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与卫生筹资政策调整总报告（一）

一、农村税费改革与卫生筹资政策调整研究总报告(一)（论文文献综述）

李关顺^[1]（2019）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2月,为了提高村民和村干部集资办事的积极性,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中央政府颁发《关于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在村民筹资筹劳的基础上按比例对公共项目进行补助和奖励,形成“民办公助”的供给模式。“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逐渐演变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到2011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已经推广至全国,成为我国农村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合理地评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实施效果,对于提高我国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完善基层治理体制,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面板数据—中国农村治理调查（CRGS）数据,建立DID模型,检验该政策对村级公共投资总额、是否更好地满足了村级公共投资需求偏好等的影响,并对政策的完善和落实提出政策性建议。本文研究表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能够显着提高村级公共投资总额,并且更好地满足了村民的公共投资需求偏好,即有助于村庄兴建村民最需要的公共投资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和供需结构失衡的现状。但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没有显着增加村集体和村民出资。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还发现,在距离乡镇政府较近和村委会离最近的硬化道路较近的村庄,财政奖补政策能够显着提高村自筹资金。另外,还存在一定的政绩效应。我国应当继续推行和完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不断加大奖补力度和宣传力度,合理地设计村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从而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实现乡村振兴。

沈费伟^[2]（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田孟^[3]（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认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王亚明^[4]（2017）在《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文中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与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农民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既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也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所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农民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是转型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权利观是理解中国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理论,利益关系和利益协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农民分化即基于承包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是由于利益矛盾引发,社会整合关键在于利益整合达到社会利益均衡,农村社会和谐是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按历史进程而言,主要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制约性的农民分化,20世纪90年代地区流动性的农民分化,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由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原因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变动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党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利益调节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承包制、开展多种经营、试行和完善村民自治、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等,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极大作用。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东西部表现出很大差异,包括职业、收入和消费差异三个方面。浙江和四川的农民分化具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农民分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不同地区农民内部不同群体规模、比例和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在浙江和四川内部是如此,浙江和四川比较也是如此。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和观念差异、产权制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阶层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农村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深入研究农村阶层矛盾,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农村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阻力。论文对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社会急剧分化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中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社会整合作用。为了推进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论文提出了促进农民分化与社会和谐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对策。这些原则主要是公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方法主要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民主为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等。农民分化既是农民个体市场化的行为,也是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全局才能对农民分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分化是社会系统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分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密切相关。促进农民分化,解决农民分化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需要有全局视野,也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凝聚力。