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个人悲剧的探索者——论卡斯特桥市长

一、哈代:个体悲剧的探索者——评《卡斯特桥市长》（论文文献综述）

唐金春^[1]（2021）在《《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主题研究》文中提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享誉世界的英国着名现实主义作家,他因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以19世纪30年代的卡斯特桥市为背景,讲述了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传统宗法制思想对人的戕害,以及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的破坏。本文将从自然生态悲剧和社会生态悲剧对《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主题进行解读,并探究其悲剧的成因及其改善途径。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为三章。绪论部分由哈代的生平与创作概况、哈代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卡斯特桥市长》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三部分组成。第一章从自然环境的恶化、城市环境的破坏和科学技术的引进三个方面分析《卡斯特桥市长》中的自然生态悲剧。第二章从家庭悲剧、制度悲剧、人际悲剧和社会悲剧四个方面分析《卡斯特桥市长》中的社会生态悲剧。第三章从《卡斯特桥市长》悲剧的成因和他的进化向善论两个方面分析《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形成原因以及应对悲剧的措施。哈代在古希腊命运悲剧观、莎士比亚性格悲剧观、社会现实和乡土情结等多方面的影响下,创作了《卡斯特桥市长》,并且提出了进化向善论,伊丽莎白是《卡斯特桥市长》中最能体现他进化向善思想的形象。结论部分对本篇论文进行总结:作为一位有责任心的现实主义作家,哈代一直观察着社会的现实和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并积极探索通往进化向善的道路。

郁莹^[2]（2020）在《中西叙事理论中的作者观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作者是文学活动的起点,在文学研究中占据着不言自明的重要地位。身处中西文化互相渗透与激荡的时代,对中西叙事理论中的作者观念进行比较研究,不但有利于把握概念内涵的差异,明辨中西叙事传统各自的特质所在,更能深化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了解。本文以“关键词”为研究方式,考察了中西叙事理论中的作者观念,主要从地位、功能及与文本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探究。首先,从作者身处的地位来看,西方作者的地位呈现出游移的状态,并随着不同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而变化;中国作者的地位则相对恒定,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功能始终被强调突出。其次,从作者承担的功能来看,西方的作者往往扮演叙事形态的探索者角色,在叙事思维、策略等方面始终保持着创新意识;中国的作者则大多为伦理道德的教化者,他们运用不同叙事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对伦理和情理的导引功能,发挥文学对读者的教化作用。最后,在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方面,西方作者与中国作者分别呈现出了“隔”与“不隔”两种状态。西方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伴随着读者的认知程度而变化,作者意识与文本意图从同一走向了分化,两者的关系在对“隐含作者”的探讨中得到最为具体的体现;中国作者自古以来便强调“文如其人”,文本不仅是作者思想的体现,也是其才性与品质的映照,将作“人”与“文”割裂开来加以看待,并未成为中国叙事理论观念中的主流。

方燕^[3]（2020）在《文学地理学批评视域下的威塞克斯小说研究》文中指出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跨越两个世纪的文学大家,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威塞克斯小说《还乡》（1878）《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等小说,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威塞克斯世界”,展现了古老的英国宗法制社会在遭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断侵蚀后所发生的悲剧性变化。本文在文学地理学批评视域下重点探讨了“威塞克斯世界”中的地理意象和地理空间以及威塞克斯小说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与价值。论文分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地理意象的分析,分类成自然和人文两类意象以及阐述各重要意象的象征意蕴;第二是地理空间的分析,分类成乡土空间和城乡交叠空间两个部分来研究每个整体空间的地理建构以及两种空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第三部分通过总结地理意象和地理空间在自然和人文这两方面的具体表征来升华威塞克斯小说的意义与价值。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威塞克斯小说,能够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哈代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威塞克斯小说中极具特色的地理空间和生动丰富的地理意象,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域使威塞克斯小说的解读不断得到补充。

