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运动的地域特征

一、反全球化运动的地域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侯琳琳^[1]（2020）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学界、文化界、政界乃至商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马克思在其论着中虽然未曾直接使用过“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其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体系中又的确包含着经济全球化思想,特别是其关于“世界市场”“世界交往”以及“世界历史”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发掘。本文关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有以下两个主旨:其一,本文旨在从思想史的视角来勾勒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结论;其二,本文旨在从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对当代的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全面的审视。基于这样的考量,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探究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发展;2.阐释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理论实质;3.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观照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4.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观照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纵观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史,我们可以大致将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萌芽期。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着作中,马克思通过分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史,察觉到了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使命,初步认识到了经济关系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二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形成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两篇文献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入探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图景、发展动力和变化趋势,正确地把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诸如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等各种基础性问题。三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深化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于经济学的视域,深入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剖析了经济全球化“何以可能”等现实问题。四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丰富期。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及“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研究”等文稿中,马克思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历史源头探究了人类的世界历史性联系;通过分析世界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度解剖。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发展脉络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是不断深化的,由此形成了具有特定理论内涵、理论架构以及理论视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不仅科学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动力、规律、趋势等内容,更提供了人们正确地理解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进程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立场。特别是面对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与矛盾,我们需要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对其进行辩证地分析与批判。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去评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研判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产生的影响,进而科学地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制”关系和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与现实的中国相结合,运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基本观点来探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总之,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深入地彰显这种生命力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杨春林^[2]（2020）在《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这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的最显着标志。尤其是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欧洲西部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全面崛起,冲击了战后形成的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中右翼的保守自由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影响了西欧各国的政策走向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对整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民主价值构成了重大挑战。本研究聚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在内的西欧地区,以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识别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迅速崛起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的?它的崛起对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一,通过确定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标识出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然而,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混乱的、模糊的、破碎的、游移的,本研究基于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的考察和对左右政治划分的认识,提出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民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为里”的核心特征,以此作为识别西欧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准,将其与历史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和西欧左翼民粹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突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的政治属性。第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些政党在西欧各国只能算作是星星之火,在政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软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以扩大选民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事件等为契机,提出了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洲一体化等政策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建制、反多元价值和排外主义的色彩,但却也填补了传统政党政治议题的空白,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到了政治空间和选民支持。其选民基础的碎片化分布也说明了这类政党的务实转型提高了他们的普遍动员力。如今,数量众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已呈燎原之势,不仅在各国开始联合组阁、进入政府或担当最大反对党,而且开始跨越国家相互站台并且在欧盟框架内寻求联合。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深深根植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中。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引发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了西欧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兴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西欧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等方面的世界引领力被进一步削弱;数字革命引发了发达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媒体革命”,撼动着民主社会的根基;移民难民的涌入挑战了欧洲社会的“共识政治”,在面对危机时欧盟内部的矛盾,助长了保守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兴起;西欧战后中左和中右两翼政党轮流执政、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日渐接近的背后,是西方多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度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正是上述的这些方面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他们高举“民主”和“民族”两面大旗,通过一揽子“非政治正确”的主张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第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且在选举中屡屡得手,离不开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话语、高效的政治动员策略和务实的政治行动,这三者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话语-策略-行动”的完整链条,体现了民粹主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激进民主理想”和“政治动员策略”的双重属性。第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从各个层面对西方产生了冲击。在政党政治层面,它压缩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空间,丰富了政党的政治话语和活动方式,拓展了政党竞争的空间,重塑了政党政治的生态;在政府层面,它影响了西欧各国政府在移民、福利、经贸、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在欧盟层面,它为欧盟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它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冲击了包容的多元主义民主价值,也助推了大众抗议文化和运动的流行。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否定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常常以追求“人民至上”的民主面目出现,但是这种激进民主理想追求却最终往往因为魅力型政治强人的出现而滑向威权政治的境地。所以该类政党仍然可能在未来构成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着“反建制”的立场,但这种批评性的立场恰恰为西方主流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的自我调适注入了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不断回应变化着的民众需求,不断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断对自身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政党和制度才能够变得愈加成熟和坚韧。民族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的反映,也必将会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话语、政治策略、政治行动、崛起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置于“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变革”的逻辑之下进行审视,力求突破传统的政党研究的局限,希望能够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现象为缩影去观察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其次,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能在西欧异军突起又如何从多个层面冲击了西欧社会。再次,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尽量辅助具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例和数据作为支撑,以使观点能够更具现实说服力。最后,本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政治变革、世界格局调整之间的联系。