要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西部地区探索赶超型战略的决心和路径,同时,包括国家政策和东部生产要素在内的外部资源也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刘颖^[5]（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鲁轶^[6]（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是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衡量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效果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执政党对人民群众感情深厚与否的标准之一。做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是当前社会改革的重点,对于保民生、促发展、维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做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理论研究,对于拓宽中共党史学科在社会建设史领域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回顾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历史的基础上,以时间为主线,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1992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部门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请示的通知》、2002年中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并召开农村卫生工作专题会议为时间节点,将改革开放后到2009年的时间划分为3个主要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初的适应期,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探索期,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期。在这3个章节中,按照社会经济变革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影响、党对医疗卫生的认识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主要政策、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实际开展情况三个主要部分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问题,并对如何进一步做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进行了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六章）两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着重论述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范畴、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重点、难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基本框架等。选题原因主要是基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对于保民生、维稳定、促发展具有重要性；研究目的是以史为鉴,为当前和今后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提供参考；研究意义上主要从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方面来分析；研究范畴从医疗卫生、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等层面进行了界定；研究现状分析了5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2个方面的不足；研究难点在于对深层原因的剖析和经验规律的总结等；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比较研究、统计分析等方法。第一章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回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卫生状况极差,人民健康水平低下、卫生机构残缺不全且分布不均、诊疗技术水平相当落后、缺医少药,卫生管理缺乏经验、方式落后。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卫生政策,特别是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国家将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农村医疗卫生迅速发展起来,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大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农村医疗卫生体系逐渐健全、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巡回医疗蓬勃发展、赤脚医生活跃在农村基层、爱国卫生运动效果明显,农民群众的生命质量明显提高,就医状况改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成绩成为中国卫生史乃至世界卫生史上的光辉一笔。第二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这个时期,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等促使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变迁,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财政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投入紧缩、企业改革和农村工业的兴起等都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产生巨大影响。这个时期党及主要领导人对卫生工作高度重视,体现在改善群众生活中的卫生条件、提出卫生事业要以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重视卫生人才的培养、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等方面。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补偿政策等方面做了相应调整,在调动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优化卫生院的领导干部结构、提高乡村两级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成绩,这对于创新办医体制和模式等具有一定意义,但同时却由于片面强调权利下放,过多注重短期经济利益,最终导致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萎缩,重治轻防现象不断加重,合作医疗也逐渐衰退。第三章主要考察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这个时期,分税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农民减负等都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将医疗卫生,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推向市场带来的众多负面效应,中共中央层面在政策制定上开始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出台了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重建合作医疗、乡村卫生—体化管理等政策,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执行中遇到重重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导致在实际工作层面,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趋势继续扩大和深入,最后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濒临瓦解、乡镇卫生院经营困难、举步维艰,村级个人行医盛行,无证行医和游医屡禁不止,村级防保工作几乎停滞。