陈聪^[4]（2019）在《J.希利斯·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阶段,即新批评阶段、现象学-意识批评阶段、解构主义阶段和文学言语行为阶段。本文以希利斯·米勒的小说批评理论为研究对象,纵向梳理并总结了他在这四个阶段中的小说批评实践和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构建米勒小说批评理论体系。纵观米勒的研究生涯,从新批评的起步到意识批评的崭露头角,在解构主义的背景下走向成熟,在言语行为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独特思路。尽管米勒的文学批评实践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甚至他本人也认为自己研究阶段更易的实质是学术重心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并不具有前后的关联性。但是,细读其每一个阶段的批评实践和研究结果,对语言的浓厚兴趣与对“异质性”的考察构成了米勒小说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绳之两股,打通了米勒小说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的路径。本论文由绪论、主体部分的五个章节和结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在绪论部分,在对国内外关于米勒的研究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了米勒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对解构主义时期的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浓墨重彩与对早期新批评和现象学-意识批评时期理论与实践的寡淡形成对照;米勒研究的丰富性与“误读”和“缩水”同时并存;针对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的研究尚未成型;缺乏针对米勒整体文学研究进行描述的关键词。以上米勒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奠定了本文的整体思路和框架。同时绪论部分还阐述了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作为一名文学批评理论家,米勒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关系密切。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米勒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对于米勒的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米勒本人和他的文学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关键因素,融入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之中。米勒几十年来将自己的文学研究建立在具体文本的基础上,以细读为主要方法,通过对文本的阐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为当下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构成了米勒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米勒的小说批评理论展开研究,将他的研究阶段分成四个部分,以他的小说批评的“异质性”和小说批评的语言重心为主要线索,并对新批评、意识批评阶段的小说批评理论进行了阐述,力图呈现完整的小说批评理论体系,这构成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历时梳理了米勒的文学理论谱系。作为一名批评成绩斐然的文学批评家,米勒的文学理论是他从事文学批评和小说批评的背景,为具体的批评实践提供了基础和思路。从新批评到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米勒的文学研究一直是“有法可依”的,每一次研究重心的调整都是米勒谦虚、谨慎地向理论靠近的结果,同时也伴随着米勒对理论创造性地运用。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米勒新批评时期的小说批评理论。新批评作为米勒文学研究的起始阶段,不仅是他从事小说批评的开端,更重要的是,米勒在这一阶段通过阅读传统哲学和新批评学者的着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同时他对于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差异的关注成为他探讨文学语言“别异性”的起点。新批评作为米勒文学批评的起点,对米勒的文学批评实践,特别是小说批评实践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从新批评那里所继承的“细致阅读”的策略成为他以后各个时期所秉持的重要方法论。细读策略本身就是一种致力于对文本中存在的各种奇异语言现象辨识和阐释的方法论,对于新批评来说,在细读的方法下探寻文学语言的怪异和奇特是其旨归,正是在新批评的细读策略下米勒开始了自己小说研究的“求异”之旅。现象学时期对作者整体意识的把握,解构主义时期通过细读作品而实现对作品意义稳定性的解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时期对作品不同层面上述行效力的分析等都是建立在新批评时期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第三章主要从小说的意识本体、小说的结构、叙事要素与阅读模式方面讨论米勒在现象学-意识批评时期的小说批评理论。现象学-意识批评是米勒文学研究初露锋芒之时。米勒受到乔治·布莱意识批评理论的影响,将小说视为各种意识交汇的场所,而非仅仅是对现实的机械反映。小说以意识为本体,意识具有整体性,即一位作家的意识总是体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具有一种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时,在一位作家不同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意识也是差异的,是一种“变化中的一致”。米勒从意识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对小说中的各种意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品中的意识并不是处在静止的状态,而是运动的。意识的主体间性与时间性使小说的结构呈现出开放和自我支持、自我生长的特点。这使小说成为一种类句子的结构。小说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小说之外,而是存在于小说各部分的关系之中。小说结构的这种类语言特点模糊了小说与现实的界限。米勒后期对小说作品中虚构问题的探讨为他向解构主义转折提供了预设。在细读维多利亚时期经典小说的基础上,米勒在意识批评的框架内探讨了小说中的叙述者问题。他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作家都采用全知的叙述者,都力图表现一种“集体意识”。但是,同时代作家的意识也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每一个作家都在作品中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彰显了这种独特性。在阅读方法上,米勒并不认同布莱的“认同”批评。后者认为阅读应该是一种读者的“牺牲”行为,牺牲掉自己的欲望、信仰等,以一种完全中立的姿态去体会作者的意识,实现完全的“认同”;尽管个体意识不同,但最后读者意识应该与作者意识达到完全的认同。这是一种“差异中的认同”。米勒的阅读方式是“认同中的求异”,即在认同的前提下去探求意识的多样性。第四章论述解构主义时期米勒的小说批评理论。本章重点探讨了米勒在解构主义时期的语言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小说的意义、小说的结构和小说的阅读的解构。从现象学-意识批评到解构主义,米勒的批评重心从意识回到语言,并且在德里达和德·曼等人的影响下阐述了语言的“异质性”。米勒认为语言内部语法和修辞互相颠覆与解构的状态是语言“异质性”的表现。语言的异质性使语言失去了稳定的所指。他以语言的“异质性”为逻辑起点,解构了小说稳定的意义,认为一部小说的语言、句子和文本层面都是异质的,并不能指向一个稳定的外部现实。继而米勒探讨了小说的结构特征。他认为小说由纵向和横向两条线共同编织而成,前者在“异质性”的重复中体现自身,后者解构了传统叙事理论中连续的“线条”意象。小说的语言、意义和结构的“异质性”需要一种新的阅读模式,米勒称之为修辞性阅读或解构性阅读。具体说来就是指两种阅读模式,“寄生性阅读”与“重复性阅读”。这两种阅读模式在尊重语言本质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解构主义小说批评,延续并深化了小说批评的“求异”之旅。第五章主要探讨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时期的小说批评实践与理论。在文学言语行为阶段,米勒认为小说是一种言语行为。米勒在言语行为理论时期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的异质性问题,由解构主义时期对语言的静态的异质性的探讨深入到对语言内部记述与施为的动态异质关系的研究,指出“言即行”,从而论证了叙事作品以言行事的品格,即作品的述行性,并进一步阐述了作品以言行事的路径,即“活现法”与“词语误用”。这两种述行的方式都是使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都建立在一种差异的基础上。从作者方面来看,作者试图通过写小说实现自己以言行事的意图,通过艺术性地运用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建立一个虚构的世界,实现与现实的互补。但是,由于语言的“异质性”特点,作者的意图并不能被完全实现。这样,作者的写作意图总是与文本的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距离。写作的述行性就在这种差异中体现。在阅读方面,由于语言的“异质性”,读者的阅读的过程是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是“求异”的过程。作者通过写作所创造的是一个与现实不同的世界;读者阅读的重点应该放在阐发作品的独特性上,这是一个揭示人生法则、创造新异的现实的过程。在结论中,本论文总结了米勒小说批评的整体品格,总结了贯穿于他小说批评实践过程的两条线索,即对语言的关注与对“异质性”的探索,并阐明了二者的关系。对语言的重视与对“异质性”的探索共同构成了米勒小说批评体系的纲纪,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区分,语言是异质的语言,“异质性”是语言的“异质性”。语言是米勒小说批评的重点和出发点,“异质性”是其小说批评实践的旨归和目的。

