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卫生服务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盛永琴,张莹[1]（2021）在《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实践》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实践,探讨提高门诊药房的管理水平,以提升药房服务质量。方法:以医院门诊药房为研究对象,建设自动化发药系统并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比较自动化发药系统实施前后门诊药房管理情况。结果:实施后门诊药房的取药等候时间、单方配药时间、药师工作强度评分等均少于实施前,实施后人均日配药量高于实施前,实施前后的数据比较差异显着（P<0.05）。结论:加强对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门诊药房管理水平,提升药房工作效率与药房服务质量。
宋晓娟[2]（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指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冯加付[3]（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李青[4]（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朱英茜[5]（2021）在《基于服务接触点的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设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当下社会中国40-65岁人口已达3.9亿,此年龄段即是人们从生育阶段转为为老年期的生理转化期,其中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的断崖式下跌区别于男性的平缓下降,围绝经期女性面临着远远高于男性的身心健康困扰,影响着女性的生命体验,主要症状表现为潮热盗汗、骨质疏松、情绪波动、抑郁、睡眠困难、性交疼痛、阴道萎缩、泌尿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等。除身心健康问题之外,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下,医疗、健康等领域受到互联网技术的冲击,重塑着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为多方参与者提供系统化服务。对比围绝经期综合症与健康管理的范畴一一耦合,并引入服务接触点构建服务体系。对女性围绝经期的健康管理关注恰逢其时。本课题基于服务接触点,以围绝经期健康管理为切入点,建立立体服务系统,引导用户加深对围绝经期相关信息的了解,辅助围绝经期用户进行健康管理,以达到改善用户身心健康状况的目的。基于服务接触点的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设计研究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进行:首先对社会、医疗和设计背景分别进行概述,对市场上现有健康管理模式进行阐述,并对服务设计和服务接触点的相关定义、分类进行阐述,阐明服务接触点介入围绝经期人群健康管理的必要性,总结出基于接触点进行服务设计的方法。其次,围绕围绝经期用户健康管理的各个维度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围绝经期用户健康管理现状和需求,并结合用户以及利益相关者多方,梳理出产品的服务系统图,整理出对于目标用户进行健康管理的机会点。再次,在前述调研基础上构建用户模型,定义设计方向以及场景闭环,细化用户行为中的关键接触点,并进行用户满意度测试,对关键接触点进行量化研究处理得出有效结论,并以此为优化依据结合利益相关者梳理行为轨迹。提出健康管理产品设计策略。最后,以前述用户分析需求为基石,对物理接触点和数字接触点进行设计实践,构建产品框架,完成界面原型到视觉设计的整体设计实践与可用性测试。本文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利用服务接触点将服务设计导入围绝经期用户的健康管理的体验之中,是对新人群在新领域的新尝试。梳理了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流程并优化、转化、融合和创造了接触点。理论方面,提出了构建围绝经期用户在健康管理流程中的服务接触点的方法。实践方面,完成了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设计实践与验证,为此类健康管理设计和围绝经期相关保健方法提供了可参考案例。
梁冠华[6]（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高云亮[7]（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张昊[8]（2020）在《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文中指出人口老龄化与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日益增加的养老服务需求对当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提出挑战。将以信息化、智能化等为支撑的智慧养老嵌入养老服务体系,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为迎合信息社会发展潮流和抓住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时代机遇。为此,本文聚焦如何在智慧养老视域下,运用智慧养老的理念、技术和智慧,提升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模式的能力和水平问题,旨在从智慧养老角度为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系统性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在问题定位上,智慧养老对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传统养老模式具有创新模式意义,但是智慧养老并非脱离传统养老模式而单独存在。本文并未简单地将智慧养老视作一种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加以界定,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观念能量、技术能量和智慧能量,将之注入传统养老模式之中,藉此借助信息化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在智慧养老视域下探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不应仅局限于强调养老服务技术手段的变革,还应强调以人为本、需求导向、合作共赢理念以及敬老尊老的伦理哲学和文化意涵,更应在理念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等相融合的基础上系统施策。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养老构成了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必要的条件和要素。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在理论上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其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也即构建出一种科学、理性和有效的养老服务体系,从而指导中观层面形成稳定和可靠的养老服务模式,促进相关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化运转。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倾向于这一路径,因为其养老人口规模相对有限、地域空间相对较小,而且人口老龄化进程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稳定的社会保障和殷实的国民收入等基础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于人口结构上的自然结果,呈现出“有备而老”或“边富边老”的老龄化特征。对此,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更有利于发挥其优势和效能。