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字图书馆概念论（论文文献综述）
赵宇翔[1]（2021）在《香山静宜园营造研究》文中提出香山受灵千载,岩峦怪特,林薄华滋。清嘉的山水环境,在本土空间美学与哲学的推动下,逐渐实现由自然山水向“胜揽舆区”的转型。东晋“丹井”为香山风景营造之嚆矢,此后渐至蕃昌,至明季已具“修真秘府”之局面。清乾隆丙寅春三月静宜园落成,“为景二十有八”。为探寻香山静宜园园林空间的营造机制,本文从人居环境科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角,通过田野调研、历史文献梳理和历史传统还原的研究方法,对香山静宜园的营造缘起、营造线索和营造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和研究。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3点结论:第一,香山静宜园的风景营造始自东晋,“葛稚川丹井”是香山风景营造的肇始。在金世宗时期开始营建行宫和佛寺,此后香山在千余载的风景营造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佛寺”“宫廷”“人居支撑”和“景致”并行的营造线索。第二,静宜园在宫廷、佛寺、人居支撑营造的同时,伴随着功能空间还有一条贯穿在人工营建之后的景致营建线索,基于佛寺、宫廷、交通防御等空间的凝练提升,贯穿了香山八景到静宜园二十八景景致线索的形成、发展和变革,最终形成一种由景致空间来呈现静宜园的营造结果的展现。这种景致空间并不等同于建筑空间或建筑空间的组合关系,而是山水自然空间与建筑空间的相互契合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营造价值。第三,香山八景和静宜园二十八景在香山和静宜园的风景营建过程中形成了风景体系,而这种风景体系的形成正反映出了自然空间、文化空间,佛寺、宫廷等建筑空间以及交通、防御、水利等人居支撑共同凝练形成的一种风景体系的综合展现,也即是“香山八景”“静宜园二十八景”风景体系的呈现结果,反映出本土园林营造的一种特有的实践途径。
赵中健[2]（2021）在《社会现象指标体系及其认识论旨归研究 ——以互联网宗教信息指标体系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以量化方法为核心特征之一的自然科学方法为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社会科学期望通过引进这种自然现象量化研究方法,来推进社会现象研究的进展。然而,量化方法是否适用于社会现象研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现象研究,这个问题在科学哲学研究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争论。自然主义主张在社会现象中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不仅能够推动社会现象研究十足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弥合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缝隙,从而构建一种统一的自然化的人类知识体系。而反自然主义则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以心灵的内容和性质为核心,试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各个层面论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所固有的区别。然而,本文认为在坚持心灵所具有的主观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依然能够对社会现象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量化研究。首先,本文通过详细研究自然科学量化方法的历史确立过程,总结分析出量化方法的核心内涵特征在于通过建立指标实现对现象的量化描述,并进一步在指标之间建立数学关系形成数学模型,完成对现象的量化表征研究。然后,在明确量化研究核心方法的前提下,深入考察社会现象量化研究在历史实践中是如何确立和发展的。然后指出社会现象量化研究的核心任务就在于通过量化测量外在化的行为表现特征,进而把握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特征和规律。明确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在于针对社会现象中的各核心要素,建立指标体系,实现对社会现象综合完整地量化表征。接下来,进一步论证指标体系方法在社会现象量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之所以在要在社会现象量化研究中采用指标体系方法,关键在于社会现象所具有的复杂性特征。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现象中的各因素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非还原特征,而指标体系量化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这种性质特征并触碰可描述的界限。指标体系方法的有效性体现在社会现象本身内在的规律性、外在的可测量性以及连续性问题和复合本体论问题上。在理论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明指标体系在实践中的方法论原则要求。紧接着,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指标体系构建作为案例研究,探讨如何针对与科学理性相对立的宗教信仰情感建构指标体系。在本文的最后一章,对社会现象指标体系开展认识论旨归研究,从指标与实在的关系问题、指标测量问题、指标与认知问题等几个方面,多维度地揭示指标体系方法在认识论上所涉及的哲学问题,通过系统地认识论反思,以期进一步推动社会现象指标体系量化研究的发展。
吴猛[3]（2020）在《重新理解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文中提出列宁在1914—1915年对黑格尔着作的研读过程中,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的理论基础来自其对于《资本论》的阅读,这一改造的根本目标在于认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在之物",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性维度的确认,而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维度之下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才有可能真正统一在一起。因此,列宁这一改造的结果实际上既不是改装的主观辩证法,也不是实践辩证法,而是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历史性辩证认识论,其实践旨趣在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行动者与现实之间建立内在关联,即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丁新改[4]（2020）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围绕何为党的政治建设、为何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如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新战略构成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运用抽象到具体、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形成的背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架构、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逻辑进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意蕴。研究重点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架构。包括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厘定、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战略地位、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国家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典型特征。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又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管党治党核心议题的延伸和拓展,更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进行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新鲜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规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关超[5]（2020）在《感觉影像的知识本质辩护》文中研究表明关于视觉的哲学问题历来都是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然而,传统的知识论哲学一直都没有真正找到人类如何通过视觉获得知识的答案。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视觉技术的普及让大众日益陷入了视觉信息的大爆炸之中,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视觉及其衍生物具有不可估量的认知作用和社会功能。但视觉认知的本质、具体的发生机制、科学的解释方案等问题都还不甚清晰。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视觉的哲学考察和哲学评价变得越来越紧迫,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选择感觉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因为视觉感觉是视觉发生的最初阶段,比视觉经验还要更早,其结果被呈现为一种在场的影像。影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更强调视觉感觉发生时所具有的那种即时感和现场感,是视觉感觉活动的直接对象,也包含了外在视觉对象所拥有的真实属性。而与影像类似的图像、意象、图式等内容,都是由影像派生而来,所以只有选择感觉影像才能真正实现对视觉的完整考察。知识论作为哲学的基本论域之一,从感觉影像出发的知识论研究对主体、哲学、科学等不同维度的认知价值,具有最大化的统摄效力。为此,本文确定了视觉感觉影像在知识论研究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即在传统知识论研究中,感觉影像的认知价值没有得到前人的普遍认同,特别在哲学的语言转向和科学实在论的兴起之后,感觉影像因为主流哲学对语言和科学拥护,而被认定为没有逻辑属性的非概念性感觉材料。这是本文不能同意的。如果这种反对是正确的,那我们将无法解释心灵如何能获得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之问题,人类知识系统的客观性也会面临被丢失的威胁。故而有必要重新审视视觉感觉及其影像在知识论证中可能发挥的认知功能,这样不仅能使人清晰明白地了解视觉的认知机制,还能保护人类知识的根基不被动摇。故此,本文立足于康德直观理论和当代概念论理论,讨论了感觉影像在定义问题中存在的分歧和混乱,从词源学的角度界定了影像概念的应有之意;之后,尝试对感觉影像可能具有的认知功能进行了哲学论证,重点分析了影像的概念性特征和逻辑性本质,对感觉影像在科学知识系统中的框架基础地位进行了辩护;回应、答辩了感觉影像在传统哲学中可能遇到的理论争议,最后得出如下结论:（1）自笛卡尔以来,大部分讨论视觉的哲学家都区分了视觉在不同认知阶段中的不同表征,可能是缺少关注的原因才导致了Image概念的混乱,且要理解其真正的概念需要建立在相关论点的本体论基础上才能实现。影像不仅是人类与世界直接接触的重要媒介,其内部本质也是包含了理性运作的概念性命题内容,正常的感觉主体可以直接通过感觉影像对世界做出客观判断。（2）感觉影像及其技术性的延伸所具有的逻辑性应用价值,已经体现在现代科学理论研究的观察、确证和交流等步骤中,感觉影像的直接认知能力为这些应用的可靠性奠定了基础。在科学中,影像不仅承担着意义的表征功能,还为科学理论的整体系统提供了方法论的框架基础。（3）虽然影像的知识论价值在传统哲学的语境中没有被广泛接受,但从朴素实在论的本体论立场出发的感觉影像,可以合理地为自身提供有效的哲学辩护,这种辩护立足于博物式自然主义观念,以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论战、他心可知和不可知的争论、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为切入口,反驳了来自物理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的理论批判,论证了感觉影像在主流哲学语境中依然具有合法的认识论地位。总之,视觉感觉影像,是感受性的、现象性的、逻辑性的认知存在,从它出发,可以更新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可以夯实我们的知识根基,还可以在科学哲学层面服务于哲学思辨和科学推理,从而实现影像、主体、哲学和科学的多赢。
