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用“入世”机遇整合中国市场（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卢建昊[2]（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王毅[3]（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认为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杨伟[4]（2020）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产能合作是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随着我国近年农业发展资源要素约束趋紧,单位农产品产出效益下降,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业产能合作,成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与我国农业资源要素互补性强,双边政治外交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农业合作发展早、群众基础好,中俄之间的农业产能合作具备了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和经济要素互补性。据此,本文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以“国际合作的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背后的‘成本—效益’相互作用”为研究范式,通过对我国与俄罗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相关数据和资料的收集整理,运用相关实证和规范分析方法,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进行了研究。其中,基于比较优势互补和竞争优势相互作用,为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背后的贸易和产业转移提供了动力,而基于生产要素流动不及时带来的调整成本和客观的贸易环境所引致的贸易成本,共同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形成成本约束。研究发现,中俄农业贸易和产业转移潜力巨大,但受到明显的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阻滞,并存在显着的农产品贸易转移效应。但整体看,通过对动力和成本两个方面的研究,结合中俄双边农业合作的客观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应尽量降低双边农业合作的成本阻滞,充分释放双边农业合作潜力,达成双边农业合作的双赢局面。最后提出通过加紧对俄农业合作规划定位、促进对俄农业合作服务升级,在打造“中俄双边农业跨境产业链”的基础上,提高整合水平,获得成本节约和协同效应,达成中俄农业产能合作价值链升级、效益提升。
贺少军[5]（2020）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1950年的不足12亿美元,迅猛发展至2019年的4.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和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上涨,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裹足不前,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外贸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在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中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对外贸易传统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亟待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着力提升传统竞争优势,大力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建设。论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逻辑,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中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和贡献,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在当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贸易强国价值链建设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美德日等主要贸易强国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提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战略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论文重点对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旅游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数字贸易是要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根本要求。建议重点通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价值链的制高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弯道超车,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快实现贸易强国建设战略。
李洋[6]（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付正[7]（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商辉[8]（2019）在《“共轭环流”式国际分工格局 ——中国角色的演变和升级》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等传统要素优势,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不再是传统价值链分析模式下的“世界工厂”那么简单,中国已成为国际分工网络的重要枢纽国,连接发达国家价值链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相应地,国际分工格局也逐步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外围-核心”式分工布局,现阶段全球分工布局呈现“共轭环流”式分工格局。虽然国际分工格局的界定和演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现有研究仍缺乏对国际分工新格局及中国角色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国角色演变和升级机制的探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产品内分工模型,以价值环流的形式展示由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构成的国际分工布局的形成以及工序分配机制,强调并重点分析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及其分工地位提升机制。而后,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国际分工布局,使用宏观数据和海量微观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推理进行验证,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探索在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提升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可行路径。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第一,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已事实上成为国际分工网络的重要枢纽国,国际分工布局呈现“共轭环流”式格局,即存在以中国为重要枢纽国的发达国家价值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通过分析中国成为重要枢纽国的路径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不断嵌入和融入发达国家价值链,另一方面建立并加深与处于分工网络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逐步占据国际分工网络中的“结构洞”,从而提升国际分工枢纽地位和价值链影响力。虽然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其制造业“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局禁锢了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步伐。第二,通过分析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国家枢纽地位的决定机制发现,总体来说,一国市场优势、制度支持、技术支持、人口结构等要素对其枢纽地位的影响要大于开放程度这种传统优势要素,且国家异质性及产品贸易网络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影响差异。