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的城市化政策在苏杭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论文文献综述）
许飞[1]（2021）在《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明代以来,张曾敭家族便有族人入仕为官,因而在直隶南皮拥有较为尊崇的社会地位。仕宦世家的家庭背景使张曾敭得以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攻读科举路上较为顺畅,并进入作为清廷官员储备库的翰林院为官。张曾敭官至地方巡抚,是其家族的巨大荣耀,但因清末废除科举,传统社会的流通“管道”关闭,其家族亦因此逐渐走向衰落。张曾敭虽藉科举正途入仕,依旧升阶艰难,后利用赈捐迅速升阶,得获二品顶戴。在其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辗转多省,调动频繁,且因身体状况不佳多次萌生退意,但在张之洞、鹿传霖等人的劝勉下,一直在宦海中浮沉。他严格遵守并维护规章制度,且不惜因此与同僚生隙,多有刚直之风。其做事谨慎、细心的品行可助其少犯错误,却亦不免为规章羁绊。张曾敭的出身、仕宦经历让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儒官,并在西学渗透之时行卫道保教之举,未能对其思想进行反思与调适。张曾敭在巡抚任上用解决传统问题的程式化方式应对铁路风潮、革命党等新问题,最后因仓促杀害秋瑾,受到舆论攻讦,终致其政治生涯的结束。辛亥革命后张曾敭以清室遗民自居,并在“南皮张氏二烈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坚守的文化作了最后一次抗争。可以说,张曾敭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他经过多年积累终成封疆大吏,却也是其中的平庸之辈。在晚清大变局中,张曾敭固守纲常,未能积极变通。他在巡抚任上的作为,是官僚制推动下按部就班履行职责的产物,并无太多主观努力。一定程度上,张曾敭是官僚制造就的平庸疆臣。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朱凤[3]（2020）在《土地整治政策演进及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以江苏省省以上投资项目为例》文中指出土地整治是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效工具,对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提升耕地质量和产能、促进乡村振兴等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土地整治行动在实践中萌芽,此后土地利用战略与耕地保护政策历经几次重大调整,土地整治政策目标亦随国家政策作了相应变化。但是,中国地域差异很大,经济水平、政策实施能力和整治面临的情况均不相同,各地方开展土地整治是否遵循政策目标,并按发展形势作相应的转变?这是评估政策实施成效的最重要标准,但长期以来它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依据土地整治政策目标对实施成效开展评估研究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江苏省2001-2015年的953个土地整治项目,采用空间自相关、重心转移、冗余分析、一致性分析及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结合土地整治政策目标,从2001-2005年、2006-2011年和2012-2015年三个阶段考察与评估土地整治的时空格局特征、实施成效及其驱动分异。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江苏省2001-2015年土地整治的建设规模、投资金额均呈波浪上升趋势。空间格局上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特性,三个阶段内高-高聚集区不断扩大,正扩散效益正逐步形成,并日趋稳定。土地整治投资额重心与建设规模重心主要分布在江苏省的中部位置,存在一定的同步性,转移的方向大致为“东北-西-东南-西北”,总体趋势呈向西北方向移动。（2）2001-2015年江苏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呈波浪式下降,新增耕地率递减趋势明显。空间上,不同阶段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三个阶段对比来看,高-高聚集区的范围先增后减,且呈较集中-分散变化趋势。其重心总体向北部方向移动,但中期变化复杂,最终落于苏北里下河平原区。说明北部地区新增耕地量远高于南部区域。这也体现了苏北地区承担了较多的耕地占补平衡任务。（3）2001-2015年,江苏省大部分地区土地整治实施后,耕地产能有所提升。空间格局上均呈显着的集聚分布特征,且不同阶段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综合来看,2001-2015年江苏省土地整治对耕地产能数量和稳定性两者均有提升效果的土地整治项目样区个数占全部样区的38.49%,三个阶段占比分别为32.13%、37.45%和44.00%。说明江苏省土地整治逐渐重视对耕地产能的综合提升效果。（4）GDP中一产占比（PFIPGDP）、新增耕地潜力（RLNIF）、财政转移支付收入（IFTP）、粮食产量（GP）、化肥施用量（IFA）是江苏省2001-2015年土地整治实施推进的主控因素。但不同阶段推进其实施的主控因素是变化的,前期主要受自然、社会条件的影响,后期受经济、政策条件的影响更为显着。（5）江苏省土地整治项目选址逐渐与耕地资源分布相匹配。三个阶段新增耕地集聚与投资金额集聚相对一致的县域占比先增后减,且前两个阶段均呈一致性分布,说明新增耕地与投资金额较为匹配,符合整治初期以增加新的耕地为目标的政策偏好。而投资额集聚与耕地后备资源集聚及耕地产能集聚总体上均不匹配,但三个阶段投资金额逐渐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符合土地整治政策导向。（6）2001-2015年江苏省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效率平均值为0.33,三个阶段分别为0.26、0.37和0.39。总体效率较低,但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进一步说明江苏省土地整治逐步遵循各阶段的土地整治政策目标,但也存在冗余投入和产出不足情况,土地整治投资仍有一定的优化空间。其中,冗余投入的主要为经济发达的苏南县（市、区）,而新增耕地产出不足的多为经济发达或城市地区,粮食产能产出不足的主要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市、区）,且以盐城市为主。而这些县（市、区）是江苏省土地整治管理工作中的重点。今后应制定差别化的土地整治政策,挖掘潜力、加大生态型土地整治投入力度,以人为本、引导公众参与,完善制度执行框架。该论文有图36幅,表18个,参考文献149篇。
菩提（Budi Kristanto）[4]（2020）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现代化一词,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整个世界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至今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现代化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所践行的道路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作为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化道路可以分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构成了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局面,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印尼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有相似之处,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现代化起步较晚。16世纪末沦为荷兰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独立初期,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采取激进的非殖民化措施,导致政治动荡,经济秩序混乱。1965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使印尼经济较快增长,贫穷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印尼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现代化建设的积累,目前,印尼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位居东南亚国家前列。本文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尼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相互借鉴,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就相似之处而言,中国和印尼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指引发展方向、高效而权威的政府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就不同之处而言,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印尼早在世界经济大融合时期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印尼在1988年1月苏哈托倒台以后逐步过渡为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印尼的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两国相比较的结果证明,中国地域更广,人口更多,国情更复杂,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最显着,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值得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为此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多领域协调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指引,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磅礴的精神力量。
