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诗歌大事记

一、2003年中国诗歌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王健健^[1]（2021）在《曹摅、何劭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何劭（236～301）,字敬祖,陈郡阳夏人,西晋大臣,出身陈郡何氏,太傅何曾次子,官至司徒。永宁元年去世,追赠司徒,諡号为康。曹摅（255～308）,字颜远,谯国谯县人,西晋文臣,出身谯郡曹氏,曹魏大司马曹休曾孙,卫将军曹肇之孙,西晋官员、文学家,官至襄城太守、征南司马。永嘉二年逝世。本文由上编（文学综论）、下编（曹摅、何劭年谱）与附录（曹摅、何劭诗文集注）组成。上编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是对选题说明、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的介绍。正文则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对曹摅、何劭的家世渊源进行考证,对二者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勾勒;二是分析曹摅、何劭的诗歌美学以及锺嵘并称二人且认为“朗陵为最”的原因;三是对二者诗歌中都出现“河洛”的现象进行讨论。在家世与时代背景方面,曹摅出身谯郡曹氏,其时处於家族的没落期;何劭出身陈郡何氏,其时处於家族的兴盛期。而“贵族门阀”的盛行、占田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儒、玄交融的思想文化熏陶也使得出身不同二者同样具有分裂复杂的人格。在诗歌创作方面,二者在“清靡”之下各有特色且形成差序。曹摅的四言诗在“清靡”之中存有真情,五言诗则清靡与“英篇”并存。何劭的四言诗在“肃穆庄严”的内容之中体现出自己个人的情感,五言诗则更有玄言意味。二者在风格同清之中亦存在差序,据锺嵘尚“直寻”与“滋味”的品评要求,则何劭的清隽之风与骨力更符合其审美追求。而曹摅、何劭乃至西晋一朝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河洛”入诗现象,可以溯源至先秦时期,二者诗中的“河洛”主要体现的都是赠别祖饯之情和游仙骋怀之绪,而洛水之所以会引发这类情感,是因为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和文化传统。下编为曹摅、何劭年谱。主要采用编年体编纂谱主的生平事迹并加以考证论述。附录为曹摅、何劭诗文集注。

李润霞,薛媛元^[2]（2020）在《2016年中国新诗纪事》文中提出[说明]1.《2016年中国新诗纪事》（后简称《纪事》）是关于诗歌史实的年度编年大事记,所记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内发生的有关诗歌活动、诗歌现象、诗歌创作、诗歌会议、诗歌评奖、诗刊发布等与诗歌有关的史事,地域主要以内地（大陆）为主,也涵盖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部分诗歌史实。2.《纪事》力求客观叙述,不做主观评价。对于特殊事件,保留刊载该信息的刊物上原有的评语。记录均依照当时的用字用语和作者的署名,除一些作者的笔名后面用括号注出该作者的常用名外,不做任何改动。作品发表和出版时间,均以所刊载的报刊标明的出刊时间和所着书籍的版权页的记录为准。

郑晓锋^[3]（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杨玲^[4]（2020）在《外宣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研究（1976.1-1980.12）》文中研究表明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在人民共和国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文革时期（1966-1976）和新时期（1976年）以来,曾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期刊。作为中国外文局主管的刊物,《中国文学》实际参与中国对外宣传的国家形象建构。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文学艺术的对外翻译活动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必然要纳入到这一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加以考察。论文以1976年1月至1980年12月英文版《中国文学》所刊载的中国现代当代作家作品的英文译介作品、政治家文本的英译刊载作品,《中国文学》的封面图片选择为分析中介,试图挖掘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翻译中的选择问题（对象、作品篇目、主题内容）,内容涉及对现代当代文学作品、文学政策、艺术家作品的译介,试图还原在对外政治宣传主导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过程,和对外文化交流观念的细微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国家形象在具体的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有效传达,但这一刊物的文学性质必然使它在承担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可以称之为“交织与矛盾”的复杂纠葛状态。