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优势要素重要性演变发现,制度质量、技术进步、母国市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结构等优势要素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表明中国构建新的综合优势至关重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开放政策、制度支持、技术支持、劳动力人口红利、母国市场、产业链完备性等方面分析中国成为国际分工网络重要枢纽国的原因。第三,通过分析国际分工地位升级路径发现:（1）一国提升其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有利于促进其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共轭环流”的枢纽,这一特殊地位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2）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的分工地位攀升路径和攀升空间存在差异。中国嵌入发达国家环流,通过获取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承接更复杂工序生产、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但攀升空间存在收敛趋势;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推动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本文政策启示是:第一,着力巩固中国在“共轭环流”中的枢纽地位,继续保持政策和产业链优势,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通过两个环流的良性互动实现“双轮驱动”,进一步释放经济潜能,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二,“抓改革、补短板、通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更好作用;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补齐核心技术短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显着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第三,以更大的开放解决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自主扩大开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倡议并推广价值链友好型国际规则,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王园园[9]（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提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绩显着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制造业低技术密集度产业产品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依然较大,需要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度的产业产品发展方面加大力度。本文针对我国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殊阶段,基于FDI异质性研究我国制造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效率提升,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技术溢出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其次,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机遇挑战进行总结,并分析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情况与现状及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再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出发分析FDI异质性,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实证分析对象检验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路径;从次,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前文研究结论提出基于技术溢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采用直观结构性FDI引力系统,基于反事实研究方法估算FDI对我国贸易和总体福利的影响,进一步验证FDI对产业升级和国家福利的作用。这五个方面的系统分析共同构成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基于FDI异质性并结合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特征,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及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相关影响存在差异,具体为:在我国的市场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帮助较大,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及优惠措施进一步鼓励市场寻求型FDI在我国的投资;在我国的效率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低,说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目标和效率寻求型F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并不吻合,因此可以适当压缩或者不鼓励效率寻求型FDI在我国的大规模投资;资源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同样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亦相对较低,同样反映出当前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中资源寻求型FDI的作用贡献相对较小,因此采取不鼓励不倾斜的政策态度较为合宜;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较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阶段和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要求,因此可以通过相关优惠政策及积极鼓励措施对这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吸引力,助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联合回归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在1%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前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10%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而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中FDI的直接效应并不显着只存在中介效应,其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影响系数为负,即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对相关产业存在一定的抑制性和挤出性,说明当前制造业相关产业的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效率较低甚至抑制技术进步,因此我国制造业运营的市场机制需进一步优化,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要精简不必要的办事流程和办事步骤。通过估算FDI反事实总出口和福利变化的百分比分析FDI的福利效应,我国的国家福利与FDI之间呈正相关影响,证明FDI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福利整体而言是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在反事实情况下FDI的消失对我国福利影响的程度比相当部分的国家影响都更大,这说明FDI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对我国的福利水平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大市场寻求型FDI及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吸引力度;为制造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重视研发投入;加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充分发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继续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供应商网络,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等结论。
