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显良：“江湖经济”嘲讽规则

一、张贤亮: “江湖经济”嘲弄规则（论文文献综述）

汪大贺^[1]（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王雷^[2]（2020）在《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90年代创作至今,毕飞宇一直致力于对权力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执着的批判,在不断的思考与批判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园地——“王家庄”,也找到了一条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他有意对关于权力的宏大叙事文学传统进行消解,褪去权力的凶残暴虐色彩,将权力的表现方式与两性日常生活进行严丝合缝地匹配,从而表现为一种细碎、神秘、深入人心的威慑力量。他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敏锐的文学视野发现,当“人在人上”的这只“鬼”作用于两性关系时,之前平淡缓和的相处氛围会产生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压迫与受迫、攀附与被攀附等等。本论文阐释了毕飞宇小说重视权力渗透两性关系书写的原因,梳理了毕飞宇小说中两性关系书写的特点,分析了毕飞宇小说权力作用于两性关系的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了作者的文学表达意图与现实书写意义。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绪论部分对选题意义进行了阐释,简要界定了“两性关系”和“权力”两个概念的内涵,同时结合学术界对毕飞宇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不足,肯定研究方向。第一章结合毕飞宇个体生命记忆与成长经验,创作观念以及创作实践的转变,对社会文化语境的体察以及权力、性别和文学的内在联系,对毕飞宇重视权力渗透下两性关系书写的原因进行探寻。第二章梳理毕飞宇两性书写当中权力施压的文本表现。通过多种权力交织下的女性生存面相描绘、中国传统思想与权欲结合下的鬼胎塑型以及性别主从关系的置换,来梳理毕飞宇笔下由权力统摄的两性关系书写的特点。第三章探寻权力异化两性关系的运行机制。从权力的生产、覆灭与运作,权力对爱欲的控制角度出发,深入地解析权力对两性关系的作用过程,厘清权力的运行脉络,对权力异化本质进行更加系统地认知。第四章剖露毕飞宇小说中权力异化两性关系书写的意义。以人物悲剧命运根源深掘、知识分子救赎逻辑解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文化反思为切入点,正视毕飞宇两性书写的客观实在意义。结尾部分在总结毕飞宇权力渗透下的两性书写的同时,指出了其创作中的一些瑕疵,并充分肯定了毕飞宇小说权力异化两性书写的深刻意义和独特价值。

方冰玉^[3]（2020）在《新世纪中国黑色幽默电影研究》文中指出在消费社会,喜剧电影由于其制作成本小,娱乐性和商业化气质明显,逐渐成为商业电影中的中流砥柱。但在喜剧电影盛行的今天,喜剧电影的水平却泥沙俱下,显得良莠不齐,且呈现出媚俗化和肤浅化的倾向。而黑色幽默是一种特殊的幽默,它打破了悲剧与喜剧的界限,将荒诞与现实相结合,在极端的荒谬中表现世界的非理性本质,是对传统喜剧美学的发展和变异。黑色幽默电影更是继承了黑色幽默美学的批判意识,不仅在影像形式上对传统喜剧电影实现了继承和超越,而且着力于关注当下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弊病和时代症候,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黑色幽默电影可以也应当作为喜剧电影发展的方向和范式。本文分为绪论和四个章节,主要从四个维度对新世纪以来的黑色幽默电影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首先,在绪论部分,对黑色幽默做了具体的概念界定,并对学界所持的两种观点“黑色幽默类型说”与“黑色幽默风格说”进行分析论证,对黑色幽默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和辨析。其次,从四个章节来具体对新世纪以来的黑色幽默电影进行研究。第一章从历史维度出发对黑色幽默文学流派的起源、传入与电影美学的风格变化作出系统性的历史回顾,全面了解黑色幽默的源起与演变过程,以便更好地把握当代黑色幽默电影的文化脉络。第二章从创作维度出发对黑色幽默电影的影像形式作出具体分析,从叙事结构、叙事技巧和声画组合三个方面全面分析黑色幽默电影的艺术创作,把握其形式特点。第三章从文化维度出发探索黑色幽默电影的文化意识,从封闭空间的展现和封闭空间下的人物形象两个方面分析黑色幽默电影对当下社会的文化批判与反思,总结其文化价值。第四章从观众维度出发分析黑色幽默电影给观众带来的审美期待的突破、情感体验的复合性以及对观众集体心理意识的呈现,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总结黑色幽默电影在审美体验上对传统喜剧的颠覆与超越。最后,在结语部分,对黑色幽默电影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思考未来黑色幽默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吴丹^[4]（2018）在《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文中提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新媒介的影响下,社会的转型已经成为不争的文化事实。新媒介的全方位渗透,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多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对世界的感知。在强势的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艺术审美表现形式之一,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由此,以新媒介为出发点,研究当下文学自身如何存在以及其存在状况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把文学置于新媒介的视域下进行考察。笔者结合新媒介及其语境延伸所形成的“媒介文化”进行考察,以见出文学得到新媒介助力得以膨胀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商业性市场等因素;第二,对文学转向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进行研究,考察新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三,对文学主体的转变进行研究。