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祝洪章[1]（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高云亮[2]（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朱布伦[3]（2020）在《温州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现代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深入,我国社会治安防控形势也不断发生变化,部分地区的治安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凸显,许多新型犯罪不断涌现,社会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农村地区由于治安防控基础薄弱,且在城镇化进程下,社会经济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乡霸村霸恶势力、群体性事件、“黄赌毒”等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严重影响农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当下,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十分强烈,对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的要求持续提升。因此,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立足“互联网+”和“5G”时代背景下,鉴于农村建设新形势、治安防控新需求和平安乡村建设新要求,推进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以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为载体,通过健全农村现代化硬件条件、搭建线下信息收集网络和线上信息研判处置网络、建强社会治安现代化警务人才队伍,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安防控现代化水平,强化农村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本文以社会治理理论和环境预防理论为依据,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问卷法等研究方法,对温州市农村社会治安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温州市对农村社会治安管理采取了多级联动、多元共治、综合治理等措施,但其在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治理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管理机制存在缺陷、治安管理力量不足;究其原因是因为思想认识不到位、顶层设计不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保障不到位等。在新时代背景下,完善温州市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应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优化管理机制建设,强化各项保障,并积极探索现代化技术在农村治安管理中的应用场景。
范长虹[4]（2020）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徽省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顺应时代发展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社会在经济结构、利益格局、人口构成、社会心理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社会治安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然而,农村治安防控却呈现较大的滞后性。如何加强农村治安防控建设,减少不稳定因素,规避治安风险,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政府和学术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深入全面地研究农村治安防控建设的相关理论及实践问题,对于应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确保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视角,以系统理论、治理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研、问卷调查、非结构式访谈等方法深入分析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工作。当前太和县农村社会治安主要面临着盗窃案件高发、新型诈骗犯罪猖獗、黑恶势力横行、邪教组织活跃和群体性事件增多等挑战。为此,太和县进行了推行“一村一辅警”警务模式、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三网工程”建设、多措并举严厉打击“黄赌毒”、完善精神病人管控机制等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仍存在困境,主要有治安防控主体力量薄弱,治安防控客体呈现新样态,治安情报信息网络不畅通,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文化零落与匮乏等。本研究将理论知识、调查研究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提出具体完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的对策,包括深化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体系,建立健全防控客体应对机制,依托大数据技术强化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化建设和加强农村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等。太和县作为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建设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指导、完善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工作,并进一步丰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域农村治安防控的研究,为全国其他后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农村地区开展治安防控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孙甜[5]（2020）在《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以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为例》文中指出近几年来,“三农”工作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和社会逐步认识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的深层次影响。面对农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村级自治力量不足、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农民组织化程度差、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等冲突矛盾,众多学者提出了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依据,国家也出台多个政策大力鼓励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期通过农村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不断完善农村治理格局,促进农村社会长治久安。