周辰[5]（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缪奇[6]（2020）在《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文中认为随着我国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如何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兴中心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以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历史分析—案例研究—揭示问题—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展开,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是把我国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发展梳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经历了国家宏观控制下,少数沿海开放城市和重点高校配合的小规模探索发展阶段（1978-1998）;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9-2009）,大批中心城市引进重点高校院所,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形成大学城（园）模式;进入质量攻坚阶段（2011-至今）,新兴中心城市主导,引进大量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深度合作,注重提升高校地方贡献度,形成引进、监管、创新发展一套完整的体系;并根据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目标与受益者、结构与治理关系,结合实际情况,分为互利垂直型、互利水平型、公益垂直型、公益水平型四种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类型。第二章是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导向、城市现实发展需要、高校变革与创新、高等教育市场的繁荣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动机与原因,解释高校异地办学的行动。首先是国家层面,面临进入高质量创新发展阶段的挑战,出台一系列创新驱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引导新兴中心城市承担带动区域创新发展的使命;其次是城市层面,新兴中心城市面临优质高教资源供需结构失衡、要素禀赋与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发展模式与理念转变的挑战与需要;再次是高校层面,收到创新创业精神影响,探索新的发展空间和成长场景;深度参与融入创新链与产业链;在全球灵活配置重要发展资源;建立资源依赖网络,增加被依赖性;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最后是市场层面,中心城市与重点高校面临优质高等教育需求升级与人才竞争加剧。第三章是对深圳、青岛、苏州三个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案例研究。首先根据Rothwell政策工具分类,分析每个城市近6年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政策工具,整理引进设立的高校异地办学机构,深圳构建了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具备高起点、规划、投入、水平、标准,范围广的特点,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促进“科教产城”融合发展;青岛实施“六大行动”,其政策体系具有示范性、精细化、跨区域、特色化的特点,注重系统引进,强调科技创新与转化;苏州实施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推动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建设国际科技合作联盟;开放包容多元的创新生态体系;其次总结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发展路径包括:科学规划构建政策环境,优化完善城市高等学校体系,面向未来,共同建设优质高等教育发展创新区,最后论述优质高等教育创新区特点,包括: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创新;产学研融合创新;品牌与示范效应;治理模式创新;整体高质量发展。第四章是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主要存在新兴中心城市引进高等教育资源的盲目扩张;高等院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生存危机;相关研究匮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等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改进措施,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法律,优化完善体制机制;引导支持高校异地办学机构高质量错位发展;在城市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促进跨区域联动;系统规划设计政策环境,精细化管理;在高校层面要注重战略布局,提升治理水平,推动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差异化、特色发展。总之,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战略行为是在政府、高校、市场的多重作用下产生的跨区域创新要素流动、变迁与聚集。在宏观层面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微观层面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群向着高质量创新方向发展。
李欣[7]（2020）在《经济发达区土地利用功能时空演化机理及转型路径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已进入社会发展转型与空间重构急剧变化的阶段,其城乡人口流动、生产方式变革、生态功能扰动,诱致人地关系紧张和空间异质性日趋增强,加之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严重影响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为缓和人地矛盾、破解城乡差异、区域不均衡发展的弊端,必须走多功能的土地利用发展道路,通过对有限的土地资源科学管控,提升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目前土地利用功能研究主要聚焦行政单元内的功能识别评价、空间分布特征、分区优化等方面,其视角和分析手段难以精细刻画空间要素的时空联动性,无法判明功能之间的交错关系,而功能演化驱动机理的研究更较为薄弱,致使空间管控政策落地效果不佳。基于此,本文选择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省作为研究案例地,以1995-2015年快速城镇化期为时间节点,以土地利用功能为研究对象,沿着“格局-过程-关联-机理-优化”的逻辑主线,对江苏省土地利用功能的时空演化过程、相互作用关系及其驱动机理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本研究:（1）通过对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方法的梳理总结,构建了多尺度融合的土地利用功能评价指标体系;（2）以100m的栅格单元为数据载体,分别对江苏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集聚及分异特征、功能演进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尝试寻找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均衡发展型等不同地域的功能演化规律;（3）从整体和局部探讨了功能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继以“人本主义”视角辨析了功能协同/权衡关系的空间效应;（4）主要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寻找土地利用功能的内生影响和外源影响机理,揭示其对土地利用功能演变的驱动作用;（5）耦合功能评价与适宜性评价结果,对典型地域的“三生”空间分区调控,提出优化路径和调控对策。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将土地利用功能分为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生活、生态等4大功能体系,将图斑单元与行政单元的功能评价结果集成,揭示土地利用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1995-2015年,江苏省农业生产功能总体减弱,以多中心团块状北高南低分布;非农生产功能总体增强,南高北低,高低区域以面状+点状式混杂;生活功能逐渐增强,以城市为中心呈零星点状服从“中心-外围”分布模式;生态功能微弱提升,依山傍水,呈苏南-苏中-苏北“三分”格局。从空间集聚与分异特征来看:非农生产功能集聚性更突出,总体变化稳定;农业生产、生活功能聚集性增强,生态功能的空间关联性衰减。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空间差异均不断增大,农业生产功能水平微弱波动,非农生产功能具转移惰性,生活功能稳定性较强,生态功能较活跃,四者均较少发生跨越式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且转移现象具阶段性。从功能演变来看,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均逐渐增强,功能类型占比排序为农业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活功能>非农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和生活功能强化态势明显,农业生产、生态功能衰弱。从不同地域类型来看,农业主导型地域农业生产功能直线上升,非农生产功能基本持平,生活、生态功能总体下降;工业主导型地域农业生产功能持续下降,非农生产功能作为主导功能稳定发展,生活功能微弱下降,生态功能在“持平-增长-下降-增长”的过程中波动增长;商旅服务型地域农业生产功能历经“上升-下降-上升”后总体持平,非农生产、生活功能均在大幅波动中上升,生态功能在小幅的“下降-上升”后微弱增强;均衡发展型地区以生活与生态功能为主导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微弱下降,非农生产功能大幅上升。（2）土地利用功能的相互作用关系。江苏省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农业生产与生态功能、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之间存在较强的上尾相关性,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农业生产与生活功能权衡关系不断增强,农业生产与生态功能、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协同关系微弱增长,非农生产与生态功能、生活与生态功能权衡关系愈发明显;空间上,苏锡常地区的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农业生产与生态功能、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表现为协同关系,但在苏北大范围的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农业生产与生活功能、非农生产与生态功能、生活与生态功能则存在明显的权衡效应;研究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行为地理学、人居环境学等理论进行空间关联理论框架构建,在此基础上选取扬中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扬中市土地利用功能与居民生活质量感知的空间关联密切。（3）土地利用功能演变的驱动机理。运用文献回顾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资源环境、地理区位、人口因素、经济发展等重要因素对土地利用功能演变的影响机理。