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文中的“履”字及其演变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王雪[1]（2021）在《《广韵声系》钝音字谐声关系订误》文中研究指明
钟芳剑[2]（2020）在《汉语工具格介词的来源及发展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有关汉语工具格介词的研究成果丰富,前贤从历时与共时,跨语言对比,个案研究等方面做过一系列的研究。然而,从整体来看,前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某一类词或单个介词的研究,不成系统,迄今为止还未有人从语法化角度对工具格介词的来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所以,本文从语法化角度,旨在对介词范畴中的工具格介词的来源及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探寻语义演变路径及演变规律。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工具格与工具格介词已有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工具格和工具格介词的界定,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意义,研究理论和方法,最后对语料来源进行说明。第二章至第六章是研究的重点部分。本文根据工具格介词语义来源的不同,将其主要分别五类。第二章论述“伴随——工具”的来源及发展,主要介词有“以、连、共、和、同、与、给、跟”等,此类介词的语义演变模式为“伴随介词>工具介词”。主要探讨了工具格介词“以”的来源及发展,“以”由“率领、带领”义动词在连动式中语法化为伴随介词,再由伴随介词发展成为工具介词。由于“以”的宾语范围不断扩大,扩展出方式介词、材料介词、凭借介词、依据介词及原因介词功能。第三章“使用——工具”的来源及发展,主要介词有“用、着（着）、使”;此类介词由表“使用”义的动词在连动式的句法环境中直接产生出工具格介词功能。主要论述了“用、着（着）”,二者虚化为工具介词的时间不同,介引的语义功能也有多寡之分,“用”发展至现代汉语中成为工具格标记,“着（着）”在清代已不用作工具格介词。第四章是“持拿——工具”的来源及发展,主要介词“把、将、持、捉、拿、取”等,此类介词在隐喻机制作用下概念化为“持、拿”义,后虚化为工具格介词。主要讨论了“把、将”,二词的发展轨迹相似。“把”在五代时具有工具、材料、方式三种语义功能,宋元时期,在特殊语境中扩展出凭借介词功能,由于宾语的次类不同抽象出依据介词功能。“将”没有扩展出依据介词功能,且二词在明清时期表处置的功能占优势,“把”不用作工具格介词,“将”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于成语。第五章是“依靠、依凭——工具”来源及发展,主要介词“依、据、凭、靠、因、乘、凭依、凭借、凭着、凭仗、依据、依着、依缘、仗（杖）、倚仗、借、恃、凭恃、趁”等。此类介词主要虚化为凭借或依据介词,“依”最初为依据介词,后扩展出凭借介词功能;“凭”为凭借介词,后扩展出依据介词功能。二词与持续体标记“着”凝结成复音工具格介词,“依着”与“凭着”功能单一。第六章是“随行/顺行——工具”,主要介词“从、由、随、如;循、循着、缘、遵、遵循”等,由随行义到工具义的介词,“从”与其余工具介词的发展不太一样,是先语法化为表经由义的处所介词,由于工具成分发展为逻辑上的事理关系,从而扩展出依据介词功能,功能单一只用作依据介词。周代,“由”特殊句法环境中虚化为依据介词,战国时期,扩展出方式介词功能,两汉时期又扩展出原因介词。由顺行义到工具义的介词,经历了表“顺行”义的动词在连动式中虚化为方式介词或依据介词的过程,主要探讨了“遵、循”。最后是结语部分,对来源于五种不同语义的工具格介词的内容进行了总结。
郭佳[3]（2019）在《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在研究顾颉刚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神话首次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碰撞,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掀起了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二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夏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首先被杨宽继承并发展,从“层累说”到“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完成了整个上古帝系的神话学研究。其次,非古史辨派成员的丁山也继承和发扬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理论,他的神话研究特点是将中国传统小学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神话学理论方法结合,以此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在顾颉刚之前,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传统中西方皆有,中国古代从尊孔卫道发展成疑古辨伪的学术传统,以清代的崔述与康有为的学说为甚,也对顾颉刚影响最大。而西方自传教士入华,试图调和中国编年体系以符合《圣经》编年体系,到西方汉学逐渐走向科学理性的学术化道路,并运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们在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启了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文明史带来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认识,也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当时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史学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没有完成但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都有所论述。史学界更多的是为新式学校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夏曾佑首次将中国东周以上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此后顾颉刚也是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直接发现了大禹的问题并形成了“层累说”的雏形。在顾颉刚之后,关于夏代的探索,史学界将希望从载记研究转向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在晋南挖下中国人的第一铲,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开启了夏墟的正式发掘。关于大禹的研究,由于作为夏代第一任帝王的大禹处于神话与历史最紧密的交界之处,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其他神话学者很少涉及。茅盾、程憬等只是在神话学概述或神话资料搜集和研究中提及,闻一多、孙作云等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探讨中国神话时对禹的神话传说稍有涉及。除绪论与余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创新与思路,并对本文的论述因追溯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而超出近现代（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第一章“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分为两节,包括“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与“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第一节论述了崔述与康有为因尊孔卫道发展而来的疑古辨伪思想,他们代表了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中国传统。