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UM CONTENTS(2001)（论文文献综述）
岳雪[1]（2021）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内外学界,普京政治话语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级”话题。普京自2000年上任至今走过了20年的执政历程,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话语历经20年的动态发展建构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普京政治话语”,借助各种语言手段和话语实践呈现领导人政治文化观念的输出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是政治语言学框架下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基于文化观念理论衍生而出并应用于政治语言学之中。政治文化观念根植于政治话语当中,通过挖掘其中的社会实践应用揭示出语言背后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展现出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演化,每个政治文化观念之间不是孤立的,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整体。政治文化观念是在政治与语言的博弈中形成,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其总和构成政治语言世界图景,任何一个政治文化观念都是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的片段写照。政治文化观念贯穿于政治交际主体、政治话语实践和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这一动态的主体对话关系之中。从政治语言学视角出发,各国领导人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问题是跨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热点和趋势,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普京政治话语对内宣传政治理念,对外表明国家立场,对其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有助于掌握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理解俄罗斯政治赖以生存的社会实践,对我国政治话语建构以及政治文化观念传递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本文以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文化学研究理论为基础,以2000-2020年期间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和普京“直播连线”政治话语为例,借助语料库等研究方法,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动态剖析。本文三个研究问题之间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具体如下:1.在微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借助何种语言表达手段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呈现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具有怎样的主题分类?2.在宏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实践中体现的政治文化观念有何特征?其深层释义具有何种动态演化?最终生成怎样的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其意义建构如何?3.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何种政治现实,传递何种价值观?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为解决本文研究问题,我们根据文化观念理论、费尔克劳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及政治语言学研究方法建立本研究分析框架,分别从文本、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描写性与解释性的演化研究,具体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微观层面的文本分析维度,政治文化观念具有动态性,每一历时阶段都展示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属性,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趋势,不同主题分类的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分析得出结论:国家治理的分期与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分期存在潜在的联系,受到政治文化观念的内在驱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历时演化经历了从初步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历程,呈现出由内而外-内外并重-由外而内动态“回归”的历时发展轨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研究载体分为语言载体和言语载体,其中语言载体从不变性与可变性入手,主要包括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淡出,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新用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新词的产生和年度政治词汇的使用。言语载体从言语化分析入手,主要表现为政治交际方面的研究。此外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借助政治文化观念的周期变化、文化因素和语义元素三方面的语言表征类型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呈现。第二、在宏观层面的话语实践维度,通过语料库的话语实践分析,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特征主要体现为空间性、过程性、恒定性、普遍性、发展性与动态性,具体呈现为心理、属性、状态、行为、目标、范围、时间、空间以及方式等方面。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层释义主要围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强国主义”展开,重点论述核心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的动态演化。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核心在于人,主要探讨人-语言-政治世界的主体间对话关系,而从政治交际的角度则体现为发话人、政治文本/政治话语、受话人之间的主体间对话关系。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与意义是三维互动的共变关系,呈现为不同时期执政理念的变迁。政治文化观念与政治话语不是简单的映现关系,而是一种实现意义的互动关系。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并以政治话语为载体经历由深层到表层、由潜在到显现、由不可见到可见,由非言语化到言语化的动态过程: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或政治文本（内部言语——外化——外部言语——观念词载体）——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第三、在社会实践维度上,明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反映出的执政理念变迁以及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研究发现:政治文化观念动态演化经历了从萌芽到深入再到巅峰最后转向回归的动态发展轨迹,呈现为“形成崛起”时期——“稳定发展”时期——“普京思想延续”时期——“缓慢发展”时期——“保守回归”时期,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化观念“强国”——“民生”——“民族价值观”——“普京主义时期”的继承与延续——“梅普思维”时期的新发展与新举措——“爱国团结”——“发展”——“保守”的转变,同时也印证了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在具体政治话语中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和借鉴。
王东红[2]（2021）在《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我国公民具有良好的法治意识,特别是宪法意识。大学生作为我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青年群体,是当代中国学习、遵守、普及和维护宪法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未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宪法意识是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统领,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法律意识,是大学生关于宪法的知识、观点、心理和思想的总和。它反映了大学生对现行宪法和宪法实施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具体包括大学生对宪法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对宪法之治的渴望和践行的意志等。论文厘清宪法意识与法律意识、宪法意识与法治意识、宪法意识与公民意识、宪法意识与宪法思维、宪法意识与宪法信仰等相关概念的关系。揭示了宪法意识的横向结构,即包括宪法知识、宪法理想、宪法情感、宪法意志、宪法评价和宪法信仰六个方面内容。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宪法至上意识、党的全面领导意识、基本权利意识、权力监督意识和遵守规则意识。论文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及其培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等。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方面,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封建残余观念的影响和宪法未得到全面实施的影响等。学校因素方面,对宪法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主导师资力量不足、没有形成培育合力等。家庭因素方面,家长受自身宪法法律知识和宪法意识的限制,缺乏对孩子进行宪法意识培育重要性的认识;家长培养目标的功利性,缺乏对孩子个性自由的尊重;家长教育方式或溺爱或体罚,缺乏对孩子进行规则意识和监督意识的培养等。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主观原因主要是:宪法社会实践体验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确立,认识能力分析能力较低,缺乏学习和思考的主观能动性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论文认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进大学生宪法意识提高为目标,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大学生成长规律,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培育的过程。论文明确了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和原则。强调通过优化社会环境、加强学校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和强化自我教育四种途径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
宋雪珂[3]（2021）在《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时空演化》文中提出中国是东亚地区海陆兼备的国家,海洋已经成为延伸国家战略影响力的重要空间。国家对发展海洋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因此,探索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对当下建设海洋强国、复兴中华民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对未来国家向海发展、制定海洋战略、建设海洋强国的空间格局进行初探,并为周边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本文结合当前国内外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网络等理论与方法,充分考虑中国周边海洋地缘环境这一复杂地缘环境的现实状况,运用GDELT数据库、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进行定量测量,揭示其中存在的变化特征及问题。从时间与空间视角描述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情况,系统的阐述宏观与微观层面上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情况,从全局角度分析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并基于结果分析美国在中国及周边海洋国家间发挥的作用,结论如下:（1）1991-2018年,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总体上呈增长态势。根据演变特征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2000年、第二阶段2001-2009年、第三阶段2010-2018年。从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中美与中国周边海洋国家的事件关注度总和与事件影响力总和不断增长,国家间通过新闻事件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愈加密切。（2）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邻国地缘政治关系网络存在明显的空间格局特征。网络中的突出热点国家呈现出由中、美、日、韩、朝五国向中美两国转变的趋势。同时热点国家的影响力互动范围也表现出在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之间转变的特征,突出表现了中国周边海域空间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特征。