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列宁的具体真理思想及其重要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陈志英[1]（2021）在《列宁农村建设思想及其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孙珊[2]（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指出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徐文文[3]（2021）在《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批判研究》文中提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易变性和复发性的西方社会思潮,其思想中不乏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尤其是近年来,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崛起使得民粹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反对全球化、反精英、极端排外等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因此,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要防范民粹主义思潮的渗透,深入开展对民粹主义及其错误观点的揭露和批判。本文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即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以期掌握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这无疑对新时代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扞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作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俄国革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中,系统研究这一思想,关键是要解决列宁为什么批判,列宁怎么批判,以及列宁批判的价值等问题。对此,本文侧重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构建全文。首先从时代背和理论依据,分析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必然性,掌握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一般批判;然后重点放在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经济观、文化观和历史观的批判上,深入挖掘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内容;最后总结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全文共四个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部分（第1章）为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目的和选题意义,以此确定了本文研究的逻辑基点。其次,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在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相关问题方面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综述。最后,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第2章）主要分析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理论依据。这一部分注重历史背景的说明和历史脉络的梳理。首先,通过回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背景,阐述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理论危机”,同时俄国面临社会转型期文化选择的迷茫、俄国民粹主义泛滥、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时代背景。其次,分析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科学论述,都为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最后,从整体上分析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形成的演进历程。以1905年革命为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经历了从批判否定到辩证扬弃的思想演变。这两个阶段不仅形成了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一般批判,而且又都贯穿着列宁所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观,因而使得这一批判过程具有独特的历史特点。第三部分（第3章、第4章、第5章）本着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原则,重点选取了在经济观、文化观、历史观三个方面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这一部分主要侧重于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与俄国意识形态构建紧密关联,又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层面,进而构成了全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一是从经济观的视角,分析了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村社经济稳固论”“市场缺乏论”“资本主义破坏论”的批判,对应的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俄国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可行性、现实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回答,解决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二是从文化观的视角,分析了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科学文化意识、道德评价、文化遗产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等错误观点的批判,列宁在这一批评过程中解答了困扰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与现实的关系、文化与传统的关系、文化与革命的关系。三是从历史观的视角,分析了列宁在俄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领导力量、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等问题上对俄国民粹主义这一“冒牌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实现论”。这三个部分既是相对独立的不同方面,更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最终都落脚到俄国社会主义的实现及确定正确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上。第四部分（第6章）探析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这一部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两个层面进行了说明。一是历史意义上,分别从提供了批判社会思潮的观点和方法、对肃清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影响、指导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摆脱社会思潮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借鉴等四个方面,探究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在历史上起到的积极作用。二是现实意义上,分别从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警惕各种形式的新民粹主义及其危害、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和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四个方面,探讨了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对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当代启示。
