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承与发扬并重,整理与提高比肩——读《周超凡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有感（论文文献综述）
马鸣峥[1]（2021）在《民国时期中国境内汉方医籍流传研究》文中提出中外文化交流虽自古即有,但其局势由接触转变为冲突则要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在中外文化差距愈加明显的背景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开始以被动的形式接受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传播,直至民国时期,外来文化的输入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学术观念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其中医学思想的传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民国时期,流传至中国的西方医籍有很多都是转译自日本,此时期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昭和年间,经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变革,西方医学早已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医学。而自明治末期开始,随着日本学界和政府对汉药疗效的重视,传统汉方医学开始悄然复兴,复兴之初的汉方着作多融汇西医思想,宣传汉医学术主张。这些医籍受到民国中医学者的重视,开始引进到中国国内,并在中医界得到了广泛流传。目前国内外对于汉方医学的研究虽为数不少,但对于民国时期汉方医籍在中国出版流传的相关研究仍有阙如。本文采用文献学和目录学方法对民国时期中国国内引进出版的汉方医籍的编纂发行特点和流传分布特点进行整理研究,以明确其对中医学发展和革新的影响,从而为当今的中医学和汉方医学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首先对出版地、出版时间、作者、文献形式、医籍类型等五个概念进行了界定,以明确研究对象,划定研究范围,进而对我国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概况进行全面梳理,主要以《总目》为基础,将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首都图书馆（以下简称首图）、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中研）、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中医）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信息与《总目》所载信息进行对比,并参照《中国医籍大辞典》及《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相关记载及孔夫子网等网站所载录的民间流传情况,共整理出中国国内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165种,322个版本,分为11类,并于“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学科分类”“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编订者分类”2小节对其中代表性医籍的出版情况加以讨论,以明确其出版的总体特点,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本研究在全面掌握我国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信息的基础上,主要从原着者特点和译者特点两方面对此时期出版汉方医籍的编纂特点加以归纳总结。原着者主要分为普通医籍原着者、针灸类医籍原着者和养生类医籍原着者。经统计可知,普通医籍原着者所属流派以折衷派和古方派为主,折衷派医家中,丹波元简、丹波元坚、浅田惟常所撰医籍出版种类最多,古方派医家中,吉益为则所撰医籍出版种类最多。以所处年代来看,古典医家撰写医籍总数明显多于近代医家。针灸类医籍原着者所属流派以“杉山流”和“玉森天心派”为主,古典医家撰写的针灸着作出版数量明显要少于近代医家。养生类医籍原着者所属流派以藤田流及冈田流两大静坐流派为主,近代养生家作品出版数量远多于古典养生家。译者特点方面,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译者数量众多,其中丁福保所译汉方医籍占比最多,其次为刘仁航及沈松年,通过考察三位译者的生平背景可知,三者均有接触日人经历,均出身于江浙一带,均有较高的医学和文学素养,这些因素为其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发行特点主要从版本特点和出版者特点两方面进行探究。版本特点主要分为单个版本的再版情况、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和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从单个版本的再版情况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再版的汉方医籍中,养生类医籍最受关注,其次为本草类医籍和临证各科类医籍,相较于古典汉方医籍而言,近代汉方医籍在民国期间再版次数明显占优。民国时期出版的具有不同版本的汉方医籍中,伤寒金匮类和医史类医籍最受关注,古典汉方医籍的版本种类远多于近代汉方医籍。此外,《皇汉医学》《东洋和汉医学实验集》《临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类证鉴别皇汉医学要诀》等汉方着作在民国期间出版了多个译本,在国内的中医界得到了广泛流传。出版者特点主要从出版者性质与出版者类型两方面展开讨论。从出版者性质来看,出版机构出版的医籍占比最多,其次为社团协会出版的医籍以及公立机构、个人或个体单位、不明出版者所出版的医籍。从出版者类型来看,综合类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医籍占比最多,其次为中医类,医学综合类占比最少。本研究还对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汉方医籍出版年代和地区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其中出版年代分布情况与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清末至民初,近代汉方医界代表作品《医界之铁椎》《汉法医典》等书与近代汉方养生类着作随西方医籍一道流入中国,经过民国医家丁福保、刘仁航等人的译介,在中国国内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此为近代汉方医籍在中国国内流传之始。此间亦有少量传统汉方医籍引入中国,但其出版规模较为零散,并未引起中医界的广泛关注。随着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爆发,汉方医籍在中国的出版达到了高峰。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医界欲以近代汉方医学作为传统医学革新的范式加以研究,寻求中医科学化革新路径,进而回应废止派的批判,二是有志之士欲以邻邦汉医复兴案例为典范,引进出版汉方代表作品以重振国内同仁士气。20世纪30年代是汉方医籍在中国出版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受国内医家关注的作品除日人代表性原作外,亦有国人编纂的汉方丛书着作,《皇汉医学丛书》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20世纪40年代,汉方医籍出版的热潮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而悄然终息,此期间国内出版的汉方医籍数量呈断崖式下跌。40年代末,其出版总量略有回升倾向,但远远不及巅峰时期的总体数量。民国出版的汉方医籍中,出版地在上海的占比最多,其次为浙江、辽宁、四川,这与民国上海繁荣的经济文化、便捷的海陆交通和蓬勃发展的出版业密切相关。民国时期汉方医籍在中国的出版对中医界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皇汉医学》《医界之铁椎》《东洋和汉医学实验集》等汉方代表着作,一经出版便在民国中医界得到了广泛流传,并引发了热烈讨论。这些着作不仅为国内中医学术的革新和进步提供了启发和指导,更在中医界志士与废止中医派的抗争中,作为支撑中医医家们学术观点的思想利器,推动了民国中医学的复兴和发展进程。民国时期汉方医学在中国的流传对国内中医医家学术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其中陆渊雷、叶橘泉、承淡安是民国时期受汉方学术理念影响较大的三位医家。陆渊雷在吸收汉方古方派和折衷派学术精华的基础上,融合恽氏中西汇通理念和清代医家学术观点,形成了具有实证主义特色的中西汇通学术体系;叶橘泉受近代汉方医药学研究、古方派“方证相对”学术理念和汉方腹诊疗法影响,形成了融汇中西、方证结合、多种诊法相参的中医药学术体系;承淡安重视对近代日本针灸理论研究、刺灸法以及日本针灸器具设计理念等方面的学习和借鉴,在继承传统针灸学术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近代针灸学术精华,守正创新,为我国针灸学术的发展和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代日本汉方学术思想在民国中医界的传播对我国近代中医流派,尤其是经方派和澄江针灸学派学术理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汉方古方派重实证、轻理论的学术观点和“一元论”、方证相对等主张对民国时期经方派的学术体系的形成和构建起到了显着影响。近代日本针灸科学化学术理念、刺灸法以及对针灸器具的改良和创新对民国最具代表性的针灸学派一一澄江针灸学派的学术观点具有重大启发。
何群[2]（2021）在《古典诗词学家叶嘉莹教授研究》文中认为古典诗词学家叶嘉莹教授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和创作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本论文以考察叶嘉莹教授的古典诗词理论和创作为重点,以总结叶先生的古典诗词理论成就和诗词创作成就为主要目标。在内容方面,论文共六章。走近叶嘉莹教授,考察其教师、学者、诗人三重身份,分析其师承、学养、性格,因为这些都与她的古典诗词理论和创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了解叶嘉莹先生其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她的迦陵诗词学和迦陵诗词。叶嘉莹先生的古典诗学理论和古典词学理论是本论文的重要研究内容。研究的路径是回归原着,即从叶嘉莹先生的着作中找出反复出现的诗学观念和词学思想,然后加以深入发掘,揭示其丰富的理论意蕴。“兴发感动”诗学观念和“弱德之美”词学理论分别是论文第二章和第四章论述的重点。诗歌基本生命在于兴发感动,这既是发生论、创作论,也是接受论。“弱德之美”词学理论是对历代词体本质论的深化,为传统词论的当代转型树立了榜样。总体而言,迦陵诗词学内涵丰富,理论精深。叶嘉莹先生的诗歌创作成就和词曲创作成就是本论文的探究重点。叶先生的诗作和词作具有不同的美感特质,即迦陵诗因其思想性而具有崇高之美,迦陵词因其艺术性而具有蕴藉之美。叶嘉莹先生的古典诗歌和词曲创作是对其理论的充分运用,迦陵诗词具有强大的兴发感动的力量,是当代诗词的典范,迦陵曲饶有思致,风格鲜明。无论是迦陵诗、迦陵词,还是迦陵曲,都能够为当前人们的相关创作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将叶嘉莹先生的古典诗词理论和创作结合起来研究,特设专章阐释评论其诗作和词作,与她的理论互为观照,是本论文的着力点和创新点。在前五章的分析论证基础之上,论文还着力阐发了叶嘉莹先生的深远影响。叶先生的人生道路、学术着作、迦陵诗词都具有鲜明的未来指向性。迦陵诗词学融合古今中外文化于一炉,建立了古典诗词理论体系。迦陵诗词是叶嘉莹先生真情实感的自然抒发,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叶嘉莹先生以毕生精力为不懂诗词的人打开一扇窗,中国古典诗词因叶先生的存在而扎根于更多人的心中,也必将拥有光辉灿烂的前景。论文对以上几大方面展开探究和论述,以期全面阐发叶嘉莹教授古典诗词理论的丰富意蕴、学术价值以及迦陵诗词的思想境界、艺术成就,希望借此可以把叶嘉莹教授研究引向深入。