其二,自下而上的模式转型路径,也即从中观实践角度,对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的自发性转型历程进行经验提炼和推广,从而助推养老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完成养老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行的过程。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养老服务供需现状而言,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不同地域、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人口特质、养老传统都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另一方面,我国养老服务面临着诸如“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差异等衍生的政策性不利后果、资源配置不均衡、养老成本攀升等挑战,以及“未备而老”和“未富先老”的等结构性困局,缺乏西方国家应对和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具备的物质、体制、人才和技术等基础条件。因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更加适合通过中观层面的养老服务模式的整合升级,以自下而上的渐进性方式为主,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的的优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我国既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单要素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研究深入度也较高。但是,从整体思路出发,聚焦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及其优化路径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同时,从研究角度看,对于养老服务过程中智慧养老问题的探讨,多是从技术角度对其实践应用情况的碎片化梳理,较少从内在逻辑、观念、技术、管理等综合角度进行系统性解读,对其理论基础、优化路径反思的研究少之又少。由此,本研究在梳理相关成果、总结已有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按照以下步骤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展开研究:首先,在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部分,出于对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模式在供给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升级中的风险把控以及养老服务体系的理想愿景等问题的思考,综合利用供给理论、客户关系管理理论、渐进理论和合作治理理论的知识和方法,得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充分回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统合性的研究架构。其次,基于本文研究框架,对利用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方面,从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实践变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的运行现状及其不足出发,系统地认识和提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亟需升级的现实需求,从而厘清了通过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亦即本文研究的现实关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从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角度看,智慧养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价值嵌入、技术赋能、交互增慧三个层面,在具体作用的发挥上包含“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等三重逻辑。再次,在理论逻辑上辨明理想图景的基础上,本文从实践探索角度对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已有进展进行了总结,亦同时对本文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检验、呈现和细化。基于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本文选取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对应我国处在实践前沿的三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智慧化”模式。通过展示不同的“智慧化”模式的运作过程与特色,对如何通过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理想愿景落地等,进行了实践梳理和系统呈现。此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厘清我国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需求、逻辑理路以及实践样态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了国外智慧养老及其嵌入养老服务体系的实践做法,对国外智慧养老的“线上社区”“智能居家”以及“合作型科技助老”等三个主要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从其制度基础、运作机制等方面出发,提炼了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启示。总体而言,通过对需求与愿景、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探讨,可以发现智慧养老已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一个系统性创新路径。通过价值嵌入、技术赋能和人人交互,智慧养老可以在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等方面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提质增效。不过,智慧养老在优化养老服务体系进行功能设计时,需要注意克服客观的温度落差、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等潜在的障碍,走出常见的误区,并在其配套性制度和保障性机制的建立完善方面进行新的反思和探索。从长期发展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席卷的浪潮下,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已来。在此形势下,正确的改革姿态应当是迎难而上,破解智慧养老的现实梗阻,推进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断迭代升级。