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顾颉刚影响巨大,激发了他致力于从事疑古辨伪工作,并为他能够大胆怀疑上古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论述了从神学发展到汉学的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西方理路。自17-18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需要对中国上古编年体系非常关注;18世纪由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变革、宗教权威的没落、政治权力的崛起,专门的大学机构与学者群体出现,其中汉学先驱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逐渐学术化;19-20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始运用西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学理论方法;20世纪初日本汉学起步并蓬勃发展,颇有超过西方汉学之势,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学派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与后来中国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学术内在理路的差异性,以及当时时代思潮的同一性。第二章“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分为三节,包括“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第一节首先反思了此前学者对于“神话”一词最初进入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次指出了神话与神话学是通过西方与日本学者创作的文明史这一途径进入中国;再次简要概括了在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译介与创作新式中国通史及历史教科书的情况。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虽然他们的新式中国通史都没有完成,但其对上古历史和神话部分的论述,在其他文章着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节详细论述了夏曾佑、刘师培、顾颉刚为新式学校创作的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将东周以上的时期列为“传疑时代”,顾颉刚则在创作《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开始对禹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引进和创作的同时,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并引发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第三章“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分为两节,包括“顾颉刚前提的大禹研究”与“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引发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最为轰动的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层累说”以及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包括古史辨运动之前顾颉刚的学术脉络,引发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与主要反驳学者的文章,以及学术界对顾颉刚的肯定与批评。此外,还分析了大禹研究以及“层累说”的中西渊源。第二节详细论述了顾颉刚之后继续进行的禹夏研究,1930年之后顾颉刚明确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关注战国秦汉史研究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夏史三论》,体现了其战国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即把夏代的文献记载看做东汉人的伪造;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鲧禹的传说》,也加入了其古代地理民族研究的成果,即将原来认为禹源于南方民族的观点改为禹源于西方戎族。另外,本节最后还专门分析了顾颉刚的夏代史观,有些学者误会顾颉刚是在晚期才承认夏代的存在,实际上他一直只是否定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而从来没有否定夏代的真实存在。第四章“’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分为三节,包括“’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第一节分析了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研究理论,包括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民族的关系,即“古史辨”学派的理论方法是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来说明中国上古的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第二节详细论述了古史辨派成员杨宽的学术成果,他将顾颉刚的“层累说”发展为“神话演进分化说”,改进了顾颉刚学说中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而出现的弊端,并采用了神话学的视角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非古史辨派成员,但其神话研究理论继承自“古史辨”神话学派的丁山的学术成果,与第二节相同,本节从“学术脉络”、“神话研究概述”、“禹夏研究”、“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丁山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有关禹夏的神话传说研究。第五章“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分为两节,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与“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第一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其奠基人物正是本来与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引为同道,后来各自为营的傅斯年。现代考古学中有关夏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及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从那时开始,历史学界已经将认识夏代的希望从文献记载的研究转向二里头夏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第二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建立,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之外,中国现代神话学最中坚的力量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为武器的神话学者,但是由于大禹处在神话与历史紧密交汇的最重要位置,因此很少有其他神话学者专门从事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工作,其中闻一多、孙作云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涉及到了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探讨顾颉刚及“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论方法在当下新的学说对“层累说”提出挑战,有关禹的青铜铭文、简帛文献不断出土,以及各种新兴的神话学说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以修正和持续的空间。
