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电信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殷书建[2]（2021）在《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再次明确指出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分类分层推进国企混改。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今后三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可以预见的是,此后几年国企混改将进入快速推进、实质进展的新阶段。国企混改并非新鲜事物,它是过往国企改革的延伸,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党和政府对国企改革方向的新判断。随着国企混改的深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若干配套文件,形成了所谓的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根据知本咨询国企改革研究院统计,截至2020年8月,中央各部委出台的相关国企改革政策共有192项,涉及到国资监管、国企混改、产权管理、中长期激励、法人治理、税务政策等方面,各省出台地方国企的改革政策达到1488项。中央乃至地方出台的各式政策文件,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国企混改规范进行,然而,相较于法治引领,政策推进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起伏性,欲想新一轮国企改革通过混改的方式取得预期成效,法治的引领与保障必不可缺,这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于法有据改革精神正相契合。新阶段,如何“混好资本”,顺利引入非公有资本投资者,以及“改好机制”形成分权制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高效的国资监管体制,是国企混改直面的两大课题。市场化导向的分类改革背景下,作为国企混改的突破口和关键,竞争性国企混改必将直面该些课题。基于此,本文拟以竞争性国企混改为考察对象,细致梳理“混资本”过程与“改机制”之内（公司治理机制）、外（国资监管体制）部治理机制运行中所存困境,试图在政策之外运用法律这一制度工具给出解决方案,实现竞争性国企混改的法治化。第一章,主要讨论了竞争性国企混改基础理论,阐释了所有制、所有权、产权、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竞争性国有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相关概念,并在国内及国际两个角度分析了竞争性国企混改的必要性,同时认为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以及政策与法律双向增进的全面法治观构成了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的理论依据。第二章到第四章,通过不同视角梳理并归纳竞争性国企混改中可能存在的困境,以便提出针对性的法治建议:第二章主要梳理了“混资本”的过程困境,包括整体上市、并购重组、认购可转债、员工持股等不同“混合”模式,民间资本、集体资本、外国资本等不同“参混资本”形态以及决策审批、定价评估等“资本混合”程序;第三章从控制权、决策权、经营权以及监督权等方面梳理了“改机制”项下内部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第四章从国有资产监管以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方面梳理了“改机制”项下外部治理机制（国资监管体制）的运行困境。第五章,基于前文梳理的“混资本”过程困境与“改机制”运行困境,结合竞争性国企混改实际,提出了产权清晰、意思自治以及利益衡平的法治化原则,在“混资本”与“改机制”两个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法治化方案,并得出了结论性建议:当前,应在吸收现有政策文件精神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形式出台《竞争性国企混改促进条例》,以统筹兼顾不同层级的法律文件,同时修订《公司法》,增设“国有公司”章节,对国有独资、控股以及参股公司全面调整,以监管与履行出资人职责职能分离为基础,修订《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实现“资本”与“资产”的全面规范。
付晓旭[3]（2021）在《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投资分析及运营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指出放开发电、售电等属于竞争性环节的价格,管住输电、配电等属于自然垄断环节的价格。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分类推进国企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明确意见。在电力体制与国企“双重改革”背景下,电网企业需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模式,促进资本优化配置,提高运营效率,改进国有企业机制。论文以国有电网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业务投资领域选择、投资成效分析和运营优化模式。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分析了国企混改指导政策与推进途径。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电网企业层面三个维度出发,梳理了国有企业混改的相关政策;研究了国企混改分类、分层、各类资本参与的途径,提出了混改的基本流程,旨在为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投资分析及运营模式研究提供框架。（2）构建了电网企业适合混改业务的经济性评价模型。提出了综合能源服务、竞争性配售电、分布式能源微网、电动汽车充电等混改业务类型;基于SWOT模型,分析了电网企业发展混改的机遇与挑战;构建了电网企业混改业务的经济性评价模型。（3）构建了电网企业微网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分析了光伏选址、电动汽车充电、储能等业务投资可行性;分析了微网全寿命周期成本效益,计算了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指标;基于风电光伏等不确定性,引入CVaR方法和鲁棒随机优化理论,构建了微网业务多情景投资运营优化模型。（4）构建了电网企业综合能源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分析了冷热电综合能源市场交易业务模式;构建了冷热电综合能源运营优化模型;选取典型示范工程开展实例分析,分析了电网企业投资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盈利情景,以及风电与光伏发电等综合利用效果等。（5）构建了电网企业竞争性配售电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对配售电混改业务经营模式进行梳理;以资产利用率为投资优化目标,建立含分布式电源的增量配电业务投资优化模型;基于博弈分析,构建电网企业售电业务系统动力学分析模型。（6）构建了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组合运营成效排序评价模型。建立了电网企业混改业务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与序关系分析法给指标集成赋权,构建了组合混改业务的成效排序评价模型。
彭巨水[4]（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臧煜[5]（2013）在《美、日、法电信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探析当前全球电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电信业“先行国家”、“跟进国家”和“赶超国家”的原则选择美、日、法三国电信市场作为研究样本。首先，探讨其电信业发展的共性和区别，并洞悉当前电信业发展重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其次，综合法律环境、监管体系、行业政策、市场结构和企业战略等要素进行行业整体分析，对美、日、法电信业发展历程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再次，通过构建综合评价电信业发展经济绩效的模型，对美、日、法电信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和实施效果做出客观评价；最后，根据前文研究的结论，综合评价美、日、法电信业发展的主要有益经验，并结合中国电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提出促进其发展的相关建议。
张莉[6]（2012）在《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工具,从历时性角度梳理中国广电传媒三十多年改革进程中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制度演进；从共时性角度将广电业改革与报业改革进行对比,研究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对广电传媒改革进程的影响,探析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的角色扮演,在文化体制改革与数字传播背景下展望广电传媒改革的未来路径。本研究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为何缺乏改革的动力?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充分的解答,必须进一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制度供给与广电传媒改革的制度需求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利益博弈以及对广电传媒改革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对于“改革先行者”——报业,广电传媒改革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为何会扮演这种角色?本研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的未来改革路径如何发展?