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首条地方铁路开通

一、贵州首条地方铁路铺通（论文文献综述）

谈笑^[1]（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简彦超^[2]（2018）在《《经济日报》中的国企形象研究（2014-2017）》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常态”“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以及“高质量发展”等成为发展新阶段的标签和代名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也不例外地成为改革的中心和阵地。但是,媒体频频曝光的国企负面新闻,引发了社会对于国企的质疑和不满,因此,如何在国企的是非矛盾命题中,重塑国企形象,影响社会公众对国企的认知,进而影响受众对于经济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认知,这是媒体和国企面临的一个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选取《经济日报》2014至2017年国企相关报道为研究样本。首先,对样本进行定量的内容分析,发现《经济日报》国企报道自2014年以来,报道数量较多,且保持稳定;版面位置显要,以要闻版占比最大;报道体裁多元,以灵活的消息为主;报道主题高度集中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消息来源权威,以党政机构和国企为主要消息来源。又通过新闻文本话语分析,得知《经济日报》通过报道塑造了6种国企形象,分别为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主动作为的市场活动主体形象、自觉担当的社会贡献者形象、创新精神的传承者形象、英才理想的摆渡者形象以及亟待解决新问题的攻坚者形象。最后,笔者对《经济日报》中的国企形象做出评价:报道展现了国企较多元的媒介形象;报道运用话语修辞策略,使形象深入人心;消息来源单一,专家学者、群众代表的消息来源匮乏,使得国企形象呈现不够全面;在正面宣传中过于追求展现国企完美无缺的形象。并提出:要树立国企的良好形象,需要国企、媒体和政府形成合力,以现实形象为根基,以社会和公众的认知和接受力为前提,在积极应对国企负面舆论的同时,打造一批国企先进典型,让国企形象深入人心。