江苏省农业生产功能时空分异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基础的深刻作用,而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功能的限制式微;非农生产功能、生活功能时空分异与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紧密关联,但生活功能空间格局发生较大转折时自然环境的约束力会更加突显;生态功能主要受自然本底环境驱动但作用趋缓,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产生活活动对于生态功能时空分异影响加大;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对土地利用多功能时空分异的影响始终较强,而人口因素对土地利用多功能时空分异的影响力减弱。经济发展、人口因素、自然资源环境交互作用,对区域功能的作用力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与其他因子耦合时会强化农业生产功能空间分异;非农生产、生活功能空间分异易受产业结构、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其他要素交互耦合驱动;生态功能空间分异主要受土壤有机质含量、区位条件及与其余要素结合作用。与此同时,影响因子对不同功能的作用时空动态性明显,产业结构对农业生产功能的影响减弱并向苏锡常地区转移,对非农生产、生活功能影响范围集中分布在苏北地区,对生态功能影响较强地区转移至苏锡常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对农业生产功能作用力较强地区由苏北迁移至南京都市圈,对非农生产功能作用力较强地区由南京都市圈转移至丰县、启东市等,苏南地区生活功能受其驱动作用更强,对生态功能影响范围由全域向西部萎缩;财政收入对农业生产功能影响由苏北沿海扩散至丰县-连云港一线,对非农生产功能影响较强烈的地区由苏北沿海向苏南转移,对生活功能影响力较强地区由苏北沿海向苏南、苏中转移,对生态功能影响力较强地区主要由丰县、连云港市等向苏北沿海集中;人口密度对农业生产功能影响由苏南扩散至全域,对非农生产功能影响力较强地区始终集中在苏南,生活功能受其影响较强地区由东部向西部转移,对生态功能影响由西部大范围区域缩小至启东市、海门市等;土壤有机质含量深刻影响太湖周边地区农业生产功能,对非农生产功能影响由苏南向东部沿海延伸,对生活功能驱动作用范围稳定在启东市、如东县等,对生态功能影响由苏北向启东市、溧阳市一线收缩。综合来看,经济发展总体状态是核心推动力、产业结构调整是重要的助推力、人口因素起主要的引力作用、自然资源禀赋承载力是关键的摩擦阻力、政府宏观调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多种驱动作用共同构成了土地利用功能时空演变的驱动体系,具有密切关联并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整体系统,多重因子在相互间的交互耦合中形成多维效应,最终导致自然生态结构、经济生产结构、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4）“三生”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在耦合了土地利用功能与适宜性评价结果后,研究按照核心区、容纳区、阻隔区的差异,对南京市、扬州市、扬中市、新沂市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进行分区调控,提出了四种对策建议:以空间主导功能为指引,适当协同次要功能,完善土地利用管制手段;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从法律层面立法保障;推动产业集群在国土空间开发的引领作用;强化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肖蓉[8]（2019）在《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人造空间既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也是集体合作的工具。分工作为集体合作的内生属性,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中心-边缘结构是分工的基本空间组织方式,所有分工主体对节省成本的需求最早引发人造空间的中心-边缘分化。分工也是一个组织结构,需要对剩余权的分配做出有效率的安排,而剩余权的分配方式反过来又会改变组织结构。连接、集聚、生产性组织的兼并拆分、共同体组织的第三方实施是降低空间交易成本的四种主要方法。城市作为最复杂的人造空间,上述四种方法与中心-边缘结构的相结合是提高城市分工效率的主要路径。论文从分工角度,以空间交易成本为关键变量,通过历史归溯,对中国次大陆上城、市的概念形成、关系演变提出新的解释性研究框架,从中考察南京空间组织中心变迁的脉络;然后采用量化分析工具,着重研究1998-2016年间南京城市在空间交易成本、劳动力分工、连接网络、商业集聚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据此考察新街口研究范围内共同体组织、生产性组织在空间利用上的主要特点。在历史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次大陆的土地资源禀赋塑造了在集体内部、人际关系化交换为主的初始分工方式,剩余权的不对称分配是集体合作的核心问题,并为此发展出最早的组织工具和空间工具。对剩余权不对称分配的控制从一开始就与对定居空间组织中心的控制结合在一起。分工的规模、范围扩大需要改进组织工具和空间工具,剩余积累的主要来源也从土地逐渐转向商业,它们与中心-边缘结构相结合,衍生出中国次大陆特有的空间组织方式:城郭结构和行政等级化的城体系。工业化之前,城始终是集体合作的空间组织中心;城郭结构则是控制商业剩余权的空间工具,并在南京地区发展出规模最大的城郭空间。但是,商业财政分工的内在不稳定性最终阻碍了集体合作的分工深化。工业化在中国次大陆上的扩散意味着分工的范式转换,需要围绕工业分工进行空间重组,建立新的空间组织中心。作为工业后发国家,国内的集体合作不得不将全球化作为加入国际生产分工的时间窗口,路径选择“租界贸易-国有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加工-离岸生产-互联网商业”。国内城市作为发展工业分工的主要空间载体,新空间组织中心的构建需要首先处理好与历史形成的城郭结构的关系。南京的新空间组织中心不仅未能跳出历史城郭,还因之与产业新区的空间联系松散,多中心结构发展缓慢表现为城市租金相对偏高。其次,新空间组织中心的形成是多元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国内土地相对价格偏高的约束下,中央、城市两级政府对生产要素流动实行渐进式放松,并提供连接供给;国内外商人、城市有产者据此调整空间利用方式,塑造了当下南京新街口的空间组织特征。
陈海波[9]（2018）在《基于制造业升级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17年中国制造业产值突破2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29.34%,占全世界制造业产值的33%,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规模和成本上,劳动生产效率、技术含量水平、创新活力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大而不强以及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特点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同时,中国制造业在国内面临着依托资源与人口红利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在国际上又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双重挤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程度与日俱增,亟待寻找新的升级模式以争取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有利地位,而这客观上需要优质高效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支撑。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是在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与细化的过程中,基于自身专业化水平和规模经济性优势逐步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并通过关系型与结构型嵌入方式重新参与到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生产性服务业既是制造业部门生产制作过程中“粘合剂”,也是促进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和产品质量改进的“推动器”,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促进制造业升级。另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能通过循环因果累积效应,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相互依赖的产业关系。同时,在上述关系的演进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制造业价值链逐渐完善,而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也愈发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制造业升级主要通过知识溢出、成本降低本以及分工深化三个方面的机制来实现。其中,知识溢出机制是通过合作创新、人力资本交流、产品流动与示范效应四个方面来体现,成本降低机制是通过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规模化和市场化服务模式以及知识密集化方式实现,而分工深化则包括以劳动分工、外部化服务以及迂回生产三个方面的内容。最终,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通过上述三个机制对制造业产生了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等四个方面的升级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促进了制造业对新技术、新设备、新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运用并推动过程升级,同时通过技术、信息和网络等手段降低产品成本来实现产品升级。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改善需求结构、提供专业化服务以及降低贸易成本几个方面实现制造业功能升级,并通过加速产业转移和链条延伸以及提升技术复杂度促进链条升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视角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在微观层面加以补充。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整体水平偏低,且对行业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行业技术效率;从区域、行业与所有制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增长率高于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垄断行为和进入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行业内出现了分化背离趋势,而民营生产性服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低于国有企业,但其增长率已呈现赶超趋势。