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的自由选择

一、凯蒂琳的自由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杜雪琴^[1]（2019）在《文学地理学与中国“易卜生学”的建构》文中认为经过百年探讨,"易卜生学"已经形成一门专门而精深的学问。作为中国本土学者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文学地理学助推"易卜生学"的进一步发展。近十年来,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研究易卜生及其作品取得显着成绩,学者们以文学地理批评理论把握易卜生作品之命脉,以文本阐释的方式解析易卜生作品之真意,不仅打开中外易卜生研究的新视野,促成"易卜生学"空间转向,而且拓展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实践范畴,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全新尝试。文学地理学可以为"易卜生学"提供强大助力,对易卜生作品的研究也可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提供重要个案。文学地理学将继续与中国"易卜生学"携手同行走向未来。

李佩珺^[2]（2018）在《以舞台空间为视角的易卜生戏剧研究》文中认为易卜生被认为是“现代戏剧之父”,他的戏剧具有独创性。除了文本话语空间之外,易卜生对舞台空间的创新是他的独到之处。本文试图对易卜生戏剧创新中的舞台空间形态进行梳理,并将之与文本话语空间进行结合,综合分析易卜生戏剧的创新性。绪论部分对易卜生戏剧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做简要说明,并阐述对易卜生戏剧舞台空间形态研究的意义;第一章介绍欧洲传统戏剧的两种主要形式,将剧场艺术和广场艺术的舞台空间进行对比;梳理易卜生早期浪漫主义戏剧的创作历程,以《凯蒂琳》、《布朗德》和《培尔·金特》为浪漫主义广场艺术戏剧的重点分析对象;第二章阐述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的舞台空间特点,以《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和《群鬼》为现实主义剧场艺术戏剧的重点分析对象;第三章论述易卜生后期象征主义戏剧的舞台空间特点,以《野鸭》、《海上夫人》和《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为象征主义广场艺术戏剧的重点分析对象;第四章通过对前三章的纵向梳理,将易卜生整体的戏剧创作中舞台空间的特点进行对比与阐释,归纳“向高处”、“双空间”等是易卜生特有的舞台空间,逐一分析时空因素和两种戏剧传统对易卜生创作的影响、新式人物的出现对易卜生设置舞台空间的影响、表现复杂人性给易卜生舞台空间带来的丰富度等问题;最后结语部分总结出特有的舞台空间是易卜生戏剧创新的特色。

刘娇^[3]（2014）在《《海达·高布乐》中“山妖”海达的形象研究》文中认为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是19世纪挪威享誉世界的文学家，一生创作了25部戏剧和61首诗歌。其戏剧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对其作品的研究也相当广泛，尤其是早期和中期的戏剧。相对而言，对其晚期戏剧的研究较少，尤其是《海达·高布乐》更少涉及。本论文拟对海达这个“山妖”形象进行探讨。本论文主要包含五部分。绪论主要概述国内外易卜生研究现状，指出海达形象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主要是探讨“易卜生主义”与“山妖”的内涵和关系。“易卜生主义”主要是指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思想，“山妖”是易卜生创作中的思想表达，“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就是山妖”，二者聚焦于人类幽微的精神世界，提倡永不停歇的战斗精神。第二章主要是解读海达的“山妖”形象。挪威山妖的特点是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海达具有这样的特点，她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和否定，致力于自我的内心追求，是独立和个性的化身。海达坚持自我，展现出十足的个性，具有冰与火交织的性格，这也暗合了山妖善恶一体的矛盾性特征，海达妖性的本质即为受难与精神的复活。第三章主要是分析“山妖”海达形象的文化内涵。海达具有强烈的生命感和狂热的精神追求，她的自我解放的精神指向未来和新生。海达的追求代表了人类的理想，她向往酒神的生存状态，正视生命无常，勇于抛弃现实束缚，释放自我，回归原始生命的个性和活力。同时，她也代表了易卜生对“同心同情”、身心合一的两性关系的美好追求。只有精神上的相通、互融，才能产生更加高尚、更具生命精神的新人类。结语部分揭示了易卜生塑造具有不同程度妖性形象的原因，指出该类人物承载了“易卜生主义”的内涵。作为其中妖性最鲜明的形象，海达体现了剧作家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在现实中具有指导意义。

