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务犯罪侦查的目标任务建设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高景峰[1]（2021）在《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建构与完善》文中认为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中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结构配置,职务犯罪侦查职权运行结构与体系,以及两者有机统一的样式。《刑事诉讼法》第19条所规范的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建构与完善,要从立法授权要义出发,把握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权在刑事司法治理体系中的结构位阶,将衔接贯通作为模式建构与完善的首要考量因素。侦查模式的建构要积极适应司法治理权力结构的变化,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主体的制度优势,对照借鉴司法惩戒统筹内生外生侦查需求的制度建构逻辑,立足运用侦查规律,完善侦查机制,科学整合职务犯罪侦查职权要素。侦查模式的完善要贯彻落实以证据为中心、大数据化侦查办案、依法公正行使职权的模式优化思路;坚持以检察一体为主导;推动立案审查的规范与完善,探索移案环节的多向衔接,强化撤案司法人权保障;通过保障职务犯罪被追诉人的诉讼权益和系统建构被害人合法权益防御体系,健全职务犯罪侦查权益保障机制。
桑先军[2]（2021）在《自治区刑事执行检察制度研究》文中提出
韩文义[3]（2021）在《我国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监狱检察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是我国刑事诉讼监督重要组成部分。监狱检察制度伴随着检察机关的产生而产生,主要经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监狱检察模式主要概括为三种:一是传统派驻检察模式,二是巡回检察模式,三是“派驻+巡回”模式。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是监狱检察监督方式的重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201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启动监狱巡回检察工作试点,2019年7月监狱巡回检察工作在全国全面推开。河北省检察机关在开展监狱巡回检察改革以来,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巡回检察工作章程和标准。在坚持常规巡回检察和机动巡回检察的基础上,采用跨区域交叉巡回检察和专项巡回检察的方式,充分发挥巡回检察制度优势,取得了显着成效,有效验证了这项制度创新的价值功能。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问题与不足随之出现。实践中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制度性障碍,主要包括监狱巡回检察监督质效有待进一步提高,监狱巡回检察同派驻检察有效结合路径不清晰,监狱巡回检察同刑罚变更执行监督结合不够紧密,监狱巡回检察工作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监狱巡回检察工作中信息化手段应用不足等。针对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应在细化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明晰派驻和巡回检察结合路径、构建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巡回检察监督程序、完善监狱巡回检察协调工作机制、提升信息化水平方面进一步完善监狱巡回检察制度,优化改革路径。
吴建雄[4]（2020）在《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双重管辖制度的多维思考》文中认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监察法》规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察委员会调查管辖的前提下,赋予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的管辖权。这一双重管辖的制度设计,蕴含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补短板、强弱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引发了如何认识和解决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职能管辖中的竞合问题。要实现双重管辖的制度初衷,就应从理论逻辑、多元功能入手,正确把握双重管辖制度的科学要义,确立检察优先管辖原则,解决管辖中影响效能发挥的若干问题,实现侦查权运行的理念重塑、策略改进和机制重构。
魏鹏[5]（2020）在《检察建议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检察建议制度作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是落实中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宪制定位的重要制度设计,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公益监护职能的重要机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检察建议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实然到法定、由部分到整体、由低阶到高阶的发展过程,已成为贯穿于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业务的基础性制度。检察建议制度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建设紧密相连,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又发挥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巨大作用,是检察机关在新时代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将检察建议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意在说明其为何产生、因何演变、效用如何,又将如何发展的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探寻检察建议制度的知识谱系、中国特色和政治社会功能,揭示其在中国出现并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首先,以中国古代御史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法律文化为其在中国之建构沉淀了适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奠定了传统法律文化基因;在分权和制约等理论影响下发展的现代检察制度为其孕育了制度生发的萌芽,因普遍存在监督属性或参与社会治理的趋势而具有诸多建议性权力和类似制度;以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和苏联检察制度为范本的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其诞生创造了决定性因素,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及行使一般监督权的需要而衍生出检察建议这种具体形式;以政法传统为代表的本土化因素为其实现内生性演化提供了必要空间,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检察建议的历史渊源,政法传统中的司法特点和社会综合治理等活动让其涅盘重生。