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的主要对策、措施及对我们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张帆[1]（2020）在《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是金融业的关键领域。如何维护银行稳定,降低银行发生挤兑风险概率,实现问题银行有序平稳退出,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越发关心的问题,构建由存款保险制度、央行最后贷款人和审慎金融监管三大基石组成的金融安全网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其在金融安全网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其制度实施的范围持续扩大到全球14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在经济增速换挡、利率市场化、金融保护体系重塑等宏观经济条件下,2015年3月发布的《存款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与央行最后贷款人和审慎监管制度共同成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核心支柱。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只有5年左右的运营实践,其制度内容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国际社会存款保险制度的规范要求不断调整、改革和完善。韩国在积极借鉴美国等国际社会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还充分考虑本国国情,较好地实现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本土化”,在全球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营实践中独树一帜。因此,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将会对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素材,论文的选题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文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一般分析的基础上,以外部性理论、道德风险理论和银行挤兑理论为理论支撑,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运行机制,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首先,考察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韩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了隐性存款保护、隐性存款保护向显性存款保护过渡、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综合存款保险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完善五个阶段。其次,分析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制保险、保险范围和最高偿付限额,存款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管控参保金融机构的风险,破产处置及破产财团管理,追究参保金融机构亏损责任等。再次,探讨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包括存款保险筹资机制,参保金融机构风险监管机制,存款保险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机制。第四,提炼出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主要经验有不断完善制度基础、持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化、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高权限、加强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合作等。对中国的启示包括提升“存款保险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动态调整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强化存款保险运行机制,应对互联网银行等网络金融发展带来的挑战等。
胡玥[2]（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韩博雅[3]（2020）在《以色列与韩国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以色列与韩国同为二战后建国,且经济高速发展的亚洲新兴国家。对于以色列来说,韩国具有“东亚桥头堡”的重要战略意义;对于韩国而言,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其中东战略的必要考量因素。犹太民族与朝鲜民族的接触历史悠久,长期的交往为双方建国后友好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1948年后,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经历了曲折的交往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8年到1973年石油危机。以韩两国在各自政治需求的推动下彼此关注,于196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政治经济往来逐渐起步;第二阶段为从1973年到1991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迫使韩国在石油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亲阿”的中东实利外交,致使以韩两国正常外交中止。在此期间,两国民间的人文交流为缓和双边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阶段为从1991年至2018年。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经济利益的主导下,以韩关系回暖。特别是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进行经济转型大力发展科技经济,科技能力的相互吸引成为以韩关系的全面高速发展的契机。纵观以韩关系的发展历程,两国在诸多领域的交流中表现出色,特点显着,值得进行进一步的专题探讨。首先,以色列和韩国的创新能力颇受对方关注,两国创新合作机制完善,成效突出,而创新产业的互补性则为两国进一步深入交流提供可能。其次,人文交往在以韩两国的关系发展中表现突出,且带有明显的群众自发驱动特征。最后,以色列与韩国同是国际热点区域问题的当事国,彼此的支持在维持两国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全面梳理以韩交往脉络,分析探讨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以色列和韩国的双边关系经历了“接触与建交—外交中止—回暖与发展”的曲折发展历程,两国在彼此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第二,以韩关系经过70余年的发展,在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创新合作、防务合作、人文交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第三,当前,以韩关系虽仍面临尚未解决的新老问题,但这些矛盾均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在坚固的情感基础、共同的战略盟友、牢固的安全互信和巨大的合作潜力等因素的推动下,以韩两国关系未来走向乐观,经贸、科技、军事领域将是两国日后的合作重点。第四,以韩两国的利益互动是中东与朝鲜半岛区域联动关系的缩影,中东与朝鲜半岛在核问题、地区外交重点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