黄明磊[4]（2018）在《册命礼与西周官制研究》文中指出周人灭商后,将商王朝的外服制改造为各等级诸侯国,而将内服制改造为王畿,由王室直接掌控。居住于王畿内的除周族外,还有迁入的殷遗族群。经过周公平定三监之乱的第二次东征,大量的东方族群也被迁入王畿之内安置。在血缘关系尚未被地域关系完全取代的大背景下,王畿内外最基层的政治、军事及生产组织是大大小小的族。由于当时的商品经济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周王室对畿内各族群的统治与剥削是通过指定服役的模式来实现的,各族的族众都要在该家族宗主的率领下向王室承担某种相应的义务,而此类义务一旦确定就会由该族世代承袭,固定不变。在此统治模式下,各族的宗主就会逐渐演变为王朝中负责某项具体事务的官吏,因为职务的长期世袭,又导致了世官现象的出现。周武王的早逝,成王幼年继位,以周公旦、召公奭为代表的王族亲贵集团长期把持着宗周与成周地区的行政权,对西周早期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周早期的成、康、昭时期,王权一直笼罩在大世族阴影下。因此,摆脱大族控制,强化王权成为王室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经过近百年的人口繁衍,王畿内的家族每隔一代都会衍生出大量的旁支小宗。但是各族的领地与财产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导致各家族越来越难以安置不断激增族内人口。因此,至西周中期前段,有很多的小宗家族被迫从本族中分离出来,他们在旧的统治模式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位置,日益成为西周王朝的不稳定因素,对原有的政治体制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周王室为了将这些小宗家族重新纳入到王朝的掌控之中而创立了册命制度,通过授予王室某部分财产的管理权及王畿内各族之间纠纷调解权等方式,与小宗家族结成新的依附关系,以便将之另行纳入周王朝的统治序列内。如此,既能妥善安置大量的下层贵族,维护了政治稳定,又能在周王身边集结起一股强大的政治团体以对抗大族对王权的制约,加强了王权。这也决定了西周册命制度下的职事授派并非成熟的“官僚制度”。册命制度虽然暂时缓解了西周中期以来贵族阶层中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但是王室财产的管理权在受命者家族内部迅速实现了世袭化,造成了受命者对王室财产的世袭占有的形势,变相瓦解了周王室的经济、军事基础,使得周王室逐渐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财政危机,同时也削弱了它作为中央政府履行其基本义务的能力。因此,西周末年厉王实行了“专利”政策,宣王又力图“料民于太原”,都是在试图解决册命制度引起的政治危局。另外,周王利用册命制度团结了大批的中下层贵族,企图以此对抗周、召、毕、虢、毛等老牌世族的做法,激化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经过“国人暴动”的打击,新继位的宣王不得不与大族和解,任命毛公（?）为王朝执政。与此同时又无法终止册命制度的继续施行,只得通过继续牺牲王室利益的双向妥协政策重新安定了内部。以至于到了幽王时期,周王室已经虚弱到了不堪的地步,根本承受不住任何形式的冲击。西周灭亡后,东迁的王室再也没有资源和必要继续将册命制度延续下去,册命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最终被逐渐废弃了。
李丹[5]（2018）在《中国古代“典册”一词源流考》文中认为“典册”一词是我国古代典型的综合性文档名词,具有多个文档义项。它产生较早,应用上保持较强的连续性,但使用频次较低。古代官府使用较多,而民间很少使用,被应用于宗庙祭祀祖先、求年祈福与战争等方方面面。文章以“国学宝典数据库”等检索系统为研究基底,依据检索结果并结合我国古代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语言习惯等历史背景,首先主要从甲骨文、金文入手,对构成“典册”一词的“典”“册”两个单音节词进行考源并解释其本义;其次,精准确定“典册”一词的出处,对其何时形成（时间）、如何形成（条件）、形成原因（意义）以及其原始含义等方面做出解析,同时也将有助于理解单音节文档名词与多音节文档名词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再次,应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全面、严谨考查古文献中相关语句,采用“横纵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论述（义项为横,时间为纵）,同时列举典型文献例句并加以解释说明,并综合运用数据统计、数量分析与历史学的方法对该词在各朝代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一一论述;最后,结合前几部分的研究成果,对该词的总体应用情况（方法、领域）、特点和规律做出归纳和总结。
王彤伟[6]（2017）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校勘一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於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三家注曰:"《集解》:徐广曰:屦,一作屡,一曰覆。駰案:孟康曰:屦,履蹈之也。瓒曰:屡,数也。《索隐》:身屦军。按:徐氏云一作覆,按下云‘搴旗’,则‘覆军’爲是,胜於‘屡’之与‘履’。"中华书局新旧两种点校本,皆不选"覆军",非也;选"屦"而弃"履",更非也。
王强伟[7]（2017）在《“先知”与“圣人”：古代犹太教与儒学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比较研究是宗教学的主要进路之一。犹太-儒学比较研究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本文选取“先知”与“圣人”这两个重要角色作为个案,在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的范围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比较研究首先以厘清比较对象的内涵为基础。我们对于“先知”的理解往往集中于“预先知晓”或“预告”等功能,其实这是始自希腊语翻译的一种误解。同时,汉语语境中对“先知”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难免也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从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和《塔木德》）出发,重新理解“先知”的4个不同名号以及犹太传统的“先知”界定,揭示出先知主要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圣人”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最高级别的理想人格,这种理解导致“圣人”成为一个虚体的概念,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角色意义。通过从字形演变、传世经典和出土资料等方面对“圣”进行溯源考察和重新思考,我们厘清“圣”经历了一个从出众的“听”“说”等感官能力到超绝的“智慧”理性能力,最终演变为一种儒家美德的过程。儒家“圣人”即被视为具备了这些能力和美德的杰出人物。