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政策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与飞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广电传媒的功能和属性逐步发生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财源结构已无法满足广电传媒事业发展的需要,传媒业只有依靠自我赢利来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传媒的市场化发展便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就广电业而言,开展广告经营活动成为广电传媒市场化的起点；混合型体制的确立则为广电传媒市场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无论是广告经营活动的开展,还是混合型体制的确立,广电传媒的市场化进程基本因循报业,因为这样既能降低广电传媒制度创新的风险与成本,同时也能保证广电传媒收获丰厚的市场利益。因此在这个阶段,“收益”大于“成本”的利益博弈驱动了广电传媒改革的“搭便车”行为,而“搭便车”所形成的既得收益也使广电传媒缺乏制度创新的内在需求。同样基于利益的考量,政府部门的政策出台滞后于广电传媒的创新实践行为,在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制度需求的情况下,诱致性制度变迁便成为这个阶段广电传媒改革的总体特征。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意味着我国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广播电视业的产业属性,也加快了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步伐,广电业迈入了产业化发展的新时期。作为高技术、高消耗、高风险的行业,广电传媒的产业化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以实现规模的扩张,仅仅依靠政府拨款和广告收入所形成的原始积累还不足以满足自身发展壮大的资金需求,组建广电集团便成为广电传媒产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在集团化改革阶段,与报业的“改革先行”相比,广电传媒再次“搭便车”。组建广电集团,广电业与政府有着各自的利益取向。但在实际运作中,受到传统保守思维模式的羁绊,政府并没有给广电传媒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鼓励,相关产业政策出台往往滞后于广电传媒产业化改革实践,广电传媒的集团化发展仍被束缚在混合型体制的框架之下进行。因此,在混合型体制下,我国广电集团的事业属性注定集团化改革的收益低于预期；而既有体制造成的行业利益与政府部门利益之间的较量增加了广电集团市场交易的成本。从总体上看,我国广电传媒集团产业化程度偏低,表现为：广电集团产业属性的释放受到混合型体制的束缚；多元化经营程度不高；广电集团发展呈现出规模不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市场竞争不充分。在“收益”小于“成本”的利益权衡以及政府与广电业的“利益合谋”下,广电集团的组建被叫停,广电传媒的改革进程出现回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文化单位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并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和中国传媒业前两次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文化体制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触及到中国传媒业的核心制度层面——产权制度,而这正是混合型体制所回避的。政府基于规避改革风险、获取政治和经济收益而强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国传媒业则整体进入“后改革时代”,表现为：报业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但仍有亮点；广电传媒改革则陷入原地徘徊。就广电传媒而言,混合型体制已使广电传媒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广电传媒自然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并且有意识地在强化这种事业属性；而文化体制改革势在打破这种既得利益格局,广电业因此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反应平淡、态度消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广电业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对政府部门的激励性政策进行了消解,具体表现为：“频道总监负责制”成为栏目承包制的翻版；“制”与“播”的分而不离；“三网融合”流于形式；数字广电进展缓慢。通过改革路径的梳理可以看出,广电传媒的改革过程伴随政府与广电传媒的利益博弈。政府的利益诉求在于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和实现“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广电传媒的利益诉求则是既要作为事业单位享受政策资源,又要作为企业单位获取经济利益。和报业的“改革先行者”角色相比,广电传媒改革始终扮演了“搭便车者”的角色,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因为制度的公共品属性容易导致制度变迁的“搭便车”行为；其次,规避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的动机驱使广电传媒改革“搭便车”；第三,对既得利益的满足使广电传媒自身难以产生制度创新的需求；最后,政府偏于谨慎的管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广电传媒的自主制度创新意识。总之,“搭便车”可以使广电传媒在规避改革风险与降低改革成本的同时尽享改革收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进入数字传播时代,广电传媒的既得利益开始受到业外因素的影响,国外传媒集团的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在“内挤外压”的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下,广电传媒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来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数字技术革命使广电生产力发展迅猛,旧有的广电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封闭的市场环境带给广电传媒的发展空间也必然是有限的。对于广电传媒而言,只有突破传统思维定势,敞开胸怀,构建一个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将传媒市场这块蛋糕做得更大,广电传媒才能从中分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必须突破原有的以计划体制和行政区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广电体制,深层次的改革势在必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分析,制度创新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广电传媒的制度创新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使我国的广电业真正与世界接轨,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盈利空间。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应整合省、市、县各级广电资源,在中央一级和省级（直辖市）层面上建立数字广电传媒集团,实行频道制管理,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事业性质的数字电台、数字电视台和企业性质的数字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数字电台、数字电视台定性为国有事业单位,下设时政频道（率）和公共频道（率）,这样既保证了广电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传职能不发生偏离,也使公共利益得到保障。数字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商业频道（率）、节目制作公司、网络传输公司、广告公司及其他业外经营性实体单位,可广泛吸收业外资本进行商业化运作,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经济收入。这样的组织架构既符合文化体制改革所提出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分开”的产权制度改革要求；也顺应了数字传播时代对广电传媒发展提出的技术转型要求。本文最后以数字电视为例,具体探讨了频道制的管理模式,并提出发展数字商业频道（率）应当成为中国广电传媒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易旭明[7]（2011）在《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文中提出产业理论认为提升产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提升生产要素、创立良好市场环境、扩大国内需求、致力制度创新,那么当下影响电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制度创新。众多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策制度决定着包括电视产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众多学界、业界人士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作出过各种解释,提出了各种不乏价值的制度创新建议,但是政策与实务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及从不同学科理论研究电视产业得出的结论之间巨大的缝隙还远未弥合。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方法,通过详细考察我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中的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步骤、分析当下的数字时代制度创新的收益成本,并深入分析了电视产业相关主体各种“需要”和“需求”,就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作用机制、未来变迁方向等问题得出以下观点:一、中央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电视台、广告商、投资者以及观众等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是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行动团体”,这些“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变动是影响制度创新“行动团体”行动收益的直接原因;国内外制度环境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行动团体”行动成本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同时影响着制度创新行动的收益与成本。