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的翻译现状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状况（论文文献综述）

孔俐颖^[1]（2021）在《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维克多·奥列格维奇·佩列文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俄罗斯青年作家中最着名、最神秘和最有争议的一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西方学者常常将他与海明威、卡夫卡等大文豪相提并论。中国学者将其比作当代着名作家王朔和莫言。还有学者认为佩列文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十分类似,二人皆成功填平了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鸿沟。佩列文在作品中体现了睿智的思想和哲学思辨能力,在这一点上甚至有评论家将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不同于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对苏维埃神话和俄罗斯传统的狂热解构,佩列文在内容上忠实地继承了关照现实的文学传统。我们认为,佩列文在创作中延续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东西方问题的论争。他擅于精准把握时代脉搏,透过荒诞的故事揭示深刻的哲理。苏联解体后人们的幻灭感和迷惘感、大众传媒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西方商品、科技、语言与文化对俄罗斯的渗透、俄罗斯在东西方间的踟蹰均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当代俄罗斯人在文化归属上的西方化倾向,佩列文以东方文化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和转型时期俄罗斯人的心理迷茫,并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下将历史、现实和人的存在本质均指向虚空,旨在放下对民族定位的执念,号召俄罗斯人以精神自由的姿态踏入新的历史道路。在本论文中,我们以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为着眼点,对俄罗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符号域特点进行了梳理,将佩列文笔下的东西方问题转换为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文化符号域和东方文化符号域,以探究不同文化符号域之间交流碰撞所产生的意义。我们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基础之上结合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拟像”论和“内爆”论,霍米·巴巴的“模仿说”和“中间地带”思想、德勒兹的“游牧空间”说等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日本“空无”思想、中国禅宗的“空观”和道家的“无为”思想等东方哲学理论对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东方文化符号域、小说人物在符号域边界地带的求索及佩列文小说中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效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文本分析。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我们简述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东西方问题的缘起,综述了俄罗斯、国内与西方学界对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难点。在第一章“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与佩列文作品的东西方问题”中,我们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进行了总结与梳理,并对“二元对立”“符号域”等概念进行重点论述,总结出东方文化符号域与西方文化符号域的特征,并以佩列文的系列作品加以比照,分析将文化符号学理论运用于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研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第二章“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中,我们结合了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霍米巴巴的模仿说等相关理论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下的俄式消费社会”“令人神往的俄式民主社会”和“人工智能打造的虚拟未来”三个层面来探究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揭示苏联解体后西方的文化、商品、政治、科技席卷俄罗斯社会的图景;在第三章“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中,我们采用了中国禅宗思想、道家思想、日本“空无”思想等相关学说从“日本实用主义和空无思想打造的理想之境”“中国禅宗的虚空之境”和“中国道家的无为之境”三个层面来探究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分析作者如何以东方文化来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并揭示俄罗斯社会的“智慧转型”的东方转向;在第四章“边界地带的求索”中,我们结合身份理论及德勒兹的游牧空间理论,从“身份的焦虑”“无望的恋情”“游牧空间下的逃逸”三个方面分析边界地带人的求索,揭示苏联解体后,面临不同模式在人的心理层面的激烈碰撞与冲击,人的心灵形成的巨大“虚空”;在第五章“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效果”中,我们主要从“虚空:东西方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多元文化共生的美学图景”两个层面进行阐释,揭示了佩列文立足“虚空”思维对俄罗斯的东西方历史地理意义进行消解,并构建了一个东西方及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学图景的过程。