第四章主要考察新世纪以来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这个时期,中共中共中央将国家战略重点放到民生工作上,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中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迎来快速发展期。财政对农村卫生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量出现回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推行。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发展演进的特点、成就和经验教训做了总结和归纳。演进的特点是：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被动适应；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定位没有改变,但实际执行中其公益性逐渐丧失；改革早中期卫生投入较少,且投入机制欠科学；卫生政策没有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发展路径给出恰当的安排,也没有较为成熟的工作方针；卫生领域对实施市场化改革的理解较狭隘；虽然医疗卫生工作领域的矛盾尖锐,但我国政府一直不断朝积极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向努力。主要成就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更加健全,改变了卫生服务供给短缺的现象；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业素质大幅度提高,初步具备医学专业素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实现全面覆盖。经验教训主要有：医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受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不能抛弃政治经济发展现实环境去制定政策；医疗制度的设计应该是整体性的,单项建设、局部建设对于解决目前积重难返的问题意义不大；保证农村基层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工作经费,使预防保健工作切实落实；我国将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政策制定上要做到未雨绸缪。第六章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思考。主要问题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中的职责划分不明；各级医疗机构间无序竞争还比较严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筹资渠道单一,投入机制也欠科学；积极政策难以有效落实。主要对策有：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分工；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顶层设计,并使其法制化、规范化；调动基层积极性,切实抓好各项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多学科的研究。

文骐,朱志军,许志敏,张晓月^[7]（2009）在《足印——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发展轨迹》文中认为一个负责任的中国虽然她今天仍然走在崛起的路上虽然她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依旧算不上强大但是她的脚步坚定而踏实她的目标明确而切实她的前途光明而远大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期待未来会更加繁荣和富强的那个中国

孟宏斌^[8]（2008）在《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西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薄弱和医疗保障制度缺失的现实,使得西部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不断恶化加剧,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建立健全以新型合作医疗为主体核心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已不仅是单纯的社会公平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解决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是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本研究拟通过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对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制度基础与环境进行分析,探寻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及其根源所在。针对存在的政府公共医疗服务职能缺失、医疗服务供给质量薄弱及农民参合持续性难以保障等关键问题,以改革优化筹资补偿、风险监管防范及主体联动三大机制为着力点,构建参合农民、政府和医疗机构三方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均衡机制,促进西部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规范发展。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完善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卫生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基础,它既有医疗产品的一般属性,又与传统合作医疗及商业医疗保险有所区别。中国政府于2003年正式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一惠及亿万农民的民生工程。经过几年试点探索,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方面初步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困境。从利益相关主体角度的实证分析看,农民对合作医疗的现实需求强烈与参合率不稳定,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医疗服务供给薄弱与诱导需求过度,政府公共医疗服务职能缺失与越位并存。从制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根源症结的理论剖析看,在人文社会环境、医疗体制改革、制度支撑配套建设等宏观运行环境层面出现制约,在功能定位、筹资补偿、监督管理、制度报销等制度设计层面存在内在缺陷。针对制约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症结,可通过优化筹资补偿、风险监管防范及主体联动三大机制完善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制度的持续运行发展。优化筹资机制的关键是在明确合作医疗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上,加强各级政府对西部合作医疗的财政投入,合理确定各筹资主体的筹资比例,确保筹资的公平性;同时制定采用科学的筹资方案模式吸引农民积极主动参合。优化补偿支付机制的关键是扩大补偿种类范围,尤其要考虑将门诊补偿列入补偿范围,扩大受益面;提高补偿比例,特别是加大对西部常见多发病的补偿比例,增强受益率,确保参合农民真正享受到合作医疗的实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风险主要包括供需方主体风险及合作医疗基金风险两方面。应健全规范管理机制,强化监督机制,采用激励约束机制,重点从基金风险预警、医疗服务供方费用控制及农民参合行为监督三方面进行风险防范监管。