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物血防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刘纯一[2]（201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将华侨华人问题视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由之前的革命手段转变为政府行为,侨务政策也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中国政府在外交策略的考虑着眼,做出了相应的历史性调整,国内以安置归侨侨眷工作为主,国外则将处理好与华侨住在国的关系摆在首位。“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领域遭遇重创,海内外广大侨胞因此蒙上一层深重的心理阴影,中国国家形象、国民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各领域逐步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亦重新对“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进行确定,以“改正错误、重聚人心”为指导,更是对以往的政策失误进行了系统的纠偏,而恢复侨务工作、落实侨务政策也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毫无疑问,侨务政策的制定依据及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对于促成与之形成新团结、新合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侨务工作作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成为了中国总体发展布局的战略性工作,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得益于邓小平等中央高层的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一系列表态,为侨务工作冲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在改革开放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与遵循。其后,中国政府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根据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到几千万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作用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进而不断调整侨务工作的整体性思路,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充分利用海外华侨华人资金、智力资源,调动国内归侨侨眷的积极性,使侨务工作迅速打开新局面,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的侨务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中国侨务政策调整转变的历史进程,既有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压力,更多的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是,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内容进行考察,通过对过往政策历史的回溯,进而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宏观背景,阐明这一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着重论述改革开放初期侨务政策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践价值。从而深入挖掘侨务工作与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并从中分析阐明侨务政策规定内容及其在调整中和实践中的变动因素,继而试图从时代背景和形势发展中对这种变化予以合理的解释。笔者参考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注意理解把握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探讨中央在制定出台侨务政策时的现实考虑,以及地方在执行落实侨务政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社会变迁、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后（1978-1992）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的实际影响,思考侨务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努力方向,为进一步改进侨务工作以使之更好地融入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提供参考意见。
林矫矫[3]（2019）在《我国家畜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防控进展》文中提出本文介绍了我国家畜血吸虫病造成的危害及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回顾了我国家畜血吸虫病的防控历程,及不同防控时期家畜血吸虫病流行情况;指出虽然我国家畜血吸虫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影响血吸虫病流行与传播的多种因素依然存在,该病在局部地区仍有死灰复燃或疫情回升的风险。血防工作者需继续加强疫情监测和重点地区防治力度,巩固防控成果,突破消除家畜血吸虫病的关键技术难点,探讨提出精准防控技术措施和策略,推进我国消除血吸虫病进程。
俞凌欣[4]（2019）在《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文中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贵池县位于长江中下游,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特别适宜血吸虫的生长繁殖,以致成为全国十大血吸虫病流行重灾区之一。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血吸虫病曾经严重危害贵池疫区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产生活,极大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迅速恢复疫区经济,贵池县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及时成立血防领导组织和专业防治机构,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积极采取行动,认真开展血防各项工作。一是加强血防政策和血防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增强卫生意识,改变陋习,并自觉地投身到消灭血吸虫病斗争中;二是采取“查、治、灭、管、防”等综合防治措施,齐头并进,并结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展大规模群众性血防运动。从1950年到1965年,经过十六年艰苦奋斗和不懈探索,贵池县的血防取得了显着成绩。钉螺面积有所缩小,大多数患者都获得有效治疗,疫区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也走过一些弯路,一度出现了很多波折甚至失误。