谢斌[4]（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研究表明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王海平[5]（2019）在《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民心相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政策沟通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成果。在国际交流中,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制高点,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新兴形式,逐渐在文化输入和输入中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占据重要位置。研究中日韩之间的数字出版及其产业的合作发展和协作共进,在实践上应合“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日韩文化交流现实诉求、推进中日韩数字出版合作发展,在理论上丰富数字出版战略联盟建设理论、拓展数字出版战略联盟构建方法。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谋建设的背景下,结合中日韩“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力图构建起中日韩数字出版战略联盟的模式及其推进策略。为此,本文从中日韩三国战略联盟构建的动力源出发,以战略联盟构建为突破点,力求为解决中日韩三国之间所面临的数字出版安全和数字出版环境等问题提供思路和策略,从而为东北亚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撑和学术努力。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方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应用知识图谱去梳理了战略联盟、数字出版、出版资源、中日韩出版和“一带一路”的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二,对支撑本文研究的“一带一路”、数字出版、战略联盟等主要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了评析。第三,应用SWOT方法对中日韩三国数字出版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进行了剖析。第四,应用系统分析等方法,对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的构建动因,从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诉求四个方向剖析了原因,分析了中日韩三国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五,应用战略分析等方法,提出了通过构建教育科研战略联盟、内容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数字出版金融战略联盟和数字出版文化战略联盟,去实现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的构建。第六,从法律、组织、经费、技术四个方面,提出了推进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发展的对策。
李洋[6]（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李宁[7]（2019）在《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与产业发展研究 ——泰国、韩国、新加坡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认为本文在梳理了“不可能三角”理论与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东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的危机爆发原因、改革措施及效果,从汇率制度、国际资本流动、产业发展、金融监管、企业改革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哪些制度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且度过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本文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泰国央行、韩国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搜集泰国、韩国、新加坡1980年至2010年度实际有效汇率、经常账户差额、GDP等数据,运用比较分析法、数据分析法作图研究,全面分析三个国家在东亚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对比三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是我们发现汇率制度的选择、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程度、产业发展的方向是三个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程度不同的原因。二是金融危机前各国的经济基础与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不同,所以三个国家对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三是由于韩国与泰国在企业方面改革力度不同造成它们的措施效果不同。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要增加汇率弹性,才能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对于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借入国际资本与短期游资的流动对本国的金融稳定极其不利,要严加监管;忽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注重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自由化进程离不开监管制度的完善;从制度着手进行企业改革,才能使企业散发活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如今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由经济高速增长转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最后,本文从汇率制度安排、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监管、企业监管五方面为中国防范当前金融风险提出了有效建议。我国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加强对短期跨境流动资金的监测;鼓励技术研发,逐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堵住金融监管漏洞;完善企业现代化监管制度。
刘军军[8]（2019）在《韩国财阀与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与借鉴》文中研究指明韩国是二战后唯一一个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韩国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政府“出口导向型”的开放策略下,1961-2001年间韩国GDP平均增速为8.8%。2007年,韩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而相较于中国,韩国人口总量是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土地面积只有中国九十六分之一。韩国创造的“汉江奇迹”,使得韩国成功进入OECD高收入国家群体。韩国经济爆发式增长跟韩国财阀的成长关系密切。首先,就国民经济比重而言,韩国财阀日益占据支配地位。2010年,韩国财阀占GDP比重达到67%。就企业规模而言,财阀企业几乎占据了韩国企业在世界财富500强中的全部。2000年,世界500强中,韩国企业占据14席,仅属于四大财团（三星、LG、现代、SK）就有7个。而2015年,韩国四大财团在500强中企业数量增加到9个。文章通过研究韩国财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韩国的财阀的成功经验与潜在危机点,从韩国经验中,发现对中国大企业发展的启示。文章梳理了国内外财阀理论、定义及特点,总结韩国财阀的主要特征及出现的原因。随后以四大财阀（三星、LG、现代、SK）为例,对韩国四大财阀的发展进行阐述。在定量部分,以已有数据为基础,探讨韩国财阀发展模式,对韩国经济分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采用OLS回归模型,并且在每阶段的回归中加入财阀因子的二次方项,用不同区间的年限做替代变量做稳健性检验,发现财阀与经济增长的“U”型关系。对“U”型关系进行分析,分析出韩国财阀发展因素——“政府作为”和“企业作为”,尝试建立模型,论证了政府与企业目标一致下,财阀对经济起到正向作用,反之,财阀对经济起到阻碍作用。最后部分,文章对我国大企业的现状特点及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分析,并将中国大企业与韩国做了一些对比,最后根据比较分析了韩国的发展的可借鉴经验。