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续运行必须依赖于三大主体间的联动保障机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力资源配置、服务质量与价格及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构建医疗服务的供给机制;重塑参合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设计合理的参与机制及相应的培训,提升参合农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构建医疗需求主体的参与机制;通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界定、立法规范支持机制、制度安排、财政刚性投入机制等方面构建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通过本论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为实现持续规范发展,必须调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功能定位,应以预防小病、补偿大病为功能模式;必须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农村医疗服务保障体系,减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压力;将“政府主导、农户主体”作为合作医疗规范持续发展的基点,强化参合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加强筹资、补偿、管理及监督四运行环节的调控;关注以流动农民工为主体的特殊群体的参合方案,考虑建立贫困农民群体的长效参合机制;尽快理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体制,建立相关职能部门间的横向协作体系。本论文研究在以下方面可能有创新:一是鉴于西部农村地区经济水平落后、环境交通恶劣及地方病、慢性病多发的现实状况,提出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以“预防小病为主、兼顾大病补偿”为功能定位;二是提出了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供给主体存在双重供需关系:医疗机构与患病农民的医疗服务供需关系,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与参合农民间的医疗保障供需关系;三是区分界定了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存在的问题与根源,区分管理与监督两个层面的制度建设,管理对合作医疗运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宏观调控,而监督则是针对运行容易出现问题的薄弱环节的预防、检查及纠偏活动;四是在调研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构建了简单的筹资补偿比例测算模型公式,对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补偿标准比例定量分析。本论文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有西部不同省份筹资补偿标的精确测算、合作医疗与相关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探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管独立性的有效途径。

舒展^[9]（2007）在《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政府补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农村居民生活、工作的环境与城市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补偿建立了一套独立的政策体系,也包括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补偿。一、研究目的与背景在对农村公共卫生补偿政策进行回顾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疑惑,如政府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政府补偿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如果政府补偿立足于社会责任与道义,那么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用于建立大病医疗保障与救助是无可争议的;但如果政府补偿立足健康投资理论,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那么应该建立怎样的农村健康保障制度才是积极有效的呢?政府补偿的标准与原则应怎么选择?另外,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补偿方式,是按照传统方式通过对医疗服务提供方进行补偿降低农民的疾病负担,还是通过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救助对农民采取直接的医疗价格补偿?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的补偿未来走向应该怎样选择?政府所做的事情到底在多大程度能够改变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这些问题让我决定对农村公共卫生的政府补偿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进行大量的文献整理与分析,目的是了解农村公共卫生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补偿对象的变化;结合社会发展了解这些变化的必然性及对补偿政策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对农村公共卫生进行补偿,应该补偿多少;帮助我们选择农村公共卫生政府补偿的理念与科学原则;帮助我们理解政府补偿的目标其次,从政府的角度,通过对政策执行者们访谈了解目前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政府补偿政策执行的障碍;通过现场观察、文献和典型案例调查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在政府各部门、农村公共卫生供方、需方中存在的障碍。最后针对补偿政策的主要障碍,如公共卫生补偿与公共财政体制融合;供方补偿标准与方式的选择;需方补偿原则和方案的选择等问题通过讨论获得提示和可选的解决方案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对政府补偿框架的界定,补偿方式的选择、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等内容的探索来指导未来农村公共卫生政府政策的选择。现阶段,卫生保健成本的增加是我国卫生系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卫生服务保健花费的增长速度。与1990年相比,1999年城市与农村个人收入分别增长了288%与222%。而同期的门诊服务费用增长却达到62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5年平均每个农村家庭花费家庭总收入的1.92%用于健康保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3.16%,而且越贫困的家庭该比例就表现得越高。依靠消费者自付的方式来补偿卫生服务提供,变得越来越来困难,结果必然导致自我医疗比例增加、卫生服务利用率,可及性降低、健康公平性受到威胁、健康需要得不到满足等一系列问题。从三次卫生服务总调查结果来看,有健康保障的人口比例从1993年的30.2%降到1998年的23.6%。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在1993年,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险覆盖率已经低至12.8%,到1998年仅9.5%的居民享有健康保障。大部分居民必须为他们所需要的所有卫生服务支付大部分费用。这一系列的数据均说明,长期以来我国的卫生补偿政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补偿框架的结构的不完善;政府补偿职责不清;补偿标准缺乏依据;对贫困人群的卫生补偿不够重视等。由于卫生补偿政策是卫生改革进程中关键环节之一,用于对卫生改革做出评价的标准,如卫生服务可及性、公平与效率、服务质量、贫困缓解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卫生补偿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合理有效的卫生补偿会给成功的卫生改革做出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通过回顾建国以来农村卫生补偿的政策框架、理论分析政府对农村卫生补偿的原因,其中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多因素的影响和应该补偿的理论额度、结合文献综述,现状调查和访谈的结果,就各级政府之间的补偿关系、供方补偿的形式、需方补偿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方法资料搜集方法:文献复习通过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网站了解国际经验与国内相关政策进展,通过对万方、CNKI等中外数据库的文献查询了解与主题相关的研究进展;关键人员的访谈;现场数据搜集。