为进一步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加以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助于促进制造业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对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不存在积极影响,而在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中,仅有技术进步有助于制造业升级,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对制造业升级存在阻碍作用。另外,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但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所有制造业升级指标都不显着,说明存在明显的“中部塌陷”现象,同时制造业过程升级越强,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越弱的省份,更能从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受益。在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中,发现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对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制造业升级存在正面的调节作用,且交易成本是能对制造业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都存在积极影响,但是知识溢出和分工深化的调节作用却不明显,这说明现阶段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制主要体现在成本降低上。在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因素探究上,发现城市化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劳动者素质、人均GDP、工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医疗发展水平以及专业化分工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中,城市化水平、劳动者素质和工业发展水平以及专业化分工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路径促进制造业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而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路径来对制造业升级形成支持效应。要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实现制造业升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二是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发展结构,减少不平衡发展的差异;三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优化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四是改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环境,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效用。
邵子南[10]（2018）在《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文中提出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其合理配置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耕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的“特征—成因—效率提升”为研究主线,结合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数据,描述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数量特征,计算了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然后从政府失灵角度探讨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成因,并构建指标配置策略偏好假说,利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土地发展权视角分析市场机制引入对提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效率的可行性,最后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土地资源管理等提出政策建议。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存量）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方面,通过资源—消耗势计算可以发现,江苏省各地级市资源势普遍较小,即面临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的风险,这表明各地级市建设用地配置数量过于超前。（2）从各地级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额来看,并没有发现行政等级与指标配额成正比的现象。理论上,为减少与市级政府之间摩擦,省级政府理应避免年度间配置数量出现较大变动（尤其是指标配额大幅减少）,从而促使配置行为被处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市级政府支持与接受,但事实情况却是各地级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额在年度之间变动较大。省级政府在辖区城市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方面似乎显得并无明显规律,配置行为显得尤为“随意”。此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额与人口分布、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的协调性也有待进一步改善。（3）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测度方面,研究表明指标空间配置效率依然有提升空间。理论上,计划管理者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计算出各地区最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数量。但现实中,由于计划管理者信息有限、自身局限性等难题,追求最佳配置规模临界点并非易事,配置扭曲似乎不可避免。（4）我国土地计划管理体制是造成指标分配利用低效的制度基础,尤其是在财政分权制度、对上负责的政绩考核激励、复杂的府际关系等作用下。通过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实证分析发现,指标配额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即基于GDP和财政收入等经济增长绩效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在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和增长驱动目标约束下,省级政府将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在经济增长率高的城市,似乎是“明智之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较高的原因所在。耕地变量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即耕地资源禀赋较多的城市会配置多的指标,反之则较少;这说明同样作为“地方政府”的省级、市级政府在耕地保护策略与行动上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对指标配置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市级政府倾向于配置更多的土地用于工业发展的策略不同。人口变量未能通过显着性检验。（5）市场机制下的土地资源配置,实质上是土地发展权的有偿交易与转移（TDR）。基于土地发展权转移原理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耕地异地占补平衡政策,基本达到了政策设计初衷,即改进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地方政府用地计划短缺造成的经济发展瓶颈。然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却面临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安置过渡期长,安置方式单一化,群众参与程度低,部分整理复垦耕地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耕地异地占补平衡政策面临着异地补充耕地的数量、质量堪忧,市场化交易平台不完善,政策持续性堪忧等问题。本文研究发现,TDR之所以成功的一些关键要素在我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移植中出现遗漏。而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官员晋升体制、补充耕地管理制度、补充耕地市场交易机制等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盲目扩大土地发展权交易范围将不利于耕地资源保护。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最后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倾向、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挂钩指标交易和财政体制改革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在苏杭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同的城市化政策在苏杭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研究难点及概念界定 |
| 四、史料介绍 |
| 第一章 张曾敭的家族源流、谱系及家风 |
| 第一节 、南皮张氏家族的演变与仕迹 |
| (一)张曾敭家族的世系嬗递 |
| (二)在科举中的杰出成就 |
| 第二节 、忠孝之间的家族记忆 |
| (一)后人对张氏先祖孝行的书写 |
| (二)家族记忆中的祖先崇拜 |
| 小结 |
| 第二章 张曾敭的宦途履迹及其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正途入仕与官阶升迁 |
| (一)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 |
| (二)藉赈捐上位 |
| 第二节 、出任巡抚与求退心态 |
| (一)由晋而浙 |
| (二)“时刻思退”与不得不退 |
| (三)黄秉义对张曾敭的期待与反差 |
| (四)张曾敭的宦迹特征 |
| 第三节 、《张曾敭档》存信件所见张曾敭的关系网络 |
| (一)官场社交网络 |
| (二)家族关系网络 |
| 小结 |
| 第三章 张曾敭出任巡抚前的为政特征 |
