁历程 |
| 3.1 八十年代以前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1.1 生育间隔规定的萌芽 |
| 3.1.2 七十年代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2 生育间隔规定的普遍化 |
| 3.3 生育间隔规定的调整与变迁 |
| 3.3.1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调整次数 |
| 3.3.2 生育间隔政策的逐步取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动趋势 |
| 4.1 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分析 |
| 4.1.1 二孩生育间隔的时期差异 |
| 4.1.2 地区差异 |
| 4.1.3 城乡差异 |
| 4.1.4 民族差异 |
| 4.1.5 子女个体因素的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1.6 不同人工流产次数的二孩生育间隔 |
| 4.1.7 不同生育政策的二孩家庭生育间隔差异 |
| 4.2 生育间隔规定对二孩生育间隔时期变化的影响 |
| 4.3 生育间隔设立、调整与取消前后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内部结构分析 |
| 5.1 二孩生育间隔结构的内部构成与时期差异 |
| 5.2 基于初育史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1 初育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2 不同初育队列的分初育年龄二孩间隔构成分析 |
| 5.3 妇女出生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分析 |
| 5.3.1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二孩生育间隔内部构成 |
| 5.3.2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生存曲线及差异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山东省的生育间隔政策效应的典型性分析 |
| 6.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省级分析的必要性 |
| 6.1.1 山东省生育政策及生育水平波动的特殊性 |
| 6.1.2 主要研究内容 |
| 6.2 山东省婚育政策历史变动 |
| 6.2.1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婚育年龄要求 |
| 6.2.2 山东省生育数量及婚育时间要求的历史变动 |
| 6.3 数据与方法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研究方法、分析指标及关键政策变动分析 |
| 6.4 研究发现 |
| 6.4.1 时期生育水平波动 |
| 6.4.2 生育时间和二孩生育间隔变动 |
| 6.4.3 年龄别生育模式的变动 |
| 6.4.4 政策对生育水平和时间的影响 |
| 6.4.5 生育率转变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 |
| 6.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5.1 主要发现 |
| 6.5.2 山东省典型分析对理解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的启示 |
| 第7章 生育间隔政策对我国时期生育及生育模式的影响 |
| 7.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分析的必要性 |
| 7.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变动 |
| 7.4 研究发现 |
| 7.4.1 “开小口、堵大口”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2 “严控人口增长”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3 生育间隔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4 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及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以湘西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生殖健康“知信行”理论 |
| 2.3 健康促进理论 |
| 2.4 PLS路径模型理论 |
| 2.4.1 模型的概念 |
| 2.4.2 模型的结构 |
| 2.4.3 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准则 |
| 第3章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3.1 资料来源 |
| 3.1.1 调查对象 |
| 3.1.2 调查员 |
| 3.1.3 调查方法 |
| 3.1.4 调查内容 |
| 3.1.5 质量控制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访谈法 |
| 3.2.3 问卷调查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第4章 实证研究 |
| 4.1 研究人群基本情况统计描述 |
| 4.2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现状分析 |
| 4.2.1 妇科病状况 |
| 4.2.2 生殖健康知识状况 |
| 4.2.3 生殖健康态度状况 |
| 4.2.4 生殖健康行为状况 |
| 4.2.5 生殖健康服务状况 |
| 4.3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的建模分析 |
| 4.3.1 变量设置与选取 |
| 4.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4.3.3 生殖健康影响因素直接作用的PLS路径模型分析 |
| 4.3.4 生殖健康影响因素间接作用的PLS路径模型分析 |
| 4.4 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
| 4.4.1 不同人口学特征生育意愿比较 |
| 4.4.2 生殖健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
| 4.4.3 生殖健康对不同年龄组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
| 4.4.4 生殖健康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
| 4.4.5 生殖健康对不同家庭月收入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创新点 |
| 6.3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奖励情况 |
| 致谢 |
| 附录 湘西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及生育意愿调查问卷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深圳市坪山新区外来女工生殖道感染现况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样本含量与抽样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
| 1.5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的特征 |
| 2.2 女工RTIs状况 |
| 2.3 女工获得生殖健康服务情况 |
| 2.4 无性行为女工RTIs影响因素分析 |
| 2.5 有性行为女工RTIs影响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 4 局限性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的成果 |
（6）十堰市生殖道感染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信行调查及护理干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论着摘要 |
| 英文论着摘要 |
| 英文缩略语表 |
| 前言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文献综述 知信行理论应用于女性生殖道感染防治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7）西安市纺织城女工生殖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一节 生殖健康的定义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 |
| 第三节 噪声对纺织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现场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 |
| 一、纳入标准 |
| 二、排除标准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抽样方法 |
| 二、样本量 |
| 三、现场调查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质量控制 |
| 第六节 数据处理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第一节 基本人口学特征 |
| 第二节 生殖健康相关知识 |
| 一、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总体描述 |
| 二、各方面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情况描述 |