资料分析方法:分类资料的统计描述与分析;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通过对公共卫生投资,公共卫生成本测算和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等方面的理论分析,来帮助解释政府补偿的重要意义,政府补偿的标准、方式选择的技术基础和政府补偿的理论额度等专题;政治学利益集团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质量控制:在设计和准备阶段通过专家论证和预调查以保证调查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选择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保证所选用的二手资料可靠性强,大多来自国家政府部门发布的统计年鉴、政策法规和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三、结果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归纳与整理,绘制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府公共卫生补偿框架,并对其进行政治和伦理学分析;从卫生补偿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结归纳政策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政府目标逐渐具体和明晰;各级政府职责逐渐清晰,以财政分权为基础财政政策框架成为政府卫生补偿政策的基础;农村集体经济对卫生的补偿在2002年的决定中已经彻底消失了,转变为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在需方补偿政策上,政府投入将作为一个支撑点,明确了将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在卫生机构财务管理政策方面,逐渐体现将税收和价格作为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对卫生服务提供者的补偿方式逐渐由以能力为基础的财政补偿转变为探索多种形式的财政补偿等。但是我们也看到,长期以来的公共卫生的政府补偿政策存在明显的,难以克服的缺陷,就是目的不明确,补偿原则模糊不清。运用农业经济学、公共产品、公共卫生、卫生投资、公平与效率等多学科理论对政府对公共卫生,特别是对农村的公共卫生进行补偿的重要意义、补偿目标、理论范围、挑战和评价标准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通过对政府卫生补偿政策现状研究,了解目前农村公共卫生补偿政策的障碍与挑战。通过对不同地区东、中、西部资料的收集和关键人员的深入访谈,了解到现阶段政府对卫生补偿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不同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从调查结论来看,我国政府的卫生补偿仍然普遍存在技术效率和分配效率低下等问题,但不同地区问题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四、讨论针对我国公共卫生补偿政府职责不清,东、中、西部政府补偿不平衡等问题进行讨论,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改善转移支付方式与财政补偿制度。为了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尝试把不同的公共卫生产品分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产品、全国性公共卫生产品、区域性公共卫生产品和地方性公共卫生产品。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困难地区的区域性和地方性公共卫生产品进行适当的补偿。针对供方补偿存在问题进行讨论很多经验证据表明,如果补偿合理,营利机构也能像公立机构一样提供预防保健服务;如果政府补偿存在问题,公立机构一样也会存在滥用药品和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等现象。由于我国存在多种提供者所有制形式,因此,针对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本文提出了不同的政府补偿方式,例如,对卫生提供机构采取以需求为基础的预算补偿方式;对私人所有的营利性机构采取政府购买的补偿方式等。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如部门间政治利益等关系的影响,卫生服务提供机构所有权问题依然是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针对政府所有的提供机构采取收支两条线的补偿方式又被重新提出来。但是对于政府购买和收支两条线这两种政府补偿方式来说,由于受到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目前并不适合广泛的推广和实施。针对需方补偿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通过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结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的政治背景和制度基础,制度建设进展等方面的描述与解释,认为在新型合作医疗方案完善的过程中门诊服务应该是政府补偿不可缺少的内容;在有条件的地方,选择按比例递减的补偿方式;按健康需求设计合理补偿水平等。通过城乡需方医疗保障方式的比较和国际医疗保障计划的描述,探索未来农村需方补偿方式的发展方向。对于贫困医疗救助而言其探索的方向应该是扩大受益范围,重视临界贫困状态;克服部门利益局限性坚持以医疗保障制度为平台实施医疗救助;根据实际需求与财政能力相结合制定救助方案;明确界定贫困人群中最困难的人员和最急需的医疗支出。农村医疗救助政策原则应该得到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作为一个政策研究的结论,在现有的框架下,我们尽力在补偿功能、机制、产出等方面去探索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首先,政府作为公共卫生补偿的主体,补偿政策的发展受到主体间关系变化的影响。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一些显着的变化。公共卫生补偿职责的进一步明确与收支平衡的调整是未来补偿政策必然的发展方向;其次,从补偿的成本效果上来看,由于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补偿的主要目的还是期望能够在于改善广大农民的健康状态,减少城乡差异,提高初级卫生保健的覆盖面等,这些指标近几年来每年都有一定的改善,但与政府补偿的投入是否成正比,未来的政府补偿政策发展方向必然通过针对影响人们的生活的主要因素,调整政府财政补偿的基本方向与结构,让政府投入能够更有效的改变人们的生活;第三,从补偿机制上来看,我国现有的政府补偿机制还存在许多漏洞,如缺乏科学依据,渠道不通畅等,主要表现在,政府补偿方向与基本需求的表达脱节等,由于我们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结合第四到第六部分的讨论,不同标准与方式的优劣比较,那么未来的补偿政策将在这些方面做出改变;第四,政府补偿不仅仅需要满足经济学当中的成本效率、成本效果等标准。政府作为国家的权利机构,有义务维持政权的稳定,国家正常运作,那么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政府的公共卫生补偿需要与其他的财政补偿,如教育,国防等其他部门分享有限的财政资源,那么农村卫生补偿政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于,在国家健康发展的前提下,保证农村卫生补偿的可持续增长。第五,消除贫困是国际上目前普遍关注的问题,消除健康贫困也是政府农村卫生补偿政策的伦理学目标。因此,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卫生补偿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对健康权利的关注,贫困人群健康权的维护同样在补偿政策中得以体现,那么在未来的政策中,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将看到一些显着的变化,如补偿原则的修改,补偿方式的改变等。五、创新点1、描述了公共卫生政府补偿政策的基本框架2、从新的角度阐述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补偿职责的划分与公共财政体制的关系3、较系统的描述了农村公共卫生政府补偿的未来发展选择。