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焦山考古取得重大突破

一、江西角山考古获重大突破（论文文献综述）

李岩^[1]（2020）在《夏商时期青铜文化大背景下的多样性格局概论——兼谈岭南的印纹陶与原始瓷》文中研究表明夏、商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演进的重要阶段,也是脱胎于铜石并用时期,走向青铜文明辉煌的历史时期;学界对这个阶段的论述可谓繁多,而来自岭南视角者似乎较为稀少,本文试图对这一阶段考古学文化面貌做出自己的解读,并从中了解岭南地区在商时期的特色与作用。

缪小荣^[2]（2019）在《中国早期城址城墙研究》文中提出早期城址是中国古代城市初创阶段之城址。城墙作为古代城市最突出的标志,在早期城址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陆续发现了大量早期阶段的城址,为开展早期城址城墙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以早期城址城墙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有关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及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对早期城址城墙的平面规划设计、城墙结构、城墙附属设施、城墙功用、城墙发展演变与分区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是对早期城址城墙的相关概念加以界定,回顾和梳理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分析其不足之处,说明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加以阐释。第二章是城墙的发现及确认。主要梳理早期城址阶段中国各地已知的早期城址相关概况;按不同时段,以从早到晚的顺序归纳总结各区域已发现的建造有城墙的早期城址情况。认为中国各地已发现建造有城墙的早期城址267座,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及其左近。第三章是城墙平面规划设计研究。将城墙按照平面形态的不同分为圆形城墙、方形城墙、不规则形城墙和非闭合城墙四类,其中前三类属于闭合城墙的范畴。并对这四类城墙进行大数据统计和分析,探讨其设计特征,分析不同类型城墙的合理性和优势。据统计,目前共发现圆形城墙城址13座,方形城墙城址62座,不规则形城墙城址14座,非闭合城墙城址18座。城墙规划设计受多重因素影响,可概括为地理环境、建造技术、建城理念、社会发展需求共四方面主要原因。第四章是城墙结构分析。将城墙结构分为形态结构、技术结构和墙基结构三大类。其中形态结构又可分为上下（纵向）形态结构和左右（横向）形态结构。上下结构可分为单独墙体、墙体+基槽、墙体+垫层三种;左右结构分为单独墙体、墙体+内外护坡、墙体+内护坡、墙体+外护坡四种;城墙技术结构包括单一堆筑、单一夯筑、单一版筑、单一砌筑、夯筑+版筑、夯筑+堆筑及其他式;墙基结构主要有平地型、基槽型、壕沟型、依崖型四类,有的城址城墙还存在多种墙基结构组合使用的混合型。对上述各小类进行考古学观察,总结其特征,并将其还原到大类下进行综合分析,考察不同类型各自的数量及所占比重,以及不同类型在中国早期城址阶段的发展演变规律。第五章是城墙附属设施探索。主要研究城门、瓮城、马面、角楼、道路、护城壕等城墙附属设施,对诸类设施的考古发现情况分时段归纳总结,并对建造技术（包括规划设计、建造方法）、功能及发展演变情况进行研究。认为城门整体演变情况经历了数量由少到多、城门设计由较随意变为较规整、相关城门设施由少到多的过程。瓮城数量一直不多,但形态结构逐渐变得规整。马面萌芽于仰韶时代,在龙山时代形成,夏商阶段缓慢发展。角楼主要功能是预警和观察。道路演变轨迹较清晰,数量由少到多、宽度由窄变宽、设置由随意到整齐。护城壕平面由圆形变方形、圈围面积由小变大、剖面由不规整到倒梯形、深度由浅变深。第六章是城墙的功用及城墙、城址与城址文明研究。认为城墙的功能主要有军事防御、防洪、规范空间布局和社会秩序、防野兽、防盗、拦坡筑坝、居住共七种。其中前两种功能在不同地区的侧重点有差异,即南方地区以防洪为主,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主要是军事防御。其规范空间布局和社会秩序属于后起功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此外,对城市的基本设施——城墙、无城墙城市的出现、建造设防城市的社会背景和动因、设防城市与城市文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第七章是城墙发展演变与分区研究。依据城墙的平面规划设计、城墙结构、城墙附属设施的发展变化规律,结合城墙功用,将早期城址城墙分为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夏代和商代四大阶段。依据不同区域之间城墙的差异性,将早期城址城墙分为中部区、南方区和北方区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区又依据城墙结构方面的差异分为长江上游区、长江中游区和长江下游区三个小区。这些区域的早期城址城墙既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诸多地方差异。第八章是结语。概括总结全文主要研究成果和观点。