刘红霞^[5]（2018）在《当代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聂珍钊先生于2004年首先提出来的,至今已有十余年,这期间,文学伦理学批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本论文便立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现状,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以便大家从整体上把握文学伦理学批评。全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就论文的选题目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论文的创新点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从多个方面论证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一章对论文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与区分,如伦理与道德、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等等,为下文的具体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章是本研究的重点阐释环节,对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本章从中西比较视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横向研究。第一节对中西文学中的伦理观念进行了梳理,展示了中西方不同的伦理传统和创作观念,有助于中西伦理批评的对比研究。第二节开始部分对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理论进行了介绍。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是伦理的产物,教诲功能是文学的基本功能,而审美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是实现教诲功能的方法和途径。此外,文学伦理学批评建构了自己的批评术语,如伦理环境、伦理两难、伦理禁忌、伦理选择等,这些批评术语不仅完善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利于批评主体更好地把握这种批评方法。然后,本研究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生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原因包括:第一,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国内文学领域中“伦理缺失”现象的反思;第二,是中国学者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需要;第三,中国悠久的道德文化传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第四,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响应。第三节对美国两种典型的伦理批评范式进行了介绍,它们分别是以韦恩·布斯和玛莎·努斯鲍姆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伦理批评以及以希利斯·米勒和亚当·桑查瑞·纽顿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第四节与第五节在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西方伦理批评的认知基础上,对二者的异同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其相同点主要从伦理批评的跨学科性、注重文本分析、区分伦理与道德以及“善”与“美”的论争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不同点主要从思想基础、理论体系和批评路径方面进行了尝试性探索。第六节对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特性进行了总结,即文学伦理学批评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更加注重文学的道德教诲功能;建构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批评术语;运用相应的批评术语对文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重视文本的伦理价值和教诲意义。彰显了当下中国学者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一种自觉和努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第三章举例分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应用中所出现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还处于发展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其在批评实践中存在批评对象西方化的问题、乱贴标签的问题以及混淆批评概念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和总结。从理论本身和批评主体两个层面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建构者、文学批评者和读者三个层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结语部分纵观全文,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成就、贡献以及潜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笔者相信文学伦理学批评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富有活力。