通过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特点、思想内涵和建构艺术的研究,我们发现佩列文以后现代主义的荒诞和文字游戏为面具,充满对生命本源的执着,对人性的诘问,对物欲横流的时代和虚拟世界的担忧,以及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紧张思索,至此,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形象跃然纸上。

沈思芹^[2]（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杨楠^[3]（2020）在《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麦克白》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自出版以来便一直博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喜爱。《麦克白》从出版伊始到迄今为止的四百多年来,关于这部戏剧的讨论热度依旧不减。本文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为文本基础,把德勒兹理论批评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德勒兹理论中的“欲望机器”理论、“走向生成”的文学理论、反主体的“根茎”理论出发,探究在后结构、后现代语境下,《麦克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的深远内涵。绪论主要是对《麦克白》研究进行综述。首先阐述《麦克白》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罗列、归纳并阐明《麦克白》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交代出本文的创新之处、思路以及方法。第一章从德勒兹理论批评的基础、意义、方法等角度入手,对“欲望机器”理论、“走向生成”的文学理论以及多元化的“根茎”理论进行相关介绍,为深入《麦克白》研究提供理论的支撑。第二章主要把“欲望机器”理论作为核心思想统领全章,欲望机器的本质是不断地生产,并且可以与异于本身以外的万事万物相连接,最终关联社会现实意义。本章从麦克白的欲望与班柯的欲望两个方向出发,深入探讨欲望机器对人的颠覆性力量,这一悲剧源于欲望也毁于欲望,欲望机器的过度生产对人性和社会造成扭曲和异化。第三章集中围绕“生成”理论来解读文本,生成是一种对二元对立的拆解,以提升个体自在生命力为旨归的伦理价值,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章重点解读了麦克白夫人试图冲破“二元对立”的权力模式以及女巫、幽灵等超自然力量动摇了人类主体中心的地位。在第四章中,“根茎”思维成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根茎思维的联系性、异质性、反意指裂变和贴花转印性等原则,实现更多突破。本章主要从《麦克白》的创作背景和电影、戏曲等全球化改编两个方面出发,深入解读在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上,《麦克白》发生根茎化的多元连接,以及由此产生出远超《麦克白》文本的价值。第五章主要阐扬了《麦克白》为人们重建人类文明与世界秩序带来的启示,包括解构与重建自我的反思、从等级秩序到平等秩序以及文本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几个方面,为人们提供新的出路。结语部分主要回归到德勒兹理论这一文学批评方法的的根本所在,通过《麦克白》这一文学经典诠释其理论的现实意义。《麦克白》在德勒兹理论批评的关照下被焕发出时代的活力,既反叛传统人物自身的形象,又借鉴与突破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不断地衍生出新的艺术形态,在当今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个人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通过对《麦克白》戏剧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解读,深刻发掘潜藏在《麦克白》戏剧文本下那深邃隽永的核心价值,既扩展了人们对《麦克白》戏剧文本的理解,又指引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

徐明玉^[4]（2020）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深入梳理霍尔从1980年代到2000年间发表的以身份或文化身份为主题或主线的理论文本、相关访谈录和演讲文稿等资料,尝试廓清“文化身份”的理论构成,探究“文化身份”的理论演进,探寻建构、解构和重构“文化身份”的路径,探讨霍尔以何种身份、何种立场、何种方式践行文化身份的批评。首先,本文从现实和理论两种语境出发,描绘霍尔文化身份理论发生与发展的总体框架。一方面,生于牙买加、长在英国的双重文化经历为霍尔思考文化身份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霍尔混杂族裔的原生家庭构成,新左派经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公开大学的工作经历是促使霍尔思考文化身份问题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欧陆哲学为霍尔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养分。霍尔通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审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对话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接合”理论,呈现了他在分析文化身份问题时超强的“理论化”能力。