| 第一节 、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及作为 |
| (一)整顿灵溪书院 |
| (二)熊会心案、彭兴儒案与整顿恭生局 |
| (三)推行保甲制度 |
| 第二节 、为官作风 |
| (一)规章的恪守者与维护者 |
| (二)“事无大小,罔不亲裁” |
| 第三节 、所奏“治国之道”折 |
| 小结 |
| 第四章 张曾敭在巡抚任上对事件的处理 |
| 第一节 、卫道保教:对新式学堂和西学的认知 |
| 第二节 、传统问题:对枭匪的应对 |
| (一)扑灭刘天佑暴动及对属吏的训勉 |
| (二)“九龙会”及其余波 |
| 第三节 、新挑战:对教案、铁路风潮与革命党的处理 |
| (一)应对教案的主张及特征 |
| (二)在苏杭甬铁路风潮中扮演的角色 |
| (三)对秋瑾案的处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张曾敭的晚年生活境况及其遗民形象的形成 |
| 第一节 、复出传闻与遗民形象的初步形塑 |
| (一)平淡的居京生活 |
| (二)遗民诗词中的张曾敭形象 |
| 第二节 、在“二烈女”事件中的作为及其文化抗争 |
| (一)苏三又转世:从一则歌谣谈起 |
| (二)动用社会网络请王国维为“二烈女”作诗 |
| (三)对“二烈女”事件的书写及其“纪念碑性” |
| 第三节 、多种文本与张曾敭遗民形象的强化 |
| (一)遗言、谥号、墓志铭中的认同与塑造 |
| (二)劳乃宣在挽辞中的书写 |
| (三)《清史稿》中的叙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张曾敭年谱简编 |
| 附录二 皇清诰授荣禄大夫建威将军山西巡抚兼提督张公墓志铭 |
| 附表一 《张曾敭档》存往来信件、电报统计表 |
| 附表二 得入《清史稿》列传清末新政督抚简表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参加的学术活动 |
| 致谢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土地整治政策演进及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以江苏省省以上投资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土地整治发展历程与政策演进 |
| 2.1 相关概念 |
| 2.2 中国土地整治的发展历程 |
| 2.3 土地整治与其他政策的衔接 |
| 2.4 土地整治政策设计及其启示 |
| 2.5 本章小结 |
| 3 江苏省土地整治项目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数据来源 |
| 3.3 研究方法 |
| 3.4 土地整治规模变化特征 |
| 3.5 土地整治投资金额变化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4 江苏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
| 4.1 新增耕地时空分布特征 |
| 4.2 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
| 4.3 重心转移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江苏省耕地生产能力对土地整治的响应研究 |
| 5.1 数据及其处理 |
| 5.2 评估方法 |
| 5.3 土地整治对耕地产能提升效果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6 江苏省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
| 6.1 土地整治实施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 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估 |
| 6.3 江苏省土地整治政策目标实现程度评估 |
| 6.4 土地整治政策优化及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中国及外国研究现状 |
| (一)中国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本文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现代化理论和模式概述 |
| 一、现代化和发展模式的涵义 |
| (一)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
| (二)“模式”的涵义和特点 |
| 二、世界主要现代化模式的划分 |
| (一)根据促进条件划分:内生型现代化与外激型现代化 |
| (二)根据社会制度划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三)根据地域特征的划分: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 |
| (四)根据发展战略划分: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 |
| 三、现代化一般理论的概述 |
| (一)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 |
| (二)韦伯现代化的文化理论 |
| (三)罗斯托现代化的经济理论 |
| (四)亨廷顿现代化的政治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和成就 |
| 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一穷二白”的经济和文化状况 |
| (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
| (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 |
| (四)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
|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 |
| (二)“一五”期间现代化布局的全面展开 |
| (三)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挫折 |
| (四)“文化大革命”中现代化步伐艰难迈进 |
| (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六)全面建设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
|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 |
| (一)经济快速发展,总量步入世界前列 |
| (二)人民群众生活稳步提高,全面小康指日可待 |
| (三)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
| (四)科技文化及教育事业繁荣发展 |
| (五)全面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
| 注释 |
|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进程和成就 |
| 一、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
| (一)旧时代的经济危机 |
| (二)针对粮食危急的改革浪潮 |
| (三)各势力的冲突与融合 |
| 二、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进程 |
| (一)独立后的经济混乱阶段 |
| (二)现代化重建阶段 |
| (三)后苏哈托时期的现代化调整阶段 |
| 三、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成就 |
| (一)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经济实体 |
| (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
| (三)经济体制得到完善 |
| (四)令世人瞩目的民主化成就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的相似之处 |
| 一、相似的政治环境与权力结构 |
| (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高效而有领导力的政府 |
| 二、相似的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模式 |
| (一)重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
| (二)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发展 |
| (三)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
| 注释 |
| 第六章 中国与印尼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印尼两国文化背景不同 |
| (一)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
| (二)印尼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
| (三)文化因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
| (四)文化因素对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影响 |
| 二、中国印尼两国政治制度不同 |
| (一)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 (二)印度尼西亚坚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
| (三)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 |
| (四)印度尼西亚实行多党制 |
| (五)中国政治制度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
| (六)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对现代化的影响 |
| 三、中国印尼两国经济体制的差异 |
| (一)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
| (二)印度尼西亚更注重私营经济发展 |
| 注释 |
|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与借鉴 |
|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 |
| (一)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和高效率的政府 |
| (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三)必须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 |
| (四)必须凝聚起强大的民族精神 |
| (五)必须对实现现代化达成高度的共识 |
| (六)必须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
|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警示 |
| (一)政府掌控资源配置一度导致腐败现象蔓延 |
| (二)优先发展经济一度导致社会和生态问题 |
| (三)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突出,民营经济发展困难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新兴中心城市 |
| (二)高校异地办学机构 |
| (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