章家谊^[6]（2015）在《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项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关于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批评语言学研究。母语教育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语文教科书则是母语教育最重要的媒介。然而,我国目前对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验层面,即使是学术层面的研究,也多是在学科教育学框架下开展,很少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语文教科书可以说是人类言语行为的一种,“分析任何言语行为都应当从这一行为的本质入手”（胡范铸）。而要有效地认识语文教科书的本质,就必须理解“语文”的本质。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一直纠缠于语文的性质问题,其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说最为流行。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母语的性质?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教育即母语教育的行为本质?母语教育是否只是一个学科的教学行为?甚至只是一个语言知识的教学行为?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重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语言不但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而语文教科书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样本,“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阿普尔等）；而语文教科书提供的知识类型、呈现的认知水平、构建的意识形态更是对于未来社会人群的一种塑造方案,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阿普尔等）。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汉语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获得以外,——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知识类型,这一知识类型是否均衡?是否存在缺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呈现了一个怎样的认知水平,这—认知水平是否有助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构建了—个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否一致?——在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有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新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和规则?由此,本文选取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四种版本的初中阶段语文教科书,以书中所含所有名词为分析比较对象,综合运用依据观念结构理论、批评语言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教科书政治学理论、预设理论等相关理论,针对上述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认知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考察当今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是否符合语文教科书的行为本质,并就此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原则提出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综述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介绍本文研究思路,据此提出在语文教科书研究方面前人未涉及而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论述语文教科书行为的本质。语文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语文教育的行为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教育,是人的存在性教育,必然要求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知道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语文教科书,作为传达语文教育行为本质理念的载体和主要途径,其行为本质和本质功能必然是提供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本章还介绍了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原因和其所含全部名词概貌。第三章——第五章以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所有名词为对象,进行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认知水平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其中,第三章是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分析。基于“现行大学学科分类基本合理有效”和“母语既构成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必须,也开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可能”的假设,通过对于语文教科书名词所反映的观念和观念结构与大学现行学科分类的对比,努力客观描写初中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结构。并进而对各种版本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比较,得出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虽然总体上均具有比较完整的大的知识类型框架,但是深入到具体的知识类型却可以发现,其中依然存在观念结构之间不均衡、知识类型缺失等问题。第四章是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主要讨论“认知强化功能”、“深度思维功能”及“多元思维观功能”。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初中语文教科书存在认知强化功能弱化、深度思维能力弱化、多元思维观能力弱化的问题,并提出其主要原因源于语文教科书编写存在的最大弊病——“角色预设偏误”。第五章是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分析。