其次,新时代检察建议制度的法律地位、价值、功能和适用均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呈现出制度定位的合宪性、制度基础的合法性、制度体系的独特性、制度设计的兼容性和刚柔兼具等中国特色。通过对检察建议制度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论证可知,其本质为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其权力本源为法律监督权。以检察建议强制性的高低和实现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型、诉讼监督型和社会治理型,前者为强制型检察建议,而后两者为非强制型检察建议。最后,当代检察建议制度主要表现出六大政治社会功能:实现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统一实施;权利保障;权力制约;推进社会治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建议制度的范式演进是以检察工作范式的转换为逻辑依据的。建国后随着检察工作从一般监督范式到刑事检察监督范式到法律监督范式,再到公共利益代表范式的历史性转换,检察建议制度也经历了几次深刻变革。不同的范式在范畴、适用领域、法律地位、价值和功能等层面反映出其各自的内涵和特征。中国社会结构、社会文化、法律观念和检察理念以及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与功能的变迁,深刻影响着检察建议制度的价值、功能和作用,也构成了检察建议制度的范式形成和转换的基本动因。作为强制型检察建议的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联系紧密。其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特征,使其既要充分实现诉前程序的监督属性和整改功能,又要服务于行政诉讼,这种双重属性引发了立法和实践的不协调。在运行中对于公共利益、确认违法的认定,以及调查核实权的行使等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实践和理论议题。本文分别从实践和立法两个层次,通过确立有关审查标准、强化调查核实权的强制力、拓展适用范围等方面,完善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以“一号检察建议”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其合理定位和限定具有重大理论关切。但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规范性不够、刚性不足、重视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作为诉讼监督型检察建议的再审检察建议则出现了适用条件不够明确、程序设计未发挥应有效果等问题,其制度设计和实践效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异化。为此,在实践中,可通过强化相关内外部机制的方式,在立法上可通过提升立法层次、扩展范围等方式对非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予以完善。新时代创新完善检察建议制度的具体路径是:首先,在国家层面加强检察建议制度的立法,使其能够科学合理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选择务实可行的立法模式和进路,通过修法活动完善检察建议的制度体系,提升运用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其次,作为检察建议制度的主体和制度主导者,检察机关要结合新时代检察工作理念,在完善工作机制、创新监督理念、突出重点领域等方面对检察建议工作提出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总结制约其发展的内外部矛盾后,以问题为导向,以法律监督权的内在要求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坚持科学化、司法化、谦抑化、协同化、智能化方向,使其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制度规范更加合理、制度运行更加流畅、制度效力更具刚性。
陈辉[6]（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庄浩,杨涛[7]（2020）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实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检察机关对14类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实践证明,此举不仅强化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刚性,优化了办案资源配置,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反腐败整体效能,是对监察全覆盖的积极配合与有力补充。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工作进行了一些浅显的思考。
吴建雄,马少猛[8]（2020）在《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基本理论与机制构建》文中指出修改后刑诉法保留的检察机关部分侦查权,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司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可界定为司法监督侦查权。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这一制度的设立,蕴含着配合监察全覆盖、增强法律监督刚性、助推司法公正、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价值。坚持问题导向,确立新的侦查工作理念,优化侦查权行使的管辖与分工,健全完善新的侦查工作程序和权力运行、监检协调、技术保障和人才培养机制,能够进一步充分发挥这一特定权力的制度效能。