罗慧芳[4]（2021）在《列宁关于社会发展依靠群众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邱曼丽[5]（2020）在《政治责任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背景下才彰显其价值。作为“责任”的一个特殊领域,其界定需要从“责任”的人性、社会、语义立体结构中探求真谛。人性起源赋予了责任以道德高度;社会起源给予责任以角色定位;语义起源是人性、社会起源的外在丰富表达。责任内涵与外延需要结合这三方面要素进行全面阐述,即是人们在道德性追求中形成的、作为社会成员应当担当的行为及后果。从主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的视角分析,责任的内涵具有自律性、目的性、正当性。从外延看,广义上的责任包含了责任动机、目的,以及实现责任的行为和最终结果（包括对不利后果的承担）。政治责任实际上是责任内涵在政治领域的延展和转化。虽然对政治责任的理论探讨与责任学说相伴相生,但只有到了近代,经由马基雅维利、洛克、韦伯等思想家的不断丰富和阐释,才逐渐从责任理论中分离出来。政治责任的特殊性在于适用领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本质上依然继承了责任自律性、目的性、正当性的特点。政治责任内涵是基于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机构）的信任,通过选举产生或由逐级授权而产生的自愿为人民谋福祉的官员担当的、通过正当行使权力而实现人民的权益。当违背这一初衷,必须承担调整或丧失权力的不利后果。如果说政治责任逐步从道德责任中分离,是政治责任趋向独立的第一次分化:那么政治责任法治化,就是权力强化制约的第二次升华。政治责任法治化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现,是将官员对人民的承诺通过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其强制性,即法律所规范的权力必须以实现人民的委托为终极归宿。法治虽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但政治责任是以权力正当性为本质属性的,这与法治的“权力制约”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其法治化已然具有了实质法治的内涵。同时,政治责任法治化必须符合法治的形式要件,并受制于法治的局限性。政治责任中如下方面并不适合实现精准法治化:从静态法治层面,政治责任中的道义部分;政治责任中主观决断部分。从动态法治层面,直接政治责任宪法化不接受全面的司法审查,间接政治责任行政化后,责任追究亦排除司法审查;只有在政治责任执行中,司法审查才能全面介入,但对责任人员的处置,司法权同样采取了避让的态度。政治责任法治化是除去上述“不宜部分”的领域。政治责任法治化包括“政治责任的目的要求、责权配置（职责）、责任履行（程序）、责任实现、责任追究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政治直接授权关系法治化、间接授权关系法治化、政治责任执行法治化等不同形态。政治责任法治化的模式,主要包括政治原生责任从“规范——价值”向法律义务“行为——结果”的形态转换,次生责任从“价值关联”向“事实关联”转换。直接授权产生对人民的原生政治责任,其法治化形态表现为宪法功能,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具体包括目的责任、职责责任;次生政治责任在宪法中表现为提起弹劾或者罢免。在行政法中的政治责任主要转换为行政法的功能,行政法的原则,行政法的规范,包括目的责任、职责责任以及政治执行责任的行政法形态;对于违反行政法中的责任条款,往往引发行政问责或者行政诉讼。政治责任法治化首先需要构建理论框架,为法治化的实践探索夯实理论基础。古典自然法学和马克思主义法学从不同视角诠释了政治责任法治化的主要动因。古典自然法学通过先验预设来构建理论体系,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逐步形成了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论”思想。虽然这是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观念契约”,却是维护人民权利的强大精神盾牌,更是官员对人民负责的有力理性约束。所以,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授权给（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即是“实现人民委托”,这也正是官员政治责任之所在。这种关系上升为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才能以国家强制力防止强权对人民的背叛。法治是对（政府）官员“人性之恶”的提防和戒备。古典自然法学思想所论证的法治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以法治制约权力”,运行始终不背离人民的意志。从根本上讲,就是“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必要性。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维护和实现整个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社会构想,即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打碎和铲除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家机关,国家职能由能够为社会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马克思认为代表制是实现社会利益的现实选择,公共职位的有限性决定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合理性。人民对少数官员的授权旨在实现人民的整体利益,这说明权力以实现人民的利益为终极目的。马克思对官员背离对人民的责任怀有高度警惕之心。他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了一切公务员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并赋予人民选举权和罢免权,这说明实现责任是权力正当性之所在。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政治责任法治化”的思想,但他提出了法律的应然定位:法律以保障人民的自由为归依,以规范职责实现为使命。政治--行政二分奠定了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指出“行政任务源自政治”;古德诺完成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论构建,“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是他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最经典表述。但政治与行政的区分只是古德诺理论的起点,其主旨是实现二者的协调,这证明了政治与行政的不可分离。及至韦伯构建的“官僚制”将政治—行政二分法实施于国家治理实践中。政治家负责决策,而文官（行政官员）负责执行;政治家对自己的行为要承担政治责更任,而文官依据角色定位承担职务责任。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是密切关联基础上的相对分离,这分化出了具有一定规律性、技术性的行政管理领域,同时行政管理的技术性特征,为实现法律规制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化创造了空间。我国的公务员分类改革对“领导类与非领导类”公务员作了区分,而政府领导类公务员中的“选任”的领导干部与“委任”的领导干部体现出以决策为主或兼有执行的特点。但二者之间的连带性更为突出,政治性也更为鲜明。中西方政治与行政官员（领导干部）的关联性,昭示了行政所具有的政治属性,这使“依法行政”成为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形态之一。政治宪法学与行政法理论铺垫了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实施路径。政治宪法学论证了宪法的政治属性,即宪法作为政治与法学的交接地带,兼具政治与法律的双重属性,这为政治责任宪法化作了充分论证。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在其政治宪法学中,提出宪法以政治要素为基础,以法治性要素为表现形式。政治的模糊性不可避免的导致宪法规范的抽象性,还有一部分政治行为极具变动性,无法纳入到法治框架之中。英国宪法学家表达了基本类似的观点。着名的宪法学家J.A.Q.Griffith指出政治与法律不能相互替代,政治有其自身特点。政治宪法调整不断变化的政治对象,宪法的规范性具有模糊的特征。其后继者Adam Tomkins对政治宪法学的规范性有了更深入的阐述,强调官员的责任制是政治宪法的核心。而政治学者R ichard Bellamy更直接的在规范化层面上论证政治宪法。政治宪法以规范性为表现形式,因为政治性隐于规范背后,使规范无法完全明确化。除了对宪法规范的模糊性有所认知,西方政治宪法学没有清晰描述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规范形态,但仍然指出了政治责任宪法化的可行路径。我国的政治责任法治化思想源于西方,同时更加强调宪法中政治因素的规范性,着力构建驯化权力的规范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政治性。处于政治与法的结合点,政治性与规范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哪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相互更替的,学者用“宪法出场,革命退场”来表达。而行政法学作为行动的宪法学,是宪法理念的落实。西方行政法理论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控权”始终是主基调,核心是如何更好的运用公共权力以实现其担当的责任。我国的行政法理论表现为价值目标从“为人民服务”论,到着重“权力调控”的“控权论”、再到强调创新手段方式的“公共服务论”的转变,表现出“目的—手段—目的实现”的理论演变轨迹,强调行政权力必须是以实现公共权益为目标。政治责任法治化研究必须扎根于实践生活,从实践中提炼可行的法治化模式和路径。政治责任法治化实践与各国法治建设同时起步。当法治信仰者高举着“权力制约”旗帜、把“权力关进法治牢笼”作为努力的目标时,不经意间忽视了“权力制约”背后更深层次的目的—政治责任法治化问题。政治责任法治化在各国的实践已远远走在了理论之前,缺失的是对实践的理论总结,以及形成成熟理论后对实践的进一步指导。实践发展为理论生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已经到了对实践进行理论提炼、总结的恰当时机。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转型国家,俄罗斯构建了本国官员政治责任的法治化体系。其中官员的宪法责任以总统、总理、地方高级官员的职责设定为表现形式的原生责任,而次生责任在宪法中体现为因违反职责而引发宪法责任的追究,主要表现为针对总统、总理的弹劾;地方高级官员责任追究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可由总统直接追究责任、由选民召回。除此,在行政法律中对其他官员的政治责任（或政治责任的执行引发的责任）设定、程序保障、责任追究等作出了规定。美国是西方法治国家的代表,将官员区分为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建立了完备的文官制度。政务官员是政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而事务性官员既要承担自政务官员分流的政治责任,也要承担政治责任的执行责任。美国通过完善的法治体系,规范政治责任及其追究。在美国宪法中,赋予了总统广泛的职责,如不履行政治责任,将对之进行弹劾。按照授权关系形成了下级对上级负责、最终向行政首长负责,行政首长向议会负责、最终向选民负责的责任链条,违背相应的责任,会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反映在责任领域,形成了党政二元责任体系。政治责任表现为原生责任,包括目的责任、职责责任或执行责任的法治化转化;或不履行上述责任后产生的次生责任的法治化形态。