在回顾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最能体现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的名词还是与人有关的名词,因此本文通过对四版本所含的人物类名词本身属性隐涵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来考察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倾向,揭示了教科书存在的“意识形态简单化”、“意识形态刻板化”的问题。第六章是教科书“叙说”（编写）行为的规则分析。结合对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所含全部名词的分析结论,提出针对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语文教科书编写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第七章为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切实的意见,为语文教科书的语言学视角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陈珍^[7]（2014）在《民俗学视域下的哈代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国小说家兼诗人托马斯·哈代是公认的地方作家和乡土作家,民俗情结和民俗文化认同是哈代艺术创作的心理基础,民俗文化是哈代创作的艺术素材,民俗叙事策略是哈代的创作手段,哈代通过大量民俗事象的书写巧妙编织了威塞克斯艺术世界,展示了十九世纪威塞克斯乡村的社会全貌,实现了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剖析。民俗书写是威塞克斯小说的一大特点,民俗事象是哈代小说的重要内涵,以民俗事象进行叙事是哈代小说的叙事风格,大量的民俗事象在小说中不仅构成了规定情节发展方向和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环节,而且还深入到小说肌理,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细节；民俗事象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引起了人物命运的转折,规定了情节发展的节奏,在空间上限定了人物活动的场景,民俗事象也是哈代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是渲染乡土色彩和营造地方氛围的重要途径。哈代还创造性地借鉴了作为语言民俗核心内容的民间文学的叙事手法并穿插引用了大量民谣、民间故事、民间传奇、俗语、谚语,通过对地方民俗的艺术呈现谱写了歌颂威塞克斯的华美篇章。纵观国内外哈代研究,研究者主要从作品主题、创作思想、表现手法、悲剧艺术等方面对哈代及其小说进行了深刻细致的研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宗教等诸多方面,但很少有人对哈代的民俗思想和民俗叙事手法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研究更显贫乏,哈代的民俗成分研究是一个尚待开发的薄弱环节,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开拓,因此,《民俗学视域下的哈代小说研究》将以此为契机,立足于民俗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采用多种文学理论兼用的方法,多角度跨学科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和研究哈代的民俗思想、民俗情结,厘清民俗事象与小说创作的之间的深层关系,找出哈代小说以民俗为素材、以民俗事象为主要叙事手段的叙事策略。鉴于哈代着作卷帙浩繁,本研究以“性格与环境小说”为主,兼顾诗歌和短篇小说,采取中外理论共用、中英文本并举的研究方法,全面把握哈代体现在威塞克斯文本中的民俗思想、民俗情结、民俗策略和民俗艺术,以期对哈代研究有所补益。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九章,以下是各章节的具体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一章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研究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形成的客观条件,分析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下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勃兴、十九世纪英国考古热潮、建筑业哥特倾向以及十九世纪英国乡土文学思潮对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探讨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变革对哈代文化恋旧与民俗情结的催生作用,从客观上为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寻找历史背景和文化依托。第二章从地方和家庭两个层面分析和考察哈代民俗文化的来源,为哈代民俗文化溯本求源,多塞特浓郁地方民俗文化的滋养和家庭浓厚民俗文化氛围的熏陶是哈代民俗文化的主要来源,地方和家庭两个层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为哈代提供了丰富的民俗文化。第三章鉴于民俗鲜明的地方性和民俗对“民”的依赖性,研究哈代民俗的空间范围和群体范围,界定哈代威塞克斯艺术王国的地理疆域和哈代的“民”并简要总结他们的基本特征。第四章研究民俗事象在哈代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梳理哈代小说叙事与民俗事象的深层互文关系,分析民俗事象构成的主干情节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所起的决定作用以及民俗活动在人物塑造和场景安排方面所发挥的文本功能。第五章研究哈代小说对作为语言民俗的民间文学的艺术借鉴,主要从故事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几个方面分析哈代小说和民间文学之间的超文关系以及“偶然与巧合”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制约作用。第六章立足于神话原型理论从希腊神话和《圣经》神话两个层面研究哈代小说中的神话艺术,总结神话对哈代的文学影响和哈代深厚的“两希”文化底蕴。第七章研究哈代小说中的民谣艺术,简要分析英国文学中的民谣传统,深入探讨哈代小说对民谣的互文引用及其文本隐喻功能。第八章研究哈代小说中的民间信仰书写,主要从历史探源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手法分析各种民间信仰的历史渊源和文本叙事功能,阐述威塞克斯人的宿命论思想和万物有灵观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第九章研究威塞克斯酒俗和哈代小说中的“酒、饮酒和醉酒”叙事,主要用尼采的酒神理论分析哈代的醉酒叙事以及醉酒与悲剧的辩证关系。最终得出结论：哈代小说与民俗有深厚的渊源,民俗文化为哈代提供了创作素材和艺术灵感,民俗认同是哈代小说创作的心理基础,哈代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风格的创造性借鉴,以地方民俗为素材创造了享誉全球的鸿篇巨着,实现了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剖析,哈代小说就是各类民俗事象以高超的艺术手法串联起来的乡村故事,它们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全人类的。