在文学中,无论是作家、作品或是读者,都处于世界之中,都离不开主体。因此,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都来自于主体之于世界的关系之中。基于以上思路,全文的具体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绪论中,主要阐述了本文对于“文学”、“文学研究”内涵的理解,并对研究对象的范畴进行界定,在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空间及其价值所在。第二,在第一章中通过“走进中心的新媒介”、“新媒介下的文化语境”、“文化生产机构的转变”等方面,指出随着新媒介的技术发展,新媒介权力的日益扩展使得大众化的文化语境得以生成,新的文化格局得以形成。第三,通过艺术家←作品→世界这一场域,分析新媒介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自身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认为在新媒介的作用下,文学也呈现出“大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日常生活”为表征。借鉴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本文把当下文学的“日常生活”存在形式分为“文学的自在存在”和“文学的自为存在”两个方面。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及其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认为在新媒介时代中中国当代文学在“日常生活”的表征下,其实质是激发人的物质“欲望”需求和精神的“欲望”诉求。相应地也反映出新媒介下文学的自由性和不自由性。第四,通过欣赏者←作品→世界这一场域,阐述了文学受众对新媒介的接受方式及产生的心理机制转变,探讨了文学受众脱离了传统阅读的范式而产生新的特征。在这里,阅读的“主体”作为更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此在”,成为“大众受众”中的一员。经过以上具体的探寻、分析,本文认为:第一,从文学自身来看,在新媒介“权力中心”的语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已经逐步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现实”成为了作家热心注目的问题,“写实”也成为了相对应的叙事策略。同时对这一文学变化,本文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从“去历史化”到“务实”的转变,这一去魅的本身客观上是否也落入了另一种“魅”的圈套?第二,从文学和新媒介的关系来看,新媒介使文学自身有了全新的维度,促进了文学的形式多样化和个性丰富性。同时也指出,无论新媒介给予文学以多大程度的“自由”,但在大众媒介的笼罩下,文学“写什么”、“怎么写”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大众媒介的积极参与和呼应。第三,对新媒介下的文学如何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认为文学存在的本质乃是人对自身所在的世界中的反思,新媒介下的文学存在之核心在于生命如何在“自在”之中保留“自为”,在于如何在“自在”和“自为”之中走向人类的“为我们存在”。

陈蘅瑾^[5]（2017）在《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反讽成为了一个不曾退场的存在。本文通过对反讽概念与反讽理论较为系统的梳理,在大量阅读文学文本的基础上,以反讽作为作品的视点,分析西方反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的新质和魅力,认为当代文学中反讽的实质是完成了文学中主体话语系统的转换,拆解曾经的一元话语体系,实现了五四以来现代性启蒙话语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话语等多元话语在文学世界中的共生与共存。引言部分从西方的反讽与中国讽刺的比较入手,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意识的弱化对于反讽在中国本土的产生所形成的制约,进而阐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极大促进了反讽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第一章从反讽概念的衍变入手,探讨反讽理论的构建过程,并对西方反讽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确认反讽作为沟通中西方文艺理论与思想的桥梁的价值所在。第二章通过1978年以来对于西方反讽理论的阐述的梳理和当代小说反讽批评实践的概括,旨在说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所具有的独特性。第三章从人物命运、政治文化的语境、语言反讽等方面进行分析,归纳出王蒙小说反讽具有的质疑与守护的双重性。第四章以王朔的作品为主要分析文本,通过作品中特殊的人物群体以及他们拼接式的语言,概括王朔小说反讽具有的颠覆崇高的特征。第五章则以王小波的作品为个案研究,通过分析,归纳其作品反讽所具有的笑谑中解构与理想追求相互融合的特征。第六章则从民间叙述视角展开对于刘震云小说中反讽特征的研究,认为刘震云的小说反讽完成了崇高的主体想象与琐碎的日常生活、宏大的历史书写与卑微的现实存在、喧闹的现实与民众的孤独灵魂的张力叙述。第七章从寓言叙述、反讽结构与反讽语言三个维度分析阎连科的小说,归纳其小说反讽具有的在革命乌托邦中叙述反乌托邦的锋芒与柔情的双重性。第八章则以米兰·昆德拉和马尔克斯这两位西方的反讽小说大家为着力点,梳理中国当代小说家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着力分析中国当代小说家在小说反讽手法的运用对于西方反讽小说接受并融会贯通的过程。结语部分则对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同时分析了中国反讽小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徐幼雅^[6]（2016）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中产阶层”影像》文中提出本文通过电影文本探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产阶层”形象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电影在建构与表达这个群体时所呈现的变化轨迹。“中产阶层”是指在市场资源配置与社会纵向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介乎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其包含的群体在不同时期可以变化；同时社会意识中的“中产阶层”是官方话语、媒介话语和艺术文化实践共同建构的产物。