段瑶[3]（2020）在《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是中成药制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在中成药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传统中药堂作为中成药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数量众多,其中的佼佼者凭借代表性中成药脱颖而出,成为整个中成药业的代表和缩影。彼时传统的中药堂仍以前店后场为主要制售模式,一方面传承传统中成药的组方配伍、炮制技术以及制药方法,另一方面一些着名的中药堂吸纳西方先进技术创制新的剂型,或是尝试引入简单的机械设备来代替人力、提升效率,这些均是现代中成药制药的萌芽。民国时期留下的中药堂药目、档案、报刊、广告、仿单、以及药包材等内容十分丰富,它们不仅有文物的价值,更是民国时期中药堂及其代表性成药相关文献的重要载体,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中药堂、中成药,乃至整个中成药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目前关于民国时期中药堂及其代表性成药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中药堂经营之道,如经营理念、营销策略等,但对其生存下来的核心竞争力——代表性中成药研究不足;一些研究虽涉及药堂的代表性中成药,但多数未系统探讨其源流、传承等,有待深入。本研究拟通过对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相关史料、档案等进行系统整理,以文献为线索,纵横比较分析,并结合古代医籍厘清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形成和发展的源流;在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大背景视野下,深入探讨民国时期中药堂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为当前中成药发展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传统文献学、文献计量学、口述史与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搜集整理相关文献,梳理着名中药堂发展历程,探求其代表性中成药的源流,同时探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民国时期中成药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对象为民国时期北京、天津、苏州、杭州、上海、广州、佛山七地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的相关文献。文献搜集包括网络与实地调研。网络资料收集以民国、中成药业、国药业、中药堂名称（根据不同中药堂名称）、中成药名（根据不同中成药名称）为关键词,查询相关文献网站、数据库、档案网站以及相关报刊网站。实地调研则前往北京、天津、苏州、杭州、上海、广州、佛山等地图书馆及档案馆,调研民国时期中成药业、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相关文献及档案资料。走访以上七地着名药堂祖铺及其博物馆,采访相关工作人员。将收集到的中药堂药目、档案、报刊、广告、仿单、以及药包材等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借助以上诸种文献资料,梳理着名中药堂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代表性中成药源流。在全面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民国时期中成药业形成体系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对现代中成药发展的借鉴。论文正文分为九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对研究时间、地域范围进行界定,对“成药”及“中药”、“国药”等概念加以辨析,同时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历代成药发展概述”,梳理成药起源及民国以前历代成药发展概况,总结不同历史时期成药发展的特点及中医药学术进步对成药发展的影响。第三至第八部分选择有地域代表性和覆盖性且经济繁荣、成药业发达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的北京、天津、苏州、杭州、上海、广州、佛山七座城市着名中药堂如同仁堂、长春堂、永安堂、延龄堂皮赞公老药铺、达仁堂、隆顺榕成记药庄、雷允上诵芬堂、胡庆余堂、姜衍泽堂、童涵春堂、蔡同德堂、陈李济杏和堂、潘高寿药行、梁仲弘蜡丸馆、冯了性药铺、流泽堂源吉林号、梁家园药号等共计16家,及其代表性成药“凉开三宝”、乌鸡白凤丸、避瘟散、阿魏化痞膏、灵宝如意丹、虎骨酒、全鹿丸、药露、沉香舒郁九宝丹、加味藿香正气丸、六神丸、鳖甲煎丸、宝珍膏、人参再造丸、光明水眼药、虎骨木瓜酒、追风苏和丸、陈皮、川贝枇杷露、抱龙丸、冯了性药酒、源吉林甘和茶、梁家园少林膏药等共计20余种。每一地区首先总述该地中成药业发展状况,然后遴选当地最着名中药堂2～3家,从其创办与发展、经营特色与理念、规模入手加以论述,从各药堂辗转流传至今的第一手药目文献出发,分析各药堂成药的品种数量、功效主治和治疗疾病的分布,并与其他药堂药目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不同药堂的成药特色,或将同一药堂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选择各药堂不同剂型代表性成药若干种,重点介绍其组成用量、功效主治、剂型特色、源流考证、后世发展及临床应用情况。第九部分为讨论,分析民国时期中成药业发达地区代表性中药堂特点与中成药特色、中药堂与代表性中成药的关系、影响中药堂发展的因素以及对现代中成药业的借鉴等内容。具体而言,民国时期中药堂数量较之清代有所增长,规模也有所扩大,中成药加工生产分工更加细化,开始出现机械化代替纯手工生产,产品也开始大量行销外省及海外各地;成药则种类数量繁多,涵盖丸、散、膏药、膏滋、丹、胶、露、油、酒等多种剂型,主治涉及内、外、妇、儿、五官、伤等科,覆盖常见病疾病谱,满足临床使用。且着名中药堂代表性成药具有时代地域特色,如同仁堂作为御药供奉,强调品质,成药以温和调养的补益之品如乌鸡白凤丸和应对急症的急救药品凉开三宝为代表;民国时期传染病多发,江南多湿热,故而治疗时邪疠毒,烂喉丹痧,喉风喉痈的六神丸应时而生;此外还有各种用于治疗风湿痹症、滋补壮阳的内服药酒,以及外用治疗风湿痹痛、跌打损伤的膏药和南方特有清热败火的凉茶,都是各中药堂的特色中成药。中药堂凭借优质的中成药提升影响力、获得利益,而中成药又借助中药堂的影响力得以广泛传播。之所以中药堂和成药在民国时期呈现以上发展态势,和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理念的激烈碰撞,以及西方医药业的冲击。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的影响,民国时期国内战事频发,各行各业都受到极大冲击,虽然许多老字号、大品牌在战争的间歇期都曾有过短暂的快速扩充,飞速发展,但是到了民国末期多因为内战影响而几近凋敝。建国后,许多老字号保存了其原有的品牌和特色产品,在今天仍然换发着活力,但也有不少一度辉煌的老字号和其代表性中成药湮没于时代的洪流中。通过上述九部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民国时期的中成药业发展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既有积极的,亦有负面的。在诸多因素影响下,相较于清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成药业整体呈现发展趋势。无论药堂数量还是规模均较之前有所增加,一些着名药堂制售的成药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提升了其影响力。二、尽管受到西医药的巨大冲击,种类繁多、剂型丰富、基本覆盖了常见病疾病谱的中成药与中药汤剂共同承担着祛除疾病、保障健康的重任,在维护民众身体健康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其地位不可替代。三、民国是传统中成药制药向现代中成药制药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中成药既传承与发展了传统成药的组方配伍、炮制技术、制药方法等内容的精华,同时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亦吸纳西方先进技术,尝试着自我革新,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中成药制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成药发展体现的守正融合创新态势是其在激烈生存环境及竞争下焕发活力且延续至今的关键所在,为中成药在当今如何借力时代发展的东风提供思路线索。民国时期着名的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是整个中成药业的缩影,在民国这一连接古代与现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它传承了历代积淀下来的成药精华,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与时俱进。当今现代医药科技迅猛发展,中成药依然广泛运用于临床,在中医药领域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其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同在,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诸多瓶颈问题,令人深思,民国时期中成药业及其成药的深入探寻研究可为之提供有力借鉴。
孙慧[4]（2020）在《陈其钢中国式表达及其当代音乐创作的风格趣向研究》文中指出从广义的学科角度着眼,本文隶属于中国当代音乐研究范畴;从狭义的个案立场微观,本文隶属于文化当事人个体研究范畴。具体选定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当代作曲家:陈其钢。作为以文化当事人及其音乐作品、创作风格为核心的论题,文章将针对陈其钢“中国式表达”的相应样式,及其当代音乐创作中“风格趣向”的相关意象展开。为论证这一问题,本文将首先进入中国当代音乐历史叙事相关探讨,对“新音乐”和“新潮音乐”的概念与脉络予以厘清、梳理,以确立其学理定位及对后世中国当代音乐在风格、观念上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切入人文论域,挖掘华夏音乐美学基本特征在陈其钢音乐内涵中的显现。其次,本文将密切关联时代现实与个人经历对作曲家产生的影响,针对其作品展开体裁样式、形式结构、音响形态等相关技术分析,了解其个性化音乐语言体系建立的过程;同时,也将收集关于陈其钢三十余年来的访谈、讲座等内容,归纳总结作曲家的创作观念,从中探究其写作趣向偏好与音乐美学思想。最后,本文将选取最能体现作曲家主观情思与写作意趣的声乐体裁进行内涵性探究,并以此为连接路径,寻找他与北宋文人苏东坡的精神共通;进一步,将视角从个体扩大至群体,对“第五代作曲家”展开现象化研究,并以另一位在中国当代音乐发展史上有着卓越建树的作曲家谭盾为比肩,比对差异化的同时进入跨文化语境,揭示中国当代音乐作曲家其国际风格的全新本质。为论证清晰,本文还将借助宗白华、李泽厚、蔡仲德等多位中国美学家与六代画家谢赫的审美话语系统,密切深入我国儒、道音乐美学思想体系与古代画论进行对应性研究。本文在充分论证后,得出结论:陈其钢的中国式表达及其当代音乐创作的风格趣向,在客观上表现为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源”,以西方音乐技法为“流”,经由“文化转译”的“再现”与“再造”而形成的具有“第三空间混合性”的形态,在作品与人格的文化气质上揉杂了儒家节仪的理性温柔与道家缘情的自在独立,有文人出世洒脱的风骨气度,并且,陈其钢始终通过表达“真我”的创造性去领悟、触碰真理。