聚焦于智慧、美德等维度来理解“圣人”,导致对其所本有的感官能力、宗教意义有所忽视。从宗教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圣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古代儒学的文化品格。比较分析“先知”与“圣人”的源流与解释传统可知,“先知”与“圣人”作为重要的人物角色,同时具有历史真实和经典意义的双重维度,而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更为注重从信仰的角度突出他们的重要性。比较研究可以有多元化的进路,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先知与圣人之间的“互鉴式”解读。首先,不同文明之间相向进行的经典翻译是反映双方相互认知和理解程度的重要载体,考察“互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流失,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都可以通过经典翻译来发现对方的理解:儒家经典中的“先知”概念是中文《圣经》（?）/Prophet译名所借助的本土文化资源,而英文、希伯来文则使用《圣经》中的Sage/（?）来对译“圣人”。翻译即理解,然而结合这些角色概念在各自传统中的定位来看,这种“互译”都没有准确传达出概念的本义,从而构成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其次,对摩西和孔子进行“互鉴式解读”,是继概念厘定和译名辨正之后所进行的具体人物角色对比。“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集大成者”孔子,作为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圣人”的典范代表,二者的身份和地位具有相似性。然而,二者在各自传统中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序列定位,孔子是儒家圣人传统的“终结者”,而摩西被奉为先知传统的“启动者”。最后,在“互鉴式解读”的过程中,我们不回避那些标识了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传统“圣人”的文化独特性,例如与先知相关的“预言”概念、真假先知判断等问题,以及儒家“圣人”作为最高的人格典范意义,在对方传统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比较点。我们认为,这种“不可比性”彰显了“先知”与“圣人”的文化特性,同样是比较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还是经典来看,“先知”与“圣人”都不仅仅是理性的伦理倡导者,他们同时也承续了各自传统中的宗教（性）因素。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担负着沟通超验的终极存在与世俗生活之间“中保”的角色和职责。先知的“中保”意义主要体现为先知是上帝的“传言人”,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同时他又是神人之间的“调解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代表民众与上帝商讨,为民请命;圣人的“中保”意义则体现在圣人被视为与“天”沟通的唯一渠道,“圣人”是“天道”的知晓者和传达者,传达“天道”以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其不同在于,先知只能原样传达上帝的话语,而圣人在悟晓“天道”时融合了自身的学识和人生经验,因而存在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与各自传统中的宗教角色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先知与祭司并非始终决然对立,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的伦理主张和部分先知同时具有的祭司身份,反映出来二者之间存在的和谐关系;早期儒家经典中可见大量“圣人”作为神秘宗教角色的叙事,研究还揭示出“圣人”与“巫”之间存在承继脉络,“巫”乃“圣人”之原型,古代儒学的宗教性因素不容忽视。揭示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及其与宗教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是对理性主义“文明突破论”主张的有力回应。任何宗教都需要外在规范,以表达其内在价值理念。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作为各自传统中“价值”的主要传达和阐述者,他们面对这种内-外之间的张力关系,作出了各自的回应。犹太教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律法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礼仪,一般认为先知与这些外在规范之间是对立互斥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贬低律法-礼仪的倾向。研究表明,犹太传统始终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性,古代犹太教经典传达出“先知是律法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这一观念。我们认为,先知的伦理批判并非指向律法-礼仪本身,而是倡导一种适宜的信仰表达形式;流放归来的先知更加积极地支持律法-礼仪,以获取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儒学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形式,礼乐制度来自于“圣人”对天地运作秩序的观察与效仿,“圣人”被视为儒家礼乐的创制者;孔子虽然应仍时代处境实现了对礼乐文化的转化,但是他并未彻底拒绝和摒弃礼乐,“述而不作”同样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先知之于律法,纵然无法与儒家“圣人”的制作之功相媲美,但是他们与孔子继承并转化礼乐的主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先知与圣人的这种主张表明,追求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的武断立场,才是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有益路径。政治是宗教在世俗领域的延伸,这在古代世界尤为显着。“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先知（撒母耳）见证了古代以色列君权的建立,曾先后膏立最早的两位君王,表明君权来自神授及其合法性。先知参与建立的政权新模式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严格监督,君王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进行统治,否则将会遭到来自先知的批判。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儒家“圣人”在思考政权来源时追溯至“天”,周公致力于论证政权更迭是因为亡国统治者失德,导致“天命转移”,惟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信仰成为了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圣人”与政权之间关系中的“圣王”、“德治”以及谏诤等概念,均与“敬德”有关。因此,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先知”与“圣人”表现出极大相似性,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所不同的是,先知始终贯彻“信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阐发出“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为儒学铺就了一种人文底色。本文在犹太-儒学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通过溯源“先知”和“圣人”的本义,从犹太传统出发重新认识和思考“先知”,从宗教角度重新思考“圣人”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经典互译、“互鉴式”解读等多元方式,思考并推进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而系统地展示了传统经典中“先知”与“圣人”在宗教渊源、价值表达、政治参与等共同议题中相同而又别具特色的应对方式,尤其注重从宗教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二者对于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义,以期在此基础上推进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理解,为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基础。