陈晖^[3]（2019）在《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长江中游为中心,西至峡江地区,东达江淮西部地区,北及淮河支流,南过长江至洞庭湖周边区域的广博地理范围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之前,尽管中原文化和南方地区发生着联系甚至在某些时候“侵占”了其边缘地区,南方地区仍然有着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然而到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南侵打断了本地石家河文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的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态势经二里头阶段一直持续到二里冈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制度、精神等层面在很大范围内均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中原文化势力范围达到顶峰。本文即以中原文化向南扩张为视角,探讨这一文化过程及其背后体现的社会图景。本文第二章分三个阶段构建了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第三至五章分析了南方地区各区域文化面貌构成及区域间互动与文化变迁。在此基础上第六章探讨了龙山时代晚期、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各自的扩张背景以及扩张阶段、模式及动因差异。龙山时代晚期之前,长江中游地区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序列属于本地同一谱系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以后,文化面貌出现了剧变。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瓮棺葬的流行,大量王湾三期文化陶器在原石家河文化地域范围的出现,展现了文化谱系的剧变。学术界普遍相信这是“禹征三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王湾三期文化采取向南扩张模式是对南方地区的全面占领而非据点式,但在南方地区并未形成完整的聚落层级,没有明显的中心聚落。南方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其中又可以分为扩张的初始期、全盛期及衰退期三个小阶段。二里头的扩张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未形成明显的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中原地区对南方输出的主要是日用陶器。青铜礼器生产与分配为中原地区贵族所垄断,用以构建其统治秩序。南方地区遗址主要沿资源产区及河流等交通要道分布,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性。第二阶段为二里头末期时,二里头文化彻底退出南方地区,部分遗址新出现了具有下七垣文化因素的遗存。江淮地区、环洞庭湖地区出现的少量具有二里头晚期特征玉器、铜器可能反映了夏商之变后部分二里头贵族的南迁。南方地区二里冈时期遗存可存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二里冈下层时期,一方面典型的中原文化开始分波次进入南方地区,体现了南方地区与中原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文化面貌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局面。第二阶段为二里冈上层阶段,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影响和控制达到顶峰。同时不同区域文化和社会形态又展现出诸多差异,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南方的控制和影响存在不同模式。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江汉东部地区,中原文化在此区域以城址为中心沿长江向周边辐射,但其对江汉西部的影响力与上一阶段相比明显衰退。在江汉西部地区,中原文化并未如江汉东部那样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中原因素与地方因素杂糅共处,其影响可能是通过贸易据点的方式实现。江淮地区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之前中原文化并不强势,地方特征明显。这可能与豫东地区长期为岳石文化所占据,江淮地区与中原交流通道不畅有关。至二里冈上层二期时,在商文化的东方战略下,豫东及江淮地区开始出现典型的二里冈陶器。中原文化在南方的中心开始逐步转移至江淮地区。二里冈在南方的扩张不仅以城址作为重要节点,并且城垣、宫殿基址、贵族墓葬及青铜器等高等级遗存实为中原地区的复刻,具有明显的礼制和信仰输出特征。