秦洁[6]（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侯郭垒[7]（2020）在《大数据安全的立法保障研究》文中认为近几年,数据资源日益成为贯通经济发展大动脉的关键要素,这也使大数据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越来越深,已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挖掘和利用大数据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不同领域的决策水平,进而促进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创新。但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使犯罪分子大量利用数据,并给数据主体的权利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同时严重威胁了该国的数据主权。虽然大数据产业的规模效应日益突出,但是,由于实践中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规范,其野蛮增长的无序状态总是接踵而至。尤其是在大数据的采集方面,很多企业无视法律法规,尽管“违法”利用,而忽视了对涉及国家主权、商业利益和公民权利的数据的保护,为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致命的隐患。此外,大数据安全风险还呈现在大数据的存储、分析和应用等环节,这些不同类型的安全风险更凸显了通过立法手段来实现数据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保障大数据的安全,实现数据治理的法治化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理论与现实问题。实现数据治理的法治化,从命题的逻辑构成来讲包含数据治理的结构与法治化两个问题。数据治理的结构是通过具体的大数据行为即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应用与交易等来体现的,也就是指的大数据生命周期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数据治理的法治化问题,从目前的法治和大数据实践来讲主要是通过大数据立法来实现的,就是以立法实现各数据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设定及其关系模式之制度安排。因此,以大数据内部流程为切入点进行风险类型化分析及立法建议是必要的。保障大数据安全,实现数据治理的法治化,首先应加快大数据安全立法,对大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应用等数据行为进行严格规制,落实各数据主体的安全保障义务。保障大数据安全,要加快制定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大数据立法,制定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各项制度,实现大数据行为的法治化。在具体立法建议方面,明确大数据管理者和运营者的法律责任与义务,制定可操作的实施规则,指导政府部门、各行业领域有效地开展大数据资产的安全保护工作;规范管理数据全生命周期中各环节的安全保障措施,对数据的确权、收集、存储、分析和应用进行规范管理,避免数据泄露、数据资源滥用,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在大数据时代,只有不断完善大数据安全的立法保障,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数据安全,也才能为大数据的高效利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对大数据安全立法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基于此,本文即以数据治理为问题意识,始终围绕大数据安全及其立法保障来展开。首先分析了大数据相关的基础理论,明确了大数据的权利属性。大数据既属个人数据权（兼具人格权特征和财产权特征）,又是企业财产,也是国家主权的体现。然后,以现有的大数据安全保障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大数据核心业态为切入点,从大数据处理的内部流程即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分析与应用等环节分析大数据内部流程存在的安全风险,并探析大数据安全风险的发生途径和规律。再次,梳理国内外最具代表性的大数据立法,分析并借鉴其中先进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最后,面向中国语境来探寻适合我国的数据安全保障的法律路径。本文正文共分为五章,各章概述如下:第一章大数据的概念论与权利属性研究。概念论与权利属性是大数据治理中的法律逻辑起点。大数据的安全风险分析与治理研究必须以概念论与权利属性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区分不同数据主体的权利在不同场域中如何被侵犯,并为数据治理奠定理论分析基础。第一部分分析了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功能、价值和类型。大数据作为一个新概念、新现象,不仅指大规模的数据对象,还包括对这些数据对象的处理和应用活动,它集数据对象,技术和应用三者于一体。大数据对象可以是实际的和有限的数据集,例如企业或者行政机关拥有的数据库,也可以是虚拟的和无限的数据集,例如Facebook、微信、Twitter等社交网络上的全部数据。大数据具有连接功能,大数据连接一切;反馈功能,大数据反馈事物;揭示功能,大数据揭示相关性,带来价值。开放和共享是大数据的天然价值,大数据商业模式的真正创新是基于数据开放和共享的二次创新,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大数据之于社会的生产力。从数据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大数据可以大致分为行政记录数据、商业记录数据和互联网记录数据。从大数据权利归属来看,大数据可以分为三类: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本文对大数据的确权以及立法研究主要是从个人数据、去信息化的经过加工处理过的个人数据（更多的归属于企业数据）、政府数据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大数据权利归属的理论分析。大数据确权,即界定大数据的数据所有权,即大数据权利的性质、内容和归属。学术界对数据权有四种不同的理论,即新型人格权理论、新型知识产权理论、商业秘密权理论和数据财产权理论。本文认为,就个人数据来讲,它应该是用户自主控制下的数据信息,是可以适当传播的一种权利,这样它就既包括精神利益的权利,同时也包括一定的财产权利。个人数据权是一种兼具人格权特征和财产权特征的新型权利。就以去身份化大数据（企业大数据）而言,应当认识到数据的财产属性,对数据经营者而言,基于其现实利益的需求,应当把数据资产权和数据经营权赋予他们。第二章大数据安全风险的呈现及其类型化研究。第一部分是对大数据核心业态安全风险的分析。大数据核心业态主要包括大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应用。（1）大数据采集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分析。作为大数据生命周期的首个环节,大数据的数据采集是在确定用户目标的基础上,针对该范围内所有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的采集。该过程会带来一系列数据采集上的安全与隐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数据采集的完整性问题,数据采集的隐私性问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问题。（2）大数据存储安全风险分析。大数据存储中,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是数据的泄露。从数据泄露的途径分析,数据泄漏主要分为三种:窃密、泄密和失密。（3）大数据预处理与分析安全风险分析。大数据分析环节存在的安全风险主要包括:隐私漏洞和尴尬,匿名化可能成为不可能,屏蔽数据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基于解释的不道德行为,大数据分析并非100%准确,算法歧视,大数据可能永远存在,使专利和版权变得无关紧要。（4）大数据应用安全风险分析。首先,“数据孤岛”大量存在。其次,专业人才储备数据量不足。此外,大数据的隐私保护问题也是在实践中阻碍大数据发展与实际应用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部分是对大数据交易安全风险的分析。从市场、规则、监管这三类大数据交易的核心要素来看,大数据交易在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点:大数据交易监管缺少法规标准,数据权属界定尚未明确,交易规则理论亟待创新,数据交易以“粗放式”为主,数据交易平台定位不清,交易技术链条不够完善,数据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各类数据主体缺乏共享理念,政府数据分类不明,黑市泛滥致使隐私泄露。第三部分是对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安全风险的分析。分析了互联网行业、电信行业、金融行业、医疗行业、政府组织等各领域对大数据安全的需求。大数据应用领域安全的现状主要表现为移动数据安全面临高压力,网络化社会使大数据易成为攻击目标,用户隐私保护成为难题,海量数据的安全存储问题,大数据的信任安全问题。对大数据资源的破坏和滥用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由勒索病毒形成的一条黑色产业链,其勒索的主要目标是制造业;第二,在未经授权下,大型企业违规收集并滥用用户数据牟利。第三,数据泄露的规模会越来越大,重要行业的数据泄露将成为新常态。因此,安全的大数据才是真正的大数据,应该制定更为严厉、健全的数据保护法。第三章国内外对大数据安全风险的立法应对之现状研究。本章主要研究国内外现有的大数据立法,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从而完善我国大数据安全立法。第一部分介绍和分析了美国大数据立法。在大数据立法方面,美国采取分散式立法模式,主要聚焦于两点:防止大数据对一些特定群体权利造成不公平,以及防范对个人信息隐私的侵犯。美国近年大数据立法的趋势和特点为:保持原有政策的延续性,体现国内法域外适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消费者隐私保护。第二部分介绍和分析了欧盟代表性数据立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相较于以往的大数据法律,GDPR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管辖权标准从地域/国家划分转向基于数据内容划分,更加注重数据主体权利保护,对数据控制者及处理者制定严格义务,改革数据保护机构,推动欧盟数据流通市场的统一与高效,设置巨额处罚措施。