（3）美国对研究区内其他国家产生的事件影响力和事件关注度均处于首位,是对中国及周边海洋邻国地缘政治关系作用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结合不同时期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特点发现其能够对区域内地缘政治关系演变趋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全龙杰[4]（2020）在《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国家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但人类生育水平的下降并未止步于更替水平。20世纪以来,人类生育水平的变动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同时出现了以极低生育率为主要特征的少子化问题。随着生育水平的广泛下降,人口学界关注的焦点也从控制人口增长逐渐转向维持适度人口规模、应对老龄化、恢复生育水平等问题。低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的趋势是本研究的宏观背景,而日本在当前及未来面临少子化问题的挑战则是本研究的具体背景。日本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自197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目前深陷超少子化的困境。长期的少子化给日本的人口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老龄化加速发展,同时还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者负担增加、市场规模缩小、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等问题。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已波及到政府、企业、个人等各个层面。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结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现了“未富先老”、“未富先少”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日本少子化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总结日本在应对少子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日本未来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为日本优化少子化对策提出建议;同时揭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为中国应对少子化问题给出政策建议。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共八个章节,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包括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未来趋势、成因、影响、少子化对策及其优化路径。第一部分: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论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并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界定了少子化与少子化对策、生育的相关概念、婚姻的相关概念等基本概念,重点阐述了生育分析理论、人口转变理论、中介变量理论、现代增长理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内涵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三章,依托日本二战结束以来中长期的人口统计资料,结合少子化的概念和少子化程度的判定标准,主要从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三个指标分析日本少子化的进程和现状,并展望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第四章,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三个角度入手,分析日本少子化的复杂成因。在人口层面,借助改进寇尔生育指数,分析日本婚内生育率和已婚比例交替主导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经济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养育子女的成本远超效用、年轻人的经济收入缺乏保障、工作和生活之间存在矛盾等;社会文化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婚外生育不被社会接受和支持、回避风险的价值观和对子女“过度负责”的育儿观等。第五章,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利用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分析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拉低实际GDP的增长率,抑制潜在经济产出。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直观地表现为造成人口负增长和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地方社会形态、影响思想状况和大众文化、阻碍传统文化传承、改变教育结构等。第六章,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将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历程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将其体系归纳为四个层次和三条主线。引入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构建少子化对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其创造良好婚育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增强婚育意愿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阻碍的拉动作用较小,对策内容向育儿支援过度集中,严重缺乏对婚姻的支援。第三部分:经验借鉴和政策建议（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首先分析中国的少子化现状与未来趋势,并与日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两国少子化的异同,最后阐述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第八章,结论和对策建议。首先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的少子化时间长、程度深,成因复杂且影响深远,其少子化对策值得肯定,但效果受限。然后对日本少子化对策的路径优化和中国应对少子化提出对策建议:日本应增加财政投入、调整对策配比、加大宣传力度和对策的强制力;中国应尽早应对,通过制定整体性的配套措施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开展,实现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处可能的创新:第一,目前国内对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研究多是针对少子化的某个要素,或少子化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影响展开,内容较为庞杂,且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日本少子化持续半个世纪,少子化对策实施30年之际,对日本少子化的缘起、发展和后果进行全景展开分析,从人口学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及少子化对策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第二,在少子化影响的研究中改进了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将少子化对经济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中分离出来加以单独分析;在少子化对策的研究中将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纳入少子化对策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政策工具和生育全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日本少子化对策进行了量化的分析。第三,本研究以日本少子化问题整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本少子化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讨论了日本少子化的成因和影响。同时,对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展开全面的评析,将其体系归纳为顶层设计、政策框架、综合应对、具体施策四个层次和经济援助、支援生育和育儿、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并将其演进历程划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综上,本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细致的针对少子化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后续少子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万真宜[5]（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观念学说在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融入了语言学诸多分支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融合的特性。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思想的“观念学”,仍致力于揭示“语言—文化—人”的相互关系,即如何通过语言表征展现思维方式的群体性特征。为进一步揭示这些群体性心智特征相互间的联系方式和大致形态,对观念的单独阐释和描写可转向观念阈研究,即观念集合在文化空间中的运作模式的分析。对于观念阈的研究,既可从民族语言文化共体的角度进行宏观审视,也可选取特定角度,对观念阈的某一侧面进行更为详细的阐释。本文选取了时间观念,作为观念阈分析的具体对象。多样的时间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既具有普遍性,又携带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基因,从而形成了各异的时间观念系统。时间观念在语言系统中,具有相对恒定和丰富的表征方式,传递着相关群体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结果;而由于时间分割方式的多样性,在各民族语言中,存在多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时间关键词,但这些关键词在相应的时间体系中的地位并不均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明确这些关键词在体系中的位置与分布,及其发挥的不同作用,方可了解相应民族时间认知体系的整体特征。因此,本文尝试采用观念阈理论对其进行具体分析。鉴于时间观念的语言表征、尤其是时间词在中俄两种语言中的繁复性与多样性,为更为直观地观察时间观念阈的结构与排布方式,需采用语料库的词频数据。语料库中所纳入的文本,正符合语言学研究对语料“真实、自然”的诉求;语料库收入的大量语料则能帮助研究者从客观的角度观察观念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和使用频率;此外,观念词的文化价值不是仅靠观察一个词的词形就能确定的,而要综合考量词源、搭配和具体运用语境等因素,而在语料库中对一个词进行检索的同时也能展现相应的上下文。在正式对观念阈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观念阈与观念学说、以及语言学下诸多学科的联系。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观念研究的文脉,并对观念学说在俄罗斯和中国学界的研究历史进行概述。由此概括学者们对观念本质的认识,进而对观念阈这一概念的研究缘起、概念内涵、结构类型进行更为详细的阐释。我们发现,借助于观念阈的理论框架,可对时间观念这一复杂的语言文化现象,进行更为全面的考量和比较。其次,通过分析时间本质的多学科阐释可知,对时间的认识大多集中在时间的延续性和运动方式等主要方面,随之形成了相应的时间观念;这些时间观念在语言中具有鲜明、多样的表征方式,并具有各异的民族性。为对两个民族时间观念的整体面貌进行综合考量,本文对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国家语委语料库中关键时间词的出现频率进行归类整理;结合相应时间词的文化特性,初步构拟出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基本框架,分别对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核心区、近核心区成分的词源信息、词典释义、搭配组合和完整含义进行分析,从而展现出两种语言中时间观念阈的大致形态。最后,俄汉民族时间观念阈的结构异同、构成成分的文化特性异同,须在对比中得以呈现。因此,本文分别对两种语言时间观念阈的各个区域分别进行对比,并分析差异成因（宗教与哲学思想、社会结构、语言结构、时间切分方式等）,由此展现出时间观念背后蕴含的民族文化特性。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释本论文的现实性（观念和观念阈的研究历史,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及材料来源。第一章首先从观念理论的学理渊源、观念分析的语言学价值等方面,对观念理论做出界说;在此基础上对观念阈的内涵、结构、类型和分析方法进行定义和界说,并阐释其与相关术语的联系与区别。第二章分别对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中的时间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分析俄语和汉语中的时间系统的结构和表征方式,并通过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国家语委语料库的时间词出现频率,划定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各区域的基本构成。第三章对俄语时间观念阈的核心区构素——год和время的词源信息、历时词义演变、搭配组合和含义体系作出阐释;并对近核心区主要构素,如基本计时单位час,минута,секунда、历法单位 неделя,дни недели,месяц、短时间词语 момент,миг,мгновение、昼夜分割时间词денъ,утро,вечер,ночь,сутки和季节名等的语义演变过程和含义进行分析。第四章首先分析了汉语时间观念阈核心区构素——“年”和“时”的词源信息、历时词义演变、搭配组合方式和含义体系;随后对近核心区的主要构素——以“日”、“月”为构形和取义核心的昼夜、历法时间词、以及季节名的语义演变过程和含义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对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各区域的构素、构成方式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随后对引起差异的成因——如地理环境、社会主导结构、文化类型、宗教哲学思想、语言结构特点等进行说明。