根据电视产业制度创新对各个利益主体的调整关系,本文粗略地将创新分为“增量型”制度创新和“存量型”制度创新。“增量型”制度创新由于对原有相关者的既定利益基本不减少,其它相关者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制度创新行动相对顺利;“存量型”制度创新则是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此类制度创新则推进缓慢。大致来说,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创新模型可以表示如下:二、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增量型”制度创新将持续、较快地进行,尤其是在新媒体相关业务领域,在意识形态较弱的节目制作领域及其他文化产品生产领域;“存量型”制度创新进展将相对艰难,尤其是在传统电视业态中,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节目领域。但是在实力特别强和特别弱的地区,在市场需求紧缩的时机中,在善于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的“制度创新企业家”出现的地方,“增量型”制度创新也能取得突破。制度环境的持续变革也将持续改变“行动团体”的行动成本和行动动力。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在传统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经济绩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源的强化,随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制度环境总体是有利于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但是制度环境变革的速度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变革的方向也在短期内也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我国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宣传的认知和需要、对舆论失控风险成本的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行动博弈结果的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量型”制度创新短期内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加速产业制度创新趋势不可逆转。电视产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需求的满足,但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不等于观众的全面“需要”。我国目前满足观众更高需要的政治节目、公共节目供应不足,并且相关制度创新在“路径依赖”的格局中处于“无人行动”的窘境。本文论证上述观点的过程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价值相对混乱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梳理了电视产业尤其是电视制度及的研究文献以及新制度次级行动团体配合制度创新行动电视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预期纯收益变动初级行动团体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经济学理论基础,阐述了核心概念等。第一章则考察了中国电视创建初期的制度——事业制度,通过详细介绍这种制度决策、执行的过程,并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特征以及原因。不如此详尽、深入的地察中国电视制度的事业起源,就难以充分理解中国电视产业制度今天的本质。第二章考察了广告经营制度、“四级办”、有线电视制度等“增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经过,并介绍了这个过程中相应的人事、财务制度,以及上海、湖南、贵州制度创新的个案。这些制度创新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边际突破的过程,是各个主体对创新行为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第三章考察了“治散治滥”、“集团化”、“制播分离”等“存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分析了其中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权衡。第四章从生产能力、消费模式、规模经济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巨大产业潜能,分析了电视产业制度的瓶颈,论证技术革命对党政机构、电视台、投资商等主体的各种利益会带来改变,他们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从而行动动力会发生改变,“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利益权衡的存在。第五章则更深入的分析了观众复杂的需要结构和以购买力来衡量的市场需求变动,分析了党政机构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层需要,从而分析了党政机构制度创新行动的动力及其变迁。本文提出判断电视制度效率的最终标准,是否利于全面满足包括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和没有购买力的收视需要,并分析了电视产业化的效率及其边界。结语部分则集中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从国家“赶超战略”实施、政权合法性巩固对宣传有着内在需要的高度论述我国电视宣传任务,这是认识我国电视政治宣传目标及其变动规律有效、有深度的观点创新;（二）,在清晰界定外延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收益权衡解释历史上的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相对于以往文献仅仅从市场利益的角度论述更有解释力,也有创新价值;（三）,从社会原因、技术原因导致电视节目“私人产品”属性强化,从而解释我国电视产业化的原因,论述产业化的合理性及其边界,这是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一个基本概念的理论创新。
易绍华[8]（2009）在《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文中认为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媒介融合加速,网络化渗透让电视面临着艰难选择,这种选择的艰难性来自电视媒体在两种现状之间的碰撞与困惑：一方面,电视媒体目前的经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领跑其他传统媒体,日子仍旧好过。而要摒弃长期传统观念、颠覆既有发展模式,必然面临牺牲眼前利益的风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直面新媒体日趋激烈的竞争现实,积极应对网络化挑战。而电视媒体在网络化生存面前显得步履蹒跚,发展思路和策略指导更是捉襟见肘。在这一背景之下,本研究的目标就是力求剖析传媒网络化内在规律,为我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发展提供某种具体发展模式,以便于业界同仁在电视网络化实务运营中有所参鉴。笔者从电视媒体网络化的生存形态视角出发,以逻辑方法论证网络化趋向的必然性。电视媒体选择网络化生存是历史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发展的必然,摆在电视人面前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合理制定战略和策略,以期在网络化生存的四条具体路径上发展得又快又好。这四条路径是：平台型网站打造、数字化频道改进、视频化业务拓展、移动化技术应用。平台型网站建设,一定要突破“窗口”局限,将网站视为一个辐射范围更加广域的全球性电子商务系统,集信息推广和产品营销于一体,形成一个服务高满意性、技术高先进性、产品高实用性、业务高扩展性的高盈利性平台。数字化频道改进,主要是在“海量专业内容、双向交互功能、多元盈利模式”三个方面加以提升和强化。为此,务必构建网络化的电视产业链,建立合理的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机制；开展资本运作,整合民营资源,推动内容产业大发展；拓宽产业经营领域,摸索更多的盈利模式。与此同时,要打造网络化共享机制的内容中心,建立完善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开发基于网络营销系统的内容平台；构筑以家庭消费为内容指向的数字中心。网络化视频业务扩展,面临着五大压力：受众压力、同业压力、域外压力、业外压力和上级压力。也恰恰是这些压力的存在化成了电视媒体网络化视频业务发展的动力。和其他形态的传媒相比,电视媒体具备发展视频业务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其专业性的媒介属性、专业性的人才和设备以及几十年来的资源储备。在发展网络电视方面,要注意“双轨并行”策略：开路网络电视（WebTV）要借力民营公司的发展范式；闭路网络电视（IPTV）,要应合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开放与竞争,与电信方面在“竞合”中发展。移动化趋势来自三股力量：受众（个体内在）对自由的无限追求、技术进步提供更优的移动信息传播手段、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形态变迁。“施拉姆公式”和“长尾理论”揭示了移动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近乎上述同样的理由,电视媒体的移动化和网络化汇流势不可挡。电视媒体应该顺势而为,克服当前存在的标准之争,以“合气生财”策略进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标准抉择；以“资源互换”策略进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市场拓展；以“广开财源”策略丰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盈利模式：以“丰富而适配”的策略打造移动化电视网络的内容平台；以“竞合之道”策略实施移动化电视网路的生产运营；以“平等与开放”策略寻求移动化电视网路的政策扶持。传统的电视产业生产形态在网络化技术冲击下,已经发生变革：生产平台的网络化（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构建生产平台）、生产方式的定制化（基于海量化和差异化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流程的双向化（逆向生产的出现）、生产领域的跨界化（从非实体产品领域跨入物质产品领域）以及生产资源的数据库化（数据库成为生产体系的核心资源）。对于网络化电视产业而言,其主要核心资源优势首先是文化内容产品（形成虚拟产品信息流）,其次是未来掌握的消费者个体数据库（消费者信息流）。由于网络化构建了电子商务平台,电视产业延伸到实体产品的经营甚至生产领域（形成实体产品信息流）都是可以期待的。而与此同时,配合电子商务运营的金融支付系统和现代物流运输系统必然成为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因此建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三流合一”的网络电视市场机制是未来的必然选择。网络化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对电视产业的渗透必然要求网络化生产关系与之适配。电视产业新体制呼之欲出,网络化对电视产业新体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变革要求：经营体制的变迁、传输体制的变迁、制播体制的变迁、投融资体制变迁以及管理体制的变迁。