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在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和群众的期盼中得到迅速发展,参与乡村治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构建完善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作用力。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理论研究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以多中心治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和社会共治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对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和成效、面临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依靠与村民间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通过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参与经济建设、提供文化产品、参与社会救助等路径,有效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建设,帮助农村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支持农村重构了社会文明,还提高了农村的社会服务效率。但不可忽视的是,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自身建设力量不足、参与治理效果不佳、社会认同度不高、政府支持力度不强等问题。主要原因有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经济支撑不足、观念转变不够和过度依赖领导者个人能力等方面。笔者认为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对策主要有农村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治理效果、引导社会认同、政府加强支持和监督等方面,希望通过国家、政府、企业、公民等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搭建日益完善的乡村治理网络,拓宽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提出更多可操作性的对策,希望给我国其他地区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以启发。
张旭[6]（2020）在《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过程中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保证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底线。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如何通过生活救助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当前,我国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尚未完全统筹,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还有不完善之处,仍存在城乡差异、制度障碍等问题,需要继续加以改进。由此,基于《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最新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问题的重视,从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出发,双向推进扶贫和改善贫困人口生活可谓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问题的新突破口。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救助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社会救助思想和反贫困理论,采取文献分析、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特困人员供养制度在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过程中的现状和困境,并从制度、基层政府、社会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几个方面探析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城乡二元制度的历史遗留、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建设不完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资金管理不规范、农村生活救助实施情况缺乏专业化监管、农村贫困人口面临被边缘化、农村生活救助形式单一、提供生活救助的机构存在服务缺位、农村贫困人口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农村贫困人口自尊需求难以满足、农村贫困人口政策意识淡薄。文章在阐述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水平所需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过程中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问题的对策建议:制度上扫清城乡二元化的残余影响、健全农村社会救助法律设置、加快建立城乡协调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基层政府增强基层组织建设能力、优化农村生活救助监管制度、拓宽农村生活救助资金来源、双向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社会层面加大宣传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完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服务、扩大农村社会救助形式探索。农村贫困人口需要增强主人翁意识,树立权利意识,提升应对贫困的能力,实现深层次脱贫。
杨苘泽[7]（2020）在《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以舟山为例》文中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也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目标,既需要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下,有序地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也需要聚合社会力量为乡村振兴助力。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动员社会组织资源等方式,有望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联动、权责共担的新型关系。文章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以及社会组织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的功能现状,分析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功能遇到的问题与障碍,并针对这些问题与障碍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对策与建议。