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的国际比较

一、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的国际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吕娟^[1]（2021）在《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本土化构建》文中研究指明被遗忘权由大众媒体的“忘却权”演化而来,经过“删除权”时期,最终在欧盟的GDPR中确立。被遗忘权的设立存在正当性基础,它是一种符合人们普遍人格需求的一项新兴权利。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被遗忘权的概念和性质均没有达成统一意见,被遗忘权与隐私权、删除权均存在很大差异,其应当被认定为个人信息权下的一项子权利。纵观域外国家,欧盟、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瑞士五国通过立法或判例形式,不同程度上认可了被遗忘权,但因各国个人信息保护传统、政治历史和商业模式的不同,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力度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我国被遗忘权的引进。结合我国当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机制不足、有偿删帖的灰色产业链盛行等问题,我国有必要引进被遗忘权,而且我国也存在移植被遗忘权的现实和法律土壤,但也不可否认,被遗忘权的本土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平衡过程,对此可以通过引用比例原则、划定被遗忘权的边界、引入数据存储期限、加强行业自律和提升个人保护意识等方式来协调有关冲突与解决相关困境。2021年1月1日,我国《民法典》生效,虽未确立被遗忘权,但将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编中予以明确保护,表明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2021年4月29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个保法（草案二审稿）》”）正式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第47条规定的个人信息的删除权的行使情形,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被遗忘权的规定相似,可以说是我国的被遗忘权,但该《个保法（草案二审稿）》中有关“被遗忘权”的法律关系各要素和侵权责任的规定方面存在很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通过对《个保法（草案二审稿）》中有关“被遗忘权”的主体、客体、内容、侵权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作出修改和重构,构建出一条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相统一的、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被遗忘权的本土化之路。

郑岩^[2]（2021）在《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金融业正加速迈入互联、共享的数字化时代,金融生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机构的个人数据成为数字金融时代金融业数量最为庞大的基础生产资料,传统依赖货币融通的金融业开始转型为依靠数据的信用融通。以海量的、多维度的个人数据为基础,金融机构能够准确分析客户的消费习惯、行为习惯、浏览习惯、购物习惯、信用状况等,从而为各种营销服务和风控模型成熟奠定基础。由此,金融机构个人数据的有序流动,是实现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控制金融风险的关键。但是,随着金融机构个人数据价值的提升,因数据衍生的风险也与日俱增,传统个人数据保护理论以及金融机构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体系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规范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行为,构建金融机构个人数据流动秩序,是数字金融时代金融市场法治化的迫切需求。金融机构个人数据是个人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对其特殊规制有其必要性。一方面,个人数据处理的合理性判断与场景密切有关,脱离场景抽象出来的个人数据处理法律规范原则性强,操作性差。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的法律规制应将一般个人数据保护理论与金融场景相结合,统合一般规则和特别规则,提高法律规制的精准性;另一方面,从金融机构个人数据生产要素角度看,个人数据在重塑金融市场的同时,对金融秩序和金融法治也带来冲击。金融机构个人数据的流动秩序会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秩序甚至整个金融体系,因此,规制金融机构个人数据流通秩序是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金融机构个人数据价值的提升和信息技术的演进与发展,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的风险也呈现多样性,包括金融消费者层面的权益侵害风险,金融机构层面的数据合规风险,金融系统层面的数据安全风险。个人数据处理风险背后的生成逻辑主要是金融机构个人数据上的多元利益格局,利益主体间的力量不均衡,以及金融数据处理自身的瞬时性、隐蔽性和系统性。我国传统的个人数据赋权保护模式在应对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风险时,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规制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风险已超出私人风险的范畴,演变成公共风险,因此应采用场景风险规制模式,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将场景理论与规制理论相结合,对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实现场景化、类型化、差异化的规制。场景风险规制模式的总体思路是以金融数据流通秩序为首要目标,以多重利益平衡为价值取向和以风险多元治理为核心。具体的路径设计从数据类型、数据处理行为规范,数据治理法律制度三个维度入手。首先,金融机构个人数据类型化构建是实现差异化规制的基础。明确金融机构个人数据的“识别性”法律标准和“匿名化”法律标准,为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划定合理的边界。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金融机构个人数据进行类型化构建,静态维度的类型化,以个人数据的敏感度和识别度为标准划分风险等级,动态维度的类型化,以个人数据流转的不同阶段,进行数据权益的划分,为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中的风险控制和权益分配提供参照标准。其次,基于场景的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行为法律规制,建构有序的金融机构个人数据流转规范。结合金融场景的特殊性,在一般个人数据处理原则的基础上提出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的基本原则。然后针对具体的个人数据处理场景,分别对金融机构个人数据不同的处理行为,如收集行为、共享行为、跨境传输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最后,构建金融机构个人数据治理法律制度,为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法律规制提供制度保障。对于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应实现从监管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在外部,通过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式监管体系,打造科技驱动型监管模式,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审慎包容性的规制措施等治理机制,对金融机构个人数据治理实现约束、监督和促进的作用。在内部,采取金融数据保护官制度,对金融机构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引入“通过设计保护隐私”的理念,依托合规科技实现个人数据数据处理全流程控制等措施,培育金融机构保护个人数据的内在动力,进行自我规制。通过外部治理机制与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机融合,更好的实现金融机构个人数据治理的多元目标,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数据权益的基础上,更大程度的释放个人数据价值。