简言之,复杂的身份经历是霍尔具有高度敏感的身份意识的内部条件,丰富的理论话语是霍尔回应英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外部资源。两者共同作用是霍尔文化身份阐释不断深入和拓展的力量源泉。接下来,本文深入阐释了“文化身份”理论中的两个关键词“文化”和“身份”。本文从“文化”——“两三个最难界定的英文词汇之一”——入手,结合“身份”,探讨英国文化研究如何确定了研究的边界和“优先考虑”的对象,以及霍尔对这种思考方式的批判、继承和发展。霍尔认为“文化”之所以难以界定是因为其中涉及权力问题。“文化”不仅是审美问题,更是区分人群的标准。霍尔把“文化”从“情感结构”和“日常”的“文化”升级为“意指实践”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不仅将历史和社会实践与人结合起来,更关照到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身份。霍尔的“身份”和“认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明晰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厘清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边界,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霍尔“去中心化”的身份观。本文的重点之一是探究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理论构成。文化身份的理论廓清是阐释文化身份理论的首要问题,不可回避。但遗憾的是目前很难从国内现有成果中找到全面的参照。本文尝试从明晰文化身份的基本定义和内涵开始,一路探寻文化身份的特征,文化身份的构建路径与文化身份构建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霍尔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动因,辨别霍尔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工具”,阐发霍尔解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方法。只有正确把握文化身份的内涵、特征以及构建路径,明晰霍尔构建文化身份理论的关切点,才能为深入探讨霍尔文化身份批判提供方法层面的指导。本文的重点之二是探究霍尔文化身份批判的维度和路径。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对文化实践具有极强的分析力和阐释力。他在消解阶级身份之后,从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两个维度出发,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本文剖析了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形成的原因,本质主义文化身份构建的方式,本质主义文化身份消解并重构的方法,最终明晰了霍尔批判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路径。本文通过对霍尔文化身份理论中种族、新族性和族裔散居等重要身份意义节点的“情境式”分析,辨别这些关键概念在霍尔进行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批判中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最终尝试绘制包括文化身份批判的前提、立足点、关切点和归宿在内的文化身份批判的路线图。本文在纵观霍尔文化身份理论之后,再次反思与霍尔及文化身份相关的若干问题。首先,本文再次思考的问题是笔者在梳理霍尔的理论文本、阐释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过程中遇到的多有争议却被暂时搁置的“困惑”。本文在综合考量霍尔和文化身份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些“困惑”进行回应。接下来,本文再次思考的问题是霍尔文化身份阐释的理论贡献。霍尔对文化身份的阐释呈现了超越解构、进行建构的理论方法。他在打破身份的同时也表现出了非常理性的克制和冷静,并没有陷入虚无的身份阐释之中。最后,本文再次思考的问题是霍尔文化身份阐释的理论限度。这包括霍尔在批判立场上从左到右的摇摆,在理论阐释中本质和非本质的矛盾性。本文希望通过再次反思进一步深化对霍尔及其文化身份理论的认知。

王琦^[5]（2020）在《新世纪以来拉康主体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提出拉康理论涵盖了精神分析、哲学、文学理论等诸多内容,其中对人类主体的思考是其主干;同时也一直是国内学界研究接受的重点。尤其是在新世纪的时代背景之下,拉康主体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表征为参与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涵盖全面的态势,并由此呈现出新的发展轨迹与新的接受特征。论文立基于此,以新世纪以来近二十年的接受成果为依托,从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这两个主要的接受维度来进行研究,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阐明了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解释了为什么选择新世纪作为时间节点。接着是对已有研究的介绍,梳理了新世纪之前的拉康理论接受情况和国外的拉康理论发展概况。绪论的最后阐述了这一接受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一章首先分析了新世纪的拉康主体理论接受背景,对新世纪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与主体理论接受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其次,根据不同时期的接受特征,将新世纪以来的接受历程分为了2000——2004的积累与先声,2005——2011的接受的深入以及2012——2019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这三个阶段,以时间为线索对接受历程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文艺理论维度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分类研究。