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文明建设、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促进乡村生态宜居、参与乡村精准扶贫等方面发挥了有益的功能。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融入乡村有限,基层沉淀不够;囿于自身规模,发声能量受限;脱离农民需求,服务契合度低等。上述问题是由思想认识、法律法规、机制建设等方面的障碍造成的。文章进一步以舟山市为例展开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舟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发挥了提供公共服务、推进渔农业发展、助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等功能,其中可以看出最重要的经验启示在于: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总体格局,坚持社会组织的“四化”发展思路,强化政策引导支持的常态机制。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推动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功能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1）补齐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社会组织的功能短板。一是向基层沉淀,融入乡村环境;二是往外部扩张,扩大发声能力;三是与需求对接,提高服务品质。（2）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规和制度建设。首先,要提升社会组织法律地位与规范化程度;其次,要从管制为主向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转变;再者,要制约政府在管理社会组织中滥用权力。（3）完善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合作共建机制、监管评估机制、信息公开机制、正面宣传机制。（4）加强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与专业服务能力建设。主要包括完善其内部管理体系,提高自身专业服务能力,增强社会组织的责任意识与公信力建设。
尹延君[8]（2020）在《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诱因及其治理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社会的快速发展,风险成为伴随人类左右、时刻威胁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警示钟。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逐渐积聚,日益表现出深层次的严重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农村地区作为广大农民群众生活居住和生产发展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所,伴随着各种现代性要素的快速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特质,从而演变为自由、流动与开放的新型农村社区。作为风险社会的一个微观缩影,农村社区内部引发的社会风险更加具有独特性,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稳定与现代化转型发展。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多次强调风险治理的重要性,“要将风险治理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提并论,特别是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更是提高了风险治理的战略定位。因此,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解决农村社区社会风险对保持社区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研究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诱因及其治理路径。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山东省部分农村社区受访者,在既有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界定了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与特征,建构了以农村社区社会稳定风险、社会管理风险和公共服务风险为核心的社会风险考察维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及其显着特征。同时,针对可能诱发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诱因进行了理论假设、设计了回归方程,并通过客观统计分析的技术手段,进一步总结提炼了造成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重要诱因,即社区认同感、地方性社会网络、地方政府整合力、社区人居环境和社区文化环境。以此为基础,继续建构了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的最优理论模型,即地方政府整合力作为第一阶,依次加强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地方性社会网络建设、社区文化环境建设和社区认同感的提升,从而推进风险治理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损失最小化。并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健全基层社会管理、强化基层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提出了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的具体治理路径,强调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础上致力于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尽最大程度将社会风险化解在基层,进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与国家现代化转型发展,推进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和风险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丁锐[9]（2020）在《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农村总体经济发展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而从基本面看农民精神文化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当前凋敝的乡村风气之间的矛盾愈发影响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基于我国踏入新时代伟大征程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党的十九大针对农村问题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则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做出了分门别类的阶段性指导,并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及中国当代领导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理论和我国进行乡风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对陕西省南部涵盖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三地农村地区的乡风文明建设现状进行研究。