李昭熠^[3]（2021）在《智能传播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人工智能井喷式发展,世界各国对此技术予以高度关注,努力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制度设计,抢占发展战略的制高点。近年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传媒产业,一方面媒体越来越智能化,为公众提供适配化服务,另一方面各智能传播平台成为重要的文化产业孵化器,对于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和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发挥重要作用。但智能传播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众多风险,冲击现有法律框架、法律原则和法律秩序,建设智能传播法律体系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加强智能传播的法律规制,构建一套较为合理的法律框架。基本思路是:从智能传播引发的法律风险和挑战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问题出现的成因,参照美国、欧盟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立法和顶层设计,为中国智能传播发展提出解决措施,保护人类基本权利,为其提供便利服务,同时促进智能传播产业更好地发展。全文由导论、智能传播面临的法律困境、智能传播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智能传播着作权权保护、智能传播隐私权保护、智能传播财产权保护、智能传播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围,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术语与研究基础,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智能传播面临的法律困境”。通过梳理近年来相关典型案例,发现智能内容生产引发着作权保护问题,智能内容分发引发隐私权保护问题,智能内容消费引发财产权保护问题。探讨智能传播对民事法律关系要素的冲击: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扩充,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嬗变。第三部分是“智能传播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智能传播需要进行法律规制,基于以下几种理由。一是传统二元空间界限模糊:赛博空间打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界限。二是智能机器作为中介的“异化”:智能机器改变“人—人”一元传播模式,智能机器挑战法律主体地位。三是技术创新消解法律适用性:人工智能技术消解传统的法律法规原则,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超前于人工智能立法。第四部分是“智能传播着作权保护”。从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考量,智能生成物是否为“作品”,智能“作品”权利归属三个争议焦点出发,辨析智能传播着作权的相关要件:主体由自然人、视为作者转向智能机器人,客体由作品转为智能生成物,权利归属由作者向市场转移。发现智能传播冲击了传统着作权的保护模式:智能技术割裂法律主体与作品对应关系,赋予智能生成物“作品“属性,以多主体合作代替线性单一创作关系。对智能传播着作权提出新的保护路径:一是主体维度,平衡自然人、视为作者和智能机器人;二是客体维度,赋予智能生成物署名权利;三是权利维度,设置精神与财产并行的保护制度。第五部分是“智能传播隐私权保护”。从隐私与便利,隐私、数据和信息含义两个争议焦点出发,梳理智能传播隐私权要件的嬗变:主体由理性自然人变为被建构的自我,客体由隐私扩充为信息,侵权方式由人工转向智能技术。分析智能传播冲击隐私权保护原则:公私领域模糊与隐私权保护再讨论,智能传播技术冲击安全保护原则,“显失公平”条款割裂目的明确原则和限制利用原则。归纳智能传播隐私权的保护路径:一是法律维度,确立统一保护方式;二是信息产业维度,引导各信息机构制定自律协议;三是社会治理维度,采取制度设计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第六部分是“智能传播财产权保护”。从个人信息是否“商品化”,个人信息权利属性两个争议焦点展开论述,对智能传播财产权要件商榷:个人是智能传播财产权唯一主体,个人信息成为虚拟财产的新形式,个人信息自决权是智能传播财产核心权利。发现智能传播已经冲击原来以人格权保护的框架:个人信息与主体可分离性冲击民事主体专属权,人格利益不再是个人享有的唯一民事权利,个人信息人格权保护成本与收益非对称关系。亟需为智能传播财产权设计保护路径:一是逻辑维度,建构个人信息财产权保护体系;二是内容维度,建立信息财产权基础的产权形成与初次分配理论;三是治理维度,建立初级、次级信息市场和利益平衡原则。第七部分是“智能传播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提出从三个方面加强智能传播的法律规制:一是坚持个人尊严原则,以维护个人尊严为基点,调整个人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冲突;以不损害个人尊严为前提,调整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二是构建法律保护双轨机制,从保障智能技术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平衡法治理性与市场理性;从技术迭代规律出发,平衡个人权利保护与智能传播产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从保护个人权利角度出发,平衡人格权与财产权双重权利保护。三是实现个人信息自决权,最大程度地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平衡个人信息自决权与技术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据不同情况赋予主体多重权利保护。总之,加强智能传播法律规制具有重要作用。智能传播法律法规的建设是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加强智能传播平台的建设为个人信息安全和舆论引导工作提供重要保障,法律法规的完善也将进一步加快智能传播产业发展。