董晨雪[9]（2020）在《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健康养老将健康理念引入养老领域,不仅关注老年群体的物质和生活需要,还关注其医疗照护、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等,强调从生理、心理、社会三个方面统筹协调养老资源,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随着老龄社会的不断深化,健康养老已经成为推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国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呈现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趋势,尽管与之相应的我国健康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却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且城乡差异显着的问题。关注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公平的正义,是聚焦老年权益,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分析法、数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归纳总结法,在归纳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现状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健康养老的重要意义及发展现况,并以江苏省太仓市、合肥市肥西县、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展开调查研究,对其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及供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城乡间、还是地区间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健康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差异也有所不同。为此,本文将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困境归纳为:城乡需求差异显着,统筹协调存在困难;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服务理念较为传统,健康养老有待深化;城乡供给差异显着,共建共享仍需加强;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城乡环境、生活观念存在不同,行为选择存在差异;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尚未健全,供给效果尚未凸显;健康养老服务理念发展较晚,相关探索有待加强;养老服务城乡供需结构失衡,统筹协调仍需推进。最后,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社会福利理论,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思考,分别为:正视差异,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精准供给,促进健康养老服务供给有效提升;更新理念,保障老年群体健康养老服务权益;统筹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养老服务协调推进;以期能够对我国健康养老的发展提供相关思考,促进我国健康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朱平华[10]（2019）在《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及模式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慢性疾病患病率迅速上升,医疗费用急剧上涨,个人、社会和政府不堪重负。《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多次提到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已然是实现全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战略和关键路径。《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实现发展方式“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健康广西2030”规划》也提出了开展健康管理、构建健康促进体系的任务。而这两项任务的最终完成,无疑离不开医联体特别是紧密型医联体的平台架构或实施载体。新的形势下,拥有优质核心医疗资源、掌握健康管理优质客户、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理应成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示范基地和榜样力量,尤其是在加快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下,三级综合医院如何在评价自身健康管理服务能力、提升健康管理服务水平、创新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共建健康管理联动机制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如何在紧密型医联体的框架下围绕健康管理的实践环节有所作为,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然而,健康管理学界与健康服务业界目前均无关于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及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定义,也未专门开展对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评价,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具有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特色、适用于医联体框架下的广西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也在探索之中。目的1.提炼国内外健康管理服务典型模式,梳理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实践探索及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与发展情况,为构建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2.构建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调查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现状和联动情况并进行综合评价,为评价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提供指标体系和实证数据。3.分析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的优势、劣势与机遇、挑战,提出完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为三级综合医院及其所在医联体各成员单位提升健康管理服务能力、优化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共建健康管理联动机制提供决策参考,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健康管理服务暂行规定、推动健康管理落地实施提供配套政策。方法1.文献研究法:查询和收集国内外健康管理与医联体有关文献资料,总结可供借鉴的理论、模式、经验和方法,建立健康管理服务与医联体的相关理论框架。2.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结合文献研究结果,在厘清健康管理服务与医联体的理论框架后,初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经2轮Delphi法专家咨询后筛选评价指标,逐步统一专家意见,最终形成评价指标体系。3.问卷调查法:根据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面向广西医院协会健康管理专委会31家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成员单位开展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现状调查,面向体检人群开展基本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管理服务满意度调查。4.专家访谈法:在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广西医院协会健康管理专委会召开年会的契机对上述医院健康管理部门31名负责人开展个人访谈,了解机构发展现状和健康管理服务联动情况,征询意见建议。5.