王友武[9]（2020）在《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监察调查是监察职能的核心权能,对监察监督和监察处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基本属性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关于调查权的属性问题、调查权的权能问题、调查权的规范运行问题、被调查人的权益保障问题、非法证据排除的排除问题、调查权与司法权的衔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至今尚处在各执一词的探索阶段。基于现实和理论双重考量,有必要从调查权的本体、渊源、特征、构造、配置、功能、运行等多重维度,对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本研究共八章,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为绪论:交待研究背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阐述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描绘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整体结构。第二章为监察调查权的形成和确立。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监察调查权进行考察,包括监察调查权的历史考察、域外借鉴和当代中国的监察调查权的发展沿革。第三章为监察调查权性质、地位及特征,描绘监察调查权的外在表现。阐述监察调查权反腐败调查权的性质及其在监察权中的地位。从内涵机理、具体表现和现实需要三个方面阐释监察调查权的政治性、法定性、程序性、政策性和有限性特征。第四章为监察调查权的配置。监察调查权的配置以人民主权理论、正当程序理论、公正效率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为指导,遵循合理配置原则、集权分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权责对等原则。第五章为监察调查权的功能。通过具体案例演绎监察调查权揭露和证实腐败违法犯罪的案件调查功能,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警示教育功能,保障被留置人基本人权的人权保障功能,监督权力合法运行的权力监督功能,提出监察建议的漏洞防补功能。第六章为监察调查权的构成。从腐败案件调查的流程和调查措施的性质将监察调查权分为线索受理权、初核调查权、立案调查权、调查终结权、调查建议权等五种类型的权力,其中立案调查权包含常规调查权、特殊调查权、协同调查权等表现形态。第七章为监察调查权的运行。结合腐败案件的查办过程,阐述监察调查权独立性、效率性和规范性的运行特征。第八章是监察调查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一是初核阶段的线索收集和管理问题、二是立案阶段调查权运行的问题、三是调查权协调配合方面的问题。通过健全初核线索的信息化管理制度、解决各类管辖冲突、优化与相关机关的衔接机制加以完善解决。本研究着眼于《监察法》实施后新旧体制磨合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以期构建监察调查权的学理、法理体系,逻辑、话语体系和科学运行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调查制度行稳致远。
庞常青[10]（2020）在《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措施列为刑事侦查手段,但授权特征过于突出,制约程序过于简单,“重犯罪打击,轻人权保障”的信号过于强烈。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侦查措施虽仅为刑事侦查手段之一,但其高入侵性特征在所有刑事侦查手段中独占鳌头。该措施可以在当事者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将其隐私性信息一网打尽,使当事者瞬间称为“透明人”,其公民权利很容易处于被入侵的危险状态,这与刑事诉讼法的“人权法”或“小宪法”地位不相匹配。尤其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这些手段的公民权入侵威力将会变的不可想象,对其进行严格规制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刻不容缓。虽然没有使用“监听”术语,但技术侦查措施大多与监听措施类同。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历史悠久,其立法理念、立法原则、立法技术及具体法律规范设计能较好地体现执法权力约束与民权保护平衡的效果,颇有可资借鉴之处。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全面、深度研究有助于我国刑事监听制度的构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成熟,有利于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早日提升。论文以刑事监听价值分析开篇,基于社会对刑事监听危害性的认识大多源于直觉、无法清晰解释危害的根源、程度的现实,论文对刑事监听的正、负价值进行了深度剖析。除释明刑事监听的正价值外,重点研究了刑事监听的负价值,这是对政府刑事监听进行立法规制的理论基础。从表面上看,刑事监听显然具有侵犯“通信隐私权”及“通信自由权”的负价值,是对“自由价值”的一种背离;然而从实质上看,刑事监听更是对公民“智力隐私权”的一种侵犯,远远超出普通“隐私权”的范畴,影响到每个人的智力创造活动,进而影响到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此外,刑事监听还会导致“自我查禁”式的“寒蝉效应”,导致监听者与被监听者,不同被监听者之间的权力和权利失衡,进而产生敲诈勒索危险、游说危险、和歧视危险。以上分析比较深入地揭示了对刑事监听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明确了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刑事监听法律规范。论文第二章全面、系统、清晰地梳理了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发展历史,为研究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立法、司法理念、原则,以及程序构造等问题打下基础。本章力求展现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发展全貌,将研究的起点首次上推至美国内战时期,弥补了该段研究空白。根据标志性转折点,把发展史划分为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开端阶段（美国内战后到1934年《联邦通信法》实施）、确立阶段（二战后到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实施）、扩容阶段（1978年《外国情报监听法》实施）、成熟阶段（1986年《电子通信隐私法》实施）、挫折阶段(《爱国者法》到《美国自由法》。之前学界对美国监听法的介绍多为片段式,本文研究一方面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作了全景性展现,另一方面突出了发展史中的各转折点,有利于理解其刑事监听制度发展背后各种推动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第三章重点研究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程序构造,包括其主要监听法的适用范围、令状规则、证据适用和实体救济措施,是对美国各监听法的详尽剖析。所研究的具体监听法规具有全局涵盖性,包括美国宪法、联邦监听法、各州监听法等。