首先是精神分析领域中对自我主体的探索,围绕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回归,镜像理论中的主体概念,以及自恋与侵凌的主体结构这三点进行了接受层面上的阐释。第二是拉康的主体理论的哲学阐发,主要围绕他者和欲望这两个核心概念来进行接受研究。第三是拉康的主体理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体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将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引入其中,这也是理论接受的一个重点。第三章对文艺批评维度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论述。第一,拉康自身进行过大量的文学批评实践,其中对《哈姆雷特》和《失窃的信》的分析具有典范意义。第二,国内学者在文艺批评研究中对主体理论进行了阐发。第三,文学批评和影视批评是主体理论批评实践的两个代表。在文学批评中,主体理论与文学文本之间存在主题思想上的契合,这不仅体现在对近现代文学作品的人物研究当中,也存在于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重读里面。在影视批评中,拉康主体理论成为了研究影像内涵的分析视角,镜像理论是其中的代表。第四章中对新世纪以来主体理论的接受特征和接受启示进行了总结。作为新世纪西方文论接受的一个代表,主体理论的接受呈现出综合化、差异化以及多元化的发展特征;同时为如何有效利用西方文学理论资源提供了参考,而这些无疑会助推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结语部分指出了新世纪主体理论接受中存在的不足,在总结主体理论的接受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期待在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中激活这一研究的参考价值。

刘晨^[6]（2020）在《阿甘本政治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论文在当代美学政治转向的问题域下,以新批判理论为背景考察阿甘本的政治美学思想。基于生命政治,阿甘本的思想参与推动了新批判理论,通过选择其中三个美学维度,在审美解放、审美治理和审美共同体的问题上研究阿甘本。从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的美学思想不断转变,新批判理论推动了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作为新批判理论的一员,阿甘本的政治美学思想受海德格尔、本雅明和福柯等思想家影响。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否定性思考参与了他潜能概念的形成,本雅明的弥赛亚思想影响了他对语言的思考,福柯的生命政治激活了他思考现实方式的转变,生命政治成为他美学思想的进路。阿甘本关注生命与实在性生活形式激变后充溢的可能,以回撤现实的潜在性感知思考生命的解放。感知的革命被渗透于庸常生活的情绪感受溶解,批判理论的审美救赎下沉于日常生活,审美解放重新根植于具体的现实语境,指向生命在生活经验的裂隙间持存的潜能,后批判理论与实在性感知秩序激进切割的方式被重新思考,生命在生活形式的地基上创造自我,在形式与法则的缝合外构造饱满的形式生命。生命治理是阿甘本生命政治的隐性维度。通过考察以装置的形式渗入日常生活的生命权力,阿甘本批判审美与语言的装置化,它们隐秘地构造了生命与生活形式的虚假关系。特定的经验架构划分了感受的边界,生活经验的缝隙被模式化的感知填充,生命的潜能被碎片化的感知机制遮蔽,生命丧失构造自我形式的可能,隐性沦为赤裸生命。语言和美学的治理性从塑造主体的认知拓展为切割生命的形式,审美治理从构造习性和品味推进至生命政治的层面。阿甘本以共通的无属性的生活方式思考共同体,他的思想丰富了新批判理论对差异与共性的社群矛盾的思考。阿甘本以无内容、无意义的感知消解同一性的生命权力,将生命还原为不可表征的存在形式,以此反思现代本质主义的共同体。他审视后批判理论构造的差异离散的社群关系,以生命共有的感觉方式和形式媒介,调和生命的自由与形式的限制,在生命经验于当下时刻的生成中构造无本质的共同体。

齐沫池^[7]（2020）在《阿库宁《FM密码》后现代书写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鲍里斯·阿库宁是俄罗斯当代着名侦探小说家,他的创作被视为俄罗斯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症候性现象。他的作品几乎每部都是畅销书,堪称大众文学逆袭的典范。作家的第25部小说《FM密码》作为大众文学作品之一,获得了文学批评家们的高度评价,甚至被称作是大众文学形式与严肃文学材料的创造性结合。小说以历史学硕士尼古拉斯·凡多林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为线索展开了19世纪和当代两个叙事时空,寻找手稿的过程中充满谜题且险象环生,令尼古拉斯·凡多林迷失在探险游戏之中。《FM密码》在我国已有译本,但内容上存在一些删减,且相关的研究工作停留在对作家整体创作风格的综述阶段。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阐释具体文本的后现代书写策略。首先,分析阿库宁现象成因,以便于透视阿库宁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厘清阿库宁创作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学理联系。其次,运用互文性理论剖析论证文本具有广义上的互文性,在互文本的前提下论证文本的超文性和蒙太奇思维的联系。通过对文本杂糅性和热奈特派生问题的阐释,进一步论证《FM密码》是由两个意义上的超文性构建而成的后现代文本。探讨蒙太奇思维与互文性的内在联系,并分析蒙太奇叙事对于构建后现代文本的必要性。最后,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剖析文本的游戏特征,文本游戏特征借由游戏精神以游戏元素具体化的方式得以充分体现。通过具体游戏元素即语言游戏和游戏叙事来论证文本的游戏特征。同时,对文本中存在的游戏语句、具体的游戏设置和典型的解构现象进一步阐释,从而论证游戏不仅仅是解构冲动,也是构建后现代文本必不可少的书写策略。

