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毛和荣[2]（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赵晓云[4]（2019）在《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文中研究表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数理化逐渐融入世界科学大潮,中医却因为其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其与西医的对抗伴随着整个民国。山西医科大学前身产生于民国前期,最初是一所中医学校,后来却转型为西医教育机构。放眼全国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同时,由于该校是国内唯一一所由省级官员创建的中医学校也是民初山西省创建的唯一一所公立医学校,所以对该校的医学教育转型进行研究无论在山西省内还是全国范围内均兼具稀缺性和典型性,该研究对于当前高等医学院校尤其是中医院校的管理改革有很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本文在语境论的指导下,吸收管理学中的治理理论和组织结构理论,采用内外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发展（1919-1937）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发现其教育转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转型过程中该校从微观到宏观多层面都发生了转变。本文认为,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从外部因素看,是由于西医教育的全面渗透,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军政事件的冲击以及新教育运动的影响。其中,西医教育全面渗透是外部主要原因。从内部因素看,是因为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开展中医研究效果不理想,学校内部集权与自治间的冲突,学生对中医教育的不认同。中医研究效果不理想是内部主要原因。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从不同层面进行,首先是微观层面的课程设置与教员组成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中观层面办学理念的变化,最后是受外界影响较大的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受以上多因素影响,先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之后随着治理模式的变革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微观的改变比较温和,课程设置与教员组成从以中医为主转变为完全的西医属性;办学理念从“以西医促中医”的教育转变为完全西医教育。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变革则比较激进,在学潮推动下从官员治校转向教员治校。内部组织结构的转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中微观变化有关的渐进转变,另一种是与治理模式转变有关的快速而彻底的变革。本研究填补了山西医学教育领域的空白,成为国内研究中西医教育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张宏华[5]（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阎婷[6]（2019）在《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文中认为现今社会,对于不断加剧的医疗纠纷,无论政府还是医界虽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均未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恶性伤医案件一次又一次地触痛人们的神经,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回首历史,分析医患纠纷的发展情况,以寻找解决现今的医疗纠纷的锁钥。纵观中国古代,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甚少医疗纠纷。至民国时期,在大规模复制西方立法和司法经验的情况下,政府在立法、司法上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医生从业资格及行医行为的举措,同时在实践中,无论中西医均出现了医疗纠纷大量涌现的情况。在此期间,中医不仅要面临时代的剧烈变迁,还要面临西学东渐带来的西医对中医的强烈挤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比起前辈,民国中医界面对的环境要复杂得多,不得不在痛苦与纠结中抗争。因此,民国中医医疗纠纷呈现出与古代医疗纠纷以及西医医疗纠纷不同的特点,相应地,民国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也有其独到之处。本文旨在研究民国中医医疗纠纷,以期对现今医疗纠纷的解决有所帮助。文章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资料研究的方法,资料来源包括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上海《申报》、《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共5辑,包括12万页资料）、“晚清期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相关论文、着作等。本文包括导言,一至四章以及结语。在搜集大量史料、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医医疗纠纷发生的历史,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形态,探究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法制背景与社会文化背景,根据案例等梳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解决机制,并结合明清医疗纠纷及西医医疗纠纷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本文导言部分以研究的缘起为始,定义了医疗纠纷的概念。在文献综述部分,列举了古代、近代以及现代有关中国古代医疗纠纷的研究情况;从民国时期的研究及现代的研究两方面梳理了对民国时期医事立法及医疗纠纷的研究情况。本文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研究的角度以及史料的完整性等方面对上述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议,上述研究存在研究制度史较多以及对中医医疗纠纷进行专门研究不足等情况。第一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形态,首先以案例的形式列举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形态,包括业务过失,非法行医,虚假广告,名誉权纠纷,诊金纠纷,假药、劣药及配药错误,诬告陷害,欺诈,共8类。文章以案件发生的时间为序,将本文涉及的从1911年至1948年发生的64件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汇总为表格,对案件的争议缘由、处理方式及结果做了简要说明,并对是否进行鉴定、鉴定者以及是否反诉、是否有律师参与案件等情况做了标注。表格中的内容显示,业务过失以及非法行医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案件的主要缘由。第二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既包括当时的法制背景,也包括民国时期动荡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民国时期,政府仿照西制建立现代卫生管理体制,加强了对中医药的立法及行政管理。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的卫生行政体制基本是模仿西制的,所以整个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真正地设置专门的中医管理机构。虽然1937在卫生署下设置了中医委员会,但实际上有职无权,形同虚设。