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观念阈具有多层级的结构,进入其中的观念有序排布,承载着民族文化共体的关键文化信息,可集中反映相应群体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此相应,俄、汉语时间观念阈也凝结着两个民族时间观的不同侧面;两种时间观念阈都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核心区的构成成分相似,而近核心区则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虽然两种观念阈的时间关键词都包含着人们对时间之流和生命之流、时间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时间的循环和线性模式的认识,但俄罗斯民族的时间观具有抽象性与分析性的特征,而汉民族则倾向于具象性与整体性。这种整体倾向,需通过各区域时间关键词共同呈现。借助俄汉语语料库相关时间词的出现频率来构拟时间观念阈的结构与成分,对于观念分析和语言文化学的研究来说,是较为新颖的尝试;将对个别观念的研究拓展至观念阈这个“全局范畴”,又将其范围限定在“时间观念阈”这种个别范畴中,使得对于观念阈的研究更具实操性。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为俄汉语言、乃至文化的对比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张翠玲[6]（2019）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生育时间是人类生育模式的重要维度之一,通常通过包括初育年龄、终育年龄、各孩次之间的时间间隔等指标来测量生育的早晚及生育的密度。对这些指标进行现状、趋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至关重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类生育行为中,一孩到二孩之间的间隔差异很大,呈现出显着的区域、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曾长期被用于“调节出生人口在同一时点上的分布,达到降低人口生育密度、减缓人口增长的目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间隔生育”一直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后,各省的生育间隔要求更加普遍。对依法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均要求第一个子女和第二个子女之间的时间长度及（或）母亲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低年龄。截止到2016年,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取消了类似要求,自此,在我国生育政策中扮演重要地位的生育间隔政策被终止,育龄妇女可以自主决定二孩生育时间。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将生育间隔作为生育模式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围绕二孩生育间隔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和内部间隔结构分析,来观察个体二孩生育行为的时间变化。同时,出生间隔的长短也与母婴健康有关,了解间隔过长和间隔过短人群的规模大小以及规模变动趋势,进一步认识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的特征和变化,在人口发展中有特殊需要。然而长期以来,研究二孩生育间隔的微观数据来源有限,近十多年来的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较为缺乏,而这又是我国生育政策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补充相关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趋势的相关研究极为必要,需要相应的数据支持来补充相关国内实证研究。此外,现有文献缺乏对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详细梳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亦是空白。对中国生育转变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评估生育数量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对二孩生育年龄和二孩生育间隔的相关政策规定关注较少,对生育间隔政策是否影响及如何影响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转变的研究尚为空白,通过间隔政策差异解读省际生育转变差异的研究更是鲜见。究其原因,二孩政策生育年龄和法定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以及随时间的频繁变更增加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的难度,因此导致直接影响二孩生育时间的生育间隔政策却很少被触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各省广泛的政策差异也为研究出生数量、生育水平、生育时机及生育间隔如何随生育政策变动而波动提供了巨大空间,尤其是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在老的政策被取消或新的政策实施后的变动状况。各地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生育间隔政策如何影响二孩生育间隔的分布,对各时期的二孩生育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并构造出什么样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将是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对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及其政策效应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作用的评估。在生育推迟作为影响和解释低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开展生育间隔政策背景下的二孩生育时间及生育间隔分析,能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生育推迟进程及原因的理解,从而为判断我国未来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变迁,通过对31个省（区市）1980年来以来的生育间隔要求的详细梳理,获得间隔政策变迁的基础资料,作为理解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宏观制度背景。之后,从多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历史变动及其对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及生育模式变迁的影响。为认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内部人群差异,进一步分析二孩间隔的内部结构。此后,采用生存分析方法对照了妇女的不同出生队列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风险和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早晚,并对城乡、民族、地区、一孩性别、妇女教育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章最后一部分基于省级典型性分析和省际对比分析,检验各省间隔政策变迁如何影响二孩生育时间及二孩生育水平。研究发现,作为“晚（晚婚晚育）、稀（长间隔）、少（少生）”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引入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当时“早（早婚早育）、密（间隔短）、多（多育）”的一种干预和调控。20世纪八十年代部分省份颁布了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到了九十年代普遍化,自世纪之交以来逐步废除。依法生育二孩的政策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各地的间隔要求亦随时间频繁变更。政策的变迁本身反映了政府对于生育间隔这一政策手段认识的不断转变和进化。由于可生育二胎的人群及生育时间由国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具有区域自治权的市制定,各省对一孩和二孩间隔要求不仅差异较大,调整时间及调整内容也各不相同,取消间隔政策的步调也不同步,间隔政策的出台、调整和取消既有时间差,也有间隔要求的长度和生育二孩年龄的早晚差异,还有豁免群体差异。同样的二孩生育行为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受到多元的时间规制。对我国31省（区市）生育间隔政策的相关要求及历史变动的详细梳理,宏观上掌握了要求生育间隔省份的数量变化,微观上明晰了各省生育间隔规定的方式、具体内容、修订次数及调整方向,填补了目前生育政策研究的空白。二孩生育间隔直接反映了我国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政策的“晴雨表”,也间接反映着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密度,建构着我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和家庭的世代间隔。本文基于120县人口监测系统2013年上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1990-2005年间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和长间隔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越晚出生的妇女其生育二孩的概率更低、生育二孩的进度更慢,人们的生育密度降低,人口增长减缓。基于山东、广东等13省的典型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生育数量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各省生育间隔政策的变化对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二孩生育间隔以及时期总和生育率均产生了强烈影响。间隔政策的出台及政策收紧导致二孩生育水平和时期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显着下降,放松及取消间隔政策后二孩生育水平和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相应上升。不同的间隔政策及其变迁导致了各时期不同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衍变。各时期的生育间隔政策通过将二孩生育集中或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引起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基于间隔的二孩生育率变动,从而导致不同阶段的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的变迁,显示其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也促进了对于我国生育推迟的相关研究。我国目前的生育推迟研究多集中在一孩,而由于生育间隔政策的影响,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长期受到间隔政策的强约束,缔造出不同的二孩生育推迟幅度与生育推迟进程。不同间隔政策导致不同间隔年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的演化过程。随间隔政策出台,10年间隔的一孩到二孩的递进曲线从左倾斜过渡到右倾斜,间隔政策放松（包括取消）后再次偏向左侧。相应的,峰值二孩生育间隔从八十年代的2年逐渐向更长的政策性间隔年限转变,二孩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然而,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间隔变短、峰值生育间隔逐渐向2年回归,再次证明在生育间隔政策实施期间,人们的生育时间安排受外在制度约束,一旦外在约束撤销后,生育时间更加自主,生育推迟的幅度有所减弱。本研究还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间隔政策省际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往的生育间隔分析通过计算平均二孩生育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的差值来测量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但无法反映二孩生育时间的离散度和异质性。本研究通过基于间隔的一孩到二孩递进比这一指标,既展示了不同时期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也提供了二孩生育在不同间隔的离散分布,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不同时期和各省不同间隔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的递进概率和生育进度,揭示了政策导致的地区和时期差异,丰富了二孩生育间隔模式及变动规律的相关认识,深化了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在我国生育转变中作用的理解,也证明了生育间隔政策在解释我国生育行为的省际差异中的作用。在当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全国不分城乡均晚婚晚育、群众主动推迟生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育龄群众对于生育的自我掌控更强,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生育期缩短,过长过短间隔所带来的人口健康影响应被重点关注,并向有关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公共服务。虽然当前政策要求的生育间隔已经淡出,生育间隔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虑到恰当的生育间隔对母婴健康的益处,间隔生育（birth spacing）和适当的生育间隔应被重视并倡导,实现从政策主导的被动生育间隔到自主的间隔生育转变。通过有效的避孕节育,达到合理的生育间隔,促进母婴健康,亦是全民健康时代的现实要求。