总体上1950-1965年贵池血防经历了一个由兴起、高潮至低潮、恢复的曲折起伏过程,反思和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在群体与疾病反复抗争中隐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元素,贵池血防是全国血防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愈挫愈勇、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李立军[5]（2017）在《群策群力战“瘟神”——1949—1978年的浙江血防工作》文中研究指明血吸虫病在中国为害2000多年,浙江曾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展开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本文运用比较丰富翔实的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把浙江血防的历程分为初步防治、全面防治、基本停顿、再掀高潮四个时期,比较翔实地描述了各个时期浙江所做的工作,从而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从1949年浙江解放至1978年浙江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历程,并总结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必须坚持执政党的强力领导、必须坚持群策群力、必须坚持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三条经验,从而为今后的血防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余泱川[6]（2012）在《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文中提出研究目的根据《当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当代”一词作为一个史学概念,“一般指建国后到现在这一时期”。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当代中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医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被质疑、被限制的处境,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与西医并行的医学体系的地位,重新获得官方与民间的承认,中医的学术研究与临床医疗都在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纳入正轨,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也是国家对于中医政策、中医学术研究方向的探索期,从提倡“中医科学化”、“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政策的制定与修正频现；从以“科学化”革新中医药学术经验,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再到强调实践的中医学术研究,30年间中医学术研究的方向、模式及重点亦不断发生变化。唐太宗说：“以史为鉴”,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医学术的发展情况,可为重要的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成果存史,观察学术研究特征的嬗变,更重要的是可以对今天中医学术研究的现状知所从来,探究那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成果从萌发、积累到走向成熟的具体过程,为今后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医学研究不能脱离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个人体质等因素,而中医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正好重视了这些内容”。地域医学虽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因对于医学史及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迅速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广东具有悠久的中医学术、医疗传统,同时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最早受到现代化思潮冲击的地区,广东既是西医在华发展的中心地带,又是最早萌发中医革新思潮和中医现代化教育的地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中医学术革新,理论大讨论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广东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地域经济、文化明清以来的勃兴,促使岭南地域医学随着建国后对中医学术研究的深入而结出硕果。本论文通过对广东建国后的中医学者群体,学术发展特征,政策、文化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冀望可以发现1949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特征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因素。学术界对香港中医发展情况从前关注不多,但随着陈存仁、谢永光等一批在港名医的着述出版,该地中医史的研究价值逐渐凸显。香港毗邻广东,新中国成立以前,两地医学交流频繁,当时几乎所有香港的名医都是祖籍广东的客籍人士,香港的中医医疗、教育、学术研究莫不赖历年迁港的内地名医推动,而大陆解放前一批“海派名医”迁港的历史意义尤为重大,他们在香港着书、兴学、行医,使香港变为大陆之外的第二个中医学术中心。该时期香港有代表性的医家、医着、中医学校、学术活动少有系统的记述,本研究力图对1840年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香港代表医家的生平事迹、着作；着名的医学院校,重要的学术活动进行研究,力图勾勒出百余年来香港中医发展的概貌,另外特别对“迁港中医”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对香港中医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包括文献的查找,资料的收集、鉴别、整理、汇编等。文献研究法是基础工作开展时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资料调研收集,资料归类汇编。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有三大来源：一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藏书,收集内容包括了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中医学术期刊、专着、会议文献、研究成果汇编、政策公文汇编等等；二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收集内容主要是历年来政府发布的卫生政策法规原文,关于中医医疗、学术的统计数据,以及少量出版地在香港的学术文献；第三个来源是香港中医师陈永光先生所提供的大量的香港医家专着、中医教材、学术团体资料汇编等等。本研究按照医史文献学科研究方法与标准,其具体研究步骤为：①首先利用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内部书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书目查找所需文献。②然后按图索骥,以借阅、拍照、复印、扫描等方式获取文献,并将重点文献转换成10万字的数字形式以便利用。③最后将已获文献进行汇编,建立本研究专用的书目、文献目录,并以时间顺序、学科分类、医家姓名建立三种索引,配合已转换为数字格式的重点文献,形成一套可以按照文献内部、外部特征进行检索调阅的文献资料。本研究对于文献研究的标准是：引用文献全部为一次文献,文献版本尽可能获取首版,重要观点用文献原文体现。