即使如此,对于中医医疗纠纷的行政管理也并非由完全由卫生行政机关进行,因为专门的卫生行政机关地位变化频繁,独立的卫生行政机关与警察机关时分时合,形成了民国时期警察机关大量介入中医医疗纠纷的独特景象。民国时期颁布了大量涉及中医的卫生行政管理的法规,虽然这些法规良莠不齐,但总体而言对建立合格的中医队伍、预防医疗纠纷的产生具有积极意义。在民国之前,我国几无对中医资质的管理规定,民国政府将中医的资格的取得以及开业纳入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中。总体而言,对中医登记资质的要求比较宽松。中医行医过程中,不仅要遵守中医药法律,也要遵守其他法律,否则既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也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在司法制度方面,民国时期各项司法制度的进步,大大方便了医疗纠纷的双方进行诉讼,这也是较之以前民国时期医疗讼案数量激增的原因之一。同时,医界对于国家的司法制度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在尊重国家司法制度的前提下,对于涉及医权的司法制度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也为在医疗纠纷中保障医权做了不懈努力。在文化背景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医开始了政治边缘化,这些原本应该受人尊敬的人,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医界的境遇与当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战乱的影响、混乱的治安、萧条的经济、西医的打压以及政府的压制,都严重恶化了中医的生存空间。对于各方面的压力,中医界并非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种种自救措施。第三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医疗纠纷的解决是多方参与的结果,除了当事人之外,国家权力、医学团体、医界同行、律师、媒体、患方的亲朋好友甚至社会人士都可能对纠纷的解决产生影响。在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医方主要为医生个体,未见以中医院为当事人的医疗纠纷。患方虽然来自于各个阶层,但是有着共同的特点——对医生缺乏信任、告医踊跃。对于这样的患者,中医们也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预防纠纷,亦会采取呼吁保障医权、求助法律、聘请律师等手段以保障自身权利。参与解决医疗纠纷的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管理相关的行政机关等,即使卫生行政机关独立于警务系统后,两者在管辖权上仍有交集,两者联合办案的记录并不鲜见。由于民国的保甲制度的存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也会出现保甲人员的身影。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医界团体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中医团体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了保障会员权益、为医疗案件提供医学依据、为会员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等作用。当然,众多中医团体之间也存在问题,最突出的是党争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案件鉴定的公平性。在其他方面,由于律师具备法律知识,记者易于控制舆论,律师与媒体在医疗案件的解决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另外,中医同道以及案外民众等也可能以检举人或者诉讼参与人等的身份影响纠纷的解决。在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方面,最为剧烈的方式即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国时期中医医疗讼案呈现如下几个特点:自诉案件所占比重较大,反诉的情况较多,少见民事诉讼（多为刑事诉讼,且多为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医方败诉情况较少,涉讼患方阶层广泛,争议内容涉及产科及儿科的情况较多。相较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对中医医疗纠纷的处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更胜一筹。除此之外,我国民间向来有调解息讼的传统,这一传统沿至民国时期仍在发挥作用,只是途径有所改变。民国时期的调解与和解,既有自行和解、社会调解、中医团体调解等民间行为,也有调解委员会调解、法院的诉前调解与诉讼中的和解等官方行为。鉴定也是许多医疗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中医的特殊性,其鉴定方式、鉴定机构与西医不同,呈现出其特有的鉴定风格。记录完整的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案例并不多见,本文选取两例记录比较详尽的案例进行了分析,为了解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微观、直接的视角。第四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特点,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无论是与明清相比还是与民国时期的西医医疗纠纷相较,都有其鲜明的特点。纵向上看来,中国的医患关系越往古代似乎越和谐,至明清时期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疗纠纷逐渐增多。与明清相比,中医医疗纠纷在民国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现为医疗纠纷数量急剧增多、医疗纠纷种类多样、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丰富。这些转变发生的原因包括:患方对医生的态度发生转变、熟人社会的转变、法制的进步、媒体及医学团体等的兴起等几方面。横向上看,民国时期的中医医疗纠纷与西医医疗纠纷亦相差巨大,差异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为诊疗场所不同、患者地位不同、观念差异等方面的医学模式的差异,其次是中西医与传统社会关系不同,作为舶来品的西医面临着解决水土不服、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困境。再次,中西医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不同,同源于西方文化的西医,与西方法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中医却在鉴定和审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民国时期,尽管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对于医患双方而言有着颇多的无奈与不公,但随着法制进步、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也发展出了既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也力求适应现代法律制度的多种解决路径。对后世而言,民国时期的中医界及法律界一步步探索着发展之路,为后世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了经验。