| 三、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一)高校异地办学发展与现状研究 |
| (二)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类型与性质研究 |
| (三)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的动机与原因 |
| (四)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
| (五)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发展的建议与措施 |
| (六)关于大学城的研究 |
| (七)研究成果评价 |
| 四、理论基础、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我国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阶段与类型 |
| 第一节 我国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阶段划分 |
| (一)探索发展阶段(1978-1998) |
| (二)快速发展阶段(1999-2010) |
| (三)质量攻坚阶段(2011-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类型 |
| (一)互利垂直型 |
| (二)互利水平型 |
| (三)公益垂直型 |
| (四)公益水平型 |
| 第二章 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动因 |
| 第一节 国家战略与规划的意志 |
| (一)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需要 |
| (二)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引导 |
| (三)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新兴中心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 |
| (一)优质高教资源供需结构失衡 |
| (二)优化新兴中心城市要素禀赋与创新资源配置 |
| (三)中心城市发展模式与理念的转变 |
| 第三节 高校的变革与创新 |
| 第四节 繁荣的高等教育市场 |
| 第三章 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深圳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案例分析 |
| (一)深圳战略目标与定位 |
| (二)政策工具组合 |
| (三)实施结果 |
| 第二节 青岛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案例分析 |
| (一)青岛市战略目标与定位 |
| (二)政策工具组合 |
| (三)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苏州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案例分析 |
| (一)苏州市战略目标与定位 |
| (二)苏州市政策工具组合 |
| (三)实施结果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路径 |
| (二)新兴中心城市优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区特点 |
| 第四章 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与对策 |
| 第一节 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 |
| (一)头雁效应背后可能存在盲目扩张 |
| (二)高等院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生存危机 |
| (三)对高等院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科学研究匮乏 |
| (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 |
| 第二节 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对策 |
| (一)国家层面 |
| (二)城市层面 |
| (三)高校层面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论文主要创新点 |
|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经济发达区土地利用功能时空演化机理及转型路径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客观现实 |
| 1.1.2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
| 1.1.3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进一步创新的理论需求 |
| 1.1.4 解决江苏省国土空间利用瓶颈问题的需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土地利用功能分类 |
| 1.3.2 土地利用功能识别与评价 |
| 1.3.3 土地利用功能相互作用关系与演进 |
| 1.3.4 空间治理 |
| 1.3.5 研究述评与展望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土地利用分类 |
| 2.1.2 土地与国土空间的基本概念 |
| 2.1.3 土地利用功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 |
| 2.2.2 地域功能 |
| 2.2.3 土地利用多样性 |
| 2.2.4 系统科学 |
| 2.2.5 区位布局理论 |
| 第3章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基本情况 |
| 3.1.2 快速城镇化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
| 3.1.3 产业结构特征 |
| 3.1.4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
| 3.2 数据来源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行政单元尺度的土地利用功能评价 |
| 3.3.2 图斑尺度土地利用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3.3 多尺度融合 |
| 3.3.4 土地利用功能空间分布特征 |
| 3.3.5 土地利用功能演变驱动机理 |
| 3.3.6 “三生”空间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模型 |
| 第4章 江苏省土地利用功能时空格局及其演进特征 |
| 4.1 土地利用功能空间格局特征 |
| 4.1.1 农业生产功能空间分布 |
| 4.1.2 非农生产功能空间分布 |
| 4.1.3 生活功能空间分布 |
| 4.1.4 生态功能空间分布 |
| 4.2 土地利用功能空间集聚及分异特征 |
| 4.2.1 土地利用功能空间聚集性 |
| 4.2.2 土地利用功能空间分异格局、分布形态及演变过程 |
| 4.3 土地利用功能演进特征 |
| 4.3.1 时间特征 |
| 4.3.2 空间特征 |
| 4.4 土地利用功能演进路径分析 |
| 4.4.1 农业主导型 |
| 4.4.2 工业主导型 |
| 4.4.3 商旅服务型 |
| 4.4.4 均衡发展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江苏省土地利用功能相互作用关系时空表达 |
| 5.1 土地利用功能相互作用关系时序变化特征 |
| 5.1.1 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时序变化特征 |
| 5.1.2 农业生产与生活功能时序变化特征 |
| 5.1.3 农业生产与生态功能时序变化特征 |
| 5.1.4 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时序变化特征 |
| 5.1.5 非农生产与生态功能时序变化特征 |
| 5.1.6 生活与生态功能时序变化特征 |
| 5.2 土地利用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空间分异特征 |
| 5.2.1 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空间格局 |
| 5.2.2 农业生产与生活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空间格局 |
| 5.2.3 农业生产与生态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空间格局 |
| 5.2.4 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空间格局 |
| 5.2.5 非农生产与生态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空间格局 |
| 5.2.6 生活与生态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空间格局 |
| 5.3 土地利用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 |
| 5.3.1 土地利用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分析理论框架 |
| 5.3.2 土地利用功能协同/权衡关系的空间效应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江苏省土地利用功能时空变化驱动机理 |
| 6.1 土地利用功能时空演化的序参量 |
| 6.2 土地利用功能时空分异的驱动机理 |
| 6.2.1 主要影响因子 |
| 6.2.2 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 |
| 6.2.3 重要影响因子的时空变异规律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江苏省典型地域“三生”空间优化路径与调控对策 |
| 7.1 “三生”空间限制分区 |
| 7.1.1 典型地域土地利用功能 |
| 7.1.2 “三生”空间生态位适宜性 |
| 7.1.3 “三生”空间限制分区结果 |
| 7.2 “三生”空间优化路径 |
| 7.2.1 农业主导型区域“三生”空间优化路径 |
| 7.2.2 工业主导型区域“三生”空间优化路径 |
| 7.2.3 商旅服务型型区域“三生”空间优化路径 |
| 7.2.4 均衡发展型区域“三生”空间优化路径 |
| 7.3 “三生”空间调控对策 |
| 7.3.1 以空间主导功能为指引,适当协同次要功能,完善土地利用管制手段 |
| 7.3.2 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从法律层面立法保障 |
| 7.3.3 推动产业集群在国土空间开发的引领作用 |
| 7.3.4 强化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点 |
| 8.2.1 研究尺度的复合性和多元性 |
| 8.2.2 研究视角的探索性 |
| 8.3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扬中市居民生活现状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城市分工深化 |
| 1.1.2 交易成本攀升已成为城市中心地区发展的共性问题 |
| 1.1.3 互联网商业正在成为城市中心地区分工演进的新动力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研究范围和时间段 |
| 1.5 相关研究综述 |