第三部分梳理了世界其他国家大数据立法清单。GDPR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数据保护机制,很多国家希望将它作为其他司法管辖区的“黄金标准”。本部分主要梳理了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瑞典、加拿大和韩国等国家的大数据立法,全世界数据保护法的激增证明了数据保护在全球议程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中国大数据立法现状。首先对我国现有大数据立法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大数据法规、规章、政策等治理现状。此外,对《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进行了评析,最后对我国现有大数据立法进行理论反思,分析现有大数据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如此多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但从整体来看,我国有关大数据保护的立法在适用范围、可操作性和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大数据立法滞后于实践,亟需国家层面的大数据安全保护法。第四章我国大数据安全立法应遵循的立法原理。在大数据安全立法过程中,必须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理念、立法原则几个方面为大数据立法指明方向。本章即主要研究大数据安全保障的立法原理,从而为后面大数据具体规则的制定提供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也更能突出大数据立法的核心思想。第一部分分析了大数据安全立法的目的和理念。大数据安全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保障个人数据权和企业财产权,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实现对大数据安全的全方位保障。立法理念是大数据安全立法保障的指导,是确立大数据安全立法的立法目的与宗旨的基础。大数据立法应当坚持秉承公共福利的立法理念,坚持算法正义的立法理念,兼顾数据安全和数据流通的立法理念,数据主权安全保护模式攻守兼具的立法理念。关于立法理念为指导下的立法模式,本文认同的观点是统一立法并辅之分散立法模式,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情况来看,采用这一立法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第二部分研究了我国大数据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首先梳理了国外大数据保护基本原则的变迁过程,然后分析了我国大数据保护基本原则的演变,相较于欧美国家对于大数据保护基本原则的发展,我国大数据保护基本原则的理论建构实际上经历了2000年-2010年的萌芽阶段与2010年至今的发展阶段。基于此,实现对我国大数据保护基本原则的理论建构。大数据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数据公开和自由原则,数据控制者应当遵循的八原则（安全,公平、合法、透明,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保持数据准确和最新,存放时间不要超过需要的时间,考虑到人民的权利,诚信与保密）,收集使用个人数据的强调性原则（透明性、数据主体的控制权、严格的处罚措施）。第五章我国大数据安全的立法保障措施。本章从立法的角度为我国大数据安全,大数据健康发展提出建议,确保大数据每一环节都有立法的规范,保障大数据各环节的安全。第一部分为大数据各环节及数据主体权利立法建议。1.以数据控制者为面向大数据核心业态立法建议:立法应当对“同意”作出明确规定,同意是指对数据主体的意愿进行的任何自由、具体、知情和明确的表示,通过声明或明确的平权行动,该主体表示同意处理与他或她有关的个人数据;大数据采集制度必须合规;大数据处理应当合理合法;数据分析应确保算法公平;数据共享必须合规;豁免条款立法建议;数据泄露后通知义务。2.数据交易安全立法建议。大数据交易的并非原始数据而是其脱敏数据,应当规范大数据交易合同规则,完善交易双方权利义务,明确合同违约界定。推进我国大数据交易发展的突破路径建议:加快标准立法建设,优化数据交易环境;加快数据开放进程,与数据交易形成良性互动;健全规则抓监管。3.数据主体的权利。立法应当授予人们以消费者、公民等身份的权利,这样人们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行使一系列特定的数据主体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知情权、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限制处理的权利、数据可移植权和异议权。第二部分分析大数据安全保障需要开放政府数据。数据的生命力在于共享和流动。政府数据开放对大数据安全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减少甚至消除了数据“黑市”的存在,数据的流通和共享让数据“黑市”不再泛滥,也能从正面减少甚至消除数据泄露的问题。加之国家立法的规范,能最大限度的促进数据的自由流通,消除数据泄露隐患,消灭数据“黑市”,切实保障大数据的安全。数据开放是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延续,政府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大限度地向公众开放政府的执政活动。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在于:数据开放有利于改变传统的行政模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数据开放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激发市场活力;开放政府数能够为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地便利。要实现政府数据开放,必须加快政府数据开放法律体系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规范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多维度深化认识,强化顶层设计与协同推进,构建具有中国风范的开放政府数据框架,树立数据治理思维。
张波[8]（2019）在《《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墨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着作,其中蕴含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由《墨子》中《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组成,为广义《墨经》;前4篇为狭义《墨经》。本论文以《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学术史为研究对象,以1782年毕沅着手撰写《墨子注》、2009年张知寒主编《墨子志》重版为研究的起、止点,将这227年的历史划分为清中期（1782—1839）、晚清、民国、现代（1949—2009）四个时期,对180多位作者的近千篇着述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阐释、分析、评述: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晋朝鲁胜在《墨辩注序》中对概念“名”进行新的定义和具体说明。傅山在《大取篇释》中阐释是非、名实、同异逻辑思想,尤其重视对“名”概念的分析。清中期汪中研究语义的发展及“异名而同实”的问题。晚清时,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校注《墨经》逻辑文本,挖掘其中逻辑思想的因素;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采用西方逻辑术语来比较分析《墨经》中的逻辑学知识,开创墨经逻辑义理研究和比较研究之先河。民国时西方逻辑学的引入,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杨宽、杜国庠等掀起研究《墨经》逻辑的热潮。胡适重点讨论《墨经》中的“说知”,并通过对中西印逻辑的比较来认识《墨经》的特点和优点;章太炎在论式上首次对中西印三大逻辑体系进行探讨;章士钊采用西方逻辑知识来比较解释《墨经》思维形式理论、思维规律。同时学者围绕旁行句读、名墨关系、牒经字、治墨经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现代研究《墨经》逻辑的学者,大陆有詹剑锋、谭戒甫、伍非百、汪奠基、温公颐、孙中原等,港台有严灵峰、史墨卿等,国外还有末木刚博、李云九、葛瑞汉、李绍昆等,都认可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这一逻辑就是“名学”“辩学”。第二,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数学有什么差异?自从晚清邹伯奇发现《墨经》有中西算法以后,孙诒让等始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墨经》“中”“厚”等数学概念。民国时,章太炎亦分析“平”“圆”等概念,但未涉及三角、勾股等形体,指出中西认识数学时存在差异:中国先应用,后解释原理,而西方与之相反。到现代,詹剑峰认为墨子心目中的点（端）、线（尺）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梅荣照认为释义《墨经》“平”为“同高”,确切;如采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平”为“平行”,不妥。可见,梅荣照认为中国几何学不同于《几何原本》,中国古代算学也异于古希腊数学,即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第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清中期俞樾虽然否定、批判近代重学、光学源于《墨经》的观点,但至少能说明《墨经》有重学、光学萌芽。晚清邹伯奇最早认可《墨经》中有自然科学知识。陈沣用凹透镜、凸透镜等光学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尹桐阳用近代西方科学来阐释《墨经》中“力”“景”等知识。栾调甫从重力、光学等知识来阐释《墨经》中科学。现代学者方孝博、杨向奎、詹剑峰、姜宝昌、金秋鹏、钱临照、洪震寰、戴念祖等都认同《墨经》中有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如方孝博把狭义《墨经》所涉内容分为四类,第四类划归为自然科学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他还阐述《墨经》中的时空等10条物理基本概念、力学、光学各8条等。当今国内学界以至科学史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对此观点,戴念祖等认为,中国古代虽缺乏阿基米德的数学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演,但我国先人经验理论也是科学。另外,为深入分析、印证《墨经》中含有逻辑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本论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分别对《墨经》中的“名”“端”“力”等3个概念进行再认识、再研究,从而证实它们实际蕴含着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知识的萌芽。最后,本论文概括、总结出180多位学者在长达227年间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时,所取得的3方面的显着成就,证实中国古代不仅有逻辑和科学,而且也有异于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独特数学体系。同时也指出研究《墨经》时,在校本、方法、主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阐释了在研究《墨经》时所得到3个启示:自由度、质疑和创新。本论文分析新时期《墨经》研究概况,展望《墨经》研究的未来远景。