运用这一概念可以透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分化,分析的过程关涉到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思潮迭起的文化氛围、新意识形态形成、大众文化、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等诸多现象。论文第一章讲述中国语境中“中产阶层”的内涵。“中产阶层”概念被官方接纳、被媒体和学界宣扬,显示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变化。艺术创作领域对于“中产”群体的理解和创作实践,是参与“中产”一词文化建构的重要力量。第二章论述了八十年代电影中对于中产群体的压制态度,本章追溯了八十年代电影中阶层变迁、个人主体意识觉醒、自我价值实现这些核心概念被书写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没有给商业经济、个人欲望以合理位置,力图改变个人阶层位置的主人公被放在传统道德、爱国主义的对立面,在市场经济中合法获利的个体工商业者也未获得社会肯定。第三章讨论的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兴起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电影作品对“中产”群体的复杂态度。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秩序调整使知识分子、商业精英、政府干部、个体商贩、有闲“顽主”等群体重新站位,个人主体意识确立,物质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得到认同,知识分子退居边缘。第四章探讨中国电影进入WTO、面临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中产阶层”形象及其附带的“中产趣味”,成为主流商业电影的表现对象。这类电影“想象”了中产群体享乐与炫耀的生活方式,虽然获得了票房丰收,却失去了直面中国现实的能力。

徐文谋^[7]（2014）在《中国新时期法制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新时期法制小说是指以直接或间接法制叙事为视域的小说，包括“大墙小说”、公安小说、反腐小说和涉法小说四大板块。新时期法制小说在传承我国古代公案小说、近代侦探小说及当代法制小说，借鉴国外侦探、惊险小说的基础上，经过政治叙事、英雄叙事和多元化叙事三个发展阶段，形成自己鲜明的叙事特征，开创了繁荣的写作局面。相对于小说写作，学术界和评论界对其研究则相对薄弱，除了近几年的反腐小说研究文章较多之外，对其它板块的研究还很不够，更缺乏系统的、整体的、宏观的剖析和研究，成果十分欠缺。基于上述状况，本文意图通过相对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厘清它们的整体面貌与特质，包括其发生与演变、共性主题和特征、叙事策略得失、写作现状与走势等；二是定位它们在新时期和当代文学语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阐述其特有的文学意义，提出对当代文学写作的启示，从而呼唤学术界对法制小说研究给予应有的关注。为此，本文采取的切入点和创新之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整体性。在以往的零碎篇章和个别论着里，法制小说事实上等同于公安小说的概念，局限于刑侦破案为主要叙事内容，这无法囊括新时期多个不同的写作板块和众多的叙事现象，无法从整体上总结其特征，发现写作的规律性和成败得失。我们将不同时期的各类法制小说写作进行梳理、归类，并且统一到法制小说的大范畴之中，对其做出整体的观照和分析，从宏观上能够把握其面貌。二是，文本性。现有为数不多的法制小说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比较僵硬机械的政治标准、阶级分析和社会批评，以及比较老套的内容与形式要素分析，缺乏时代性和文学性研究。我们试图从文学性的角度，分析新时期法制小说的共同特征和得失，包括对其主题意蕴方面表现出的共同价值取向的探讨，包括了对其自觉的宏大叙事路线选择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一方面，使我们明了在当代边缘化和私人化叙事盛行的潮流下，法制小说宏大叙事的优势和可贵；另一方面，也清楚法制小说在纯文学性书写上的不足，提示今后的法制小说写作能够扬长避短。三是，比较性。将新时期法制小说置于近代以来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起伏波折中，来观察它对文学历史使命、启蒙主义精神的坚守；将它置于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世界文学语境中，观照新时期法制小说对现实主义写作灵魂和审美趣味的发扬，从而正确认识和估价其文学地位和价值。四是，启示性。我们研究的一个核心落脚点就是通过全面的描述分析和纵横向的比较，发现法制小说写作的时代性、现实性、启蒙性等，揭示其重返中心的姿态，显示出与当代及当下写作的差异，从而指出它对当代文学写作的重要启示。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对新时期法制小说的概括性描述。首先在梳理各类涉及法制的小说名称基础上，对法制小说的外延和内涵加以厘定，从而得出法制小说的概念表述。其次是从它对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传统的继承，对异域侦探小说的借鉴，理清其发生和形成的脉络，并且明了与国外法制小说的差距。第三是对新时期法制小说进行阶段划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政治叙事、80年代中后期的英雄叙事和进入20世纪多元化叙事三个阶段，简要分析各个时期不同的写作面貌和特征，有利于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它。第四是在罗列和分析了众多法制小说写作现象之后，根据其创作倾向的差别，总体上把它分成四大板块，即反映“文革”时期劳改监狱生活的“大墙小说”，以刑侦为主要内容的公安小说，描写官场和腐败犯罪的反腐小说，以及表现普通人涉法生活的涉法小说。第二章，主要是分析和提炼了法制小说共同的主题倾向。一是通过政治批判和社会观察与思考，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包括对政治生态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焦急、对世态变化的担心、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体现了写作者鲜明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二是通过树立和歌颂英雄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情结，包括了政治英雄、理想英雄和平凡英雄三种形象塑造，体现出作品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惩恶扬善的道德示范。