针对当前陕南地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中所存在的精神文化生活单一、人际关系淡漠、优秀传统道德不断丧失,以及基层组织的工作方式存在误区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在研究中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与调查访谈的深入了解,对陕南农村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成效及问题进行分析概述,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首先,介绍本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并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乡风文明建设的研究现状,概括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阐释了乡风文明建设的相关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从基层干部、农民主体、生态氛围、乡土文化等四个方面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做了概述,并指出了乡风文明建设蕴涵的意义作用。其次,分析了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实践,通过问卷和访谈形式对建设中取得的成效和问题予以呈现,并对存在问题的原因从当前政府工作机制、固有经济文化基础、传统文化冲击、建设工作方式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从本研究的核心领域来分析,主要着力于针对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从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营造生态村落氛围、利用本土教化资源、多方合力优化工作方式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致力于促进提高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成效。
吴晨[10]（2020）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 ——基于桐庐县农村商会的案例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基层社会变迁带来了诸多治理困境,如何帮助基层社会应对这些接踵而来的困境,更好的面对市场化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现阶段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连续跟踪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笔者发现基层社会通过组建农民社会组织,产生农民再组织化的现象,有效应对了村落治理难题。因此,笔者结合观测点村落的具体实践案例,全面审视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试图从“社区社会资本——基层治理单元”的两大分析维度,建构“治理困境——社会基础——组织化驱动”的分析框架,以阐释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选取桐庐县各农村商会的实践,作为农村社会组织促成农村再组织化的典型代表,发现基层社会在应对“分化的农民个体”、“碎片的社会形态”、“消散的农村集体”三个基层社会现状所带来的治理困境时,能通过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农民再组织化的程度来加以应对,即农民再组织化的正反馈机制。文本进一步分析农村商会的发展实践,发现农民再组织化的程度虽有不同,但其发展路径有相似之处。从“社区社会资本”和“基层治理单元”两个观测维度入手,再思考桐庐农村商会的案例,会发现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民再组织化的保障机制和促发机制。具体来说,基层对精英团体、组织网络、乡愁乡情等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使农民再组织化得以有效促发。不同的村庄,因社区社会资本的不同,会造成同样发展农村商会的村落其内部农民组织化的程度有高有低的现象。虽组织化程度不同,但是农村商会的规范化运作保证了农民再组织化的得以发生,具体为组织化平台的支撑、外部政策层面的保障以及内部情感层面的助推。最后,基于对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的探讨,本文认为,为更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农民再组织化,应该因地制宜,为治理单元内的精英团体和农村社会组织建立更为细化的政策,建构“再组织化”的保障制度;灵活运用科技手段和教育手段,进一步探索“再组织化”的推动力量;注重发现治理单元内的项目资源、文化资源等,挖掘“再组织化”的触动资源。
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温州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5.1 社会治理理论 |
| 1.5.2 环境预防论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温州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现状与挑战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治安管理 |
| 2.1.2 治安管理现代化 |
| 2.2 温州市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现状 |
| 2.2.1 实行市、县、乡(镇)、村四级联动管理机制 |
| 2.2.2 管理力量以专业为主、群众为辅,专群结合 |
| 2.2.3 采用末端整治和源头化解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
| 2.3 温州市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面临的挑战 |
| 2.3.1 经济纠纷和侵财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
| 2.3.2 涉及外来人口的治安案件比重加大 |
| 2.3.3 群体性突出事件还一定程度存在 |
| 2.3.4 犯罪形式更加多样 |
| 2.3.5 易受害群体增加 |
| 2.3.6 精神世界空虚,乡村价值观失衡 |
| 第三章 温州市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1 农村治安管理体系现代化程度低 |
| 3.1.1 治安管理现代化手段参与度过低 |
| 3.1.2 信息化基础建设薄弱 |
| 3.2 管理机制存在缺陷 |
| 3.2.1 农村治安管理主体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 |
| 3.2.2 现代化农村治安管理还存在“盲区” |
| 3.3 现代化农村治安管理力量配置较薄弱 |
| 3.3.1 管理干部“老龄化”较为严重 |
| 3.3.2 公安专业力量有待加强 |
| 3.3.3 各类管理主体业务水平参差不齐 |
| 第四章 温州市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1 农村治安管理现代化理念还未全面形成 |
| 4.1.1 管理主体未充分认识农村治安犯罪新形势 |
| 4.1.2 管理主体未充分认识推进农村治安管理现代化重要性 |
| 4.1.3 对农村治安管理体系建设短视功利 |
| 4.2 农村现代化治安管理顶层设计存在短板 |
| 4.2.1 权责不一致 |