金梦鸽[8]（2016）在《《说文解字》虫部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说文解字》由东汉许慎编撰,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解说字义、分析字形的字典,是一部杰出的文字学着作,在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大徐本《说文解字》虫部字为研究对象,对虫部字形、音、义进行分析和探究,探究其中的规律和特点,进而探讨《说文解字》对汉字研究的方法与特点。本文分“绪论”、“虫部及虫部字”、“虫部字结构”、“虫部字意义”、“结语”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虫部字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介绍关于虫部字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虫部及虫部字。首先从体例、属字、部序与部类、属字排序四个方面对虫部及虫部内容进行概述,指出虫部在动物部中在属字数量、重文数量等方面属一般情况。然后与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进行比较,在属字、序列、注语等三个方面有六处差别,差异较小。再后考察虫部字的源流,对甲骨文、金文、《说文解字》小篆及现代汉语通用字中的虫部字进行数量统计、意义对比和演变分析,并阐述其原因。第三部分虫部字结构。考察虫部字153个正字的结构。对虫部字意符、声符进行分类和统计,形成对虫部字意符和声符的整体认识。通过分析虫部字意符,进一步考察《说文解字》意符的层次性;统计150个声符的声韵覆盖率,针对汉字同音字声符特点进行了说明。考察15个重文的意符、声符换用的情况。总结虫部字及《说文解字》汉字析形特点。第四部分虫部字意义。考察虫部字的意义,进行意义分类,归纳总结虫部字的意义特征;对比《辞源》、《现代汉语词典》进行古今意义分析,描述虫部字古今用字、意义变化不大等情况,揭示其演变原因。第五部分结语。归纳重要结论,总结创新与不足之处,对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徐学标[9]（2014）在《史官主书与秦书八体》文中指出本文由“史官主书研究”与“秦书八体研究”两大部分构成。“史官主书研究”重在说明“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秦书八体研究”重在逐个解决“秦书八体”中各体名实问题。尽管两部分主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然二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中,“史官主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是研究“秦书八体”的前提基础；而“秦书八体”中各体名实问题的解决,则可进一步坐实“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这一结论。近世以来,史官文化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学术以史官文化为根本渊薮,史官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而史官文化与史官职能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官是史官文化的创造者,史官职能决定了史官文化的性质与内容。刘知几《史通》谓：“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所司繁庶是史官职能的一大特色。史官职能虽多,然作为其基本职能的却只会有一种,这种基本职能是不同职司、不同名目的史官之所以为“史”,之所以能够统称为“史”的根本原因,是各类史官的共通职能。“史官主书研究”所主要解决的,就是这种史官的基本职能问题。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不同类型、不同名目史官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深入而准确地把握史官文化产生及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与基本脉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龚自珍《古史钩沉论》谓：“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从史官与文字的关系来分析,史官的基本职能只会是与文字的应用有关。而文字的应用则包含有“主书”与“主文”两个方面的内容。那么,作为史官基本职能的到底是什么,是“主书”,还是“主文”,亦或是二者的综合呢?“张家山汉简”《史律》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史官基本职能提供了最为原始、最为真实、最为直接的论据材料——《史律》规定汉初史学僮所考课的两项内容：“十五篇”与“秦书八体”,就是为“史”者所应当具备的基本业务职能。“史官主书研究”,首先对研究的对象“史官”作出了明确界定,将史官区分为“五史”与“府史”两大类,进而分析了史官与文字的关系,并将文字的应用析分为“主书”与“主文”两个方面,以此配合“张家山汉简”《史律》中有关史学僮课试内容的记载,论证得出了“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这一结论—《史籀篇》的字书性质,以及“秦书八体”的书体性质,反证了“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其中,将《史律》用之于对史官基本职能问题的论证,是该部分的核心内容。“秦书八体”是指通行于秦代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八种书体。其名始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序》,然许慎也只是对这八体之“数”与“名”,进行了简单罗列,对于八体中各体的具体所指、用途、得名原因等,未做任何展开说明。历来治《说文》者,对此亦是诉讼纷纭,莫衷一是。近世以来,随着秦汉文字资料的不断出土面世,以及中国早期书法史、文字演变史、文化教育史等研究的日趋深入,“秦书八体”相应的也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既有对“秦书八体”进行宏观性系统研究者,也有对“秦书八体”中的某几种书体进行对比研究者,而更多的则是对“秦书八体”中的某一种书体进行单独研究。纵观以往诸家所论,发觉他们在论证方法上,均存在一个共同的缺憾,即过多措意于“秦书八体”中各体之间的“名实”差异,而忽略了对“八体并举”的产生年代,以及“秦书八体”性质、用途等的关注,突出表现为没有将“秦书八体”与“史官职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按《说文解字·序》、《汉书·艺文志》及“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载,作为秦及汉初出现的“秦书八体”,是史学僮的两项必修内容之一,而史学僮必修的两项内容构成了史官的基本职能——“主书”,由此决定了“史官主书”与“秦书八体”之间,具有了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对应关系,我们足可以从史官的“主书”职能入手,对“秦书八体”中各体名实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专项研究。