陈霞,杨帆^[8]（2014）在《试论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思想》文中研究说明一、引言作为英国文坛上的一棵常青树,哈代一生中创作出了不少小说,其中以悲剧小说《卡斯特桥市长》最有特色,它为哈代的小说创作揭开了新的篇章,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而让默默无闻的哈代跨入到文学名家的行列。在该部小说中,哈代的写作风格、人物塑造以及文学笔墨无不把他的悲剧观体现得淋漓尽致。二、哈代小说创作中的悲剧思想及其形成原因（一）悲剧思想作为19世纪末英国文坛上一名杰出的小说家,哈代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对于当时所处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现状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尤其揭露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繁荣之下的罪恶以及人们的穷苦生活。因此,哈代小说中有着与传统小说创作的不同角度与深度,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堕落与贪污腐化以及普通民众的无可奈何及痛苦挣扎。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让哈代看不到希望,认为人的命运都

刘红霞^[9]（2013）在《哈代小说和诗歌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其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多年,出版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八卷诗集和两部诗剧。哈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既是杰出的小说家又是一流的诗人。他创作的生涯历经了从诗歌到小说创作的变迁,然后又从小说到诗歌创作的变迁这一过程。在哈代创作初期,他的诗歌不被社会接受,倍受打击。那时,小说渐渐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体,迫于生计等压力,哈代无奈转向了小说创作。然而,就是在小说中,别样的诗情在哈代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暗涌回旋。“性格与环境小说”是哈代精心打造的威塞克斯的田园诗,他的人物祖祖辈辈在这一地区成长生活、繁衍生息,时间在他们身边模糊而停滞,流走又流回,回环反复,主人公也是那些与田园诗相匹配的乡村教师、农民、乡村牧师、石匠等。小说中的语言精雕细琢,趋于诗化,在语音修辞上飞翔着诗歌的音韵美,在瞬间描写上藏匿着短小的诗篇；他在小说中还大量引用诗歌镶入文中,形成卷首语与文中诗与小说的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引入的诗歌为小说所容纳,又超然其上,给读者造成陌生感,也对读者提出挑战,需要读者更多的阅读经验才能理解,打开了文体相间成文的别样审美张力和情趣；小说中的意象叙事,不仅从视觉上展现了画面的美感,而且为小说营造了内在的诗情意蕴,也为小说的叙事别开洞天。从1867年他撰写第一部小说开始,哈代在小说的世界里徜徉了近三十年。小说创作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正如哈代的诗人气质一直影响他小说的创作,这么多年小说创作的浸染在他的诗歌上也深深打上小说家的烙印。他会随时在诗歌创作中释放小说百宝囊中的因素,使诗歌汲取小说元素的营养。与其他大多数诗人不同,他诗歌的思想与主题不是主要通过意象与象征,而是通过故事性、人物刻画展现出来,有很强的叙事性。他诗歌中的叙事元素主要包括民谣体和戏剧性。诗歌语言特征具有散文化特征,他以小说家的笔触创作诗歌,诗句自然质朴,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于淡雅中蕴含深重的韵味,而是杂糅了自造词、普通词汇、口语,甚至是地方方言入诗；在诗歌语言音乐性方面,音律不和谐,被一些学者看做“没有歌喉”的诗人；对于大多数诗歌而言,隐喻和象征是诗人的武器,而哈代却很少在诗歌中使用隐喻与象征,但他更擅长在叙事诗中通过情节的戏剧性变化、人物的内心跌宕来体现诗歌的张力。在对日常形象的描绘中,哈代善于在毫无诗意的地方发掘让人意想不到的诗意,以朴素、具体的叙事展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9世纪英国的小说创作潮流为现实主义,在哈代看来,作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由于社会生活的剧烈动荡,诗人关注事变,时事人生直接入诗,诗歌不仅是哈AI写作作的文体,而且也是他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有助于他更好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多灾多难的人类。小说元素合理地介入诗歌,成为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利于扩大诗歌的包容性,拓宽诗歌的题材和加强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文学类型有一定的秩序系统特征,以一定体裁上的结构方式为标准。然而,哈代本身兼具诗人的气质和小说家意识,他没有受制于文体的分类,在这个秩序系统中,他融入自己个性化的结构和技巧,呈现出一种文体为主,融入其他文体的跨文体特征。创作时,他同时利用和吸收了两种体裁的优势成分：把诗歌的元素应用到小说中,使威塞克斯小说散发着迷人的田园诗情；小说的元素调和在诗歌里,有助于增加诗歌的叙事性、客观性和普遍性,从而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扩宽题材,突破小说和诗歌固有的表现方式,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审美特征。