杨来恩[5]（2018）在《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范式研究 ——以庄泽宣、常道直、罗廷光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作为现代比较教育理论的发祥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研究曾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20-30年代,这些教育学家相继回国,运用留美所学的教育理论,共同致力于比较教育道路的本土化改造,并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与实践路向。庄泽宣的民族性改造范式、常道直的教育制度改进范式与罗廷光的学校变革范式即是三个颇具特色的典型个案。庄泽宣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状况与新教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最早系统地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的理论。为了求索新教育中国化的道路,庄泽宣将民族性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运用历史学与文学的方法揭示各国的民族性,进而探讨民族性与教育制度的相互关系。基于此,他试图建立自然环境、民族性、经济力、社会组织与教育等诸要素之间的互渗关系网络,探求学校之外影响教育的力量。对民族性问题的重视深刻影响了庄泽宣的教育实践,他参与的“言文问题”的论辩,民众教育的推广,以及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的考察与实践,都是着眼于中国民族性的改良。常道直的丰富教育经历使其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实际状况有切身体悟。他负笈欧美并悉心研习比较教育,全面考察了欧美的各级各类学校,将各国教育制度作为研究的重心,旨在让国人系统了解西方的教育制度。关于各国教育制度的分析,常道直力图使研究客观化,主张将历史文化因素嵌入至教育制度之中,避免掺入过多的主观分析。其一生视教育制度为实现教育救国理想之工具,他的教育实践,如各国教育制度资料的编纂,教育改革的深度参与以及推动教育制度民主化与合理化,均是围绕教育制度领域而展开。罗廷光具有一线的教育实践经验。他坚信“教育科学化”对师生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效用。在构筑“教育科学化”研究体系的过程中,他综合贯通了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与比较的研究方法。与“教育科学化”相呼应,罗廷光的比较教育研究也贯穿了科学化的理念,强调以问题为切入点,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针砭各国教育制度之特点与利弊。在教育实践领域,他关注的问题与其研究的价值追求亦是一以贯之,即将比较的视角与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学校管理、教学及训育。在比较教育学术范式方面,三位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均是以谋求中国化教育道路为旨归,侧重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以历史-因素分析法作为核心方法。然而,受成长背景、留学时间与师承关系的影响,他们在致思理路与实践路径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并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探索。不容忽视的是,庄泽宣等人在理论体系构建与学科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对比较教育学,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严孟春[6]（2017）在《宋代传奇与儒释道思想》文中指出宋代传奇是继繁荣而成熟的唐传奇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文言短篇小说创作,它既是唐传奇创作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转型,下接明清文言短篇小说创作。宋代传奇也是宋代文学大家庭的一员。但由于唐传奇的优秀以及宋代文学的丰富,宋代传奇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内涵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宋代传奇创作始自北宋初年,迄于南宋末年,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经过了一些变迁,总体上呈现出话本化、通俗化的趋势。宋代传奇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北宋前期是传奇创作得到恢复与发展的一个时期。之后,从北宋中后期至南宋中叶,传奇创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南宋后期,宋代传奇创作走向衰落。和唐传奇相比,宋代传奇创作具有四个显着特点:第一、作家以学问、知识为传奇;第二、作家爱在传奇作品中发表议论;第三、作品渐趋通俗化;第四、作品渐趋志怪化。南宋后期,国运不济,传奇创作也走向衰落。宋代传奇创作之所以能有自己的特色,跟两宋时期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莫大关系。宋代的社会文化,特别是儒释道等思想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传奇创作,由是,宋代传奇作品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可以说,宋代传奇创作是观察宋代思想、宋代文化的一扇很好的窗口。其艺术性方面的不足反倒衬托了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研究的必要性。从这扇窗口,我们首先能够窥见宋代传奇与儒家思想之关系。两宋时期,儒家思想恢复主导地位,理学乘势兴起,反映在传奇创作上,就是历史题材和社会伦理性题材的大量写作。儒家向来关注现实,重视历史,强调伦理,因此,这类题材写作中便寓有强烈的史鉴意识与社会伦理关注。作家们往往借助情节叙事或人物形象塑造来表现与儒家思想有关的主题,如遵守礼教、知恩图报、孝义忠贞、诚信守约、勤政爱民、关怀国事等。出于宋人写作的长期习惯,作家们还喜欢抛开情节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直接站出来阐发儒家的思想义理。在创作方法上,他们也受到儒家传统文艺思想的影响,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叙事写人,缺乏必要的虚构;亦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采用概括叙事手法平铺直叙,缺乏必要的细节刻划和波澜跌宕。他们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贞女节妇以及义士、忠臣、孝子等形象,颇具儒家风范。他们还塑造了一些负心汉和骗子形象。这反映了他们修身养性、以诚信为本的人生理念,这种人生理念同样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这类作品中,作家们往往突出书、乐器、剑等小说意象,用以服务于形象塑造和主题表达。儒家思想固然是宋代的立国之本,但从宋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承自唐代的佛、道二家思想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是变本加厉,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这在宋代传奇的创作中有充分的体现。以和尚、尼姑、道士、神仙、鬼怪为写作对象的宋代传奇作品大多是想象、虚构性故事,或含有想象、虚构的故事成份,显示了宋代传奇志怪化的创作倾向,给人以奇异的阅读感受。这种故事面貌的形成乃是缘自佛教道教对于神异世界的建构和宣传。佛教讲天堂和地狱,道教则构建了神仙鬼怪世界,两者都是非现实的存在。但在佛教道教的话语体系中,这种非现实存在是有差异的:佛教所谓天堂和地狱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不可沟通,而道教所构建的神仙鬼怪世界与现实世界却既对立又兼容,神仙鬼怪和凡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往来,融洽相处。因此,我们能够读到不少人神、人仙或人鬼的恋爱故事,以及其他彼此相处的故事。佛教类传奇和道教类传奇在主题思想的表现方面也有诸多差异。佛教类传奇通常都要着意宣扬因果报应与善恶劝惩的思想（很多时候都是赤裸裸的直接宣示）,而道教则通过故事讲述、情景再现、形象塑造等方式,向人们传递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理念。与之相应的小说意象:佛教突出莲花以明佛性的圣洁清净,突出梦境以写异世界的奇特虚幻,道教却大写特写山间景象、神仙洞府,还有药和酒等物,充分体现了道教的特色。佛教道教的人物形象在宋代传奇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精神风貌,总体上说,作家们对道教形象的艺术刻划要胜过佛教形象刻划,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总之,宋代传奇不仅是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并不值得称道）,而且是一个“文化”的渊薮,和宋代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释道思想文化皆有着莫大关系,值得我们从文化角度对之进行阅读和阐释。
陈昱良[7]（2016）在《明清学术视野下的伤寒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宋至清的一千多年里,儒医的数量不断增长,其临床声誉和学术影响力都日趋增大,逐渐成为中医史上的重要群体。由于大量传世医着出自儒医之手,显然,儒学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发展,与时代思潮的流变,会对中医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明清时期的儒医着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从1368年洪武开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明清两朝544年历史,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极大繁荣,学术辉煌发展的时代。这五百余年中,不但经史之学成就斐然,中医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伤寒论》作为中医史领域的重要经典,其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即奠定于明清时期,而关于伤寒学的理论和临床研究也在这时达到了极大繁荣。本文根据明清时期的伤寒学研究的内在学术理路变迁,将这五百余年的《伤寒论》研究情况大致划分为明前期、明中晚期、清初、乾嘉时期四个阶段,通过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史视角,对每个阶段的代表医家及其学术思想做出内史层面的归纳总结,考察阶段之间的内在承接与转折关系,亦尝试从外史的角度分析其学术成就与当时主流学术风气、社会思潮及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情况。明前期是伤寒学术研究的整理与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医家继承了“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路影响,同时探索并开辟了明清伤寒学术的新思路。从《伤寒论》的学术研究理路看,王履可谓是金元与明清的“承上启下人”。他较早提出“以法类证”研究《伤寒论》,并对王叔和、林亿等人整理编校的《伤寒论》原文内容、顺序提出质疑,开创了明清伤寒学派“错简重订”与“维护旧论”的数百年争鸣。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是对《伤寒论》做出方剂学研究的重要尝试,通过以方类证的体裁对经方做了详细的分类和阐述,通过探讨经方的组成特点,阐释《伤寒论》的辨证用药规律。