饶德江,莫梅锋[9]（2004）在《上下求索中创新开拓——2003～2004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 媒体发展理论研究述评媒体发展宏观研究述评广播电视发展研究述评报刊业发展研究述评出版业发展研究述评网络发展研究述评广告经营与媒体发展研究述评2003～2004年中国的媒体发展态势凶猛。改版、合作、合并、交流、推广等媒体活动层出不穷。同样,在媒体发展研究上,各种媒介思想相互激荡,并产生火花,呈现出媒体发展研究更加深入、专门化和务实的特征。两年来,在研究过程中,媒体研究专家学者纷纷引进和应用先进的媒体发展理论、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结合我
刘友芝[10]（2004）在《媒介资本运营现状及发展态势》文中研究指明 媒介资本运营的政策环境事业与企业两分开的媒介分层管理体制的初步确立传媒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逐步明晰传媒产业投融资政策的松动媒介资本运营现状扫描跨媒体跨区域的传媒资本联姻媒体与上市公司互动的资本运营媒体IPO直接上市的主力军:报业媒体混合多元化的资本运营媒体的跨国资本运营媒介资本流向的热点领域新媒体成熟的资本运作
二、关于电信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电信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竞争性国企混改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竞争性国企混改相关概念阐释 |
| 一、所有制与所有权、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 |
| 三、竞争性国有企业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竞争性国企混改必要性分析 |
| 一、国内:“国民共进”导向下混合所有制的再出发 |
| 二、国际:竞争中性原则的指引 |
| 第三节 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的理论依据 |
| 一、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 |
| 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
| 三、政策与法律双向增进的全面法治观 |
| 第二章 “混资本”的过程困境 |
| 第一节 不同“混合”模式 |
| 一、并购重组:警惕“经营者集中”限度 |
| 二、整体上市:或再次产生内部人控制 |
| 三、认购可转债:法法衔接需要完善 |
| 四、员工持股:现有规范混乱不一 |
| 五、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监管规范需细化规定 |
| 第二节 不同参混“资本”形态 |
| 一、民间资本:权益亟需系统化保障 |
| 二、集体资本:产权界定规范缺失 |
| 三、外商资本:安全审查规范需要完善 |
| 四、非公资本退出:机制不完善 |
| 第三节 “资本混合”程序 |
| 一、决策审批:地方拟混改国企程序规范缺失 |
| 二、评估定价:国有资产评估机制亟待完善 |
| 三、容错机制:规范操作性不足 |
| 第三章 “改机制”之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机制 |
| 一、公司治理与治理结构 |
| 二、混改企业治理的特殊性 |
| 三、混改企业的法律界定 |
| 第二节 控制权 |
| 一、股比差异化设计是难题 |
| 二、章程需要合理化设计 |
| 第三节 决策权 |
| 一、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产权改革导向相悖 |
| 二、董事会决策“失灵” |
| 第四节 经营权 |
| 一、国有股一股独大将导致经理人职权滥用 |
| 二、职业经理人制度缺失 |
| 三、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分别任职会出现治理僵局 |
| 第五节 监督权 |
| 一、党组织政治监督需与董事会决策机制有效协调 |
| 二、董监难以真正依法监督 |
| 第四章 “改机制”之外部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第一节 外部治理机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
| 一、国有资产的界定 |
| 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历史演进 |
| 第二节 国有资产监管 |
| 一、现行法规与“管资本”国资监管模式不契合 |
| 二、国资委出资与监管职能冲突 |
| 三、民事责任形态缺失 |
| 第三节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
| 一、委托代理链条进一步延伸 |
| 二、权责边界不甚清晰 |
| 第五章 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路径 |
| 第一节 竞争性国企混改的法治化原则 |
| 一、产权清晰原则 |
| 二、意思自治原则 |
| 三、利益衡平原则 |
| 第二节 “混资本”的法治化 |
| 一、规制思路:构建顶层设计,统筹混改过程 |
| 二、不同混合模式的法治化:规范与监管并行 |
| 三、不同“资本”形态的法治化:保障与审查并重 |
| 四、“混资本”程序的法治化:约束与激励并举 |
| 第三节 混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法治化 |
| 一、规制思路:用规范确定政企边界,促进“管”的法治化 |
| 二、优化章程编制 |
| 三、以国有股东参股为原则进行股比设计 |
| 四、强化董事会经营决策权限 |
| 五、以“非国有股东”为倾向完善董监类型 |
| 六、构建职业经理人制度 |
| 第四节 国资监管体制的法治化 |
| 一、规制思路:以资本与资产为调整对象区分规制 |
| 二、厘清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权责边界 |
| 三、做好资本规范与资产规范的法法衔接 |
| 四、强化民事公益诉讼程序适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投资分析及运营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现状 |
| 1.2.2 混改业务经济性评估研究现状 |
| 1.2.3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研究现状 |
| 1.2.4 电网企业业务投资分析研究现状 |
| 1.2.5 电网企业新型业务运营模式研究现状 |
| 1.2.6 电网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
| 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3.1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国企混改指导政策与推进途径分析 |
| 2.1 国企混改指导政策 |
| 2.1.1 国家层面混改指导政策 |
| 2.1.2 地方政府层面混改指导政策 |
| 2.1.3 电力公司层面混改政策与协议 |
| 2.2 国企混改推进途径分析 |
| 2.2.1 国企混改分类推进途径 |
| 2.2.2 国企混改分层推进途径 |
| 2.2.3 国企混改多类资本参与途径 |
| 2.3 央企混改基本流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类型及经济性分析模型 |
| 3.1 引言 |
| 3.2 电网企业适合混改的业务类型分析 |
| 3.2.1 国家电网公司混改业务类型 |
| 3.2.2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
| 3.2.3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 |
| 3.2.4 分布式能源微网业务 |
| 3.2.5 电动汽车充电业务 |
| 3.3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SWOT分析模型 |
| 3.3.1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优势分析 |
| 3.3.2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劣势分析 |
| 3.3.3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机会分析 |
| 3.3.4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威胁分析 |
| 3.3.5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SWOT综合分析 |
| 3.4 电网企业混改业务经济性分析 |
| 3.4.1 经济性分析模型 |
| 3.4.2 分布式能源微网业务经济性分析 |
| 3.4.3 电动汽车充电业务经济型分析 |
| 3.4.4 综合能源业务经济性分析 |
| 3.4.5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经济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电网企业微网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4.1 引言 |
| 4.2 分布式能源微网混改业务运营模式分类 |