在原生责任方面,具体的法治形态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形成了以根本法为塔尖,以主干法为塔身,以大量的具体规范为塔基的金字塔型结构。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党章》中的政治责任规范主要宣示政治立场和政治目标,明确重大政治决策权。在一系列《条例》中,涉及各级党组织权限范围内的政治决策权及履职规则。在其他党的具体规范中,规定了政治责任履行的具体规则。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确立了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各个领域行政法中官员的政治责任（直接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的除外）由上级逐级授权产生,形式如具有鲜明政治责任决策特点的授权立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表现为行政决策）等。在次生责任方面,党内法规中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规定重要干部履行政治责任的问责主体、问责事由与处置方式,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国家法律中,对宪法责任的违反由罢免机制予以保障;行政领域对政治责任的违反表现为对官员的行政问责或受到行政处分;而对于政治责任执行中产生的责任主要是行政诉讼引发的司法责任。政治责任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中的形态有联系亦有区别,二者设定和调整主体不同、设定程序不同、内容存在差异、承担后果不同;联系表现为两类政治责任具有演化关系、责任形态相包含、责任标准相补充。当前,我国政治责任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两个领域,一是宪法责任追究领域,罢免制度作用虚化、理由不明、程序性规定单薄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罢免制度法治机制缺失、法治化的范围不清、法治化程序保障不足。而在党政融合领域政治责任法治化方面,则面临领导干部（官员）职责设定主体竞合、职责边界不清,责任追究责任主体重合、追责界线不清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治责任法治化制度保障未能适应执政方式转型的需要,政治责任法治化水平未能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需要。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路径,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主要思路:从价值维度,实现从政治正当向法律正义的转变。正当性作为政治的核心价值,需要借助于法律正义的配置功能予以实现。政治正当性向法律正义的转换,经过“正义”这样一个中间转化概念,按照“正当性—正义—法律正义”的路径完成转化。从规范维度,实现从政治规范向法律规范的转变。原则层面从政治原则向法律原则的转换,包括:从“权力合法性”向“行为合法性”转变,从“权责一致”向“权利义务统一”的转变,从“人民主权”向“人权保障”的转变。规则层面调整对象的转变,包括:主体从“人民”向“公民”的转变,客体从“政治行为”到“职责行为”的转变,内容从“权力责任”向“权利义务（职权职责）”的转变。从实践维度,实现从“多数决”向“司法决”的转换。多数决原则是政治决策的基本原则,而司法审查是政治责任法治化运行的主要方式。从“多数决”向“司法决”的转变路径,以司法的政治性为前提,以立法为桥梁,以司法的法治性为保障。
胡甜甜[6]（2020）在《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对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在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列宁深刻认识到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俄国是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受历史传统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大多数的农民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与推进。列宁认为,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列宁在吸收和借鉴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俄国民粹派等有关理论基础上,结合俄国国情,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农村文化建设思想。这对我国当前的农村经济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我国也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具有诸多与俄国相似的国情和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的历史阶段下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而乡村文化的振兴不仅是其中应有之意且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魂,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乡村发展亦是如此。乡村文化是凝聚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是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更是乡村振兴发展环境的净化器。本文以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为内容,侧重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阐明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相关概念。首先,就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阐释。第一步分析了文化的概念,并对列宁视域下的“文化”进行了相关界定;第二步从“农村”和“文化”这两个组成词语入手,阐释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并对农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对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及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论述、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化的思想、俄国民粹派的文化观四个方面构成其思想来源。二是,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从战略定位来看,它是苏维埃俄国目前极端重要的一项工作,关乎俄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从建设主体来看,无产阶级执政党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力量,教师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从建设内容来看,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侧重开展农民识字水平提高的扫盲教育摆在首位,开展一系列提升农民知识技能和思想政治觉悟的文化建设,提供公共文化教育场所及资料,以拓宽文化覆盖面;在对待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列宁指出,要在文化落后的俄国,特别是农村进行文化建设,必须合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以长补短,更应该重视并保护知识分子和各种专门人才,为我所用。三是,论述了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对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从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出发,启示我国要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把握乡村文化阵地,立足本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同时,融合城乡发展,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白鲁强[7]（2020）在《列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前进,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不断深化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认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要加以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早在19世纪80年代,列宁就已经开始在革命运动中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和作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由于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列宁更是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而当时,由于工农群众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对知识分子认识的不统一,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存在较多分歧,使得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知识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造成了彼此间紧张的关系,影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党相关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思想家的理论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剖析,并在知识分子政策中加以落实,形成了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从理论角度看,列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认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划分的基本原则问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阶级理论基础上,指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经济基础是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根本原则,而政治文化是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补充原则。