郑言[7]（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崔良晓[8]（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刘洋[9]（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提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胡永干[10]（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文中认为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核心方针政策为引领,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为纵,以各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为横,以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沉浮转换为暗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为明线,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未来战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由沉到浮,由落到起的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医药的使用,并在应用中医药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医药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医药的实践认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医药实践认可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可,形成“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药作为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保护和改造中医药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对否定中医药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和调整,以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调整恢复中医药政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可,确立“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中医药事业复兴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这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束语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开展本研究的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概括,对中医药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该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梳理,指出近代中医药发展呈现出被消灭还是继续发展两种不同命运趋向,而废除和消灭中医药成为影响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主线;提出近代以来国家贫弱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是造成歧视和否定中医药的根源的观点;总结了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为后文阐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坚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力量代表,是近代中医药事业光明历史命运代表埋下伏笔。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事业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彰显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是对中医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沉关切,更是改变中医药事业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主要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该部分按照从实践到政策,由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从总体上对民主革命时期“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中西医合作”方针的形成、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析,借以突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基于实践需要的主动适应性,以及注重中医药使用的特点,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中医药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迎来了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光明希望。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改造。该部分在沿袭从实践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基础上,依次考察建国初“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及产生原因;揭示中医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探究该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着重阐发“团结中西医”方针所包含的对中医药进行保护、改造、提高的政策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待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中医药才终于摆脱濒临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五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和推广。该部分沿袭前两章的分析模式,从改革开放初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历史特点;注重阐发“中西医并重”方针所包含的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涵;分析该方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受歧视、被消灭的历史命运,代之以发展复兴的历史命运。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其经验主要包括: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采取保护和扶持中医药的政策;坚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其教训主要是: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不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以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其启示主要是:党和国家要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l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等。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立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着眼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和复兴。从当前中医药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特色淡化等突出问题出发,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采取的战略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正确处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推进形成中医药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中医药宣传,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举措,为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借鉴,旨在通过该部分内容与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相呼应,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历史事实。