综合评价法:对现场调查数据采取加权“密切值”法与“秩和比”法结合、嵌套的方法,综合评价广西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应用“雷达图”法对服务能力薄弱环节进行系统分析。6.SWOT分析法:综合以上研究结果,以矩阵方式列出并分析医院健康管理服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存在的优势与劣势,运用策略配对方法提出提升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SO、WO、ST和WT策略及对策建议。7.统计分析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使用内部信度和结构、内容效度分别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效度;使用EPI Data软件录入调查表中的数据,导入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分析。结果1.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评价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有2个层次,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34个。德尔菲法两轮咨询中,二级指标的专家权威系数达0.865和0.869,权威程度较高。协调系数分别为0.282和0.348,专家意见逐步趋于一致,专家咨询意见趋同的效果较好。层次分析法构造的5个判断矩阵,单排序、总排序的一致性比例CI、CR均小于0.1,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组合权重排名前五位依次为:开展健康管理适宜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引领健康管理科学研究、引领区域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康管理对象的健康体检或医疗服务信息在医联体内安全互联互通、开展全程健康管理服务。综合指标体系专家代表性、权威性和一致性较好,经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内容效度检验证明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该体系以医联体为视角和框架,涵盖了健康管理服务投入、服务过程、服务产出、服务效果等多方面内容,为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政策制定提供了测量工具和参考指标。2.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两家机构违规开展健康体检业务,健康体检服务量、年体检收入、人均体检费用逐年增加但机构间差异较大,近1/3的机构未制定完善的人财物管理制度,仍有35.5%的机构未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将近40%的机构没有开展问诊或问卷调查。健康体检服务项目开展情况参差不齐,独立开展能力总体不强,与医院共享情况较为普遍,个别机构连基本的一般检查项目都未开展。半数左右的机构体检报告未包含疾病危险性评价和慢病患病风险评估内容,38.7%的机构未能对健康状况及未来患病或死亡的危险性进行全面分析评估,64.5%的机构未能对慢病患者进行分级干预并随访,67.7%的机构未能对高危人群进行早期筛查、健康指导与干预。检后服务覆盖范围不广、随访项目有限,仍有6.4%的机构只停留在健康检测的初级阶段,单纯体检或“只检不管”。仅有22.5%的机构延伸到了健康跟踪的阶段,但总体还是重健康体检,轻健康管理。从健康管理（体检）服务对象来看,35.1%的体检者23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体检一次,仅有11.1%的人群经常测量自身心率和血压,有30%的人经常观察自身大小便情况来进行粗略的健康检查,仅有10.1%的调查对象出差或旅游时随身携带药物,依旧有5.4%的人从来不系安全带,调查对象9项健康基本知识知晓率不高。体检人群对健康管理服务的平均满意度为89.16%,不同机构间满意度水平差异不大。与健康管理服务密切相关的健康管理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源配置不足,健康管理个性化、多样化、全方位服务水平较低,健康管理工作的考核和奖惩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对体检者健康状况的采集和掌握不够全面,影响到后续的健康评估的准确度和健康干预的效果。健康体检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健康管理服务的满意度。医院内部和医联体内的健康管理联动极少,信息互联互通难以实现,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健康管理理念和疾病管理服务意识比较淡薄,健康管理服务缺乏创新。3.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综合评价加权密切值法、秩和比法、“雷达图”相结合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4家医院位于优档,5家医院处于差档,其余19家医院为中档,分别约占医院总数的14%、18%、68%。评价结果较全面、合理。排序第一的医院在所有指标方面均明显优于排序最后的医院,排序最后的医院在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各项评价指标表现中均很不理想。三档中,过程、效果指标差异不大,主要差异在于投入、产出指标。服务能力处于“优”档的,总体表现比较出色,一级指标均优于其它两档,但存在个别医院部分指标发展不均衡,指标表现不佳。普遍表现较好的指标主要有:健康管理（体检）机构符合《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应用信息化系统开展医联体内的预约、转诊服务,开展健康知识教育。普遍表现较差的指标主要有:健康管理对象的健康体检或医疗服务信息在医联体内安全互联互通、健康管理纳入医院绩效考核。广西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机构内涵建设薄弱,服务能力总体不足,服务内容不全面,服务流程不完整,健康管理服务项目比较单一,覆盖人群十分有限,疾病管理服务相对缺乏,不同机构间的健康管理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医联体内部健康管理运行机制有待探索,健康管理服务与医疗服务之间发展极不协调。4.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大多数机构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仍停留在以健康体检为主（重检轻管）的健康体检型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即专业化健康体检服务模式）。绝大多数医院尚未建立健康管理的内部联动机制,医院健康管理（体检）机构面向体检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与医院临床科室面向住院患者的疾病管理服务未能形成有效合作与互补,医联体内各成员单位目前较少涉及健康管理方面的合作。加上医院健康体检人群总体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基本健康素养水平较低,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较差,广西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的健康管理及其联动工作任重道远。结论1.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示范引领健康管理服务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大健康的背景下更是迎来了发展机遇。但是,由于公立医院长期以来“以疾病为中心”、“重治轻防”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运行惯性和路径依赖,广西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实施健康管理也面临不小挑战和不少障碍。因此,应整合发挥SO、WO、ST和WT等不同策略之间的协同效应。2.