吴丹^[4]（2020）在《网络精准营销中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网络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广告领域迎来了一种全新的营销革命——网络精准营销。一方面,网络精准营销的发展促使产品广告的投放对象更具有针对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隐私权在网络精准营销模式下更容易受到侵害,给网络用户带来心理的不安和恐惧。目前对于网络用户的隐私权保护还处于探索阶段,一些网络平台设置的隐私权政策轻视“知情同意原则”,互联网行业的自律模式也仅作纲领性的要求,导致网络用户的隐私权救济不充分。因此,如何在网络精准营销与隐私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促进网络广告行业与个人权益保护实现和谐发展,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除导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网络精准营销是一种互联网背景下新的营销方式,并对隐私权以及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通过对网络精准营销概念的比较,认为网络精准营销是通过市场的定量分析以及个性化沟通技术,对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喜爱、偏好等进行收集、分析、处理,利用cookie追踪技术来知悉网络用户的浏览网页的内容及搜索行为,从而有识别性、有针对性地对网络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实现商业利用最大化的一种新技术营销方式。其次,隐私与隐私权、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cookie信息的法律属性、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区别进行分析,指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复制和利用的人格权。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区别,主要体现在权益属性、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以及保护方式上的不同。最后,网络精准营销中侵害隐私权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隐私权的内容具有经济价值、隐私权客体范围的扩大、侵权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侵权后果更严重后果的特点。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网络精准营销中隐私权保护的困境。通过我国隐私权的立法保护现状可知我国《民法典》中对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受到了重视,但与域外国家相比,我国网络精准营销中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手段存在立法操作性较弱、专门性立法缺失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之间衔接不紧密的缺点。其次,由于构成要件的内涵具有限制性、网络用户承担的证明责任重以及承担责任方式不合理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司法保护手段无法有效保护信息化时代下的隐私权。最后,探讨了网络精准营销行业自律发展模式不成熟,存在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业自律标准、“知情同意原则”被架空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域外国家针对网络时代所采取的隐私权保护模式。美国主要以自律的模式为主,通过对业界的自律措施规范保护其规范网络精准营销行为,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并确保网络追踪技术的安全性,以非管制的手段保护网络用户的隐私权。欧盟以加强立法,以强制性的手段来避免其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日本为避免在国家贸易方面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所累,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辅之以行业自律的手段来保护隐私权。这些国外的经验与做法可以给予我国启示,以行业自律和立法规制相结合,加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强化网络精准营销中隐私权的保护。第四部分具体探讨如何构建网络精准营销中隐私权的保护路径。第一,立足于《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规范,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制定网络环境下隐私权的专门性规定、强化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来规范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以强化责任承担从源头上遏制网络精准营销中不当的商业利用导致隐私权的侵害。第二,扩展网络侵权构成要件的内涵,以“高度盖然性”来判定侵权事实的存在。对侵权行为人使用过错推定的责任原则以减轻网络用户的举证责任,并且明确侵权主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包括非损害赔偿以及损害赔偿,有效遏制和预防侵犯网络用户隐私权的发生。第三,相较于法律的迟滞性,行业自律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以尽快制定行业准则、遵循“知情同意”原则,成立网络环境下隐私权保护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加强行业自律建设,最后对网络精准营销与商业利用之间的界限进行回应。

杨国倩^[5]（2020）在《我国银行业个人金融信息的侵权法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个人金融信息是个人信息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化,与一般的个人信息相比具有特殊性。实践中,以银行为主的个人金融信息侵权案件多发,当前立法忽视对侵权主体民事责任的规定,适用现有侵权法条款缺乏全面性和规范性,必然导致侵权法在个人金融信息主体民事权益保护上的缺失,从而危及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以及国家经济的健康良好发展。因此,完善个人金融信息的侵权法保护规则迫在眉睫。本文从理论研究出发,结合司法实务中的现状,找准问题的关键,借鉴域外立法,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业个人金融信息侵权法保护的建议。文章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银行业个人金融信息侵权法保护概述。明确个人金融信息称谓,与个人金融隐私进行区分,对个人金融信息进行界定,进一步指出个人金融信息形成于金融业务往来之中,更多的体现财产利益,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特殊性。实践中,个人金融信息侵权案件大量爆发的现状说明,完善个人金融信息的侵权法保护规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分析当前个人金融信息的侵权法保护现状,指出侵权法在保护个人金融信息上,存在法律依据、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不明确,损害赔偿主张难获支持的问题。第二部分处理个人金融信息侵权纠纷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明确侵权法保护的法律依据。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分析论证个人金融信息侵权纠纷是否可适用隐私权,或一般人格权保护路径,或者可在个人信息立法保护逐渐明晰的大背景之下,将其纳入个人信息权保障体系之中。借鉴美国、德国、日本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上的经验,阐明隐私权保护路径的适用具有其特殊语境,而一般人格权条款则更多发挥兜底作用,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均未能在个人金融信息的侵权法保护上得到良好适用。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可借鉴日本法上的做法,明文规定个人信息权保护条款,在专门立法的统一规范下,金融业界通过发布更为具体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补充,以形成一体化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制度。