宁乐^[8]（2019）在《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当代作家斯蒂芬·金以数目众多的作品闻名于世,在世界文坛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金是通俗小说家,国外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曾有过多年的争议,但目前普遍持认可的态度。现阶段,国内外对于金的作品的研究多倾向于做内部研究,即从人物形象、故事主题、文化影响等方面展开探讨。鉴于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性,对金的作品进行外部研究也十分必要。如以身体叙事为载体,将内、外部研究相融合,从文本结构与叙述机制同故事主旨与故事内涵之间的有机联系层面对金的小说创作进行探讨,从而发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则有助于提供一种审视金的创作之美学价值的全新途径。身体学的兴起和发展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身体叙事学不仅发掘了身体在现代叙述中的多种功能,而且阐释了身体元素对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两个层面的重要作用。依托身体叙事理论对金的作品进行再思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作为一种叙事元素,身体在金的小说中扮演了诸多角色。在结构上,身体是故事的基本矛盾,也是金的小说叙事的基本线索;在内容上,身体有着隐喻性质,可以起到构建故事主题和深化故事现实意义的作用。从身体学出发去考察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另一条有效途径。在金的作品中,有关身体的象征和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对人性的挖掘、对人与社会间关系的刻画都具备着文学的教诲作用。从审美角度看,金的作品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上的完美结合是其文学价值所在。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当代家庭的关注上。在《凯丽》中,凯丽的“身体问题”是贯穿故事的主要矛盾,凯丽的悲剧是她身体的内部力量与单亲家庭、校园暴力、宗教信仰危机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凯丽》的教诲作用则在于用凯丽的“身体悲剧”揭露了美国社会在教育、宗教和家庭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惊鸟》中的女性身体是故事的核心叙事要素,引领着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多萝丝与维拉的“身体遭遇”是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文学书写,她们在身心上承受的伤痛也代表着女性反抗男权制度下的不幸婚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惊鸟》的政治美学价值则在于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上的戕害;《一号书迷》以身体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安妮“女魔鬼”的形象,安妮和保罗对“身体控制权”的矛盾也是不断推进叙事的动力。金通过保罗和安妮你死我活的斗争表达了对当代西方社会男女性别气质失衡后果的思考;《噩兆》中家庭成员的“欲望身体”是引发悲剧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情感、婚姻和财务上出现的种种危机均来自美国社会固有的问题,《噩兆》的文艺美学价值与政治美学价值统一于由身体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之中;《宠物公墓》中美国中产家庭成员的“身体危机”是故事的核心矛盾,金通过普通人的离奇遭遇透视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神秘火焰》中的身体叙事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体现在金揭露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极端身体政治策略,批判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性;《死亡区域》中约翰尼的身体与自我身份之间从妥协到抗争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叙事线索,约翰尼不断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的遭遇也反映了冷战后期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质疑、对冷战、越战、水门事件构成的政治环境所持的悲观情绪;《迷雾》中的身体叙事具有烘托主题的作用,其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在于反映冷战时期由军事试验和环境污染给美国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也体现在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担忧上。《漫漫长路》中的身体元素在建构人物和推进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事的内涵在于借助人性弱点探索人的异化问题,同时抨击了“美国梦”的虚伪性;《奔跑的人》中以理查为首的民众抵抗自己身体被“物化”的过程是故事的主线,金借反乌托邦社会中身体成为“消费品”的事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揭示出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手机》中被手机控制的人类身体是对现代人被科技异化的隐喻,其中人类对工业空间的反抗则象征着现代人在后工业时代面对的生存困境。