| 4.2.2 职责边界不清晰 |
| 4.3 农村现代化治安管理配套政策和相关保障不到位 |
| 4.3.1 相关配套政策缺乏科学性 |
| 4.3.2 相关保障机制落实难 |
| 4.4 农村治安管理队伍缺乏足够激励机制 |
| 4.5 农村治安管理队伍缺乏相应培育机制 |
| 第五章 温州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
| 5.1 树立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现代化理念 |
| 5.2 构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现代化的方式和方法 |
| 5.2.1 全面构建“互联网+治安管理”的现代管理模型 |
| 5.2.2 明确现代管理模型中各部门职责和责任边界 |
| 5.3 健全农村治安管理现代化的各项保障制度 |
| 5.3.1 强化队伍保障 |
| 5.3.2 强化资金保障 |
| 5.3.3 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保障 |
| 5.4 完善农村治安管理队伍激励机制 |
| 5.5 探索拓展现代网络技术的运用场景 |
| 5.5.1 积极探索互联网技术在流口管理中的应用 |
| 5.5.2 积极探索互联网技术在综治维稳中的应用 |
| 5.5.3 积极探索互联网技术在舆情管控中的应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徽省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实地调查研究法 |
| 1.3.3 比较研究法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2.1.2 农村治安防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治理理论 |
| 2.2.3 风险社会理论 |
|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现状分析 |
| 3.1 太和县新型城镇化概况 |
| 3.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太和县农村治安概况 |
| 3.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太和县农村社会治安面临的主要挑战 |
| 3.3.1 盗窃案件高发 |
| 3.3.2 新型诈骗犯罪猖獗 |
| 3.3.3 黑恶势力横行 |
| 3.3.4 邪教组织活跃 |
| 3.3.5 群体性事件增多 |
| 3.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的实践探索 |
| 3.4.1 大力推行“一村一辅警”警务模式 |
| 3.4.2 积极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
| 3.4.3 扎实推进“三网工程”建设 |
| 3.4.4 多措并举严厉打击“黄赌毒” |
| 3.4.5 完善精神病人管控机制 |
| 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困境分析 |
| 4.1 治安防控主体力量薄弱 |
| 4.1.1 基层警力严重不足 |
| 4.1.2 农村“两委”防控功能缺位 |
| 4.1.3 社会力量参与度低 |
| 4.2 治安防控客体呈现新样态 |
| 4.2.1 农村社会矛盾易发多发 |
| 4.2.2 农村地区流动人口增多 |
| 4.2.3 农村地区犯罪手段日趋多样化、智能化 |
| 4.3 治安情报信息网络不畅通 |
| 4.3.1 治安情报信息意识不足 |
| 4.3.2 治安情报信息收集方式落后 |
| 4.3.3 治安情报信息整合共享程度低 |
| 4.4 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
| 4.5 农村社会文化零落与匮乏 |
| 4.5.1 农村社会出现文化认同危机 |
| 4.5.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 |
| 5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完善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的对策 |
| 5.1 深化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体系 |
| 5.1.1 优化警力资源，充分利用辅警力量 |
| 5.1.2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服务与引领功能 |
| 5.1.3 积极调动社会力量，推动防控社会化 |
| 5.2 建立健全治安防控客体应对机制 |
| 5.2.1 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实现防控快速化 |
| 5.2.2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实现防控动态化 |
| 5.2.3 加强科技防控机制建设，实现防控科技化 |
| 5.3 依托大数据技术强化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 |
| 5.3.1 转变传统工作理念，树立大数据防控思维 |
| 5.3.2 加强数据信息收集挖掘，提高预测预警能力 |
| 5.3.3 强化数据信息分析研判，提升精确打击能力 |
| 5.4 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化建设 |
| 5.5 加强农村社会精神文化建设 |
| 5.5.1 注重优秀文化传承，重构农村文化认同 |
| 5.5.2 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发挥主导作用 |
| 5.5.3 畅通需求表达反馈渠道，精准供给公共文化服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状况调查问卷 |
| 在学研究成果 |
| 一、 在学期间所获的奖励 |
| 二、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以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实地研究法 |
| 1.3.2 访谈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农村社会组织及其特征 |
| 2.1.2 乡村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2 公民社会理论 |
| 2.2.3 社会共治理论 |
| 2.3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性 |
| 2.3.1 增强农村自治力量 |
| 2.3.2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
| 2.3.3 增强农民组织化程度 |
| 2.3.4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
| 第3章 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及成效 |
| 3.1 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3.1.1 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的类型 |
| 3.1.2 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基础 |
| 3.2 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
| 3.2.1 参与村级事务决策 |
| 3.2.2 参与经济建设 |
| 3.2.3 提供文化产品 |
| 3.2.4 参与社会救助 |
| 3.3 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效 |
| 3.3.1 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 |
| 3.3.2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
| 3.3.3 加快了乡村文明的重构 |