第三部分论证分析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的认定问题。笔者对我国近五年的个人金融信息侵权案例进行汇总分析,发现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侵权责任的认定上,司法者普遍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极易使信息主体权利落空。对此,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相关经验,提出区分主体适用不同归责原则的建议,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侵权认定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此外,我国关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规范性文件零散、混乱,免责事由规定不明确,还应在深入研究域外立法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免责事由的范围,力求达到个人金融信息在保护和流通上的利益平衡。第四部分论证分析具体责任的承担,提出完善损害赔偿责任的建议。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否构成侵权,个人金融信息主体的损害赔偿主张均难获支持。究其原因在于实际损害难以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不明确。在借鉴域外法定赔偿、最高额赔偿、惩罚性赔偿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可适当扩张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法定赔偿、最高额赔偿制度相统一等完善建议。关注信息泄露及其引发的次生损害等新型损害形式,适当扩大损害认定的范围,以期达到侵权法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上的事前有效预防,事后有效救济的良好效果。

那仁托娅^[6]（2020）在《个人信息保护基础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计算机科学技术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可忽视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们步入了一个不断由信息产品与科技引领的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在计算机技术的收集、处理下能够自由的流动,通过分析出人们的交易习惯、喜好、活动痕迹,帮助商家为用户制定出为不同主体制定的、更加个性且多样化的服务。个人信息泄漏和维权困难等事件频发,使得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暴露无遗,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欠缺的问题因此格外凸显。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制订了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也先后出台了十几部有关规制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都只尽局限于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处理进行规范,我国迄今尚未制定出台一部系统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现有的法律制度也明显不再符合实际的需要。为紧跟国际社会的步伐并响应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广泛的呼吁,我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小组在2005年初提交了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意见稿,虽然这象表明着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程序在我国已经正式启动,但迄今这部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依旧没有完成,不仅是因为我国与欧盟、德国等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起步较早的国家相比缺少立法经验,更多的是由于我们关于个人信息保护仍旧存在许多理论上未能解决的问题,想要出台一部与我国法律体系契合的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法我们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待解决的理论争议问题持续存在,对于与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基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不同方向选择,要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必须从头讨论和审视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本文就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所涉及到的这些基本法律问题进行着重研究和讨论。

王瑶^[7]（2020）在《大数据时代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信息技术革命将社会推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在助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机关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使用,既有效避免了传统行政方式中的信息不及时、效率低下和治理失灵问题,提高了自身的公共服务能力、应急管理能力,也进一步实现了科学决策、精准决策。个人信息因此成为行政机关在开展行政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进行社会风险治理等方面的重要资源。凭借行政权力和数据技术优势,行政机关获取、贮存了海量个人信息,其中不乏涉及公民个人隐私、影响公民生存尊严的关键信息。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一旦失范,将对信息主体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近年来,我国出现行政机关泄露和不当使用个人信息的实践乱象,不仅损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也有损行政机关的公信力。通过比较美国、日本和我国大陆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现状,可以发现,我国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制困境之成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第一,现行法律未对行政机关、商事主体、社会组织或个人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作区分规定,不能满足规制不同的个人信息使用主体的要求,监管和惩戒措施无法实现约束个人信息使用行为的目的;第二,在行政机关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资格问题上,“知情同意”的规范结构被不加区分地适用于收集敏感信息和非敏感信息,行政机关超出法定权限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三,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与行政机关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缺失,有效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缺位,这既不利于保护和救济个人信息权利,也不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良好形象。