耿凡[7]（2019）在《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们通常从广义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它体现了从整体上考察社会的宏观视野,毫无疑问是须要继承和坚持的。但是,当我们继承这一理论,并利用其内在逻辑来考察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发现马克思还在狭义上使用“社会”概念。换言之,在他那里还存在与广义解读不同的狭义社会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都可以从狭义上得到理解,由此构成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存在可以从狭义方面进行理解的“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被马克思规定为“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上“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从横向结构上说,它是从经济交往或生产关系角度被理解的,因此仅仅包含经济关系的涵义而不包含上层建筑的内容。从纵向序列来看,它涵盖了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在它之前出现的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而并不包含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因此,市民社会在横向结构上只涉及社会的经济关系,而在纵向序列上又只包含整个历史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一种狭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概念可以从狭义上去理解。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用人类社会概念表达未来理想社会的涵义,它可以看做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早期表达。此时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通往理想人类社会的现实运动,而非理想的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在成熟时期开始使用共产主义社会概念代替狭义人类社会概念表达未来理想社会的涵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狭义人类社会概念的使用。这是因为二者都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论依据,同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运动尚未完成,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涵义也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也可以从他的“社会关系”概念得到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等同于生产关系概念的社会关系概念,有时他甚至直接将二者等同于“社会”。从横向结构看,这个构成特定含义的“社会”、等同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并不包括国家和意识形态。从纵向序列看,这个社会关系由于存在于整个历史之中,因而是广义的。但是,不能由此认为社会关系是一种通常理解的广义社会,因为它在横向结构中具有狭义社会性质。因此,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狭义社会。在马克思的着作中,还存在一种等同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概念。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社会形态”可以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角度进行理解。因此,在横向结构中,社会形态具备狭义社会的性质,它是从生产方式和交往方面被界定的;在纵向序列中,社会形态等同于整个历史过程,因此具备广义社会的特点。由于社会形态在横向结构中的狭义社会性质,它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社会而言仍然是狭义的。因此,社会形态是一种狭义社会。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是对人类历史的具体描述。马克思在前期着作中将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集合看做历史。而在后期着作中,马克思从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角度理解历史,将历史理解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因此,马克思对历史的描述方式经历了一次转换,换言之,他将前期的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思想整合进后期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思想之中。从横向结构来说,社会形态表现为社会关系,它展示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之间的形成的复杂结构,也就将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中生产关系的简单结构纳入自身之中。从纵向序列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看做在保留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的同时,进一步将市民社会划分为亚细亚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四种形式的结果。但此时马克思并未完全放弃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人类解放史的价值论维度,而是将它内化到社会形态思想之中。马克思的狭义社会思想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社会思想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第一,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与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理解之间具有相互统一的关系。当人们把视角瞄准国家和意识形态时,就会偏向于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但是,如果侧重于从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历史来阅读马克思的着作,就会容易发现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狭义方面。更进一步来说,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与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理解都承认经济社会的基础地位,因此可以将前者理解为对马克思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一种指认,将后者看做生长在狭义社会基地上的丰富结构。第二,对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狭义和广义理解之间具有内在一致的关系。如果从实现了解放的“社会的人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概念,它会呈现出狭义社会的特点。如果从与动物相区别的现实的“人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概念,它会呈现出广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基本精神,是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的有力补充;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狭义社会角度形成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狭义社会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面理解。对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思想,缓解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狭义与广义理解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它对我们推进理论宣传大众化,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有积极的意义。
胡旭宇[8]（2019）在《我国刑法中数罪并罚制度适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数罪并罚制度作为一个伴随着犯罪出现而产生的刑罚裁量制度,其历史悠久且是在司法实践中无法绕开的实务操作性制度。我国刑法在总则的第69条至第71条分别规定了数罪并罚制度的三种情形:普通数罪、漏罪和新罪,并针对不同情形设置了不同的并罚原则,包括吸收、并科和限制加重三种。纵观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关于行为人犯有数罪如何进行刑罚的规定,英美法系有部分国家采用单一的并科原则,即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简单将各罪刑期相加,可谓之数罪数罚,并不是数罪并罚。而我国针对数罪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数罪依照吸收、并科或限制加重的方法进行并罚,行为人最终执行的刑期往往会短于其各罪刑期相加的数值,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对于数罪的并罚也是兼采上述三种方法,可见数罪并罚制度是刑法理论研究、实务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本文在司法实践所提供的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对数罪并罚制度进行理论研究,以便于数罪并罚制度的法律适用。通过研读数罪并罚制度的相关论着,笔者了解到外国刑法中虽有数罪刑罚的立法规定,但几乎都是采取数罪数罚简单相加的并科方式来执行刑罚,且外国刑法理论上鲜有研究数罪并罚制度的专门着作。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出现伴随着犯罪而生,现阶段我国学者对数罪并罚的研究比较广泛,包括数罪并罚的概念、类型、不同刑种在数罪并罚中的适用方式、数罪并罚制度与其他刑罚制度交叉适用的情形等。其中,在着作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11年出版的《数罪并罚论》（吴平着）,介绍了中外数罪并罚制度的历史,针对数罪并罚的适用规则从刑种、数罪类型、其他刑罚制度三方面进行论述,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2012年出版的《数罪并罚适用与比较》（孟庆华着）,从数罪并罚的理论探索、司法指导和立法参考诸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不仅针对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立法概况、司法解释进行学理分析,还对古今中外的数罪并罚立法条款进行介绍梳理,从宏观上把握数罪并罚制度的来龙去脉。在论文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的张明楷于2016年在《法学评论》上发表的《数罪并罚的新问题——《刑法修正案（九）》第4条的适用》,该文针对《刑法修正案（九）》第4条增加的《刑法》第69条第2款对拘役、管制与有期徒刑并罚采取的并罚原则进行分析,并对上述条款导致数罪并罚、刑期折抵、累犯、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的适用产生诸多新问题进行评析,呼吁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笔者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数罪并罚制度的概念、特征及理论依据、适用范围和原则、司法实践中与其他刑罚制度关联适用时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对其立法模式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有所裨益。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除导言外,共分为四章,全文共约十七万余字。导言部分对论文选题的背景进行了说明,并对论文研究的内容作了基本的概括介绍。第三章、第四章作为本文的主干,分别从数罪并罚中不同刑种的适用以及与不同刑罚制度关联适用的问题进行论述,并针对前文中立法尚不完备之处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数罪并罚制度的完善方向。第一章为数罪并罚制度本体论,介绍了数罪并罚的概念、特征、适用范围和适用原则。数罪并罚制度是我国刑法理论及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制度,把握数罪并罚的概念、特征、适用范围和原则,是研究数罪并罚制度的前提。关于数罪并罚制度的定义,刑法理论界有诸多说法,本文一一列出,并进行分类、辨析。数罪并罚制度是指法院对一行为人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前发生,并被司法机关发现的数个应予合并处罚的犯罪,按照法定的并罚规则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的刑罚裁量制度,其具有事实性、时间性和法律性三方面特征。接下来着重探讨了数罪并罚制度所蕴含的价值,由于刑法学术界对数罪并罚的理论依据意见不一,理解数罪并罚制度的理论依据,有助于更深入的了解刑法设置数罪并罚制度的意义。数罪并罚制度的理论依据不是罪刑法定论、公正论、报应论、功利论,也不是人格吸收论,其理论依据在于兼顾司法经济与刑罚目的论,一定程度上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突破。第二章为数罪并罚制度适用论,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前提是行为人犯有数个罪行,包括同种数罪、异种数罪;实质数罪、想象数罪;普通数罪、漏罪和新罪。其适用范围始于判决宣告后,终于刑罚执行完毕前,世界范围内存在判决宣告主义、判决确定主义和刑罚未执行完毕主义三种立法模式,我国采用的是刑罚未执行完毕主义。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原则包括吸收原则、并科原则及限制加重原则,而折中原则并不属于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原则,对数罪并罚制度的三种适用原则进行界定和实践评析,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分析数罪并罚制度的实践问题和完善方向。第三章为数罪并罚制度刑种论,数罪并罚制度作为一种刑罚裁量制度,针对不同的刑罚种类需运用不同的并罚原则,如何将吸收、并科、限制加重三种并罚原则灵活且合理运用于不同刑种的并罚情形值得探究。本章主要厘清适用数罪并罚制度时,其中数罪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及附加刑等不同情形的适用原则、方法。数罪刑罚中包含了死刑、无期徒刑的并罚一般采取吸收原则,两个死刑缓期执行并罚不可升格为死刑立即执行,否则突破了死刑并罚适用吸收原则的上限。在此种情形下可采用终身监禁,即有限制条件的无期徒刑,可称之为特殊的限制加重原则。数罪中包含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并罚,同种有期自由刑则根据普通数罪、漏罪、新罪等情形,分别采取先并后减、先减后并的并罚方法;而异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经由《刑法修正案（九）》确定为有期徒刑与拘役并罚适用吸收原则,有期徒刑与管制并罚适用并科原则,针对上述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矛盾应当加以修正;针对《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数罪中包含附加刑的并罚采用的原则进行解读和评析,附加刑之间的并罚规则中的“种类相同”指的是财产刑与资格刑两种。