沈铭辉,李天国[9]（2018）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自韩国的经验与启示》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韩国政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布局,以求实现经济供需平衡。在早期供给侧改革探索中,韩国政府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政策思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协调均衡的产业发展,同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反对各种形式市场垄断。进入高收入时期,韩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放在企业内部治理与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公共机构改革等方面。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实施结构性税收政策,降低宏观税负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金香兰[10]（2018）在《日韩FTA战略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东亚地区的FTA起步晚,但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得到了快速发展。原本对地区自由贸易、双边自由贸易持否定、甚至批评态度,实行“WTO一边倒”对外贸易政策的日本和韩国,也转变态度开始重视FTA,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积极推进。中国同样认识到FTA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制定并实施了FTA战略。日本和韩国是中国的邻国,文化传统相似,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贸易竞争对手。因此,对日本和韩国FTA战略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进一步完善FTA战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比较分析两国FTA战略探寻其共性和特性,总结出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并针对两国FTA战略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首先考察了研究的国际、国内背景,阐述了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分别从日本FTA战略、韩国FTA战略、中国FTA战略、日韩FTA战略比较等四个方面梳理和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明确了本文所采用的文献研究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提出了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其次,在界定FTA的内涵,分析FTA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发展特点等相关范畴的基础上,研究了关税同盟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理论,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FTA与关税同盟的成员国相互之间取消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而对非成员国实行贸易保护,带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非传统收益理论认为,FTA不仅能为成员国带来扩大贸易、加剧竞争、扩大投资等传统收益,还能带来非传统收益,揭示了FTA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根据轮轴-辐条理论,“轮轴”国相比“辐条”国,在扩大贸易、吸引外资、规则制定等诸多方面上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各国努力构建以本国为“轮轴”国的FTA网络。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各国为降低经济交往中的交易费用而积极缔结FTA,而这一过程本身作为交易又会产生新的费用,因此各国会衡量缔结FTA所产生的收益与费用的关系。再次,比较分析了日本与韩国的FTA战略。从两国FTA战略历史演变、战略目标、战略内容、战略措施、推进效果、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找出共性与特性,并分析了日本的FTA战略推进效果不如韩国的深层原因。（1）从FTA战略历史演变来看,在起步阶段,两国的推动力量各异,日本政府被动推进,韩国政府相对积极推进但还是比较保守。在加快推进阶段,韩国以同时多发的方式,与主要经济体签署高水平FTA超越日本。在提升阶段,FTA发展较落后的日本把战略重心从东亚扩大到亚太地区,签署高水平的超级FTA。韩国欲求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核心轴”作用,并越来越重视与新兴经济体的FTA。（2）从战略目标来看,两国的FTA战略目标具有多元性,不仅重视经济目标,还重视非经济目标,但日本比韩国更加重视非经济目标,而韩国因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更加重视经济目标。在战略伙伴的选择上,两国战略目标的多元性带来了伙伴选择标准的多样化,但日本主要战略伙伴由经济小国转变为主要经济体,而已经与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缔结FTA的韩国开始更加重视新兴经济体。从FTA范围来看,日本和韩国的FTA,均突破了传统的FTA范畴,越来越多地涉及21世纪的新议题,特别是在农业上有劣势,在其他领域具有优势的日本更愿意采取经济合作模式,因此FTA范围更广。自由化水平上,两国在工业、服务业、投资领域的自由化水平高于农业,但日本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水平整体低于韩国。（3）从推进方式、推进体制、FTA相关国内援助政策等三个层面比较了战略措施。首先,在推进方式上,两国在起步阶段均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方式,而在加快推进阶段,韩国与主要经济体采取同时多发方式,日本则与ASEAN成员国同时缔结FTA,进入提升阶段之后,日本与韩国一样同时推进与主要经济体的FTA。其次,在推进体制上,两国均设置了FTA专门机构,但韩国的FTA推进程序制度化,其推进体制的效率高于日本。最后,在FTA相关国内援助政策上,两国都以农林水产业为主要援助对象,但韩国的FTA相关国内援助政策更加全面和及时。（4）以FTA战略贸易效应为主,从已生效FTA对象国数量、企业的FTA利用率、FTA的贸易覆盖率、非经济效果等方面比较了推进效果。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特别是通过着重考察贸易引力系数的变动情况,对日本与韩国FTA战略的贸易效果比较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从静态的视角逐年计算静态贸易引力系数,比较协议生效前后的变化;其次,使用变量的时间序列,以协议生效时间为界分两个阶段估计并比较参数;最后,在全样本区间加入虚拟变量模拟政策变化,与无虚拟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另外,分析了针对日本FTA战略推进效果不如韩国的深层原因。（5）从发展趋势来看,日本将推动CPTPP早日生效,尽早缔结日本-欧盟FTA,谋求主导RCEP,争取高水平中日韩FTA,冷处理日美FTA、促使美国加入CPTPP。韩国将继续推进自由贸易政策,极力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但更重视中日韩FTA,全力应对韩美FTA修订谈判,为修订韩国-欧盟FTA及签署韩英FTA做准备,加快与新兴经济体缔结FTA。按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日本的FTA贸易覆盖率有望赶超韩国。最后,分析对中国的启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一方面,考察中国FTA战略的历史演变、推进现状、存在的问题,结合日韩经验基础上分析了对中国的启示。另一方面,针对日韩两国FTA战略的发展趋势,提出中国应主导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序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TA,重视与大型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FTA,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对策建议。