石娜娜[10]（2018）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和商品流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接近全世界的33%,产值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6万亿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流通大国,但由于在国际上缺少独立自主的流通渠道,缺乏国际一流的流通企业,中国还并不算是商品流通强国,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国际流通影响力太小。自2004年我国商品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世界知名零售企业纷至沓来,目前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绝大部分一落户中国,零售业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下,中国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接受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而没有主动做出国际化的回应。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从201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我国成为商品出口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极不协调的是我国零售业“走出去”却明显滞后。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来看,截至到2016年末,我国的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91.7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3573.9亿美元的12.5%。2016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8.9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1961.5亿美元的10.7%。更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投资流量还是投资存量,目前我国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零售企业国际化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管制的放松,零售业向海外扩张进行跨国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不但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其中,跨国经营已经成为零售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国际化一经日益成为全球零售领域的重要特征。根据德勤公司发布的《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8》显示,2016财年“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中有168家企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国际化率为67.2%。国际知名的零售商沃尔玛和家乐福分别在29个和34个国家经营,其中沃尔玛在美国本土有5332个门店,还有6363个门店分布在亚洲、美洲、欧洲等海外市场,2016年净销售额4813.17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不含山姆会员店）贡献了 1161.19亿美元,贡献率超过27%。2016年家乐福门店数量达到11935个,法国本土5539家,其余6396家分别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的34个国家和地区,并贡献了年销售额766.45亿欧元的53.16%。可以说国际化是这些大型跨国零售企业取得成功乃至成为行业巨头的关键因素之一,沃尔玛更凭借其在全球布局获得可观收益,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500强企业首位。2015年8月28日,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已经中指出:必须推动我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必须构建开放融合的流通体系,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此,要大力实施流通“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并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同时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化水平;要创建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流通网络。经受了本土零售国际化竞争的洗礼后,中国零售企业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资源条件,“走出去”可以成为中国零售企业转型发展、开拓创新的主要方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流通产业国际化和世界产业控制权一经从制造环节向流通环节转移的大背景下,积极地推动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形成中零售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中国零售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巩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有重大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将以中国零售业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跨国零售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一般经验,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在当前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时机下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首先从零售业“走出去”战略入手,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然后,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循此逻辑,按照“战略提出→国际经验比较→现状描述与案例分析→路径选择”的总体框架展开。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节,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问题的提出,是论文的第三章,总结了“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发展、演变和实施成果,以及当前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是国际经验比较,该部分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部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包括第五、六、七、八章。第五章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以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结合的方式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状况,并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六章,分析跨境电商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的作用。第七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研究。第八章,对接“一带一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析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二、利用“入世”机遇整合中国市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用“入世”机遇整合中国市场（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4）“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1.1 国际贸易理论和内生动力溯源 |
| 1.4.1.2 国际合作与贸易受到成本约束: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 |
| 1.4.1.3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和动因 |
| 1.4.1.4 关于中俄农业合作互补性的研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1 中俄农业合作互补性研究 |
| 1.4.2.2 中俄农业贸易和产业内水平研究 |
| 1.4.2.3 调整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相关研究 |
| 1.4.2.4 关于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 |
| 1.4.2.5 对俄农业投资与合作的风险防范研究 |
| 1.4.2.6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业对外发展战略 |
| 1.4.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技术路线 |
| 2 中俄农业贸易现状及增长潜力 |
| 2.1 俄罗斯农业发展概况 |
| 2.1.1 俄罗斯的农业资源条件 |
| 2.1.2 俄罗斯的农业生产情况 |
| 2.1.3 俄罗斯的农业政策转变 |
| 2.2 农业在中俄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