二、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内容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教育转型的外因 |
| 1.1 西医教育的全面渗透 |
| 1.1.1 中医教育权的丧失 |
| 1.1.2 “向西学”的教育 |
| 1.2 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 |
| 1.2.1 高等教育体系的规范 |
| 1.2.2 对立案的强制性要求 |
| 1.3 军政事件的冲击 |
| 1.3.1 易帜事件 |
| 1.3.2 中原大战 |
| 1.4 新教育运动的影响 |
| 第二章 教育转型的内因 |
| 2.1 中医研究效果的不理想 |
| 2.1.1 研究与教育的关系 |
| 2.1.2 研究效果的不理想 |
| 2.2 集权与自治间的冲突 |
| 2.2.1 集权的正负效应分析 |
| 2.2.2 “驱逐校长案”及影响 |
| 2.3 学生对中医教育的不认同 |
| 2.3.1 医学教育基础 |
| 2.3.2 西医课程的设置 |
| 第三章 微观层面的变迁 |
| 3.1 中医教育时期 |
| 3.1.1 中医为主的课程 |
| 3.1.2 西学化的教员队伍 |
| 3.2 中西医教育时期 |
| 3.2.1 混杂的课程设置 |
| 3.2.2 高比重的中医教员 |
| 3.3 西医教育时期 |
| 3.3.1 完全西医课程的安排 |
| 3.3.2 重视留日教员的结构 |
| 第四章 中观层面的变革 |
| 4.1 以西医促中医的教育 |
| 4.1.1 普及性的教育 |
| 4.1.2 研究型的教育 |
| 4.2 中西医共存的教育 |
| 4.3 完全西医的教育 |
| 4.3.1 教育部立案 |
| 4.3.2 首次尸解课 |
| 第五章 宏观层面的改变及影响 |
| 5.1 学校治理模式的骤变 |
| 5.1.1 官员治校的形成 |
| 5.1.2 官员治校到教员治校 |
| 5.2 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 |
| 5.2.1 组织结构的形成与转变 |
| 5.2.2 简单到复杂结构的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附录 |
（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 一、自然条件 |
| 二、政治生态 |
| 三、农民生活 |
| 四、社会文化 |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 (二)禁烟禁毒 |
| (三)树立模范 |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 结语 |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形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分类 |
| 一、业务过失 |
| 二、非法行医 |
| 三、虚假广告 |
| 四、名誉权 |
| 五、诊金纠纷 |
| 六、假药、劣药及配药错误 |
| 七、诬告陷害 |
| 八、欺诈 |
| 第二节 对中医医疗纠纷形态的分析 |
| 一、本文涉及的案例汇总 |
| 二、对中医医疗纠纷形态的简要分析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法制背景 |
|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立法与行政管理 |
| 二、司法制度概况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背景 |
| 一、混乱的医界 |
| 二、动荡的时局与治安 |
| 三、中医存废的争论 |
| 四、无处不在的竞争者 |
| 五、政府的压制 |
| 六、中医的自救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 |
| 第一节 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参与者 |
| 一、医方与患方 |
| 二、国家机关 |
| 三、中医团体 |
| 四、律师与媒体 |
| 五、其他人士 |
| 第二节 中医在纠纷过程中对自身权利的保障 |
| 一、保障医权 |
| 二、运用法律、聘请法律顾问及律师 |
| 第三节 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 |
| 一、进行诉讼 |
| 二、由行政机关处理 |
| 三、调解与和解 |
| 四、医疗损害鉴定 |
| 五、从两个案例看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特点 |
| 第一节 与明清民间医疗纠纷相比较 |
| 一、明清的民间医疗纠纷 |
| 二、中医医疗纠纷从明清至民国发生的转变 |
| 三、中医医疗纠纷从明清至民国发生转变的原因 |
| 第二节 与民国时期西医医疗纠纷相比较 |
| 一、民国时期西医医疗纠纷的概况 |
| 二、民国时期中西医医疗纠纷的差异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转型时代中的“新中医” |
| 第一节 步入转型时代的中医 |
| 一、确立医疗地位的西医 |
| 二、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 |
| 三、中医界的抗争运动 |
| 第二节 革新中医的“新中医”群体 |
| 一、支持中西医汇通 |
| 二、主张中医科学化 |
| 三、维护传统中医 |
| 第二章 “衷中参西”:秦伯未的中医观 |
| 第一节 秦伯未的中医之路 |
| 一、成医历程 |
| 二、职业生活 |
| 三、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医学主张 |
| 一、崇尚医籍经典 |
| 二、注重临床实践 |
| 第三节 衷中参西的中医观 |
| 一、整理中医,融会贯通 |
| 二、中西汇通,改造传统 |
| 第三章 培植后学:秦伯未与中医教育 |
| 第一节 从“医派”到“学院派” |
| 一、传统中医教育样貌 |
| 二、近代中医教育生存环境 |
| 三、走向学科建制的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教育实践 |
| 一、投身院校教育——以上海中国医学院为例 |
| 二、创设其他教育形式 |
| 第三节 秦伯未的中医教育思想 |
| 一、衷中参西,革新教育 |
| 二、躬身教育,指导后学 |
| 三、关注社会,重视宣传 |
| 第四章 中医知识传播:秦伯未与中医期刊 |
| 第一节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
| 一、振兴中医的“期刊热” |
| 二、秦伯未主办的中医药期刊 |
| 第二节 完备期刊运营 |
| 一、秦伯未的期刊编辑思想 |
| 二、中医书局的期刊群效应 |
| 第三节 期刊作用下的近代中医发展 |
| 一、构建公共学术空间 |
| 二、整合中医药资源 |
| 三、形塑大众卫生观念 |
| 第五章 结群聚力:秦伯未与中医团体 |
| 第一节 秦伯未参与的中医团体 |
| 一、上海中医学会 |
| 二、中医指导社与中医世界社 |
| 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 四、上海国医公会 |
| 第二节 中医团体的作用 |
| 一、期刊互动,密切联系 |
| 二、保障同业,敦促学术 |
| 三、凝聚力量,抗争请愿 |
| 结语 秦伯未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转型 |
| 附录 |
| 附录一: 秦伯未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秦氏着述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中医及中医学 |
| (二) 中药及中药学 |
| (三) 中医药及中医药事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 简要评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基本框架 |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第一节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及特点 |