作为公立医院举办方的各级政府要更好发挥“做好健康管理顶层设计、建立健康管理运行机制”的作用,尽快出台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服务规范性文件——《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服务暂行规定》,适时发布《健康管理基本项目目录》,最终建立健全以公立医院为骨干带头、三级综合医院为示范引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服务主体、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业务指导,健康管理公司、健康保险公司和全社会、全体人民积极参与的多元健康管理服务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卫生健康、医疗保障、发展改革、财政、人社、教育、保监等各个相关部委办局要主动发挥“制定健康管理配套政策,加强健康管理协调指导”的作用。3.三级综合医院要创新示范医联体框架下的“整合型、全方位、个性化、广覆盖”的“四位一体”健康管理服务新模式,实现“全程服务、智能管理、信息共享、各司其职、责任共担、上下联动、利益共享、一体运行”的目标,带头共建医联体框架下的“机构、人员、信息、服务、防治相互联动”的健康管理服务“五项联动”新机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立足自身功能定位发挥在全民健康协同管理中的特色优势:省级教学研究型医院牵头制订开发健康管理行业标准指南,县级、二级、城市辖区医院成为本区域预防、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康复服务、医养结合的龙头,中医院、民族医院发挥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技术、民族医药的特色和治未病及养生保健的优势,专科医院开展针对专门疾病和特定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执行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健康管理服务标准指南。
二、社区卫生服务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区卫生服务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1 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 |
| 1.1 患者取药流程 |
| 1.2 发药机工作流程 |
| 2 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管理 |
| 3 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管理模式的优化 |
| 4 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实践效果 |
| 5 讨论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论 |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 2 研究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 2.2.2 协同 |
| 2.2.3 治理 |
| 2.2.4 治理机制 |
| 2.2.5 理论模型 |
| 3 理论基础 |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 6.1.1 方法选择 |
| 6.1.2 样本选取 |
| 6.1.3 分析工具 |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 6.2.2 资料收集 |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 6.2.5 理论应用 |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3.1 办赛环境 |
| 7.3.2 办赛主体 |
| 7.3.3 参与动因 |
| 7.3.4 协同引擎 |
| 7.3.5 互动行为 |
| 7.3.6 协同结果 |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 附录3:调研照片 |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5）基于服务接触点的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背景:围绝经期人群现状 |
| 1.1.2 医疗背景:围绝经期预防和治疗方式现状 |
| 1.1.3 设计背景:服务接触点和服务设计 |
| 1.2 课题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围绝经期与健康管理的研究现状 |
| 1.2.2 服务设计介入健康管理领域的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小结 |
| 1.3 研究目的、意义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健康管理与服务接触点设计研究 |
| 2.1 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分析 |
| 2.1.1 社区卫生机构的健康管理服务 |
| 2.1.2 健康管理服务在互联网产业中的表现 |
| 2.1.3 健康管理服务发展业态 |
| 2.2 服务接触点概述 |
| 2.2.1 服务接触点的定义 |
| 2.2.2 服务接触点的构建 |
| 2.2.3 服务接触点的衡量 |
| 2.3 服务接触点设计介入健康管理 |
| 2.3.1 服务接触点设计的必要性 |
| 2.3.2 以围绝经期人群为研究单位的原因 |
| 2.4 服务接触点介入健康管理的案例研究 |
| 2.4.1 案例一:一种以人为本的整体方法来管理糖尿病护理 |
| 2.4.2 案例二:青蛙公司重构盆腔检查 |
| 第三章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用户研究与分析 |
| 3.1 围绝经期人群健康管理行为调研策略 |
| 3.1.1 调研思路 |
| 3.1.2 调研目的 |
| 3.1.3 调研对象 |
| 3.1.4 调研方法 |
| 3.2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关键接触点的定性研究 |
| 3.2.1 文献资料调研 |
| 3.2.2 现有app竞品分析 |
| 3.2.3 用户深入访谈 |
| 3.2.4 研究总结 |
| 3.3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关键接触点的定量研究 |
| 3.3.1 问卷设计与发放 |
| 3.3.2 问卷结果阐述与分析 |
| 3.4 问题思考与机会识别 |
| 3.4.1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问题思考 |
| 3.4.2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设计机会识别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服务接触点的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设计策略 |
| 4.1 用户角色模型构建 |
| 4.1.1 定义目标用户 |
| 4.1.2 构建用户模型 |
| 4.2 设计定位 |
| 4.2.1 定义场景闭环 |
| 4.2.2 定义设计方向 |
| 4.3 需求点提炼 |
| 4.3.1 需求功能转化 |
| 4.3.2 接触点分析 |
| 4.4 提出设计策略 |
| 4.4.1 增强用户对于接触点的控制感 |
| 4.4.2 强化用户在关键接触点的理性思维 |
| 4.4.3 引导用户在关键接触点的感性思维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产品的设计实践 |
| 5.1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产品的设计定义 |
| 5.1.1 设计的概念说明 |
| 5.1.2 利益相关者和商业模式 |
| 5.2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产品的功能内容 |
| 5.2.1 知识普及阶段 |
| 5.2.2 健康锻炼阶段 |
| 5.2.3 饮食管理阶段 |
| 5.2.4 自主监测阶段 |
| 5.2.5 心理健康测试及练习阶段 |
| 5.3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产品数字接触点设计 |
| 5.3.1 信息架构设计 |
| 5.3.2 原型设计 |
| 5.3.3 视觉设计 |
| 5.3.4 主要交互页面设计 |
| 5.4 围绝经期健康管理产品物理接触点设计 |
| 5.5 方案可用性测试 |
| 5.5.1 确定测试方案 |
| 5.5.2 招募测试用户 |