其严整的理论性建立在追本溯源、联系临床的基础上,与金元诸医的学术风格迥然不同。刘纯师将宋儒精研易学的理论成就引入医理考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他重视医案,以临床病情和方药运用为例,阐述方证关系,对明代以后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有重要影响。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体现出承上启下的特点,一方面对金元时期诸医家争鸣做出归纳总结,一方面产生新的学术关注点,尝试新的研究思路,从方法上和观点上,都开辟了后世伤寒学研究的先河。明中晚期是伤寒学术研究的重构与变革时期。《伤寒论》的学术地位进一步提高,医家在语句注疏、文义考证之外,对其内在逻辑系统的解释和重构产生浓厚兴趣。这一时期,主流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心学”对“理学”的对抗和消解。儒学中的质疑与重构之风影响到医家,促进了医家对《伤寒论》的归纳、质疑和深入探讨。方有执提出“错简论”,并创三纲鼎立说,影响极大。其观点在后世医家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掀起了伤寒学研究的新高潮。王肯堂的《伤寒证治准绳》对伤寒学的补充主要体现在疾病、症状、诊断、方剂四个方面。王肯堂的《伤寒证治准绳》乃至整个“准绳”系列丛书,是以伤寒方为主来讨论、整理内科学的尝试,将《伤寒论》条文和证治的内容丰富化、充实化。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伤寒典》见解独到,以阴阳虚实的多层次、多角度反复论述,深化并完善伤寒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并将温病热病、补法温法等充实到伤寒学的诊疗体系中,丰富和发展伤寒学的诊疗思路。这一时期的伤寒学研究,以理论化、系统化追求为主要特点,在临床运用方面则呈现出丰富与多元的尝试。清初是伤寒学研究的反思与深入期,明清鼎革后,许多士人遁迹山林,他们对明末学风的反思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医学研究中,注重实学,开辟求知新路径,经世守身并重,理学回归等学术思潮对《伤寒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积极影响。同时这一时期《伤寒论》文字考据研究也发展起来。《尚论篇》是喻昌最重要的伤寒学术成果,其主要学术贡献是对伤寒学术理论系统化,清初《伤寒论》在中医思想学术领域地位达到空前高度,与喻昌的努力分不开。张志聪十分注重传统哲学的思辨分析,以阴阳虚实,经气交会,上下调和等方式来建立病机病因辨析。黄元御的将伤寒中的六经病分为太阳经络表病与其它五经脏腑里病两部分,同时又以六气统一营卫气血与六经辨证,将五运六气与伤寒六病的紧密结合,较为系统的整理出一套在临床上行之有效的理论学说,其对于纠正金元以来中医门派林立、各执一端的时弊有重要意义。乾嘉时期的《伤寒论》研究,随着考据学风的兴盛达到了全盛,并很快衰退。《医宗金鉴》是清代官修钦定的医学丛书,由清高宗倡议,官方主导,汇集百余位医家编纂而成,是清代最重要的医学成就之一。该书旗帜鲜明地提出,医生教学应当也只能以《伤寒论》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典。这是对《伤寒论》学术地位的极大肯定。徐大椿的《伤寒类方》对《伤寒论》按照“不类经而类方”的原则重加整理,比柯琴更彻底地摆脱了六经分类,直接以方类证,阐发经旨。陈念祖在伤寒学术研究上的主张,主要是肯定王叔和编订的《伤寒论》原貌,认同成无己的注释具有高度学术价值。《伤寒医诀串解》是他一生精研伤寒学术的精要。在“维护旧论”的大背景下,对伤寒论的理论脉络做了学术梳理,形成自己独有的伤寒学术体系。中医伤寒一脉至此蔚为大观。
石颖[8]（2015）在《李斯文教授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总结及对非小细胞肺癌证治规律的研究》文中提出李斯文教授系第四批、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云南省名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在恶性肿瘤及疑难杂病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形成了其独特的诊治思想和治疗经验。本论文旨在探析李斯文教授学术渊源的基础上,结合三年跟师临床实践,总结导师辨治恶性肿瘤的主要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归纳李斯文教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证治规律。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李斯文教授辨治肿瘤学术思想概述1.探析李斯文教授辨治肿瘤学术思想形成渊源。2.李斯文教授辨治肿瘤学术思想总结。（1）李斯文教授认为肿瘤的发生“正虚是根本,癌毒是条件,失衡是关键”,三者缺一不可。（2）李斯文教授倡导“扶正抑癌,复法以治,攻补兼施,分段论治,衷中参西”的个体化中医肿瘤治疗原则及策略。（3）对于晚期、高龄、体质衰弱的肿瘤患者,李斯文教授提出“以人为本,带瘤生存”的治疗理念。（4）面对肿瘤这一防大于治的疾病,李斯文教授将中医“上工治未病”的理论发扬光大,主张以预防为主,强调中医药提前干预肿瘤高危人群、肿瘤术后、放化疗后的患者,以“治未病”思想指导抗复发、防转移,使治疗重点“前移”,以降低肿瘤复发和转移的风险。（5）李斯文教授还擅于运用食疗和心理治疗促进患者恢复,“心药并举”、“药食同施”惠及无数患者,也充分展现了老师高尚的医德医风。第二部分李斯文教授辨治常见恶性肿瘤及疑难杂病临床经验总结1.从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用药经验等方面全面总结李斯文教授辨治常见恶性肿瘤的诊疗经验。（1）大肠癌以正气亏虚,脾肾不足,湿热瘀毒胶着于下所致,治疗时应以清热化湿,解毒散结,理气化滞及扶正补虚为主。（2）乳腺癌因肝脾不和,肝肾不足,气血壅滞所致,治疗应以“清上扶下”为主,“清上”就是要清热解毒,消壅通络；“扶下”就是要以调和肝脾或滋补肝肾为主。（3）肝癌多从肝脾论治,治疗关键在于健脾疏肝,调畅气机。（4）喉癌的本质以“阴虚内热”为主,治疗应清补同用,攻补兼施,既要清降肺中热毒,又要滋养肺阴,防止虚火内生。（5）脑瘤的发生以痰邪为主,可兼有瘀、毒、火热之邪,治疗多从化痰通络,平肝熄风,滋补肝肾着手。（6）输尿管癌是本虚标实的疾病,它以肾阴不足、脾肾亏虚为本：湿热瘀毒胶结于下为标,选方用药多采用补益脾肾、清利湿热、泻火祛瘀等多管其下的方法。2.李斯文教授辨治疑难杂病诊疗经验（1）夏季不明原因高热,多从长夏湿热交蒸,充斥气分不解论治,治当清热化湿,芳香辟浊解毒为主。（2）产后恶露不尽,治以温经散寒,养血祛瘀生新。（3）小儿顽固性疱疹,因人而异,治以补气活血兼以祛风为主。（4）肿瘤放疗后腰部巨大溃疡,攻补兼施,清补同步。第三部分 李斯文教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证治规律的研究采用回顾性临床研究方法,运用频数分析、聚类分析、关联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对李斯文教授辨治非小细胞肺癌的症-证-法-方-药规律进行了总结研究,为中医辨证论治非小细胞肺癌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1.李斯文教授认为阴津亏虚是非小细胞肺癌发病的根本病理基础,可贯穿疾病的始终；疾病日久,可阴伤及气,导致气虚或气阴两虚。癌毒是非小细胞肺癌发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推进因素,其属性多为“热毒”,可兼夹痰、瘀之邪。病位主要在肺,与脾肾密切相关。2.李斯文教授认为非小细胞肺癌病性以虚实夹杂为主,实证和虚证往往交互出现,虚证以阴虚（包括肺阴虚和肾阴虚）及气虚（包括肺气虚和脾气虚）为主,实证以热毒、瘀血、痰湿、气滞和水饮之邪为主。3.李斯文教授辨治非小细胞肺癌主要分为4个证型：瘀毒内阻证、气虚痰湿证、阴虚热毒证、气阴两虚证。具体用药：瘀毒内阻证用银翘桃红汤加减；气虚痰湿证用六君子汤加减：阴虚热毒证用银翘沙麦汤加减；气阴两虚证用沙参麦冬汤加减。4.李斯文教授通过抓主症遣方用药,借此提高临床诊治的效率和准确度：以咳嗽,舌质红,脉细数为主症者,用银翘沙麦汤加减治疗以养阴清热解毒；以乏力、纳呆、舌淡胖为主症时,常予六君子汤以益气健脾;以咳嗽、身痛、舌瘀暗为主症时,常用银翘桃红汤以解毒化瘀,通络止痛；以咳嗽、少痰、乏力为主症时,常用沙参麦冬汤以益气养阴。5.李斯文教授辨治非小细胞肺癌常用药物、药对及多个药物组合体中以补虚药（以益气养阴药为主）使用频数最多；清热药（以清热解毒药为主）次之,活血化瘀通络药物、理气药及化痰平喘药必不可少。以药测证可知：补益、清热、化痰、通络是导师治疗NSCLC的主要治法。这些药物及药物组合体的选用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李斯文教授“扶正抑癌,攻补兼施,复法以治”的治疗理念。6.通过数据挖掘结合跟师体会,总结出李斯文教授对非小细胞肺癌“阴津亏虚为本,痰热瘀毒胶着为标”的病机认识。在治疗中,导师遵循“复法以治,清补为主,分期论治”的治疗原则,遣方用药,主次分明,组合有序。通过对导师用药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导师用药胆大心细、独到、精巧；其选方用药既符合中医学理论,又结合现代药理研究进展。特别是“个体化”和“带瘤生存”的治疗理念体现了中医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独特优势。由上述总结研究可以看出：李斯文教授辨治肿瘤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临床经验独到。其重视正虚、癌毒在非小细胞肺癌发病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秉持扶正抑癌,攻补兼施,复法以治,清补为主的治疗理念,在非小细胞肺癌的理、法、方、药上形成了自己的用药特色与经验,并取得了较好治疗效果,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挖掘、系统分析整理,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贺琴[9]（2015）在《明清时期山左新城王氏家族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新城王氏是明清时期山左地区着名的文学家族,自明中期以科举、事功崛起之后,绵延三百余年,科甲相继,文脉相传,在明清山左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从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间,王氏经历了由科举世家向文学世家的过渡、转变,诗学成就和影响也从一家而至一国。本文以王氏家族文学为研究对象,在全面梳理王氏家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一方面宏观上考察王氏家族发展与明清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王氏生存的文学生态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家族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对王氏家族成员的创作进行个案分析,展现王氏成员各自的创作面貌,以揭示王氏家族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以及这种规律与明清山左文学发展的关系。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四章,为总论,下编五章,为分论。上编对新城王氏生存的政治环境、文学生态圈、文化生活、着述情况进行了总体的研究。第一章明清之际的新城王氏,主要探讨王氏在明清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思潮下的生存与发展。王氏家族崛起于明代中期,在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明清易代一度人才凋零,入清以后又在文化上再次振兴,这种发展轨迹与明清时期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方面,王氏牵涉入晚明党争与明清易代两个主要的政治事件中,晚明党争激烈之时,王氏家族在科举、仕宦上也正达到鼎盛,作为政实势力雄厚的世家大族,不可避免地卷入党争的漩涡,王象晋与丁巳京察、王象春与东林党争都是复杂政治环境影响的结果。