从史官的“主书”职能来分析,有关“秦书八体”的诸多传统成说皆有可商之处。篆书：历来论及篆书名实者,无不以秦《泰山刻石》小篆为标准字样而求篆“名”之由来,实际上这种做法,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刻石在汉之前只是偶尔为之,非官方一般用字范围：据金其桢《中国碑文化》考证,始皇时期总共立了九块记功刻石,西汉碑石也仅仅只有十余块。秦及汉初政府断然不会仅仅为了这偶尔一用的碑石,而规定全国的史学僮每年都要学习刻石文字；刻符：以《阳陵虎符》、《杜虎符》等兵符上的文字为刻符之正宗,几成定论,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兵符是一种数量极少（每个朝代最多制造三百余枚）,用途郑重的特殊信物,一般史官根本无法接触到它（能够接触到它的一般是帝王与郡国守相）,更谈不上制作虎符,在虎符上刻字。秦及汉初政府要求全国的史学僮都要学习这种穷其一生都很难接触到的兵符文字,毫无道理；摹印：对摹印的认识,以唐兰的“规摹”之说影响最大：“摹印是就印的大小,文字的多少,笔画的繁简,位置的疏密,用规摹的方法画出来的。”然而,一方面“摹成”的印文是反字,任何时代的政府都不会将一种反字作为特殊书体,要求全国的史学僮学习；另一方面,印章制作是中央所属少府的职责,能够到少府机构参与印文制作的史官毕竟是极少数（汉制定员六人）,秦及汉初政府不可能仅仅为了这极少数史官的职务所需,而规定全国的史学僮都要学习如何摹写印稿；虫书：以往学者大多都把出自汉以前尚方工技之手的装饰性花体字,当作虫书。实际上,无论是从书体作者,还是从幡信功用而言,虫书都不可能是装饰性花体字；署书：徐锴《说文系传》引萧子良说：“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阙。”即是说署书是用来题写宫阙之名的。汉初与民生息、无为而治,不可能有很多宫阙需要题署。言萧何为此专门创造一种书体,并规定每年全国的史学僮都要学习它,很显然与汉初社会现实不符；殳书：以殳书为“铭于戈戟之文”,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认识。然秦立国之初,即颁行销兵令：“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将兵器制造权收归中央,并置尚方令掌管兵器制造事宜,尚方之下又设若卢和考工室负责兵器制造的具体工作；汉初,中央所属少府下设考工令室,负责制造弓弩刀铠等兵器。而按《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序》及“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载,秦及汉初除全国课试第一名的史学僮到中央所属尚书机构担任卒史外,其余为史者一律都到地方郡县去做令史或佐史。这些地方郡县的史官几乎无人能够接触到兵器制作事宜,倘若殳书果真是指“铭于戈戟之文”,那么绝大多数的史学僮根本没有必要学习这种将来用不到的技能。“秦书八体研究”,首先对“秦书八体”最初产生的年代、作用、性质等宏观问题进行了综合论证,得出了“秦书八体,是与‘史官主书’的基本内容相对应的,以官府日常行政用字为主的八种主要官方用字,是‘史官主书’的主要书体内容”这一结论,以此作为根本出发点,对“秦书八体”之各体名实问题进行了逐个研究。认为八体中的“篆书”（包括大篆、小篆）与“隶书”是适用于简册的一般官府文书用字。篆、隶之名皆相对而出,“篆”为“掾”之同源后起字,“掾”是秦代专司文字工作的政府吏员,是官方文案的主要责任者,因这些文案,大多都要直接呈报给始皇帝及中央所属机构,故规定必须以正体来书写,篆书之名也即因此而起。作为与篆书之名同出的“隶书”,也只能是因其使用的对象为“徒隶”而得名：八体中的“刻符”,是指“竹质符”上的墨书文字,而非一般史官接触不到的兵符上的刻铸铭文。刻符之“刻”,并非指的是用刀在符信上锲刻文字,而是指“竹质符”上的“刻齿”；八体中的“虫书”,用于书写幡信。幡信的功能,决定了这种书体不可能是装饰性花体字。虫书之“虫”是指狭义上的蝮虫,之所以称“虫”,是因为这种文字线条屈曲蜿蜒,形如抽象之蝮虫；八体中的“摹印”,是指官方印信及封泥上的文字,因这种文字用于摹写印面,故而命名为摹印；八体中的“署书”,是指用以封检题署、悬法,及署门户等的文字。这种文字在风格上与通常情况下的官方用字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只不过其字形一般都写得较大、风格较庄重而已；八体中的“殳书”,并非是指“兵器铭文”及“刚卯、栒邑权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在秦及汉初尚未以“觚”命名字书文字之前,殳书最大的可能性是对字书文字的命名。同时,从史官的“主书”职能来分析,传统观点以为史书中所出现的“秦书八体”与秦统一全国后实行的“书同文”政策相矛盾,以及今所见秦代文字资料与“秦书八体”之名不符等一系列问题,也会涣然冰解。因为,“秦书八体”是与“史官主书”主要内容相对应的,不同场合下的官方用字,并非是指这八种书体的文字构造各自不同；“秦书八体”是“史官主书”的主要书体内容,并非是说秦代总共有这八种书体,也并非秦代所有的官方用字全部能够涵盖在这八体之中。
聂富博[10]（2013）在《《说文解字》“多形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据统计,《说文解字》中"多形字"共64个。学术界对"多形字"的认识看法不一,有人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人则反对。我们认为"多形字"是不存在的,《说文》对"多形字"的分析存在错误,许慎将本是象形、会意、形声字（一形一声）的字错析成了多形字,这是由《说文解字》成书的时代局限性导致的。
二、金文中的“履”字及其演变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文中的“履”字及其演变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汉语工具格介词的来源及发展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与虚词专着或词典相关研究 |
| 1.2.2 工具格介词的相关研究 |
| 1.2.3 对具体工具格介词的相关研究 |
| 1.3 工具格的界定与工具格介词 |
| 1.3.1 工具格的界定 |
| 1.3.2 工具格介词的界定 |
| 1.3.3 工具格介词功能扩展的区分 |
| 1.4 研究对象、意义及内容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意义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
| 1.5.1 研究理论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语料来源 |
| 2 伴随到工具 |
| 2.1 “以”的来源 |
| 2.1.1 “伴随——工具——材料” |
| 2.1.2 “工具——方式” |
| 2.1.3 “工具——凭借——依据” |
| 2.1.4 “工具——凭借——原因” |
| 2.2 “以”的发展 |
| 2.2.1 春秋时期至汉代 |
| 2.2.2 魏晋至明清时期 |
| 2.3 小结 |
| 3 使用到工具 |
| 3.1 “用”的来源及发展 |
| 3.1.1 “用”的来源 |
| 3.1.2 “用”的发展 |
| 3.1.3 小结 |
| 3.2 “着(着)”的来源及发展 |
| 3.2.1 “着(着)”的来源 |
| 3.2.2 “着(着)”的发展 |
| 3.2.3 小结 |
| 4 持拿到工具 |
| 4.1 “将”的来源及发展 |
| 4.1.1 “将”的来源 |
| 4.1.2 “将”的发展 |
| 4.1.3 小结 |
| 4.2 “把”的来源及发展 |
| 4.2.1 “把”的来源 |
| 4.2.2 “把”的发展 |
| 4.2.3 小结 |
| 5 依靠/依凭到工具 |
| 5.1 “依”的来源及发展 |
| 5.1.1 “依”的来源 |
| 5.1.2 “依”的发展 |
| 5.1.3 小结 |
| 5.2 “凭”的来源及发展 |
| 5.2.1 “凭”的来源 |
| 5.2.2 “凭”的发展 |
| 5.2.3 小结 |
| 5.3 复音介词“依/凭着”的来源及发展 |
| 5.3.1 “依着”的来源及发展 |
| 5.3.2 “凭着”的来源及发展 |
| 6 随行/顺行到工具 |
| 6.1 随行到工具 |
| 6.1.1 “从”的来源及发展 |
| 6.1.2 “由”的来源及发展 |
| 6.2 顺行到工具 |
| 6.2.1 “遵”的来源及发展 |
| 6.2.2 “循”的来源及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与思路 |