因为罚金和没收财产针对的对象都是被告人的个人其他合法财产,是违法所得以外的财产而非违法所得本身,且在实践中若执行了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就不存在执行罚金刑的可能性了。因此将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归为财产刑大类下的子项是较为现实可行的。“合并执行”指的是:数个财产刑与资格刑附有上限的并科,因为财产刑和资格刑若不设置上限则不具备可操作性且失去了并罚的意义。此外,还针对同种附加刑、异种附加刑及附加刑与主刑之间的并罚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上述问题的厘清,不仅能帮助我们界定清楚数罪并罚制度的具体适用,更能促使数罪并罚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入,对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都具有显着意义。第四章为数罪并罚制度关系论,数罪并罚制度作为一种刑罚裁量制度,其在适用时不免产生与其他刑罚制度关联适用的情形,我国刑法中的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均存在与数罪并罚制度产生关联的情况。数罪并罚制度与累犯制度中均有“刑罚执行完毕”这一表述,因此决定了数罪并罚制度与累犯制度应当是完全不具有时间上重合适用的情形。适用数罪并罚制度对漏罪或新罪进行并罚时,只要并罚后的刑罚依然符合缓刑适用的条件,那么依然可以对数罪并罚后的刑罚适用缓刑。裁定减刑后发现漏罪或者又犯新罪的数罪并罚制度,应当撤销减刑后将漏罪或者新罪与原罪行进行并罚。假释期间及撤销假释后的主刑因犯新罪撤销了假释,已经经过的假释期间不能计入刑罚执行期间;如果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间内犯新罪或有漏罪,那么前罪未执行的附加刑即与假释同步起算的已经经过的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应当计入前罪已经执行的刑期,也即前罪与后罪数罪并罚后,仅需执行还没有执行完毕的剥夺政治权利时间,不需将整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间重新执行。整体回顾了《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数罪并罚制度的修订,针对第三章、第四章提出的关于数罪并罚制度具体理论及实务问题提出了立法完善的建议:首先,在刑法总则中对数罪并罚制度界定准确的概念,对并罚原则作出一般性规定;其次,通过修正案和司法解释等形式,针对不同刑种的并罚及与其他刑罚制度关联适用的情形进行规定;最后,数罪并罚制度在司法适用中的缺陷主要包括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和解释的任意性。司法实践中应把握限制解释主体多元、加强立法解释,留给司法者足够的自由裁量权等原则。笔者撰写本文,采用了综合归纳、比较分析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法,对数罪并罚制度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深入剖析,总结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立法亟需完善之处,希望能通过刑事立法的规定填补和修正我国有关数罪并罚制度存在的盲点和欠缺,对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研究有所帮助。
王佳[9]（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黄兴亚[10]（2019）在《独龙江乡独龙族语言生活状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独龙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也是云南特有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在独龙江乡,独龙族是主体民族,99%以上的人口都是独龙族。长期以来,受独龙江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大雪封山、教育水平落后、长期沿袭的族内婚姻等因素的影响,独龙族的语言生活受外界影响较小,“直至20世纪90年代仍有三分之二的人不通晓汉语”（李爱新,2001:57）。进入21世纪后,随着独龙江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对独龙族扶贫、帮扶力度的加大,独龙江乡的现代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特别是2014年独龙江高黎贡山隧道建成通车后,独龙江乡结束了每年长达半年以上因大雪封山而与世隔绝的历史。独龙江乡不再封闭,进出独龙江的人越来越多,独龙族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接触日益频繁,独龙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势必会对独龙江地区的语言生态产生影响,因此对独龙族的语言生活现状进行全面、深入、大样本的调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论文的研究以社会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利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独龙族村民、教师、商业人员、学生、公务员和医生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习得和语言态度进行了大样本的调查,获得了独龙族语言生活现状的第一手数据,以真实、可靠的数据反映当前我国独龙族语言生活现状的总体趋势;借助SPSS19.0对问卷调查到的数据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测试及均值对比等统计分析,找到独龙族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习得和语言态度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的地域、生活经历等社会变项上的差异,发现独龙族语言生活中存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并利用社会语言学以及生态语言学相关原理对研究发现进行了成因分析。本论文主要发现如下:1.独龙族的语言使用在总体上呈“稳定”和“渐变”并存的状态。在家庭、村寨等内部语域,他们语言使用的“单语化”趋势仍然明显,独龙语仍然被族群中大多数成员稳定地使用,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汉语已经渗透到内部语域,使他们的语言使用又出现了一种“渐变”的发展趋势,正在由“家庭单语”和“村寨单语”向“家庭双语”和“村寨双语”过渡。在公共场合、学校、工作场所等外部语域,独龙语的使用范围和交际功能受到了压缩,汉语逐渐在外部语域起主导作用,独龙语有退出外部语域的趋势,他们的语言使用正在由汉语主导的“双语”向“单语”过渡。2.绝大多数独龙族的母语能力保持完好,97.8%的人能完全听懂或者基本能听懂母语,96.6%的人能熟练或者基本能使用母语与他人交谈。他们的汉语能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兼用汉语的人由20世纪90年代的30%左右上升至现在的77.6%以上,有向“全民双语”过渡的趋势。独龙族语言能力的多样化趋势仍然明显,除了 77.6%的人兼用汉语外,46.3%的人还兼用一种或几种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外语己经进入独龙族的语言生活,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基本上都学过英语,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3.独龙族的母语传承情况较好,大多数人的母语传承链条尚未出现“断裂”的迹象,并且他们母语传承的顺序也尚未出现“错序”现象,他们习得的第一语言就是母语,只有少数人的母语习得顺序出现了“错序”现象,他们习得的第一语言不是母语,而是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他们长大后在与同族人的社会交往中才逐渐习得母语。绝大多数人的母语是通过父母的家庭语言教育、受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影响以及与同族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中习得的。他们习得普通话的主要途径是学校教育,其次是社会交往、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他们习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主要途径是社会交往、宗教活动以及家里人影响。他们习得独龙文字主要的途径是教堂、培训和家里人影响。他们习得汉字的主要途径是学校教育。4.独龙族对普通话和独龙话的态度在总体上呈积极、正面的态度,但是通过均值总和对比发现,他们对普通话的态度比对独龙话的态度更加积极。5.独龙族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习得及语言态度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的地域、职业、生活经历等社会变项上出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均值对比,我们发现:（1）女性使用汉语的比例高于男性,但是她们的汉语能力水平却低于男性,她们通过看电视、听广播及社会交往习得汉语的人也低于男性,她们对普通话的态度也比男性消极。（2）青壮年人使用汉语的比例比中老年人多,他们的汉语能力比中老年人强,他们通过学校学习、社会交往、看电视（听广播）习得汉语的人比中老年人多,他们对汉语的态度比中老年人积极。（3）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使用汉语的比例越高,汉语能力越强,通过学校学习、电视、上网、社会交往习得汉语的人越多,对汉语的态度越积极。（4）居住在独龙江下游的人使用汉语的比例比上游的人高,汉语能力比上游的人强,通过学校学习、看电视、听广播及社会交往习得汉语的人比上游的人多,对普通话的态度比上游的人积极。（5）专业技术人员、商业人员、学生使用汉语的比例比村民高,汉语能力比村民强,通过看电视、听广播、学校学习和社会交往习得汉语的人比村民多,对汉语的态度比村民积极。（6）有在独龙江以外的地方连续生活过3年以上生活经历的人使用汉语的比例比没有该生活经历的人高,汉语能力比没有该生活经历的人强,通过看电视、听广播、学校学习和社会交往习得汉语的人比没有该生活经历的人多,对汉语的态度比没有该生活经历的人积极。独龙族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习得、语言态度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的地域、职业、生活经历等社会变项上出现的差异只是外在表征,其真正的原因是隐藏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的地域、职业、生活经历等社会变项背后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独龙族独特的语言生活现状和发展趋势。总之,本研究不仅对于独龙族的语言生活现状和演变研究、独龙语及独龙文化保护和传承、独龙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当地民族教育的发展、当地语言政策的制定以及独龙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社会语言学、生态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SUM CONTENTS(2001)（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SUM CONTENTS(2001)（论文提纲范文）
（1）“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理论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理论依据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3.2 研究的实用价值 |
| 1.3.3 研究发展趋势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治话语研究 |
| 2.1.1 政治话语界定 |
| 2.1.2 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应用 |
| 2.2 普京政治话语研究 |
| 2.2.1 普京政治话语界定及其特征 |
| 2.2.2 普京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应用 |
| 2.3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 |
| 2.3.1 政治文化观念界定 |
| 2.3.2 政治文化观念分类标准 |
| 2.3.3 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及应用 |
| 2.4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研究 |
| 2.4.1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界定 |
| 2.4.2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1 基于语言文化学的文化观念理论 |
| 3.1.2 基于政治语言学的政治文化观念理论 |
| 3.2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具体路径 |
| 3.2.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2 历时观念分析 |
| 3.2.3 基于语料库分析的政治文化观念动态呈现 |
| 3.3 政治文化观念动态分析模式 |
| 3.3.1 主体间对话关系:阐释 |
| 3.3.2 言语化过程:建构 |
| 3.3.3 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解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研究分析框架 |
| 4.3 研究方法 |
| 4.4 普京政治话语语料库 |
| 4.4.1 语料的描述 |
| 4.4.2 语料库分析工具 |
| 4.4.3 语料预处理方法 |
| 4.4.4 语料库的建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文本分析 |
| 5.1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 |
| 5.1.1 政治文化观念——政治类 |
| 5.1.2 政治文化观念——经济类 |
| 5.1.3 政治文化观念——社会类 |
| 5.1.4 政治文化观念——民族类 |
| 5.1.5 政治文化观念——军事类 |
| 5.1.6 政治文化观念——文化类 |
| 5.2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载体 |
| 5.2.1 语言载体:不变性与可变性 |
| 5.2.2 言语载体:言语化分析 |
| 5.3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语言表征类型 |
| 5.3.1 政治文化观念周期变化 |
| 5.3.2 政治文化观念文化因素 |
| 5.3.3 政治文化观念语义元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分析 |
| 6.1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话语实践特征 |