王斌^[4]（2019）在《马家浜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家浜文化是以1959年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是目前环太湖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誉为“江南文化之源”。其与后续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成为探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面貌,释读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问题的极好个案。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马家浜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本文结合马家浜文化诸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及学界数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从分期年代与类型分布、气候特征与地理环境、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聚落形态与社会生活、埋葬制度与意识信仰等角度对马家浜文化给予综合阐释。在分期年代与类型分布方面。目前,关于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文章借助典型遗址分析和典型陶器演化,将马家浜文化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六段,并以此为标准对其他遗址展开观察。相对年代上,把圜底或平底腰沿釜、双目式圆柱形鼎足、牛鼻形器耳、长方形炉箅、双袋足异形鬶等的消失作为马家浜文化的结束年代;绝对年代上,参照碳十四测年数据和热释光年代数据分析,大致落在距今7000-5800年。空间分布上,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影响所及,东到海滨,西达皖中平原、宁镇山脉一带,南至杭州湾及宁绍平原地区,北可达江淮之间。类型划分上,以圜底釜与平底釜的地区差异而区分为罗家角-草鞋山类型和骆驼墩-祁头山类型。在气候特征与地理环境方面。马家浜文化时值全新世中期大暖期的暖湿阶段,属于亚热带热暖湿润气候,是全新世气候最为适宜期。此时的自然环境,河流、湖泊、沼泽、平原遍布,水量充沛,水位较高,植被良好,果实丰富,混交林覆盖率高,动物群种类多样。优越的气候、环境特征,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生存条件,有利于史前文化的孕育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此时的马家浜先民已不再完全受制于自然环境,能够通过调整自身行为进而对生存环境加以主观能动的改造。在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方面。马家浜时期的社会生产状况可分为以石器、陶器、骨器、玉器、木器、漆器以及编织物制作为主要内容的手工业生产,以采集、渔猎、家畜饲养、稻作农业为中心的经济生产两大部分。其中,石器制作中的双面管钻技术、陶器制作上泥条盘筑法的使用、骨器种类的多样性、木器漆器的先进性、玉器制作的别致性、纬起花的罗纹织物等满足生活所需的手工业,体现出马家浜先民的生存方式。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除采集与渔猎外,家畜饲养和农业经济也获得极大进步。水稻是马家浜先民所种植的重要农作物。该时期一定数量的炭化稻谷及水稻田遗迹、粳稻与籼稻并存的种植结构以及与水稻田相配套的灌溉系统,表明马家浜文化已处于以定居为表征的原始耜耕农业经济阶段。在聚落形态与社会生活方面。马家浜文化尚未揭露出大规模且较为完整的聚落遗址。马家浜时期的聚落遗址往往不具有完整的独立性。文化遗址早期堆积之上可能叠压有晚期的聚落遗存,甚至涵盖后续崧泽、良渚文化乃至更晚期文化的聚落堆积。其聚落本身有时也有着不止一个时期的稳定聚落期。先民进行聚落选址时,已充分注意到对周边环境的综合利用,或选择临近湖海河流的山坡、平地以及山脚下,或选择高凸于四周地面且有河流、湖泊和农田的台墩。在聚落结构上,存在着功能性分区迹象。该时期的居址往往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从分布面积、房屋设施和内部构造分析,马家浜时期的家庭规模均不大,存在着公共设施,过着集体聚居的社会生活。在埋葬制度与意识信仰方面。马家浜文化墓葬推崇以平地覆土掩埋及长方形浅坑竖穴墓相结合的葬制;广泛采用俯身直肢葬式及头向北的埋葬方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同性合葬墓时有出现;木质葬具的使用;随葬品一般较少,分布有一定规律,女性墓随葬比例高于男性;氏族公共墓地的存在;原始祭坛的出现;部分墓葬反映出拔牙习俗及使用陶器覆盖头部的葬俗;有的墓葬存在使用龟甲随葬迹象。墓葬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贫富分化,但至马家浜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不平衡地分配社会产品的可能,社会已开始出现分化迹象。从该时期陶塑、雕刻制品可以窥探先民的原始意识形态观念。其中,陶塑品附带较多观赏性和礼仪性的意味特征;雕刻品则反映出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古朴的美学观念。在马家浜文化其它相关问题方面。马家浜文化的源头,目前尚未可知,但从其文化面貌及发展水平看,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受到南、北方系文化因素的显着影响。马家浜文化曾广泛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受到河姆渡、大溪、北辛、北阴阳营、仰韶文化等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当前,太湖东西部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差异,以平底釜为代表的太湖西北部地区和以圜底釜为代表的太湖东南部地区,两者属于一个整体的“马家浜文化”的不同类型。在聚焦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过渡时期的文化面貌时,可发现崧泽文化早期具有比较明显的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的性质。在审视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可发现陶器工艺的一脉相承、石器制作的精神物化、尚玉习俗的风气延续、农耕技术的不断革新、祭祀礼制的逐步成熟等较多的马家浜文化因素。总之,马家浜文化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整体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时至今日,马家浜文化研究仍然是一个似新非新、似旧非旧的课题。本文所作综合讨论,将为今后进一步探究马家浜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社会形态提供必要的参考。

