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要管好监管——一个城市财政管理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一、资金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对一个市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肖克地^[2]（2020）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支持研究 ——以D社区Y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自治与服务、社区居民社会参与等方面优势显着。在社会转型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引领下,党和政府日益关注社会组织的发展。笔者将文献资料梳理与在社区社会组织实习经历结合,发现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地缘优势与不均衡现象。因此、探索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均衡发展与提供有效社会支持尤为关键。笔者实地调研发现社会组织获取社会支持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社会组织类型单一、社会支持力量薄弱。二是,社区对社会组织管理、支持中缺少系统性规范平台,缺乏相应的评估激励机制。三是,社会组织与社区间联系不紧密、粘性不足,社会组织需求、社区居民服务需求间匹配度低、居民支持度低。四是,社区中引进驻区社会组织存量大,但专业化程度低、组织间相互支持率低。五是,社会组织服务不够深化、服务创新性不足以及部分组织项目书撰写不规范等影响其获得相应支持。六是,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收入较低、人员流失率高、组织项目活动开展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不同组织间缺乏高效沟通渠道等问题是其获得支持的制约因素。本文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点,把社区社会组织支持作为研究重点。以D社区Y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在优势视角、社会发展与社区发展、社会支持等理论视角的支撑下,以社会工作行政、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等为基础。在梳理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支持中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探索研究针对社区提出以社区为主体依托,建设社区社会组织专家人才库及构建共享性社区服务平台等建议。针对社区社会组织提出创新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机制、尝试进行组织联合培养人才探索、用机制与福利留住人才、优化整合组织资源与扩宽资源链接方式、规范化撰写项目书、设置成长记录薄与走出社会工作专业误区等建议。就社会层面提出社会应提高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关注度,全社会共同创造有利条件;各部门积极落实相关政策,对社会组织给予的减税、免税支持,降低或减免相关税费等建议。针对学校提出发挥好学校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摇篮作用的建议。针对一线工作者提出一线工作人员将工作计划按时执行、及时发现并反馈相关问题信息,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携手推进组织发展和服务开展。对具备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从业人员提出在工作、学习中传递社会工作理念,传播社会工作服务方法、在项目服务中发挥创新思维,探索开发新服务模式、在项目设计中发挥创新优势等建议。另外还提出构建社区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破解社会组织发展难题与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平台体系建设并完善的建议。

梁俊山^[3]（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马国红^[4]（2020）在《固原市退耕还林的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退耕还林”是我国为积极应对生态环境恶化而于本世纪初推行的一套生态治理制度。本文作者曾实地参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退耕还林工作。作为西部干旱地区,固原市的生态治理工作有着典型的标本意义,其具有积极的体系化治沙探索经验,但亦有诸多尚不完善之处。具体到法律层面,该市的法律规制与退耕还林实践有着明显的脱节现象。而这种制定法与社会实践的不协调并非仅在固原一地存在,国内外其他地区的相关治理实践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相似问题。对退耕还林工作中存在的实践与法律规制不协调的现象进行研究,有助于找寻到更为有效的法律管理方式。本文以作者在固原市实地调查取得的真实数据为依托,以思索法律规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为逻辑进路,通过比照分析国内外其他地区的相关制度设计与实践,在理论上分析讨论生态治理中法律规制与治理实践的互动作用;再结合固原市生态治理实践中的本地特色及在退耕还林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具体对象加以分析讨论。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固原市退耕还林的立法现状,肯定其本地化的立法特色,并评析其立法的不足之处,主要是从退耕还林的立法体系和配套制度两方面进行讨论分析。通过分析讨论,学习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经验教训以为借鉴,以期得出有助于固原市退耕还林工作中完善退耕还林的法律制度及当地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理化建议,并最终提出对退耕还林制度的立法建议。希望能对固原市退耕还林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胡颖^[5]（2019）在《新时代村干部管理问题研究 ——以宿迁市湖滨新区晓店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时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深入,当代农村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对村干部队伍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改革发展的重心向农村转移,对农村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对农村的建设者——村干部的管理提升要求也就显得越来越高。但是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基层乡镇党委政府在村干部队伍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以进入“新时代”为背景,以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晓店镇为分析案例,以村干部、村干部管理为着力点,分别从新时代村干部面临的新要求、村干部的基本现状、目前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索解决当前管理问题的手段。首先,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归纳总结了在新时代中加强基层乡镇党委政府对村干部管理的历史必然及内在要求,其中包括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新战略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运用了人力资本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激励理论等基础理论,寻找一个案例标本,对目前村干部的管理现状进行了研究。随后,笔者到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晓店镇开展实践调研,通过调查问卷、个别访谈、实地走访、到乡镇党委政府工作等方式获取了大量的数据与基础材料。在晓店镇的实践过程中,笔者充分了解了当地党委政府对村干部的管理方式,包括村干部管理的制度建设、村干部纪律监督机制、村庄公共财务监管等。同时也发现了目前在村干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村干部在岗不在位情况较为普遍、乡镇管理者缺乏正确的管理理念和考核体系、村干部提拔递进和经济激励机制不完善、村干部违规行为的监管机制有漏洞、活力与秩序无法取得平衡等方面。