钟秀^[4]（2014）在《易卜生戏剧艺术的“收场白” ——《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的艺术形态》文中提出作为易卜生一系列戏剧的“收场白”,三幕剧《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是一部探索人性、解剖灵魂、审视艺术与自我的反思性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与深刻的内涵,具有多重阐释的代码,同时也为现代戏剧艺术开拓出一个神话般的表现领域。本文以《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易卜生的其它剧作,主要从文本细读和审美批评入手,从艺术表现手法、艺术结构及艺术观念三个角度,对易卜生的“戏剧收场白”进行一个全面的艺术探究,观照和梳理易卜生艺术思维的发展变化,以期对剧作家的戏剧创作作出新的阐释与解读,进而探索该剧之于现代戏剧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章从剧中三组人物关系的安排和四组地理空间的设置入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易卜生对象征手法的具体应用,挖掘这些人物关系和地理空间的象征内涵。进而探索易卜生剧作中独特的象征艺术——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并将对生命的哲理思考灌注于象征对象之中。第二章分析该剧艺术结构的三个特点：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巧妙地融合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在表面的文本层面上隐藏着多重解读和探索的代码；人物命运受剧情推动产生意料之外的结局。这三种艺术表现方式使得易卜生的戏剧结构呈现在开放的状态之中,这种戏剧创作理念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性两相契合。第三章采用“元戏剧”的观念分析该剧,探索该剧中体现出来的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观念。他以戏剧的方式思考人生,以剧中艺术家的视角审视艺术和自我,思考了艺术家的本性和使命、艺术家自身的限度以及艺术家的创作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等问题。同时,笔者从剧作家的自我意识、自审意识和诗人身份、诗性气质等方面,揭示了易卜生“元戏剧”创作观形成的深层原因。易卜生在戏剧“收场白”中的艺术革新,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影响深远,它不仅预示了西方文学中现代主义的崛起,也启发了一大批西方作家。易卜生以戏剧的形式来思考人生,将对生命强烈的哲理思考灌注于舞台形象当中,达到了表现内容和表达形式的高度统一。基于此,我们在分析和探讨易卜生戏剧艺术的过程当中,可以尝试解答长久横亘于剧作家内心的巨大疑问,从而理解易卜生的精神理想与艺术追求,这也正是该剧作为“戏剧收场白”带给我们的启示。

潘晶晶,陈军^[5]（2014）在《论《雷雨》对易卜生戏剧的多元接受》文中提出长期以来,谈及《雷雨》受易卜生戏剧的影响,学界一直定位在社会问题剧和现实主义两个方面,这实际上是把《雷雨》对易卜生戏剧的接受片面化与狭隘化了,因为《雷雨》对易卜生戏剧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都有接受。而对易卜生戏剧和《雷雨》文本的双重"误读"是造成学界解读不到位的原因所在。《雷雨》对易卜生戏剧的接受是多元的,并且在接受过程中经过曹禺本人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自身特色。