陈家驹,张晓芳^[3]（2020）在《反全球化运动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转向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自出现以来,在推动各国各地区政治交流、资源优化配置和世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与多样性的保留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更加全球化了。反全球化运动作为一种推动当前全球化更加合理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异军突起,使得对全球化价值观和话语权的种种争议得到了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运动从下层走向上层,并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杨天宇^[4]（2020）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文中认为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对此,不同理论学派也展开了丰富的争鸣。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标志着新一轮权力转移趋势在不断加快。继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自由主义价值规范认同也受到他者崛起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的竞争。另一方面,布什主义、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失衡与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严重削弱了西方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内涵和要素指向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框架下将如何互动,自由主义价值与多元主义价值的割裂将如何弥补,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将如何迈向更高水平以及新的领导权威、价值规范和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在扞卫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是对于全球秩序安排进行的一种功能性修正,以有效应对危机与挑战。在领导主体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强调全球秩序的领导权威要向新兴大国开放,它寻求跨越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价值和文化分界线建立的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价值目标上,包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它支持一种为不同的价值理念表达提供空间的地区主义新范式。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提出通过培育全球共性规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作为重塑合法性的新来源,以调适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秩序视域下的紧张关系。在有效性问题上,不同行为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被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视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实现涵盖不同行为体的全球合作的新路径。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的众多议题中,以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向全球秩序施加的结构性压力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组变量是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走向。自此,全球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介大国权力转移视域下全球秩序的前景,即它是和平稳定导向的还是冲突对抗导向的,它会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的延续,还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会贡献新的全球秩序版本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回应是尽管在短期内全球秩序的稳定将面临着来自大国政治复兴压力的严峻挑战,但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规范性因素能够帮助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实现彼此紧张关系的调适和避免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不必然是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双方若能构建出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共同管控与应对全球风险的良性关系,全球秩序的前景将是稳定与有序的。在未来展望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认识到尽管自由主义范式仍是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路径,非西方国家将成为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球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在一个后西方化的世界里,全球秩序的最终面貌将是由西方主导转向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形式。围绕“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研究主题,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它对全球秩序的概念进行了探析以及梳理了不同理论学派关于全球秩序的论争。第二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通过比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和美国治下秩序观的异同,它分析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在全球性与国家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由性和保守性方面展现的新内涵和新特征。第三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分别从领导主体、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有效性四个维度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具体内涵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和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第五章为“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评介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美竞争新态势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以及一些关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后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辨析。

吕文菁^[5]（2019）在《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在对世界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进行综合了解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有着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习近平世界文明观是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根源于马克思的世界文明思想。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他从生产的性质以及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演变与革命来理解和论证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业与资本、商业与贸易、战争与征服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视野,吸收了新中国以来外交理念关于文明交往的相关思想,对马克思的文明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和阐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的世界文明观。新时代以来,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应答“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高屋建瓴地预测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强调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扩大的基础上,以持续推进中华优秀文明的创新发展;是立足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的需要,以实现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是基于人类文明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以推进全球治理秩序的更新。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在现实推进中体现了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丛林法则”的艰难过程,走过了世界文明冲突的极端形式,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依然笼罩着世界文明格局。中国承诺打破“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启示和认知中寻求世界文明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平等互尊是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多样性平等、发展权利平等。因此,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交融互鉴,是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文明平等的前提下,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是文明的相互交融。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当前,世界文明交流仍然困扰在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陈腐观念的泥沼之中,必然要以新的世界文明观取而代之。开放包容,这是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下,世界文明正能量与负能量同比增长,局部地区因文明冲突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要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必然需要新的引领力量。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践行互尊互鉴的新文明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增进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精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纵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共生共存、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等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从时代主题、开放包容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等方面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徐利红^[6]（2019）在《逆全球化倾向的政治学分析》文中提出2016年以来,共和党人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英国正式进入脱欧程序,民粹主义思潮在欧美社会爆发,极右势力在欧美政坛引起巨大骚动,这一系列发生的“黑天鹅”事件,从不同角度折射逆全球化倾向已渐成气候,不仅阻碍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正常推进,更是影响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准确定位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形成原因、造成的影响,有利于对其进行防治和干预,是当今时代之需,更是健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当务之急。根据中国积极应对逆全球化倾向带来不利影响的态度以及行动,本文立足现实需要,从四个方面解析逆全球化,第一部分界定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相关概念及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对逆全球化倾向出现的背景进行历史审视,分析逆全球化出现的多维背景,并对逆全球化倾向出现的具体表现做概括性描述,主要包括:以发达国家政府为主导助推现实主义回归、以保护主义为导向奉行本国利益优先、以外交实用主义为基础强调单边主义至上、以国际责任弱化为代表多重负面影响叠加;第二部分指出了当前逆全球化倾向对中国、对世界造成的负面效应和现实压力,根据逆全球化倾向对世界、对中国造成的多维负面影响来看,中国坚定抵制逆全球化倾向;第三部分对逆全球化倾向的形成机理与其内在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发现逆全球化的主要的兴起缘由有四个方面,是国际间力量对比深刻演变与分化、传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西方困境、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以及发达国家国内治理的体制积弊及效率与公平失衡等。逆全球化倾向的本质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显示出资本主义道路衰退的历史趋势,并在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对逆全球化倾向的发展趋势进行预判,显示出世界的发展呼唤全新模式的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方案;第四部分,面对新型全球化的构建,中国可以从中国认知、中国方案、中国担当、中国实践四方面抓住机遇,同国际伙伴一起,用行动抵御逆全球化,提出中国应对逆全球化倾向的可能性科学化应对策略。逆全球化来势汹汹,中国立足积极支持全球化、倡导新型全球化是对冲逆全球化倾向负面影响的明智选择,中国从跟随先进国家融入全球化转变为引导新型全球化,是当前的紧要任务。