三是建立在国民教育和体制机制、法制文化反思基础上的启蒙精神，包括了价值引导、道德教化、犯罪警示、文化批判，从而起到教育民众，弘扬法制意识，加强道德引领的文学效用。四是建立在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高尚精神追求基础上的理想元素，包括了作品中凸显出来的理想信念，彰显出的公平正义价值理念，讴歌的美好人性、人情和爱情，以及对美好未来和法制理想的呼唤与信心。第三章，主要是分析和总结法制小说宏大叙事策略和存在的不足。一是归纳和挖掘了法制小说宏大叙事的标志和内在追求，集中体现在较为明显的传统写作范式，体现在叙事背景、叙事角度、人物塑造和情节架构等方面。第一，它往往紧贴着宏大的历史和时代语境来叙事，善于突出激烈的各类矛盾冲突，表现出现实生活的强度和张力，同时通过运用各种宏大意象和营造高远意境，以及激越凝重的语言风格和叙事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宏大叙事格局。第二，它往往喜欢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作者始终在场，而且不回避对叙事的主观态度和评价，具有外露、直接的感情倾向，这也是宏大叙事的标志之一。第三，它采取了恩格斯所强调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手法，注重在复杂、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去刻画人物，注重叙述人物的成长历史和性格形成历史，描写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从而塑造出真实、立体的人物典型形象。第四，它大多采取了传统的情节架构模式，善于制造悬念，通过悬念、情节突转、悬念破解三个环节的循环设置，来达到法制小说的情节起伏与激烈效果。二是分析和描述了法制小说宏大叙事主流之外的叙事尝试，包括对现代主义小说写作技巧的借鉴与探索，作为宏大叙事的一种有益补充，如纪实性叙事、心理叙事、荒诞叙事、互文叙事、含混叙事等的尝试与努力，丰富了新时期法制小说面貌。三是指出法制小说宏大叙事的缺陷和不足，包括过度的主观介入和写作者的直接评判过多，使得小说叙事过于直白、简单；对生活的反映停留在表面化、现象化，对时代的本质、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向、生活内涵和文化底蕴等发掘表现不深入、不浑厚；存在着人物形象概念化、脸谱化、雷同化的倾向，以及情节结构模式化、定型化的弊端；语言艺术性不足，直白、大众化有余，语言张力与艺术性欠缺；不少的法制小说写作还有媚俗化、娱乐化和消费化的倾向等。这些不足，限制了法制小说表现生活的力度、厚度和艺术意味。第四章，主要是总结和归纳了法制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给我们写作的启示。这种价值，一是放在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充分认识到我国百余年来断断续续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没有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的当代文学不能舍弃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责任担当，不能放弃启蒙主义教育的文学使命。这正是法制小说所坚持、所遵循的，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广大受众需要的选择。二是，放在20世纪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框架下，分析和看待法制小说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坚守，显示出它立足现实社会、为人生而写作的可贵品质。三是，从法制小说写作的现实生活转向和传统文学写作的回归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它对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传承和现实主义写作的坚持。这主要体现在它对时代主流和声音的反映，对公共话题和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等人类终极价值意义的追求，以及它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对中国作风和气派的传统审美弘扬，表现出法制小说在当代文坛的特别之处和珍贵之处。最后，在前四章的分析与总结基础上，提出今后法制小说走向经典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一高标准和高目标的努力方向，期待能给写作者和研究者以提醒。

马芳芳^[8]（2014）在《80后文学叛逆叙事与传播途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80后文学作为一个以作者出生年代命名，做群体考察的文化研究，我们除了把它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大流中进行外还需要用一个整体的眼光将它搁置在全球化文化大视野下来考察。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至于陷入狭隘的文学评论的偏见中，在共时和历时共同视角下来审视这个仍在发展、变化、进步的群体文学。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发展，人们对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不再陌生，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的距离被拉近，全球化已经如期而至。中国的文化及其他被纳入其中，从全球化视角及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进程中，80后作家做为其中发展的一环在相同时代的物质与精神空间下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学叙事是我们本论文研究的重点。除此为了使80后研究更加系统，本论文还要对80后文学的传播途径也展开研究，使80后文学的研究更加整体和系统化。