| 6.1.1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0-2004) |
| 6.1.2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4-2008) |
| 6.1.3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8-2012) |
| 6.1.4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12-2018) |
| 6.1.5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18-2020) |
| 6.2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深层释义 |
| 6.2.1 政治文化观念“爱国主义”(патриотизм)深层释义 |
| 6.2.2 政治文化观念“民族主义”(национализм)深层释义 |
| 6.2.3 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ничество)深层释义 |
| 6.3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意义建构 |
| 6.3.1 意义建构功能 |
| 6.3.2 对话关系实践的意义互动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社会实践分析 |
| 7.1 执政理念变迁 |
| 7.1.1 形成和崛起时期(2000-2004) |
| 7.1.2 稳定发展时期(2004-2008) |
| 7.1.3 普京思想延续时期(2008-2012) |
| 7.1.4 缓慢发展时期(2012-2018) |
| 7.1.5 保守回归时期(2018-2020) |
| 7.2 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 |
| 7.2.1 执政理念对比 |
| 7.2.2 社会民意调查 |
| 7.2.3 内在文化因素 |
| 7.3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结论 |
| 8.2 本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2）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
| 1.3.2 习近平法治思想 |
| 1.3.3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宪法意识概述 |
| 2.1 宪法意识的概念 |
| 2.1.1 宪法意识的内涵 |
| 2.1.2 宪法意识与相关概念 |
| 2.2 宪法意识的结构 |
| 2.2.1 宪法知识 |
| 2.2.2 宪法理想 |
| 2.2.3 宪法情感 |
| 2.2.4 宪法意志 |
| 2.2.5 宪法评价 |
| 2.2.6 宪法信仰 |
| 2.3 宪法意识的功能 |
| 2.3.1 指导科学立法功能 |
| 2.3.2 促进严格执法功能 |
| 2.3.3 保证公正司法功能 |
| 2.3.4 引导全民守法功能 |
| 2.4 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 |
| 2.4.1 宪法至上意识 |
| 2.4.2 党的全面领导意识 |
| 2.4.3 基本权利意识 |
| 2.4.4 权力监督意识 |
| 2.4.5 遵守规则意识 |
| 3 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问卷的设计、实施与回收 |
| 3.1.1 问卷设计思路 |
| 3.1.2 抽样方案设计 |
| 3.1.3 问卷回收 |
| 3.2 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的整体特征 |
| 3.2.1 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升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念认同度高 |
| 3.2.3 对宪法基本知识有较好了解 |
| 3.2.4 主动维权意识较好 |
| 3.2.5 对宪法实施效果持肯定性评价 |
| 3.3 大学生宪法意识差异性分析 |
| 3.3.1 基于自然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2 基于成长背景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3 基于教育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4 基于海外生活经历、校外兼职的差异分析 |
| 4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
| 4.1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 |
| 4.1.2 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 |
| 4.1.3 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 |
| 4.2 大学生宪法意识生成的影响因素 |
| 4.2.1 社会因素 |
| 4.2.2 学校因素 |
| 4.2.3 家庭因素 |
| 4.2.4 自身因素 |
| 5 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与原则 |
| 5.1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 |
| 5.1.1 认知目标 |
| 5.1.2 情感目标 |
| 5.1.3 行为目标 |
| 5.1.4 发展目标 |
| 5.2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原则 |
| 5.2.1 方向性原则 |
| 5.2.2 求实性原则 |
| 5.2.3 渗透性原则 |
| 5.2.4 主体性原则 |
| 6 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途径与方法 |
| 6.1 优化社会环境 |
| 6.1.1 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
| 6.1.2 优化全面实施宪法的政治环境 |
| 6.1.3 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环境 |
| 6.1.4 优化媒体融合传播的网络环境 |
| 6.2 加强学校教育 |
| 6.2.1 发挥“基础”课的主渠道关键课程作用 |
| 6.2.2 开设“中国宪法”课程为通识必修课 |
| 6.2.3 挖掘其他课程蕴含的宪法教育资源 |
| 6.2.4 践行依宪治校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
| 6.3 重视家庭教育 |
| 6.3.1 发挥家长的榜样作用 |
| 6.3.2 培养遵守规则意识 |
| 6.3.3 营造民主家风 |
| 6.4 强化自我教育 |
| 6.4.1 增强对宪法重要性认识 |
| 6.4.2 积极参与宪法法治类实践 |
| 6.4.3 发挥朋辈教育作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问卷 |
| 附录B 问卷赋值题评分 |
| 附录C 访谈提纲及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时空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ca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周边海洋地缘环境错综复杂 |
| 1.1.2 海洋是延伸国家战略影响力的重要空间 |
| 1.1.3 建设海洋强国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述评与技术框架 |
| 1.4.1 研究述评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创新点与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地缘关系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 |
| 2.1.1 地缘关系的基本概念 |
| 2.1.2 空间-权力视角的地缘政治理论 |
| 2.1.3 结构主义视角的地缘政治理论 |
| 2.2 研究区域的界定及概况 |
| 2.2.1 研究范围界定 |
| 2.2.2 研究区域概况 |
| 2.3 GDELT数据库简介及数据计算 |
| 2.3.1 GDELT数据库简介及数据选择 |
| 2.3.2 数据处理及计算 |
| 2.4 社会网络分析法 |
| 2.4.1 社会网络构建 |
| 2.4.2 节点加权度分析 |
| 2.4.3 小团体分析 |
| 3 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时空演化分析 |
| 3.1 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阶段变化及特征分析 |
| 3.1.1 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阶段演化 |
| 3.1.2 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各阶段特征分析 |
| 3.2 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各阶段地缘政治关系网络特征分析 |
| 3.2.1 1991-2000 年网络特征分析 |
| 3.2.2 2001-2009 年网络特征分析 |
| 3.2.3 2010-2018 年网络特征分析 |
| 4 美国对中国及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影响力分析 |
| 4.1 美国对中国及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影响力时序演化特征 |
| 4.2 美国对中国及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1991-2000 年美国总统外交政策(布什-克林顿) |
| 4.2.2 2001-2009 年美国总统外交政策(小布什) |
| 4.2.3 2010-2018 年美国总统对华外交政策(奥巴马-特朗普)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生育变动 |
| 1.1.2 日本的少子化困境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少子化成因和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2 婚姻对少子化作用的相关研究 |
| 1.3.3 少子化对策的相关研究 |
| 1.3.4 后人口转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的相关概念 |
| 2.1.2 婚姻的相关概念 |
| 2.1.3 少子化和少子化对策 |
| 2.1.4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主要理论 |
| 2.2.1 生育分析理论 |
| 2.2.2 人口转变理论 |
| 2.2.3 中介变量理论 |
| 2.2.4 现代增长理论 |
| 2.2.5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 |
| 第3章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及未来趋势 |
| 3.1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 |
| 3.1.1 战后的两次生育高峰 |
| 3.1.2 少子化的预兆期 |
| 3.1.3 少子化的开端 |
| 3.2 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
| 3.2.1 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 |
| 3.2.2 人口减少时代到来 |
| 3.3 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3.3.1 日本的人口预测 |
| 3.3.2 超少子化将长期延续 |
| 第4章 日本少子化的成因 |
| 4.1 少子化的人口成因 |
| 4.1.1 人口因素的作用机理 |
| 4.1.2 婚姻状况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3 婚内生育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4 婚姻和生育作用组合分析 |
| 4.2 少子化的经济成因 |
| 4.2.1 育儿成本效用因素 |
| 4.2.2 收入和雇佣因素 |
| 4.2.3 工作生活对立的因素 |
| 4.3 少子化的社会文化成因 |
| 4.3.1 家庭形态转变的因素 |
| 4.3.2 婚外生育低迷的因素 |
| 4.3.3 追求自我实现的因素 |
| 4.3.4 固有价值观念的因素 |
| 第5章 日本少子化的影响 |
| 5.1 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 |
| 5.1.1 少子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
| 5.1.2 少子化对年龄结构的影响 |
| 5.2 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5.2.1 少子化与经济的长期协同关系 |
| 5.2.2 少子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少子化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
| 5.3.1 少子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5.3.2 少子化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
| 5.3.3 少子化对教育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 |
| 6.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 |
| 6.1.1 计划筹备阶段 |
| 6.1.2 全面开展阶段 |
| 6.1.3 调整深化阶段 |
| 6.2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体系 |
| 6.2.1 组织架构的四个层次 |
| 6.2.2 对策内容的三条主线 |
| 6.3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少子化对策量化分析 |
| 6.3.1 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
| 6.3.2 政策文本选择与编码 |
| 6.3.3 政策工具分布分析 |
| 6.4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效果评价 |
| 6.4.1 对策有效但作用受限 |
| 6.4.2 对策供给“质”和“量”均不足 |
| 第7章 日本少子化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少子化进程和现状 |
| 7.1.1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
| 7.1.2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动 |
| 7.1.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
| 7.2 中国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7.2.1 预测方法及参数设置 |
| 7.2.2 预测结果 |
| 7.3 少子化的中日比较及经验借鉴 |
| 7.3.1 中日少子化的相似之处 |
| 7.3.2 中日少子化的相异之处 |
| 7.3.3 日本的启示和经验教训 |