陈亚奇^[5]（2019）在《诗歌选本与诗坛生态研究 ——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文中指出诗歌选本是诗歌传播和承传的重要环节,也是其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诗歌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本好的诗歌选本蕴含着对某种诗歌现象、诗歌创作的总结与反思,对一种诗潮流的彰显以及对诗坛生态的观照。《中国新诗年鉴》(后简称《年鉴》自1998年发刊以来,将近20年锲而不舍的坚守在诗歌第一现场,记录推动诗坛的发展和演化,成为诗坛演化的催化剂,为我们研究当下诗坛生态提供了一份鲜活的诗歌史资料,因此以《年鉴》研究来考察当代诗坛生态演变是切实可行的视角。笔者拟从一下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中国新诗年鉴》（后简称《年鉴》）系列选本对于诗坛生态的影响:第一部分:梳理《年鉴》出版前后的诗坛格局,从“年鉴”系列选本的诗歌立场出发,分析“年鉴”系列选刊的发展态势,寻找在该选本影响之下中国诗坛的格局,探析该选本和诗坛生态的相互作用,探究其对当下诗坛生态健康发展作用与启示。第二部分:论述《中国新诗年鉴》对于诗人的影响。根据《年鉴》系列选本的诗选活动,绘制表格,进一步的分析该刊物对新生代诗人的推介和对被遮蔽诗人的挖掘、对“民间”诗学观念及其他诗歌理论的推动等,展开论述《年鉴》系列选本通过对诗人的影响而对诗坛的激活。第三部分:阐释《年鉴》系列选本对于诗坛活动的参与与诗坛竞争的激化。《年鉴》发刊以来通过自身对于诗人群体的形成、诗歌热点问题的参与来不断的参与诗坛演变,论述《年鉴》系列选本与诗坛生态发展演变的互文性作用,将是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本论文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展开选本对于诗坛生态的演变所起的推动作用,力求以点观面的,对当下的诗坛生态的演变带来一些借鉴和帮助,以更好的促进当代新诗的良好发展。

王鑫^[6]（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指出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杨东兴^[7]（2019）在《王烜及其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烜是晚清民国时期甘肃文坛翘楚,一生博览群书,笔耕不辍,着述丰赡,今存诗千余首、文六十多篇及《存庐诗话》一部。他还编撰了大量甘肃地方文献,均具有极高文献史料价值。与王烜丰厚的创作成就相比,学界对他的研究极为有限,现有研究均为生平和着作简介。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王烜生平着述、交游、诗歌、散文、诗话五个方面作全面探讨,以期纵深推进王烜及其创作研究。本文绪论部分概述前人研究成果,从生平着述及交游、诗歌及《存庐诗话》等方面做了梳理,并深刻阐释了选题意义与价值。论文主体共五部分:第一章介绍王烜生平和着述,分青年求学、中年宦游、晚年居乡三个阶段,介绍王烜一生行迹,并对《击柝集》《击柝续集》等着述简要概述。第二章择要从授业恩师、同年挚友、千龄社友三个方面考述王烜交游,追寻王烜成长过程中恩师益友的深远影响。第三章探讨王烜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晚清民国时期甘肃乃至全国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深受其害,王烜抱忧民之心、运如椽之笔作了详实记录,堪称“诗史”,其诗歌体裁丰富,感情深沉,具有较高艺术成就。本章从纪实忧民、咏史怀古、纪游写景、思亲悼亡、题咏言志等方面分别论述王烜诗歌的思想内容,并从诗风多样、沉郁为主,手法多变、白描为主,语言质朴、感情真挚,诸体皆备、尤擅近体四个方面揭示其艺术特色。第四章介绍王烜散文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其散文多为在甘肃及京师从政救灾时,针对当时吏治财政弊端,倡言改革与救济生民之文,情感丰富,观点鲜明,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本章从书启之文、序跋之文、杂记之文、传略之文等方面探讨其散文的题材内容,并从感情浓郁真挚、议论谨严有序、语言简洁平实等方面揭示其艺术特色。第五章论述王烜《存庐诗话》的内容和价值,从诗话的论诗主张、记载交游资料、叙述西北风物等方面绍述了内容,并深刻阐释《存庐诗话》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结语部分从王烜于晚清时代剧变中开风气之先,与水梓、慕寿祺等文坛名士交游唱和及其丰富的文学创作等方面充分肯定了他对晚清民国时期甘肃文坛的重要贡献。