肖蔚[9]（2019）在《中国大陆地区编辑出版学译着出版研究（1949-2018）》文中认为域外学术资源的引入对推动学科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译着是全球化语境下各群体间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本文以编辑出版学译着（1949—2018）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法统计编辑出版学译着的书名、原作者、译者、出版年份、出版机构、内容类型、定价等主要指标,搭建样本数据库——“中国编辑出版学译着总书目”。笔者从多重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大陆地区编辑出版学译着,旨在厘清编辑出版学译着与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学术译着出版及市场化运营等方面提供鉴镜与思考。正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数据呈现——根据引进背景以及阶段性特征,全面、系统地描绘出编辑出版学译着的基本格局以及发展历程。第二部分,在知识生态学视域下探讨编辑出版学译着出版与编辑出版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从两方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从知识主体的视角阐述了编辑出版学译着、共同体以及中外出版学三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重点探讨知识主体行为产生的结果——编辑出版学知识客体,及其组成的狭义编辑出版学知识网络对学科发展的贡献。第三部分,对编辑出版学译着的图书评价与影响力进行定量分析。笔者采用多维视角下的“图书学术影响力评价体系指标框架及权重设置”对编辑出版学译着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估。之后,从编辑出版学译着的外部特性以及出版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入手,分析我国大陆地区高影响力编辑出版学译着的市场化运营策略。第四部分,延续上文研究脉络,利用比较分析法将认知对象（编辑出版学译着）与参照对象（传播学译着）就出版历程与表象特征、知识吸收与内在逻辑、生产流通与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及编辑出版学译着的问题所在,加深对编辑出版学译着的科学认识,并提出编辑出版学及相关学术译着出版未来发展方向。
陈方芳[10]（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教育是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的“法宝”和“利器”。而近年来,传统的“十八般武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已经难以发挥其应有“功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越发丰富多彩,思想政治教育者也是用尽浑身解数,但教育效果却总是难如人意。对此,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就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项“时代难题”,激起学界各路“大军”竞相去探索。随着“生态化”理念从生态学中发掘出并成功运用于指导许多学科的发展,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者也开始将其“嫁接”过来,也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其哲学高度的系统性、整体性理念对于破解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认识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何以是”论域上的解读。具言之,认真辨析了“生态”与“环境”的区别与联系;解读了何为“生态化理念”和“生态化”;阐明了社会生态的内涵及其三大要素（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逻辑关系;界说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内涵,突显了其整体性、人本性、动态性、竞争性、开放性、生活性、平衡性等表征,还论证了其“内生态”与“外生态”的内在逻辑。反思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为何能”论域上的思考。首先,从理论、实践、方法三个层面的适切性来讲清楚生态化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契合;其次,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对于“内生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外生态”——营造良好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价值意蕴;再次,探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需要坚持的六大规律,即“立德树人律”“主体需求律”“叠加增值律”“资源配置律”“环境育人律”“顺应超越律”等;最后,从理论、应然、现实三个维度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可行性。支撑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有何理”论域上的阐析。首先,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理论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念是理论指导。再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是理论溯源。最后,西方关于生态学的哲学思考是理论镜鉴。现实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何以困”论域上的审视。首先从整体上审视和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运行态势,然后通过实证调研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不协调的表征与原因进行了详细阐述,主要包括主体的主体性亟需彰显、客体的自觉性有待提升、目标的统摄性尚且不够、内容的营养性需要充实、方法的艺术性尚需着力、情境的涵润性仍要拓展等几个方面。最后还对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态”不平衡的表现与渊薮进行了阐析,主要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下仍显复杂严峻的经济生态、“不断净化”中仍有“污染”的政治生态、多元文化不断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化生态这几个方面。实践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如何做”论域上的探赜。在生态化理念指引下,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链条上的每一个链条的最优化建设与完善,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整体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建设,需要从建设主体性与主导性有机统一的主体生态;需求性与自觉性有机统一的客体生态;统摄性与实践性有机统一的目标生态;科学性与契合性有机统一的内容生态;适宜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的方法生态;可控性与涵容性有机统一的情境生态等几个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态”建设,需要从建好经济生态,营造出富足祥和的物质生活氛围;建好政治生态,营造出山清水秀的政府执政氛围;建好文化生态,营造出健康向上的道德精神氛围等几个方面着力,进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生态。保障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何能续”论域上的建构。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形成一元主导的价值引领机制;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伟力,形成传承创新的动力推进机制;大力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形成崇德向善的道德伦理机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法规,形成显隐互补的制度保障机制。着眼于从“有方向”“有力量”“有底蕴”“有保障”这“四有”来巩固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生态化方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二、数字图书馆概念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数字图书馆概念论（论文提纲范文）
（1）香山静宜园营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范畴 |
| 1.3 研究动态 |
| 1.3.1 静宜园研究综述 |
| 1.3.2 清代离宫研究综述 |
| 1.3.3 中国园林史学研究综述 |
| 1.4 理论支撑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支撑 |
| 1.4.2 理论适配与方法筛选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相关概念界定 |
| 1.6.1 景致 |
| 1.6.2 文人山水空间 |
| 1.6.3 文匠 |
| 2 香山静宜园风景营建的演进历程 |
| 2.1 香山风景营建演进 |
| 2.1.1 香山的山水概况 |
| 2.1.2 香山风景营建的历史过程 |
| 2.2 静宜园二十八景的形成与演进 |
| 2.2.1 香山与燕京八景 |
| 2.2.2 香山八景的问世 |
| 2.2.3 香山静宜园二十八景的形成 |
| 2.3 香山静宜园形成的影响因素 |
| 2.3.1 山泉——擅泉之胜的空间线索 |
| 2.3.2 佛寺——渐至大观的营建线索 |
| 2.3.3 山陵——居山之层的立基线索 |
| 2.3.4 行宫——峯头岭腹的选址线索 |
| 2.4 香山静宜园风景营建的历史影响 |
| 2.4.1 香山的文化地位 |
| 2.4.2 香山静宜园风景营建的历史影响 |
| 2.5 香山静宜园风景演进规律 |
| 3 香山静宜园宫廷空间营造研究 |
| 3.1 香山静宜园宫廷空间营造历史概况 |
| 3.2 香山静宜园宫廷空间布列特征 |
| 3.2.1 静宜园宫廷空间的范畴界定 |
| 3.2.2 静宜园宫廷空间的建筑组团 |
| 3.2.3 宫廷建筑布列 |
| 3.3 勤政殿 |
| 3.3.1 清代皇家苑囿“勤政殿”营造之历史传统 |
| 3.3.2 静宜园“勤政殿”营造特征 |
| 3.3.3 清代皇家宫苑勤政殿园林空间比较研究 |
| 3.3.4 清代皇家苑囿勤政殿园林空间营造特点总结 |
| 3.4 丽瞩楼 |
| 3.4.1 丽瞩楼的山水特点 |
| 3.4.2 丽瞩楼的功能辨析 |
| 3.4.3 丽瞩楼园林空间营造 |
| 3.5 中宫 |
| 3.5.1 静宜园中宫历史演进 |
| 3.5.2 香山行宫 |
| 3.5.3 静宜园中宫 |
| 4 香山静宜园佛寺空间营造研究 |
| 4.1 香山静宜园宗教空间营造历史概况 |
| 4.2 静宜园佛寺空间布列特征分析 |
| 4.2.1 静宜园佛寺空间的历史演进 |
| 4.2.2 静宜园佛寺空间的结构关系 |
| 4.2.3 静宜园典型佛寺空间辨析 |
| 4.2.4 静宜园佛寺空间布列 |
| 4.3 香山寺营造研究 |
| 4.3.1 香山寺营造历史演进 |
| 4.3.2 香山寺相地选址 |
| 4.3.3 香山寺空间布局 |
| 4.3.4 香山寺营造特点总结 |
| 4.4 宗镜大昭之庙 |
| 4.4.1 宗镜大昭之庙的营造缘起及其功能定位 |