研究表明,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对于村干部这个层面,他们迫切需要适应乡村社会的变革,需要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需要凸显出基层社会工作职能,还需要规范他们的日常化的行为活动。而从乡镇党委政府这个层面,他们管理村干部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本文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乡镇党委政府管理村干部的层面提出了几点对策,首先是要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提高村干部政治站位,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其次是要运用好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真正将村干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最后要完善好各项制度,为村干部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本文通过对一个乡镇的详细分析,希望能够给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及乡镇提供参考。

李元勋^[6]（2019）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脱胎于“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萌发起来的,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力量介入高位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及有效方式,是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的民主实践和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发韧于农村的由村民创造的民主改革实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国家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使之上升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形式和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变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甚至文字表述都会发生某些变化。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十八大后要求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具体实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及意义,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并梳理了本论文的理论渊源。第一章是村民自治的萌生。本章对村民自治产生前的乡村治理作了梳理与分析;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了深度剖析,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包产到户的推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等因素。梳理了村民自治兴起的过程,从建立第一个村委会到在全国的普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广大农村得以全面建立。第二章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章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动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了论述,这一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起点的,主要是开始建章立制,推进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得以完善、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和选举模式的创新。第三章是村民自治的深化。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行,进行了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背景下,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开展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和选举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第四章是村民自治的提升。在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实践场域,开启了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始了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大基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各地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针对“三农”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对“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第五章是村民自治的成效和历史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经过40年的发展,成效显着,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加强,各项民主机制体制逐步完善,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基本得以实现。通过考察村民自治40年的进程得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动制度革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发展道路。

许福张^[7]（2019）在《基层“微腐败”治理对策研究 ——以连云港X县为例》文中认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震慑效应初步显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基层党员干部贪腐以及不正之风等问题,要认直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让人民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并在一定时期内将治理“微腐败”作为重点工作来抓。本文立足于基层“微腐败”这一社会热点问题,从基层“微腐败”的现状出发,遵循“分析现状、发现问题、总结原因、提出对策”的基本思路,以事实为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统计分析、走访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现有研究成果,以连云港X县为例,深入分析总结当前基层“微腐败”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通过调查走访,发现连云港X县在基层“微腐败”治理过程中主要存在窝案串案、虚报冒领上级政策资金、私分截留集体资产、私设小金库等问题。虽然连云港X县在治理“微腐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有的存在局限性,有的治标不治本,因此,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针对连云港X县在基层“微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总结出连云港X县基层“微腐败”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党风廉政教育不够,基层党员干部个人素质不高、价值观扭曲,监管不到位、惩治力度过小等原因造成的。