| 2.3 中俄农业贸易特征分析 |
| 2.3.1 中俄农业贸易竞争力分析 |
| 2.3.2 中俄农业贸易互补性分析 |
| 2.4 中俄农业贸易增长潜力评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测度分析 |
| 3.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3.2 模型介绍和数据来源 |
| 3.2.1 模型方法介绍 |
| 3.2.2 数据来源和说明 |
| 3.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3.3.1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及对比分析 |
| 3.3.2 中俄两国主要的农业转入来源国和转出承接国 |
| 3.4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状况和评析 |
| 3.4.1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状况分析 |
| 3.4.2 中俄农业产业转移评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俄农业生产要素调整成本测度分析 |
| 4.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4.2 方法介绍和数据来源 |
| 4.2.1 方法介绍 |
| 4.2.1.1 A、B、S指数 |
| 4.2.1.2 贸易调整空间模型 |
| 4.2.2 数据来源和说明 |
| 4.3 实证测算结果和分析 |
| 4.3.1 A、B、S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 4.3.2 俄罗斯入世前后调整成本结果对比分析 |
| 4.4 中俄农业调整成本变化解释和评析 |
| 4.4.1 来自双边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解释 |
| 4.4.2 中俄农业调整成本影响评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俄农业贸易成本测度分析 |
| 5.1 引言和文献回顾 |
| 5.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贸易状况分析 |
| 5.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贸易具有较高集中度 |
| 5.2.2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贸易主要集中在经济距离较近国家 |
| 5.3 方法模型介绍及数据说明 |
| 5.3.1 方法模型介绍 |
| 5.3.1.1 贸易成本测度模型 |
| 5.3.1.2 贸易增长分解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13国的农业贸易成本对比分析 |
| 5.4.2 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13国农业贸易增长因素分解对比分析 |
| 5.5 中俄农业贸易成本总结评析 |
| 5.5.1 结果分析 |
| 5.5.2 贸易成本视角的评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外部环境状态分析 |
| 6.1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优势分析 |
| 6.1.1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
| 6.1.2 “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有效对接 |
| 6.1.3 国际大环境对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促进作用 |
| 6.1.4 中俄农业合作开发早、互补性强、已取得一定成果 |
| 6.1.5 中俄双边相关支持政策相继出台助力农业合作 |
| 6.1.6 中俄双边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取得良好进展 |
| 6.2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困境分析 |
| 6.2.1 俄罗斯从地缘经济战略上对中国还有防备 |
| 6.2.2 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使得中俄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 |
| 6.2.3 俄罗斯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且农业产业政策保护性强 |
| 6.2.4 中国企业对俄农业投资缺少集体行动和合理规划部署 |
| 6.2.5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面临从进入、运营到退出的多重风险 |
| 6.2.6 中国对俄农业投资融资渠道单一、缺乏资金支持 |
| 6.3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俄农业产能合作潜力行业分析 |
| 6.3.1 农业种养殖业 |
| 6.3.2 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 |
| 6.3.3 农业技术合作 |
| 6.3.4 农产品加工 |
| 6.3.5 农业跨境合作服务业:跨境电商、金融、物流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一带一路”视域下深化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建议 |
| 7.1 加紧对俄农业合作的定位谋划和双边政策对接 |
| 7.1.1 明确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的定位 |
| 7.1.2 树立正确的对俄农业合作理念 |
| 7.1.3 加强对俄农业合作整体规划和双边政策对接 |
| 7.2 黑龙江省要抓住机遇助推对俄农业产能合作 |
| 7.2.1 培育和支持龙头企业集团,推进对俄全产业链农业合作 |
| 7.2.2 加强哈尔滨新区和黑龙江自贸区建设 |
| 7.3 推进中俄农业产能合作跨境产业链建设 |
| 7.3.1 加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 |
| 7.3.2 完善双边农业生产要素过境和粮食回运通道建设 |
| 7.3.3 加强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
| 7.3.4 推动农产品销售与合作项目的品牌化建设 |
| 7.4 加强对俄农业投资服务体系建设 |
| 7.4.1 加强对俄农业投资智库咨询服务建设 |
| 7.4.2 促进企业熟悉对俄农业投资实务和加强人才培养 |
| 7.4.3 多渠道融资深化对俄农业合作资金支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案 |
| 1.2.1 研究思路与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特色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际贸易理论 |
| 2.1.1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论述 |
| 2.1.2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
| 2.1.4 以贸易保护思想为基础的贸易保护理论 |
| 2.2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 |
| 2.3 国际贸易政策 |
| 2.3.1 自由贸易政策 |
| 2.3.2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 |
| 2.3.3 进口替代贸易政策 |
| 2.3.4 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4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 |
| 2.4.1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定义 |
| 2.4.2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
| 2.4.3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的研究 |
| 2.5 关于数字贸易 |
| 第三章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 |
| 3.1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
| 3.1.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3.1.2 关于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
| 3.1.3 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 |
| 3.2 贸易强国的定义和内涵 |
| 3.3 中国外贸发展历史 |
| 3.3.1 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阶段 |
| 3.3.2 我国外贸发展的成绩 |
| 3.4 中国外贸发展体制演变 |
| 3.4.1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 3.4.2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3.5 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贡献 |
| 3.6 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 3.6.1 外贸发展的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
| 3.6.2 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调整 |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分析 |