| 4.4.2 宗镜大昭之庙相地选址 |
| 4.4.3 宗镜大昭之庙空间布局 |
| 4.4.4 宗镜大昭之庙与避暑山庄仿藏昭庙比较 |
| 4.4.5 宗镜大昭之庙营造特点总结 |
| 4.5 其他 |
| 4.5.1 洪光寺 |
| 4.5.2 玉华寺 |
| 5 香山静宜园景致空间营造研究 |
| 5.1 景致空间概述 |
| 5.1.1 香山静宜园景致空间概述 |
| 5.2 景致空间的性质及类型 |
| 5.2.1 性质 |
| 5.2.2 类型 |
| 5.3 典型景致空间 |
| 5.3.1 蟾蜍峰 |
| 5.3.2 来青轩 |
| 5.3.3 园中园——见心斋 |
| 6 香山静宜园人居支撑空间营造研究 |
| 6.1 香山静宜园人居支撑空间的历史概况 |
| 6.1.1 概况 |
| 6.1.2 形成过程 |
| 6.2 香山静宜园水利空间营造 |
| 6.2.1 静宜园及其下游水系衍变 |
| 6.2.2 静宜园对玉泉山湖山格局衍变的影响 |
| 6.2.3 静宜园对万寿山湖山格局衍变 |
| 6.3 香山静宜园交通空间营造 |
| 6.3.1 香山交通功能概况及其历史演进 |
| 6.3.2 香山静宜园交通体系建设 |
| 6.3.3 香山静宜园交通空间总结 |
| 6.4 军事 |
| 6.4.1 香山静宜园军事形势分析 |
| 6.4.2 香山健锐营及其历史事件 |
| 7 结语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未尽事宜和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Ⅰ 图录 |
| 附录 Ⅱ 表录 |
（2）社会现象指标体系及其认识论旨归研究 ——以互联网宗教信息指标体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背景 |
| 二、课题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 |
| 一、社会现象量化研究问题国内外研究综述和现状 |
| 二、互联网宗教信息指标体系国内外研究综述和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社会现象量化研究问题 |
| 第一节 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争论 |
| 一、自然主义的主张 |
| 二、反自然主义的主张 |
| 三、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争论的实质 |
| 第二节 量化研究方法的确立和方法特征 |
| 一、量化研究方法的确立过程 |
| 二、自然现象量化研究的方法特征 |
| 第三节 量化方法在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应用 |
| 一、社会现象量化研究方法的确立 |
| 二、社会现象量化研究的任务和方法 |
| 第四节 社会现象指标体系研究 |
| 一、指标体系在社会现象量化研究中的必要性 |
| 二、指标体系在社会现象量化研究中的有效性 |
| 三、指标体系在社会现象量化研究中的局限性 |
| 四、社会现象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方法 |
| 第二章 互联网宗教信息指标体系建构 |
| 第一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的代表性 |
| 一、作为认识来源的互联网信息 |
| 二、以主观体验为核心的宗教信息 |
| 第二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的基本特征 |
| 一、互联网宗教信息内容繁杂 |
| 二、互联网宗教信息数量庞大 |
| 三、互联网宗教信息具有互动特征 |
| 第三节 互联网宗教信息指标体系构建 |
| 一、互联网宗教信息汇集指标 |
| 二、互联网宗教信息监测和安全预警指标 |
| 三、对互联网宗教信息指标体系的反思 |
| 第三章 指标体系认识论旨归 |
| 第一节 指标体系与实在关系反思 |
| 一、作为万物本源的数 |
| 二、作为认识工具的数 |
| 第二节 指标体系有效性问题 |
| 一、数学经验论 |
| 二、有条件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指标体系测量问题 |
| 一、测量行为塑造结果 |
| 二、测量渗透理论 |
| 第四节 作为认识维度的指标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3）重新理解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列宁“伯尔尼笔记”的政治性阅读态度 |
| 二、列宁的黑格尔阅读与唯物主义问题 |
| 三、列宁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时所秉持的“唯物主义”立场意味着什么？ |
| 四、从历史性维度出发理解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 |
（4）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出场”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生成机制 |
| 第一节 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
| 二、列宁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 |
| 第二节 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管党治党经验总结 |
| 一、党的建设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 |
| 二、要始终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不动摇 |
| 三、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 |
| 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 |
| 五、始终坚持“不谋私利”以防止政治基因变异 |
| 第三节 现实回应:对新时代党所面临“重大而又紧迫”突出问题的总应答 |
| 一、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现实考量 |
| 二、对实现历史使命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的及时应答 |
| 三、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提出 |
| 第二章 “概念”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 |
| 第一节 政治、政党与党的政治建设 |
| 一、“政治”一词的由来 |
| 二、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下“政治”的内涵 |
| 三、政党政治与党的政治建设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探析 |
| 一、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释义的研究现状 |
| 二、科学界定“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概念的四大尺度 |
| 三、“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概念的提出 |
| 第三章 “核心要素”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坚定政治信仰的出场语境:缘起、概念、问题、进路 |
| 一、“政治信仰”作为党的政治建设核心要素的现实成因 |
| 二、党的政治信仰的概念与内在结构分析 |
| 三、政治信仰不坚定的表现以及现实追问 |
| 四、推动党员干部坚定政治信仰的逻辑进路 |
| 第二节 强化政治领导的出场语境:缘起、概念、问题、进路 |
| 一、“政治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核心要素的现实成因 |
| 二、党的政治领导的概念与内在结构分析 |
| 三、政治领导弱化的表现以及现实追问 |
| 四、强化党的政治领导的逻辑进路 |
| 第三节 提高政治能力的出场语境:缘起、概念、问题、进路 |
| 一、“政治能力”作为党的政治建设核心要素的现实成因 |
| 二、党的政治能力的概念与内在结构分析 |
| 三、政治能力不足的表现以及现实追问 |
| 四、提高政治能力的逻辑进路 |
| 第四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出场语境:缘起、概念、问题、进路 |
| 一、“政治生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核心要素的现实成因 |
| 二、党的政治生态的概念与内在结构分析 |
| 三、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表现以及现实追问 |
| 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进路 |
| 第四章 “战略地位”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第一节 “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
| 一、理论之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镜鉴 |
| 二、历史之维: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 |
| 三、现实之维: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
| 四、实践之维: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
| 五、时代之维:基于强国必先强党基本逻辑所作出的战略安排 |
| 第二节 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布局中统领地位的彰显 |
| 一、党的政治建设是思想建设的“指南针” |
| 二、党的政治建设是组织建设的“控制阀” |
| 三、党的政治建设是作风建设的“营养剂” |
| 四、党的政治建设是纪律建设的”压舱石” |
| 五、党的政治建设是制度建设的“主心骨” |
| 六、党的政治建设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定盘星” |
| 第五章 “首要任务”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 第一节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逻辑必然 |
|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需要权威 |
| 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权威 |
| 三、统揽“四个伟大”需要权威 |
| 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权威 |
| 五、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逻辑使然 |
| 第二节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逻辑进路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
| 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章程 |
| 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 |
| 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要强化政治巡视 |
| 五、“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要严密党的组织体系 |
| 第六章 “关系”论: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四大关系” |
| 第一节 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
| 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 二、党的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关系 |