熊凯^[5]（2018）在《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演进与国家起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安徽、江苏的沿江两岸地区、浙江北部、上海市全境,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与文明进程的重要地区。经过长时段的发掘与研究,其核心地区太湖平原已经形成众所周知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序列,加之其他地区的遗址的进一步发掘,该地区已经形成完整的文明演进链,为进一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长江下游地区的早期文明演进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距今约10000年7000年,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得到初步发展,已经出现水稻种植,生产工具主要为打制石器,整个社会以狩猎为主,种植业为辅。从上山遗址看出,当时人们共用房屋、灶坑和窖穴,还处于集体生活状态。从草鞋山、马家浜文化墓葬看,女性随葬高于男性。由此表明当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墓葬进行统一规划,原始宗教开始产生。距今约7000年5500年,长江下游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得到更大发展,在草鞋山遗址中发现了灌溉水田,且出现专门的鹿角点播器和骨耜。在北阴阳营遗址中发现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石器,制作工艺繁复,表明当时的手工业发达。在镇江左湖遗址发现了分间房屋和单独的窖穴。在绰墩遗址中发现了男女并穴葬,且占绰墩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时期墓葬比例较大,表明已出现对偶婚。说明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偶婚制家庭时期。宗教意识更为强烈,已经出现了祭坛。距今约55004000年,在余山茅坪出现了明确灌溉系统和道路系统的水田,且发现有大量用于深耕的石犁,农业得到很大发展。这个时期手工业飞速发展,特别是玉器制造,在整个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玉器,且都制作精美,工艺技术高超。在南河浜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期草鞋山遗址、福泉山遗址中发现了女性作为陪葬品葬入男性墓葬中。在良渚文化绰墩、龙南遗址、肥西唐岗遗址、钱山漾遗址中,出现独立的房屋和窖穴。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专偶制家庭阶段。人殉、大型墓地、首领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阶级分化开始出现且逐渐加剧。且在良渚文化中期,出现了大型水利工程、大型良渚文化城址、高规格建筑。大型水利工程可能为保护公众的利益,但城址的修建及大型粮仓的存在是为保护小部分人的利益,城外的百姓难以享受,且出现一部分高规格大型墓葬的强制性劳动与殉葬,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强制性公共权力阶段,早期国家已经产生。与长江中游地区相比,长江下游地区在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产生、专偶制家庭出现、城址、宫殿等方面都较为滞后,二者家长制家庭公社都不明显。与海岱地区相比,在水稻种植上长江下游地区领先,而在宫殿遗址出现的时间上,海岱地区要领先于长江下游地区。

王锐^[6]（2017）在《葫芦山遗址原始瓷主成分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25个武夷山市葫芦山遗址出土原始瓷片,3个武夷山市竹林坑遗址出土原始瓷片以及4个永春县辽田尖遗址出土原始瓷片,共计32个样本的胎、釉主化学元素组成成分进行了测定,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对测定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葫芦山遗址原始瓷胎体是以瓷石为原料的一元配方,元素组成特征上符合我国南方早期石英——云母系瓷的特色。辽田尖、葫芦山胎体配方仍处于探索阶段,原料选取带有一定的原始性,而竹林坑样品的烧制工艺水平较之这两个遗址已具有了一定的先进性。三处遗址出土原始瓷的釉料均是由制胎粘土中掺和草木灰配制而成。竹林坑的窑工们已经初步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原始瓷釉料的配方技术,有利于提高原始瓷产品的烧制成功率与成品合格率。此外,本文还对葫芦山原始瓷的区域性特征进行了探讨,将其与它相邻较近地区出土原始瓷胎、釉化学组成成分数据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浙江江山出土原始瓷与葫芦山样品关系密切,葫芦山原始瓷一部分可能来源于浙江地区的输入,一部分则可能是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本地烧造。