| 4.1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
| 4.1.1 中美经贸发展互利共赢 |
| 4.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阶段 |
| 4.2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演变 |
| 4.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分析 |
| 4.3.1 中美贸易顺差情况 |
| 4.3.2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
| 4.3.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发展趋势 |
| 4.4 中美经贸摩擦对服务贸易影响 |
| 4.4.1 对中美服务贸易影响 |
| 4.4.2 对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影响 |
| 4.5 中美经贸摩擦前景分析 |
| 4.6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可能影响 |
| 4.6.1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发展之争 |
| 4.6.2 美希望通过经贸摩擦阻碍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
| 4.6.3 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 |
| 4.6.4 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
| 第五章 旅游服务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 |
| 5.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1 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 |
| 5.1.2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3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
| 5.2.1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
| 5.2.2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 5.3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比较凸显 |
| 5.3.1 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
| 5.3.2 入境旅游市场单一 |
| 5.3.3 国际市场竞争力弱 |
| 5.3.4 旅游服务贸易附加值不高 |
| 5.3.5 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
| 5.4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5.4.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 |
| 5.4.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
| 5.4.3 推动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第六章 数字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 |
| 6.1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速 |
| 6.1.1 数字贸易定义和特点 |
| 6.1.2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
| 6.2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激烈 |
| 6.3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6.3.1 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
| 6.3.2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 6.4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4.1 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健全数字贸易发展相关法律法规 |
| 6.4.3 完善数字贸易监管政策体系 |
| 6.4.4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谈判 |
| 6.4.5 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
| 6.4.6 扩大数字贸易对外开放 |
| 第七章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建设贸易强国 |
| 7.1 贸易强国建设与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息息相关 |
| 7.2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
| 7.2.1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
| 7.2.2 全球化新阶段的主要特点 |
| 7.3 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新趋势 |
| 7.3.1 国际产业布局加快调整 |
| 7.3.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呈现平台化网络化分散化等特征 |
| 7.3.3 新技术催生新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 |
| 7.3.4 亚洲区域价值链将加速整合 |
| 7.3.5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博弈将更加激烈 |
| 7.3.6 中国订单和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加快 |
| 7.4 提升我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1 贸易强国的国际比较 |
| 8.1.1 美国 |
| 8.1.2 日本 |
| 8.1.3 德国 |
| 8.2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2.1 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制造业基础 |
| 8.2.2 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
| 8.2.3 推动贸易和双向投资协同发展 |
| 8.2.4 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汇率等方面支持政策措施 |
| 8.2.5 营造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
| 第九章 结论和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9.2.1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刻不容缓 |
| 9.2.2 服务贸易在全球经贸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
| 9.2.3 发展数字贸易是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 |
| 9.2.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化带来深刻影响 |
| 参考文献 |
（6）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 二、搭便车问题 |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 一、政策机遇 |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一、党的领导 |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8）“共轭环流”式国际分工格局 ——中国角色的演变和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局限性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价值链全球布局相关研究 |
| 2.1.1 生产过程分散化机制研究 |
| 2.1.2 分散化生产的影响研究 |
| 2.2 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 |
| 2.2.1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研究 |
| 2.2.2 增加值测算研究 |
| 2.3 国际分工网络的相关研究 |
| 2.3.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国际分工研究中的应用 |
| 2.3.2 国际分工网络格局及演化机制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全球分工网络布局的理论模型 |
| 3.1 基本模型设定 |
| 3.2 产品内分工网络的定位 |
| 3.2.1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价值环流 |
| 3.2.2 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环流 |
| 3.2.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环流 |
| 3.3 产品内分工网络布局的演变 |
| 3.3.1 国家特征与枢纽地位 |
| 3.3.2 枢纽地位与分工地位 |
| 3.3.3 分工地位内部互动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共轭环流”的存在性与中国角色研究 |