二、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的主要对策、措施及对我们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的主要对策、措施及对我们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存款保险定价模型研究 |
| 1.3.2 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研究 |
| 1.3.3 存款保险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效果研究 |
| 1.3.4 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写作思路 |
| 1.5 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存款保险制度的一般分析 |
| 2.1 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
| 2.1.1 政策性 |
| 2.1.2 公益性 |
| 2.1.3 可退出性 |
| 2.2 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
| 2.2.1 维护储户存款安全 |
| 2.2.2 有利于商业银行发展 |
| 2.2.3 有利于金融市场稳定 |
| 2.3 存款保险制度划分标准和类型 |
| 2.3.1 按存款保险制度职权划分 |
| 2.3.2 按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划分 |
| 2.3.3 按是否出台相关法律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关理论 |
| 3.1 外部性理论 |
| 3.1.1 外部性的内涵 |
| 3.1.2 外部性理论的产生 |
| 3.1.3 外部性理论的发展 |
| 3.1.4 外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
| 3.1.5 外部性的内在化 |
| 3.2 道德风险理论 |
| 3.2.1 道德风险的内涵 |
| 3.2.2 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
| 3.2.3 克服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办法 |
| 3.3 银行挤兑理论 |
| 3.3.1 银行挤兑的内涵 |
| 3.3.2 银行挤兑产生的原因 |
| 3.3.3 银行挤兑理论的分类 |
| 3.3.4 解决银行挤兑的办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 |
| 4.1 隐性存款保护阶段(20世纪60年代—1987年) |
| 4.1.1 出台金融发展的相关法律 |
| 4.1.2 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 |
| 4.2 隐性存款保护向显性存款保护过渡阶段(1988—1995年) |
| 4.2.1 利率市场化加剧银行竞争 |
| 4.2.2 政府的隐性担保存在弊端 |
| 4.2.3 加入OECD及金融市场的开放 |
| 4.3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综合存款保险体系建立阶段(1996—2000年) |
| 4.3.1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
| 4.3.2 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存款保险制度的调整 |
| 4.3.3 综合存款保险体系的建成 |
| 4.3.4 实施即时矫正行动 |
| 4.4 存款保险制度改革阶段(2001—2008 年) |
| 4.4.1 恢复部分存款保险制度 |
| 4.4.2 存款保险基金的二元化 |
| 4.5 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阶段(2009 年至今) |
| 4.5.1 引入目标基金制度 |
| 4.5.2 实施差别费率制度 |
| 4.5.3 存款保险标识、说明和确认制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
| 5.1 强制保险、保险范围和最高偿付限额 |
| 5.1.1 投保的强制性 |
| 5.1.2 存款保障范围 |
| 5.1.3 最高偿付限额 |
| 5.2 存款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 |
| 5.2.1 存款保险基金的稳定筹措 |
| 5.2.2 存款保险基金债券偿还基金管理 |
| 5.2.3 相互储蓄银行结构调整特别账户管理 |
| 5.3 管控参保金融机构的风险 |
| 5.3.1 事先预防风险1:调查及共同检查 |
| 5.3.2 事先预防风险2:差别费率及道德风险的防止 |
| 5.3.3 事后处理:公共资金的投入及其管理 |
| 5.4 破产处置及破产财团管理 |
| 5.4.1 破产处置 |
| 5.4.2 破产财团管理 |
| 5.4.3 特别资产管理和相关资产接管 |
| 5.5 追究参保金融机构亏损责任 |
| 5.5.1 对破产金融机构调查和追责 |
| 5.5.2 对亏损金融机关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追责 |
| 5.5.3 破产相关人员资产追查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 |
| 6.1 存款保险筹资机制 |
| 6.1.1 事先筹资机制 |
| 6.1.2 存款保险基金的积累机制 |
| 6.1.3 保费评估与收取机制 |
| 6.2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常态化监管、评估和早期纠正机制 |
| 6.2.1 存款保险常态化监管机制 |
| 6.2.2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早期发现和评估机制 |
| 6.2.3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的及时矫正机制 |
| 6.3 存款保险公司治理机制 |
| 6.3.1 存款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机制 |
| 6.3.2 存款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延伸机制 |
| 6.3.3 存款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开机制 |
| 6.3.4 存款保险公司中长期发展机制 |
| 6.4 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机制 |
| 6.4.1 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协调机制 |
| 6.4.2 信息收集及共享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运行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7.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
| 7.1.1 存款保险制度接近“核心原则与评价标准” |
| 7.1.2 存款保险覆盖范围宽泛 |
| 7.1.3 综合保护方案及存款保险公司的独立性 |
| 7.1.4 风险最小型存款保险制度职能 |
| 7.1.5 存款保险采取属地方式 |
| 7.2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成效 |
| 7.2.1 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 |
| 7.2.2 保障问题银行的平稳退出和金融结构调整 |
| 7.2.3 增强参保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定性 |
| 7.2.4 间接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 |
| 7.2.5 提升国民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度 |