明清易代,王氏作为山左望族,在吴桥兵变中对时局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也经历了“辛未”、“壬午”、“甲申”三次劫难,遭受重创,在家族的发展、心态、文化上都发生了变化。在社会文化方面,晚明时期王阳明“心学”促成了思想解放,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东林学派救弊补偏,与王学左派展开论争,为清初实学思潮的兴起作好准备。王氏家族中王之垣杖杀何心隐事件、王之都、王之猷、王象春与东林学者的交往等,从反、正两方面反映了王氏的文化态度,王氏奉行儒家经世传统,在学术文化取向上与东林学派相近。第二章考察新城王氏家族的交游,主要侧重于文学层面。王氏家族的交游可以分为一般的社会交往和文学交往,社会交往体现着王氏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影响着王氏的文学交往,明代王氏鼎盛时期交游广泛,以政治性的交往为主,王象乾、王象蒙辑录的《忠勤录》,收入了140余人为王氏所撰之诗、文,其中不乏首辅、尚书等位高权重者,集中地展示了王氏的政治交游和社会影响。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扩展了王氏文学交游的范围和层次,王氏的文学交往主要包括家族之间的交往和王氏成员的交游。王氏与明清时期的山左文学家族有密切的联系,如临朐冯氏、临邑邢氏、淄川高氏、毕氏、博山孙氏、赵氏、新城徐氏、长山刘氏等家族,在文化、教育、文学思想等方面都与王氏相互影响,并形成明清山左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王氏成员中文学交游最为广泛的是清初王士禄、王士禛兄弟,他们早年同登诗坛,并称“二王”,在京城、扬州两个文学中心展开了频繁的唱和活动,从诗坛边缘走向中心,为王氏文化上的振兴做好准备。第三章新城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传统,探讨王氏家族的家族文化、家学传承、文化生活、诗学传统。王氏在家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宗族建设,以“道义”和“读书”为基本家训,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本规范,同时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形成融通儒、释、道的家族文化传统。王氏重视科举教育,读书为本,同时广泛涉猎文学、经学、史学、书法、绘画等方面,勤于着书立说,形成丰富而深厚的家学传统。王氏家族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特长受到新城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人文环境的熏染,成员在锦秋湖、长白山以及家族园林中进行吟咏、唱和,以群体性的雅集、酬唱展开文学交流,完成家族文风的衣钵相传。王氏家学所长在于诗学,其诗学受到明代复古诗学的影响,又有亲近自然、乐游山水的家族性格,形成了追慕复古、雅好山水的诗学传统。第四章新城王氏家族着述考,对王氏家族的着述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王氏着述浩繁,从王重光到王士禛的五代人中,有着述的24人,有着录或留存的着述300余种,本章分三节,分别对明代王氏成员、王士禛、王士禄和清代其他王氏成员的着述进行梳理、考证,以辨别版本源流、厘清存佚状况,展示王氏深厚的家学、文化传统。下编为个案研究,对王氏家族中有代表性的成员如王象春、王象艮、王与玟、王士禄、王士禛等人的诗歌创作、诗学观念等进行分析,以展现各个成员的创作面貌,总结王氏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一章研究王象春、王象明、王与玟的诗歌,三人在诗学宗尚和诗歌创作上观念相近,都受到明代山左诗坛主流复古诗学的影响。第一节考察王象春的诗歌创作,王象春的诗歌风格的形成是明代山左诗学和王氏家庭环境影响的结果,其父王之猷步趋济南,不爽尺寸,追随复古派,王象春在诗歌上也承接了七子派的复古观念,又对复古诗学进行了反思,倡导“重开诗世界”,取法晚唐,自辟门庭,诗歌蹈险经奇。第二节考察王象明的诗歌创作,王象明身处末世,多病多愁,才虽不逮王象春,然驰骤从之,诗歌跌宕纵横,造境离奇。第三节考察王与玟的诗歌创作,王与玟受王象春影响深刻,与徐夜交往最深,在创作上取法晚唐,又好为艳体,凄艳诡激,深挚哀婉。从王象春、王象明到王与玟、徐夜,体现出对明代主流复古诗学中重体格声调的继承与反思,是王氏家族诗学传承的一条脉络。第二章研究王象艮、王象晋以及王与胤的诗歌,他们在成就上虽不及王象春,但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面貌。王象艮身负才名,但一生仕途不顺,沉沦下僚,在新城独辟“迂园”,寄情于山水田园,在诗学上也受到复古派的影响,追慕李攀龙,但创作上师法中、晚唐,多写山水田园之趣,有韦、白余韵,大历之风。王象晋为人宽易平和,也乐山好水,山水之作或恬淡幽静或雄阔健雅,感怀之作寄托平和淡泊的田园之思。王与胤生逢易代,以身殉国,忠节为人所称,所存诗歌多为出使关陇所作,主要描写边塞见闻,一些诗作融入佛禅思想,深邃悠远。王象艮、王象晋在诗歌创作上与王象春等人有所差异,更多地受到雅好山水的家族性格影响,形成了王氏家族诗学传统中的另一条脉络。第三章王士禄、王士禧、王士祜诗歌考论,考察兄弟三人的诗歌观念、创作和风格,以王士禄为重点。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王士禄早期诗歌的取径,以《琅琊二子近诗合选》为中心,这部诗集收录了王士禄、王士祺顺治年间初登诗坛之际的作品,王士禄对汉魏、六朝古调、初、盛唐诗、杜诗、香奁体等都有所师法,反映了他在早期探索阶段博综众长的诗学取径。第二节以《涛音集》为中心,分析王士禄初入登诗坛时的诗学旨趣,在对掖县诗人的评点中,王士禄集中体现出对杜甫雄浑高古的老成之境和兴象神韵的唐人“妙境”的推崇,这是对王氏家族诗学传统的继承总结,也影响了王士禛的诗学观念。第三节结合王士禄的经历和创作,考察他的诗学宗尚与嬗变,王士禄早年博综众长,取径较宽,莱州时期诗学旨趣进一步明晰,“甲辰之狱”以后由杜甫而转向孟浩然,意取澄澹遥缓,自成一体。第四节简论王士祜、王士禧的诗歌,王士祜诗学王、孟,有神韵清远之趣,王士禧亦寄情山水,有唐人风调,二人在诗学上都受到王士禄影响。第四章探讨王士禛与家族诗学、地域诗学的关系,王士禛是王氏家族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成员,他将王氏诗学和山左诗学进行了继承和总结,发扬光大,以“神韵说”领导康熙诗坛。王士禛在神韵说、杜诗学、宋诗学和声律学等方面各有建树,诗学成就斐然。他记录了家族历史,搜集、选刻家族着述、评价家族成员创作实绩,对王氏家族文学进行了总结。同时,王氏追慕复古和雅好山水的诗学传统也影响了王士禛,王象春、王与玟等人对复古诗学的反思、突破,王象艮、王象晋等人的澄澹清远、兴象风神都为王士禛诗学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王士禄的指导下,王士禛完成了对家族诗学的继承和超越。王士禛诗学也是在明清山左诗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对山左前贤边贡、李攀龙等人进行了审视,推崇古澹一派,并有意搜集,评点、论定山左诗人诗集,推动了清代山左诗学的发展。第五章新城王氏词学研究,集中研究王氏家族词的创作、词学观念、词坛活动等。王氏词学成就不及诗学,有词作的成员也较少,在词学观念和创作上都受到明清之际《花间》、《草堂》之风的影响,王象春、王与玟、王士禄、王士禛等人的词在内容上都以男女爱情、相思别离为主,风格婉约绮艳,体现出较为一致的家族风气。王氏虽在词的创作上成就不显着,但在词坛活动方面有较大影响,王士禛、王士禄在江南词坛展开的“红桥唱和”、“广陵唱和”等一系列唱和活动对于清初词风的嬗变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最后有附录二则,分别是新城王氏家族世系简表和新城王氏家族大事年表。
王驰[10]（2014）在《宋元清微雷法研究》文中认为宋元时期的中国社会,经历着全方位的巨大变革。道教承其势革故鼎新,一变而成就了内丹学的兴盛,再变即是融内丹精髓入传统符箓,形成以雷法为核心的道教法术体系。在宋元诸派雷法中,清微雷法较为晚出而博采众家所长,成为宋元时期道法的典型代表。海内外学术界对道教雷法和清微道派的研究,至今较为稀少,本论文以宋元清微雷法为对象,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探讨,有助于弥补相应学术领域的薄弱环节。本论文从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出发,尝试以“道教法术（道法）系统”为本位,全面研究、解读宋元清微雷法。正文各章节围绕着以下的主题层面,来逐渐展开：从“史”的层面来看,清微雷法在宋元时期社会纷争、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宋元型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微派渊源于四大法派,以传承雷法为核心,以“会道归元”为宗旨。经过前数代祖师的潜伏秘传,至南宋黄舜申真人师徒,方才显扬于世,后衍化为西山清微派和武当清微派两大分支,并造作编纂了大量的清微道经。经历了元代的鼎盛局面后,明清时期的清微派日益归宗于正一道,并与民间巫脉进行了此进彼退的微妙博弈。从“理”的层面来看,宋元清微雷法以生命实证为基础,蕴含着精深的思想义理和神仙信仰观念。在思想建构上,清微雷法通过“大道一熏论”、“天人感应论”、“阴阳五行论”、“心性体用论”等核心概念,形成了内外圆融的生命哲学。以修证理论而言,清微雷法重道轻法而贬斥小术,以形神俱妙为宗旨,提倡通过丹功修炼而生成法力,从而能够在特殊的宗教时空中控制自身与宇宙间的变化。秉承着宋元道教的入世倾向,清微雷法渗透了浓厚的“善恶报应”和“积德致功”伦理观念,并在“护国保民”的旗帜下,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独特参与。从神仙信仰来看,清微雷法在道教“拜神”与“控神”共融的神灵观基础上,将宇宙哲学论和修证理论充分引入到其神灵世界中,从而形成了以三清、玉帝为法脉之祖,以雷部神将为道法军事集团,以各类地方神祗为基层执行者的庞大神灵谱系。清微派的祖师仙真和法师们,充任了具有道篥和法职的仙官仙吏,后者尤其通过“上家书”的独特方式,来强化清微法脉的认同与沟通。清微雷法的神仙体制,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中政治体制的变异性摄取,其执法功能也是对宋元官僚运作功能的模拟与圣化。从“法”的层面来看,宋元清微雷法集中体现了唐宋转型后道教“内丹法”与“符篆法”修炼的巧妙融合。它通过摄取丹道修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微丹法；并在此基础上,以“存神”“炼将”为中心,对道教法术修炼进行了提升。清微雷法的法术施行,是一种复杂而全方位的生命操作。它的上乘境界,是开发先天元神而形成的“心地雷霆”。落于后天行为,则需要法师对道符、咒语、手诀、罡步、法器乃至于飞章拜表等种种法术元素,进行娴熟的掌握和运用,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出神”“变神”与“召将”的法术效果,以完成自身宗教角色的圣俗转换。而当这种雷法施行与斋醮科仪、清规戒律等道教仪范结合起来时,就会在宋元社会中发挥出种种济世度人的功能。通过以上对清微雷法的系统考察,即可将其置于宋元三教修证之学的广阔视野中。比较清微雷法与宋元诸家雷法,并考辨其与全真丹法的交涉,可以感悟到其“会归圆融”、“自然简易”、“心包万法”等鲜明的特点与生命境界。对于佛教中明心见性的禅宗与观想本尊的密宗,清微雷法均有一定的借鉴和汲取,甚至引以为同道。而对于宋代新儒家心学与理学工夫的不同向度,清微雷法充分涵摄了“现本心”与“存天理”,从而使陆子学与朱子学的学术风格在清微派中兼而有之,但亦不失道教修证度人的独特家风。总之,宋元清微雷法作为道教义理与道术的圆融结晶,全面地彰显了“道教真精神”,展现出道教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我们也要反思其历史局限性和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从而对道教雷法的现代价值,进行合理的反省与定位。
二、继承与发扬并重,整理与提高比肩——读《周超凡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有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继承与发扬并重,整理与提高比肩——读《周超凡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有感（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中国境内汉方医籍流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我国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总览 |