金的小说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得以广泛传播有着多种因素。金不仅继承了哥特式小说与惊悚小说使用恐怖、悬疑、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的创作形式,而且秉承了后现代思潮下的文学创作理念,其作品以身体叙事等后现代的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哥特小说和惊悚小说的藩篱,产生了后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价值;金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隐喻、对两性平等的追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人类未来的关注足以支撑起作为“严肃文学”的内涵;金的作品由教诲功能体现出的伦理价值也对人类思考如何应对自身的未来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金的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极高的政治美学价值。总体上,金的小说在叙事形式上拥有很高的文艺美学价值,在故事内涵和教诲作用上也存在很高的政治美学价值,二者统一于以身体叙事为主要手段的后现代书写之中,形成了文学的文艺美学价值对其政治美学价值的“增值”,因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能够备受读者与批评家的青睐。

顾晓燕^[9]（2020）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文中研究指明翻译和哲学将目光投向彼此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哲学与翻译从诞生之初就因语言而密不可分。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问题系,即语言与不可还原于该语言的逻辑运作之间的关系,因此翻译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重要的部分,构成了语言学、文学和哲学三者内在关系的一种深度思考,对于书写和翻译、诗学建构中意义与形式的本体论上的追问。同时,翻译又将他者和思想的异质性纳入研究的范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相互开启,来自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对翻译经由实践上升至理论构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法国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哲学时刻”,它在接受欧洲大陆哲学以及英美哲学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众多法国哲学家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也往往对翻译有着特殊的关注,他们思考的问题恰恰也是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本论文旨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家在“主体”、“意义”、“文本”、“空间”“伦理”、“他者”、“好客”等与翻译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流变,将哲学概念的发展和对翻译学的影响结合起来,建立哲学和翻译学的对话,突出前者对后者的切实影响和启示。以“概念”为纲,以期纲举目张,将哲学思潮中的核心概念和翻译学中的关键词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两者之间的“对话”,避免哲学和翻译学各自的“独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共有四章,分别为“翻译的主体”、“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和“翻译的伦理”。在绪论部分,首先强调了翻译学和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翻译学的构建需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翻译研究自古以来就有哲学话语介入的传统,构建翻译哲学也是目前翻译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法国哲学构成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法国哲学家关注的主体、意义、语言、文本、自我和他者等问题都是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的主题。绪论部分对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以“概念”为主线索的思路,力图初步构建起法国哲学思想和翻译研究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第一章主要论述翻译的主体。以“主体”为关键词,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主体性”概念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其与翻译主体的认识联系起来,回顾翻译研究中主体性质的历史流变,并进行理性反思。普遍性主体的式微迎来的是主体间性的黎明,但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宏大叙事主体性的扬弃。本章侧重于讨论法国思想家对主体的设定和思考及其对翻译主体的定位的影响,其中包括利科思想中主体在阐释学中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中的主体特质以及从“看”到“听”的主体认识和思维模式的转变,由此带来翻译主体性研究中“迂回”、“分裂”和“利他”的三大趋势。第二章探讨翻译中涉及的“意义”问题。