| 7.2.6 扩大国际存款保险合作领域 |
| 7.3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其运行存在的问题 |
| 7.3.1 存款保护水平有待提高 |
| 7.3.2 多个存款保险机构并存需要协调 |
| 7.3.3 保险公司会计标准的变更及风险 |
| 7.3.4 储蓄银行对存款保险带来的潜在风险仍很大 |
| 7.3.5 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对存款保险制度带来挑战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的经验与对我国的启示 |
| 8.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经验 |
| 8.1.1 不断完善制度基础 |
| 8.1.2 持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化 |
| 8.1.3 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高权限 |
| 8.1.4 加强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合作 |
| 8.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
| 8.2.1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必然性 |
| 8.2.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
| 8.2.3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存在问题 |
| 8.3 对我国的启示 |
| 8.3.1 提升法律效力及完善法律体系 |
| 8.3.2 动态调整存款保险制度具体内容 |
| 8.3.3 强化存款保险运行机制 |
| 8.3.4 应对互联网银行业务带来的挑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及辨识 |
| (一)对外政策 |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决策环境分析 |
| 一、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及持续缓和诉求 |
| (一)朝鲜核导试验加大韩国“安全疑虑” |
| (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增加半岛风险 |
| (三)半岛无核化切合韩国和周边国家利益 |
| 二、韩国政治生态与国民政治共识变化 |
| (一)既有对朝政策引发负面效应 |
| (二)朝野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 |
| (三)国民对韩朝关系抱有新期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以韩朝合作和解推动半岛局势缓和 |
| (二)以韩朝经济联合促进半岛共同繁荣 |
| (三)以强化国防为基础推动半岛无核化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总体目标 |
| (一)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 |
| (二)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 |
| (三)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 (一)以民族同一性展开全方位互动 |
| (二)经济制裁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
| (三)韩美同盟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层次及路径 |
| 一、双边层面:强化韩朝互动关系 |
| (一)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民族和解 |
| (二)解冻经贸合作,加大对朝援助 |
| (三)重启军事会谈,缓和安全对立 |
| 二、同盟层面:强化韩美同盟机制 |
| (一)加强对美磋商,力推斡旋外交 |
| (二)随美对朝制裁,深化经贸合作 |
| (三)保持安全威慑,提升军事自主 |
| 三、地区层面:强化域内大国沟通 |
| (一)改善对华关系,加强中韩双边合作 |
| (二)协调周边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 |
| (一)致力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
| (二)推进和平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
| (三)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其评价 |
| (一)推动朝鲜重回对话与谈判轨道 |
| (二)朝核问题政策基调与中国契合 |
| (三)朝鲜国家路线调整与韩国共振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不足与成因 |
| (一)美朝关系阶段性摇摆阻碍半岛无核化 |
| (二)美国内政变化及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 |
| (三)韩国朝野争执掣肘对朝政策具体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展望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走势展望 |
| (一)既定方针不变且奉行灵活性政策 |
| (二)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 |
| (三)管控多种风险营造宽松政策氛围 |
| 二、中国的战略思考与策略优化抉择 |
| (一)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巩固半岛对话缓和势头 |
| (二)加强多方战略沟通,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
| (三)统筹各方合理关切,坚持“双轨制”“双暂停”方针 |
| (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朝、中韩关系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附录 |
| 致谢 |
（3）以色列与韩国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主要研究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犹太民族与朝鲜民族的早期交往 |
| 第一节 朝鲜半岛考古文物中的犹太人信息(1866年以前) |
| 第二节 朝鲜半岛近代开化时期的犹太人(1866-1919) |
| 第三节 犹太人与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接触(1919-1948) |
| 第二章 以色列与韩国关系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政治因素主导下两国关系的发展(1948-1973) |
| 一 朝鲜战争期间以色列态度的转变 |
| 二 韩国对以色列“建国神话”的推崇 |
| 三 以韩建交及双方关系的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石油危机影响下的外交低谷期(1973-1991) |
| 一 石油危机与韩国的“中东实利外交” |
| 二 以韩正常外交的中止 |
| 第三节 科技经济引领下两国关系的高速发展(1991-2018) |
| 一 以韩关系回暖 |
| 二 21世纪以来的外交关系发展 |
| 第三章 以韩关系的特点 |
| 第一节 创新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
| 一 合作机制的建立 |
| 二 合作成效 |
| 三 以韩创新经济合作的互补性 |
| 第二节 民众在人文交往中的引导作用 |
| 一 以韩两国的民间交往 |
| 二 以色列的“韩流之风” |
| 三 韩国基督徒对以色列的“圣地崇拜” |
| 第三节 两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相互支持 |
| 一 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支持 |
| 二 韩国对以色列的实际支持 |
| 第四章 以韩关系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前景展望 |
| 第一节 有利因素 |
| 一 相似的经历铸就坚实的情感基础 |
| 二 共同的战略盟友——美国的推动 |
| 三 对于核问题的共同态度 |
| 四 重点突出的交往内容 |
| 第二节 不利因素 |