| 三、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影响因素探讨 |
| 第三节 生殖健康相关行为 |
| 一、避孕节育 |
| 二、人工流产 |
| 三、孕产妇保健 |
| 四、生殖道感染自觉症状及求医行为 |
| 第四节 噪声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
| 一、噪声对月经功能的影响 |
| 二、噪声对自然流产的影响 |
| 三、噪声对早产的影响 |
| 四、噪声对子代出生低体重的影响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一节 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
| 第二节 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情况 |
| 一、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总体掌握情况 |
| 二、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生殖健康相关行为的情况 |
| 一、避孕节育的情况 |
| 二、人工流产的情况 |
| 三、孕产妇保健的情况 |
| 四、生殖道感染自觉症状及求医行为的情况 |
| 第四节 噪声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
| 一、噪声对月经功能的影响 |
| 二、噪声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六章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8）中国中西部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中文摘要 Abstract 前言 一、 |
| 对象与方法 1 |
| 研究对象 2 |
| 方法 3 |
| 质量控制 4 |
| 调查问卷审核 5 |
|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二、 |
| 结果 1 |
| 人口学特征 2 |
| 调查对象孕产生育史 3 |
| 生殖道感染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4 |
| 经期卫生知识的知晓情况 5 |
| 避孕节育知识的知晓情况 6 |
| 调查对象得到有关生殖道健康相关知识的途径调查 7 |
| 调查对象的卫生行为 8 |
| 生殖道感染知识知晓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9 |
| 生殖道感染知识得分情况对妇女卫生相关行为的影响 10 |
| 妇女的生殖道感染情况 11 |
| 生殖道感染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三、 |
| 讨论 1 |
| 中西部农村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较高，应该引起重视 2 |
| 不同地区 |
| 不同民族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存在差异 3 |
| 不同职业和家庭收入情况对已婚妇女的生殖道感染情况存在一定影响 4 |
| 不良的卫生习惯可能为患病的主要因素 5 |
| 外阴清洗方式对生殖道感染的影响尤为显着，应该引起重视 6 |
| 流产是生殖道感染的危险性因素,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7 |
| 经济条件是制约中西部妇女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 8 |
| 中西部已婚妇女生殖道健康知识知晓情况虽有提高，但总体知晓率依然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9 |
| 中西部妇女对生殖道感染的危害知之甚少，迫切需要提高 10 |
| 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对中西部妇女的生殖道知识水平有较大影响，应该引起重视 11 |
| 生殖道感染知识水平的提高会改善妇女的个人卫生行为 12 |
| 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预防生殖道感染知识，提高已婚妇女知识水平 四、建议 1 |
| 针对当地情况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开展持续健康教育，以提高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促进自身行为改变 2 |
| 定期做好中西部农村育龄妇女的体检工作 3 |
| 关注女性生殖健康状况，鼓励男性参与，提高男性在生殖道感染预防中的作用 4 |
| 进一步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 参考文献 综述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
（9）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综述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现状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育龄妇女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现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现场与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内容及资料收集方式 |
| 三、技术路线 |
| 四、统计分析 |
| 五、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 |
| 研究结果 |
| 一、育龄妇女一般情况 |
| 二、育龄妇女婚育史及避孕史 |
| 1.婚育史 |
| 2.避孕史 |
| 三、育龄妇女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及行为 |
| 1.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 |
| 2.性与生殖健康相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3.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和人权的知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4.育龄群众的权利的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四、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 |
| 1.避孕知情选择的知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2.避孕知情选择概念知识的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育龄妇女对避孕节育知情服务的态度 |
| 4.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及咨询开展情况 |
| 五、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现状及需求分析 |
| 1.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知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2.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开展情况 |
| 3.接受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开展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开展的需求 |
| 5.接受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状况 |
| 6.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师资格认证的知晓 |
| 讨论 |
| 建议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湖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D]. 唐龙妹. 河北医科大学, 2020(02)
- [2]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D]. 张翠玲. 吉林大学, 2019(02)
- [3]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及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以湘西州为例[D]. 王瑞. 吉首大学, 2018(02)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深圳市坪山新区外来女工生殖道感染现况及其影响因素[D]. 杨娟. 武汉大学, 2017(06)
- [6]十堰市生殖道感染育龄妇女疾病相关知信行调查及护理干预对策[D]. 徐曼. 锦州医科大学, 2016(05)
- [7]西安市纺织城女工生殖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周猷.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3(S2)
- [8]中国中西部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D]. 阮伶俐. 华中科技大学, 2013(06)
- [9]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D]. 谢晓东. 河北联合大学, 2011(04)
- [10]育龄妇女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现况调查[D]. 文彬. 复旦大学,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