本章首先对比语言命名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系统论对“意义”定义产生的影响,随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化作为线索,梳理了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到巴特和拉康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理论中能指相对于所指逐步松动直至后来居上的历史流变过程,意义愈发呈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能指相对于所指的漂浮最终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那里演化为一场“延异”的游戏,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播撒把文本带进文本性中,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然而,当“延异”的意义在对翻译合法性发出致命性一击的同时,德里达又悖论性地提出“必须翻译”的强烈诉求,指出翻译的失败就是整个哲学的失败。与此同时,我们在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中看到梅洛-庞蒂将身体纳入意义的研究之中,与德里达一样,他的身体间性理论也显示出翻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悖论性特点,并使一种身体的翻译学成为可能。第三章着重讨论翻译的历史和空间。这一章首先基于福柯的“知识型”和“断裂”理论,分析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直至现代,翻译话语是如何在历史中被构建的,不同时代的翻译思想是如何与它所处的时代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又呈现出怎样“断裂”的特征。其次,本论文将追溯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的形成脉络,分析空间-知识-权力的三元辩证的思想,主张在历史之外赋予翻译以空间的维度,并借用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对翻译空间进行具体的描述。福柯对权力和话语的研究将历史性带进了结构主义,证明翻译从来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从本质上它是话语增殖和权力运作的结果,翻译作为话语自诞生伊始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始终处在权力目光的凝视之下。空间维度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在其后主要分析萨义德的“东方学”、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以及对布尔迪厄“场域”和“习性”等空间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章集中讨论“翻译的伦理”问题。这一章首先将在区分“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厘定“翻译伦理”的概念,并分析翻译作为一种理解本身凸显出来的“伦理”问题。其次论文将按翻译伦理思考中突出的三个关键词:“他者”、“好客”和“哀悼”逐一进行分析,主要涵盖了列维纳斯、利科和德里达三个哲学家的思想。论文将挖掘三个关键词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在不同哲学家理论中的阐释,并将其与翻译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他者”问题上,论文主要结合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思想与贝尔曼的“存异”的翻译伦理进行联系,发掘其思想上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好客”和“哀悼”,论文将对比利科和德里达对于两个概念的不同看法,力图做出异同点之间的对比,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各个章节论述内容的总结,试图对翻译的主体性、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以及翻译的伦理总结出相应的规律和特征,勾勒出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趋势,并尝试对翻译理论的前景进行展望。

沈俊^[10]（2019）在《日本后现代文学空间研究 ——以战争记忆与主体性为中心》文中提出在后工业化进程和后现代风潮的影响下,日本于1970年代进入后现代状态。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对抗态势严峻。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岛链上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因而日本的后现代文学天然带有霸权与战争的“阴影”。对此负荷的超越,成为文学者创作的重要动力。文学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再现,也反作用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对塑造共同体精神、树立核心价值观、构建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本论文以“第三空间理论”为基础,根据作家作品具体内容,对接后殖民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他者理论、边缘理论、文化记忆理论以及后现代精神分析批评等多种方法,研究作品空间中的记忆痕迹以及后现代语境下主体权力结构的变化,探讨当代日本国族想象构建中“战争记忆”与“主体性”问题。首先在绪论中提出问题,通过分析当下日本社会危机现状,阐明本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通过梳理相关问题在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厘清本论儿个重要概念并提出研究方法。