杜雪琴^[6]（2013）在《易卜生戏剧地理诗学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在世界戏剧史上拥有卓越地位,对同时代以及后世作家与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为中心,综合运用其他批评方法,对其剧作中建构的地理空间进行详细解读与深入剖析。易卜生戏剧作品中以丰富多彩的地理意象为基础,建构了多重的地理空间,呈现了独立而完整的地理图式,它们与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审美理想的传达等具有重要的关系。本文以易卜生戏剧作品里地理空间建构为探讨对象,深入挖掘出其深层底蕴,并注意上升到一种哲学、宗教与美学等的高度进行理论观照,从而概括与揭示其在戏剧作品中存在的意义,以及剧作家所具有的审美理想与审美意识。作为世界现代戏剧开端的易卜生及其戏剧作品,在北欧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在挪威独特的文化语境制约下,呈现出独立而深厚的诗学品格：其剧作中多种地理意象的生成、多重地理空间的建构以及与此相应的多种多样的艺术呈现,显示了文学与地理天然生成的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所体现的作家对人类情感的哲学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宗教把握、对人类伦理的深度探索,显示了作家与地理之间的重大关系；在此基础上所体现的地理要素与作品的艺术传达以及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说明了戏剧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美学追求与地理之间的天然联系。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易卜生戏剧地理诗学品质的多重维度。论文由九个部分构成：引论、正文七章、结语。引论：本文以三个方面作为展开论述的基础：一是以国内外关于易卜生及其作品的研究资料作为基础,从历时角度对国内外易卜生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比较的视野回顾了国外的易卜生研究,发现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其剧作才刚刚起步,而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为中心,重新探讨易卜生及其戏剧作品,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二是以易卜生剧作中存在的丰富地理因素作为基础,揭示剧作家运用多元形式进行的艺术表现,易卜生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是因为其剧作中具有深厚的现代性,存在可以不断解读的多重代码,而这与其中的地理因素关系密切：多种多样的地理意象、多重类型的地理空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立的艺术图式,往往成为其多重代码的重要内容；三是以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易卜生戏剧进行系统解读,此种批评方法的采用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地理意象”、“地理空间”、“地理基因”、“地理图式”、“地理诗学”等核心概念具有独立的意义,可以让我们对其戏剧作品的研究上升到一种全新的理论高度。第一章：“以南方与北方为框架的地理空间建构”。“南方”与“北方”是易卜生戏剧作品地理坐标的基点,南北连接的直线成为地理空间的中心线,以南方与北方为框架的地理空间建构,是其他多重地理空间产生的基础。其一,“南方”与“北方”地貌特征各不相同：“南方”以“海滨”为标志、“北方”以“高山”为标志；南、北两重地理空间既相互连通,又各自独立。其二,南、北两重地理空间彰显了易卜生的两种精神形态：一是阳光而快乐,一是浓雾而阴霾,同时体现了他对两种人生哲学的探索。其三,“南方”与“北方”地理空间在相互对立冲突的基础上又相互对接与融合：《布朗德》中在“南”、“北”冲突之后,终于实现了宗教精神的重生；《武士冢》里在战争的仇恨之中,终于迎来了“和平之神”。其四,以“南方”与“北方”为框架的地理空间建构,一方面是与其人生经历相关联,说明其内心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奔波；方面是其两种人生形态的反映：“南方”阳光灿烂人生形态、“北方”冷峻严肃的人生形态。第二章：“以高山峡湾为主体的挪威地理空间建构”。其一,“高山谷地”：《布朗德》中的“叠景层见”式,《培尔·金特》中的“回环螺旋”式,体现了多重景象高山与各自相异谷地的组合。其二,“大海峡湾”：《海上夫人》中的过去与现在交织,《小艾友夫》中的变幻与汹涌相间,形成了多重维度的立体结构。其三,以“高山峡湾”为标志的挪威地理空间建构：以“高山谷地”为主体的地理空间,形成垂直向度的地理景观；以“大海峡湾”为标志的地理空间,形成水平向度的地理景观,它们相互交织组接成立体的挪威地理空间,构成一幅“‘垂直与水平’地理空间示意图”。其四,以高山峡湾为主体的挪威地理空间建构,体现了易卜生以挪威为起点观察与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地理诗学观念。第三章：“以挪威为中心的世界地理空间建构”。剧作家以挪威作为中心,将目光逐渐向外发散到世界各处,世界地理空间得以完整地建构起来。其一,《培尔·金特》中培尔不切实际的“金特国”与松林深处索尔薇格茅屋反复交织,形成一种“回环曲折”世界地理空间。其二,《海上夫人》中小城以花园作为地理坐标的中心,挪威以小城作为地理的中心,北欧以挪威作为地理的中心,世界以北欧作为地理的中心,环环相扣地进行扩大,形成一种由“由小及大”式世界地理空间。其三,《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里南方与北方交错而生,组合成“南北交织”式地理空间；高山雪原与深渊幽谷彼此辉映,形成“上下辉映”式地理空间；两重地理空间相互补充丰富形成“复合交错”式世界地理空间。以“挪威”为中心,产生了“挪威”—→“北欧”—→“世界”的模式,是剧作家以全球为视野的博大胸怀之反映,也是其“全世界的荣华”人生理想与艺术思想的必然选择。第四章：“以教堂塔楼为核心的宗教地理空间建构”。易卜生剧作有众多教堂塔楼类的地理意象,以此形成多重意蕴的地理空间结构：《布朗德》以“三重教堂”为主体的宗教地理空间,集中体现了世俗宗教与理想宗教之间的冲突；《建筑师》以“尖顶塔楼”为轴线的宗教地理空间,体现了索尔尼斯对理想宗教信仰的追求；《培尔·金特》以“森林茅屋”为核心的宗教地理空间,体现了正义与邪恶两股力量的交织。宗教地理空间体现了剧作家“庄严崇高的理想与抱负”,其间的每一种“力”都直指浩渺苍穹,正是向上的“力”、博大的“力”吸引着剧中的各类人物翘首仰望。第五章：“以凉亭楼阁为主体的家园地理空间建构”。易卜生剧作建构的那片山与海之间的多种形态的家园地理空间,正是其故国与家园影像的外在显现：《海上夫人》以“凉亭”与“走廊”等为主体的“花园”空间,《野鸭》“海洋深处”的“阁楼”空间,《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以“茅屋”与“别墅”为主体的家园空间。“空中楼阁”是剧作家在纷繁复杂的精神形态中为自己找到的一个出口,在异国他乡与挪威家园之间寻找到的平衡点,承载了剧作家一种离奇的幻想。第六章：“戏剧中的地理空间与易卜生”。其一,五重地理空间的建构,以南北作为中轴线,从挪威走向了广阔世界,又从世界向家园回归,体现了从外在世界到内在宇宙的书写,形成了一幅球状艺术图式。其二,地理空间建构影响了其主题思想的表达：“在高处”哲学、“全有或全无”哲学、“自愿”哲学、“生活”原则等的存在,地理空间的向上、向下、对立、融合、延伸、转换、交替与凝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三,地理空间与易卜生本人存在直接联系：出生地喧嚣猛烈的“大海峡湾”深刻影响其气质的形成,小时候的教堂记忆让其戏剧里出现不断向上延伸的“高山”景观,青年时代的“世界”旅行让其剧作中产生多重世界地理空间,故乡那一处“高山峡湾”成为其心中的最后一片温暖的家园。第七章：“易卜生戏剧的地理诗学观念”。其剧作中体现的地理诗学观念,呈现多重维度的交叉与多重意蕴的叠合：地理环境与作家的地理基因之间存在一种决定关系,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神韵之间存在一种制约关系,剧中人物形象与地理意象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思想主题与地理空间之间存在一种结构关系,民族性审美建构与地理景观之间存在一种天然联系。因此,独特的地理景观、多重的地理空间、丰富的地理信息在易卜生剧作中的充分呈现,最为独特的意义在于：对戏剧中思想主题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传达的高妙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探讨其剧中多重地理空间的建构及其所体现的诗学意义,有助于探讨以下更为重大的学术理论问题：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自我与他者如何相处、人的精神应当走向何处、人类的终极意义与自然存在之间的关系等。结语：“探讨易卜生戏剧地理诗学问题的意义及其启示”。从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到地理空间的建构方式,再到地理图式与地理诗学的构成,说明易卜生是一位人学家与自然学家的高度统一,一位哲学家与艺术家的高度统一。从前的易卜生戏剧研究主要从社会、历史、伦理、女性等角度展开,而其作品存在的以高山峡湾为主要特征的地理景观与地理意象,特别是其中着重建构的多重地理空间,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从地理景观的呈现与地理意象的存在,可以探测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及其根源；从地理空间的建构与地理图式的生成,可以探究作家的审美情趣与创作理想,也可以探讨其艺术气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途径与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从此把握文学现象的产生、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意义的发生与地理之间的天然联系与密切关系,让我们从文学理论体系上对文学的产生、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体、文学的传播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得出全新的有重大价值与意义的结论。