白甜^[7]（2019）在《主流或边缘 ——21世纪欧洲民粹主义的现状、困境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的今天,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再一次掀起民粹化浪潮。然而随着2017年欧洲各主要国家大选的尘埃落定,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均未能如愿成为执政党。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传统民粹主义概念中的核心价值及实践主张的分析,结合21世纪欧洲具体环境中的民粹主义内涵,着重从民粹主义的现状、困境及影响方面探究其难以成为主流存在,却又难以完全消逝的原因。本文认为,21世纪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与其本身理论内涵密切相关,信仰人民和追求民主成为民粹主义能够再次兴盛的核心。与此同时,欧洲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危机环境分别是经济债务危机、政治信任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为民粹主义的实践发展提供了沃土,使民粹主义的兴起具有可乘之机。然而,欧洲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效果逐渐显现,民众的生活逐渐摆脱危机阴影,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便失去了重要的群众基础,民粹主义政党也将在缺乏追随者的情况下,逐渐退出主流政坛。但是却并未再如从前一般处于边缘地位。就其本身而言,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能够对主流政党有所影响的存在,这也正是民粹主义影响持久的重要表现。究其根本,21世纪欧洲民粹主义的影响深远主要原因在于,其实践主张是对当下欧洲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所存在问题的直观反映。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主张是对当下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弊端的揭露;反代议制主张是因精英统治阶层失去本国民众所给予的信任所致;反多元化主张是各国民众物质生活的改变在文化方面的反映。因此21世纪欧洲民粹主义本身的合理性是其虽未能成为主流存在,但仍影响深远的真正原因。