保护个人信息并不等于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应当规范、合理地使用个人信息,结合大数据技术发挥个人信息的最大价值。但是,大数据技术无法自行做出最有利于保护个人信息的路径设计,就行政机关使用的个人信息而言,其保护水平完全取决于法律赋予个人信息何种价值意义以及行政机关如何对数据价值和个人信息权利予以平衡。因此,运用法律手段规制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更好地发挥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是研究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问题的出发点,也是规制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根本着力点。保护个人信息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水平的提高,这既是各国家和地区的共识,也是各国家和地区在大数据时代提高社会发展水平、提升综合能力的必然选择。就我国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制而言,可尝试确定以下进路:第一,明确行政机关作为信息使用主体的义务,克服权责不明、监管不严、安全意识淡薄等难题。第二,推动落实更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具体包括以下要点:首先,要厘清个人信息的范围,准确界定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其次,要重构“知情同意”和“去身份化”的合法性判断标准,严格规范授权管理;再次,明确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和个人信息使用主体的义务,完善使用个人信息的监督和惩戒制度,确立行之有效的责任回溯制度,及时、准确定位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主体,提升对使用个人信息失范行为的惩戒力度;此外,要拓宽个人信息权利受侵犯时的救济途径,充分保障个人信息权利。第三,明确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公益向度和人格尊严限度,合理确定个人权利让渡于社会利益的程度,以实现保护个人信息与增强社会效益之目的的有机融合。

俞全威^[8]（2020）在《安宁与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文中认为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其历史背景、文化观念、社会发展现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揭示出法律系统的创生和运作原理:法律对社会环境的依赖与适恰,虚拟的共识是共同行动的基础条件,法律系统具备自我指涉机制。这些原理为理解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如何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创设与发展过程提供了帮助。当今世界以美国和欧盟两种个人信息保护模式最为典型且最具影响力,两种模式各有其优势,也都面临着困境。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欧盟模式,都是以追求个体的安宁、维护私权利为核心价值取向,强调私域与公域的分离。反观中国,个体与集体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这造就了中国古代群体取向的隐蔽文化和延续至今的重集体、重实利的个人信息保护观念。当今,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家安全面临诸多风险因素,我国个人信息问题也呈现出“安全化”特征,被纳入国家安全程序加以对待。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明确要求,为当代中国塑造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注入了新理念:以国家安全为基本前提和总体框架,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以社会发展为核心导向,实现个人信息的安全有序流转。这一理念体现了个体与国家的统一、安全与发展的统一的价值观,有效纾解了传统个人信息保护观中存在的两组矛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立法上以《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为统领展开布局,多领域构建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并在安全原则下对个人信息权利设限,具体实践工作从基础层物理安全、主体层数据安全和内涵层内容安全三个层次展开,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不可否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也存在一定不足:包括权责比例失当,重义务轻权利;保护框架不协调,行政主体的责任规范少;监管执法主体分散,实效性、长效性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个人信息保护理念及总体框架,特别是要加强行政领域个人信息保护。

柯林晓婧^[9]（2019）在《定向广告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互联网中个人信息权益受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定向广告中不合理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侵犯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而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现有的学术研究主要讨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理论,对定向广告的特殊关注较少,现行立法则缺少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针对定向广告的高位阶法律规范,其他配套法律机制也不够健全。因此,笔者认为对定向广告中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本文由前言、正文和结论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概述定向广告和个人信息的相关问题。首先,界定定向广告的定义及特点,并梳理其运营过程及所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以明晰定向广告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厘清定向广告中个人信息的特有范围,明确定向广告中应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并介绍实践中对这类信息施加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第二章论述定向广告中不合理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可能引发个人信息权益受损风险,此类行为主要包括:擅自收集和变相强制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未经同意管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存在诈骗风险的精准数据挖掘行为,侵犯网络安宁权的相关利用行为,以及存在泄露风险的数据共享行为等。第三章分析上述风险背后的关键原因,即定向广告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不足,对不合理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制有限。