胡敬斌^[3]（2013）在《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以毕节试验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不仅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理论，也应是研究人与人经济竞争关系的理论。有鉴于此，本研究把制度看作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外在形式，选择我国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寻制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规律，以期建构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本文分五章，加上绪论和结论，共七部分。第一章对制度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及其制度安排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从制度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探寻促进人类和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本研究的深入展开寻找新的思维进路。第二章通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的梳理，为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第三章对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缺位与区域外部和国家顶层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分析比较，厘清了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差距和面临的突出矛盾，为进一步阐述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问题进行了论据材料和论证方法的铺垫。第四章进行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国际比较，预设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理论和实践前提。第五章以我国西南地区一个贫困落后山区——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作出结论，提出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具体建议。人自从同动物分离开来，就有意识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人类历史既是一部自然斗争史，也是一部社会斗争史，这部斗争史从来没离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经济关系。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无法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之间的经济竞争从来没有离开过对自然物质资料的最大限度利用。因此，对自然物质资料的分配和利用关系就成了人们经济关系的主轴，调节这种分配和利用关系的制度自然也就成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规范。本研究把制度定位于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把可持续发展看作是代际关系、人际关系、区际关系语境下的共同行动，从制度安排的思维进路研究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区域公平、平等和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前提，区际平等均衡发展是人际平等发展的第一要义。经济区域间客观存在着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差异，这也是经济和技术从经济发达地区向后发地区梯度推移的基本根据，尽管在推移过程中低梯度经济区域也会对高梯度区域产生反作用，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发达地区在区域经济交换中依靠经济优势自觉不自觉地占据了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收益分配的顶端，后发地区在与发达地区博弈的过程中为了本区域居民的最大福利和自身发展必然更加积极地开发本区域的自然资源，以与发达地区抗衡。在这样的竞争体制下，谁也不会再过多去考虑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便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仅仅依靠市场自我调节或各地区协商谈判是很难解决的，这就需要国家力量予以平衡，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研究综合分析了我国历史上和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以及我国四大区域的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前我国大国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运用博弈论等工具分析了我国的区域协作机制，提出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手段等制度安排的重点问题，既为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建议，也为评估区域发展绩效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体系。同时在对美国和欧洲的区域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和借鉴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矛盾，进一步论证了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西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富饶的贫困”，面临着反贫困和保护生态的双重难题，主要是因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不均衡，区域之间的生态利益和环境成本负担不平等，在有限理性情况下经济主体对经济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会出现“败德行为”和“搭便车行为”，“公地悲剧”频频上演，经济机会主义盛行，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更加有效的制度加以规范，更好地约束理性经济人的经济行为，提高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节约交易费用，抑制人们过度干预自然的行为，从而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建国以来，我国在区域发展战略上走了一条均衡——非均衡——均衡发展的道路，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构想，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如何平衡区域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下的两难选择，基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总的趋势是从经济效率较高的东部沿海逐步向资源丰富的内陆腹地纵深扩展。尽管2002年以来国家进行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构建了东部率先、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的区域发展格局，但区域差距依然很大。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地方利益的固化，我国区域发展表现出很大的竞争性。各行政区域之间通过吸引、占有和转化资源，争夺、分割和控制市场，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各地政府为了达到自身所得利税收入最大化的目的，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增加投资，普遍设立了各种经济开发区，采取违反国家规定的土地供给、税收减免、贷款补贴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拉动增长，从而在区域竞争中增加经济要素的“洼地”效应，增创区域竞争优势。这一竞争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劣势，其必然的选择便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加剧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这一巨大经济差距和资源利用的恶性竞争亟需依靠政府的规制力量加以平衡和约束。贵州毕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贫困山区的典型，作为分析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把毕节作一个实证案例，进一步分析了国家统筹进行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国家没有一个持续均衡发展的制度安排，像毕节这样的西部各区域为了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会更多地向大自然索取，我国面临的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压力会更大。通过分析我国在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国家积极而科学地介入，顶层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本文提出了六点建议：一是制定西部改革发展规划。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以产业规划、城市规划、生态规划、国土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资源开发和利用规划等专项规划为支撑，形成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规划体系。二是尽快建立一个遏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各区域充分考虑本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做到开发有度、开发有序、开发可持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三是发挥政府公共政策作用，在国家层面探索建立以人为本、以生态文明为理念的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绿色经济评价考核体系、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和监督制约体系。四是从所有制结构上着手，创新西部贫困地区扶贫机制，强化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五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包容政策下的普遍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统筹省际社会保障技术系统建设并实现全国并网，使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带来的福利能够在区域之间自由转接，这将会大大促进人口的流动。六是在西部地区建立免费的教育普惠制。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但事实上，即使所有地方、所有人都清楚破坏环境的行为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但仍然无法阻止外部性问题的发生。因为地方与地方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在现有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经济社会治理框架下，各个地方围绕着GDP政绩考核展开了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除了区域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正效应外，还会形成市场分割、竞争无序、资源浪费、环境代价沉重等负效应。各地都会最大限度地去占有资源，而不会考虑区际之间的协同利益。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个人作为市场主体热衷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和利益最大化，而不会过多考虑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自然资源的高收益率和资源收益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自觉地将环境成本或资源成本加到生产成本中去，就会减损与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同行的竞争力。因此，可持续发展一旦归结为外部性问题，仅靠征庇古税、界定产权等手段推动市场自我调节，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这就需要在市场价格当中加入一种人定成本——也可以称之为强制成本，这个时候政府管制和强制性的制度嵌入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代表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应该是国家，维护可持续发展的区际竞争秩序，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繁衍生息的也必然应该是政府，这也是现代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价值所在。本文的主要创新是：第一，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用制度化的安排来规范人在与自然交往中的行为，通过发挥制度引导、教育、评价、规范、强制的功能，约束人们在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尊重和关注自然界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建立起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括。在具体的研究中，本文把制度归结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规则，把可持续发展问题归结为人与人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反映，通过制度的分析和建构，追寻人类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轨迹，以期建立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新的分析范式。这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是一种新的尝试。第二，建构了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制度分析框架，特别是构建了用以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绩效的指标评价体系，其中不仅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硬”指标，也包括评价制度安排的一系列“软”指标，希望对实践中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绩效评价工作有所帮助。第三，鉴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本文按照中国可持续发展制度、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毕节试验区可持续发展制度这样一个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同时借鉴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借助对毕节试验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案例研究，初步建立起一个大国层级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制度分析架构。