| 一 中东局势 |
| 二 朝鲜半岛反犹主义的滋生 |
| 第三节 对以韩关系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以色列-韩国主要双边条约 |
| 附录2 以色列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对韩进出口总额(1992-2018) |
| 附录3 以色列-韩国主要贸易类型统计(2012-2016) |
| 附录4 以色列-韩国直接投资数据(2000-2018) |
| 附录5 以色列-韩国直接投资行业统计(2012-2016) |
| 附录6 以色列-韩国游客数量统计(2000-2018) |
| 附录7 以色列-韩国GDP对比(2009-2018) |
| 附录8 以色列-韩国全球创新指数对比(2015-2019)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4）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成果 |
| 后记 |
（5）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的知识图谱论述 |
| 1.2.1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
| 1.2.2 理论研究层面的知识图谱研究论述 |
| 1.2.3 实践研究层面论述 |
| 1.3 框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3.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理论和发展战略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一带一路”的概念 |
| 2.1.2 “数字出版”的概念 |
| 2.1.3 “出版资源”的概念 |
| 2.1.4 “战略联盟”的概念 |
| 2.2 研究理论 |
| 2.2.1 出版资源理论 |
| 2.2.2 数字出版理论 |
| 2.2.3 战略联盟理论 |
| 2.2.4 国际营商环境理论 |
| 2.3 发展战略 |
| 2.3.1 中国数字出版营商环境概览 |
| 2.3.2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数字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日韩数字出版态势与比较 |
| 3.1 中国数字出版态势描述 |
| 3.1.1 中国数字出版的发展优势 |
| 3.1.2 中国数字出版的发展劣势 |
| 3.1.3 中国数字出版发展所面临的机会 |
| 3.1.4 中国数字出版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 3.2 日本数字出版态势描述 |
| 3.2.1 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优势 |
| 3.2.2 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劣势 |
| 3.2.3 日本数字出版发展所面临的机会 |
| 3.2.4 日本数字出版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 3.3 韩国数字出版态势描述 |
| 3.3.1 韩国数字出版的发展优势 |
| 3.3.2 韩国数字出版的发展劣势 |
| 3.3.3 韩国数字出版发展的机遇 |
| 3.3.4 韩国数字出版面临的挑战 |
| 3.4 中日韩三国数字出版的SWOT比较 |
| 3.4.1 优势比较 |
| 3.4.2 劣势比较 |
| 3.4.3 机遇比较 |
| 3.4.4 挑战比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动因 |
| 4.1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的政治因子考量 |
| 4.1.1 “中日韩数字出版+政治”的知识图谱 |
| 4.1.2 中日韩地理与安全的考量 |
| 4.1.3 中日韩政治利益驱动的考量 |
| 4.1.4 中日韩三国合作现实的考量 |
| 4.1.5 “一带一路”倡议的考量 |
| 4.2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的经济因子考量 |
| 4.2.1 “中日韩数字出版+经济”的知识图谱 |
| 4.2.2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推动的考量 |
| 4.2.3 中日韩经济发展现实需要的考量 |
| 4.2.4 中日韩经济发展共同诉求的考量 |
| 4.3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的文化因子考量 |
| 4.3.1 “中日韩数字出版+文化”的知识图谱 |
| 4.3.2 文化环境重要性的考量 |
| 4.3.3 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有利条件的考量 |
| 4.4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的利益诉求考量 |
| 4.4.1 “中日韩数字出版+利益”的知识图谱 |
| 4.4.2 中国政治与经济利益诉求的考量 |
| 4.4.3 日本政治与经济利益诉求的考量 |
| 4.4.4 韩国政治与经济利益诉求的考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内容 |
| 5.1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可行性讨论 |
| 5.1.1 中日韩三国合作的积极因素 |
| 5.1.2 中日韩三国合作存在的问题 |
| 5.2 中日韩数字出版教育科研战略联盟 |
| 5.2.1 中日韩高等教育科研合作促进因素 |
| 5.2.2 中日韩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阻碍因素 |
| 5.2.3 中日韩教育科研合作取得的成果 |
| 5.2.4 高等教育科研合作在中日韩区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
| 5.2.5 中日韩数字出版教育科研联盟的构建 |
| 5.3 中日韩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战略联盟 |
| 5.3.1 数字内容产业 |
| 5.3.2 中日韩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概况 |
| 5.3.3 中日韩数字内容产业联盟的构建 |
| 5.4 中日韩数字出版金融战略联盟 |
| 5.4.1 中日韩金融合作前景广阔 |
| 5.4.2 中日韩数字出版金融战略联盟的构建 |
| 5.5 中日韩数字出版文化战略联盟 |
| 5.5.1 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成果丰厚 |
| 5.5.2 中日韩数字出版文化战略联盟的构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推进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的保障措施 |
| 6.1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的法律保障 |
| 6.1.1 完善各国数字出版的相关立法 |
| 6.1.2 加强公众数字版权意识 |
| 6.1.3 建立版权质押融资评估系统 |
| 6.1.4 加强法律扶持,打造“结对式”法律服务 |
| 6.1.5 建立版权纠纷速裁机制 |
| 6.2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的组织保障 |
| 6.2.1 各国政府支持和政策导向 |
| 6.2.2 企业主动加强管理与改革 |
| 6.2.3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
| 6.2.4 强化数字出版战略联盟的关系建设 |
| 6.3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经费保障 |
| 6.3.1 加强数字出版资源治理的经费投入 |
| 6.3.2 建立完善的经费投入保障制度 |
| 6.4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的技术保障 |
| 6.4.1 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数字出版资源的保障 |
| 6.4.2 人工智能技术对数字出版资源的保障 |
| 6.5 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的政策保障 |
| 6.5.1 强化政府主导优势 |
| 6.5.2 促进合作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