根据基层“微腐败”产生的原因,运用权力制约理论、公平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公共管理学相关理论,有针对性的从加强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规范基层微权力运行、健全基层党员干部工资待遇保障制度、强化外部约束加强外部监管等四方面提出治理基层“微腐败”的对策和治理路径,为以后党和政府在治理基层“微腐败”工作中提供参考,进而提出为“乡村振兴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顺利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马志强^[8]（2019）在《变迁中的民间权威与乡土秩序 ——以吴村回族寺坊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社会有其固有的乡土本色,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社会又有其个性化的特点。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具有多元复杂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地方社会秩序,“寺坊”这一民族民间生活组织形式在西北乡村社会的回族历史发展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本研究通过对西北乡村社会一个回汉共居的民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回族寺坊场域内的民间权威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背景下,从微观上洞察寺坊内各类权威人物的行为实践和行动策略是如何影响寺坊的运行秩序及村落的发展。从而描绘自吴村回族寺坊建立以来,尤其在近些年“村转居”的进程中寺坊进行整合与重构的过程特征,并挖掘这一变迁轨迹背后的权威结构、乡土秩序及整合机制。笔者主要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吴村寺坊权威与秩序的变迁进行了民族志书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对吴村及其寺坊的时空坐落进行素描。了解吴村及其寺坊的基本历史与地理、居住格局与生计方式等内容;对吴村的村庄权力与文化的演变进行梳理;扼要介绍寺坊的历史与现状。第二,通过对寺坊坊民的口述史访谈,总结和梳理寺坊在第一阶段（1929—1959）中的传统权威结构与寺坊秩序。第三,继续通过口述史的访谈和实地调研,描述寺坊在第二阶段（1980—2010）的恢复重建及其在发展中的变革特点。围绕寺坊中的权威人物,寺坊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寺坊秩序发生了变化,寺坊传统权威发生了转换。第四,在第三阶段（2010—2015）,城市化和“村转居”的到来,为村落和寺坊均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坊民出现了“分家”与“离坊”现象,而寺坊权威则在清真寺的拆迁重建过程中发生了权力博弈,“寺管会”发生了重组。第五,在寺坊发展的第四阶段（2015—2018）,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描述了坊民在“上楼”以后,寺坊从短暂“聚合”到坊民“离散”的过程。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人们的“个体化倾向”正在逐渐加强,寺坊权威的权威性逐渐弱化。在“国家在场”的作用力下,人们更多地参与到了社区的社会生活之中,社区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仪式逐渐增强。笔者认为,通过对寺坊历史发展过程中民间权威的实践与秩序变迁的总结与讨论,社会变迁中地方社会与社区的发展,首先是以国家力量作为主导和制度支撑的,同时民间力量在乡土秩序的发展演变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的民间权威呈现出了逐渐衰落的趋势,民间权威在地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渐减弱,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存续越来越依赖正式的制度权威,这种正式的官方力量,体现在“国家在场”或“国家隐形在场”之中。对多民族村落社区中的回族寺坊进行微观阐释,考察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民间权威的行为实践与基本样貌,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回族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权力结构及运行秩序,从而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及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现实材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克兵^[9]（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我国农村社会的领导核心,是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头羊和主心骨。农业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的稳定和繁荣、农民的安居乐业和利益福祉,党在农村长期执政地位的稳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等等,都在考验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有关组织理论,以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状况为背景,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展开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很大价值。从理论的维度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指在农村特定场域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基础的农村党基层组织对其内部和外部进行影响、控制、整合和改变的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主要由政治领导力、经济发展力、文化繁荣力、社会治理力和自身建设力等五种能力构成。这五种能力的强弱关乎党组织的生死存亡和党领导的农村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因素很多,从党组织内部来看主要包括组织理念、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生态、组织纪律、组织资源等八个方面,从党组织外部来看主要包括村民思想观念、村民构成状况、村庄经济状况、社会治理体制等四个方面。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探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路径。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党在九十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当中,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探索党对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方法,在提升组织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经验主要有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加强局部政权建设、加强群众组织建设和发动群众运动等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党主要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和构建全能型的政治体制来强化组织力;在改革开放后党根据农村社会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主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领导农村政治、发展农村经济、繁荣农村文化、加强农村治理等方式来提升组织力。从现实的维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骄人的成绩,农业基础地位不断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推进,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但在看到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以1987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标志,村民自治普遍建立也已三十多年,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今情况既不同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这些变化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带来了不少难题。