孙卓^[7]（2017）在《论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文中研究指明以长江中游为支点,西至我国的二级阶地、东至江淮地区,这一地理范围在先秦时期可视为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南方地区。在商代前期,中原文化曾对该区域形成了广泛且深度的影响。而在晚商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却基本从南方地区退出。本文即是以商时期中原文化为视角,探讨二里冈下层第二期至殷墟第一期前后,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由盛转衰的过程及其背后体现的社会图景。整个南方地区,根据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和内部文化的互动联系,可以分为三个区域: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东部,由辽瓦店子至荆南寺一线的江汉地区西部,由大城墩和古堆桥为代表的江淮地区。本文各以其典型遗址为代表,通过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为基础,整体梳理了中原文化从南方地区消退的文化演变脉络。本文将南方相关遗存划分为五组四期,年代分别相当于二里冈上、下层之际至二里冈上层二期,洹北花园庄早,洹北花园庄晚和殷墟一期,之后再通过对零星采集青铜器的型式分析,将青铜器的年代整体纳入到以上的分期体系之中。本文的第一期,即二里冈上、下层之际至二里冈上层第二期,是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影响、控制的顶峰。整体上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展现出了强势的影响态势,但不同区域文化和社会形态又多有差异,反映出了中原文化对南方的控制和影响存在不同的模式。其中江汉地区东部,以盘龙城为中心,中原文化在该区域形成了区域性的控制,并由此沿长江沿线向东西辐射。江汉地区西部,中原文化的影响则可能是以贸易聚点的方式展开,在文化面貌上表现为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和地方文化因素相互混杂的局面。江淮地区,以淮河干流为主线,中原文化在此形成了区域性的控制。但区别于江汉地区东部,地区的聚落和社会层次未表现出复杂化的特征。本文的第二至四期,即洹北花园庄至殷墟一期,是中原文化从南方地区逐步消退的阶段。这一时期南方地区文化整体的发展态势可总结为中原文化的退出和地方文化的兴起。其中江汉地区东部,盘龙城遗址在第二期呈现出了衰落的态势,并在第三期废弃。中原文化在该地区控制的中心北移到涢水上游。江汉地区西部,汉水中、上游的遗址在第二、三期迅速减少,同时沿江和澧水流域地方文化因素日渐占据主导地位。江淮地区,第二、三期,以沿淮地区为代表,文化仍呈现出繁盛的景观,但是以青铜器为表征,遗址上层贵族却出现了独立化的倾向,并至第四期中原文化在该地区的影响迅速消亡。在第三期之后,中原文化基本从江汉地区东部和江汉地区西部消退,而至第四期之后,中原文化也从江淮地区撤出。由此在晚商时期可见,中原文化控制的南界基本未过桐柏山和淮河沿线。从历时性的角度,本文分别探讨了反映高等级人群活动的城市聚落、宫殿基址和青铜器,与反映普通人群活动的陶器,在中原文化消退过程中的变迁历程。其中反映高等级人群活动的物质遗存集中显现出了中央政权在南方直接控制的失势。反映普通人群活动的物质遗存,以盘龙城出土陶器为代表,则表现为中原文化因素逐步向地方化的转变。而通过高等级人群和普通平民这两个层面的探讨,中原文化从南方消退背后的社会机制可见:一方面早期以设立地方城市为代表的控制模式无法持续性的保持中原对南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在洹北时期的对外控制可能出现了主动性的战略转移,由早期的直接控制变为通过间接的影响,乃至控制地方代理的方式,左右资源的流通。在晚商时期,中原王朝仍能够获取大量的异域资源,形成了以殷墟为中心的资源流通网络。而南方地区则在中原文化消退之后,仍与中原王朝保持有一定的联系,并以吴城为代表,在城市聚落、青铜礼器方面模仿中原地区,进一步推动了南方地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中原化”进程。