第一章为日本后现代社会空间与文学进程。本章节是对本研究社会背景与文学状况的梳理,从日本后现代社会形成、发展进程切入,按照渗入阶段、初始阶段、繁盛阶段、变化阶段对日本后现代文学的主要流派、代表作家等基本问题进行概述。第二章是后藤明生的“间性空间”与战争记忆、主体性。本章节运用后殖民空间批评理论对作家后藤明生作品中的空间、战争记忆与主体性问题进行阐释。后藤跨越了混杂的文化身份,在夹击的空间中实现了某种交流甚至是接合,战争殖民地、“祖国”、经济高速成长期“日本梦”、“团地”的现实以平等的形式集体登场,形成了一个充满差异性与杂多性的间性空间,在这个间性空间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非针锋相对,而是通过彼此包容、相互生成,实现了对空间焦虑的克服,并有效地确立了自我。第三章围绕村上龙的“基地空间”与战争记忆、主体性展开论述。本章节运用后现代精神分析批评方法对作家村上龙作品中的基地空间记忆与主体性问题进行阐释。村上龙在“基地”这个“母体空间”中充分接合“日美关系”、“日本人的美国文化接收”、“战后日本型态”等社会问题,揭露了美国在日本的殖民霸权的实质,也探索出构建自我主体性的道路。第四章主要是山田咏美的“身体空间”与战争记忆、主体性。本章节运用后现代女性身体空间学说对日本女性作家山田咏美作品中的身体空间、战争记忆与主体性问题进行阐释。在山田咏美的世界中,空间意识与她的自然肉体存在融为一体,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突入到有关战争记忆、性别与主体性的空间领域。第五章为村上春树的“亚洲战场空间”与战争记忆、主体性。本章节主要运用文化记忆理论对作家村上春树作品中亚洲战场空间与战争记忆主体性问题进行阐释。村上的《且听风吟》《奇鸟行状录》《刺杀骑士团长》等作品中聚焦普通人有关亚洲战场的真实记忆,以此纠正、补充日本政府对战争记忆遮蔽与误导所造成日本历史叙事主体性的缺失,达到赋还历史话语权、实现了亚洲战争记忆主体性重建的目的。第六章是目取真俊的“冲绳话语空间”与战争记忆、主体性。本章节主要运用后殖民理论对冲绳作家目取真俊作品中的冲绳话语空间、战争记忆、主体性问题进行阐释。目取真俊有意识地在多语言的纠葛中展现了冲绳特殊的历史遭遇与含混的主体身份,折射出残酷的战争记忆对冲绳人造成的精神创伤,进而表达了作者面对文化主体性迷失而产生的焦虑与思索。通过对日本后现代文学现象进行追溯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其一,在文本内容方面,日本后现代作家们热衷于对天皇制与军国历史的批判,有关战争记忆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他们作品中出现大量历史上被有意无意禁声、正逐渐从日本主流社会消失的人物,借由这些战争经历者、受害者被边缘化的记忆,作家们揭露了因集体记忆的遮蔽与误导导致的日本历史叙事主体性危机,向日本社会特别是“年青一代”发出危机警告,体现出对真相的追问与重建历史的努力。对日本现代性进程中暴行带来的创伤记忆的思考与批判凸显了日本后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和当下的研究价值;其二,在表现策略方面,日本后现代文学中充斥着兼具现实与符号意义的空间,它们既是可被标示、分析和解释的具体地理场所,也是提示与物质概念相关联、相整合的精神结构。作为对社会语境同源性的呼应,这些文学场域建构也解构了日本涉及信仰、政治、文化、性别等充满危机、多重维度的“国族空间”,它们不单纯是一种表征存在的状态,而是作为意义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以全新的话语实践方式参与到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引发了一场又一场颇具意味的讨论与争鸣,成为研究当代日本不可缺少的依据。

二、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状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状况（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论文提纲范文）

（4）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世纪以来拉康主体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阿甘本政治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阿库宁《FM密码》后现代书写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后现代文学空间研究 ——以战争记忆与主体性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状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D]. 孔俐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3]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D]. 杨楠.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4]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D]. 徐明玉. 辽宁大学, 2020(01)
• [5]新世纪以来拉康主体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王琦. 郑州大学, 2020(02)
• [6]阿甘本政治美学思想研究[D]. 刘晨. 兰州大学, 2020(10)
• [7]阿库宁《FM密码》后现代书写策略研究[D]. 齐沫池.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8]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D]. 宁乐. 吉林大学, 2019(02)
• [9]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D]. 顾晓燕. 南京大学, 2020(12)
• [10]日本后现代文学空间研究 ——以战争记忆与主体性为中心[D]. 沈俊.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1)

标签：主体性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