| 1.5.1 城市体系研究 |
| 1.5.2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
| 1.5.3 城市中心地区空间结构研究 |
| 1.5.4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二章 空间交易成本与中心-边缘结构 |
| 2.1 空间上的并存,时间上的继起 |
| 2.2 从分工角度研究中心-边缘结构 |
| 2.2.1 分工是人类集体合作的内生属性 |
| 2.2.2 分工的关键问题是降低成本 |
| 2.2.3 空间交易成本 |
| 2.2.4 组织的关键问题是剩余权的不对称分配 |
| 2.2.5 中心-边缘结构是分工的基本空间组织方式 |
| 2.3 降低空间交易成本的四种方法 |
| 2.3.1 连接 |
| 2.3.2 集聚 |
| 2.3.3 生产性组织的兼并拆分 |
| 2.3.4 共同体组织的第三方实施 |
| 2.4 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中心-边缘结构 |
| 2.4.1 自组织分工与有计划分工 |
| 2.4.2 自组织分工的中心-边缘结构 |
| 2.4.3 有计划分工的中心-边缘结构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的分工与集聚的萌芽 |
| 3.1 定居的出现 |
| 3.2 初始要素禀赋决定初始分工方式 |
| 3.2.1 美索不达米亚的初始分工方式 |
| 3.2.2 中国次大陆的初始分工方式 |
| 3.3 礼器的组织试验 |
| 3.3.1 组织试验一:辽河流域 |
| 3.3.2 组织试验二:长江下游 |
| 3.3.3 组织试验三:黄河中游 |
| 3.3.4 组织试验四:江汉平原、黄河上游、黄河下游 |
| 3.4 青铜礼器的分工 |
| 3.4.1 青铜礼器的发明(二里头) |
| 3.4.2 青铜礼器应用于单一集体内部的分工(二里岗) |
| 3.4.3 邑、国、市的概念出现(殷墟) |
| 3.4.4 青铜礼器作为大空间尺度下维系集体合作的组织工具(西周) |
| 3.5 新组织工具的试验 |
| 3.5.1 组织试验一:管仲+城郭结构的出现 |
| 3.5.2 组织试验二:孔子+中轴对称 |
| 3.5.3 组织试验三:商鞅+行政官僚+郡县制 |
| 3.6 土地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构建 |
| 3.6.1 新组织工具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实施成本偏高(秦) |
| 3.6.2 土地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建立(两汉) |
| 小结 |
| 第四章 商业财政的分工和集聚的兴衰 |
| 4.1 商业财政的组织试验 |
| 4.1.1 从土地财政向商业财政的转型(东吴) |
| 4.1.2 北方生产要素与组织工具的移植(东晋) |
| 4.1.3 商业财政在中等空间尺度下的建立(南朝) |
| 4.2 商业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构建 |
| 4.2.1 基于国家安全的商业财政设计(隋) |
| 4.2.2 商业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建立(唐) |
| 4.2.3 商业财政的内在不稳定性 |
| 4.3 商业财政的结构调整 |
| 4.3.1 商业财政结构调整的组织试验(五代十国) |
| 4.3.2 海外贸易作为商业财政主要来源的制度化(两宋) |
| 4.3.3 商业财政对欧亚贸易的高度依赖(元) |
| 4.3.4 元集庆路与平江路的空间对比分析 |
| 4.4 商业财政的分工扭曲 |
| 4.4.1 商业财政的分工扭曲与古典全球化(明) |
| 4.4.2 明应天府与苏州府的空间对比分析 |
| 4.4.3 商业财政的内在不稳定性与城市化停滞(清) |
| 小结 |
| 第五章 初始工业化与新集聚区位的出现 |
| 5.1 初始工业化的路径探索和新集聚区位的第一次选择(1864-1911 年) |
| 5.1.1 国内外商人共同推动的私营工业化 |
| 5.1.2 洋务官僚主导的官营工业化 |
| 5.2 私营工业化和新老集聚区位的并存(1911-1927 年) |
| 5.2.1 私营工业在不同空间的际遇 |
| 5.2.2 新老产业交替与新老集聚区位的并存 |
| 5.3 国有工业化的萌芽和新集聚区位的第二次选择(1927-1949 年) |
| 5.3.1 第一次全球化波动与国有工业化 |
| 5.3.2 新集聚区位的第二次选择 |
| 5.4 国有工业化的全面建立和集聚的消解(1949-1978 年) |
| 5.4.1 第一次全球化逆转 |
| 5.4.2 计划分工的构建及其对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工业化转型与集聚的强化 |
| 6.1 工业化转型的路径探索与市场主体重现(1978-1988 年) |
| 6.1.1 国际生产分工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 |
| 6.1.2 城市改革从放松商业管制开始 |
| 6.1.3 城市工业转型路径的自下而上探索 |
| 6.2 两种工业化转型路径的应用和市场重建(1988-1998 年) |
| 6.2.1 两种工业化转型路径对城市的不同影响 |
| 6.2.2 进口替代对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的影响 |
| 6.3 离岸生产和市场扩大(1998-2008 年) |
| 6.3.1 离岸生产与外部市场扩大 |
| 6.3.2 快速城市化和内部市场扩大 |
| 6.4 全球化波动和互联网商业的兴起(2008-2016 年) |
| 6.4.1 第二次全球化波动 |
| 6.4.2 实体市场与互联网商业的此消彼长 |
| 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城市空间交易成本特性分析 |
| 7.1 长三角区域的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概况 |
| 7.2 城市租金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量化计算 |
| 7.2.1 指标体系的构架 |
| 7.2.2 研究数据 |
| 7.2.3 计算公式 |
| 7.2.4 计算结果 |
| 7.3 租金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分析 |
| 7.3.1 用波士顿矩阵对19 个城市进行类型划分 |
| 7.3.2 用相关分析法研究城市租金水平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关系 |
| 7.3.3 用回归分析法研究城市租金水平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关系 |
| 7.4 租金峰值的位置判断 |
| 小结 |
| 第八章 南京城市劳动力分工特性分析 |
| 8.1 区位熵指标设计 |
| 8.1.1 区位熵指标设计 |
| 8.1.2 研究数据 |
| 8.2 长三角19 个城市工业、第三产业结构分析 |
| 8.2.1 产业结构的多样化水平分析 |
| 8.2.2 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分析 |
| 8.3 南京工业、第三产业结构演变 |
| 8.3.1 南京工业结构变化分析 |
| 8.3.2 南京第三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
| 小结 |
| 第九章 南京城市连接网络特性分析 |
| 9.1 基于道路交通的南京城市网络演变 |
| 9.2 中外四个城市连接网络的对比分析 |
| 9.2.1 芝加哥与巴塞罗那:用轨道交通改善初始集聚区位的缺陷 |
| 9.2.2 南京与苏州:用轨道交通强化新老集聚区位之间的连接 |
| 9.3 新街口研究范围的路径结构分析 |
| 小结 |
| 第十章 南京新街口的集聚特性分析 |
| 10.1 商业服务业的整体空间发展变化 |
| 10.1.1 初始工业化阶段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864-1949 年) |
| 10.1.2 国有工业化阶段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949-1978 年) |
| 10.1.3 工业化转型以来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978-2016 年) |
| 10.1.4 消费需求的空间分析 |
| 10.2 新街口土地交易成本分析 |
| 10.2.1 老城土地利用变化 |
| 10.2.2 新街口研究范围的土地交易成本分析 |
| 10.3 新街口街区尺度分析 |
| 10.4 新街口商业零售设施的空间发展 |
| 10.4.1 空间分布特征 |
| 10.4.2 开发规模变化 |
| 10.5 新街口商务办公设施的空间发展 |
| 10.5.1 空间分布特征 |
| 10.5.2 开发规模变化 |
| 10.6 南京新街口研究范围与芝加哥中心地区(The Central Area of Chicago)的对比分析 |
| 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 |
| 11.1 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机制 |
| 11.2 主要创新点 |
| 11.3 建议 |
| 11.4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论文和成果清单) |
（9）基于制造业升级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生产性服务业 |
| 1.3.2 制造业升级 |
| 1.3.3 全要素生产率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1.1 基于结构视角的产业升级研究 |
| 2.1.2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产业升级研究 |
| 2.1.3 产业升级、价值链升级与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
| 2.2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2.2.1 服务业生产率的“成本病”问题研究 |
| 2.2.2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研究 |
| 2.2.3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4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2.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 |
| 2.3.2 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研究 |
| 2.3.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制造业升级绩效的研究 |
| 2.4 文献评析 |
| 第3章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演进 |
| 3.1.1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价值链的嵌入 |
| 3.1.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
| 3.1.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
| 3.2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3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1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知识溢出机制 |
| 3.3.2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成本降低机制 |