由于其各监听法律规范的规定有较大的区别,在理解方面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本章对其各项监听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对比研究,具体包括各监听法对监听对象的适用、对监听的通信措施适用、以及监听犯罪活动类型适用;监听令状的申请程序、申请标准及全过程监督;监听证据的保存和适用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对非法监听行为的民事和刑事处罚措施。这些对比研究有助于我国进行扬长避短性地借鉴,科学构建我国刑事监听制度。第四章在前面的研究基础上,提炼美国刑事监听制度中的立法、司法原则的演变轨迹:从美国内战后到联邦调查局成立前,美国各州的对电话和电报监听予以禁止,可以称为“监听禁止”时期;从联邦调查局成立到1967年前,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刑事监听案件时,以“物理入侵原则”判定政府刑事监听行为是否违法,只要不涉及物理入侵,刑事监听行动即使没有令状也不违法;1967年后,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扭转乾坤,认为政府刑事监听必须满足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要求,废除“物理入侵原则”标准,采用“合理隐私期待权”原则,公民的通信隐私权和自由权从此被提升到高标准保护等等,这些原则的演变过程是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发展过程中公权和人权博弈斗争史的直接反映,对于我国监听法制建设和隐私权保护法制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第五章就美国刑事监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具体包括其法律制度框架、法律规范的程序性冲突、公民权保护水平的冲突、刑事监听立法与科技发展速度的协调性问题、刑事监听行动的立法和司法监督、执法机构的自律等方面。该部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学界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研究的空白。虽然美国监听法律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但客观上仍然存在一些明显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可以帮助我们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进行客观评价。论文最后一章归结到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当前我国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设置虽然比较简单,但也应该属于刑事监听规制的开端,但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无法承担起平衡刑事监听权与隐私权保护的重担。因为刑事监听措施对公民权的入侵程度极高,其法律规制必须同时进行监听权与审批权的平衡配置,并体现对通信隐私权和自由权的保护标准、保护程序及救济措施。这些任务不是刑诉法的几个条文设置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美国的解决办法是逐渐发展专门法,比如《电话监听法》、《电子储存法》等等,且需要多部专门法进行规制。这种立法模式会对程序规制和实体规制进行细化处理,公民权保护会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鉴于此,本章对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可取之处进行了借鉴,提出我国未来监听法制定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通信隐私保护法制定的必要性、修订我国宪法第40条为刑事监听权力配置预留空间、确立高标准通信隐私保护原则、统一刑事监听法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完善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主的程序性制裁规则、配置刑事监听监督机制、以及违法刑事监听制裁机制等。
二、职务犯罪侦查的目标任务建设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职务犯罪侦查的目标任务建设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建构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衔接贯通: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治理逻辑 |
| (一)职务犯罪侦查与纪检监察的衔接贯通 |
| (二)职务犯罪侦查与司法惩戒的衔接贯通 |
| 三、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职权要素及系统整合 |
| (一)检察官惩戒制度模式建构的横向比照 |
| (二)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的职权要素 |
| (三)职权要素的系统整合 |
| 四、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优化 |
| (一)模式优化的基本思路 |
| (二)坚持以检察一体为主导 |
| (三)程序优化的具体建议 |
| (四)强化权益保障机制 |
| 五、结语 |
（3）我国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监狱检察制度概述 |
| 1.1 监狱检察制度的含义 |
| 1.2 我国监狱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 |
| 1.3 我国监狱检察的主要模式 |
| 1.3.1 派驻检察模式 |
| 1.3.2 巡回检察模式 |
| 1.3.3 “派驻+巡回”检察模式 |
| 1.4 监狱检察制度的功能 |
| 第二章 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实践考察——以河北省为例 |
| 2.1 河北省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的规范性要求 |
| 2.1.1 巡回检察工作组织构成和内容 |
| 2.1.2 派驻检察室工作职责和要求 |
| 2.1.3 巡回检察工作方式 |
| 2.1.4 巡回检察工作流程 |
| 2.1.5 巡回检察工作方法 |
| 2.2 河北省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及成效 |
| 2.2.1 全省监狱巡回检察制度的改革实践 |
| 2.2.2 全省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 |
| 第三章 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 3.1 监狱巡回检察监督质效有待提高 |
| 3.1.1 监狱巡回检察监督发现深层次问题不足 |
| 3.1.2 监狱巡回检察监督重点不明确 |
| 3.1.3 监狱巡回检察发现问题的整改力度不够 |
| 3.2 监狱巡回检察同派驻检察有效结合路径不清晰 |