| 4.1 “共轭环流”及枢纽 |
| 4.1.1 枢纽地位指标选取与测算 |
| 4.1.2 价值环流的存在性 |
| 4.1.3 枢纽地位的演进 |
| 4.2 “共轭环流”分工格局的构成及演进 |
| 4.2.1 “结构洞”理论的引入 |
| 4.2.2 “共轭环流”背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脉络 |
| 4.2.3 “共轭环流”式分工格局 |
| 4.3 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角色研究 |
| 4.3.1 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演变 |
| 4.3.2 中国“共轭环流”参与的现存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的决定机制研究 |
| 5.1 国家特征与枢纽地位 |
| 5.2 枢纽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 5.2.2 基准回归结果 |
| 5.2.3 异质性分析 |
| 5.2.4 优势因素的演化 |
| 5.3 中国成为国际分工网络重要枢纽的原因 |
| 5.3.1 开放政策 |
| 5.3.2 制度环境 |
| 5.3.3 人口红利 |
| 5.3.4 技术支持 |
| 5.3.5 母国市场需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共轭环流”中的分工地位升级机制分析 |
| 6.1 分工地位指标测算 |
| 6.1.1 国内增加值率 |
| 6.1.2 上游度 |
| 6.1.3 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
| 6.2 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数据处理与描述 |
| 6.2.3 实证结果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共轭环流”内在互动机制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数据处理与描述 |
| 6.3.3 实证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附录A 第3章部分推导过程 |
| 附录B 第4章PAGERANK算法解释 |
| 附录C 第4章枢纽地位的演进 |
| 附录D 第6章部分回归结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分析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 |
| 2.1.3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地位测度及升级机制 |
| 2.3.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
| 2.3.2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测度 |
| 2.3.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1 试点试验阶段：1978-1992年 |
| 3.1.2 全面发展阶段：1992-2000年 |
| 3.1.3 调整重构阶段：2000-2008年 |
| 3.1.4 创新突围阶段：2008 年至今 |
| 3.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机遇 |
| 3.2.1 制造业产业产品分类 |
| 3.2.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 3.2.3 中国制造业与外商直接投资 |
| 3.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3.1 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及现状 |
| 3.3.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技术溢出的效应分析 |
| 4.1 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 |
| 4.1.1 市场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2 效率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3 资源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4 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2 基于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3 面板数据模型 |
| 4.2.4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
| 5.1 FDI技术溢出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假设 |
| 5.1.1 FDI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1.2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
| 5.1.3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2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福利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理论基础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国际贸易与FDI模型 |
| 6.2.3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引力系统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和数据 |
| 6.3.2 结果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制造业产品分类表 |
| 附录B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划分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来源 |
| 1.2.1 垄断优势论 |
| 1.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1.2.3 内部化理论 |
| 1.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1.2.5 价值链理论 |
| 1.2.6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 |
| 1.5.2 难点和不足 |
| 第2章 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零售业国际化的内涵 |
| 2.1.2 零售业国际化的动机 |
| 2.1.3 零售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 |
| 2.1.4 零售业国际化的进入方式 |
| 2.1.5 零售业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
| 2.1.6 零售业国际化的撤资 |
| 2.2 国内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走出去”战略 |
| 2.2.2 国内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贡献 |
| 2.2.3 国内学者对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 |
| 2.2.4 中国零售业的“走出去”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 |
| 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概况 |
| 3.1.1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
| 3.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空间分布情况 |
| 3.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市场主体情况 |
| 3.1.4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数量少 |
| 3.2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分析 |
| 3.2.1 国美进军香港 |
| 3.2.2 苏宁的国际化 |
| 3.2.3 阿里巴巴的全球化 |
| 3.3 零售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
| 3.3.1 零售业“走出去”的宏观影响因素 |
| 3.3.2 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影响因素 |
| 3.4 零售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3.4.1 变量选择 |
| 3.4.2 模型设计 |
| 3.4.3 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 3.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3.5.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
| 3.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
| 3.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缓慢的原因分析 |
| 3.6.1 中国零售企业竞争力弱 |
| 3.6.2 中国零售企业品牌影响力小 |
| 3.6.3 中国零售企业缺乏国际经验 |
| 3.6.4 中国零售企业承担汇率风险能力差 |