| 3.3.3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分工深化机制 |
| 3.4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分析 |
| 3.4.1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制造业过程升级效应 |
| 3.4.2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制造业产品升级效应 |
| 3.4.3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制造业功能升级效应 |
| 3.4.4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制造业链条升级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 测算方法介绍与说明 |
| 4.1.1 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宏观测算方法介绍 |
| 4.1.2 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微观测算方法介绍 |
| 4.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宏观测算分析 |
| 4.2.1 宏观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
| 4.2.2 基于宏观测算法的生产性服务业TFP的总体特征分析 |
| 4.2.3 基于宏观测算法的生产性服务业TFP异质性分析 |
| 4.3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微观测算分析 |
| 4.3.1 微观变量与数据选取 |
| 4.3.2 基于微观测算法的生产性服务业TFP的总体特征分析 |
| 4.3.3 基于微观测算法的生产性服务业TFP的异质性分析 |
| 4.4 生产性服务业TFP宏微观测算对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假设与实证设计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
| 5.1.3 变量选取 |
| 5.1.4 数据与描述性分析 |
| 5.2 基准回归及分析 |
| 5.2.1 混合0LS分析 |
| 5.2.2 固定效应分析 |
| 5.2.3 随机效应分析 |
| 5.3 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生产性服务业TFP的异质性 |
| 5.3.2 地区异质性 |
| 5.3.3 分位数回归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 5.4.1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影响制造业升级机制的基本检验 |
| 5.4.2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影响制造业升级机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
| 5.5 实证结论 |
| 第6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的多重因素 |
| 6.1.1 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TFP增长的产业基础因素 |
| 6.1.2 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TFP增长的发展能力因素 |
| 6.1.3 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TFP增长的制度因素 |
| 6.1.4 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TFP增长的地区特征因素 |
| 6.1.5 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TFP增长的资本因素 |
| 6.2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影响因素的简单模型分析 |
| 6.3 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指标与数据说明 |
| 6.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3 生产性服务业TFP影响因素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制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TFP快速增长 |
| 7.2.2 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发展结构,减少不平衡发展的差异 |
| 7.2.3 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完善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
| 7.2.4 改善发展的外部环境,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效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10）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处理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土地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 2.2 土地资源配置与效率测度 |
| 2.3 土地资源错配与测度 |
| 2.4 建设用地优化配置与效率提升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3.1 土地效率的内涵 |
| 3.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
| 3.2.1 建设用地 |
| 3.2.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
| 3.2.3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 |
| 3.3 逻辑思路与分析框架 |
| 第4章 江苏省城市建设用地分布与利用特征 |
| 4.1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特征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结果与分析 |
| 4.1.3 结论 |
| 4.2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
| 4.2.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测度 |
| 4.2.2 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2.3 城市土地反弹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2.4 结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 |
| 5.1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计划配置结果 |
| 5.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测度 |
| 5.3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人口、产业、经济、耕地协调性评价 |
| 5.3.1 “两两”协调性 |
| 5.3.2 综合协调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成因分析 |
| 6.1 自上而下土地计划管理体制 |
| 6.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成因理论分析 |
| 6.3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实证分析 |
| 6.3.1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的策略偏好 |
| 6.3.2 计量模型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提升研究 |
| 7.1 国外土地发展权运行机制 |
| 7.1.1 发展权转移理论基础 |
| 7.1.2 发展权转移运行机制 |
| 7.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可行性 |
| 7.2.1 理论基础 |
| 7.2.2 可行性分析 |
| 7.3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
| 7.3.1 政策背景 |
| 7.3.2 具体操作 |
| 7.3.3 成效与问题 |
| 7.4 耕地异地占补平衡 |
| 7.4.1 政策背景 |
| 7.4.2 具体操作 |
| 7.4.3 成效与问题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和建议 |
| 8.2.1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
| 8.2.2 补充耕地指标交易 |
| 8.2.3 挂钩指标转移 |
| 8.2.4 财政体制改革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与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四、不同的城市化政策在苏杭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D]. 许飞. 兰州大学, 2021(12)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土地整治政策演进及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以江苏省省以上投资项目为例[D]. 朱凤.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4]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D]. 菩提（Budi Kristanto）.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6]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D]. 缪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 [7]经济发达区土地利用功能时空演化机理及转型路径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D]. 李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8]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D]. 肖蓉. 东南大学, 2019(08)
- [9]基于制造业升级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增长研究[D]. 陈海波. 湘潭大学, 2018(12)
- [10]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D]. 邵子南. 南京农业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