| 第一节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学科分类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编订者分类 |
| 第二章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编纂和发行 |
| 第一节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编纂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发行特点 |
| 第三章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流传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流传和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影响汉方医籍在国内流传的主要因素 |
| 第四章 民国汉方医籍的出版对中医界的影响 |
| 第一节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及学术理念对中医医家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汉方医籍及学术理念对中医流派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国内现存民国时期出版汉方医籍总表 |
| 附录2: 编纂汉方相关丛书的代表性民国医家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作者简介 |
（2）古典诗词学家叶嘉莹教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一章 叶嘉莹教授的学养及其他 |
| 第一节 教师、学者、诗人 |
| 一、教师:一灯传道 |
| 二、学者:四海弘文 |
| 三、诗人:一缕清音 |
| 第二节 师承、学养、性格 |
| 一、师承:一焰长明永夜时 |
| 二、学养:依然尼父是吾师 |
| 三、性格:相期浴火凤凰生 |
| 第二章 叶嘉莹教授的古典诗学理论 |
| 第一节 叶嘉莹教授古典诗学的根本观念 |
| 一、诗歌是有生命的艺术体 |
| 二、诗学关键在“任真” |
| 第二节 诗歌基本生命在于兴发感动 |
| 一、发生论 |
| 二、创作论 |
| 三、接受论 |
| 第三节 诗歌的伦理价值 |
| 第四节 中西会通的比较诗学 |
| 第五节 诗教观及运用 |
| 一、诗教观 |
| 二、诗教观运用 |
| 第六节 诗学研究举隅 |
| 第三章 叶嘉莹教授的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叶嘉莹教授的诗歌创作历程 |
| 一、北平:二十年间惆怅事 |
| 二、台湾:潮退空余旧梦痕 |
| 三、海外:鹏飞谁与话云程 |
| 四、归国:骥老犹存万里心 |
| 第二节 叶嘉莹教授诗歌作品的题材 |
| 一、人生忧患 |
| 二、故国之思 |
| 三、师友酬赠 |
| 四、自然山水 |
| 五、生活感怀 |
| 第三节 叶嘉莹教授诗歌的艺术价值 |
| 一、澄明莹洁之境 |
| 二、强大的感发之力 |
| 三、只见性情不见文字 |
| 四、因思想性而具崇高之美的迦陵诗 |
| 第四章 叶嘉莹教授的古典词学理论 |
| 第一节 词的文体特征 |
| 一、词体美感特质 |
| 二、词体演进 |
| 第二节 弱德之美 |
| 一、弱德之美成因 |
| 二、弱德之美价值 |
| 三、弱德之美体现 |
| 第三节 词心之真 |
| 一、创作论 |
| 二、审美风格论 |
| 三、词心之真体现 |
| 第四节 词学研究举隅 |
| 第五章 叶嘉莹教授的词曲创作 |
| 第一节 迦陵词题材 |
| 一、思乡与怀人 |
| 二、题画与赠友 |
| 三、感怀与哲思 |
| 第二节 别是一家迦陵词 |
| 一、意象与意境 |
| 二、真挚深切 |
| 三、迦陵词的弱德之美 |
| 四、因艺术性而具蕴藉之美的迦陵词 |
| 第三节 迦陵曲风格 |
| 一、思想性 |
| 二、艺术性 |
| 第六章 古典诗词学家叶嘉莹教授的深远影响 |
| 第一节 非凡出自平凡 |
| 一、生命的精微体:善待自我 |
| 二、下学而上达:实现自我 |
| 第二节 迦陵诗词学与迦陵诗词 |
| 一、迦陵诗词学 |
| 二、迦陵诗词 |
| 结语 |
| 附录 叶嘉莹教授研究重要资料辑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3）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概述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成药”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2 “中药”、“国药”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3 小结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资料搜集方法 |
| 1.3.3 资料整理与分析方法 |
| 2 历代成药发展概述 |
| 3 北京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3.1 北京中成药业概况 |
| 3.2 同仁堂 |
| 3.2.1 创办与发展 |
| 3.2.2 同仁堂药目 |
| 3.2.3 同仁堂代表性中成药 |
| 3.3 长春堂 |
| 3.3.1 创办与发展 |
| 3.3.2 长春堂代表性中成药 |
| 3.4 其他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3.4.1 永安堂与化痞膏 |
| 3.4.2 延龄堂皮赞公与灵宝如意丹 |
| 3.5 小结 |
| 4 天津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4.1 天津中成药业概况 |
| 4.2 达仁堂 |
| 4.2.1 创办与发展 |
| 4.2.2 达仁堂药目 |
| 4.2.3 达仁堂代表性中成药 |
| 4.3 隆顺榕成记药庄 |
| 4.3.1 创办与发展 |
| 4.3.2 隆顺榕参茸庄药目 |
| 4.3.3 隆顺榕成记药庄代表性中成药 |
| 4.4 小结 |
| 5 苏杭地区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5.1 苏杭地区中成药业概况 |
| 5.2 苏州雷允上诵芬堂 |
| 5.2.1 创办与发展 |
| 5.2.2 雷允上诵芬堂药目 |
| 5.2.3 雷允上诵芬堂代表性中成药 |
| 5.3 杭州胡庆余堂 |
| 5.3.1 创办与发展 |
| 5.3.2 胡庆余堂药目 |
| 5.3.3 胡庆余堂代表性中成药 |
| 5.4 小结 |
| 6 上海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6.1 上海中成药业概况 |
| 6.2 姜衍泽堂 |
| 6.2.1 创办与发展 |
| 6.2.2 姜衍泽堂药目 |
| 6.2.3 姜衍泽堂代表性中成药 |
| 6.3 童涵春堂 |
| 6.3.1 创办与发展 |
| 6.3.2 童涵春堂代表性中成药 |
| 6.4 蔡同德堂 |
| 6.4.1 创办与发展 |
| 6.4.2 蔡同德堂药目 |
| 6.4.3 蔡同德堂代表性中成药 |
| 6.5 小结 |
| 7 广州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7.1 广州中成药业概况 |
| 7.2 陈李济杏和堂 |
| 7.2.1 创办与发展 |
| 7.2.2 陈李济代表性中成药 |
| 7.3 潘高寿药行 |
| 7.3.1 创办与发展 |
| 7.3.2 潘高寿药行代表性中成药 |
| 7.4 小结 |
| 8 佛山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8.1 佛山中成药业概况 |
| 8.2 梁仲弘蜡丸馆 |
| 8.2.1 创办与发展 |
| 8.2.2 梁仲弘蜡丸馆代表性中成药 |
| 8.3 冯了性药铺 |
| 8.3.1 创办与发展 |
| 8.3.2 仿单中的冯了性药酒 |
| 8.4 流泽堂源吉林 |
| 8.4.1 创办与发展 |
| 8.4.2 凉茶发展沿革 |
| 8.4.3 流泽堂源吉林甘和茶 |
| 8.5 梁家园药号 |
| 8.5.1 创办与发展 |
| 8.5.2 梁家园少林膏药 |
| 8.6 小结 |
| 9 讨论 |
| 9.1 民国时期中药堂特点 |
| 9.2 民国时期中成药特点 |
| 9.3 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与其代表性中成药相互促进发展 |
| 9.4 民国时期影响中药堂发展的因素 |
| 9.5 反思 |
| 10 结论 |
| 11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陈其钢中国式表达及其当代音乐创作的风格趣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凡例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论题的相关学术背景及学科范畴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与问题所在 |
| 三、研究策略和研究程序、章节安排 |
| 引用参考文本 |
| 第一章 历史风潮与人文风格 |
| 第一节 “新音乐”与“新潮音乐”的学理定位 |
| 一、“新音乐”:中国当代音乐的肇始 |
| 二、“新潮音乐”:中国当代音乐的动因 |
| 三、以人为本:中国当代音乐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中国式表达”与“风格趣向”的文化剖析 |
| 一、“表达”与“趣向”词意解析 |
| 二、华夏音乐美学基本特征及在陈其钢音乐人文风格中的显现 |
| 本章小结 内外因素 相生相协 |
| 引用参考文本 |
| 第二章 作曲家生平及作品、访谈概述 |
| 第一节 陈其钢生平概述 |
| 一、少年初长成:国内成长背景(1951-1983) |
| 二、职业化确立:海外求学经历(1984-1992) |
| 三、艺境风格化:三部经典之作 |
| 四、唯乐不可伪:面对真我敞开 |
| 第二节 陈其钢作品、访谈概述 |
| 一、从作品样式看基本写作偏好 |
| 二、从访谈观点探音乐美学思想 |
| 本章小结：潜心理想 中得心源 |
| 引用参考文本 |
| 第三章 假谢赫“六法”勾绘中国式表达 |
| 第一节 气韵生动——情景交融 |
| 第二节 骨法用笔——主题手法 |
| 一、骨法架势:以《逝去的时光》主题手法为例 |
| 二、骨质笔力:以《蝶恋花》之《多愁善感》为例 |
| 第三节 应物象形——标题意象 |
| 一、“花鸟命题”的直觉与想象 |
| 二、标题的内容与题材暗示 |
| 第四节 随类赋彩——配器音色 |
| 一、色彩之时空流动 |
| 二、音色之性格标签 |
| 第五节 经营位置——结构布局 |
| 一、旋律发展利用调式游移展开 |
| 二、半音化进行的蒙太奇晕染法 |
| 三、段落衔接与背景铺陈之手法 |
| 第六节 传移模写——承续传扬 |
| 本章小结 情在理中 气韵生动 |
| 引用参考文本 |
| 第四章 音乐样式、代际群体及跨文化语境 |
| 第一节 声乐作品的内涵性研究 |
| 一、从人声体裁挖掘主观情思 |
| 二、苏轼与陈其钢的思想共通 |
| 第二节 第五代作曲家现象研究 |
| 一、于无声处听惊雷:“崛起的一代” |
| 二、个体比较性研究:以谭盾为例 |
| 三、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作曲家 |
| 本章小结 回溯开篇设问 |
| 引用参考文本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范式研究 ——以庄泽宣、常道直、罗廷光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的启迪 |
| (二) 教育学家群体研究的相对薄弱 |
| (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与研究问题的确立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史的研究 |
| (二) 三位比较教育学家个体的研究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比较教育 |
| (二) 学科 |
| (三) 范式 |