主要表现在:整体上定向广告中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不完善;其次,配套的关键机制即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不够健全且有效性不足;最后,立法不完善及配套机制有效性不足的根源可能是,目前的立法技术对于具有技术性、灵活性特点的定向广告暂时缺乏解决其中技术隐蔽性问题的能力。第四章针对上述风险及法律原因,从完善定向广告中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强化和落实告知-同意原则、健全定向广告及其个人信息的退出机制、建立个人信息相关技术的登记制度几个方面提出相对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姬蕾蕾^[10]（2019）在《数据权的民法保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民法视角系统分析数据的权利化,以及数据权的民法保护。具体而言,包括数据的法律属性、缘何与如何确立数据权、数据权的内容与界限、以及数据侵权的民法救济。第一章:数据法律属性。本章着力于对数据权确立的前提性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界定。数据的法律属性是数据权属问题的逻辑起点,而数据权属问题是与数据相关法律关系的形成和调整的关键。数据法律属性确定的关键在于区分个人信息与数据。个人信息与数据的法律属性并不相同,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是人格利益,具有不可转让性,而数据的法律属性则是财产利益。第二章:数据权的确立。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路径、知识产权法保护路径以及物权法保护路径均存在保护力度不足的问题,无法有效适应数据归属与利用中多元、复杂的法律关系。数据权利化的保护路径必要且可行的。就其必要性而言,数据权的确立可保障数据利益的全面实现;实践中数据交易是对数据权的现实确认。就其可行性而言,数据权的确立,是财产权利扩张的表现,更是对现实权益关系的一种抽象和确认;数据权确立的法理基础是罗马法中的无体物理论;数据权的确立符合利益上升为权利的正当性标准。数据权的主体是数据控制者,非信息主体,赋予数据控制者控制权,其哲学基础在于劳动财产理论;其法理基础在于添附理论;其现实基础在于数据控制者是数据价值的主要开拓者。数据权的客体是数据,包括独立存在的、具有财产价值的、可交换的数据资源与数据产品。第三章:数据权的内容。数据上关联的利益类型,主要有个人信息与隐私利益、市场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从民法上设立数据权、明确数据控制者的财产权利是一种采取私权形式的财产权构造,是对数据控制者付出的努力和劳动给予的肯定,同时对数据产业的发展起到激励作用。数据权的内容应该从积极面向与消极面向两部分来设计:积极面向是从内部确定数据权人的权利内容,消极面向是从外部对接或者协调数据权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实现。数据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其内容的积极面向体现为数据控制者对其数据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与其权能相应的法律效力。其内容的消极面向主要体现为数据和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数据流通与个人信息安全协调的具体规则有:区分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更新知情同意机制、确立个人信息去身份化原则、保障个人信息权利、强化数据控制者的法律责任。数据上承载的公共利益的实现规则有:规制数据市场交易秩序、确定数据合理使用的范围、确立数据强制公开制度、建立数据强制许可制度。第四章:数据侵权救济。本章围绕数据权的侵权法保护而展开,主要涉及:数据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和责任方式。数据侵权的归责原则并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应采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数据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过错、加害行为、损害事实以及因果关系。数据侵权的责任方式主要有赔偿损失与预防性责任方式。基于数据侵权行为本身的特性,民法可引入惩罚性赔偿来弥补填补性赔偿的不足,以保障数据权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性责任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具体表现为停止处理、删除、采用技术手段恢复数据完整性。

二、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的国际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的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本土化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2）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智能传播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网络精准营销中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银行业个人金融信息的侵权法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个人信息保护基础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大数据时代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安宁与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定向广告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数据权的民法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的国际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本土化构建[D]. 吕娟. 烟台大学, 2021(02)
• [2]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法律规制研究[D]. 郑岩. 辽宁大学, 2021(02)
• [3]智能传播法律规制研究[D]. 李昭熠.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4]网络精准营销中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D]. 吴丹. 河南大学, 2020(06)
• [5]我国银行业个人金融信息的侵权法保护研究[D]. 杨国倩.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6]个人信息保护基础法律问题研究[D]. 那仁托娅. 外交学院, 2020(08)
• [7]大数据时代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研究[D]. 王瑶. 江苏大学, 2020(05)
• [8]安宁与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D]. 俞全威.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定向广告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研究[D]. 柯林晓婧. 厦门大学, 2019(08)
• [10]数据权的民法保护研究[D]. 姬蕾蕾.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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