绪论部分谈及80后概念；选题原因；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外本论文共分为三章，分别从文化背景方面对80后文学产生的历史根源进行总论；80后文学的叛逆叙事；80后文学的传播途径三个大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章中第一节先是对80后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总论，再次从全球化的来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发展演变入手来看80后文学所处的地位。文化观念制约着文学的形式和发展走向，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已经被纳入全球化市场中，我们的文化观念也随着消费时代的文化趋同。这种消费观念改变虽然为我们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发展和选择，但是这种文化多元其实在集体性的因市场而主导的文化选择中成为文化趋同也是不争的事实。80后作为一代没有战乱和苦难历史记忆的文学群体，他们没有对民族责任的背负，也少了文化衰败的反思，良好和平的物质生活环境，让他们和市场经济保持天然的亲和力。因此他们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观念都受到全球化时代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文化选择大背景的直接影响。我们从世界和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两大方面总结出80后物质及精神生存空间。第二节先是讨论80后的物质生存空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产业中80后文学产生的起点“新概念作文大赛”与“萌芽”杂志这一文学载体进行研究；文化生产媒介的转变；及经济发展对上层建筑的决策制定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探讨国内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80后独生子女”寂寞；再次继续研究80后的精神生存空间：受西方影响产生的大众文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游戏精神；消费观念的改变等。通过对80后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空间的共同探讨，找到了产生80后文学的历史根源。第二章中主要研究80后文学叛逆叙事。第一节从叙事内容上入手，我们首先列出叛逆主题：反抗父辈的文化霸权；反抗学校模式化的学习生活；反抗虚妄、残酷的传统文化理念。研究过程中通过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相关叛逆叙事书写历史脉络，看不同年代时期相关的叛逆叙事，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更清晰分析80后和其他年代叛逆主题的不同之处，和他们独具特色的叛逆精神。通过此方法对他们面对不同事情中叛逆的具体表征进行分析。第二节我们研究除叛逆主题外，在叛逆叙事上，他们选择戏仿的方式对文学内容和形式进行颠覆性叙事。论文中分别选出韩寒和孙睿等人，对他们语言戏仿和对传统武侠小说创作模式的戏仿进行个例分析，以点带面进而更好的论述80后戏仿写作的叛逆、颠覆性叙事手段运用。第三节我们进行80后叙事形式的研究，和所有文学一样，80后的文学内容的表现也是通过文学形式来展开的。文体是在内容中展开的形式，它承载着文学想要表达的内容，一种文学体裁的形成是长期的创作实践的结果，被长期约定俗成规定下来具有基本的特殊要素结合体，80后一代人需要不一样的叙事形式来记录这些过程。除了传统形式上的文体外，作家叛逆思维方式外化的结果形成了对规范文体的颠覆与僭越的“跨文体”写作形式，这种跨文体写作形式是80后写作中主要的文体形式。因此我们需要梳理历史上对“文体”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理清文体概念，研究从文体的概念到文体所呈现的层面特征。明确文体概念才能更好的研究跨文体之后出现的新文体与传统文体的区别。明确文体概念和层次后再开始研究：受时代变革影响，主体审美内在的变化而产生的文学内容的外在形式的“跨文体”形式，我们需要使用语体学、叙事学、文化学等手段详细解读传统媒介下80后的特殊写作方式，看一代人思想、生活外化的文学内容是如何在叛逆叙事形式中形成的。除此还要分析80后文学中“跨文体”的形式特征：从打破传统文体边界，如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和融合新的非文学因素的文体形式如影视、网络、摄影、流行音乐、绘画。并对郭敬明——“跨世界系列”的跨文体范本个例进行从整体进入个体的系统研究。第三章主要针对80后文学传播方式进行研究，此研究使我们对80后文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和系统化，可观其文学生产的全部状态。现今文学的传播过程是越发重要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文学营销手段做为文学生产环节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在今天以市场为主的时代，发行量和销售业绩也成为一个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尺。因此对传播方式的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第一节研究文学的传播手段：是通过媒体进行的，而媒体作为交流和传播信息的平台，它由来已久，只要能为信息的传播提供载体就可以称为媒体，而介于信息源和信息接受者之间利用媒体来达到传播目的的中介称为媒介。它可以使个人也可以是机构或者是可以传播信息的媒体。我们按其出现的先后可以分为传统的第一媒介——纸质媒体，如报纸、杂志、书本到广播、电视；第二媒介以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多媒体互联网。第二媒介完成了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世界的消解，使任性得到释放，权威得到消解，解构了传统的个体存在方式，影响了社会阶级的构成，这使80后文学生产中传播机制的多样化形成。在多种媒体和媒介的共同运作下，除了为80后文学取得巨大的市场效益外还为科技发展和其他的社会发展方面带来了进步意义。此章从80后文学生产中媒体传播机制的多样化到第二节的多媒体与市场合谋下的媒介景观入手，列举80后作家代表韩寒及郭敬明具体媒介景观个例进行分析，并总结出80后文学的传播途径。多媒介的应用和市场的完美结合及作家自身商品化的过程，都体现了“80后”文学生产中媒体传播机制的多样化的特点，应正了他们的文学是消费时代下的产物。结语部分通过以上三章的分析，纵观80后文学的叛逆叙事从叛逆叙事内容和形式到传播途径的基本样式。系统的了解80后文学和文学生产的整体性，评论80后群体的文学审美取向和文学走向，并对其文学价值进行评论。