| 一、中医药具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 二、中医药长期以来对保障中国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 |
| 三、中医药具有便、简、验、廉的特点 |
|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否定中医药的思潮 |
| 一、西医的传入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出现 |
| 二、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发展 |
| 三、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认识根源 |
| 第三节 近代维护中医药的抗争 |
| 一、民国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中医界的抗争 |
| 二、废止中医案及中医药界的抗争 |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及启示 |
| 一、废除还是发展: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 |
| 二、民族自卑与文化自卑: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根源 |
| 三、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要求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 |
| 一、近代中国疾病多发 |
| 二、西医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
| 三、发展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
|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 |
| 第一节 “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 |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 |
| 一、根据地建设和社会改造 |
| 二、边区的中西医矛盾和分歧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四、“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过程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一、提倡和鼓励使用中医药的最初规定 |
| 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医药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 |
| 四、中药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四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与改造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
| 二、“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 |
| 一、“封建医”还是“伟大宝库”——对中医药认识的分歧 |
| 二、从中医学习西医到西医学习中医—对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中医药方针政策的贯彻及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一、过渡时期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与推广 |
| 第一节 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 |
| 一、恢复党的中医药政策 |
| 二、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 三、整顿中医医院及教科研工作 |
| 第二节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依靠三支力量,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形成 |
| 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
| 三、“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内涵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 一、中医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
| 二、农村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发展 |
| 三、中医药立法持续推进 |
| 四、中医药在医疗改革中的特色优势得到发挥 |
| 五、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
| 六、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产业广泛发展 |
| 七、中医药文化受到重视 |
| 八、中医药国际化深入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意义 |
| 一、根本改变了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二、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路径选择 |
| 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载体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 |
| 一、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
| 二、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教训 |
| 一、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 |
| 二、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不能用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
| 一、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
| 二、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 |
| 结束语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思考 |
|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二、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 |
| 三、推动形成中医药法律体系 |
| 四、做好中医药宣传,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D]. 赵晓云. 山西大学, 2019(02)
- [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6]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D]. 阎婷.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
- [8]“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9]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10]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D]. 胡永干.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