| 3.2.1 派驻检察同巡回检察职责分工不明确 |
| 3.2.2 部分监狱巡回检察组组织构造不合理 |
| 3.2.3 派驻监狱检察室人员配备要求过于原则 |
| 3.3 监狱巡回检察同刑罚变更执行监督结合不够紧密 |
| 3.3.1 刑罚变更执行事前巡回检察监督空置 |
| 3.3.2 刑罚变更执行事中巡回检察监督弱化 |
| 3.3.3 刑罚变更执行事后巡回检察监督形式化 |
| 3.4 监狱巡回检察工作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
| 3.4.1 检察机关同纪检监察机关案件线索反馈机制有待畅通 |
| 3.4.2 检察机关同监狱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欠缺 |
| 3.5 监狱巡回检察工作中信息化手段应用不足 |
| 3.5.1 缺乏巡回检察远程指挥平台 |
| 3.5.2 案卷流转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 |
| 3.5.3 网络动态监督不足 |
| 第四章 完善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的建议 |
| 4.1 细化监狱巡回检察制度 |
| 4.1.1 完善监狱巡回检察组织机制 |
| 4.1.2 探索监狱巡回检察内容清单化制度建设 |
| 4.1.3 建立完善监狱巡回检察质效评估机制 |
| 4.2 探索巡回检察和派驻检察结合新路径 |
| 4.2.1 厘清派驻检察和巡回检察的职权划分 |
| 4.2.2 健全巡回检察队伍组建机制 |
| 4.2.3 明确派驻监狱检察室人员配备标准 |
| 4.3 构建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巡回检察监督制度 |
| 4.3.1 同步巡回检察监督工作机制 |
| 4.3.2 同步巡回检察监督运作机理 |
| 4.3.3 同步巡回检察监督权力保障手段 |
| 4.4 完善监狱巡回检察的工作协调机制 |
| 4.4.1 建立完善检察机关同纪检监察机关的案件线索反馈机制 |
| 4.4.2 建立完善检察机关同监狱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 |
| 4.5 提升监狱巡回检察工作信息化水平 |
| 4.5.1 搭建监狱巡回检察远程指挥平台 |
| 4.5.2 优化减刑、假释办案平台 |
| 4.5.3 探索建立视频智能分析系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双重管辖制度的多维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理论逻辑：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双重管辖的权力属性与特征 |
| （一）权源的政治性 |
| （二）法定的监督性 |
| （三）运行的特殊性 |
| 二、价值基础：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双重管辖制度的多元功能 |
| （一）首要价值：有利于监察全覆盖，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司法监督效能 |
| （二）核心价值：有利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
| （三）基本价值：有利于优化职务犯罪管辖机能，实现监察、检察监督制度融创发展 |
| 三、强化职责：确立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检察管辖优先原则 |
| （一）确立检察管辖优先原则的深层含义 |
| （二）互涉案件如何体现检察优先管辖 |
| （三）管辖优先原则下检察机关的职责分工 |
| 四、运行考量：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检察管辖的现实问题与成因 |
| （一）违法犯罪线索的发现和搜集渠道不畅 |
| （二）互涉案件的频繁移送影响执法效率 |
| （三）侦査办案的措施手段较为局限 |
| （四）侦査力量薄弱、侦査设施滞后 |
| 五、对策探究：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检察管辖的实践路径 |
| （一）重塑司法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理念 |
| （二）完善检察机关互涉案件的立法设计 |
| （三）把握司法诉讼领域反腐执法的政策策略 |
| （四）健全完善侦查权运行的制度保障 |
（5）检察建议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论文的内在思路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六、预期创新 |
| 第一章 检察建议制度的发生学研究 |
| 第一节 检察建议制度的知识谱系分析 |
|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
| 二、现代世界检察制度的影响 |
| 三、社会主义法治传统的影响 |
| 四、当代中国政法传统的影响 |
| 第二节 检察建议制度的中国特色 |
| 一、制度定位的合宪性 |
| 二、制度基础的合法性 |
| 三、制度体系的独特性 |
| 四、制度设计的兼容性 |
| 五、柔性与刚性兼具 |
| 第三节 检察建议制度的功能 |
| 一、有效实现法律监督 |
| 二、保障法律统一实施 |
| 三、权力制约 |
| 四、推进社会治理 |
| 五、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
| 六、保障公民和组织合法权益 |
| 第二章 检察建议制度的范式演进 |
| 第一节 范式演进的模型 |
| 一、范式演进的基本动因 |
| 二、范式变迁的结构性维度 |
| 第二节 一般监督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
| 一、一般监督范式的形成及内涵 |
| 二、检察建议在一般监督工作中的适用 |
| 三、检察建议在其它监督工作中的适用 |
| 第三节 刑事检察监督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
| 一、刑事检察监督范式的形成及内涵 |
| 二、刑事检察监督范式的特征 |
| 第四节 法律监督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
| 一、法律监督范式的形成及内涵 |
| 二、法律监督范式的特征 |
| 第五节 公共利益代表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
| 一、公共利益代表范式的形成及内涵 |
| 二、公共利益代表范式的特征 |
| 第三章 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制度的运行 |
| 一、数据统计分析和样本选取 |
| 二、诉前检察建议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价值定位反思 |
| 一、诉前检察建议的双重价值分析 |
| 二、诉前建议与提起诉讼的问题 |
| 第三节 确认违法的认定问题 |
| 一、履职主体的确定 |
| 二、公共利益的认定问题 |
| 三、“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审查标准 |
| 第四节 调查核实权的问题 |
| 一、调查核实权的现实镜像 |
| 二、实践中强化调查核实权的路径 |
| 第五节 完善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的立法 |