2、理论评述法：是采用归类分析、归纳演绎、传统阐释、相关对比等方法,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的相关研究方法为行业标杆,按照其行文规范的要求,概述和详述医家生平、重大政策、学术事件；凝练学者学术观点；总结单一或群体医家的学术倾向；将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进行对比；探索某一因素对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学术研究的观点、成果的影响。具体到论文内容中,对于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某一机构或某一医家的学术活动多采用记述法；对某一医家的着作内容、学术思想则采用传统阐释和归纳演绎的结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学术发展的特征研究采取的是归纳演绎与相关对比的结合。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9年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史研究,该部分以时间为序又分为三章。第一章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间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阶段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包括：“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全国及广东省的各项卫生统计数据等等；分析“中医科学化”政策在广东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及其成因。第二节介绍广东实践“中医科学化”的学者群体并分析其特征；记述广东当时的主要学术期刊及其学术倾向和刊登之有代表性的学术论着。第三节首先研究广东中医界在“中医科学化”中对如何看待传统理论以及学术革新途径、方法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归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持不同观点者的争鸣情况；其后概述当时广东中医界两份系统化阐述“中医科学化”原则、步骤、标准的学术整理方案并提炼其中的要点。第四节总结广东中医界实践“中医科学化”过程中在医学文献整理、中医理论研究、针灸、脉诊学、中药提炼等方面的各项成果。第五章分析该时期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即：①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②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③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④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第二章对1954至1965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两份重要的学术期刊,《广东中医》和《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的概况及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介绍当时主要的中医研究机构——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的概况及其对学术发展产生的影响。第二节论述1956、1957年间几篇探讨中医学术研究态度和具体观点的争鸣文章,分析这些论争产生的背景和其对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意义。第三节至第六节论述该时期广东中医研究在医学文献整理、地域医学研究、基础理论探讨、临床医学研究诸领域的研究活动及学术成果。第七节总结1954至1965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三章对1966至1979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中医脾胃学说在文献收集整理、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第二节论述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具体内容为在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针刺麻醉研究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第三节论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青蒿素、破伤风抗毒素、毛冬青等中药特效药的研究。第四节介绍侯灿、梁直英等人将现代医学、科学上的新方法、新理论引入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第五节总结1966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二部分是关于近代以来香港中医学史的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的研究内容是香港中医在医疗、教育、社团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概况。详细的记录了：①香港中医行医方式的演变及东华三院等医疗机构的发展历程；②香港中医在规模、办学方式上的发展以及着名中医学校的概况；③香港知名中医社团成立、合并、发展的状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二节的研究内容是“侨港中医”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医疗、学术、教育的影响。首先论述侨港中医的内涵并介绍历次中医侨港热潮及其历史成因；然后选取十余位祖籍广东及其他地区的侨港名医,重点论述其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重要着作；最后从整体上论述“侨港名医”对于香港中医事业的影响和贡献。研究结论以中医基本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学术研究模式、重点及方向的转变,学者主体的转变,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影响为依据,作者认为1949年至1979年的广东中医学术史应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至1953年,该阶段国家关于中医学术的政策是“中医科学化”,主要学术活动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关于中医学术革新意义、途径、目的的学术讨论以及在文献研究和剂型改进方面的初步实践。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54至1965年,国家及时对中医政策进行调整,鼓励对传统医学进行继承与发扬,推动中医高等教育和师带徒教育,广东的中医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探讨、地域医学、传染病防治等诸方面均获得丰硕成果。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9年,该阶段由于国家对中医研究重点的调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开始以中西医结合研究为主,强调临床实践,以重大疑难疾病的治疗为主要方向,在急腹症治疗、针灸麻醉、骨伤复位、特效药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上获得巨大成绩的阶段。