六、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1、政府补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2、本文主要在省级层面的卫生部门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和数据的搜集,下一步的研究还需要针对中央和基层卫生部门关键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访谈来获取更全面的了解,另外,对财政部门官员的访谈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补充。3、现在人们根据补偿对象和方式的不同简单的将政府对卫生事业的补偿分为供方补偿和需方补偿,但实际上两者并无法截然分开,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医疗保险机构和基层卫生服务者都能够成为政府补偿的代理者,这说明两者存在一种相互替代的作用。但两者如何发生相互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李宁^[10]（2005）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以下背景提出的:1、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缺乏使得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提高;2、改革开放前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医疗保障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典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村卫生却被世界卫生组织引为卫生政策的反面案例,仅2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卫生的评价出现巨大的反差;3、目前对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研究多是从社会学、卫生经济学角度展开,多侧重于技术研究,而忽略了对制度环境的研究。 本研究在详尽阐述医疗卫生服务产品属性的基础上,指出了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政府支持的必然性,构建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然后,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对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现状;第三部分对正在进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研究;第四部分根据以上分析对影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后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展的绩效情况,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地区取得发展和良好绩效需要的各种条件,其中政府的支持极为关键。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与农村经济体制、农村卫生体制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与合作医疗制度曾经取得成功运作的制度基础。着重预防、健康教育、环境卫生工作是低成本但高效益地提高农村健康保障的基本规律。 农村卫生服务供求现状分析研究表明在卫生总费用上城乡之间无论从总量来说,还是从人均数来说,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卫生费用的分配存在“偏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从农村卫生总费用的分析来看农村居民个人支付比例不断提高,国家对农村卫生的投入主要用于补贴服务供方,而且主要用于机构的运转,对需方补助少;从两个调研县的分析来看,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县达不到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平均水平,国家应予以重视。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通过对调研县的分析发现部分乡镇卫生院的利用效率在下降,存在以药养医的状况。村级医疗卫生机构是农产处理日常疾病主要机构,其提供的服务有的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国家却对村级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支持较少,这与卫生服务的需求不相匹配。从卫生可及性来说,西部地区的卫生可及性较差。公共卫生城乡差异巨大,农村内部地区差异也有扩大趋势。 1990年-2003年农户的医疗卫生服务量增加不大;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率下降,农产的收入水平成为决定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因素;疾病成为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 农民的正式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低,家庭保障等非正式制度的保障能力有限,农产对医疗卫生保障制度需求强烈。 要使新型合作医疗持续下去,要建立农产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机制。要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下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必须加大对农村基本医疗设施的支持力度,尤其要改善乡镇卫生院医疗条件,加强对乡镇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乡镇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满足农民对医疗的基本需求,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达到预期目标。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大病补偿作用有限,为提

二、农村税费改革与卫生筹资政策调整研究总报告(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与卫生筹资政策调整研究总报告(一)（论文提纲范文）

（1）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4）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政府补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村税费改革与卫生筹资政策调整研究总报告(一)（论文参考文献）

• [1]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研究[D]. 李关顺. 厦门大学, 2019(08)
• [2]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3]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4]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D]. 王亚明. 浙江大学, 2017(06)
• [5]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考察[D]. 鲁轶. 武汉大学, 2012(06)
• [7]足印——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发展轨迹[J]. 文骐,朱志军,许志敏,张晓月. 改革, 2009(07)
• [8]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机制研究[D]. 孟宏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12)
• [9]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政府补偿政策研究[D]. 舒展. 华中科技大学, 2007(05)
• [10]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研究[D]. 李宁. 中国农业大学,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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