| 四、研究目的及总体构想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 |
| (一) 资料运用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成长 |
| 第一节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早期教育研究传统 |
| 一、“用百科全书来描绘它”：孟禄与教育史研究的奠基 |
| 二、“征服教育学的新世界”：桑代克与科学化教育心理学的创立 |
| 三、“教育实践者的地图”：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奠定 |
| 第二节 “大传统中的小传统”：比较教育在师范学院的发展 |
| 一、拉塞尔、孟禄与比较教育学科的奠基 |
| 二、国际研究所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推进 |
| 三、康德尔与比较教育学科的建立 |
| 第三节 三位比较教育学家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渊源 |
| 一、庄泽宣的家世及其留学生涯 |
| 二、常道直的青少年时代及留美生活 |
| 三、罗廷光的求学经历与教育理想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教育中国化”：庄泽宣的民族性改造范式 |
| 第一节 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 |
| 第二节 价值重心：“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 |
| 一、新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省思 |
| 二、新教育中国化的实现途径 |
| 三、新教育中国化理论的生成与民族性问题的思索 |
| 第三节 民族性与比较教育之维 |
| 一、民族性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 |
| 二、历史-因素分析法视域下民族性与教育的关系研究 |
| 三、首创列国并比的呈现体例 |
| 第四节 中国化教育蓝图的设计与实践 |
| 一、言文问题研究的科学化尝试 |
| 二、民众教育推行与中国民族的出路 |
| 三、边疆教育、华侨教育的全面考察 |
| 小结 |
| 第三章 “以制度贯彻理想”：常道直的教育制度改进范式 |
| 第一节 常道直：中国学制合理化的探索者 |
| 第二节 价值旨趣：“以制度作为贯彻理想之工具” |
| 一、制度设计与教育理想的实现 |
| 二、制度及其功用的整体把握与辩证阐发 |
| 三、教育制度借鉴与研究旨趣的确立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国家教育制度与背景因素的嵌合 |
| 一、国家教育体系作为研究单位 |
| 二、历史、文化诸因素与各国教育制度的嵌合 |
| 三、呈现体例：逐国叙述法 |
| 第四节 现代中国学制改进的规划与行动 |
| 一、各国教育制度资料的编纂 |
| 二、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度参与 |
| 三、学制合理化的“上下求索” |
| 小结 |
| 第四章 “教育研究科学化”：罗廷光的学校改革范式 |
| 第一节 罗廷光：中小学实际问题的研究者 |
| 第二节 价值追求：“教育研究的科学化” |
| 一、人生经历与教育科学研究的寻绎 |
|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实际效用 |
| 三、教育科学研究核心方法之一：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学校制度比较研究 |
| 一、普通教育体系作为研究之重点 |
| 二、问题与背景分析相结合的比较研究法 |
| 三、集众家之长：“折衷法”的编辑体例 |
| 第四节 “大处落眼,小处下手”：学校教育改革的路径探研 |
| 一、学校管理制度的系统探索 |
| 二、普通教学法：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贯通 |
| 三、中小学训育模式之探究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深层比较与历史评判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相同点 |
| 一、以谋求中国化教育道路为旨归 |
| 二、研究内容侧重于国外教育制度 |
| 三、历史-因素分析范式作为主要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差异 |
| 一、学术取向的分歧 |
| 二、实践路径的差异 |
| 三、学术范式差异的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历史评判 |
| 一、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贡献 |
| 二、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局限 |
| 小结 |
| 参考文献与资料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宋代传奇与儒释道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宋代传奇及其文化学意义 |
| 第一节 宋代的传奇 |
| 一、甄别宋代传奇的标准 |
| 二、宋代传奇的分期 |
| 三、创作特色 |
| 四、传奇的衰微 |
| 第二节 观察宋代思想文化的一扇窗口 |
|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
| 二、宋代传奇与宋代思想文化之关系 |
| 第二章 宋代传奇与儒学 |
| 第一节 社会伦理题材及历史题材选择的思想背景 |
| 一、宋代理学思想的确立 |
| 二、历史题材及其史鉴意识 |
| 三、题材选择与题材处理的社会伦理性 |
| 第二节 阐“道”述“理”的主题 |
| 一、主题的解读 |
| 二、科举考试和理学思想的组合 |
| 三、月印万川,理一分殊 |
| 第三节 平淡无奇的“传奇”叙事 |
| 一、传奇之奇 |
| 二、宋代传奇的平淡叙事 |
| 三、造成此时传奇叙事平淡之因 |
| 四、“叙事宛转”的作品 |
| 第四节 节妇、义士和忠臣、孝子 |
| 一、传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
| 二、贞女节妇 |
| 三、负心汉和骗子 |
| 四、义士、忠臣、孝子 |
| 第五节 书剑恩仇——与儒学相关的小说意象 |
| 一、意象解说 |
| 二、吹笛弄管,妙解音律:关于音乐的意象 |
| 三、刀光剑影: 徘徊在义与法之间 |
| 四、书香墨韵,诗礼风流 |
| 第三章 宋代传奇与佛教 |
| 第一节 佛教: 宋人绕不开的创作领域 |
| 一、理学家与佛教 |
| 二、传奇与佛教 |
| 第二节 因果报应和善恶劝惩 |
| 一、慈悲为怀,因果报应 |
| 二、儒、佛的对立与沟通 |
| 三、善恶劝惩的意义 |
| 四、其他的佛理阐述 |
| 五、佛教主题在诗歌和传奇中的分野 |
| 第三节 佛教与传奇情节的另型建构 |
| 一、对传统想象世界的另型建构 |
| 二、地狱世界和心魔世界 |
| 三、异世因缘类故事 |
| 第四节 僧尼众生相 |
| 一、宋代传奇中僧尼形象的塑造 |
| 二、为善的僧尼 |
| 三、作恶的僧尼 |
| 第五节 佛教意象: 莲花与梦 |
| 一、文人吟咏的莲花和佛教的莲花意象 |
| 二、梦意象的解析 |
| 第四章 宋代传奇与道教 |
| 第一节 宋代的道教和传奇小说中的道教题材 |
| 一、道教发展与文学创作 |
| 二、宋代的道教和传奇创作 |
| 第二节 超越世俗的追求 |
| 一、既与世无争又关怀大众 |
| 二、法术·神力·超时空的力量 |
| 三、仙境和仙缘: 超越世俗的追求 |
| 四、人鬼之恋 |
| 五、驱鬼捉妖的隐喻 |
| 第三节 幻设为文,揉合佛道 |
| 一、幻设为文的写作方法 |
| 二、三种模式 |
| 第四节 神鬼·仙妖·道士 |
| 一、前人的艺术积累 |
| 二、知情义、有个性的神鬼仙妖 |
| 三、各具形貌的道士 |
| 第五节 山·洞·药·酒 |
| 一、山: 由文化符号到审美意象 |
| 二、神仙洞府 |
| 三、药和酒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7）明清学术视野下的伤寒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文献综述 |
| 1.1 有关伤寒学派的研究 |
| 1.2 明清学术史研究 |
| 1.3 思想与学术视野下的中医史研究 |
| 2 绪论 |
| 2.1 选题概述 |
| 2.2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2.3 重点难点 |
| 2.4 论文结构 |
| 3 前言：明清以前的伤寒学研究概况 |
| 3.1 《伤寒论》的版本流传 |
| 3.2 两宋《伤寒论》研究概况 |
| 3.3 金元四大家与《伤寒论》研究 |
| 4 明前期的“伤寒学”研究：整理与开创 |
| 4.1 王履：重视经典,承上启下 |
| 4.2 许宏：以方类证,先驱之作 |
| 4.3 刘纯：方证结合,注重实用 |
| 5 明中晚期的“伤寒学”研究：重构与变革 |
| 5.1 方有执：创建理论,开启纷争 |
| 5.2 王肯堂：广收实用,格物至微 |
| 5.3 张介宾：二纲八法,辨证发挥 |
| 6 清初的“伤寒学”研究：反思与深入 |
| 6.1 喻昌：完善错简,纲目类证 |
| 6.2 张志聪：尊经复古,运气释论 |
| 6.3 黄元御：经论荟萃,自成一体 |
| 7 乾嘉时期的“伤寒学”研究：全盛与衰退 |
| 7.1 《医宗金鉴》：首崇伤寒,独尊仲景 |
| 7.2 徐大椿：追本溯源,以方类证 |
| 7.3 《伤寒类方》与《类聚方》比较分析 |
| 7.4 陈修园：尊经复古,由博返约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附件 |
（8）李斯文教授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总结及对非小细胞肺癌证治规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第一部分 李斯文教授辨治肿瘤学术思想与渊源 |
| 第一章 李斯文教授学术渊源概述 |
| 第二章 李斯文教授辨治肿瘤学术思想总结 |
| 1. 病因学理论 |
| 2. “扶正抑癌”为肿瘤治疗基本原则 |
| 3. 复法以治是肿瘤治疗的基本策略 |
| 4. 分段论治,衷中参西是肿瘤治疗的具体步骤 |
| 5. 以人为本,带瘤生存的治癌理念 |
| 6. 重视“治未病”思想指导肿瘤的防治 |
| 7. 倡导医食同源,重视心药并举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李斯文教授辨治肿瘤及疑难杂病临床经验总结 |
| 第一章 李斯文教授辨治恶性肿瘤临床经验总结 |
| 1. 李斯文教授辨治大肠癌经验(附典型案例) |
| 2. 李斯文教授辨治乳腺癌经验(附典型案例) |
| 3. 李斯文教授辨治肺癌经验(附典型案例) |
| 4. 李斯文教授辨治肝癌经验(附典型案例) |
| 5. 李斯文教授辨治喉癌经验(附典型案例) |
| 6. 李斯文教授辨治脑瘤经验(附典型案例) |
| 7. 李斯文教授辨治输尿管癌经验(附典型案例) |
| 第二章 李斯文教授辨治疑难杂病临床经验总结 |
| 1. 不明原因高热验案 |
| 2. 产后恶露不尽验案 |
| 3. 小儿顽固性疱疹验案 |
| 4. 肿瘤放疗后腰部巨大溃疡验案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李斯文教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证治规律的研究 |
| 第一章 历代中医名家对肺癌研究的文献综述 |
| —、病名源流 |
| 二、古代医家对肺癌的认识 |
| 三、当代肿瘤名医名家对肺癌的认识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李斯文教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证治规律的研究 |
| 前言 |
| 1. 研究资料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病例选择标准 |
| 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3.1 一般情况 |
| 3.2 证候分析 |
| 3.2.1 症状 |
| 3.2.2 证型 |
| 3.3 方药分析 |
| 3.3.1 方剂分析 |
| 3.3.2 中药分析 |