| 4.3 分布式能源微网混改业务主体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3.1 能源生产商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3.2 能源转换商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3.3 能源存储商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3.4 能源消费者及其运营分析模型 |
| 4.4 分布式能源微网混改业务投资分析 |
| 4.4.1 光伏业务投资分析 |
| 4.4.2 储能业务投资分析 |
| 4.5 微网混改业务运营模式与收益分析模型 |
| 4.5.1 微网混改业务运营模式 |
| 4.5.2 微网混改业务效益分析模型 |
| 4.6 微网混改业务多情景运营优化模型 |
| 4.6.1 微网业务运营优化模型 |
| 4.6.2 微网业务运营典型情景设置 |
| 4.6.3 微网不同典型情景日内运营优化结果 |
| 4.6.4 微网不同典型情景全寿命周期运营优化结果 |
| 4.7 随机不确定因素下微网业务多主体运营优化模型 |
| 4.7.1 微网混改业务多投资主体运营约束 |
| 4.7.2 微网混改业务多投资主体运营优化模型 |
| 4.7.3 随机不确定性因素下多主体投资业务优化模型 |
| 4.7.4 算例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电网企业综合能源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5.1 引言 |
| 5.2 综合能源混改业务模式分析 |
| 5.2.1 冷热电综合能源业务模式 |
| 5.2.2 购售电一体化业务模式 |
| 5.2.3 冷热电联供差价套利业务模式 |
| 5.3 冷热电气综合能源优化模型 |
| 5.3.1 冷热电气能源出力模型 |
| 5.3.2 冷热电气能源运营优化模型 |
| 5.3.3 基础数据 |
| 5.3.4 优化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电网企业竞争性配售电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6.1 引言 |
| 6.2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混改方式分析 |
| 6.2.1 增量配电业务混改方式 |
| 6.2.2 竞争性售电业务混改方式 |
| 6.3 竞争性配售电混改业务运营模式分析 |
| 6.3.1 增量配电业务运营模式分析 |
| 6.3.2 竞争性售电业务运营模式分析 |
| 6.3.3 算例分析 |
| 6.4 竞争性配售电混改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6.4.1 增量配电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6.4.2 竞争性售电业务投资运营优化模型 |
| 6.4.3 算例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运营成效排序评价模型 |
| 7.1 引言 |
| 7.2 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的条件/环境分析 |
| 7.2.1 分布式能源微网业务 |
| 7.2.2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
| 7.2.3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 |
| 7.3 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运营模式分析 |
| 7.3.1 分布式能源微网业务运营模式 |
| 7.3.2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运营模式 |
| 7.3.3 竞争性配售电业务运营模式 |
| 7.4 电网企业不同混改业务运营成效排序评价模型 |
| 7.4.1 运营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
| 7.4.2 指标赋权模型 |
| 7.4.3 理想物元可拓评价模型 |
| 7.4.4 实例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改革开放前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二、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三、当前所有制改革研究评述 |
| 四、存在问题及深化方向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内容 |
| 一、论文内容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混合所有制思想综述 |
| 一、建国初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理论探索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二、混合所有制理论成长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三、混合所有制理论完善阶段的研究综述 |
| 四、混合所有制理论突破阶段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关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列宁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三、斯大林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
| 一、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 |
| 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 |
| 三、如何认识重建个人所有制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规律 |
| 一、所有制演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规律 |
| 二、所有制演进的主体性和多元性相统一规律 |
| 三、所有制演进的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统一规律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产权解析 |
| 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的所有权概念 |
| 二、马克思注意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 |
| 三、产权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应有之义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西方产权理论的综述 |
| 一、西方产权理论的概念 |
| 二、西方产权的属性和功能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辨析 |
|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联系 |
|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 |
| 三、两种产权理论对比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与突破 |
| 第一节 我国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一、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三、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僵化固化阶段 |
|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三次突破 |
| 一、“单一到补充”: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一次突破 |
| 二、“补充到共同”: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二次突破 |
| 三、“共同到混合”: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三次突破 |
| 第三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
| 一、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 |
| 二、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教训 |
| 第五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发展实践、基本经验及现实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提出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产生的必然 |
| 三、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实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回顾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逻辑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 |
|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形式主义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意识形态争论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混合所有制失灵”现象 |
| 第六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完善的环境和把握的重点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坚持“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态 |
|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混合所有制判断标准 |
| 三、坚持共同富裕的混合所有制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互利共赢的混合所有制发展理念 |
| 五、坚持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完善的环境 |
| 一、宏观制度层面 |
| 二、中观体制层面 |
| 三、微观机制层面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把握的重点 |