陈进武^[9]（2014）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审丑,从曾经的不为人所接受到如今的炙手可热。这样一种鲜明而又强烈的反差现象,无疑是促人深思的。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审丑成型于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并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成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思潮。相较于西方文学审丑的起步早、发展快与成果多,中国文学的审丑则是晚近的事情。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当代文坛从形式到内容带来了新的生机。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与创作界对“丑”的态度转变,一些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描写丑,并由此掀起了审丑文学创作的高潮。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多元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坛呈现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尤其是各式各样的文学现象相继或同时登台亮相。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家们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从单纯的审丑到逐步转变为向审丑纵深处探寻的发展趋势。令人遗憾的是,审丑在当下文学发展的复杂语境之中的嬗变状况却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关注。鉴于此,我们尝试突破审丑研究的既有格局,确立中国当代文学审丑的整体研究视角,开拓一种新的审丑研究的学术范式。本论文既侧重从理论层面来加以深入阐述,又试图从文学本体角度研究小说审丑嬗变,尤其是从小说叙事等内部因素把握审丑的流变,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及发展提供一定的镜鉴。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第一章至第五章）、结语等三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我们着重考察、发掘与辨析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具体情况。前四章依次对小说审丑嬗变的文化层面（即“泛审美”）、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即“审恶”）以及小说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即“嗜丑”）等进行了重点探讨。第五章则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不同层面之关系、小说叙事伦理的新变等进行了整体的考察。导论部分对于审丑在中西方社会文化之中的特征做了一定的描述与判断,并明确作为本文研究课题的“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研究”的具体构成。这一部分就问题的缘起、选题意义与学术史价值、目前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反思、研究设想与学术目标等四个层面做了整体且充分地说明与阐述。第一章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审丑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梳理,以呈现出文学审丑“流动”的脉络。这一章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审丑嬗变演进的历时性寻踪,这又将按通常意义上划分的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三个阶段进行描绘与考察。但由于这30余年时间不算太长,加之这一时期文学现象与思潮状况尤为丰富与复杂,因此,我们划分的三个阶段的界限不可能径渭分明,而所梳理的线索只是特定阶段的突出与侧重。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力图理清“审丑”从新时期至今的衍化脉络,并确证了“审丑”嬗变的必然性。第二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文化层面的探讨。这一章重点阐述了“审丑”嬗变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的“泛审美”的具体状况。这又主要辨析了从“审丑”到“泛审美”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表现形态与演变的逻辑层面。特别是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审美主体的既“在场”又“缺席”、审美形态的“审美”与“欲望”的互渗,以及审美精神出现影像仿真的模糊化等表现。这样一种从“审丑”到“泛审美”的嬗变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一种新的美学的发生,但也恰是其本质的平庸性又使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含混”美学。第三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的探讨。在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如同打开的“潘多拉之魔盒”,各种“恶”的因素聚焦式出现在90年代以来的小说之中。这一章侧重考察了从“审丑”到“审恶”的嬗变情况。作为人性层面核心体现的“审恶”的表现形态与逻辑层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观照,即具象的社会表象之“恶”、潜隐的文化本质之“恶”,以及这两者终极指向是更为抽象的人性之“恶”。可以肯定的是,“审恶”事实上是在“解构”审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审丑之“重构”,这样的审丑“重构”更是对于当下审美的一种重构。不过,“审恶”本身就存在着深刻性与损害性并存的两面性。第四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的探讨。在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嗜丑”无疑是对于审丑的颠覆与解构。这一章主要分析了从“审丑”到“嗜丑”的嬗变情况,同样考察了这一嬗变的生成背景、表现形态及其逻辑推演过程等。在这一章中,我们分析了“嗜丑”是否颠覆与解构审美的问题,并重点阐述了“低劣之丑”、“颓败之丑”与“荒谬之丑”这三种表现特征。