| 3.3.2.1 中药频数分析 |
| 3.3.2.2 中药药类频数分析 |
| 3.4 数据挖掘 |
| 3.4.1 聚类分析及结果讨论 |
| 3.4.2 关联规则分析及结果讨论 |
| 4. 讨论 |
| 4.1 数据挖掘结果讨论 |
| 4.1.1 频数分析结果讨论 |
| 4.1.2 聚类分析结果讨论 |
| 4.1.3 关联规则分析结果讨论 |
| 4.2 李斯文教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经验挖掘 |
| 4.2.1 查症观征,识病因病机 |
| 4.2.2 复法以治,清补为主 |
| 4.2.3 谨守病机,分期辨治 |
| 4.2.4 重视脾肾,善健中州 |
| 4.2.5 脏病治腑,通腑泻热 |
| 4.2.6 精于配伍,擅用药对 |
| 4.2.7 擅用虫药,以毒攻毒 |
| 4.2.8 擅用重剂,屡起沉疴 |
| 4.2.9 巧用外治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着及科研成果 |
（9）明清时期山左新城王氏家族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上编 |
| 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新城王氏 |
| 第一节 新城王氏家族发展概述 |
| 一、声名初振——明中期王氏家族的崛起 |
| 二、率有显誉——晚明王氏的鼎盛 |
| 三、家国危难——鼎革之际王氏的凋零 |
| 四、重振家声——清初王氏的文化振兴 |
| 第二节 明清政治生活中的新城王氏 |
| 一、晚明衰变与清初高压 |
| 二、新城王氏与晚明党争 |
| 三、新城王氏与明清易代 |
| 第三节 明清社会文化思潮中的新城王氏 |
| 一、明清社会文化转向 |
| 二、新城王氏与王学左派 |
| 三、新城王氏与东林学派 |
| 第二章 新城王氏家族文学交游考 |
| 第一节 明代王氏的社会交往 |
| 一、崇尚事功 |
| 二、政治地位 |
| 三、家族联姻 |
| 第二节 王氏与明清山左文学家族 |
| 一、临朐冯氏 |
| 二、临邑刑氏 |
| 三、淄川高氏 |
| 四、淄川毕氏 |
| 五、博山孙氏 |
| 六、博山赵氏 |
| 七、新城徐氏 |
| 八、长山刘氏 |
| 第三节 清初新城“二王”诗坛活动及交游考 |
| 一、“二王”早期京师文学活动考 |
| 二、“二王”扬州诗坛活动考 |
| 第三章 新城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传统 |
| 第一节 融通儒、释、道的家族文化 |
| 一、儒家立身 |
| 二、出入佛、道 |
| 第二节 科举、诗文并重的家学传统 |
| 一、读书为本与科举制艺 |
| 二、着书立说与艺术活动 |
| 第三节 风雅自然的文化生活 |
| 一、自然、人文环境的习染与歌咏 |
| 二、家族园林中的雅兴与唱和 |
| 第四节 追慕复古、雅好山水的诗学传统 |
| 一、明清复古思潮中的山左诗学 |
| 二、新城王氏的诗歌创作 |
| 三、王氏诗学传统 |
| 第四章 新城王氏家族着述考 |
| 第一节 明代王氏成员着述考 |
| 第二节 王士禛着述考 |
| 一、诗、文、词类 |
| 二、史地考证类 |
| 三、选评类 |
| 第三节 王士禄与清代王氏其他成员着述考 |
| 一、王士禄着述考 |
| 二、清代王氏其他成员着述考 |
| 小结 |
| 下编 |
| 第一章 王象春、王象明及王与玟诗歌研究 |
| 第一节 王象春的诗歌创作 |
| 一、王之猷与《柏峰集》 |
| 二、王象春生平与着述 |
| 三、王象春交游考 |
| 四、王象春诗歌思想 |
| 五、王象春的诗歌内容 |
| 六、王象春的诗风演变 |
| 第二节 王象明与《聊聊草》 |
| 一、王象明生平与《聊聊草》考 |
| 二、《聊聊草》内容与风格 |
| 第三节 王与玟与《笼鹅馆集》 |
| 一、王与玟生平、着述与交游考 |
| 二、王与玟诗歌内容与风格 |
| 第二章 王象艮、王象晋及王与胤诗歌研究 |
| 第一节 王象艮与《迂园诗》 |
| 一、王象艮行迹、师友考 |
| 二、王象艮诗歌内容 |
| 三、王象艮诗歌宗尚与风格 |
| 第二节 王象晋的诗歌创作 |
| 一、王象晋生平、着述概说 |
| 二、山水之行 |
| 三、田园之乐 |
| 第三节 王与胤与《陇首集》 |
| 一、王与胤生平与《陇首集》结集 |
| 二、边塞生活与羁旅之思 |
| 第三章 王士禄、王士禧、王士祜诗歌考论 |
| 第一节 《琅琊二子近诗合选》与王士禄早期诗歌取径 |
| 一、王士禄生平与《琅琊二子近诗合选》的编定 |
| 二、博综众长的诗歌取径 |
| 第二节 《涛音集》与王士禄早期诗学思想——兼及王士禛 |
| 一、《涛音集》选编的背景、经过与动机 |
| 二、诗学旨趣之一：雄浑高古的老成之境 |
| 三、诗学旨趣之二：兴象神韵的唐人“妙境” |
| 四、关于二王早期诗学的几点思考 |
| 第三节 王士禄的诗学宗尚与嬗变 |
| 一、杜陵词人宗,词场纵高步 |
| 二、一从时世矜高唱,谁识襄阳孟浩然 |
| 第四节 王士祜、王士禧诗歌简论 |
| 一、王士祜与《古钵集选》 |
| 二、王士禧诗歌简论 |
| 第四章 王士禛与家族、地域诗学 |
| 第一节 王士禛与王氏家族诗学 |
| 一、家族文学的总结 |
| 二、王氏诗学的浸染 |
| 第二节 王士禛与明清山左诗学 |
| 一、对山左前贤的审视与接受 |
| 二、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点评 |
| 第五章 新城王氏家族词学研究 |
| 第一节 新城王氏的词创作与词学观念 |
| 一、王氏词创作概述 |
| 二、王氏词学观念 |
| 第二节 步追《花》、《草》的创作风气 |
| 一、王象春词简论 |
| 二、王士禄与《炊闻词》 |
| 三、王士禛与《衍波词》 |
| 第三节 王士禛扬州词坛活动考 |
| 一、《青溪遗事》唱和 |
| 二、题余氏女子绣像唱和 |
| 三、红桥唱和 |
| 四、《海棠春·闺词》唱和 |
| 第四节 王士禄江南词坛活动考 |
| 一、江村唱和 |
| 二、红桥宴集考略 |
| 三、广陵唱和考略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新城王氏家族世系简表(一世至八世) |
| 附录二：新城王氏家族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目录 |
| 附件 |
（10）宋元清微雷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正名：道教法术、道教雷法与雷法道派 |
| 二 缘起：以道法系统为本位的研究范式及本论文选题 |
| 三 回顾：学术界对宋元道教雷法及清微派的研究状况 |
| 四 立意：本论文的宗旨方法、结构理路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微道派的渊源、创立与传衍 |
| 第一节 宋元雷法道派的总体考察 |
| 一 纷变交融：宋元时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
| 二 玄门隆盛：“宋元型道教”的孕育形成及其特质 |
| 三 群星辉映：雷法与雷法道派在宋元时期的崛起 |
| 第二节 清微派的道脉渊源与早期潜伏 |
| 一 四大源头：道法传承话语中的谱系追溯 |
| 二 道隐大泽：从祖舒到南毕道的清微秘传 |
| 第三节 清微派的兴盛、分流及其道经造作 |
| 一 兴教之机：清微派在南宋崛起的背景考察 |
| 二 弘道显世：清微派第十代宗师黄舜申的重大成就 |
| 三 西山清微：以赵宜真为代表的清微派南支流传 |
| 四 武当清微：雷法与全真内丹学融合的清微派北支流传 |
| 五 法海玉简：宋元清微道经造作之考辨 |
| 第四节 清微派的归宗化与泛俗化 |
| 一 归融正一：明以来清微派的隐显之路 |
| 二 面对巫俗：正统道脉与乡闾巫脉的微妙博弈 |
| 第二章 宋元清微雷法的思想建构 |
| 第一节 道教雷法的思想视域 |
| 一 法含大道：雷法思想何以成立 |
| 二 意通万象：道教雷法的基本思维方式 |
| 第二节 清微雷法哲学与宋元道教哲学的旨归 |
| 一 至道虚无,三才合炁：大道一炁论 |
| 二 人具天象,感应通神：天人感应论 |
| 三 理参阴阳,应以五行：阴阳五行论 |
| 四 一心万法,道体法用：心性体用论 |
| 五 宋元道教生命哲学的内外圆融之境 |
| 第三节 宋元修道思想史背景下的清微雷法修证理论 |
| 一 明道术而炼形神：入道之宗旨 |
| 二 借丹功而成法力：成就之根柢 |
| 三 越时空而控变化：作法之途径 |
| 四 宋元道教修道思想的完备与成熟 |
| 第四节 宋元道教的入世倾向与清微雷法的伦理、政治观念 |
| 一 法术施行中的善恶报应论 |
| 二 作为社会修行意识的积德致功论 |
| 三 清微雷法中所见宋元道教政治观的转型 |
| 第五节 清微雷法思想在宋元道教义理嬗变中的重要意义 |
| 第三章 宋元清微雷法的神灵谱系与仙官模式 |
| 第一节 清微雷法中的神灵观念及其神谱构成 |
| 一 “拜神”与“控神”之共融：道教雷法中的神灵观 |
| 二 从创世之神到法脉之祖：三清、玉帝的身份与象征 |
| 三 道法军事集团的配置：雷部神将的品类及其功能 |
| 四 地域势力的聚合：地方神祗的身份与职责 |
| 第二节 清微雷法中的仙官模式及其品职 |
| 一 从清微仙真到清微仙官 |
| 二 清微仙官的法脉认同 |
| 三 《道法会元》所见仙官的品秩与职能 |
| 第三节 宋元官僚制度在清微雷法中的变容式出场 |
| 一 投射与超越：神仙体制对政治体制的变异性摄取 |
| 二 模拟与圣化：神仙执法功能与官僚运作功能之比较 |
| 第四章 宋元清微雷法的修炼施法及其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融合宋元道教修炼精华的清微雷法 |
| 一 宋元道教内丹法与符箓法修炼的基本取向 |
| 二 清微雷法对丹道修炼的融摄：独具特色的清微丹法 |
| 三 清微雷法对法术修炼的提升：“存神”与“炼将” |
| 第二节 作为道教生命操作的清微雷法施行 |
| 一 心地雷霆：直感天机的心法施为 |
| 二 清微雷法对道符、咒语、手诀、罡步的使用 |
| 三 清微雷法的“出神”、“变神”与“召将” |
| 四 法器、章表在清微雷法行持中的宗教意义 |
| 第三节 清微雷法对宋元道教仪范的摄取 |
| 一 雷法与科仪的融合：对清微炼度法的分析 |
| 二 天条规束与内在修为：清微雷法中的戒律持守 |
| 第四节 清微雷法在宋元社会的功能发挥 |
| 一 雷法法术功能的社会辐射：以道教科仪为媒介 |
| 二 沟通庙堂与江湖：雷法的社会功能趋向 |
| 第五章 比较视野下的清微雷法与宋元三教修证之学 |
| 第一节 清微雷法与宋元道教修真诸法的交涉与比较 |
| 一 法妙应缘生：清微雷法与诸家雷法之异同试析 |
| 二 立道依时运：清微雷法与全真丹法之交涉考辨 |
| 三 修真诸法比较中所见宋元清微雷法的特点与成就 |
| 第二节 清微雷法与宋元佛教修持法门的比较 |
| 一 宋元时期道教的“诸法会道”与佛教的“诸宗会通” |
| 二 道心堪对佛心照：清微雷法与禅宗悟修 |
| 三 法通三界恃神明：清微雷法与密宗本尊 |
| 第三节 清微雷法与宋元新儒学工夫方法的比较 |
| 一 本土精神的觉醒：宋元时期新道教与新儒学的文化同盟 |
| 二 清微雷法对心学工夫的契应及其具象化 |
| 三 清微雷法对理学工夫的借鉴及其实践差异 |
| 第四节 以修证之学为视角的宋元三教关系 |
| 结语 雷法与“道教真精神”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科研成果目录表 |
| 致谢 |
四、继承与发扬并重,整理与提高比肩——读《周超凡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有感（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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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古典诗词学家叶嘉莹教授研究[D]. 何群.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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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李斯文教授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总结及对非小细胞肺癌证治规律的研究[D]. 石颖.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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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宋元清微雷法研究[D]. 王驰. 南京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