| 一、党的政治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范畴 |
| 二、党的政治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 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 |
| 一、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关系的相关论述 |
| 二、党的政治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关系 |
| 第四节 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和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 |
| 一、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密切相联 |
| 二、党的政治建设和党的其他建设各有侧重 |
| 第七章 “特征”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标志 |
| 第一节 正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特征的重大意义 |
| 一、有利于增强全体党员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认同 |
| 二、有利于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特征 |
| 一、整体性和重点性的辩证统一 |
| 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
| 三、承继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
| 四、内生性与外应性的辩证统一 |
| 五、现实针对性与问题导向性的辩证统一 |
| 六、阶级性和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
| 第八章 “方法”论: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逻辑进路 |
| 第一节 正确认识制定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逻辑进路的重大意义 |
| 一、有利于提高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路径的科学性 |
| 二、有利于充分彰显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实践性 |
| 第二节 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路径 |
| 一、根本遵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基本原则:坚持党对一切政治建设工作的领导 |
| 三、组织保证:既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又要“全党一起动手” |
| 四、制度保障:建立“系统完备、有效管用的政治规范体系” |
| 五、重中之重:落实领导责任与强化监督责任 |
| 六、牢固根基: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
| 第九章 “价值”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意蕴 |
| 第一节 理论性意义:以一系列原创性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
|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一科学命题,抓准了管党治党的金钥匙 |
| 二、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开辟了党的建设新格局 |
| 三、有助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独特性意义:在中西政党比较优势中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优势 |
| 一、从政党衍生方式看,西方政党多是内生型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是外生型政党,更加注重践行政党使命 |
| 二、从政治立场上看,西方政党多是代表少数特殊阶层,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更加彰显为民情怀 |
| 三、从政党组织上看,西方政党多为组织松散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为组织严密型政党,更加强调政治纪律严明性 |
| 第三节 现实性意义:以质量兴党、强党实现党的建设高质量 |
| 一、从管党治党维度来看,为兴党强党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
| 二、从建构政党自信维度来看,为政党自信的树立和巩固提供重要支撑 |
| 三、从全球治理维度来看,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范本和贡献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论着 |
| 后记 |
（5）感觉影像的知识本质辩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框架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1.1 传统感知知识论路径的困境 |
| 1.1.1 直接性和所予性的概念争论 |
| 1.1.2 感觉材料论 |
| 1.1.3 非概念论 |
| 1.1.4 副词理论 |
| 1.1.5 意向理论 |
| 1.2 外在实在的确证危机 |
| 1.2.1 现象主义 |
| 1.2.2 表象主义 |
| 1.2.3 直接实在论 |
| 1.3 感觉影像的形而上学困难 |
| 1.3.1 怀疑主义 |
| 1.3.2 物理主义还原论 |
| 1.3.3 科学自然主义 |
| 1.4 为什么是感觉影像 |
| 1.4.1 视觉的进化论地位 |
| 1.4.2 科学实践中感觉影像 |
| 1.4.3 感知觉之别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影像的本体论辩护一:界定定义 |
| 2.1 影像的概念:从笛卡尔出发 |
| 2.1.1 影像的中外词源考察 |
| 2.1.2 笛卡尔的态度 |
| 2.2 影像概念的历史演进:从德谟克利特到休谟 |
| 2.2.1 古希腊时期的影像 |
| 2.2.2 传统经验主义的影像 |
| 2.3 影像概念问题的当代方案 |
| 2.3.1 认知科学的态度 |
| 2.3.2 对认知科学态度的哲学辩护 |
| 2.3.3 影像概念的应有之意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影像的本体论辩护二:概念论的正当性 |
| 3.1 非概念论感觉影像及其困难 |
| 3.1.1 非概念论者的路径 |
| 3.1.2 影像的内容转换困难 |
| 3.1.3 古典经验主义的态度及其困难 |
| 3.1.4 塞拉斯的概念论及其困境 |
| 3.1.5 康德直观观念的真实态度 |
| 3.2 自然的概念性影像之辩护 |
| 3.2.1 辩护一:从麦克道尔出发 |
| 3.2.2 辩护二:以康德的直观纲领为基 |
| 3.2.3 辩护三:对传统感觉理论的反驳 |
| 3.2.4 辩护四:对语义逻辑的反驳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影像的知识论辩护一:以概念论为基 |
| 4.1 辩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 4.1.1 被默认的非认知影像 |
| 4.1.2 世界的丢失和非概念的空想 |
| 4.1.3 单向依赖和两极化问题 |
| 4.2 对感觉影像的知识辩护 |
| 4.2.1 命题性感觉的合理性 |
| 4.2.2 直接实在论的影像 |
| 4.2.3 感觉知识的判断和信念 |
| 4.2.4 对错觉的反驳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影像的知识论辩护二:可能的回应及反驳 |
| 5.1 实在论间对感觉影像的争论 |
| 5.1.1 直接实在论的可能回应及问题 |
| 5.1.2 间接实在论的可能回应与问题 |
| 5.1.3 朴素实在论的辩护:以析取论之矛 |
| 5.2 还原论对感觉逻辑的批判 |
| 5.2.1 还原论的主张 |
| 5.2.2 整体论的反还原论辩护 |
| 5.3 他心知可能吗? |
| 5.3.1 他心问题的可能反驳 |
| 5.3.2 他心问题的不可知辩护 |
| 5.4 由感觉而起的形而上学论战 |
| 5.4.1 博物学自然主义及其心物关系 |
| 5.4.2 对等级秩序哲学观的批判 |
| 5.4.3 进化论、连续性和实用主义 |
| 5.5 科学确定性危机的影像解释 |
| 5.5.1 确定性的立场:从牛顿到维特根斯坦 |
| 5.5.2 视觉影像:基础性的私人知识 |
| 5.5.3 知识多样性反驳和答辩 |
| 5.5.4 影像知识论:对随机性的辩护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大数据安全的立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
| 四、研究的目标、思路与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数据的概念论与权利属性研究 |
| 第一节 大数据的概念论 |
| 一、大数据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 |
| 二、大数据的功能和价值 |
| 三、大数据的类型化分析 |
| 第二节 大数据确权的法理分析 |
| 一、大数据确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二、大数据权利属性的理论争议 |
| 第三节 大数据权属之个人数据权 |
| 一、“个人数据”与“个人信息”的比较分析 |
| 二、个人数据权的理论基础 |
| 三、个人数据权的法律属性 |
| 四、个人数据权的逻辑构成 |
| 第四节 大数据权属之数据财产权——以去身份化大数据(企业大数据)为面向 |
| 一、大数据财产化确权的可能性分析 |
| 二、数据财产权归企业所有 |
| 三、数据财产权的权义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数据安全风险的呈现及其类型化研究 |
| 第一节 大数据核心业态安全风险分析 |
| 一、大数据采集安全风险分析 |
| 二、大数据存储安全风险分析 |
| 三、大数据预处理与分析安全风险分析 |
| 四、大数据应用环节(侧重内部流程环节)安全风险分析 |
| 第二节 大数据交易安全风险分析 |
| 一、大数据交易发展现状 |
| 二、我国大数据交易发展的特点 |
| 三、我国大数据交易的主要类型 |
| 四、大数据交易的法治环境 |
| 五、大数据交易面临的安全风险分析 |
| 第三节 大数据应用领域(侧重外部应用领域)的安全风险分析 |
| 一、各领域大数据安全需求 |
| 二、大数据应用领域安全的现状 |
| 三、大数据安全事件清单 |
| 四、大数据安全的理论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外对大数据安全风险的立法应对之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对数据安全的立法保障 |
| 一、分散式立法模式 |
| 二、立法中考虑的法律问题 |
| 三、美国近年数据立法的趋势和特点 |
| 第二节 欧盟对数据安全的立法保障 |
| 一、欧盟代表性数据立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
| 二、欧盟数据立法理念分析 |
| 第三节 世界其他国家数据安全立法清单 |
| 一、英国2018 年新《数据保护法》 |
| 二、澳大利亚的数据立法 |
| 三、巴西的数据立法 |
| 四、法国的数据立法 |
| 五、德国的数据立法 |
| 六、印度的数据立法 |
| 七、日本的数据立法 |
| 八、俄罗斯的数据立法 |
| 九、瑞典的数据立法 |
| 十、加拿大的数据立法 |
| 十一、韩国的数据立法 |
| 第四节 中国大数据安全立法现状及评析 |
| 一、中国现有大数据安全立法清单 |
| 二、大数据法规、规章、政策等治理现状 |