高凌鹏^[4]（2013）在《昆石米轨何去何从 ——昆明北站至石咀段米轨铁路申遗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滇越铁路有潜力成为中国首条世界文化铁路遗产的讨论的深入,被冷落的昆石铁路何去何从的调研进入了作者的视野。不为常人所知的滇缅铁路的昆石线曾在昆明城区发挥了重要的交通运输作用,但随着现代城市规划的需要,近几年来该米轨线路的通车趟数日趋递减,目前没有人能断定昆石线的未来走向。如果官方或民间群体不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条铁路将和之前的其他城市铁路一样面临改造或被废弃的命运。该文通过对该条米轨的发展历程的梳理,选择昆明到石咀的通勤车作为田野点,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深描昆石米轨铁路、行驶其上的米轨列车和米轨周边环境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研究,并结合滇越铁路已采取的申遗行动、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展望米轨铁路的未来走向,同时倡导集合各种力量把滇缅铁路的昆石线同滇越铁路联合起来申请世界铁路遗产。本文从持续两年的参与实地的考察入手,以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为指导,结合文献资料,深入昆石铁路沿线的各个层面调查,并通过各种深入的访谈立体地呈现了该铁路的前世与今生,为唤醒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杨涛^[5]（2012）在《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文中提出交通系崛起于清末,是北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唐绍仪、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叶恭绰、詹天佑、吴鼎昌等在此时是以新型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官僚与精英的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依靠密切的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政治集团。他们追随袁世凯与徐世昌,以交通、外交领域为主要活动空间,积极赞襄北洋与东北新政,是新政的具体推行者与实践者,为早期现代化和北洋集团崛起起到巨大作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求新、务实、敢为的作风,并体现了积极扞卫国家主权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他们倾向共和,为南北统一、颠覆帝制立下不朽的功劳。对推进铁路事业、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并深远影响着民初的铁路事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民初袁世凯统治时期,交通系领袖活跃在经济各领域,对交通、财税、金融、币制、实业政策产生极大影响。在交通业方面,其经济政策主要倾向为国有化问题。如路政方面推行商办铁路国有、借债修路、崇官抑商政策,反映出交通系力主铁路事业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为促进国有铁路营运、管理、建设、财会制度的发展,则以统一路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为手段。在电政方面则颁布有《电信条例》,明定国有原则,在管理上分设电政管理机构。在邮政上,设立电政管理区,废除驿站,打击民信局和客邮,厘定邮政司与帛黎之间的关系。航政方面则更激烈地表现为轮船招商局的官办与商办之争。这说明交通系民初交通四政政策带有鲜明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色。从实际效果看,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交通领域对促进四政的发展、改观具有明显效果。特别是铁路、电信与邮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其发展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在金融方面,交通系取得了对中交二行的控制权。在他们努力下,中交二行实际取得国家银行地位,形成复杂中央银行制度,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公债发行、代理国库等特权,为财政清理与统一奠定基础。但其政策中充满了金融与财政杂糅特点,发行公债与垫款即为突出表现。但相对于后者,前者对民初财政好转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而后者不仅对中交二行的官办方向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以反对停兑为表现,促成二行向商办化转型。此外,中行归部直辖,中交合并风潮也是金融与财政政策杂糅的体现。同时交通系领袖还举办了新华储蓄银行垄断邮政储蓄业务。在交通系领导下,中交二行也积极发挥金融机构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挹注作用,特别体现在一战爆发后对缫丝业的支持；同时成立具有金融投资公司性质的通惠实业公司,抵制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侵夺；积极参与上海银业公会这一新型金融组织的活动。在币制方面,梁士诒、周自齐、吴鼎昌等积极帮助袁世凯推行币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整理各省滥币,筹划币制借款,推广袁头币,统一铸权,力主银本位制,设立平市官钱局等。币制改革为此后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奠定了基础。在财政税收方面,周自齐、梁士诒等首先帮助袁世凯加强财政事权的高度集中,如实行中央专款制度,各省财政事权收归中央,出台各种考成条例等。在具体理财办法上,二人都反对举借外债,但迫于财政现状而不得已为之,但注意用途多元化,在举债时间、借款额、利息、附带条款等方面注意减少主权损失；进行官产清理,这一方面具有消极性,即保守的弥补财政目的,但也有促进垦荒,清理不良资产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们力主举办官业,对官矿业、官农业的扩大以及商业专卖制度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交通系领袖还积极整理旧税,特别是力主裁厘,整理田赋、牙税、当税等,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并因此与保守派和袁世凯产生矛盾；他们注意制度创新,如举办预算,在会计、审计制度上革新,推行新税制,如印花税、营业税等。交通系的税制整理体现了扩充财政的主要目的,但也有便利商民、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举措,适应财政、税收制度现代化的倾向。同时,周自齐、梁士诒还积极筹划关税谈判,特别是对常关税进行改革,并统一关税管辖权,其意义十分重大。周自齐、梁士诒与张弧还推行盐政改革,以统一盐政机关、整齐税率、施行商运、剔除耗斤、先税后盐、制造精盐、争取盐余为最有意义者。但也因此引起周学熙等人的强烈抵制。在实业政策上,周自齐、朱启钤、梁士诒等交通系人物的政策,涉及农、林、商、工、矿等各部门,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敏感、重大问题,如矿业管理、垦务、清丈、博览会举办、企业专办问题等等。在垦务、矿业、地质调查、农业改良、林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应予以特别肯定的。交通系经济政策具有财政本位、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倾向、专业技术化特征。在清王朝与南京政府之间,起到呈上其下作用,核心政策得到延续,具有体制、模式特征。但是交通系象清末以来许多致力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集团一样,在涉及财政与经济发展,国家与社会问题上,仍未能找到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其政策充满了矛盾性,其自身也充满了矛盾性。特别是交通系将其经济政策的成败与否,财政经济政策推行目标的实现寄托在袁世凯这一政治强人身上,寄望于一个威权政府的建立,并将其经济、政治诉求,利益诉求与袁世凯的集权统治结合于一。这就决定了其经济政策中的良莠杂糅,新旧杂糅,也决定了交通系这一集团经济政策的根本属性与作用,决定了这一集团的最终命运和历史评价。