| 3.6.5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少 |
| 第4章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经验 |
| 4.1 全球零售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化状况 |
| 4.1.1 全球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 4.1.2 零售商的市场主导能力 |
| 4.1.3 发达国家跨国零售企业的主导地位 |
| 4.1.4 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 4.1.5 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多样化 |
| 4.1.6 零售业的经营国际化 |
| 4.1.7 零售业的零售数字化 |
| 4.2 发达国家的零售国际化 |
| 4.2.1 美国的零售国际化 |
| 4.2.2 欧洲的零售国际化 |
| 4.2.3 日本的零售国际化 |
| 4.2.4 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一般经验 |
| 4.3 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以泰国为例 |
| 4.3.1 发展中国家零售国际化的一般情况 |
| 4.3.2 泰国零售业的国际化 |
| 4.3.3 卜蜂莲花的国际化 |
| 4.3.4 卜蜂莲花在华扩张历程 |
| 第5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分析 |
| 5.1 “走出去”战略 |
| 5.1.1 “走出去”的内涵 |
| 5.1.2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发展 |
| 5.1.3 “走出去”的概况 |
| 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宏观视角 |
| 5.2.1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宏观背景 |
| 5.2.2 顺应对外经济的发展规律 |
| 5.2.3 构建自主流通网络的重要手段 |
| 5.2.4 价值链升级的外部驱动 |
| 5.2.5 内外贸一体化的内部推动 |
| 5.2.6 有利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
| 5.2.7 有助于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 |
| 5.2.8 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的客观要求 |
| 5.2.9 促进我国文化输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 5.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微观视角 |
| 5.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推动因素 |
| 5.3.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拉动因素 |
| 5.3.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便利化因素 |
| 第6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创新途径:跨境电商 |
| 6.1 跨境电子商务 |
| 6.1.1 跨境电子商务的涵义 |
| 6.1.2 跨境网络零售 |
| 6.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
| 6.2.1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环境 |
| 6.2.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状况 |
| 6.3 跨境电商与传统零售的区别 |
| 6.3.1 跨境电商具有跨地域性 |
| 6.3.2 跨境电商信息传播速度快 |
| 6.3.3 跨境电商以大数据为基础 |
| 6.3.4 跨境电商的成本结构不同 |
| 6.3.5 跨境电商的客户体验不同 |
| 6.4 跨境电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新途径 |
| 6.5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SWOT分析 |
| 6.5.1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势 |
| 6.5.2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劣势 |
| 6.5.3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机遇 |
| 6.5.4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挑战 |
| 6.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实现路径 |
| 6.6.1 国家参与和政策支持 |
| 6.6.2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 6.6.3 多种手段改善网购体验 |
| 6.6.4 改进物流效率 |
| 6.6.5 巩固制造业基石 |
| 6.6.6 不遗余力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
| 第7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 7.1 “一带一路”倡议 |
| 7.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7.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 7.2.1 相对于发达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 7.2.2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 7.2.3 零售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 |
| 7.2.4 相对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给零售业带来的比较优势 |
| 第8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 8.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时机选择 |
| 8.1.1 零售企业具备“走出去”能力的时机 |
| 8.1.2 进入目标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 |
| 8.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 |
| 8.2.1 中亚五国 |
| 8.2.2 东南亚十一国 |
| 8.2.3 南亚八国 |
| 8.2.4 独联体七国 |
| 8.2.5 中东欧及南欧十八国 |
| 8.2.6 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 8.2.7 西亚北非国家和蒙古 |
| 8.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进入方式选择 |
| 8.3.1 中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2 东南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3 印度的进入方式 |
| 8.3.4 独联体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5 澳大利亚的进入方式 |
| 8.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业态选择 |
| 8.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标准化与本土化战略 |
| 8.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支撑体系 |
| 8.6.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宏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 8.6.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 8.6.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基础改造 |
| 第9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
| 9.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可行性 |
| 9.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利用“入世”机遇整合中国市场（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4]“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农业产能合作研究[D]. 杨伟.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2)
- [5]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D]. 贺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共轭环流”式国际分工格局 ——中国角色的演变和升级[D]. 商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园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10]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D]. 石娜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