| 一、宏观层面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异质股权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七章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 |
| 一、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
| 三、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
| 四、有利于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理论困境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现实难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途径 |
| 一、深化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
| 二、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
| 三、因企施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构造 |
| 一、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
| 二、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
|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 第八章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所有制变革 |
|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所有制改革历程 |
|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目前现状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一、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二、把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方式 |
| 三、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保障 |
| 一、加快理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
| 第九章 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基本内涵 |
|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 |
| 二、从所有制角度看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是混合所有制内在要素的逻辑分析 |
| 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
| 二、民营经济是提升国有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 |
| 三、民营经济融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分析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与现状分析 |
|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 |
| 二、民营经济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
| 一、自上而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
| 二、自下而上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
| 三、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引导 |
| 结语与展望 |
| 一、研究预期达到目的 |
| 二、本文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本文图表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5）美、日、法电信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对现有研究的简短评价 |
| 1.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电信业的概念与分类 |
| 2.1.1 电信业的概念 |
| 2.1.2 电信业的分类 |
| 2.2 规制放松理论 |
| 2.2.1 自然垄断弹性理论 |
| 2.2.2 可竞争性市场理论 |
| 2.2.3 规制俘获理论 |
| 2.3 电信普遍服务理论 |
| 2.3.1 外部性理论 |
| 2.3.2 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
| 2.3.3 经济溢出效应理论 |
| 第3章 全球电信业的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
| 3.1 传统电信业务市场发展现状 |
| 3.1.1 移动电话市场已趋于饱和 |
| 3.1.2 固定宽带业务价格持续下降 |
| 3.1.3 互联网市场仍在快速上升通道 |
| 3.2 新兴电信业务市场发展现状 |
| 3.2.1 移动宽带业务持续增长 |
| 3.2.2 无线宽带频率需求旺盛 |
| 3.3 全球电信业的发展新特征 |
| 3.3.1 全球电信业发展呈现新趋势 |
| 3.3.2 全球电信业市场日益壮大和细分 |
| 第4章 美国电信业发展分析 |
| 4.1 美国电信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专利垄断阶段 |
| 4.1.2 19 世纪末—20 世纪 30 年代：自由竞争阶段 |
| 4.1.3 20 世纪 30—70 年代：垄断格局的再现 |
| 4.1.4 20 世纪 70—90 年代：垄断时代的中断 |
| 4.1.5 2000 年以来的电信业发展 |
| 4.2 美国电信业的发展现状 |
| 4.2.1 电信市场整体处于高位平稳状态 |
| 4.2.2 加大力度推进国家宽带计划 |
| 4.2.3 加速发展 LTE 技术和 4G 建设 |
| 4.3 美国电信业发展成效与评价 |
| 4.3.1 完善的法制环境保障了电信业持续发展 |
| 4.3.2 独立监管体系确保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
| 4.3.3 持续的技术创新确立了运营商的领先地位 |
| 4.3.4 对美国电信业发展的简要评价 |
| 第5章 日本电信业发展分析 |
| 5.1 日本电信业的发展历程 |
| 5.1.1 1985 年以前：双寡头垄断 |
| 5.1.2 20 世纪 80—90 年代：早期的自由化 |
| 5.1.3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行业的重新整合 |
| 5.1.4 2001 年至今：新的改革措施 |
| 5.2 日本电信业的发展现状 |
| 5.2.1 传统电信业务市场规模趋于饱和 |
| 5.2.2 移动业务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
| 5.2.3 单位盈利能力长期下降后趋于稳定 |
| 5.3 日本电信业的发展成效与评价 |
| 5.3.1 私有化改革壮大了龙头企业实力 |
| 5.3.2 规制放松提高了行业运行效率 |
| 5.3.3 法制环境改善引导了市场持续改革 |
| 5.3.4 对日本电信业发展的简要评价 |
| 第6章 法国电信业发展分析 |
| 6.1 法国电信业的发展历程 |
| 6.1.1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及以前：早期的垄断经营体制 |
| 6.1.2 20 世纪 90 年代：电信市场的开放 |
| 6.1.3 2000 年至今：快速国际化战略 |
| 6.2 法国电信业的发展现状 |
| 6.2.1 重新步入增长通道 |
| 6.2.2 法国电信的发展现状 |
| 6.2.3 网络中立的进展 |
| 6.2.4 国家宽带计划 |
| 6.2.5 初尝 4G 业务 |
| 6.3 法国电信业的发展成效与评价 |
| 6.3.1 完善的法律体系赋予行业快速增长的活力 |
| 6.3.2 整体性监管框架保障了市场的有序运行 |
| 6.3.3 积极的国际化战略提升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
| 6.3.4 法国电信业发展的简短评价 |
| 第7章 美、日、法电信业发展绩效的实证分析 |
| 7.1 电信业发展的经济绩效 |
| 7.1.1 直接效应 |
| 7.1.2 间接效应 |
| 7.1.3 电信业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渠道 |
| 7.2 电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
| 7.2.1 互联网业务与经济增长 |
| 7.2.2 移动电话业务与经济增长 |
| 7.3 基本模型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电信业普及率与人均 GDP 水平 |
| 7.4.2 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综合作用 |
| 第8章 美、日、法电信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及政策建议 |
| 8.1 美、日、法电信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8.1.1 电信法制环境成为行业发展的基石 |
| 8.1.2 完善有效的监管体系是行业规范的保障 |
| 8.1.3 合理的市场结构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
| 8.1.4 电信业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
| 8.2 中国电信业发展分析 |
| 8.2.1 电信业发展历程 |
| 8.2.2 电信业发展现状 |
| 8.3 促进中国电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完善电信行业法制环境 |
| 8.3.2 深入强化电信监管职能 |
| 8.3.3 积极落实国家宽带计划 |
| 8.3.4 全面推进 3G、4G 业务发展 |
| 8.3.5 努力促进电信互联业务融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成果 |
（6）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引言 |
| 2 绪论 |
| 2.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2.1.1 研究背景 |
| 2.1.2 研究意义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