这些特征指向的是价值形态与精神倾向等意义之上的。正因为对于审丑的颠覆力最为强劲,“嗜丑”所具有的审丑因素最不稳定,它是始终处在一种价值泛化的混乱与无序状态,甚至是出现无价值或反价值的倾向。论文第五章着眼于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三个层面的共生联动及互反互现的情况,以厘清小说审丑嬗变中的特殊的、动态的交融状况。在这里,我们还辩证地探讨了由小说“审丑”嬗变延伸出的这样三个问题,即考察视角是文学性或民间性,反抗审丑的创作是审丑的或证美的,精神诉求是启蒙的或审美的等。从这些特殊的角度来探讨,既可审视与求证小说审丑嬗变的不同层面关联性,也能从具体创作中辩证看待审丑的嬗变。此外,我们还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与小说叙事伦理的新变问题进行了讨论,侧重从自由叙事伦理中的写实伦理与个体叙事伦理中的人性表达等两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本论文的结语部分,我们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形态及其审美特征做出简要的归纳总结。同时,本文透过小说审丑嬗变的现象,以展现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动向,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王萌^[10]（2013）在《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的研究中,官场小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不论从历史、美学、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生产的视角来说,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所展现的持续爆发力和复杂向度实在令人瞩目：官场小说不仅代表了文革之后文学重新转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它的出现和被忽视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论文在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借鉴和梳理的基础上,从官场小说的历史流变视角对“官场小说”进行了更为充分、更加细致的概念界定和学术厘清。本论文将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分为改革、反腐、原生态和新谴责四种主题类型,在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力图打破以往官场小说研究中古代与现代、高雅与通俗、写实与浪漫等价值判断的界限,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社会诉求、审美诉求和权力镜像等问题,努力挖掘出官场小说的本体论内涵,梳理出其类型演替的历史性规律,进而提供一种重估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独特视角。本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官场小说的勃发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已有的研究中有些研究方法陈旧,有些存在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使得官场小说研究远离创作实际,出现趋同、浅薄的倾向。因此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将现代性理论和类型化分析相结合,并借鉴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对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第二部分对官场小说热潮的历史文化缘由予以整体梳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官场小说”进行更为完整、更加严格的概念界定与学术厘清,并在现代性视野中对官场小说的历史流变和内涵予以辨析,阐释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是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政治与文学结合的选择。同时,官场小说的百年文脉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得以深入探究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原动力与本国传统、西方影响以及社会现状之间复杂的因应关系。本文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分为四种主题类型：改革主题、反腐主题、官场生态主题和新谴责主题,而这四种类型的官场小说揭示了中国文学在新时期重拾现代性的过程,以及分别代表了对文学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真理、正义、欲望和价值范畴——的批判性思考和叙事模式探索。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家群体因为受到国家政策和历史使命的神圣感召而对改革的书写热情高涨,加上官方以各种方式保驾护航,改革小说得以在当时的小说领域独领风骚,地位非凡。而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重新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和大团圆的结局,塑造了改革初期的经典英雄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文化、现代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是对民众的社会主义再教育和新启蒙。它全景式地为我们展现了官场小说在当代重拾以“五四”为典范的现代性中关于“真理”的这样一个向度,并自曝其弱点：一种对历史和真理的想象性预告和强迫式占有。它为我们讲述的其实是作为科学中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必然实现的故事,尽管这故事舍弃了现在,从过去直接跨越到了未来。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浪潮中,在中央反腐倡廉的号召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励下,反腐主题的官场小说应运而生。