| 三、《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评析 |
| 四、我国现有大数据安全立法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大数据安全立法应遵循的立法原理 |
| 第一节 大数据安全立法的目的和理念 |
| 一、大数据安全保障的立法目的 |
| 二、大数据安全立法应秉承的立法理念 |
| 三、立法理念指导下的立法模式 |
| 第二节 大数据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 |
| 一、国外大数据保护基本原则的变迁 |
| 二、我国大数据保护基本原则的演变 |
| 三、我国大数据保护基本原则的理论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大数据安全的立法保障措施 |
| 第一节 大数据各环节及数据主体权利立法建议 |
| 一、大数据核心业态立法建议——以数据控制者为面向 |
| 二、数据交易安全立法建议 |
| 三、数据主体权利的立法保障 |
| 第二节 大数据安全保障需要从供给侧开放政府数据 |
| 一、政府数据的特点与类型 |
| 二、政府数据开放运动的兴起 |
| 三、政府数据开放的必要性和价值分析 |
| 四、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大数据安全保障的中国视角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的选取、分期及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清中期(1782—1839)：阐释《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史 |
| 1.3.2 晚清(1840—1911)：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3 民国(1912-1948)：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4 现代(1949—2009)：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5 墨学相关文献分析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墨子和《墨经》 |
| 2.1 墨子其人 |
| 2.1.1 墨子姓名、生卒年 |
| 2.1.2 墨子籍贯、出身 |
| 2.1.3 墨子生平 |
| 2.1.4 《墨子》版本 |
| 2.2 《墨经》其书 |
| 2.2.1 《墨经》着者、成书年代 |
| 2.2.2 《墨经》思想渊源 |
| 2.2.3 《墨经》体例价值 |
| 第3章 清中期(1782—183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3.1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概述 |
| 3.2 傅山、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1 傅山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2 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3.3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评点 |
| 第4章 晚清(1840—1911)：《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4.1 晚清《墨经》研究的学术史概述 |
| 4.2 俞樾等人研究《墨经》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 孙诒让、王闿运等校勘、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1 孙诒让校勘、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3.2 王闿运等人校勘《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4 晚清《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5章 民国(1912—1948)：《墨经》数理和逻辑学术史研究 |
| 5.1 民国时期《墨经》研究的学术概况 |
| 5.2 吴毓江等学者校注《墨经》的学术成果 |
| 5.3 谭戒甫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 胡适、梁启超、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1 胡适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2 梁启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3 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5 20世纪20年代初《墨经》讨论 |
| 5.5.1 《墨经》旁行句读问题 |
| 5.5.2 《墨经》牒经字问题 |
| 5.5.3 名墨关系问题 |
| 5.5.4 治《墨经》的方法问题 |
| 5.6 民国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6章 现代(1949—200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 |
| 6.1 现代《墨经》研究概述 |
| 6.1.1 大陆的《墨经》研究 |
| 6.1.2 港台地区的《墨经》研究 |
| 6.1.3 国外的《墨经》研究 |
| 6.2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6.2.1 汪奠基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成果 |
| 6.2.2 温公颐等学者研究《墨经》的逻辑成果 |
| 6.3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3.1 方孝博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成果 |
| 6.3.2 钱临照等学者研究《墨经》物理知识的成果 |
| 6.3.3 钱宝琮等学者研究《墨经》数学知识的成果 |
| 6.4 港台地区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 国外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1 日本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2 韩国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3 欧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4 美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6 现代《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7章 《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专题研究 |
| 7.1 《墨经》逻辑知识“名”的再研究 |
| 7.1.1 对“名：达、类、私”的归类 |
| 7.1.2 注释《经上79》及《经说上79》 |
| 7.1.3 《经上79》与《经说上79》中蕴含的科学逻辑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
| 7.2 《墨经》数学知识“端”的再阐释 |
| 7.2.1 《墨经》中涉及“端”字的代表性四条 |
| 7.2.2 《墨经》中“端”的阐释：一词一义与一词多义 |
| 7.2.3 对《墨经》中“端”释义的辨析 |
| 7.2.4 小结 |
| 7.3 对《墨经》物理知识“力”的再认识 |
| 7.3.1 学者对《经上》第廿一条目的阐释 |
| 7.3.2 对学者的解读、观点的分析 |
| 7.3.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所取得的成就 |
| 8.2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存在的不足 |
| 8.3 本文从《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启示 |
| 8.4 新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概况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中国大陆地区编辑出版学译着出版研究（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1.1 概念界定 |
| 1.1.2 遴选原则 |
| 1.1.3 数据查考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际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有关“编辑出版类图书”的研究现状 |
| 1.3.2 有关“译着”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计量法 |
| 1.4.2 文献分析法 |
| 1.4.3 历史——逻辑研究法 |
| 1.4.4 比较分析法 |
| 1.5 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数据呈现:基于文献计量法勾勒1949—2018 年编辑出版学译着出版基本格局 |
| 2.1 五六十年代的奠基期 |
| 2.1.1 引进背景与数量 |
| 2.1.2 阶段性特征 |
| 2.2 六七十年代的停滞期 |
| 2.3 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期 |
| 2.3.1 引进背景与数量 |
| 2.3.2 阶段性特征 |
| 2.4 新千年以来的繁荣期 |
| 2.4.1 引进背景与数量 |
| 2.4.2 阶段性特征 |
| 2.5 小结 |
| 第3章 知识生态学视域下编辑出版学译着出版与编辑出版学学术发展 |
| 3.1 译着出版与知识生态学理论初探 |
| 3.2 编辑出版学共同体人际网络 |
| 3.3 狭义编辑出版学知识网络 |
| 3.3.1 学科要素与学术贡献 |
| 3.3.2 学科框架与知识吸收 |
| 3.4 小结 |
| 第4章 编辑出版学译着图书评价与影响力的定量分析 |
| 4.1 中文图书评价体系的指标框架与权重系数 |
| 4.2 编辑出版学译着学术影响力的综合评价 |
| 4.2.1 编辑出版学译着被引情况 |
| 4.2.2 编辑出版学译着再版次数 |
| 4.2.3 编辑出版学译着在线图书评论数据 |
| 4.2.4 编辑出版学译着学术影响力的综合评分 |
| 4.3 高学术影响力译着成因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编辑出版学与相关学科译着出版之比较 |
| 5.1 编辑出版学与传播学之比较 |
| 5.2 编辑出版学译着与传播学译着之比较 |
| 5.2.1 出版历程与表象特征 |
| 5.2.2 知识吸收与内在逻辑 |
| 5.2.3 生产流通与风险管理 |
| 5.3 编辑出版学译着问题所在与发展方向 |
| 5.4 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编辑出版学译着国内外出版时间间隔统计表 |
| 附录B 中国大陆地区编辑出版学译着总表 |
（10）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简要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相关问题概述 |
| 2.1 “生态”和“环境”内涵辨析 |
| 2.1.1 概念维度——“环境”和“生态”的内涵 |
| 2.1.2 关系维度——“环境”和“生态”的关系 |
| 2.1.3 价值维度——“环境”到“生态”的意义 |
| 2.1.4 学科维度——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环境”和“生态”的审视 |
| 2.2 生态化相关概念解读 |
| 2.2.1 何为“生态化理念” |
| 2.2.2 何为“生态化” |
| 2.3 社会生态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 |
| 2.3.1 社会生态的内涵分析 |