| 6.5.3 重视联盟顶层制度的制定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6）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 二、搭便车问题 |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 一、政策机遇 |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一、党的领导 |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与产业发展研究 ——泰国、韩国、新加坡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文献研究法 |
| 1.2.2 比较分析法 |
| 1.2.3 数据分析法 |
| 1.3 研究的创新点 |
| 1.4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基本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理论 |
| 2.1.1 不可能三角理论 |
| 2.1.2 产业结构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研究 |
| 2.2.2 关于东亚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研究 |
| 2.2.3 关于中国经济现状的研究 |
| 2.2.4 已有文献的不足之处 |
| 第3章 东亚金融危机前三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
| 3.1 汇率制度 |
| 3.1.1 泰国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
| 3.1.2 韩国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与市场平均汇率制度.. |
| 3.1.3 新加坡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
| 3.2 国际资本流动 |
| 3.2.1 泰国外债与短期跨境资金流入过多 |
| 3.2.2 韩国大型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入大量国际资本 |
| 3.2.3 新加坡对国际资本流动控制严格 |
| 3.3 产业发展 |
| 3.3.1 泰国产业发展缺乏技术创新 |
| 3.3.2 韩国忽略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 |
| 3.3.3 新加坡根据实际调整产业发展策略 |
| 第4章 东亚金融危机后三个国家改革措施及效果 |
| 4.1 泰国改革措施 |
| 4.1.1 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
| 4.1.2 加强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 |
| 4.1.3 政府给破产企业注入资金 |
| 4.1.4 注重农业生产 |
| 4.2 泰国改革效果 |
| 4.2.1 泰铢实际有效汇率逐步上升 |
| 4.2.2 金融机构的复苏 |
| 4.2.3 泰国农产品出口增加与企业债务反弹 |
| 4.3 韩国改革措施 |
| 4.3.1 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 |
| 4.3.2 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机制 |
| 4.3.3 政府扶持新兴产业并鼓励大型企业发展优势产业 |
| 4.4 韩国改革效果 |
| 4.4.1 韩元逐步升值且经常账户盈余增加 |
| 4.4.2 企业借入资本减少且优势产业的数量增加 |
| 4.5 新加坡应对措施 |
| 4.5.1 金融管理局的监管制度更加灵活 |
| 4.5.2 参与援助邻国行动并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
| 4.6 新加坡措施效果 |
| 4.6.1 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趋于稳定 |
| 4.6.2 经济增速增加 |
| 4.6.3 企业失业率得到控制且货物出口增加 |
| 第5章 结论 |
| 5.1 三个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程度不同的原因 |
| 5.1.1 汇率制度的制定 |
| 5.1.2 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
| 5.1.3 产业发展的调整 |
| 5.2 三个国家采取的措施及效果不同的原因 |
| 5.2.1 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程度不同 |
| 5.2.2 对企业的改革力度不同 |
| 第6章 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
| 6.1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 |
| 6.2 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
| 6.3 逐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6.4 加强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完善金融体制改革 |
| 6.5 为企业发展输送活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韩国财阀与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与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韩国经济发展背景 |
| 1.2.2 韩国财阀的发展 |
| 1.2.3 财阀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分析法 |
| 1.5.2 统计分析法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大企业与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大企业与经济增长 |
| 2.2 财阀理论综述 |
| 2.2.1 财阀基础理论 |
| 2.2.2 财阀与经济增长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韩国财阀概述 |
| 3.1 财阀的定义及特征 |
| 3.2 韩国财阀兴起的原因 |
| 3.3 四大典型财阀简介 |
| 3.3.1 三星集团 |
| 3.3.2 现代汽车集团 |
| 3.3.3 LG集团 |
| 3.3.4 SK集团 |
| 3.4 韩国财阀与经济的关系 |
| 3.4.1 财阀发展规模 |
| 3.4.2 财阀产业布局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财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 4.1 韩国经济阶段划分 |
| 4.2 模型选取 |
| 4.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4.4.2 实证研究 |
| 4.4.3 模型结论 |
| 4.4.4 模型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财阀发展模式分析 |
| 5.1 财阀发展的三个阶段 |
| 5.1.1 低收入阶段 |
| 5.1.2 中等收入阶段 |
| 5.1.3 高收入阶段 |
| 5.2 韩国财阀与经济增长的“U型”关系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韩国财阀模式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
| 6.1 我国大企业发展概述 |
| 6.2 我国大企业发展现状 |
| 6.2.1 500强企业集团数量不断增加 |
| 6.2.2 整体规模和个体规模持续扩张 |
| 6.2.3 国有经济控制的企业集团比重在上升 |
| 6.3 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 |
| 6.4 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启示 |
| 6.4.1 促进国有企业集团进行并购重组 |
| 6.4.2 控制国有企业集团的负债率 |
| 6.4.3 鼓励支持民营科技企业集团 |
| 第七章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1 研究局限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自韩国的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韩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期探索 |