诗琪^[6]（2010）在《中篇:西部重大经济建设项目 助推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今年及"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主要任务。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央明确指出,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西部大开发十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回眸过去,思考现状,展望未来。为使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西部大开发,《中国西部》的镜头走进西部开发十年来的经验,较为全面地展示西部大开发十年中西部12个省区市的重点工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更大的努力推动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寻求西部的再开发,再开放,再腾飞!

本刊编辑部^[7]（2009）在《辉煌属于伟大祖国——共和国60年成就回顾》文中研究说明十月金秋,瓜果飘香,锦绣满地。在这收获的季节,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回望新中国走过的60年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正是因为党的英明决策,而三十年前召开的十一届

文骐,朱志军,许志敏,张晓月^[8]（2009）在《足印——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发展轨迹（1990～1999）》文中指出作为关注中国转型和发展的经济学品牌期刊,《改革》隆重推出"足印——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发展轨迹（1990～1999）",《改革》从2009年第2期开始刊出,至2009年第7期刊登完毕,敬请留意。

郭陕云,常翔,陈智,翟进营,赵沛泽,刘树年,王莉莉^[9]（2006）在《隧道工程篇》文中研究指明前言隧道及地下工程是人类利用地下空间而建造的土木工程,是人类挑战生存空间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隧道及地下工程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建成规模数量及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向地下空间拓展已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等特大城市已建成运营城市地铁200多公里,而且在许多城市建成了相当数量的地下商场、地下管廊、停车场、人防设施等。目前,我国大陆上新建各类隧道、隧洞约以每

Design Department of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ration^[10]（2005）在《铁路工程地质大事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简要回顾了1950-2005年间,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设计系统在铁路基本建设的各个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二、贵州首条地方铁路铺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首条地方铁路铺通（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经济日报》中的国企形象研究（2014-2017）（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以毕节试验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昆石米轨何去何从 ——昆明北站至石咀段米轨铁路申遗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8）足印——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发展轨迹（1990～1999）（论文提纲范文）

四、贵州首条地方铁路铺通（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2]《经济日报》中的国企形象研究（2014-2017）[D]. 简彦超. 河北大学, 2018(01)
• [3]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以毕节试验区为例[D]. 胡敬斌. 吉林大学, 2013(08)
• [4]昆石米轨何去何从 ——昆明北站至石咀段米轨铁路申遗的文化人类学研究[D]. 高凌鹏. 云南大学, 2013(01)
• [5]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D]. 杨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2)
• [6]中篇:西部重大经济建设项目 助推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J]. 诗琪. 中国西部, 2010(23)
• [7]辉煌属于伟大祖国——共和国60年成就回顾[J]. 本刊编辑部. 先锋队, 2009(19)
• [8]足印——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发展轨迹（1990～1999）[J]. 文骐,朱志军,许志敏,张晓月. 改革, 2009(06)
• [9]隧道工程篇[A]. 郭陕云,常翔,陈智,翟进营,赵沛泽,刘树年,王莉莉. 工程建设技术发展研究报告, 2006
• [10]铁路工程地质大事记[J]. Design Department of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ration. 铁道工程学报, 2005(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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