第二是对不同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作用的认识。列宁认为,苏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两大类,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成多元复杂,根据其政治文化意识等因素可具体细分为民粹派知识分子、革命派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等类型。在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起着支持经济发展、巩固苏维埃政权、创新文化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挥着指导革命、管理国家机构、指导政治、传播共产主义文化的作用。从实践角度看,列宁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首先,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要在思想层面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在经济领域支持资产阶级专家在工业、农业方面发挥技术优势,在教育领域保障国民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在科学领域为知识分子从事科研提供必要的资金和研究场所,在生活领域提高知识分子工资标准、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同时严厉对待反苏知识分子等,使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其次,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要培育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以增强无产阶级工农队伍的文化素质、增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和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为价值取向和目标。列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探讨与实践,不仅扭转了布尔什维克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指导和保障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初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为无产阶级政党开辟了培育本阶级知识分子的新思路。列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思考不仅影响了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也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对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思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代,研究列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依然可以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许多启示,包括处理知识分子问题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注重科学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者的结合;要妥善处理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等等。
封兰峰[8]（2020）在《列宁国家监督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初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的轰轰烈烈,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特定的时代产生特定的思想,思想中蕴含着特定的时代内容。在革命斗争和战争犀利的年代,列宁形成并发展了国家监督思想,但当时这并不是列宁研究的重心;俄共（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逐渐深入研究国家监督思想,并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充实修正自己的监督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必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新时代的中国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将国家监察机构提到关键位置,力求真正发挥国家监察机关的震慑和监察作用。为此,挖掘并借鉴列宁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监督理论与实践,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迫切的。文章在深入研究列宁原着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探讨了如下五部分内容:第一章是绪论,对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二章阐述了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脉络,当时的俄国面临内忧外患,形势所迫和现实所需要求进行监督。革命斗争年代的宏观监督到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的经济生产监督,国内外战争年代的生产管理监督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综合监督,监督的范围日益扩大;第三章论述了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加强群众监督到扩大监督范围,从设立专门监察机构到健全监督方式进而充实监督内容,从纵向到横向,监督逐步全方位多层次;第四章概括了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实践效果,列宁的国家监督思想对苏维埃俄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监督成效显着。同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其监督思想也存在缺憾之处;最后一章总结了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当代价值。列宁创造性发展的国家监督思想对中国的权力监督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为监督“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提供了实践遵循,有利于严肃和活跃党内政治生活。同时列宁总结的人民监督、设立国家监察机构、监督全覆盖与常态化、革命教育与知识储备等思想对中国的监督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正如列宁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那样,无数个社会主义活动家都在寻找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无论是积极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值得我们学习。
杜萌[9]（2020）在《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链条。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国际上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政权岌岌可危。面对国际国内险峻的形势,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与世界发生经济联系、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贸易往来,如何发生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是以列宁为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人民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深入吸收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理论以及对外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客观冷静地分析了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后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和世界发生经济联系,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在列宁看来,生产的社会化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世界经济日益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苏维埃俄国面临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有必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贸易关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使得其与苏维埃俄国发生贸易关系有了可能。