| 2.2.2 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研究综述 |
| 2.2.3 国外相关研究 |
| 2.3 研究的主要问题与使用的理论资源 |
| 2.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2.3.2 使用的理论资源 |
| 2.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2.4.1 研究思路 |
| 2.4.2 研究方法 |
| 2.5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和难点 |
| 2.5.1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2.5.2 本研究的难点 |
| 3 混合型体制的确立与中国广电传媒的市场化起步(1978——1991) |
| 3.1 广告经营正式开启市场化进程 |
| 3.1.1 经营机制创新的内在驱动与外部刺激 |
| 3.1.2 广告经营成为市场化活动的起点 |
| 3.2 混合型体制的确立推动市场化进程 |
| 3.2.1 混合型体制确立的社会背景与报业的率先尝试 |
| 3.2.2 广电传媒混合型体制确立的滞后性 |
| 3.2.3 混合型体制推动下的广电传媒市场化 |
| 3.3 广电传媒改革的“搭便车”行为初现端倪 |
| 3.3.1 市场化初期的“搭便车”行为 |
| 3.3.2 利益驱动下改革的制度跟进 |
| 3.3.3 “搭便车”导致制度创新需求的缺乏 |
|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广电传媒的产业化发展与集团化的制度安排(1992——2001) |
| 4.1 广电传媒的产业定位与集团化改革 |
| 4.1.1 产业政策的逐渐明晰与产业化发展的初步尝试 |
| 4.1.2 组建集团：广电传媒与政府的利益合谋 |
| 4.1.3 集团化改革“搭便车”行为的延续 |
| 4.2 从“集团”到“总台”：广电传媒改革进程的回缩 |
| 4.2.1 混合型体制下的“事业集团”本性 |
| 4.2.2 广电集团的产业化程度总体偏低 |
| 4.2.3 利益权衡下改革进程的回缩 |
| 本章小结 |
| 5 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广电传媒的“后改革时代”(2002——2011) |
| 5.1 政府强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
| 5.1.1 文化体制改革：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
| 5.1.2 文化体制改革首次触及“产权制度改革” |
| 5.1.3 政府积极推进“两分开”的动因分析 |
| 5.2 广电业进入“后改革时代” |
| 5.2.1 报业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 |
| 5.2.2 广电传媒改革陷入原地徘徊 |
| 5.3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广电传媒缺乏改革动力 |
| 5.3.1 广电业力图维持既得利益格局 |
| 5.3.2 广电业对激励性政策进行消解 |
|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的问题与反思 |
| 6.1 问题检视：利益博弈与角色扮演 |
| 6.1.1 制度供需双方的利益博弈及对改革进程的影响 |
| 6.1.2 广电传媒改革“搭便车者”角色扮演的成因探析 |
| 6.2 广电传媒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
| 6.2.1 外部环境压力倒逼广电传媒进行制度创新 |
| 6.2.2 广电传媒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 本章小结 |
| 7 打造数字广电：双重背景下的改革路径展望 |
| 7.1 广电资源的整合及数字广电的组织架构 |
| 7.2 数字时政频道与数字公共频道 |
| 7.3 发展数字商业频道应当成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 |
| 7.3.1 培育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
| 7.3.2 实行市场化的资本运作 |
| 7.3.3 建立多元化的商业盈利模式 |
| 本章小结 |
| 8 结语：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的症结与出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背景扫描：令人“纠结”的中国电视 |
| 二 研究对象：中国电视产业制度 |
| 三 问题提出：制度变迁的因素、趋势 |
| 四 选题意义：实践探索理论探讨 |
| 五 文献综述：成果众多矛盾突出 |
| 六 研究方法：历史、文本及制度理论 |
| 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及其适用性评述 |
| 八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电视事业制度起源 |
|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电视概况 |
| 一 中国电视诞生 |
| 二 曲折发展之路 |
| 三 电视任务与内容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电视军管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剧变 |
| 二 极“左”的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电视建设进展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五 个案透视电视制度 |
| 第三节 “两年徘徊”时期电视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变革 |
| 二 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观众需求扩张 |
| 第四节 电视事业制度均衡分析 |
| 一 制度环境基础 |
| 二 早期电视制度特征 |
| 三 需求均衡评析 |
| 第二章 “增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广告经营制度创新 |
| 一 电视需求的扩张与转型 |
| 二 广告产生过程 |
| 三 持续争议、持续创新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二节“四级办”的扩张之路 |
| 一 需求扩张加速 |
| 二 “初级行动团体”制度决策 |
| 三 “次级行动团体”制度实施 |
| 四 政策与对策 |
| 五 制度博弈非均衡 |
| 第三节 有线电视的兴建与“收编” |
| 一 市场需求升级 |
| 二 有线电视兴建 |
| 三 有线电视政策变迁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四节 产业增长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财政、人事制度变迁 |
| 二 聚焦制度创新个案 |
| 三 制度均衡分析 |
| 四 “增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三章 “存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治散治滥”、“集团化” |
| 一 电视节目需求背景 |
| 二 “治散治滥”的决策与实施 |
| 三 “集团化”的决策与实施 |
| 第二节 “制播分离”制度创新 |
| 一 制播分离决策“走走停停” |
| 二 制播分离实施“因地制宜” |
| 第三节 产业整合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制度环境变更 |
| 二 制度均衡分析 |
| 三 “存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四章 新技术下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数字电视的产业潜能 |
| 一 生产能力提升 |
| 二 消费模式拓展 |
| 三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
| 四 世界数字电视产业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及政策 |
| 一 中国数字电视发展历程 |
| 二 传统电视产业进入蜕变期 |
| 三 中国数字电视制度瓶颈 |
| 四 制度瓶颈的产业症状 |
| 第三节 “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博弈 |
| 一 “三网融合”的提出、纷争、停滞 |
| 二 “三网融合”的缓慢演进 |
| 三 国家强力推动三网融合 |
| 四 “三网融合”中的利益权衡 |
| 第四节 数字时代中国电视制度成本收益权衡 |
| 一 党政机构制度成本收益变动分析 |
| 二 国有电视台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
| 三 投资商执行制度成本收益比较 |
| 四 潜在收益与行动团体 |
| 第五章 “需要”、“需求”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观众为什么需要电视？ |
| 一 理论中的观众需要 |
| 二 生理型收视需要 |
| 三 社会型收视需要 |
| 四 发展型收视需要 |
| 五 收视需要的结构 |
| 六 收视需要的变化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下社会需要 |
| 一 电视的功能与效果 |
| 二 观众收视需要结构 |
| 三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 |
| 四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第三节 社会转型中“需要”与“需求” |
| 一 观众需要与需求变动 |
| 二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变革 |
| 三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四 社会投资机构需要 |
| 第四节 “产业化”：满足需要的效率与边界 |
| 一 制度效率取决于产品属性 |
| 二 电视事业制度效率评价 |
| 三 产业制度提升效率原因 |
| 四 产业化及其社会边界 |
| 五 观众需要满足了吗？ |
| 结语 制度窘境——如何走出“路径依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媒介融合在多个层面上继续渗透 |
| 二、网络化成为大众媒介数字化生存的形态取向 |
| 三、世界范围内电视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进程加快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一、研究目标及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范畴 |
| 一、基本概念的厘清 |