| 5.5.3 典型任务创建 |
| 5.5.4 测试执行 |
| 5.5.5 测试结果及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研问卷 |
| 问卷A:一份有关40-60 岁女性生命体验的问卷 |
| 问卷B:更年期健康管理满意度调查 |
| 附录二 用户访谈 |
| 访谈A:围绝经期用户访谈 |
| 访谈B:妇幼保健院医生访谈 |
| 访谈C:社区工作人员访谈 |
| 附录三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和项目 |
（6）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选题源起 |
| 1.2 理论框架 |
| 1.3 研究问题和方法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 创新之处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治话语研究综述 |
| 2.1.1 政治话语的界定 |
| 2.1.2 政治话语研究述评 |
| 2.2 国家话语研究综述 |
| 2.2.1 国家话语相关概念 |
| 2.2.2 国家话语研究述评 |
| 2.3 身份研究综述 |
| 2.3.1 身份认知初探 |
| 2.3.2 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 2.4 国家身份研究综述 |
| 2.4.1 国家及国家身份认知初探 |
| 2.4.2 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戏剧主义修辞 |
| 3.1 引言 |
| 3.2 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概述 |
| 3.2.1 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传承与创新 |
| 3.2.2 肯尼斯·伯克修辞学理论研究成果 |
| 3.2.3 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对国家话语研究的意义 |
| 3.3 修辞动机 |
| 3.3.1 动机与行为 |
| 3.3.2 动机与否定 |
| 3.3.3 戏剧五位一体 |
| 3.4 辞屏 |
| 3.4.1 “辞屏”的概念 |
| 3.4.2 “辞屏”的特点 |
| 3.5 同一 |
| 3.5.1 同一与分离 |
| 3.5.2 同一与实质 |
| 3.5.3 同一的方式 |
| 3.6 国家话语、国家身份与修辞认同三元合一的研究合法性探析 |
| 3.7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多重国家身份的建构 |
| 4.1 引言 |
| 4.2 中国声音 |
| 4.3 中国身份 |
| 4.3.1 新兴大国 |
| 4.3.2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4.3.3 负责任大国 |
| 4.3.4 东方文明大国 |
| 4.4 国家身份建构动机 |
| 4.4.1 根本动机:利益共同体 |
| 4.4.2 直接动机:行动共同体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内容同一策略 |
| 5.1 引言 |
| 5.2 同情同一 |
| 5.2.1 以构建“家族质”实现身份认同 |
| 5.2.2 以构建“几何质”系紧合作纽带 |
| 5.2.3 以构建“方向质”付诸共同实践 |
| 5.3 对立同一 |
| 5.3.1 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困境 |
| 5.3.2 地缘政治危机频现 |
| 5.3.3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
| 5.4 无意识同一 |
| 5.4.1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
| 5.4.2 表达美好人格的词语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形式同—策略 |
| 6.1 引言 |
| 6.2 规约形式同一:文体结构 |
| 6.2.1 绪言:称呼与问候语 |
| 6.2.2 关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 6.2.3 基于共同利益的行动倡议叙述 |
| 6.2.4 关于中国形势、中国道路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 6.2.5 中国方案、中国举措叙述 |
| 6.2.6 结尾:致谢与祝福语 |
| 6.3 重复形式同一:叙事 |
| 6.3.1 叙事对主题的导引 |
| 6.3.2 叙事构筑情感认同 |
| 6.4 递进形式同一:修辞推论 |
| 6.4.1 完整修辞推论 |
| 6.4.2 省略大前提的修辞推论 |
| 6.4.3 省略小前提的修辞推论 |
| 6.4.4 省略结论的修辞推论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辞格策略 |
| 7.1 引言 |
| 7.2 建筑类隐喻 |
| 7.2.1 建筑隐喻描述 |
| 7.2.2 建筑隐喻说明 |
| 7.3 拟人类隐喻 |
| 7.3.1 拟人隐喻描述 |
| 7.3.2 拟人隐喻说明 |
| 7.4 旅程类隐喻 |
| 7.4.1 旅程隐喻描述 |
| 7.4.2 旅程隐喻说明 |
| 7.5 其他隐喻 |
| 7.5.1 疾病类隐喻 |
| 7.5.2 文化类隐喻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及研究发现 |
| 8.1.1 主要观点:话语、互动、同一三位一体 |
| 8.1.2 研究发现:回答中国国家身份建构“三问” |
| 8.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一)供给理论 |
| (二)客户关系管理理论 |
| (三)渐进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现实关照: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与升级需求 |
| 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 |
| (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变迁 |
| (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成效 |
| 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升级需求 |
| (一)社会多元化需求要求服务模式升级 |
|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要求服务能力升级 |
| (三)内在实效性目标要求服务机制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想图景: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 |
| 一、智慧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
| (一)嵌入:基于价值引领的养老模式重塑 |
| (二)赋能:基于信息技术的系统功能支撑 |
| (三)增慧:利用系统功能操作中的人人交互 |
| 二、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三重逻辑 |
| (一)以“虚拟化”填补供需发展堕距 |
| (二)以“智能化”补足主体能力短板 |
| (三)以“一体化”提升整体运行效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践探索: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模式 |
| 一、“虚拟化”商业运营模式 |
| (一)会员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二、“智能化”公益对接模式 |
| (一)积分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三、“一体化”生态共建模式 |
| (一)派单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域外经验:国外智慧养老实践模式参鉴 |
| 一、“线上社区”养老模式 |
| (一)“线上社区”养老的制度基础 |
| (二)“线上社区”养老的运作机制 |
| 二、“智能居家”养老模式 |
| (一)“智能居家”养老的制度基础 |
| (二)“智能居家”养老的运作机制 |
| 三、合作型科技助老模式 |
| (一)合作型科技助老的制度基础 |