| 2.3.2 社会生态的逻辑构成 |
| 2.4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界说与特征 |
| 2.4.1 内涵解析: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具体界说 |
| 2.4.2 基本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表征论析 |
| 2.4.3 内在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系统结构 |
| 第3章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理性省思 |
| 3.1 有“桥”相通:生态化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契合 |
| 3.1.1 理论适切性 |
| 3.1.2 实践适切性 |
| 3.1.3 方法适切性 |
| 3.2 有“值”内蕴: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现实意义 |
| 3.2.1 内生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
| 3.2.2 外生态:营造思想政治教育好氛围 |
| 3.3 有“道”可遵: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规律遵循 |
| 3.3.1 规律一:“立德树人律” |
| 3.3.2 规律二:“主体需求律” |
| 3.3.3 规律三:“叠加增值律” |
| 3.3.4 规律四:“资源配置律” |
| 3.3.5 规律五:“环境育人律” |
| 3.3.6 规律六:“顺应超越律” |
| 3.4 有“机”可乘: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可行性 |
| 3.4.1 理论可行性 |
| 3.4.2 应然可行性 |
| 3.4.3 现实可行性 |
| 第4章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理论支撑 |
| 4.1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
| 4.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学思想 |
| 4.1.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学思想 |
| 4.2 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念 |
| 4.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态的论述 |
| 4.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哲学思想 |
| 4.3 理论溯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
| 4.3.1 儒家之“天人合一”“仁民爱物”“人文化成” |
| 4.3.2 道家之“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知足知止” |
| 4.3.3 佛家之“众生平等”“依正不二”“圆融无碍” |
| 4.4 理论镜鉴:西方关于生态学的哲学思考 |
| 4.4.1 阿伦·奈斯关于深层生态学思想 |
| 4.4.2 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
| 第5章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现实审视 |
| 5.1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态势 |
| 5.1.1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 |
| 5.1.2 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的有序运转 |
| 5.1.3 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态”的平稳发展 |
| 5.2 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不协调的表征及其归因 |
| 5.2.1 主体生态:主体性亟需彰显 |
| 5.2.2 客体生态:自觉性有待提升 |
| 5.2.3 目标生态:统摄性尚且不够 |
| 5.2.4 内容生态:营养性需要充实 |
| 5.2.5 方法生态:艺术性尚需着力 |
| 5.2.6 情境生态:涵润性仍要拓展 |
| 5.3 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态”不平衡的表现及其渊薮 |
| 5.3.1 经济生态:高质量发展下仍显复杂严峻 |
| 5.3.2 政治生态:“不断净化”中仍有“污染” |
| 5.3.3 文化生态:多元文化交融中仍会有乱象 |
| 第6章 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建设 |
| 6.1 主体生态:主体性与主导性有机统一 |
| 6.1.1 前提——明确主体性意识,筑牢“思想战线” |
| 6.1.2 根本——强化主体性素质,练好“打铁硬功” |
| 6.1.3 抓手——发挥主导性功用,做到“行为世范” |
| 6.2 客体生态:需求性与自觉性有机统一 |
| 6.2.1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差异性需求 |
| 6.2.2 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接受的主体性 |
| 6.2.3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文化免疫力 |
| 6.3 目标生态:统摄性与实践性有机统一 |
| 6.3.1 确立统摄性的目标 |
| 6.3.2 确立实践性的目标 |
| 6.4 内容生态:科学性与契合性有机统一 |
| 6.4.1 内容供给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
| 6.4.2 内容供给需要把握的总体思路 |
| 6.4.3 内容供给需要着力的具体实践 |
| 6.5 方法生态:适宜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 |
| 6.5.1 吸收中国传统教化与修身之良“术” |
| 6.5.2 借鉴西方国家公民道德教育之“技” |
| 6.5.3 创新当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法” |
| 6.6 情境生态:可控性与涵容性有机统一 |
| 6.6.1 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生态建构的原则 |
| 6.6.2 探赜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开发的具体路径 |
| 第7章 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态”建设 |
| 7.1 建好经济生态,为“内生态”营造出富足祥和的物质生活氛围 |
| 7.1.1 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抑制贫富差距两极分化 |
| 7.1.2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致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
| 7.1.3 不断改善民生利益机制,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
| 7.1.4 融入先进思想道德元素,助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
| 7.2 建好政治生态,为“内生态”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政府执政氛围 |
| 7.2.1 根本要求:继续扩大党内民主 |
| 7.2.2 关键之举:加大党内监督力度 |
| 7.2.3 重点工作:积极开展反腐倡廉 |
| 7.2.4 活力基因:加强党员干部管理 |
| 7.2.5 必要抓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 7.3 建好文化生态,为“内生态”营造出健康向上的道德精神氛围 |
| 7.3.1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思想防线 |
| 7.3.2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精神家园 |
| 7.3.3 吸收和借鉴域外有益文化,实现洋为中用 |
| 7.3.4 推进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创造活力 |
| 7.3.5 加强网络舆论生态的治理,净化传媒氛围 |
| 第8章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长效机制建构 |
| 8.1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形成一元主导的价值引领机制 |
| 8.1.1 一元主导的价值引领机制的分析 |
| 8.1.2 一元主导的价值引领机制的运行 |
| 8.2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伟力,形成传承创新的动力推进机制 |
| 8.2.1 传承创新的动力推进机制的分析 |
| 8.2.2 传承创新的动力推进机制的运行 |
| 8.3 大力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形成崇德向善的道德伦理机制 |
| 8.3.1 崇德向善的道德伦理机制的分析 |
| 8.3.2 崇德向善的道德伦理机制的运行 |
| 8.4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法规,形成显隐互补的制度保障机制 |
| 8.4.1 显隐互补的制度保障机制的分析 |
| 8.4.2 显隐互补的制度保障机制的运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B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状况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C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状况的访谈提纲 |
| 致谢 |
四、数字图书馆概念论（论文参考文献）
- [1]香山静宜园营造研究[D]. 赵宇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社会现象指标体系及其认识论旨归研究 ——以互联网宗教信息指标体系为例[D]. 赵中健.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重新理解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J]. 吴猛.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2)
- [4]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D]. 丁新改. 苏州大学, 2020(06)
- [5]感觉影像的知识本质辩护[D]. 关超. 山西大学, 2020(10)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7]大数据安全的立法保障研究[D]. 侯郭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8]《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D]. 张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9]中国大陆地区编辑出版学译着出版研究（1949-2018）[D]. 肖蔚. 南昌大学, 2019(02)
- [10]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研究[D]. 陈方芳.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