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可以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列宁积极发展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开展多种贸易渠道,主张用商人身份进行贸易谈判。但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关系时,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原则,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提高本国的经济效益为目的。在对外贸易体制上,列宁提出并坚持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只有坚持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列宁的对外贸易思想具有独特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启示。在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指导下,苏维埃俄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机器设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的技术管理,用于服务社会主义,从而恢复和发展了本国的经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列宁的对外贸易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把列宁的对外贸易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提供有益借鉴。
董波[10]（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二、论列宁的具体真理思想及其重要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列宁的具体真理思想及其重要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成果述评及努力方向 |
| 三、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 |
| (二)早期传播 |
| 四、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一)基本分析框架 |
| (二)具体篇章结构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行性分析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学理阐释 |
| 一、“物质承担者”满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品质要求 |
| 二、“报刊优势”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可靠平台 |
| 三、“主客兼具”创造了列宁灌输理论的实现条件 |
| 四、传统文化的契合特征及变革性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政治经济环境 |
| 一、政治斗争传统与政党活动中心的生成 |
| 二、近代工业崛起与思想舆论重镇的塑造 |
| 三、租界“缝隙”与新思想传播空间的开拓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思想文化生态 |
|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的掀起 |
| 二、“移民”城市与思想自由生态的形成 |
| 三、新型知识分子与传播群英的荟集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
| 一、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及独特优势 |
| 二、工人阶级悲惨境遇与变革社会诉求 |
| 三、工人阶级意识增长及其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民众心理 |
| 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
| 二、“以俄为师”的心理趋向 |
| 三、“趋新求变”的改造心态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与实践进程 |
| 第一节 作为异质文化“新学说”的引入介绍(1899-1916)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登场” |
| 二、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海的介绍 |
| 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引介的内容及特征 |
| 第二节 作为解决问题“新思潮”的广泛传播(1917—1921.06) |
| 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道路的开启 |
| 二、五四运动与上海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位的形成 |
| 三、社团兴起、主义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流行 |
| 四、思想界“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话语权势的建立 |
| 第三节 作为变革社会“新主义”的深入传播(1921.07—1927.07) |
|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二、国共合作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扩展 |
| 三、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推进 |
| 四、哲学论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扞卫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群体 |
|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 |
| 三、资产阶级传播群体的共性因素 |
| 第二节 新生代思想群体 |
| 一、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 |
| 第三节 国际人士 |
| 一、传教士群体 |
| 二、共产国际组织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载体途径 |
| 第一节 报刊杂志与马克思主义“群集性”传播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党人的宣传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人的宣传 |
| 三、商业性、研究系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介绍 |
| 四、报刊杂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载体的表征 |
| 第二节 经典着作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传播 |
| 一、商业出版机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 |
| 三、社会政治动员中的宣传册和传单 |
| 第三节 学校工会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化”传播 |
| 一、创办学校与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
| 二、新式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扎根 |
| 第四节 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仪式化”传播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活动 |
| 二、国际共运重要事件、节庆日纪念活动 |
| 三、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纪念活动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一、唯物史观概念的解读 |
| 二、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和作用的阐发 |
|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实际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 |
| 一、剩余价值概念及内容的普及 |
| 二、剩余价值学说视域下的中国问题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
| 一、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 |
| 二、阐发阶级斗争历史作用 |
| 三、批驳非阶级斗争观点 |
| 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第四节 苏俄革命建设、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 |
| 二、宣传苏俄建设及其成就 |
| 三、列宁主义的大力宣介 |
| 四、介绍革命理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五节 中国革命路线方针及政策 |
| 一、国共合作的呼吁和倡议 |
| 二、工农学运动的宣传与执行 |
| 三、国民革命的倡导与鼓动 |
| 四、妇女解放的宣传与实践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总体评价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特征 |