云玲^[10]（2012）在《文学对话中的托马斯·哈代研究与西方古典文论——张中载教授访谈录》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张中载教授的访谈录,话题涉及当今哈代研究的重要意义,国内对他的研究现状及出现的问题,未来的发展趋势等。张教授认为经典改写是运用陌生化的手段,使熟悉的题材变得陌生,从而克服审美疲劳,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张教授还强调西方古典文论是现﹑当代文论的基础,学习古典文论能够提升修养,陶冶情操,对青年学者尤其大有裨益。

二、哈代:个体悲剧的探索者——评《卡斯特桥市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哈代:个体悲剧的探索者——评《卡斯特桥市长》（论文提纲范文）

（1）《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西叙事理论中的作者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文学地理学批评视域下的威塞克斯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J.希利斯·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俗学视域下的哈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哈代小说和诗歌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哈代:个体悲剧的探索者——评《卡斯特桥市长》（论文参考文献）

• [1]《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主题研究[D]. 唐金春.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中西叙事理论中的作者观比较研究[D]. 郁莹.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3]文学地理学批评视域下的威塞克斯小说研究[D]. 方燕.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J.希利斯·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研究[D]. 陈聪. 辽宁大学, 2019(11)
• [5]当代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D]. 刘红霞. 西华师范大学, 2018(01)
• [6]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D]. 章家谊.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1)
• [7]民俗学视域下的哈代小说研究[D]. 陈珍. 陕西师范大学, 2014(12)
• [8]试论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思想[J]. 陈霞,杨帆.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4(05)
• [9]哈代小说和诗歌的关系研究[D]. 刘红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02)
• [10]文学对话中的托马斯·哈代研究与西方古典文论——张中载教授访谈录[J]. 云玲. 山东外语教学,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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