| 一、赋予调查核实权强制力 |
| 二、拓展诉前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 |
| 三、强化诉讼中的法律监督身份 |
| 第四章 非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度的运行 |
| 一、以“一号检察建议”为案例的分析 |
| 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度运行考察 |
| 三、解决对策 |
| 第二节 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的运行 |
| 一、数据统计及分析 |
| 二、基于再审检察建议书的样本分析 |
| 三、突出问题与原因 |
| 四、解决方式与办法 |
| 第三节 强化非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的立法 |
| 一、将不诉决定中的检察意见改为检察建议 |
| 二、扩大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 |
| 三、提升再审检察建议的立法层次 |
| 第五章 检察建议制度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科学化 |
| 一、制度规范体系的科学化 |
| 二、制度运行机制的科学化 |
| 第二节 司法化 |
| 一、业务流程上的案件化 |
| 二、办案模式上的审判化 |
| 第三节 谦抑化 |
| 一、法定性原则 |
| 二、必要性原则 |
| 三、效用性原则 |
| 四、权利保护原则 |
| 第四节 协同化 |
| 一、协同化的内涵 |
| 二、协同化的途径 |
| 三、协同化的重点领域 |
| 第五节 智能化 |
| 一、数据化 |
| 二、信息化 |
| 三、人工智能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的概念、类型与原则 |
| 第一节 处置权的概念界定 |
| 一、处置权的意涵 |
| 二、处置权的地位 |
| 三、处置权的双重属性解析 |
| 第二节 处置权的主要类型 |
| 一、处置权类型划分的依据与标准 |
| 二、三种基本处置类型概述 |
| 三、处置权类型化的意义 |
| 第三节 处置权的运行原则 |
| 一、职权法定 |
| 二、正当程序 |
| 三、监察独立 |
| 四、处置协同 |
| 第二章 人大体制下监委会处置权的宪法地位关系 |
| 第一节 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及协调 |
| 一、监委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关系界定 |
| 二、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 |
| 三、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协调机制 |
| 第二节 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及与处置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 |
| 二、监委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界定 |
| 三、监委会与检察院的职权衔接 |
| 第三节 审判中心主义下处置权与审判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体制改革下审判中心主义的宪法意义 |
| 二、监委会对审判人员实施监督的边界 |
| 三、审判机关监督处置权的方式与限度 |
| 第四节 监察独立原则下处置权与执法部门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独立原则下“执法部门”的意涵及地位 |
| 二、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关系界定 |
| 三、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衔接机制 |
| 第三章 建议型处置权的类型、范围与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监察建议的效力、范围及适用条件 |
| 一、监察建议的强制效力及与其他监察“建议”的区分 |
| 二、监察建议适用事由的合理限定 |
| 三、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范围 |
| 第二节 问责建议的定位、问题及法制完善 |
| 一、监察问责制度的基本定位 |
| 二、监察问责制度的供给不足及其问题 |
| 三、问责建议制度法制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三节 从宽处罚建议的定位、边界及司法审查 |
| 一、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宪法意义 |
| 二、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 |
| 三、从宽处罚建议的范围 |
| 四、从宽处罚建议的制度整合与司法审查 |
| 第四章 处分型处置权的主体、范围与程序 |
| 第一节 双轨制处分体制下的处分决定主体及其关系 |
| 一、“政务处分—行政惩戒”之双轨体制的确立 |
| 二、双轨处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三、双轨处分体制下处分决定主体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的适用范围 |
| 一、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概念阐释 |
| 二、“违法”作为政务处分事由的法理基础 |
| 三、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范围界定 |
| 第三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程序的构造 |
| 一、政务处分程序的功能与特征 |
| 二、政务处分的一般程序 |
| 三、政务处分的特别程序 |
| 四、政务处分的救济程序 |
| 第四节 问责决定的特征、功能及运行边界 |
| 一、问责决定的非独立性特征 |
| 二、问责决定的功能界定:实现对“关键少数”的监督 |
| 三、问责决定的运行边界 |
| 第五章 移送型处置权的范围、程序及规制路径 |
| 第一节 移送审查起诉的范围界定与构成要件 |
| 一、移送审查起诉的内涵、价值及范围界分 |
| 二、移送审查起诉的构成要件 |
| 第二节 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 |
| 一、监察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阶段的立案衔接 |
| 二、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 |
| 三、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证据衔接 |
| 第三节 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的内部规制 |
| 一、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内部规制的必要性 |
| 二、充分发挥案件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 |