李润霞,薛媛元^[8]（2018）在《2012年新诗纪事》文中研究表明[说明]1.《2012年中国新诗纪事》（以下简称《纪事》）是关于诗歌史实的年度编年大事记,所记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内发生的有关诗歌活动、诗歌现象、诗歌创作、诗歌会议、诗歌评奖、诗刊发布等与诗歌有关的史事,地域主要以中国内地为主,也涵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部分诗歌史实。2.《纪事》力求客观叙述,不做主观评价。对于特殊事件,保留

荀利波^[9]（2018）在《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南大后方诗歌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承续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全面抗战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现实,担负了抗战救亡、文艺动员的使命而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使现代新诗艺术更加成熟。但就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西南大后方诗歌被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其独特性也不断被发掘,但对“西南大后方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研究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提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具体而言,是在西南大后方诗歌生态系统生成的背景下,将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的考察分解到诗歌作为文学活动的要素之中,即以诗人、诗歌创作、诗歌传播为主体,通过对这几个部分的文学生态考察,整体上形成对诗歌创作生态的呈现。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既打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态环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诗歌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对现实更为深入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使得诗人们对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推进了诗歌在创作观念、文体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与变革。第二章论述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经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战时诗人们从战争爆发初期的流散,到1938年之后在西南渐趋聚集,民族、国家的生存,自我个体的生存,这些问题的纠缠作用于诗歌创作中,促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多重变化,甚至于奠定了诗歌发展的基调——革命的、大众的、现实的。第三章论述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由于国土的沦陷和西南大后方的空间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吁求下,诗歌接受群体更趋丰富,特别是使五四以来就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得以以知识分子“俯身”的姿态亲近底层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对知识垄断的再次“革命”,也为诗歌朗诵、街头诗等诗歌传播形式在抗战时期获得发展提供了土壤。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对诗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章论述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西南大后方诗歌延续了“诗体解放”传统,自由体诗在发展中出现了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下,诗歌体式的变化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作出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五章论述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全面抗战的炮火真正在最大范围内逼迫诗人们从“上层”走到了大众之中,走向了中国自我的时代之中,它导致的是新诗在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方面向中国的现实、向中国自我的现代性情境的靠近。战时诗歌创作生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空间。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亢奋激情中现代新诗“使命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削弱,使得新诗在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病症”,但诗歌必然“反映时代精神”,诗歌研究更不能置身于它所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外。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在文艺大众化、民间形式等的讨论中,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实践下,西南大后方诗歌推进了新诗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的发展,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创作过程中成长起一批重要诗人,形成一批代表新诗发展新高度的成果,成就了新诗发展独特而重要的一段。

李润霞,薛媛元^[10]（2017）在《2015年新诗纪事》文中指出[说明]1.《2015年新诗纪事》（以下简称《纪事》）是关于诗歌史实的年度编年大事记,所记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内发生的有关诗歌活动、诗歌现象、诗歌创作、诗歌会议、诗歌评奖、诗刊发布等与诗歌有关的史事,地域主要以中国大陆为主,也涵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部分诗歌史实。2.《纪事》力求客观叙述,不做主观评价。对于特殊事件,保留

二、2003年中国诗歌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中国诗歌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曹摅、何劭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外宣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研究（1976.1-1980.12）（论文提纲范文）

（5）诗歌选本与诗坛生态研究 ——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7）王烜及其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3年中国诗歌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曹摅、何劭诗歌研究[D]. 王健健.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2016年中国新诗纪事[J]. 李润霞,薛媛元.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20(01)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4]外宣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研究（1976.1-1980.12）[D]. 杨玲.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8)
• [5]诗歌选本与诗坛生态研究 ——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D]. 陈亚奇. 赣南师范大学, 2019(07)
• [6]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王烜及其诗文研究[D]. 杨东兴.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8]2012年新诗纪事[J]. 李润霞,薛媛元.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8(01)
• [9]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D]. 荀利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2015年新诗纪事[J]. 李润霞,薛媛元.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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