与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官场生态小说的饱受争议不同,反腐官场小说创造的经典“青天”形象,刚好击中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政府的政策命脉,不仅屡屡获得国家政府大奖,还在图书销售市场上大获丰收,成为民拥官爱的主旋律小说。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批极具正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对腐败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用文学创作进行及时的反映,意图表现和记录中国社会的反腐进程和作家与民众对这一进程的期望、认知和反思,从而达到以文学启蒙民众、批判现实甚至推动国家反腐进程的目的。但是在这一真实再现的过程中,宏大叙事对合法性危机的弥合、改革过程和反腐工程在人治与法治夹缝中的艰难困顿、民众对正义和秩序的愿望,却在小说文本的深层叙事中难以逆转地想象性生成,并成为官方至高无上权力的确证。这是政治转型过程中“肉身”沉重带来的迟滞、错位的焦虑和困惑,而这焦虑和困惑正是现阶段正义虚张的重要例证。第五部分审视了官场生态小说的兴起、叙事伦理、美学特征和现代性意义。官场生态小说被认为阴暗面暴露过多,没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但它却在文化产业化和商业文化的助力下逆势而上,在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它运用类似于“国画”技法的风格和反讽的手法将官场之“场”、权力焦虑和知识分子灵魂的堕落渲染地丝丝入扣,澹然有味,艺术上不乏亮点。而它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利用“文学想象”勾勒出现实生存图景中各色欲望的疆界和范畴,包括权力欲望、金钱欲望、爱恋和色欲等等。人人（不只是官员）在追逐欲望满足的道路上——从政治到情欲,从道德到商业——一往无前,难以止步,堪称一幕幕政治版的失乐园。在作家所构造的欲望迷宫里,欲望被不由自主地合法化,价值被不知不觉地悬置,政治的欲望和欲望的政治得以系统化。第六部分论述在互联网兴起和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信息时代,官场小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叙事新质,运用了大量新潮化、超现实的叙事技巧,充满了游戏化、欲望化、碎片化的叙事伦理和叙事秩序。因为同晚清的谴责小说一样,这些小说文本呈现出了一种嘉年华会式狂欢的戏剧性冲动,所以我们将之称为新谴责小说。这类小说的创作过程和叙事核心就是一种价值论的狂欢,折射了当前传统价值观崩溃,而现代意义上真正的科学、自由和民主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时,社会中一切都沦为可供消费的商品的社会怪现状。尽管它建立在对价值观的剧烈瓦解和颠覆的基础上,但是从相反的向度来讲,这正是新谴责小说在以价值为喻象用拆解的方法与现代社会沟通的策略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五四“感时忧国”传统的荒诞、消遣的现代性选择。结语部分总结凝炼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本文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使得四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命题得以尖锐化：一、重建文学典律的政治维度；二、重拾现代性；三、重建文学的社会责任；四、文学应该如何反映现实。这四个命题彼此勾连,环环相扣,既拨开乱象看清了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在之前三十年的小说文类中所留下的痕迹,确立了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使当代文学有望进入一个不同声音皆可得传的格局与视野,又以自身的创作实绩揭示了其作为一种类型化小说的经验和弊端,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普遍意义。

二、张贤亮: “江湖经济”嘲弄规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张贤亮: “江湖经济”嘲弄规则（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2）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中国黑色幽默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中产阶层”影像（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新时期法制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80后文学叛逆叙事与传播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张贤亮: “江湖经济”嘲弄规则（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2]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D]. 王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3]新世纪中国黑色幽默电影研究[D]. 方冰玉.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D]. 吴丹. 河南大学, 2018(12)
• [5]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D]. 陈蘅瑾.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6]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中产阶层”影像[D]. 徐幼雅.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中国新时期法制小说研究[D]. 徐文谋.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8]80后文学叛逆叙事与传播途径研究[D]. 马芳芳. 吉林大学, 2014(09)
• [9]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D]. 陈进武. 南京大学, 2014(05)
• [10]新时期以来官场小说研究[D]. 王萌. 山东大学,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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