边莉娟^[8]（2019）在《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社会存在的空间范围内,人始终是价值的归宿。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在不同的空间范畴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随着人类交往的深化和空间的扩展,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多样化的空间中发展和推动着人类生活。始自人猿揖别、茹毛饮血的人类,逐渐跨越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限制共享世界,不同文明在空间的扩展中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在融汇交合中演进着人类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同时文明也意味着进步,包含个人的精神培养和社会的秩序养成,这就是文明的共享价值,每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文明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而变化。人类文明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互动中发展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从来不始于某个文明的推动,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前进的。人类从孤立的“点”开始,在地球上历经繁衍、迁徙,留下了罕见的早期文明痕迹;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点线”文明逐渐扩大为大大小小的文明之“面”;依靠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工业大生产,地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被打破,人类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步入工业文明。新大陆的发现促生了新的资本力量,由科学技术支撑的产业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扩张到全世界各地,开创了世界历史,也开启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文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展,逐渐渗透并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早期的野蛮的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劳动剥削、种族灭绝等资本积累方式,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相对比较缓和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不平等的、剥削的私有制根源依旧存在,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基础依然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有着其无法调和的内生矛盾,社会生产扩大化和资产私有、产品过剩和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等矛盾始终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开发着新的市场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造成它所到之处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空间剥夺、空间隔离背离了人的价值本性,只求利润不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价值观念的迷失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市场和生产的矛盾导致危机的不断发生,这种内在矛盾终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正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依托其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必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人类文明必然促进人类发展,而人类发展并不一定体现人类文明,是否能推动整个人类的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界定。强而称霸是世界历史曾有的固有形态,近代资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前列,本应担当起整个人类文明的推动者,但冲突、战争、暴力等问题的愈演愈烈显然证明其并没有把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为其发展的范畴,更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历史内在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的终结。资本具有无限的扩张性,但是这种无限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引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造成人们更加清晰了解资本主义的人性背离,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走向终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中,现代信息革命导致人类在时空维度中的生存状态发生深层次改变,人类社会越发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旧思维、旧理念和旧模式显然不再适用,各国利益的高度追求和交融越来也促进了“共同利益”意识的高度强化。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多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强国的崛起不再像过去一样出现单一的局面。内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中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的世界性文明,尊崇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符合文明满足人类需要的终极价值。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劳动的实践者,完全成为劳动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和平中崛起,强国不霸,始终秉承“共享”、“和”、“大同”的思维理念,本着“共同义利观”“共同利益观”“共同责任观”和“共同治理观”的价值旨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回答了强起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更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命题,在自身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兼顾他人,切实诠释出文明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全人类,对整体人类文明进行探索,坚信人类文明有着共同的未来,即各民族之间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必将形成。同时,各民族国家走向共同未来的道路各不相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消除资本积累,消除奴役劳动,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破除生产财富私人集中化和生产社会化对生产力的桎梏,实现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真正做到文明成果的创造者正是文明成果的享用者。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从空间维度阐释人类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必然趋势。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和弊端的解读,分析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结合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得出人类文明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结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构架,在全球领域追求一种更加恢弘、高远的文明格局,纵然迈向共产主义文明之路挑战不断,但必将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亦必将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刘歌^[9]（2019）在《反全球化力量身份转化的影响因素》文中指出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一组相伴而生的概念,有全球化必然有反全球化。如果全球化是指资源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反全球化即反对或者限制资源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反全球化运动在当下体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新的主体、新的主张、新的组织和运动形式,全球化力量与反全球化力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并且这种身份转化并不是单向的,而是既有正向转化,也有负向转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植身份认同的理论,结合目前学界对反全球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分析梳理反全球化行为体的身份转化,立足现实,试图把握其身份转化的一般规律与影响因素,以期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提供可操作的策略或新的思路。根据研究,本文认为影响国际行为体身份转化的一般性因素有四个,即国家利益、行为体主观能动习惯、观念和习得。影响反全球化行为体身份转化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即行为体的内生属性、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互动。在此理论框架下,本文对“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世界社会论坛、古巴与马来西亚等例证进行了相关反全球化身份研究,认为不同因素在不同行为体身份转化中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反全球化恐怖主义力量的身份转化中,强制性规范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反全球化社会力量的身份转化中,国际体系的调整及其机制有效性更为重要一些;在反全球化政治力量的身份转化中,其国内社会治理与发展状况和国际规范对行为体的身份转变有重要影响;而互动对所有的反全球化力量都有重要影响,体系内部的恶性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向反体系的方向转变有显着的影响,在原体系内的相对地位下降或者相对利益降低都会削弱行为体原有身份认同。国际体系可以合理利用以上因素对反全球化力量施加影响,促进其向全球化的一方转化。面对新形势带来的挑战,我们更应当坚持自由贸易,扩大共同利益,维护国际规范与体制,同时对全球化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推进全球化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实现更好的全球化。

卢霄^[10]（2019）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人类社会真正全面进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代的核心命题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如何辩证地看待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如何全面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及其历史走向,不仅事关中国的兴衰与成败,而且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既是重大的理论课题,又是紧迫的现实问题。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阐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以及它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实践。文章在阐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与全球化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困境的原因、具体表现,指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困境的希望所在;梳理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体系架构,从经济共享、政治协商、文化尊重、生态一体、信息互联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论证了“一带一路”“和平外交”“文化自信”“绿色发展”“网络主权与数据联通”等实践举措在推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的战略意义和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首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两者有着共同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共同的运用整体性思考人类命运的理论视野、共同的以追求理想社会为目标的理论旨趣。同时,前者与后者相比实现了从理想蓝图到现实方案的理论特质变化、从“两个阶级”到世界人民的实践主体转换、从阶级斗争到国际合作的实践方式转变、从深刻批判到共生共赢的思维方式转化。其次,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一种着眼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享共建和合作共赢、追求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世界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平台、治理目标等方面上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模式存在着区别。再次,“一带一路”倡议集中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它推进了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对接,深化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融合,建设了权责共担、同舟共济的体制机制,增进了不同文化间的民心相通,从而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事业,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还可以与资本主义合作共赢,最终将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

二、反全球化运动的地域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反全球化运动的地域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反全球化运动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转向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逆全球化倾向的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主流或边缘 ——21世纪欧洲民粹主义的现状、困境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9）反全球化力量身份转化的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0）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反全球化运动的地域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D]. 侯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D]. 杨春林. 山东大学, 2020(07)
• [3]反全球化运动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转向分析[J]. 陈家驹,张晓芳. 晋中学院学报, 2020(02)
• [4]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D]. 杨天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D]. 吕文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6]逆全球化倾向的政治学分析[D]. 徐利红.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8)
• [7]主流或边缘 ——21世纪欧洲民粹主义的现状、困境及影响研究[D]. 白甜. 华侨大学, 2019(01)
• [8]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D]. 边莉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8)
• [9]反全球化力量身份转化的影响因素[D]. 刘歌.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9)
• [10]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D]. 卢霄. 东北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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