| 3.3.4 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 |
| 第4章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和原因分析 |
| 4.1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 |
| 4.1.1 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力量不足 |
| 4.1.2 参与治理效果不佳 |
| 4.1.3 社会认同度不高 |
| 4.1.4 政府支持力度不强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法律建设相对滞后 |
| 4.2.2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经济支撑不够 |
| 4.2.3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观念转变不彻底 |
| 4.2.4 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过度依赖领导者个人能力 |
| 第5章 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对策 |
| 5.1 加强自身建设 |
| 5.1.1 完善自我管理机制 |
| 5.1.2 健全资金筹措渠道 |
| 5.1.3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
| 5.2 提高参与治理的成效 |
| 5.2.1 要主动承担公共职能 |
| 5.2.2 要重点发展农村经济 |
| 5.2.3 要注重发掘农村文化 |
| 5.3 引导社会认同 |
| 5.3.1 加大宣传力度 |
| 5.3.2 培养农民主人翁意识 |
| 5.4 加强支持和监督 |
| 5.4.1 完善法律建设 |
| 5.4.2 加强政策扶持 |
| 5.4.3 强化监督管理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过程中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社会救助 |
| 二、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
| 三、农村贫困人口 |
| 四、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救助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社会救助思想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思想 |
| 四、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
| 第三章 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的现状及发展瓶颈 |
| 第一节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现状及发展瓶颈 |
| 一、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现状 |
| 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发展瓶颈 |
| 第二节 农村特困人员供养现状及发展瓶颈 |
| 一、农村特困人员供养现状 |
| 二、农村特困人员供养发展瓶颈 |
| 第四章 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问题原因释要 |
| 第一节 制度方面的因素 |
| 一、城乡二元化制度的历史遗留影响 |
| 二、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建设不完备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方面的因素 |
| 一、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资金管理不规范 |
| 二、农村生活救助实施情况缺乏专业化监管 |
| 第三节 社会方面的因素 |
| 一、贫困人口面临被边缘化 |
| 二、农村生活救助形式单一 |
| 三、农村生活救助机构服务缺位 |
| 第四节 农村贫困人口方面的因素 |
| 一、农村贫困人口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
| 二、农村贫困人口自尊需求难以满足 |
| 三、农村贫困人口政策意识淡薄 |
| 第五章 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水平的原则和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水平的原则 |
| 一、坚持“应保尽保、应养尽养”的生活救助原则 |
| 二、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 |
| 三、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
| 四、坚持实事求是的救助原则 |
| 第二节 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水平的对策建议 |
| 一、制度方面 |
| 二、基层政府方面 |
| 三、社会方面 |
| 四、农村贫困人口方面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7）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以舟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难点与本文的特色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乡村振兴 |
| 2.1.3 乡村振兴战略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社会组织发挥功能的现状与问题 |
| 3.1 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体现 |
| 3.1.1 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概述 |
| 3.1.2 助力乡村产业兴旺 |
| 3.1.3 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
| 3.1.4 参与乡村社会治理 |
| 3.1.5 促进乡村生态宜居 |
| 3.1.6 参与乡村精准扶贫 |
| 3.2 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功能实现面临的问题 |
| 3.2.1 融入乡村有限,基层沉淀不够 |
| 3.2.2 囿于自身规模,发声能量有限 |
| 3.2.3 脱离农民需求,服务契合度低 |
| 3.3 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社会组织发挥功能的障碍 |
| 3.3.1 思想认识方面的障碍 |
| 3.3.2 法律法规方面的障碍 |
| 3.3.3 机制建设方面的障碍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社会组织功能的实现路径:以舟山为例 |
| 4.1 舟山市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及其实施现状 |
| 4.1.1 舟山市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 |
| 4.1.2 舟山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 |
| 4.2 舟山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突出功能 |
| 4.2.1 舟山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
| 4.2.2 舟山市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功能的实现路径 |
| 4.3 舟山市促进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功能的经验启示 |