陈伟驹^[8]（2016）在《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生计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计方式的发展道路迥异于其它地区。对其作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岭南地区的独特性,同时也为认识史前人类生计方式演变的区域多样性和共同规律等普遍性问题提供启示。鉴于时空框架是研究生计方式及其演变规律的基础,本文先对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作系统梳理,再对划分出来的文化期/文化及其类型的生计方式进行研究,而后总结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生计方式的演变脉络,并将之与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上述普遍性问题。在时空框架研究中,本文从多方面论证岭南史前考古学界普遍使用的骨骼14C数据（常规法）大多偏晚,而被普遍剔除不用的螺壳14C数据虽有偏差,却比较接近同一层位木炭14C数值的校正年代。据此,本文修正了诸多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的年代,并提出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陶（北部）”和“无陶（南部）”两大区域类型以及广西河旁贝丘遗存不晚于距今七千年等新观点。此外,对各个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遗存的分期和断代方面也多有创新,如针对桂西区,识别出革新桥遗存是上承河旁贝丘遗存下接顶蛳山四期等遗存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期;针对珠三角地区,指出西贡沙下遗址分期混乱、断代有误;针对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对鲤鱼墩遗址进行了重新断代;针对桂北地区、粤北地区、粤东地区和桂东-粤西地区,本文也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或批判某些观点的不合理之处、或给出更加精确的结论、或为某一种观点提供更多的材料证据。以上工作使本文获得早晚顺序相对正确的文化序列和年代相对单纯的文化期/文化,为探讨生计方式及其演变奠定了基础。在生计方式研究中,由于本文严格以时空框架为基础,并以较以往更加实证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即全面利用石器、动植物、古环境和生物考古等信息去论证某时期、文化或类型的生计方式,因此也收获不少新的认识,如提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可以区分出两种生计适应模式或类型,北部“有陶类型”人群由于地处更高的纬度,在末次盛冰期时期,面临更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比南部“无陶类型”更加强调食物来源多样性、营养获取率和取食效率;新石器时代中期河旁贝丘遗存的生计方式虽然大体延续早期广谱性采集渔猎经济,但渔猎技术有所提升,且存在一个不断强化植物利用的趋势;咸头岭文化并非普遍认为的“以海洋资源为生”的族群,而是整体上以植物利用为主,并在最末期才开始利用牡蛎等海洋资源的文化;革新桥遗存不能笼统概括为渔猎采集,而是一支强化植物利用并兼顾渔猎的文化;石峡文化、晓锦文化等并非“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而是一种渔猎采集为主、水稻栽培为辅的经济形态。最后,本文整合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的研究成果,细化和深化了岭南新石器时代生计方式的演变脉络,即将以往的“采集狩猎→农业”或“采集狩猎→采集狩猎为主、农业为辅→农业为主”粗线条的二期或三期论发展为五期说:新石器时代早期“广谱性采集渔猎初级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广谱性采集渔猎经济发展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植物强化利用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区域经济转型期”→新石器时代末期“水稻栽培普及和发展期”和“渔猎专业化期”。在比较研究部分,本文细化了距今2-1.2万年间人群生计分区现象,提出四个区域类型或四种模式:华北地区的虎头梁—下川模式,以细石叶遗存为代表;长江中游的十里岗—宋家垱模式,以石片石器和个别陶器为代表;岭南北部和岭北地区的仙人洞—玉蟾岩模式,以砾石石器组合、陶器等为代表;岭南南部地区的白莲洞—独石仔模式,只有简单的砾石石器组合。此外,从工具组合的角度说明以上各个地区在农业化过程发展道路的差异和时间差: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表现出谷物栽培、野生植物采集和渔猎并进的方式;同时期的后李文化、上山文化则经历一个以野生植物采集和研磨为主的生计阶段;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未见野生植物研磨和粉食;同时期的岭南地区则仍然处于广谱性采集渔猎阶段。另外,还观察到大范围人类生计演进的共同规律:面对末次盛冰期资源压力的时候,南北方都采取了拓宽植物食物来源的策略;在农业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地区都经历过强化野生植物利用的阶段,表现在工具上就是研磨石器的大量出现;各区域人群在生计适应策略的差异性都是面对特定资源压力的产物。最后,对于常常分属于两种研究范式的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研究,本文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研究属于一种新的尝试,这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研究提供新观点的同时,也可能会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上的示例。将岭南地区的研究成果与华北和长江流域进行比较分析,所取得的观点对于宏观地认识中国史前人类生计方式演变的区域差异和共同特点也或将有启示意义。

陈莲^[9]（2016）在《浅论商代至战国时期赣鄱地区青铜文化》文中研究表明青铜器是中国文明起源重要的标志之一,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先秦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青铜文明最早起源于距今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及至商代,青铜文化逐渐走向巅峰,中国早期青铜器以多样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丰富的铭文,以及精湛的铸造术闻名于世。近些年来随着南方考古工作的推进,长江以南地区发现了以三星堆、宁乡、新干、屯溪为代表的商周区域青铜文化中心,出土大量青铜器。其中江西吴城遗址的发掘尤为重要,推翻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认识,以江西吴城遗址为代表的江西赣鄱地区出土了大量商代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本文在丰富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材料的基础之上,运用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对赣鄱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重要遗存以及典型遗址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探析赣鄱地区出土的商代至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分布规律以及其所反映的青铜文化的演进及其特征。赣鄱地区出土青铜器主要分布于赣江及鄱阳湖以西地区;西周一代,以赣江及鄱阳湖为界,以西分布着以甬钟代表的青铜乐器,以东分布着以鼎为代表的青铜容器;及至春秋,赣鄱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于墓葬,区别于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零星出土。外来文化因素在赣鄱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以及周边邻近地区的青铜文化,诸如商文化、周文化,以及湖南、福建和宁镇等地区的青铜文化促成了赣鄱地区青铜文化的更新与演进。