| 三、高收入阶段韩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评价 |
| (一) 高收入阶段韩国供给侧改革背景 |
| (二) 高收入阶段韩国供给侧改革内容与评价 |
| 四、政策启示及建议 |
| (一) 供给侧经济改革要注重短期与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 要以提高长期经济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导向 |
|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落脚点要放在微观主体, 通过财税政策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
| (三) 财政政策目标主要在于长期经济增长, 要坚守稳健财政的总体原则 |
| (四) 完善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将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精准度 |
（10）日韩FTA战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日本FTA战略研究 |
| 1.3.2 韩国FTA战略研究 |
| 1.3.3 中国FTA战略研究 |
| 1.3.4 日韩FTA战略比较研究 |
| 1.3.5 对研究综述的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FTA的一般概述和相关理论 |
| 2.1 FTA的一般概述 |
| 2.1.1 FTA的概念及制度依据 |
| 2.1.2 FTA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
| 2.1.3 FTA的发展特点 |
| 2.2 FTA相关理论 |
| 2.2.1 关税同盟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交易费用理论 |
| 第3章 日韩FTA战略历史演变比较 |
| 3.1 日本FTA战略历史演变 |
| 3.1.1 起步阶段(1999-2002年)—被动推进FTA |
| 3.1.2 加快推进阶段(2002-2010年)—积极构建东亚共同体 |
| 3.1.3 提升阶段(2010年-至今)—重视亚太,推进超级FTA |
| 3.2 韩国FTA战略历史演变 |
| 3.2.1 起步阶段(1998-2003年)—保守推进FTA |
| 3.2.2 加快推进阶段(2003-2013年)—与主要经济体签署高水平FTA |
| 3.2.3 提升阶段(2013年-至今)—发挥“核心轴”作用 |
| 3.3 FTA战略历史演变的比较 |
| 3.3.1 战略转变的节点大致相同 |
| 3.3.2 起步阶段对战略形成的推动力量不同 |
| 3.3.3 加快推进阶段韩国FTA发展速度赶超日本 |
| 3.3.4 战略提升阶段均重视超级FTA |
| 第4章 日韩FTA战略目标及战略内容比较 |
| 4.1 FTA战略目标比较 |
| 4.1.1 战略目标多元化 |
| 4.1.2 日韩两国都重视经济目标 |
| 4.1.3 日本较韩国更重视非经济目标 |
| 4.2 FTA战略伙伴选择比较 |
| 4.2.1 战略伙伴的选择标准多样化 |
| 4.2.2 日本主要战略伙伴由小国向主要经济体转变 |
| 4.2.3 韩国主要战略伙伴由主要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延伸 |
| 4.3 FTA范围比较 |
| 4.3.1 均突破传统FTA范围 |
| 4.3.2 日本的FTA范围更加广泛 |
| 4.4 FTA自由化水平比较 |
| 4.4.1 工业、服务业、投资领域自由化水平较高 |
| 4.4.2 日本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低于韩国 |
| 第5章 日韩FTA战略措施比较 |
| 5.1 FTA战略推进方式比较 |
| 5.1.1 起步阶段两国均采取先易后难方式 |
| 5.1.2 加快推进阶段韩国与主要经济体采取同时多发方式 |
| 5.1.3 战略提升阶段日本加强同时多发方式 |
| 5.2 FTA战略推进体制的比较 |
| 5.2.1 均设推进FTA战略的专门机构 |
| 5.2.2 韩国FTA推进程序制度化 |
| 5.2.3 日本FTA推进体制的效率低于韩国 |
| 5.3 FTA相关国内援助政策的比较 |
| 5.3.1 两国均以农林水产业为主要援助对象 |
| 5.3.2 日本的FTA相关国内援助政策滞后 |
| 5.3.3 韩国的FTA相关国内援助政策更加全面 |
| 第6章 日韩FTA战略推进效果比较及原因 |
| 6.1 FTA战略贸易效应比较 |
| 6.1.1 日韩与FTA伙伴的贸易动态 |
| 6.1.2 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2 FTA战略推进的其他效果比较 |
| 6.2.1 已生效FTA对象国数量 |
| 6.2.2 企业的FTA利用率 |
| 6.2.3 FTA的贸易覆盖率 |
| 6.2.4 FTA非经济效果 |
| 6.3 日本FTA战略推进效果不如韩国的深层原因 |
| 6.3.1 日本的FTA政策决策效率低下 |
| 6.3.2 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遇较大阻力 |
| 6.3.3 日本的关税减让空间较小 |
| 6.3.4 日本实施牵制中国的战略 |
| 6.3.5 韩国更加重视国民及企业的支持 |
| 第7章 日韩FTA战略发展趋势比较 |
| 7.1 日本FTA战略发展趋势 |
| 7.1.1 推动CPTPP早日生效 |
| 7.1.2 尽早缔结日本-欧盟FTA |
| 7.1.3 谋求主导RCEP |
| 7.1.4 争取高水平中日韩FTA |
| 7.1.5 冷处理日美FTA,促使美国加入CPTPP |
| 7.2 韩国FTA战略发展趋势 |
| 7.2.1 文在寅政府继续推进自由贸易政策 |
| 7.2.2 比起RCEP会更重视中日韩FTA |
| 7.2.3 全力应对韩美FTA修订谈判 |
| 7.2.4 面对英国脱欧,准备修订韩欧FTA及签署韩英FTA |
| 7.2.5 重视与新兴经济体签署FTA |
| 7.3 FTA战略发展趋势的比较 |
| 7.3.1 RCEP和CPTPP的优先顺序不同 |
| 7.3.2 均重视主要经济体,但韩国越发重视新兴经济体 |
| 7.3.3 日本的FTA贸易覆盖率有望赶超韩国 |
| 第8章 日韩FTA战略对中国的启示及对策建议 |
| 8.1 中国FTA战略的历史演变、推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8.1.1 中国FTA战略的历史演变 |
| 8.1.2 中国FTA战略的推进现状 |
| 8.1.3 中国FTA战略存在的问题 |
| 8.2 日韩FTA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
| 8.2.1 日韩FTA战略的经验 |
| 8.2.2 对中国的启示 |
| 8.3 对策建议 |
| 8.3.1 主导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
| 8.3.2 有序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TA |
| 8.3.3 重视与大型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FTA |
| 8.3.4 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的主要对策、措施及对我们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D]. 张帆. 吉林大学, 2020(08)
- [2]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3]以色列与韩国关系研究[D]. 韩博雅. 郑州大学, 2020(03)
- [4]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5]中日韩数字出版资源战略联盟构建研究[D]. 王海平. 燕山大学, 2019(07)
- [6]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与产业发展研究 ——泰国、韩国、新加坡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对中国的启示[D]. 李宁. 吉林财经大学, 2019(03)
- [8]韩国财阀与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与借鉴[D]. 刘军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9(06)
- [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自韩国的经验与启示[J]. 沈铭辉,李天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8(05)
- [10]日韩FTA战略比较研究[D]. 金香兰. 吉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