| 第8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优化路径 |
| 8.2.2 中国应对少子化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0.1 选题的现实性 |
| 0.2 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3 创新之处 |
| 0.4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 0.5 材料来源 |
| 第1章 观念和观念阈的概念界说及研究方法 |
| 1. 观念和观念分析 |
| 1.1. 观念研究的文脉梳理 |
| 1.2 观念的概念内涵 |
| 1.3 观念分析的方法与目的 |
| 1.4 观念分析的语言学意义 |
| 2 观念阈与观念阈分析 |
| 2.1 观念阈的概念内涵 |
| 2.2 观念阈分析的基本方法 |
| 2.3 观念阈分析的语言学意义 |
| 3. 观念阈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及区别 |
| 3.1 观念阈与文化空间 |
| 3.2 观念阈与认知空间 |
| 3.3 观念阈与符号阈 |
| 3.4 观念阈与心智 |
| 3.5 观念阈与语义空间 |
| 3.6 观念阈与语言世界图景 |
| 4 观念阈的结构和类型 |
| 4.1 观念阈的基本结构 |
| 4.2 观念阈的基本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时间、时间词和时间观念阈 |
| 1 时间本质的多学科阐释 |
| 1.1 时间的本源探析 |
| 1.2 时间观上的“线性模式”与“循环模式” |
| 2 语言学中的时间研究 |
| 2.1 语言中的时间系统概述 |
| 2.2 俄语时间系统概述 |
| 2.3 汉语时间系统概述 |
| 3 时间观念词和时间观念阈 |
| 3.1 作为观念词的时间词 |
| 3.2 时间观念阈的构成及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语时间观念阈的构成和成素分析 |
| 1 核心区год的含义阐释 |
| 1.1 год的词源探究 |
| 1.2 год的词义演化及词典释义 |
| 1.3 год的搭配组合 |
| 1.4 《год》的完整含义 |
| 2. 核心区《время》的含义阐释 |
| 2.1 время的词源探究 |
| 2.2 время的词义演化及词典释义 |
| 2.3 время的搭配组合 |
| 2.4 время的完整含义 |
| 3. 近核心区的构成和含义阐释 |
| 3.1 基本计时单位——час,минута,секунда |
| 3.2 泛指性时间单位——момент,миг,мгновение |
| 3.3 昼夜单位——день,утро,вечер,ночь,сутки |
| 3.4 季节单位——времена года |
| 3.5 基本历法单位——неделя,дни недели и месяц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汉语时间观念阈的构成和成素分析 |
| 1. 核心区“年”的含义阐释 |
| 1.1 “年”的词源探究与“岁名”意义演变 |
| 1.2 “年”的搭配组合 |
| 1.3 “年”的完整含义 |
| 2 核心区“时”的含义阐释 |
| 2.1 “时”的词源探究与意义演变 |
| 2.2 “时”的搭配组合 |
| 2.3 “时”的完整含义 |
| 3 近核心区的构成和含义阐释 |
| 3.1 “日”与“月”——时间概念基本参照 |
| 3.2 季节单位——“春”、“夏”、“秋”、“冬”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对比分析 |
| 1. 俄汉语时间观念阈构成成素的异同分析 |
| 1.1 核心区构成观念异同 |
| 1.2 近核心区构成观念异同 |
| 1.3 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基本取向 |
| 2 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差异之成因分析 |
| 2.1 社会结构与文化取向 |
| 2.2 语言类型与结构 |
| 2.3 时间切分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数据来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 |
| 2.1.2 计划生育 |
| 2.1.3 生育间隔 |
| 2.1.4 生育政策 |
| 2.2 生育理论 |
| 2.2.1 孩子的成本与效用理论 |
| 2.2.2 扩散理论 |
| 2.2.3 生命历程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生育间隔变动趋势 |
| 2.3.2 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分析 |
| 2.3.3 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因素 |
| 2.3.4 生育间隔对人口预测的影响 |
| 2.3.5 生育间隔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变迁历程 |
| 3.1 八十年代以前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1.1 生育间隔规定的萌芽 |
| 3.1.2 七十年代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2 生育间隔规定的普遍化 |
| 3.3 生育间隔规定的调整与变迁 |
| 3.3.1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调整次数 |
| 3.3.2 生育间隔政策的逐步取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动趋势 |
| 4.1 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分析 |
| 4.1.1 二孩生育间隔的时期差异 |
| 4.1.2 地区差异 |
| 4.1.3 城乡差异 |
| 4.1.4 民族差异 |
| 4.1.5 子女个体因素的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1.6 不同人工流产次数的二孩生育间隔 |
| 4.1.7 不同生育政策的二孩家庭生育间隔差异 |
| 4.2 生育间隔规定对二孩生育间隔时期变化的影响 |
| 4.3 生育间隔设立、调整与取消前后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内部结构分析 |
| 5.1 二孩生育间隔结构的内部构成与时期差异 |
| 5.2 基于初育史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1 初育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2 不同初育队列的分初育年龄二孩间隔构成分析 |
| 5.3 妇女出生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分析 |
| 5.3.1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二孩生育间隔内部构成 |
| 5.3.2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生存曲线及差异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山东省的生育间隔政策效应的典型性分析 |
| 6.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省级分析的必要性 |
| 6.1.1 山东省生育政策及生育水平波动的特殊性 |
| 6.1.2 主要研究内容 |
| 6.2 山东省婚育政策历史变动 |
| 6.2.1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婚育年龄要求 |
| 6.2.2 山东省生育数量及婚育时间要求的历史变动 |
| 6.3 数据与方法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研究方法、分析指标及关键政策变动分析 |
| 6.4 研究发现 |
| 6.4.1 时期生育水平波动 |
| 6.4.2 生育时间和二孩生育间隔变动 |
| 6.4.3 年龄别生育模式的变动 |
| 6.4.4 政策对生育水平和时间的影响 |
| 6.4.5 生育率转变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 |
| 6.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5.1 主要发现 |
| 6.5.2 山东省典型分析对理解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的启示 |
| 第7章 生育间隔政策对我国时期生育及生育模式的影响 |
| 7.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分析的必要性 |
| 7.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变动 |
| 7.4 研究发现 |
| 7.4.1 “开小口、堵大口”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2 “严控人口增长”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3 生育间隔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4 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对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相关解读 |
| 1.2.2 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 |
| 1.2.3 对马克思国家和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解 |
| 1.2.4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理论创新 |
| 第2章 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从广义理解到狭义理解 |
| 2.1 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 |
| 2.1.1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集合体 |
| 2.1.2 社会:社会有机体 |
| 2.2 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狭义理解 |
| 2.2.1 横向结构与纵向序列:考察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双重维度 |
| 2.2.2 马克思的四种狭义社会思想 |
| 2.2.3 狭义社会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大致呈现 |
| 第3章 马克思的狭义“市民社会”思想 |
| 3.1 “市民社会”定义揭示狭义社会思想 |
| 3.1.1 作为交往形式总和的“市民社会”是狭义社会 |
| 3.1.2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是狭义社会 |
| 3.2 市民社会的狭义社会性质溯源 |
| 3.2.1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区分 |
| 3.2.2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扬弃 |
| 3.3 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对立证明了市民社会的狭义性质 |
| 3.3.1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三重规定的经济关系视域 |
| 3.3.2 市民社会是人的存在与本质对立的狭义社会 |
| 第4章 马克思的狭义“人类社会”思想 |
| 4.1 对马克思人类社会思想的广义解读 |
| 4.1.1 人类社会包括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形态 |
| 4.1.2 广义解读中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 |
| 4.2 狭义人类社会思想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具体呈现 |
| 4.2.1 《巴黎手稿》中的狭义人类社会思想 |
| 4.2.2 《提纲》中的狭义人类社会思想 |
| 4.3 概念表达的精确化:从“人类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 |
| 4.3.1 狭义人类社会思想在马克思成熟思想中的表达 |
| 4.3.2 《序言》对早期狭义人类社会思想的保留 |
| 4.3.3 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狭义人类社会思想的价值论依据 |
| 第5章 马克思的狭义“社会关系”思想 |
| 5.1 社会关系是狭义社会 |
| 5.1.1 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
| 5.1.2 生产的广义与狭义:广义和狭义生产关系的依据 |
| 5.2 社会关系的内在结构 |
| 5.2.1 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 |
| 5.2.2 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 |
| 5.2.3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析 |
| 5.3 社会关系内在结构的原初勾勒 |
| 5.3.1 社会生产的四重原初规定 |
| 5.3.2 生产-交往:社会关系的原初结构 |
| 第6章 马克思的狭义“社会形态”思想 |
| 6.1 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的广义解读 |
| 6.1.1 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 |
| 6.1.2 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一般规律及多样性 |
| 6.2 以交往为划分依据的社会形态 |
| 6.2.1 直接性文本分析 |
| 6.2.2 宏观背景分析 |
| 6.2.3 微观背景分析 |
| 6.3 以生产方式为划分依据的社会形态 |
| 6.3.1 传统分析方法无法得出社会形态的狭义社会性质 |
| 6.3.2 对以生产方式为划分依据的社会形态的文本阐释 |
| 6.3.3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
| 6.3.4 两种狭义社会形态概念之间的相互补充关系 |
| 6.4 评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之争 |
| 6.4.1 “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基本观点 |
| 6.4.2 “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的理论难点 |
| 第7章 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的总体审视 |
| 7.1 狭义社会内部的关系及狭义社会与广义社会的关系 |
| 7.1.1 “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
| 7.1.2 “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
| 7.1.3 四种狭义社会概念之间的关系 |
| 7.1.4 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狭义与广义理解的关系 |
| 7.2 狭义社会思想的理论价值 |