| 二、研究视角的选取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技术路线 |
| 二、总体框架 |
| 第一章 网络传播与电视媒介发展 |
| 第一节 技术与媒介的关系 |
| 一、技术促进媒介形态变革 |
| 二、网络技术发展提升媒介在信息时代的地位 |
| 第二节 媒介网络化发展的动因分析 |
| 一、传媒网络化发展的几种逻辑力量 |
| 二、中国媒体网络化发展的社会动力 |
| 第三节 三网融合与电视媒介的发展 |
| 一、三网的概念 |
| 二、三网融合 |
| 三、三网融合将加速我国有线电视网的发展 |
| 第二章 国外媒介网络化发展的实践参照 |
| 第一节 美国 |
| 一、美国电视数字化频道的发展 |
| 二、美国电视媒体网站的发展 |
| 三、美国IPTV网络电视的发展 |
| 四、美国电视媒体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分析 |
| 五、1996年《电信法》在美国电视网络化政策规制方面的意义 |
| 第二节 欧盟 |
| 一、英国:数字电视渗透领先,媒介规制及时跟进 |
| 二、法国:手机电视发展滞后,网络电视发展瞩目 |
| 三、德国:重视交互业务发展,卫星电视普及迅速 |
| 四、欧盟在数字化背景下的传播规制演变 |
| 第三节 韩国 |
| 一、韩国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概况 |
| 二、韩国的IPTV发展 |
| 三、韩国的移动电视发展 |
| 第四节 日本 |
| 一、日本对数字化产业发展高度重视 |
| 二、重视数字电视全面发展,注重内容的整合开发 |
| 三、3G技术推动日本移动媒介产业飞速发展 |
| 四、创新的盈利模式推动数据业务快速发展 |
| 五、日本手机电视的发展与盈利分析 |
| 第五节 国外电视媒介网络化发展的启示与挑战 |
| 一、经验与启发 |
| 二、问题与挑战 |
| 第三章 当前中国电视媒介的网络化生存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互联网兴起对中国电视媒介的冲击 |
| 一、互联网影响力日趋强大,分流电视媒体受众 |
| 二、互联网传播力获得认可,蚕食电视媒体广告份额 |
| 第二节 中国电视媒介网络化发展的的种种尝试 |
| 一、我国电视台传统业务领域(频道)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现状 |
| 二、我国电视台在数字化、网络化新业务领域的尝试 |
| 第三节 中国电视媒介在网络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业务路径非常集中,商业模式同质化严重 |
| 二、内容匮乏、质量不高 |
| 三、用户数量偏小,规模效应尚难显现 |
| 四、交互技术优势未能充分开发 |
| 五、定位模糊,市场细分欠缺 |
| 第四节 我国电视媒介网络化总体进程落后的原因分析 |
| 一、主观性因素 |
| 二、客观性因素 |
| 第四章 电视网络化生存的路径之一:打造平台型网站 |
| 第一节 网站已成为重要的电视媒介新形态 |
| 一、注意力资源向网络媒体(网站)飘移 |
| 二、网络媒体的经济效益日益凸显 |
| 三、我国电视台纷纷建立自身网站 |
| 第二节 我国电视台网站发展中的具体问题 |
| 一、触网率高,点击率低 |
| 二、定位狭隘,缺乏"大媒体"战略 |
| 三、设计粗放,功能简单 |
| 四、传统组织结构束缚网站做大 |
| 五、双向互动依旧是短板 |
| 第三节 电视网站发展的功能取向:窗口还是平台 |
| 一、电视网站应该是平台 |
| 二、网络化核心原则对网站平台功能设计的要求 |
| 三、平台型网站的核心优势分析 |
| 第四节 如何打造平台型电视网站 |
| 一、要有准确的市场定位 |
| 二、要有可靠的盈利模式 |
| 三、要有科学的运营策略 |
| 四、要有实效的推广策略 |
| 五、要有专业化的人才梯队 |
| 第五章 电视网络化生存路径之二:改进数字化频道 |
| 第一节 当前数字频道电视发展的困局 |
| 一、概念厘清 |
| 二、我国数字频道电视总体发展进程概述 |
| 三、当前我国数字频道电视发展遭遇的瓶颈 |
| 四、困局背后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网络化对数字频道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
| 一、技术层面 |
| 二、业务层面 |
| 三、战略层面 |
| 第三节 如何加强网络化,改进频道生存状态 |
| 一、建构网络化的电视产业价值链 |
| 二、打造网络化共享机制的内容营销中心 |
| 三、寻求与网络化配套的电视政策体系支持 |
| 第六章 电视网络化生存路径之三:网络视频业务的扩展 |
| 第一节 网络视频业务的概念及特点 |
| 一、网络视频的定义 |
| 二、网络视频的分类及特征 |
| 三、基于前段资源可控性的类型划分 |
| 四、IPTV(闭路网络视频)和WebTv(开路网络视频)用户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电视媒体发展网络视频业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 一、必要性:视频业务是电视网络化生存的重要资源 |
| 二、紧迫性:网络视频市场面临的五大压力 |
| 三、我国电视媒介网络视频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视频业务市场的竞争与障碍分析 |
| 一、民营力量的单边式暴发 |
| 二、IPTV市场的双雄博弈 |
| 三、电视媒介发展IPTV存在的障碍 |
| 第四节 电视网络视频业务的扩展 |
| 一、电视媒体发展网络视频业务有天然优势 |
| 二、开路网络电视(WebTV):借力民营公司的发展范式 |
| 三、闭路网络电视(IPTV):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开放与竞争 |
| 第七章 电视网络化生存路径之四:移动化网络技术的应用 |
| 第一节 移动化技术的概念及其他 |
| 一、移动化技术的定义 |
| 二、与移动化网络技术关联的几个术语 |
| 第二节 传媒的移动化趋势分析 |
| 一、传媒移动化现象解读 |
| 二、传媒移动化的内在动因分析 |
| 三、移动化与网络化的汇流 |
| 第三节 我国电视媒介移动化网络发展现状与问题 |
| 一、移动化电视网络发展现状概述 |
| 二、移动化电视网络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
| 第四节 我国移动化电视网络应用的发展策略 |
| 一、移动化电视网络的标准抉择:合气生财 |
| 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市场拓展:资源互换 |
| 三、移动化电视网络的盈利模式:广开财源 |
| 四、移动化电视网络的内容平台:丰富而适配 |
| 五、移动化电视网路的运营策略:竞合之道 |
| 六、移动化电视网路的政策扶持:平等与开放 |
| 第八章 电视网络化生存的终极形态:全能数据库及服务 |
| 第一节 全能数据库的概念及意义 |
| 一、全能数据库 |
| 二、内容为王的新诠释 |
| 三、全能数据库将是推动网络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
| 四、网络化的电视媒介需要全能数据库平台及服务 |
| 第二节 全能数据库生存条件下电视媒介形态的变迁 |
| 一、传播形态的改变:柔性化、4A化、跨文化 |
| 二、营销形态的变革:二元营销 |
| 三、扩张形态的变革:圈屏运动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电视媒介数据库生存的现状与问题 |
| 一、现状 |
| 二、问题 |
| 第四节 基于海量、个性、专业、智能的全能数据库生存 |
| 一、海量化 |
| 二、个性化 |
| 三、专业化 |
| 四、智能化 |
| 第五节 对发展我国电视网络数据库产业的若干建议 |
| 一、国家政策的扶持,实现更大限度的信息开放和资源共享 |
| 二、数据库生产的商业化机制导入 |
| 三、建立特色数据库和实用子库 |
| 四、建立实用的检索系统 |
| 五、发动社会力量,建设全能数据库 |
| 第九章 网络化生存下电视产业链构建及体制变迁 |
| 第一节 网络化电视产业链的概念及其他 |
| 一、网络化电视产业链的概念 |
| 二、网络化电视产业链与传统电视产业链的区别 |
| 三、网络化电视产业链构建对我国电视媒介发展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网络化电视产业生产形态的变化 |
| 一、生产平台的网络化: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构建生产平台 |
| 二、生产方式的定制化:基于海量化和差异化的大规模定制 |
| 三、生产流程的双向化:逆向生产的出现 |
| 四、生产领域的跨界化:从非实体产品领域跨入物质产品领域 |
| 五、生产资源的数据库化:数据库成为生产体系的核心资源 |
| 第三节 建构"三流合一"的电视产业发展新模式 |
| 一、当前网站发展模式的启发 |
| 二、信息流:(虚实)产品库和消费者库的信息映射与汇流 |
| 三、物流:是建立在海量个性市场需求导向上的现代物流运输系统 |
| 四、资金流:为产业模式的循环提供血液和发展动力 |
| 五、三流合一:网络化电视市场的运行机制 |
| 第四节 网络化背景下电视产业体制的变迁 |
| 一、当前电视产业体制的弊端 |
| 二、网络化对电视产业体制变革的要求 |
| 总结语:本研究结论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 一、本课题的研究结论概述 |
| 二、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 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与电视媒体未来发展有关的几个概念 |
| 附录: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关于电信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D]. 殷书建.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电网企业混改业务投资分析及运营优化研究[D]. 付晓旭.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美、日、法电信业发展研究[D]. 臧煜. 吉林大学, 2013(04)
- [6]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D]. 张莉. 武汉大学, 2012(01)
- [7]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D]. 易旭明. 上海大学, 2011(11)
- [8]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D]. 易绍华. 武汉大学, 2009(09)
- [9]上下求索中创新开拓——2003～2004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述评[J]. 饶德江,莫梅锋.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04(Z1)
- [10]媒介资本运营现状及发展态势[J]. 刘友芝.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04(Z1)
标签：制度创新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