| 第一章 明清以后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 |
| 第一节 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 |
| 一、崔述的上古史观 |
| 二、康有为的上古史观 |
| 第二节 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 |
| 一、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编年体系研究 |
| 二、18世纪汉学先驱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
| 三、19-20世纪新教传教士及汉学家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四、20世纪初日本汉学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 |
| 第一节 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 |
| 一、“神话”一词的最初引入问题 |
| 二、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译介 |
| 三、新式中国通史与历史教科书的创作 |
| 第二节 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 |
| 一、梁启超的新式中国通史 |
| 二、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 |
| 第三节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
| 一、两种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三、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
| 第三章 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第一节 顾颉刚前期的大禹研究 |
| 一、“层累说”与大禹神话传说问题的提出 |
| 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
| 三、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四、“层累说”以及大禹研究的中西渊源 |
| 第二节 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 |
| 一、1930年代以后的学术方向(一)——战国秦汉史研究 |
| 二、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 |
| 三、1930年以后的学术方向(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 |
| 四、顾颉刚、童书业的《鲧禹的传说》 |
| 五、顾颉刚的夏代史观 |
| 第四章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 |
| 第一节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 |
| 一、神话与历史的关系 |
| 二、神话与宗教的关系 |
| 三、神话与民族的关系 |
| 第二节 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杨宽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三节 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丁山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五章 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 |
| 一、顾颉刚的考古学情结 |
|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建设 |
| 三、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 |
| 四、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 |
| 第二节 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 |
| 一、神话学概论与神话整理研究中的大禹 |
| 二、闻一多、孙作云图腾理论和“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的大禹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册命礼与西周官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和目的 |
| 二、课题研究的现状 |
| 三、本文的结构、研究方法与指导思想 |
| 第一章 西周册命金文范畴的初步界定 |
| 一、学术界对册命金文特征和范畴的界定及其得失 |
| 二、含有“册命”一词的西周金文统计 |
| 第二章 西周册命金文的特征 |
| 一、西周册命金文的格式诸要素 |
| (一) 册命的时间 |
| (二) 册命的地点 |
| (三) 宣命的史官 |
| (四) 册命礼的“右者” |
| (五) 册命礼中的周王赐物 |
| 二、周王册命的内容 |
| (一) 管理直属周王室的财产 |
| (1) 关于隶属王室群体的管理权 |
| (2) 关于隶属王室的山林川泽土地的管理权 |
| (二) 贵族间纠纷的仲裁权及服贡征收权 |
| 三、册命金文的特有用语 |
| 第三章 西周册命金文总计 |
| 一、有明确职事之册命文 |
| 二、无明确职事授予的册命金文 |
| 三、西周时期的册命金文总数 |
| 第四章 册命礼中“右者”的身份 |
| 一、“右者”与“傧”、“摈”的关系 |
| 二、“右者”的身份考察 |
| (一) 王朝的执政大臣与册命礼中“右者”的关系 |
| (二) 册命礼中担任“右者”的“公” |
| (三) 册命礼中的其他“右者” |
| 三、“右者”与受命者的关系 |
| 第五章 册命礼与受命者 |
| 一、受命贵族的出身及政治地位 |
| (一) 不能判明身份的受命者 |
| (二) 使用“日名”的受命者 |
| (三) 出身于周人的受命者 |
| 二、册命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 受命者对册命制度的需求 |
| (1) 受命者对生存资源的需求 |
| (2) 受命者对提升政治地位的需求 |
| (二) 王室对册命制度的需求 |
| (1) 削弱大族世袭职权 |
| (2) 强化王室对下层贵族的管控 |
| (3) 有效管理王室直属领地和人口 |
| 第六章 册命制度的影响 |
| 一、册命制度的负面因素与西周的灭亡 |
| (1) 册命制度对王室造成的冲击 |
| (2) 西周末年的局势 |
| 二、结语 |
| 附录: 西周册命金文汇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5）中国古代“典册”一词源流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 |
| 0.2 研究现状 |
| 0.3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0.4 创新与不足 |
| 1 “典册”一词的起源 |
| 1.1 “典”的起源 |
| 1.2 “册”的起源 |
| 1.3 “典册”的形成及其原始含义 |
| 2 “典册”一词的演变 |
| 2.1 “典册”词义演变的基本历史脉络 |
| 2.2 “典册”一词总体应用情况分析 |
| 3 “典册”一词各具体词义分析 |
| 3.1 记载典章制度等的重要册籍 |
| 3.2 封建朝廷的重要文书 |
| 3.3 帝王的册命 |
| 3.4 泛指图书、文章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先知”与“圣人”：古代犹太教与儒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西方文明源头辨识与中国犹太认知 |