| 7.2.1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有力突显 |
| 7.2.2 对广义社会思想的有力补充 |
| 7.3 狭义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 |
| 7.3.1 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相互统一 |
| 7.3.2 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狭义社会思想相互补充 |
| 7.3.3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互印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刑法中数罪并罚制度适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架构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数罪并罚制度本体论 |
| 第一节 数罪并罚制度的概念与特征 |
| 一、数罪并罚制度的概念 |
| 二、数罪并罚制度诸特征之概览 |
| 三、数罪并罚制度诸特征之利弊 |
| 四、数罪并罚制度诸特征之取舍 |
| 第二节 数罪并罚制度的理论依据 |
| 一、域外关于数罪并罚制度的理论依据 |
| 二、我国关于数罪并罚制度的理论依据 |
| 三、数罪并罚制度的理论依据——兼顾司法经济与刑罚目的的平衡 |
| 第二章 数罪并罚制度适用论 |
| 第一节 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前提 |
| 一、数罪的概念和特征 |
| 二、数罪的类型 |
| 第二节 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范围 |
| 一、数罪并罚制度适用范围的立法模式 |
| 二、数罪并罚制度适用范围的立法模式评析 |
| 三、我国数罪并罚制度适用范围的类型 |
| 第三节 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原则 |
| 一、数罪并罚制度适用原则与数罪并罚制度适用方法的界定 |
| 二、折中(综合)原则是否属于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原则 |
| 三、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原则 |
| 第三章 数罪并罚制度刑种论 |
| 第一节 数罪并罚制度与死刑的适用 |
| 一、数个宣告刑中包含死刑立即执行的并罚 |
| 二、数个宣告刑中包含死刑缓期执行的并罚 |
| 第二节 数罪并罚制度与自由刑的适用 |
| 一、数个宣告刑中包含无期徒刑的并罚 |
| 二、数个宣告刑中包含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 |
| 三、《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数个宣告刑中包含异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 |
| 第三节 数罪并罚制度与附加刑的适用 |
| 一、《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附加刑并罚条文的理解 |
| 二、同种附加刑的并罚 |
| 三、异种附加刑的并罚 |
| 四、附加刑与主刑之间的并罚 |
| 第四章 数罪并罚制度关系论 |
| 第一节 数罪并罚制度与累犯制度的关联适用 |
| 一、数罪并罚制度与累犯制度中“刑罚执行完毕”的理解 |
| 二、数罪并罚制度与累犯制度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
| 三、《刑法修正案(九)》中数罪并罚刑罚设置与累犯制度的关联适用 |
| 第二节 数罪并罚制度与缓刑制度的关联适用 |
| 一、数罪并罚的情况下可否适用缓刑 |
| 二、数罪并罚情况下适用缓刑的标准 |
| 三、缓刑期间发现漏罪的并罚 |
| 四、缓刑期间又犯新罪的并罚 |
| 第三节 数罪并罚制度与减刑制度的关联适用 |
| 一、裁定减刑后发现原判决之前漏罪的数罪并罚 |
| 二、裁定减刑后刑罚执行期间犯新罪的数罪并罚 |
| 三、刑罚执行完毕后犯新罪并发现漏罪的数罪并罚 |
| 第四节 数罪并罚制度与假释制度的关联适用 |
| 一、假释期间发现漏罪或又犯新罪的数罪并罚 |
| 二、假释期间同时发现漏罪与新罪的数罪并罚 |
| 三、假释期满后发现漏罪的数罪并罚 |
| 四、假释期满后发现假释期间犯新罪的数罪并罚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俄罗斯人口发展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旧俄时期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 |
| 一、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概述 |
| 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 |
|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人口出生率持续偏低 |
| 二、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
| 三、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日益减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历史结构原因 |
| 一、育龄人口数量阶段性减少导致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
| 二、人口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制约人口再生产的良性运行 |
| 三、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造成死亡率水平的控制难度增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原因 |
| 一、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抑制居民生育意愿 |
| 二、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降低导致人口健康状况恶化 |
| 三、经济实力衰退造成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
| 第三节 文化和价值观原因 |
| 一、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转变导致居民生育意愿下降 |
| 二、不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死亡观念成为高死亡率的重要诱因 |
| 三、民众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制约移民吸引力的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政府应对人口危机的措施及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刺激居民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 |
| 一、出台刺激人口生育意愿的物质激励措施 |
| 二、为女性兼顾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
| 三、协助家庭改善居住条件,为居民落实生育意愿提供住房保障 |
| 四、宣传重视家庭和生育的传统价值观 |
| 第二节 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人口死亡率水平 |
| 一、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
| 二、推行控烟、限酒和禁毒等措施 |
| 三、宣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提高移民吸引力增强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 |
| 一、根据移民现状与移民需求,适时调整移民政策定位 |
| 二、刺激境外侨胞回归意愿,主动吸引侨胞回迁 |
| 三、大力吸引高技能移民 |
| 四、优先吸纳独联体地区移民 |
| 五、培育包容的移民环境,促进移民融合 |
| 第四节 人口危机应对措施的绩效分析 |
| 一、提高出生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二、降低死亡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三、增强移民吸引力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独龙江乡独龙族语言生活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5.1 语言生活的定义 |
| 1.5.2 母语的定义 |
| 1.6 研究综述 |
| 1.6.1 国外研究综述 |
| 1.6.2 国内研究综述 |
| 1.6.3 独龙族语言文字研究 |
| 1.6.4 简评 |
| 1.7 研究问题 |
| 1.8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9 研究方法 |
| 1.10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11 小结 |
| 第2章 研究对象和过程 |
| 2.1 研究对象概况 |
| 2.1.1 独龙族概况 |
| 2.1.2 独龙江乡概况 |
| 2.1.3 独龙语和独龙文字概况 |
| 2.2 研究过程 |
| 2.2.1 调查方法 |
| 2.2.2 问卷的设计 |
| 2.2.3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2.2.4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
| 2.2.5 问卷的填写 |
| 2.2.6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2.3 小结 |
| 第3章 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 |
| 3.1 引言 |
| 3.2 整体趋势调查 |
| 3.2.1 家庭语言使用 |
| 3.2.2 村寨语言使用 |
| 3.2.3 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 |
| 3.2.4 工作场所的语言使用 |
| 3.3 在社会变项上的差异性分析 |
| 3.3.1 性别变项分析 |
| 3.3.2 年龄变项分析 |
| 3.3.3 受教育程度变项分析 |
| 3.3.4 职业变项分析 |
| 3.3.5 居住地域变项分析 |
| 3.3.6 生活经历变项分析 |
| 3.4 研究发现及讨论 |
| 3.4.1 总体趋势及成因 |
| 3.4.2 在社会变项上出现差异的原因 |
| 3.5 小结 |
| 第4章 调查对象的语言能力 |
| 4.1 引言 |
| 4.2 整体趋势调查 |
| 4.2.1 母语能力 |
| 4.2.2 汉语能力 |
| 4.2.3 外语能力 |
| 4.2.4 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能力 |
| 4.3 在社会变项上的差异性分析 |
| 4.3.1 性别变项分析 |
| 4.3.2 年龄变项分析 |
| 4.3.3 受教育程度变项分析 |
| 4.3.4 居住地域变项分析 |
| 4.3.5 职业变项分析 |
| 4.3.6 生活经历变项分析 |
| 4.4 研究发现及讨论 |
| 4.4.1 总体趋势及成因 |
| 4.4.2 在社会变项上出现差异的原因 |
| 4.5 小结 |
| 第5章 调查对象的语言习得 |
| 5.1 引言 |
| 5.2 整体趋势调查 |
| 5.2.1 母语听说能力的习得 |
| 5.2.2 母语读写能力的习得 |
| 5.2.3 汉语听说能力的习得 |
| 5.2.4 汉语读写能力的习得 |
| 5.2.5 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的习得 |
| 5.3 在社会变项上的差异性分析 |
| 5.3.1 性别变项分析 |
| 5.3.2 年龄变项分析 |
| 5.3.3 受教育程度变项分析 |
| 5.3.4 居住地域变项分析 |
| 5.3.5 职业变项分析 |
| 5.3.6 生活经历变项分析 |
| 5.4 研究发现及讨论 |
| 5.4.1 总体趋势及成因 |
| 5.4.2 在社会变项上出现差异的原因 |
| 5.5 小结 |
| 第6章 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 |
| 6.1 引言 |
| 6.2 整体趋势调查 |
| 6.2.1 对语言有用性的评价 |
| 6.2.2 对语言社会影响力的评价 |
| 6.2.3 对语言交际功能的评价 |
| 6.2.4 对全民双语能力的看法 |
| 6.2.5 对家人和朋友不会讲普通话和独龙话的态度 |
| 6.2.6 对自身双语能力的预期 |
| 6.2.7 对保护独龙语和推广普通话的看法 |
| 6.2.8 对语言发展前景的看法 |
| 6.2.9 语言学习的动机 |
| 6.2.10 对语言传承的态度 |
| 6.2.11 对双语教育的看法 |
| 6.2.12 对教育语言的态度 |
| 6.2.13 均值总和的对比 |
| 6.3 在社会变项上的差异性分析 |
| 6.3.1 性别变项分析 |
| 6.3.2 年龄变项分析 |
| 6.3.3 受教育程度变项分析 |
| 6.3.4 职业变项分析 |
| 6.3.5 居住地域变项分析 |
| 6.3.6 生活经历变项分析 |
| 6.4 研究发现与讨论 |
| 6.4.1 总体趋势及成因 |
| 6.4.2 在社会变项上出现差异的原因 |
| 6.5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引言 |
| 7.2 研究结论 |
| 7.2.1 语言使用的研究结论 |
| 7.2.2 语言能力的研究结论 |
| 7.2.3 语言习得的研究结论 |
| 7.2.4 语言态度的研究结论 |
| 7.2.5 语言生活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结论 |
| 7.3 研究启示 |
| 7.4 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方向 |
| 7.4.1 研究的不足 |
| 7.4.2 今后的研究方向 |
| 参考书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SUM CONTENTS(2001)（论文参考文献）
- [1]“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D]. 岳雪.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12)
- [2]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D]. 王东红.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3]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时空演化[D]. 宋雪珂.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D]. 全龙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5]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D]. 万真宜. 苏州大学, 2020(06)
- [6]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D]. 张翠玲. 吉林大学, 2019(02)
- [7]马克思狭义社会思想研究[D]. 耿凡. 湖南大学, 2019(01)
- [8]我国刑法中数罪并罚制度适用问题研究[D]. 胡旭宇.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10]独龙江乡独龙族语言生活状况研究[D]. 黄兴亚. 云南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