广东作为全国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医学文化积淀使该地区在建国后的中医学术发展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①以临床实践为学术研究的导向和根本动力；②以国家政策支持为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③以知名学者和民间支持作为学术研究的支撑力量；④坚持中医本位,注重前人学术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特征决定了1949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未来中医学术研究事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甄雪燕[7]（2011）在《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传染病能够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同时又受到国家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文化习俗、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决定了传染病的流行程度。本研究拟通过回顾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情况,深入分析社会因素在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力度,为未来传染病防控工作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本研究将运用文献研究法汇集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料,运用实证研究法、理论研究法等,分析社会因素对中国近百年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研究结果：本课题研究结果主要包括：1.传染病的流行程度与流行趋势,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传染病是人类死亡原因的第一杀手,当时全国总人口以4.5亿计,城镇人口约占20%,为0.9亿；农村人口约占80%,为3.6亿,乡村死于法定疫病者,每年就高达197.64万,城市19.251万。我国当时全国总死亡率为30%。左右,其中15%是因传染病而致死的,疫死人数每年达到600万之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传染病的发病率由建国前十年的平均值4034.26（1/10万）,到八十年代降低为平均245.4（1/10万）,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的排名中也下降到第13位。社会因素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2.传染病严重破坏人类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据民国学者推算,民国时期,每因传染病死亡1人,即有22人感染,按照当时30%。的死亡率推算,全国4亿人口中患病者达到2640万人,患者医药费每日以最低数目1角计算,共计花费医药费为5280万元。相对比,以2003年防治SARS的相关资料为例,据资料显示,平均每个病人的治疗费用大概是10万元,按此计算,我国5000多个确诊病例就需要5个亿以上。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各级地方政府用于防治SARS的总费用数已超100亿元。从根本上说,传染病流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研究结论：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卫生防疫工作已经取得革命性胜利,包括：1.基本消灭烈性传染病；2.各种法定传染病得到较为稳定的控制；3.传染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4.传染病防控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5.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排名中由第1位下降到目前的第13位。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促使传染病正以更新、更强的态势对人类发起进攻,传染病防控出现新问题：1.传染病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2.传染病能够引起国家安全与稳定；3.传染病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4.传染病流行能够影响国际人口的流动。政策建议：政府对传染病的管理将成为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政府应始终将传染病防控问题置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的大背景下,重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平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卫生防疫服务体系。
唐小清[8]（2011）在《重庆市三峡库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措施示范研究中期评估》文中提出目的:了解重庆市三峡库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示范措施前期的实施情况,并初步评价其效果,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最大限度地保障项目的实施质量。方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来收集、整理及分析资料。1、定量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在重庆市开县和云阳县选取了692名居民、411名学生,收集到的定量资料经核对后采用双录入法,用EPIdata3.02建立数据库,并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2、定性研究:主要是运用不同的访谈提纲针对不同谈访对象,采用不同的定性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本研究主要运用了个人深入访谈和关键人物访谈两种定性研究方法,共访谈62人,采用Thematic Framework框架式法整理和分析资料。结果:1.定量研究结果血防知识改变情况:渠口居民血防知识及格率由8.5% （20/235）提高到17.7% （38/2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渠口学生血防知识及格率由6.3% （10/160）提高到75.6% （127/1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期调查渠口学生及居民分别与镇东及巴阳学生及居民的血防知识得分及格率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渠口居民血防知识及格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居民年龄和接受健康教育情况。渠口学生是接受健康教育对及格率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血防态度情况:三镇学生及居民害怕患血吸虫病者比例都在57.9% （124/214）以上;学生相信血吸虫病可以治愈以及认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重要者达90%以上,而三镇居民均在50.4% （114/226）～53.6% （135/252）之间;居民和学生对患血吸虫病会去治疗者比例分别达90.3% （204/226）及97.0% （163/168）以上。接受健康教育情况:渠口镇33.2% （71/214）的居民表示接受了当地的血吸虫病健康教育,接受方式主要为发放宣传单（22.0%）及知识宣讲（14.5%）。渠口78.9% （133/168）,镇东18.5% （31/168）,巴阳97.3% （73/75）的学生表示学校今年宣传过血防知识,三镇学校主要宣传方式分别为老师讲课（渠口80.2%,巴阳91.8%）、学校广播（镇东87.1%）。2.定性研究结果血防知识的变化:健康教育使居民和学生血防相关知识知晓率有所提高,绝大多数知道血吸虫病是一种与水接触有关的疾病,以及主要的症状是“大肚子”。血防态度和行为情况:访谈中医务工作人员及村民都表示血防工作重要,居民对血吸虫病感觉害怕。居民主要因生产生活接触江河湖水,而学生主要是娱乐性接触。