| 一、传播主体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 |
| 二、传入渠道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 |
| 三、传播内容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 |
| 四、传播途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 |
| 五、传播过程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效果及局限 |
|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提升与话语体系初步建立 |
| 二、马克思主义者培育与工农学运动发展 |
| 三、党团组织的创立及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引领 |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
| 一、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 |
| 二、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 |
| 三、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 |
| 四、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 |
| 五、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 |
| 六、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 |
| 结语: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逻辑与历史统一法 |
| 1.3.3 比较归纳法 |
| 1.3.4 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1.4.1 明确界定了俄国民粹主义的性质和历史作用 |
| 1.4.2 研究重点放在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内容上,并对列宁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批判进行了归纳总结 |
| 1.4.3 以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提出分析当前各种形式民粹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
| 第2章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理论依据 |
| 2.1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时代背景 |
| 2.1.1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国际国内背景 |
| 2.1.2 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生及泛滥 |
| 2.1.3 俄国民主革命运动急需科学理论的指导 |
| 2.2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
| 2.2.2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
| 2.2.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科学论述 |
| 2.3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演进历程 |
| 2.3.1 批判否定阶段:19世纪90年代到1905年革命 |
| 2.3.2 辩证扬弃阶段:1905年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 |
| 2.3.3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特点 |
| 第3章 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经济观的批判 |
| 3.1 批判民粹主义的俄国“村社经济稳固论” |
| 3.1.1 把“村社”与资本主义发展对立是荒谬的 |
| 3.1.2 俄国“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 |
| 3.2 批判民粹主义的俄国“市场缺乏论” |
| 3.2.1 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 |
| 3.2.2 生产消费的增长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 |
| 3.3 批判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破坏论” |
| 3.3.1 正视“人民工业”的发展以否认“对立论” |
| 3.3.2 利用资本主义与发展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 |
| 第4章 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文化观的批判 |
| 4.1 批判民粹主义科学文化上的极端功利主义 |
| 4.1.1 俄国贫乏的思想界离不开文化教育工作 |
| 4.1.2 文化浪漫主义倾向不能反映现实生活 |
| 4.2 批判民粹主义文化立场上的狭隘道德主义 |
| 4.2.1 科学的道德评价具有客观性 |
| 4.2.2 “旧的民族文化”的消解是社会发展趋势 |
| 4.3 批判民粹主义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 |
| 4.3.1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忠实的遗产保存者 |
| 4.3.2 保存遗产不等于局限于遗产 |
| 4.4 批判民粹主义者是“糊涂的无党性分子” |
| 4.4.1 无产阶级应当坚持文化创作的党性原则 |
| 4.4.2 无产阶级政党要做科学思想的领导者 |
| 第5章 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批判 |
| 5.1 批判民粹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攻击 |
| 5.1.1 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
| 5.1.2 以物质生活变革分析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
| 5.2 批判民粹主义虚假的人民观 |
| 5.2.1 人民群众在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科学理解 |
| 5.2.2 历史活动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需要正确看待 |
| 5.3 批判民粹主义是“冒牌的社会主义” |
| 5.3.1 无产阶级批判超阶级的国家观 |
| 5.3.2 民粹主义“远景论”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空想描绘 |
| 第6章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 |
| 6.1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意义 |
| 6.1.1 提供了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
| 6.1.2 肃清了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影响 |
| 6.1.3 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
| 6.1.4 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摆脱错误思潮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借鉴 |
| 6.2 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当代启示 |
| 6.2.1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 |
| 6.2.2 警惕各种形式的新民粹主义及其危害 |
| 6.2.3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 |
| 6.2.4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政治责任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法治建设的倒逼效应 |
| 二、研究基础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体例安排 |
| 第一章 基本范畴分析 |
| 第一节 责任的起源 |
| 一、责任的人性起源 |
| 二、责任的社会起源 |
| 三、责任的语义起源 |
| 第二节 责任的界定 |
| 一、责任的内涵分析 |
| 二、责任的外延分析 |
| 三、责任与义务范畴辨析 |
| 第三节 政治责任 |
| 一、政治责任的界定 |
| 二、政治责任与相关范畴辨析 |
| 三、政治责任的分类 |
| 四、政治责任的评估 |
| 第二章 政治责任法治化及其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 |
| 一、政治责任法治化的界定 |
| 二、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范围 |
| 三、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形态 |
| 第二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动力:法治理论中的权力制约思想 |
| 一、古典自然法学理论中关于政治责任法治化的阐释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政治责任法治化的阐释 |
| 第三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支撑:政治与行政的二分 |
|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及相关性分析 |
| 二、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实践 |
| 第四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规范:政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理论 |