| 三、强化层级审批程序的监督功能 |
| 四、完善监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体系 |
| 第四节 检察院对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 |
| 一、检察院对移送案件审查的价值诉求 |
| 二、监察规范在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可适用性 |
| 三、检察院对移送案件予以审查的内容及后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实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保留检察机关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必要性 |
| （一）保留检察机关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保障检察机关监督刚性的现实需要 |
| （二）保留检察机关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有利于优化侦查资源配置 |
| （三）保留检察机关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对监察监督的补充配合 |
| 二、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
| （一）工作机制不健全，认识存在偏差 |
| （二）侦查取证困难，成案难度较大 |
| （三）线索来源渠道窄，移送反馈不及时 |
| （四）侦查力量较为薄弱，办案能力有待提升 |
| 三、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意见建议 |
| （一）主动作为，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 |
| （二）发挥优势，充分运用侦查一体化办案机制 |
| （三）积极探索，将侦查与巡回检察深度融合 |
| （四）多措并举，破解案源线索瓶颈 |
| （五）内部挖潜，加强侦查队伍建设 |
（8）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基本理论与机制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价值 |
| (一)配合监察全覆盖 |
| (二)增强法律监督刚性 |
| (三)助推司法公正 |
| (四)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 |
| 二、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运行的现状与问题 |
| (一)运行现状 |
| (二)实践难点 |
| 三、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健全完善 |
| (一)确立检察机关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新理念 |
| (二)正确把握检察机关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的主体与管辖 |
| (三)健全完善检察机关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的基本程序 |
| 1．线索受理程序。 |
| 2．初步调查程序。 |
| 3．立案侦查程序。 |
| 4．互涉案件移交程序。 |
| (四)健全完善检察机关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的机制保障 |
| 四、余论 |
（9）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监察调查权性质的研究 |
| 1.2.2 监察调查权基本权能研究 |
| 1.2.3 监察调查权规范运行的研究 |
| 1.2.4 保障被调查人权益的研究 |
| 1.2.5 监察调查中非法证据排除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监察调查权的发展沿革 |
| 2.1 中国古代的监察调查权 |
| 2.1.1 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 |
| 2.1.2 古代监察权的功能 |
| 2.1.3 古代监察权的借鉴 |
| 2.2 国家监察调查权的形成和确立 |
| 2.2.1 行政监察制度调查权 |
| 2.2.2 检察监督制度侦查权 |
| 2.2.3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调查权 |
| 2.2.4 国家监察调查权的确立 |
| 2.3 域外监察调查权的参考借鉴 |
| 2.3.1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 |
| 2.3.2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制度 |
| 2.3.3 香港地区廉政公署制度 |
| 第3章 监察调查权性质、地位及特征 |
| 3.1 调查权的性质 |
| 3.1.1 调查权的概念 |
| 3.1.2 调查权的性质 |
| 3.2 调查权的地位 |
| 3.2.1 调查权地位概述 |
| 3.2.2 调查权与监督、处置权的关系 |
| 3.3 调查权的特征 |
| 3.3.1 调查权的政治性 |
| 3.3.2 调查权的法定性 |
| 3.3.3 调查权的程序性 |
| 3.3.4 调查权的政策性 |
| 3.3.5 调查权的有限性 |
| 第4章 监察调查权的配置 |
| 4.1 调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
| 4.1.1 人民主权理论 |
| 4.1.2 正当程序理论 |
| 4.1.3 公正效率理论 |
| 4.1.4 制度变迁理论 |
| 4.2 调查权配置的基本特征 |
| 4.2.1 合理配置 |
| 4.2.2 集权分权 |
| 4.2.3 权力制约 |
| 4.2.4 权责对等 |
| 第5章 监察调查权的功能 |
| 5.1 案件查证功能 |
| 5.1.1 案件查证功能的含义 |
| 5.1.2 案件查证功能的实现 |
| 5.2 权力监督功能 |
| 5.2.1 权力监督功能的含义 |
| 5.2.2 权力监督功能的实现 |
| 5.3 人权保障功能 |
| 5.3.1 人权保障功能的含义 |
| 5.3.2 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 |
| 5.4 堵漏建制功能 |
| 5.4.1 堵漏建制功能的含义 |
| 5.4.2 堵漏建制功能的实现 |
| 5.5 警示教育功能 |
| 5.5.1 警示教育功能的含义 |
| 5.5.2 警示教育功能的实现 |
| 第6章 监察调查权的构成 |
| 6.1 线索受理权 |
| 6.1.1 问题线索的概念 |
| 6.1.2 问题线索的处置 |
| 6.2 初核调查权 |
| 6.2.1 初核调查的含义 |
| 6.2.2 初核调查的程序 |
| 6.2.3 初核调查的运行 |
| 6.3 立案调查权 |
| 6.3.1 立案准备 |
| 6.3.2 回避程序 |
| 6.3.3 常规调查权 |
| 6.3.4 特殊调查权 |
| 6.3.5 协同调查权 |
| 6.4 调查终结权 |
| 6.4.1 调查终结权的概念 |
| 6.4.2 调查终结权的规范 |
| 6.5 调查建议权 |
| 6.5.1 自首从宽建议 |
| 6.5.2 退赃从宽建议 |
| 6.5.3 立功从宽建议 |
| 第7章 监察调查权的运行 |