获取血防知识的途径:居民及学生获取血防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疾控中心发放宣传单、小册子、血防标语、当地医生告知及讲课等。综合防治措施开展情况:健康教育:示范区县万州和开县本年度在示范点的居民和学生中分别开展了2次健康教育,万州共发放印有血吸虫病知识字样的资料近2万份,受教育群众近8000人。开县共印刷发放《血吸虫病防治知识读本》1万本、《血吸虫病防治知识》传单2万份,并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进行血防知识宣传。动植物引进管理:示范区县疾控中心与示范区县动植物检验检疫部门合作,对引进的动植物进行严格的登记检测,但还存在培训及经费等问题。改水改厕措施:渠口镇目前改造卫生厕所约66.7%,居民普遍使用简易自来水。万州在2个示范点改水“可能达到60%左右”,其中新田镇五一社区改造厕所80%。重点监测:钉螺监测一般每年4月～5月份检查一次,目前没有发现钉螺。流动人口血清学监测,每年大概检查疫区返乡人员200人～300人,检查疫区来渝人员100人左右。近5年万州共发现阳性血样7例,开县和云阳未发现阳性结果。结论:在三峡库区实施血吸虫病的综合干预措施对于控制血吸虫病的潜在流行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健康教育干预,居民和学生的血防知识知晓率显着增加,拥有正向的血防态度,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但居民和学生的血防知识知晓率尚未达到预期目标,需总结经验,加强健康教育。此外改水改厕、重点监测以及动植物引进管理等综合示范措施也需进一步完善。
孙红英[9]（2011）在《寄生虫的世界很有趣》文中指出他野外寻虫、"以身试虫"、带病查虫;他着书立说、完成科研、攻克难关,在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控制福建省人体寄生虫病患病率、降低人群感染率、促进寄生虫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国内外寄生虫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王小军[10]（2008）在《血吸虫病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变迁（1905～1978年）》文中研究说明血吸虫病是一种长期流行于长江流域的地方性疾病,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由于血吸虫病流行的地方性因素加剧、水灾频繁爆发、战争持续不断及经济持续衰败等原因,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疫情急剧恶化,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甚至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地步。日益恶化的血吸虫病疫情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当地的人口、乡村经济及民众生活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然而,面对如此危害地方的血吸虫病疫情,民国时期的国家、社会力量及疫区民众都因为各种原因的存在而没有找到很好的应对方案,使得当时的血吸虫病无法得到更多更好的控制,从而在另一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血吸虫病疫情的加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肆虐长江流域已久的血吸虫病很快便被新成立的政权所关注,疫区的各级政府不仅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摆到了当地卫生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还普遍设立了血吸虫病的专门防治机构,积极展开病人的查治工作,同时在疫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灭螺运动,这些积极的防治措施使得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有不少地区甚至完全消灭了血吸虫病。其实,建国后各疫区的血吸虫病防治活动不仅仅是一场卫生运动,还是一场政治运动,因为在当时消灭血吸虫病运动的背后还有着积极的社会动员意义,而血吸虫病在此时也被政治隐喻化了,成了“旧政权”、“资产阶级当权派”等化身,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与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相结合,成为推动这些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动员手段。
二、动物血防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动物血防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旨趣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旨趣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说明 |
| (一) 时间跨度选取 |
| (二) 中国侨务政策 |
| 1. 政策对象 |
| 2. 政策内容 |
| 三、研究现状及理论背景 |
| (一) 研究现状 |
| 1. 系统全面的梳理侨务政策体系及思想理论 |
| 2. 某一领域侨务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情况 |
| 3. 关于各类具体侨务政策的执行情形的研究 |
| 4. 落实侨务政策对地方发展变迁影响的研究 |
| (二) 理论背景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1. 历史文献分析法 |
| 2. 社会史研究方法 |
| 3. 口述史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吸引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 |
| 二、成立运行侨务工作机构组织 |
| 三、土地改革中考虑侨胞特殊性 |
| 四、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
| 五、鼓励侨胞兴学捐赠 |
| 六、妥善安置归国华侨 |
| 七、辅导华侨回国投资 |
| 八、大力保护争取侨汇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冲击破坏 |
| 一、海外侨务工作被否定 |
| 二、侨务机构组织被撤销 |
| 三、归侨侨眷被歧视迫害 |
| 四、侨捐侨资工作的倒退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之后侨务政策的恢复调整 |
| 第一节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一、驳斥“海外关系复杂论” |
| 二、“建庙”与“请菩萨” |
| 第二节 侨务政策内容的调整 |
| 一、侨务政策的关涉范围更为全面细致 |
| 二、侨务政策的重心更加倾向经济工作 |
| 第三节 国内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 一、国内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 二、全面恢复归侨侨眷的政治权利 |
| 三、保障归侨侨眷的合法经济权益 |
| 四、鼓励归侨侨眷同海外正常联系 |
| 五、推进华侨农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
| 第四节 国外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 一、国外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 二、积极保护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 |
| 三、发扬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传统 |
| 四、促进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