| 4.3.1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总体格局 |
| 4.3.2 坚持社会组织“四化”的发展思路 |
| 4.3.3 强化政策引导支持的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推动社会组织功能实现的对策与建议 |
| 5.1 补齐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社会组织的功能短板 |
| 5.1.1 向基层沉淀,融入乡村环境 |
| 5.1.2 往外部扩张,扩大发声能力 |
| 5.1.3 与需求对接,提升服务品质 |
| 5.2 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制度建设 |
| 5.2.1 提升社会组织法律地位与规范化程度 |
| 5.2.2 从管制为主向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转变 |
| 5.2.3 制约政府在管理社会组织中滥用权力 |
| 5.3 优化社会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运作机制 |
| 5.3.1 合作共建机制的优化 |
| 5.3.2 监管评估机制的优化 |
| 5.3.3 信息公开机制的优化 |
| 5.3.4 正面宣传机制的优化 |
| 5.4 加强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与专业服务能力建设 |
| 5.4.1 完善自身内部管理体系 |
| 5.4.2 提高自身专业服务能力 |
| 5.4.3 增强责任与公信力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诱因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 1.研究现状 |
| 2.简短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研究框架 |
| 2.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1.文献分析法 |
| 2.实证调查法 |
| (五)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1.调查区域的选定 |
| 2.抽样调查及样本量的确定 |
| 3.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可能的创新点 |
| 2.可能存在的不足 |
| 一、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理论相关概述 |
| (一)风险治理:我们日益进入社会风险频发的社区治理时代 |
| (二)风险治理理论及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基本内涵 |
| 1.风险治理理论 |
| 2.农村社区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
| (三)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构成及特征 |
| 1.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构成要素 |
| 2.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特征 |
| (四)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考察维度 |
| 1.学术界关于社会风险研究的考察维度 |
| 2.本研究关于社区社会风险的考察维度 |
| 小结 |
| 二、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及其显着特征 |
| (一)社会稳定风险 |
| 1.事故灾难增加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冲突 |
| 2.利益纠纷增多可能会导致农民权益受损 |
| 3.政府利益诉求回应不到位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
| (二)社会管理风险 |
| 1.社会治安混乱可能会导致基层社会不稳定 |
| 2.网格化管理束缚可能会导致社区凝聚力下降 |
| 3.政府的主体控制性管理可能会引发越界上访 |
| (三)公共服务风险 |
| 1.服务主体权责不匹配可能会导致农民对政府信任度降低 |
| 2.服务内容不到位可能会导致供给与需求的失衡 |
| 3.服务供给机制不健全可能会导致群体性诉求增加 |
| 小结 |
| 三、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诱因分析 |
| (一)农村社区社会风险诱因的理论假设 |
| (二)农村社区社会风险诱因的回归方程设计 |
| (三)关于农村社区社会风险诱因的实证分析 |
| 1.相关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性分析 |
| 2.诱发农村社区社会风险原因分析 |
| (1)社会风险与各因素的信度效度分析 |
| (2)社会风险发生程度与各因素的强弱关系分析 |
| (3)基于强弱关系对社会风险发生程度的回归分析 |
| (四)农村社区社会风险诱因的分析结论 |
| 小结 |
| 四、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的模型建构及治理路径 |
| (一)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的最优模型建构 |
| (二)基于理论模型的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治理实现路径 |
| 1.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民众认同型农村社区社会稳定体系 |
| 2.构建文化环境和人居环境良性推动的农村社区美好环境 |
| 3.构建“线上”“线下”协同互动的新型服务型农村社区 |
| 小结 |
| 反思 风险治理——一种研究农村社区治理的新视角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9）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基础 |
| 一、乡风文明的基本内涵 |
| (一)乡风文明的相关概念 |
| (二)乡风文明的基本内涵 |
| 二、乡风文明建设的相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文明观的经典论述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
|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积淀 |
| 第二章 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与主要任务 |
| 一、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一)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内生动力 |
| (二)农民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必然选择 |
| (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体现 |
| 二、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 |
| (一)加强基层干部队伍政风教育 |
| (二)加强农民主体思想政治教育 |
| (三)营造和谐健康乡村生态氛围 |
| (四)继承弘扬传统优秀乡土文化 |
| 第三章 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现状 |
| 一、陕南地区乡风文明概况 |
| (一)陕南地区背景概况 |
| (二)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主要实践 |
| 二、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成效调研分析 |
| (一)对乡风文明相关内容的认知提高 |
| (二)对封建落后思想观念的态度转变 |
| (三)对健康向上精神文化的需求增多 |