在领导农村政治方面,主要面临村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农村政治权威分散化、党群联系纽带薄弱化、农村基层民主变异化等问题;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主要面临农业生产经营小农化、农村社会空心化、农村公共品供给薄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等问题;在繁荣农村文化方面,主要面临农村精神文化衰败化、农村物质文化匮乏化、农村文化人才短缺化等问题;在治理农村社会方面,主要面临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单元过疏化、治理内容复杂化等问题;在党组织自身建设方面,主要面临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需要加强、组织运行机制不畅、组织设置方式不合理、组织资源不足等问题。从对策的维度来看,“打铁必须自身硬”,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敢于正视和承认在领导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增强党的组织力,让党组织和党员练就过硬的政治素质和高强的各项本领,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牢记政治使命责任、强化政治担当意识、增强政治工作本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式,提升政治领导能力;通过因地制宜制定农业政策,合理整合农村分散的土地、资金、涉农服务平台等资源,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极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等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能力;通过加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物质文化建设、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式,提升文化繁荣能力;通过优化农村治理单元、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等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通过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部环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等方式提升自身建设能力。

徐敏^[10]（2019）在《云南省S县农村“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管理（以下简称“三资”管理）,对于保障社会民众公共利益,促进农村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三资”管理不仅关系着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党风廉政建设在基层的落实,是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政权得到稳定的前提和基础。20世纪90年代,为有效解决农村“三资”管理问题,党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机制,对其进行规范与指导。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农村“三资”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进入到法制化、规范化发展轨道。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党中央对农村事务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改革部署,农村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农村发展全景呈现出良好态势,农村的各项资本在快速积累。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近年来中央未再出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方面政策的情况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的问题依旧不容忽视,如S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从制度方面看存在“三资”管理制度不完善问题,从县乡管理主体方面看,存在管理、指导、协调、监督不到位问题,从村集体管理主体方面看,存在村集体违纪违法问题、自身管理能力问题、队伍建设问题、自我监督问题、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鉴于此,本文选择以S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以实地调研、归纳分析等方法,从制度化手段管理出发,结合县乡管理主体、村级管理主体、村民个体立足管理过程从多角度来查找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旨在了解产生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出现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并根据这些问题及原因分析提出对策建议,为S县今后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S县农村“三资”管理提供思路和建议,为今后更好地规范和有序管理S县“三资”管理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二、资金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对一个市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金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对一个市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2）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支持研究 ——以D社区Y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固原市退耕还林的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村干部管理问题研究 ——以宿迁市湖滨新区晓店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层“微腐败”治理对策研究 ——以连云港X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变迁中的民间权威与乡土秩序 ——以吴村回族寺坊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云南省S县农村“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资金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对一个市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支持研究 ——以D社区Y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为例[D]. 肖克地. 吉林农业大学, 2020(02)
• [3]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4]固原市退耕还林的法律制度研究[D]. 马国红. 兰州大学, 2020(01)
• [5]新时代村干部管理问题研究 ——以宿迁市湖滨新区晓店镇为例[D]. 胡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3)
• [6]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D]. 李元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基层“微腐败”治理对策研究 ——以连云港X县为例[D]. 许福张. 河南大学, 2019(02)
• [8]变迁中的民间权威与乡土秩序 ——以吴村回族寺坊为个案[D]. 马志强. 兰州大学, 2019(02)
• [9]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D]. 张克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云南省S县农村“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徐敏. 云南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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