罗淑君^[7]（2013）在《易卜生与存在主义》文中研究说明易卜生是十九世纪挪威着名的剧作家,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他一生的戏剧创作不仅为挪威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是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作品自其在世上演直至逝世百余年间,不时地成为民间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足以证明其经久不衰的魅力。随着现代性内涵从社会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的转移,我们也渐渐发现,易卜生不仅仅是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他首先是一位艺术家、思想家,更是一位诗人。本文在存在主义理论的观照下,运用新批评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其剧作结构与语言中的象征、隐喻、反讽、悖论、张力等艺术表现进行解读,深度发掘易卜生剧作中丰富的存在主义思想。本文主体部分有三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描述戏剧人物忧郁、孤独、焦虑、恐惧、绝望的基本生存状态,并指出这种状态源自于对生命虚无和必然死亡的恐惧以及人生在世人与自我、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之间无法消除的分裂感。为此,他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异乡人。第二章表明易卜生式的英雄是如何在道德判断的悬置、本真自我的呼唤以及神性上帝的寻找中走向了寻找本真自我的迷途。第三章中戏剧人物介入到生活中去寻找真理、寻找生命的意义,就像是一个异乡人呼唤着家园。主体部分的三章按照放逐-寻找-回归的线索描绘了现代人在无家可归的流浪中寻找家园的过程。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地提升,不断地完善,然而,这些进步却并没有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快乐和满足,相反,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空虚和压抑。这使人们更加迫切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究竟应该如何生存又如何生活?易卜生的剧作不管选用什么内容题材,运用什么艺术手法,他反反复复探讨的唯有一个主题:在充满悖论的生命中寻求人之存在价值的困境。因此通过对易卜生剧作的文本细读,透析文本包涵的深刻的存在主义思想,对其创作进行全方位的存在主义解读,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王晓燕^[8]（2012）在《布拉德利的“自我”之路 ——爱丽丝·默多克《黑王子》的生存主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王子》（1973年）是爱丽丝·默多克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并获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奖。她在小说中塑造了神秘多解的“黑王子”布拉德利·皮尔逊。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爱丽丝·默多克自身的哲学观点以及其所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角度出发来探究主人公布拉德利身上所体现出的多重“自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并在此前提下探析这种多重“自我”所蕴含的作者关于爱、死亡、艺术、道德、责任等生存问题的深刻思索。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从多重叙事的角度出发,在与布拉德利相关的人物身上分析其自身所缺少的那一部分“自我”,并简要在生活、艺术、“厄洛斯”三个层面来归结布拉德利多种“自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第二章则主要阐释布拉德利从自我执着到关注他者、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肯定以及从漠视“偶在”到承认现实三方面来实现从“唯我”到“无我”的“自我”之路。第三章则主要结合默多克自己的哲学观点从道德性自由、“无我”及道德责任三个层次来探讨布拉德利及默多克本人所追求的“善”之路。通过对主人公布拉德利“自我”之路的分析,笔者认为其“自我”之路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深刻内涵：一方面,布拉德利的“自我”之路具有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体现了作者关于人类“自我”的实现价值及“自我”与他者的存在方式的探讨；另一方面,其“自我”之路体现了默多克本人的哲学观,即,默多克对艺术、爱、道德问题的深刻思索,并将此囊括在自己“善”的哲学中。“善”不仅仅是默多克哲学思想的核心,更是其笔下人物生命轨迹的深刻印证与终极归宿。通过布拉德利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自我”之路的探索,默多克展示了其对后现代时期“自我”的多种存在方式的准确认知,并深入探讨了如何处理复杂的人类困境。虽然,默多克认为人性本恶,但我们不能否认她对人类处境的深刻焦虑和无限关怀。她的哲学宗旨归根结底还是在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承认、尊重世界的偶然性,要学会面对生活,敢于承担生活中那些责任,并在对真善美的追求、对道德的拷问以及对责任的承担中不断的认识自己、完善自己。这是人类生存所经历的不得已之处,却也是最有价值之处。