| 二、“先知”与“圣人”比较:何以可能?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立场与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思路、结构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先知”与“圣人”:概念源流与解释传统 |
| 第一节 “先知”的源流与传统 |
| 一、“先知”的出处:犹太传统的“先知书” |
| 二、“先知”释义 |
| 三、“先知”:误读与正解 |
| 第二节“圣人”的源流与传统 |
| 一、“圣”的文字学溯源与流变 |
| 二、“圣”和“圣人”释义 |
| 三、解读“圣人”的两条进路 |
| 小结 |
| 第二章 互为镜鉴:“先知”与“圣人”的对照式解读 |
| 第一节 经典文献与翻译中的“先知”和“圣人” |
| 一、汉语文献中的“先知” |
| 二、异域的“圣人”:Sage与(?) |
| 第二节 “先知”与“圣人”典范:摩西与孔子 |
| 一、摩西:“最伟大的先知” |
| 二、孔子:“集大成者” |
| 第三节 “卓然自立”:先知与圣人的独特性 |
| 一、预言以及先知-预言的真假判断标准 |
| 二、儒家圣人:现世的人格典范 |
| 比较与讨论 “先知”与“圣人”:跨文化认知与文化独特性 |
| 第三章 神圣与世俗:先知与圣人的宗教渊源 |
| 第一节 先知、圣人的“中保”身份 |
| 一、上帝-先知-以色列 |
| 二、上帝/天-圣人-民 |
| 第二节 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 |
| 一、希伯来先知与祭司的宗教关联 |
| 二、儒家圣人的宗教文化渊源 |
| 比较与讨论 从宗教(性)反思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 |
| 第四章 律法与礼乐:先知与圣人的价值表达 |
| 第一节 先知与律法:水火不容抑或互为补充? |
| 一、先知与律法的辩证关系 |
| 二、重新思考先知对律法或礼仪的批评 |
| 第二节 圣人与礼乐:制作、损益与转化 |
| 一、圣人:礼乐的制作者 |
| 二、圣人对于礼乐文化的转化 |
| 比较与讨论内 在价值与外在规范关系反思 |
| 第五章 崇信与敬德:先知与圣人的政治参与 |
| 第一节 先知、圣人对政权来源的思考 |
| 一、先知与古代以色列王权的建立 |
| 二、圣人与儒家的政治权力来源 |
| 第二节 先知、圣人与政权的关系模式分析 |
| 一、先知以宗教与政权抗礼 |
| 二、圣人因道德而为“圣王” |
| 比较与讨论 先知与圣人的政治观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说文解字》虫部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步骤 |
| 第二章 虫部与虫部字 |
| 2.1 虫部内容 |
| 2.1.1 体例 |
| 2.1.2 部序与部类 |
| 2.1.3 属字 |
| 2.1.4 属字序列 |
| 2.2 版本及差异 |
| 2.2.1 属字 |
| 2.2.2 属字序列 |
| 2.2.3 注语 |
| 2.3 虫部字源流 |
| 2.3.1 甲骨文中的虫部字 |
| 2.3.2 金文中的虫部字 |
| 2.3.3 现代汉语通用字中的虫部字 |
| 第三章 虫部字结构 |
| 3.1 虫部字结构 |
| 3.1.1 象形 |
| 3.1.2 会意 |
| 3.1.3 形声 |
| 3.2 虫部字意符 |
| 3.2.1 关于汉字表意部件 |
| 3.2.2 虫部字意符 |
| 3.2.3 关于蜀部 |
| 3.2.4 重文中的意符替换 |
| 3.3 虫部字声符 |
| 3.3.1 虫部字声符 |
| 3.3.2 声符声类分布 |
| 3.3.3 声符韵部分布 |
| 3.3.4 关于音同音近字 |
| 3.3.5 重文中的声符替换 |
| 第四章 虫部字意义 |
| 4.1 虫部字意义 |
| 4.1.1 动物名称 |
| 4.1.2 动物动作行为 |
| 4.1.3 动物性状 |
| 4.1.4 其他 |
| 4.1.5 虫部字意义特征 |
| 4.2 虫部字古今意义 |
| 4.2.1 消失的虫部字 |
| 4.2.2 本义用他字表示 |
| 4.2.3 本义是常用义 |
| 4.2.4 本义不是常用义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史官主书与秦书八体（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回顾与评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上篇 史官主书研究 |
| 第一章 史官所指及其内涵 |
| 一、史官的界定 |
| 二、史官两大类—五史与府史及其相互关系 |
| 三、史官的畴官性质 |
| 第二章 史官“主书”与“主文” |
| 一、史官与文字的关系 |
| 二、史官“主书”与“主文”的界定 |
| 三、史官“主书”与“主文”的关系 |
| 第三章 从“张家山汉简”《史律》谈史官的基本职能 |
| 一、“张家山汉简”《史律》与史官基本职能的关系 |
| 二、“十五篇”即指《史籀篇》 |
| 三、《史籀篇》是有关六书理论的史学僮专业字书 |
| 四、“主书”是史官的基本职能 |
| 第四章 “史官主书”的基本内容 |
| 一、“史记” |
| 二、与官文书制度有关的书写 |
| 三、与档案制度有关的书写 |
| 四、与符信制度有关的书写 |
| 五、与文字管理制度有关的书写 |
| 下篇 秦书八体研究 |
| 第一章 秦书八体综论 |
| 一、八体并举产生于秦汉之际 |
| 二、八体皆属秦文范畴 |
| 三、八体实为二体多用 |
| 四、秦书八体是“史官主书”的主要书体内容 |
| 第二章 秦书八体之篆书研究 |
| 一、篆书名实之争评议 |
| 二、篆书之“实” |
| 三、篆书之“名”的由来 |
| 第三章 秦书八体之刻符研究 |
| 一、刻符研究述评 |
| 二、符的材质构成与基本应用制度 |
| 三、刻符是指施用于竹质符上的手书文字 |
| 第四章 秦书八体之虫书研究 |
| 一、虫书研究述评 |
| 二、虫书非装饰性花体字 |
| 三、虫书的风格特征 |
| 四、虫书之“名”的由来 |
| 第五章 秦书八体之摹印研究 |
| 一、唐兰“规摹”说评议 |
| 二、“摹”与“模” |
| 三、摹印之“名”的由来 |
| 第六章 秦书八体之署书研究 |
| 一、署书之“署” |
| 二、署书的三种主要用途 |
| 三、署书的风格特征 |
| 第七章 秦书八体之殳书研究 |
| 一、殳书为“兵器铭文”说献疑 |
| 二、殳书为“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旧说献疑 |
| 三、殳书为“秦及汉初字书文字”试说 |
| 第八章 秦书八体之隶书研究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隶书的产生年代 |
| 三、隶书之“实” |
| 四、隶书之“名”的由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说文解字》“多形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说文解字》“多形字”的认识 |
| 二、《说文解字》“多形字”的数量及其成因 |
| 三、《说文解字》“多形字”辨正 |
| (一) 将象形字误认作多形字 |
| (二) 将会意字误认作多形字 |
| (三) 将一般的形声字误认作多形字 |
四、金文中的“履”字及其演变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广韵声系》钝音字谐声关系订误[D]. 王雪. 西南大学, 2021
- [2]汉语工具格介词的来源及发展考察[D]. 钟芳剑.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3]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D]. 郭佳. 山东大学, 2019(09)
- [4]册命礼与西周官制研究[D]. 黄明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5]中国古代“典册”一词源流考[D]. 李丹. 辽宁大学, 2018(01)
- [6]《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校勘一则[J]. 王彤伟. 汉语史学报, 2017(02)
- [7]“先知”与“圣人”：古代犹太教与儒学比较研究[D]. 王强伟. 山东大学, 2017(12)
- [8]《说文解字》虫部字研究[D]. 金梦鸽. 山东理工大学, 2016(02)
- [9]史官主书与秦书八体[D]. 徐学标. 山东大学, 2014(11)
- [10]《说文解字》“多形字”研究[J]. 聂富博.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