| 7.1 调查权运行特征 |
| 7.1.1 运行的独立性 |
| 7.1.2 运行的效率性 |
| 7.1.3 运行的规范性 |
| 7.2 调查权运行原则 |
| 7.2.1 运行的合法原则 |
| 7.2.2 运行的客观原则 |
| 7.2.3 运行的公正原则 |
| 7.3 调查权运行方式 |
| 7.3.1 以党的领导为前提 |
| 7.3.2 以集体决策为主导 |
| 7.3.3 以严格依法为关键 |
| 7.3.4 以查证事实为依规 |
| 7.3.5 以办案绩效为要旨 |
| 第8章 监察调查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8.1 初核阶段线索收集与管理中的问题及完善 |
| 8.1.1 线索收集与管理的问题 |
| 8.1.2 线索收集与管理制度的完善 |
| 8.2 立案调查阶段调查权运行的问题及完善 |
| 8.2.1 相关犯罪的管辖问题 |
| 8.2.2 解决立案阶段的管辖冲突 |
| 8.3 调查权协同配合方面的问题 |
| 8.3.1 相关机关的配合问题 |
| 8.3.2 协同配合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的论文 |
（10）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的由来与研究的意义 |
| (一) 选题的由来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刑事监听概念与价值分析 |
| 一、刑事监听 |
| (一) 监听 |
| (二) 刑事监听 |
| 二、刑事监听的正价值 |
| (一) 社会保护价值 |
| (二) 犯罪预防价值 |
| (三) 犯罪侦查价值 |
| 三、刑事监听的负价值 |
| (一) 侵害“自由价值” |
| (二) 侵害普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 |
| (三) 侵害“智力隐私权” |
| (四) 自我查禁式“寒蝉效应”危害 |
| (五) 破坏权力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发展 |
| 一、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开端 |
| (一)内战后各州严格限制刑事监听 |
| (二) 20世纪初刑事监听大行其道 |
| (三) 美国联邦监听法诞生的导火索Olmstead案 |
| (四)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开端 |
| 二、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确立 |
| (一) 二战后联邦调查局监听活跃 |
| (二) 刑事监听纳入宪法规制 |
| (三) “合理隐私期待”原则确立 |
| (四)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确立 |
| 三、美国刑事监听制度扩容 |
| 四、美国刑事监听制度成熟 |
| 五、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挫折 |
| (一) 《外国情报监听法》“无证监听”遭抵制 |
| (二) 《爱国者法》严重削弱隐私保护水平 |
| (三) 《美国自由法》终结国安局监听计划 |
| 第三章 美国刑事监听原则 |
| 一、“合理隐私期待”原则 |
| (一) “合理隐私期待”原则确立 |
| (二) “合理隐私期待”标准认定 |
| 二、宪法保障原则 |
| 三、令状原则 |
| (一) 禁用“一般令状”催生宪法第四修正案 |
| (二) 第四修正案令状原则的刑事监听适用 |
| 第四章 美国刑事监听程序构造 |
| 一、监听适用范围 |
| (一) 犯罪类型 |
| (二) 通讯方式 |
| (三) 适用对象 |
| 二、监听申请与司法审查 |
| (一) 申请主体 |
| (二) 批准主体 |
| (三) 审批标准 |
| (四) 监听期限 |
| 三、监听证据规则 |
| (一) 监听证据保存 |
| (二) 监听证据适用 |
| (三) 违法监听程序制裁:非法证据排除 |
| 四、违法监听实体制裁 |
| 五、监听监督机制 |
| 第五章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的问题 |
| 一、刑事监听法律体系庞杂 |
| 二、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 |
| (一) 适用范围冲突 |
| (二) 令状规则冲突 |
| (三) 程序制裁与实体制裁措施冲突 |
| 三、法律规范滞后 |
| 四、立法监督薄弱 |
| 五、司法立场保守 |
| 六、执法自律不严 |
| 第六章 美国刑事监听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当前刑事监听制度运行问题 |
| (一) 《宪法》规范限制技术侦查的规制架构 |
| (二) 技术侦查性质界定不清 |
| (三) 技术侦查立法经验不足 |
| (四) 技术侦查规范缺陷明显 |
| 二、我国刑事监听制度的完善 |
| (一) 通过通讯隐私保护法规制刑事监听 |
| (二) 立法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 |
| (三) 修订《宪法》第40条为监听权力配置预留空间 |
| (四) 确立高标准的通信隐私权保护原则 |
| (五) 完善刑诉证据规则和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主的程序制裁规则 |
| (六) 统一刑事监听法的适用对象和范围 |
| (七) 配置刑事监听监督机制和自律机制 |
| (八) 配置刑事监听实体制裁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职务犯罪侦查的目标任务建设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建构与完善[J]. 高景峰.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1(05)
- [2]自治区刑事执行检察制度研究[D]. 桑先军.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3]我国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改革研究[D]. 韩文义. 河北大学, 2021(02)
- [4]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双重管辖制度的多维思考[J]. 吴建雄. 中国法学, 2020(06)
- [5]检察建议制度研究[D]. 魏鹏. 吉林大学, 2020(03)
- [6]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02)
- [7]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实务问题研究[A]. 庄浩,杨涛. 2020年贵州省检察院理论研究年会优秀论文集, 2020
- [8]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基本理论与机制构建[J]. 吴建雄,马少猛.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05)
- [9]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研究[D]. 王友武. 湘潭大学, 2020(12)
- [10]美国刑事监听制度研究[D]. 庞常青. 山东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