张文娟^[10]（2016）在《简论中国史前社会自然生态观》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学术界关于自然生态观的研究成果极少,已有研究亦多泛泛而谈,很多问题都有待解决。研究中国史前社会自然生态观,涉及到古文献、考古学、民族学、建筑学、史前宗教、宇宙观等相关课题。在此,主要采用二重证据法和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先民怎样在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提下,去认识生老病死和探天识地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态观逐渐形成体系,试图把握史前时期自然生态观在宗教体系下的发展状况,解析史前自然生态观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回顾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阐释相关概念,并叙述研究目的、意义与方法。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造就了人化自然,而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生态观念,则打开了人化自然的大门。第二章主要解析在维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下,先民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自然生态观的发展、演变规律。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即：氏族社会（社会组织形态）、农业和家畜的起源与发展、居住形态、生活必需品的发展。第三章主要是以时代为主线,解析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古文化先民对生与死的认知。先民“事死如事生”,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古文化先民对“生死”的认知亦不同,我们可通过研究墓葬或与之有关的遗迹甚至是习俗,以获得史前时期先民的“生死观”。第四章主要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从五个方面解读新石器时代宇宙观,即：“八角星纹”内涵、“天圆地方”观念、猪母题的天文学阐释、漩涡纹的天文学意义、四时与四神。史前宇宙观对当时的祭祀占卜活动、政治文化都有重要影响。第五章将图腾崇拜置于宗教体系之下,但亦注意区别二者的异同,以便更好地解析史前时期宗教体系下的自然生态观的发展演变规律。图腾崇拜与史前宗教信仰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前宗教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成为上层人士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上层交流网亦逐渐形成,这为神权的发展及其与政权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六章着重介绍史前自然生态观的作用与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即：史前农业与家畜饲养的发展；手工业取得进步；聚落得到长足发展；先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随着自然生态观的演进,改造自然的技术得以传承,人类终将踏入文明社会,并对后世哲学、天文学产生重要影响。自然界的“环境”与“条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生态问题。伴随着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人类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他们走出被动适应自然的历史阶段,开启利用与顺应自然的伟大征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从“附属”关系向与自然协调与适应的阶段迈进,可谓是“制天命而用之”。

二、江西角山考古获重大突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角山考古获重大突破（论文提纲范文）

（1）夏商时期青铜文化大背景下的多样性格局概论——兼谈岭南的印纹陶与原始瓷（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早期城址城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家浜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演进与国家起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葫芦山遗址原始瓷主成分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论文提纲范文）

（8）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生计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浅论商代至战国时期赣鄱地区青铜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0）简论中国史前社会自然生态观（论文提纲范文）

四、江西角山考古获重大突破（论文参考文献）

• [1]夏商时期青铜文化大背景下的多样性格局概论——兼谈岭南的印纹陶与原始瓷[J]. 李岩. 广州文博, 2020(00)
• [2]中国早期城址城墙研究[D]. 缪小荣. 郑州大学, 2019(02)
• [3]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D]. 陈晖. 武汉大学, 2019(01)
• [4]马家浜文化研究[D]. 王斌. 上海大学, 2019(02)
• [5]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演进与国家起源研究[D]. 熊凯. 重庆师范大学, 2018(01)
• [6]葫芦山遗址原始瓷主成分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D]. 王锐. 厦门大学, 2017(11)
• [7]论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D]. 孙卓. 武汉大学, 2017(06)
• [8]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生计方式研究[D]. 陈伟驹. 吉林大学, 2016(08)
• [9]浅论商代至战国时期赣鄱地区青铜文化[D]. 陈莲. 江西师范大学, 2016(03)
• [10]简论中国史前社会自然生态观[D]. 张文娟. 天津师范大学,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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