| (四)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投入加大 |
| 三、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 |
| (一)基层组织文化建设缺失 |
| (二)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堪忧 |
| (三)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单调 |
| (四)优秀传统道德趋边缘化 |
| 第四章 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一、政府主导机制缺失 |
| (一)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滞后 |
| (二)刚性工作保障机制缺失 |
| 二、乡村基础力量薄弱 |
| (一)乡村总体经济基础落后 |
| (二)农民主体文化水平偏低 |
| (三)乡村文化活动场域匮乏 |
| 三、传统村落文化凋敝 |
| (一)多元文化价值观冲击 |
| (二)传统村落空心化严重 |
| (三)本土乡愁归属感遗失 |
| 四、建设工作方式欠缺 |
| (一)活动开展难以契合主体诉求 |
| (二)社会力量利用参与程度较低 |
| 第五章 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优化对策探析 |
| 一、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引领乡风文明建设 |
| (一)强化基层党政风貌建设 |
| (二)培育乡村文化服务队伍 |
| (三)完善政绩考核监督机制 |
| (四)构建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
| 二、营造美丽村落环境滋养乡风文明建设 |
| (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产业文化 |
| (二)营造美丽宜居特色村落环境生态 |
| (三)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水平 |
| (四)健全夯实民众公共文化活动阵地 |
| 三、利用本土教化资源涵育乡风文明建设 |
| (一)崇尚良好家风教化道德发展 |
| (二)制定乡规民约规范自我教育 |
| (三)树立乡贤道德榜样垂范引领 |
| (四)重视民俗节日感召村落情怀 |
| 四、优化工作方式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
| (一)打通基础宣传服务渠道 |
| (二)汇集多方力量合力参与 |
| (三)丰富先进文化活动内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 ——基于桐庐县农村商会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基层社会治理 |
| 2.1.2 农民再组织化 |
| 2.1.3 农村商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法团主义理论 |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 2.3 研究思路 |
| 2.4 研究方法 |
| 2.4.1 研究样本的选取 |
| 2.4.2 研究方法 |
| 2.4.3 研究程序 |
| 第三章 农民再组织化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1 建构维度 |
| 3.1.1 社区社会资本 |
| 3.1.2 基层治理单元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治理困境 |
| 3.2.2 社会基础 |
| 3.2.3 组织化驱动 |
| 第四章 正反馈机制:治理困境与基层社会正向调节 |
| 4.1 桐庐应对困境的农村商会实践 |
| 4.1.1 桐庐农村的治理困境 |
| 4.1.2 农村商会的成立情况 |
| 4.1.3 农村商会的治理案例 |
| 4.2 农民再组织化的正反馈机制 |
| 4.2.1 分化农民个体“再组织” |
| 4.2.2 碎片社会形态“再整合” |
| 4.2.3 消散农村集体“再重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促发机制:村庄基础与治理资源动员 |
| 5.1 桐庐各村商会的发展比较 |
| 5.1.1 领导态度:“作用显着”VS“有无皆可” |
| 5.1.2 建设重点:“经济发展”VS“社会治理” |
| 5.1.3 人际关系:“网络稀疏”VS“交往甚密” |
| 5.1.4 村庄条件:“资源充足”VS“资源稀缺” |
| 5.2 农民再组织化的促发机制 |
| 5.2.1 精英团队:积极引导 |
| 5.2.2 组织基础:大力推动 |
| 5.2.3 社会环境:鼓励诱发 |
| 5.2.4 有效治理:迫切需求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保障机制:组织有序与农村商会的规范化发展 |
| 6.1 桐庐农村商会规范化发展 |
| 6.1.1 桐庐农村商会的平台初建 |
| 6.1.2 桐庐农村商会的架构完善 |
| 6.1.3 桐庐农村商会的制度约束 |
| 6.1.4 桐庐农村商会的规范化发展分析 |
| 6.2 农民再组织化的保障机制 |
| 6.2.1 平台可依:再组织化载体保障 |
| 6.2.2 细化制度:再组织化支持力保障 |
| 6.2.3 强调情感:再组织化助动力保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民再组织化的发展策略及其治理 |
| 7.1 建构“再组织化”保障制度 |
| 7.1.1 建立精英团队管理和培育制度 |
| 7.1.2 建立农民再组织化载体的培养和监管制度 |
| 7.1.3 建立因地制宜的再组织化助推制度 |
| 7.2 探索“再组织化”推动力量 |
| 7.2.1 培养农民对再组织化载体的信任感 |
| 7.2.2 宣传及教育转变农民落后思想观念 |
| 7.2.3 全面信息化形成广泛多元的情感羁绊 |
| 7.3 挖掘“再组织化”触动资源 |
| 7.3.1 挖掘社会组织,充实载体资源 |
| 7.3.2 挖掘村落需求,申请项目资源 |
| 7.3.3 挖掘村落传统,形成文化资源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农村商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3]温州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现代化研究[D]. 朱布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4)
- [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徽省太和县农村治安防控研究[D]. 范长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0)
- [5]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以曲阜市农村社会组织为例[D]. 孙甜. 山东大学, 2020(10)
- [6]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过程中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救助问题研究[D]. 张旭. 江苏大学, 2020(05)
- [7]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以舟山为例[D]. 杨苘泽.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1)
- [8]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诱因及其治理研究[D]. 尹延君.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9]陕南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丁锐.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 ——基于桐庐县农村商会的案例研究[D]. 吴晨.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