| (二)合作型科技助老的运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未来进路: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前景 |
| 一、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可能限度 |
| (一)客观存在的温度落差 |
| (二)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
| (三)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 |
| 二、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路径策略 |
| (一)以“量身定制化”增加服务人情味 |
| (二)以“包容性智慧”提升服务可及性 |
| (三)以顶层驱动和分层整合增强服务协同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 健康养老是推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方式 |
| (二) 我国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且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
| (三) 我国健康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但仍不平衡、不充分且城乡差异显着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评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调查分析法 |
| (三) 数据分析法 |
| (四) 对比分析法 |
| (五) 归纳总结法 |
| 五、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技术路线图 |
| 六、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工具 |
| 一、基本概念 |
| (一) 健康 |
| (二) 老年健康 |
| (三) 养老 |
| (四) 健康养老 |
| (五) 健康养老服务 |
| (六) 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
| (七) 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 |
| 二、理论工具 |
| (一)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二) 正义论 |
| (三) 社会福利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现状 |
| 一、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现状 |
| (一) 宏观需求 |
| (二) 中观需求 |
| (三) 微观需求 |
| 二、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
| (一) 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制度供给现状 |
| (二) 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投入供给现状 |
| 第三章 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对比分析——基于三个地区的调查 |
| 一、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情况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样本基本情况 |
| (三) 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现状 |
| (四) 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
| 二、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情况 |
| (一) 信息来源 |
| (二) 三个地区推进健康养老服务的背景 |
| (三) 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
| (四) 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分析 |
| 三、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对比分析 |
| (一) 总体服务供给和需求存在差异 |
| (二) 城乡间供给和需求存在差异 |
| (三) 地区间城乡供需差异有所区别 |
| 第四章 我国城乡健康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我国城乡健康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困境 |
| (一) 城乡需求差异显着,统筹协调存在困难 |
| (二) 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
| (三) 服务理念较为传统,健康养老有待深化 |
| (四) 城乡供给差异显着,共建共享仍需加强 |
| 二、我国城乡健康养老服务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城乡环境、生活观念存在不同,行为选择存在差异 |
| (二) 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尚未健全,供给效果尚未凸显 |
| (三) 健康养老服务理念发展较晚,相关探索有待加强 |
| (四) 养老服务城乡供需结构失衡,统筹协调仍需推进 |
| 第五章 基于差异的正义——构建我国特色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思考 |
| 一、正视差异,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
| (一) 建立覆盖全民的统一的健康养老制度 |
| (二) 构建“基本+补充”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
| 二、精准供给,促进健康养老服务供给有效提升 |
| (一) 扎根健康养老实际需求 |
| (二) 夯实健康养老基础建设 |
| (三) 完善健康养老服务内容 |
| (四) 加强健康养老人才保障 |
| (五) 优化健康养老资源配置 |
| 三、更新理念,保障老年群体健康养老服务权益 |
| (一) 深化健康养老研究探索 |
| (二) 推进健康养老理念传输 |
| 四、统筹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养老服务协调推进 |
| (一) 统筹配置城乡养老资源 |
| (二) 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
| (三) 协调区域健康养老差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后记 |
（10）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及模式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个人简历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问题的提出 |
| 3 研究目的 |
| 4 研究价值 |
| 5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
| 6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健康管理服务与医联体相关理论基础及实践探索 |
| 1 健康管理服务与医联体的相关理论基础 |
| 1.1 公立医院相关概念界定 |
| 1.2 健康管理相关概念界定 |
| 1.3 医联体相关概念界定 |
| 2 国外健康管理的服务体系 |
| 2.1 美国——市场主导下的健康管理 |
| 2.2 英国——政府主导下的健康管理 |
| 2.3 日本——法制化的健康管理 |
| 2.4 芬兰——基层社区健康管理 |
| 2.5 德国——健康医疗保险与预防医疗结合式的健康管理 |
| 2.6 启示借鉴 |
| 3 国内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 |
| 3.1 我国健康管理机构的服务内容 |
| 3.2 我国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 |