| 一、政治宪法学与规范表达 |
| 二、行政法理论与职责规范 |
| 第三章 国外官员政治责任法治化实践 |
| 第一节 转型国家的代表——俄罗斯的政治责任法治化 |
| 一、俄罗斯官员的主要范围 |
| 二、俄罗斯官员政治责任法治化的主要形态 |
| 第二节 西方法治国家代表——美国的政治责任法治化 |
| 一、美国官员的主要范围 |
| 二、美国官员政治责任法治化的主要形态 |
| 第四章 我国官员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我国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法治化的现状 |
| 一、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在党内法规中的主要内容 |
| 二、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在国家法律中的体现 |
| 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中政治责任的关系 |
| 第二节 我国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法治化的问题及原因 |
| 一、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契入:宪法责任追究及问题 |
| 二、政治责任法治化的深化:党政融合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反思 |
| 第五章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价值维度 |
| 一、正当性是政治的核心价值 |
| 二、法律正义与职责配置 |
| 三、政治正当性向法律正义的转换 |
| 第二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规范维度 |
| 一、政治原则向法律原则的转换 |
| 二、从政治规则向法律规则的转换 |
| 第三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实践维度 |
| 一、政治责任实践——民主决策与多数决原则 |
| 二、政治责任法治化运行与司法审查 |
| 三、从“多数决”向“司法决”的转变 |
| 结论 ——一个难点,一个起点 |
| 一、追本溯源: 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
| 二、理论构建: 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
| 三、法治实践: 寻找共性,探求规律 |
| 四、曲径探幽: 一个关于法治理想的未尽话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对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相关概述 |
| 一、列宁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文化的内涵 |
|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 |
| 二、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思想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论述 |
| (三)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化的思想 |
| (四)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 |
| 第二章 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列宁对农村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
| (一)助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
| (二)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建设 |
| (三)推动农村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
| 二、列宁对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认识 |
| (一)无产阶级执政党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
| (二)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力量 |
| (三)教师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
| 三、列宁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一)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
| (二)思想道德文化建设 |
| (三)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
| 四、列宁对资产阶级文化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资产阶级文化 |
| (二)重视和优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 第三章 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对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 |
| 一、明确乡村文化振兴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
| (一)凝聚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 |
| (二)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 |
| (三)优化乡村振兴的发展环境 |
| 二、以思想道德建设巩固乡村文化阵地 |
| (一)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
| (二)完善乡村道德治理 |
| (三)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育人机制 |
| 三、以乡土文化建设推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一)以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特色内容 |
| (二)以特色文化产业夯实乡土文化发展根基 |
| (三)以互联网为载体拓宽乡土文化传播空间 |
| 四、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夯实乡村文化振兴 |
| (一)突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障碍 |
| (二)丰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 |
| (三)推动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
| 五、以城乡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
| (一)破除城乡壁垒,夯实乡村文化基础 |
| (二)增强文明辐射,提升乡村文化内涵 |
| (三)融合城乡文化市场,升级乡村文化产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列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研究价值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列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现实背景 |
| 一、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
| 二、苏维埃俄国的知识分子状况 |
| 第二节 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
| 二、布尔什维克及共产国际理论家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 |
| 第二章 列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划分知识分子类型的基本原则 |
| 一、经济基础 |
| 二、政治文化 |
| 第二节 不同阶级知识分子内涵与特征 |
| 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涵及特征 |
| 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涵及特征 |
| 第三节 不同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 |
| 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 |
| 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 |
| 第三章 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实践 |
| 第一节 改造与利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 一、思想领域改造知识分子 |
| 二、经济领域利用知识分子 |
| 三、教育领域依赖知识分子 |
| 四、科学领域支持知识分子 |
| 五、生活领域保障知识分子 |
| 六、严厉对待反苏知识分子 |
| 第二节 培育与塑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
| 一、提高无产阶级工农队伍的文化素质 |
| 二、增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 |
| 三、培养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未来接班人 |
| 第四章 列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影响及启示 |
| 第一节 对苏联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 |
| 一、扭转了布尔什维克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
| 二、指导并保障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