杨建^[9]（2005）在《乔伊斯与易卜生》文中认为乔伊斯终生敬仰易卜生,与“现代戏剧之父”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首先比较了他们在家庭出身、性情爱好、民族使命等方面惊人的相似之处,进而认为易卜生是乔伊斯的“精神上的父亲”,在人生选择、精神气质、道德理想、美学观念等方面,易卜生对乔伊斯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乔伊斯非常推崇易卜生的“新戏剧”,他的“戏剧与生活”、“易卜生的‘新戏剧’”等文章充分肯定了易卜生的“新戏剧”所开辟的现实主义戏剧方向并借此发表了自己最早的艺术观点;乔伊斯深得“易卜生主义”的精髓,本文主要论述了“人的精神反叛”及与之相关的道德问题。

王忠祥^[10]（2005）在《关于易卜生主义的再思考》文中提出易卜生主义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充满审美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理想。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易卜生笔下一些重要的人物形象的“独白”和“对话”,实际上是剧作家审美心理的自我呈现或自我描述。

二、凯蒂琳的自由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凯蒂琳的自由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2）以舞台空间为视角的易卜生戏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海达·高布乐》中“山妖”海达的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易卜生戏剧艺术的“收场白” ——《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的艺术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5）论《雷雨》对易卜生戏剧的多元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6）易卜生戏剧地理诗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易卜生与存在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8）布拉德利的“自我”之路 ——爱丽丝·默多克《黑王子》的生存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乔伊斯与易卜生（论文提纲范文）

四、凯蒂琳的自由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学地理学与中国“易卜生学”的建构[J]. 杜雪琴. 长江学术, 2019(01)
• [2]以舞台空间为视角的易卜生戏剧研究[D]. 李佩珺. 贵州师范大学, 2018(12)
• [3]《海达·高布乐》中“山妖”海达的形象研究[D]. 刘娇. 河北师范大学, 2014(09)
• [4]易卜生戏剧艺术的“收场白” ——《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的艺术形态[D]. 钟秀.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5]论《雷雨》对易卜生戏剧的多元接受[J]. 潘晶晶,陈军. 四川戏剧, 2014(02)
• [6]易卜生戏剧地理诗学问题研究[D]. 杜雪琴.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7]易卜生与存在主义[D]. 罗淑君. 集美大学, 2013(08)
• [8]布拉德利的“自我”之路 ——爱丽丝·默多克《黑王子》的生存主题研究[D]. 王晓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0)
• [9]乔伊斯与易卜生[J]. 杨建. 国外文学, 2005(04)
• [10]关于易卜生主义的再思考[J]. 王忠祥. 外国文学研究,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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