| 3.3 我国健康管理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述评 |
| 4 医联体建设与发展的现状趋势 |
| 4.1 国外医疗合作体系模式 |
| 4.2 国内紧密型医联体代表 |
| 4.3 广西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的现状 |
| 5 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的实践探索 |
| 5.1 健康知识教育 |
| 5.2 健康状况检测和信息收集 |
| 5.3 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评价 |
| 5.4 健康干预和健康促进 |
| 5.5 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的典型模式 |
| 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制 |
| 1 评价指标体系研制方法 |
| 1.1 文献研究法 |
| 1.2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
| 1.3 层次分析法 |
| 1.4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1.5 质量控制 |
|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结果与分析 |
| 2.1 评价指标初步选择 |
| 2.2 德尔菲法筛选修订指标 |
| 3 指标权重的计算 |
| 3.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
| 3.2 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
| 3.3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
| 3.4 组合权重 |
| 4 信效度检验 |
| 4.1 信度 |
| 4.2 效度 |
| 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现状调查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健康管理(体检)机构调查 |
| 1.2 统计分析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2 调查结果 |
| 2.1 机构情况 |
| 2.2 体检情况 |
| 2.3 质量管理 |
| 2.4 健康检测 |
| 2.5 健康检查项目 |
| 2.6 体检报告 |
| 2.7 信息化建设 |
| 2.8 健康评估与干预 |
| 2.9 检后随访 |
| 2.10 全程健康管理服务 |
| 2.11 健康知识教育 |
| 2.12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科研课题 |
| 2.13 健康管理联动情况 |
| 2.14 问题困难与意见建议 |
| 3 讨论分析 |
| 3.1 健康体检服务量、体检收入、人均体检费用逐渐增加,但机构间差异较大 |
| 3.2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不足,服务项目开展情况参差不齐 |
| 3.3 检后服务覆盖范围不广,健康管理个性化、多样化、全方位服务水平较低 |
| 3.4 机构内涵建设薄弱,健康管理服务缺乏联动和创新 |
| 第四章 广西三级综合医院体检人群健康状况调查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体检人群健康状况调查 |
| 1.2 统计分析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2 调查结果 |
| 2.1 总体健康状况 |
| 2.2 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
| 2.3 基本健康素养水平 |
| 2.4 健康管理服务满意度 |
| 3 讨论分析 |
| 3.1 吸烟、饮酒与不良饮食习惯情况 |
| 3.2 体力活动不足、负性情绪与不良睡眠情况 |
| 3.3 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情况 |
| 3.4 基本健康素养水平与健康管理服务满意度情况 |
| 第五章 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综合评价 |
| 1 评价对象与方法 |
| 1.1 密切值法(Close-value method) |
| 1.2 秩和比法(Rank sum ratio) |
| 1.3 密切值法与秩和比法相结合 |
| 1.4 “雷达图”法 |
| 2 综合评价结果 |
| 2.1 加权密切值法综合评价结果 |
| 2.2 加权密切值法与秩和比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结果 |
| 2.3 雷达图绘制结果 |
| 3 讨论分析 |
| 3.1 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 |
| 3.2 综合评价分档排序结果分析 |
| 3.3 雷达图评价分析 |
| 3.4 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分析 |
| 第六章 完善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
| 1 医联体框架下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的SWOT分析 |
| 1.1 已有优势(Strength) |
| 1.2 内部劣势(Weakness) |
| 1.3 外部机会(Opportunity) |
| 1.4 面临挑战(Threat) |
| 2 基于SWOT分析的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提升策略 |
| 2.1 依靠内部优势,利用外部机会的SO策略框架 |
| 2.2 利用外部机会,克服内部劣势的WO策略框架 |
| 2.3 依靠内部优势,迎接外部挑战的ST策略框架 |
| 2.4 减少内部劣势,迎接外部挑战的WT策略框架 |
| 3 完善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
| 3.1 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发挥“制定政策,加强协调”的作用 |
| 3.2 三级综合医院要创新示范医联体框架下的“整合型、全方位、个性化、广覆盖”的健康管理服务“四位一体”新模式 |
| 3.3 三级综合医院要带头共建医联体框架下的“机构、人员、信息、服务、防治相互联动”的健康管理“五项联动”新机制 |
| 3.4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立足自身功能定位发挥在全民健康协同管理中的特色优势 |
| 4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1 基本结论 |
| 2 主要创新点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社区卫生服务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实践[J]. 盛永琴,张莹.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21(24)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4]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5]基于服务接触点的围绝经期健康管理服务设计研究[D]. 朱英茜. 江南大学, 2021(01)
- [6]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7]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8]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D]. 张昊. 吉林大学, 2020(03)
- [9]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比较研究[D]. 董晨雪. 苏州大学, 2020(03)
- [10]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及模式优化研究[D]. 朱平华. 广西医科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