| 三、开辟了知识分子培养的新思路 |
| 第二节 对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 |
| 一、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 |
| 二、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实施 |
| 三、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思考 |
| 第三节 列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 二、坚持科学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
| 三、注重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调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列宁国家监督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及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2章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脉络 |
| 2.1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时代背景 |
| 2.1.1 革命年代面临残酷的阶级斗争 |
| 2.1.2 新生苏维埃政权面临内忧外患 |
| 2.1.3 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固亟需革新国家机关 |
| 2.2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发展脉络 |
| 2.2.1 革命斗争年代国家监督思想的宏观概述 |
| 2.2.2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开展计算与监督 |
| 2.2.3 国内外战争时期生产管理监督 |
| 2.2.4 新经济政策时期综合监督 |
| 第3章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加强群众监督以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 |
| 3.1.1 发挥普通工人阶级的直接监督作用 |
| 3.1.2 强化工会组织的教育监督作用 |
| 3.1.3 尊重党员的主体监督作用 |
| 3.2 扩大国家监督范围以实现全覆盖监督 |
| 3.2.1 对革命政党代表及旧官吏进行监督 |
| 3.2.2 对银行、企业资本家及地主进行监督 |
| 3.2.3 对社会团体等非党组织进行监督 |
| 3.2.4 对俄共(布)公职人员进行监督 |
| 3.3 创建专门监察机构以强化监督科学性 |
| 3.3.1 设立及改组工农检查院 |
| 3.3.2 设立及革新中央监察委员会 |
| 3.4 健全国家监督方式以实现全方位监督 |
| 3.4.1 颁布政府法令 |
| 3.4.2 创办党报党刊 |
| 3.4.3 定期审查工作通讯报告 |
| 3.5 充实国家监督内容以达到细化监督 |
| 3.5.1 党性监督 |
| 3.5.2 产品生产与分配过程监督 |
| 3.5.3 学习监督 |
| 第4章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实践效果 |
| 4.1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成效 |
| 4.1.1 坚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方向 |
| 4.1.2 巩固了苏维埃俄国的新生政权 |
| 4.1.3 保障了国家电气化和经济生产 |
| 4.1.4 保证了俄共(布)的团结统一 |
| 4.2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4.2.1 监督内容的偏向性 |
| 4.2.2 监督思想发展的不完整性 |
| 第5章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1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当代意义 |
| 5.1.1 为中国的权力监督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发展方向 |
| 5.1.2 为监督“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提供了实践遵循 |
| 5.1.3 为严肃和活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借鉴经验 |
| 5.2 列宁国家监督思想的当代启示 |
| 5.2.1 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是根本 |
| 5.2.2 自上而下的国家监察机构是核心 |
| 5.2.3 实现监督全覆盖与常态化是关键 |
| 5.2.4 革命教育与知识储备是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 选题缘由 |
| 2.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 论文研究的创新 |
| 2. 论文研究的不足 |
| 一、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 |
| (一) 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1.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
| 2.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理论 |
| 3. 马克思恩格斯的对外贸易理论 |
| (二) 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时代背景 |
| 1. 世界经济关系发生新变化 |
| 2. 苏俄亟需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 |
| 二、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 |
| (一) 列宁对外贸思想的发展历程 |
| 1.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
| 2.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
| 3.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
| (二) 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1. 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2. 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 |
| 3. 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策略 |
| 三、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 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贡献 |
| 1. 对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新思考 |
| 2.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做出了新探索 |
| (二) 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实践价值 |
| 1. 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 |
| 2. 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3. 获得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
| 四、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
| (二) 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
| (三) 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提高对外贸易质量与效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 1.1.1 相关概念 |
| 1.1.2 选题原因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论列宁的具体真理思想及其重要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列宁农村建设思想及其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D]. 陈志英. 赣南师范大学, 2021
- [2]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3]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批判研究[D]. 徐文文. 辽宁大学, 2021
- [4]列宁关于社会发展依靠群众的理论研究[D]. 罗慧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政治责任法治化研究[D]. 邱曼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6]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对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D]. 胡甜甜. 西南大学, 2020(01)
- [7]列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研究[D]. 白鲁强.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8]列宁国家监督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D]. 封兰峰. 吉林大学, 2020(08)
- [9]列宁对外贸易思想研究[D]. 杜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10]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列宁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