| 五、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 |
| 六、教育华侨遵守尊重当地法律习俗 |
| 七、协助华侨华人发挥“桥梁”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侨务政策执行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侨务政策落实带来的社会关系调整 |
| 一、落实政策的“不得刁难” |
| 二、适当照顾是否“开后门” |
| 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 |
| 第二节 广东福建落实侨房退还的社会影响 |
| 一、侨房退还问题的历史成因 |
| 二、侨房退还政策执行的难度 |
| 三、侨房退还工作的显着成效 |
| 第三节 一桩纠结的侨房退还案的政策因由 |
| 一、政策“鼓励”下的申诉 |
| 二、政策执行上的“无奈” |
| 三、久拖未决中的“困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发挥侨务政策优势与助推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发挥“侨”的作用来搞活经济 |
|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
| 二、“门路要多一点” |
| 三、“不要丧失机遇” |
| 第二节 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侨”企 |
| 一、举足轻重的侨资企业 |
| 二、蓬勃兴起的侨属企业 |
| 三、紧跟政策的自办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侨界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效度 |
| 第一节 侨界与统一战线工作 |
| 一、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颇有渊源 |
| 二、侨界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构成 |
| 三、侨胞积极推进祖(籍)国的统一大业 |
| 第二节 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 |
| 一、正视侨务工作的外交特性 |
| 二、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改善 |
| 三、华侨华人的影响日益增强 |
| 第三节 侨界参政议政的选择 |
| 一、政治环境的认知差异 |
| 二、制度机制的有效保障 |
| 三、文化情感的认同归属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我国家畜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防控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家畜血吸虫病造成的危害及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 |
| 2 我国家畜血吸虫病防控进程 |
| 2.1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以耕牛血防作为工作重点 |
| 2.2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家畜血防的拓展 |
| 2.3 20世纪90年代起:农业血防的探索和实施 |
| 3 我国不同时期家畜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
| 3.1 我国早期家畜血吸虫感染的相关报道 |
| 3.2 20世纪50年代我国家畜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
| 3.3 当前我国家畜血吸虫病流行现状 |
| 3.4 家畜血吸虫病流行态势分析 |
| 3.4.1 感染率持续下降 |
| 3.4.2 感染强度下降, 引起的症状减轻 |
| 3.4.3 感染家畜主要以牛和羊为主 |
| 3.4.4 洞庭湖和鄱阳湖湖区及长江洲滩是当前防控的重点区域 |
| 4 当前我国家畜血吸虫病防控难点和技术需求 |
| 4.1 传染源控制困难 |
| 4.2 钉螺消灭难 |
| 4.3 自然、社会等因素影响 |
| 4.4消除家畜血吸虫病技术难点仍未突破 |
| 5 对当前我国家畜血吸虫病防控建议 |
| 5.1 加强监测预警, 巩固消除和传播阻断地区血防成果 |
| 5.2 突破重点地区防控难点 |
| 5.3 加强科学研究 |
| 5.4 加强部门协作和能力建设 |
（4）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第一章 贵池县血吸虫病流行概况 |
| 第一节 贵池县血吸虫病疫情 |
| 一、流行范围、螺情及流行区分布 |
| 二、人群感染率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因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社会因素 |
| 第三节 血吸虫病危害性 |
| 一、危害生命健康 |
| 二、阻碍人口增长 |
| 三、人口结构失衡 |
| 四、危害农业生产 |
| 五、制约社会经济发展 |
| 第二章 贵池县血防工作部署 |
| 第一节 调查摸底到发动群众(1950-1956) |
| 一、调查摸底 |
| 二、发动群众 |
| 第二节 全面防治到“血防大跃进”(1957-1961) |
| 一、全面防治 |
| 二、“血防大跃进” |
| 第三节 补短补差到重点突破(1962-1965) |
| 一、补短补差 |
| 二、重点突破 |
| 第三章 防治措施的实施 |
| 第一节 预防措施 |
| 一、宣传教育 |
| 二、疫情调查 |
| 三、灭螺工作 |
| 四、“两管”工作 |
| 五、个人防护 |
| 第二节 治疗措施 |
| 一、患者治疗 |
| 二、病牛治疗 |
| 第四章 贵池县血防成果及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血防成果 |
| 一、疫情得到控制 |
| 二、综合效益显现 |
| 第二节 历史经验 |
| 一、建立高效的领导机构是血防工作的组织保障 |
| 二、农业集体化推动了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统筹协调有助于血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
| 第三节 几点反思 |
| 一、缺乏经验,存在行动的曲折性 |
| 二、顾此失彼,存在效果的差异性 |
| 三、防不胜防,存在疫情的反复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意义与预期成果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中医科学化”政策下的学术探讨与实践(1949至1953年) |
| 第一节 建国后“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历史、政策背景 |
| 一、“中医科学化”政策的提出 |
| 二、“中医科学化”对于广东中医界的特殊意义 |
| 第二节 广东“中医科学化”的主要群体和学术阵地 |
| 一、以民国时期各中医学校教师及毕业生为主的进步中医 |
| 二、具有中医学术素养的开明西医、药师 |
| 三、“中医科学化”的学术阵地——《广东中医药》与《星群医药月刊》 |
| 第三节 围绕“中医科学化”中基本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
| 一、关于中医药传统理论价值的探讨 |
| 二、梁尚博关于“中医科学化”研究方向的设想 |
| 三、谭次仲的“中医科学化”方案 |
| 第四节 广东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学术实践 |
| 一、医史文献研究 |
| 二、中医理论研究 |
| 三、脉学研究 |
| 四、针灸机理及治疗学的研究 |
| 五、星群药厂与中药炼剂研究 |
| 第五节 广东“中医科学化”学术革新运动的特征 |
| 一、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 |
| 二、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 |
| 三、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 |
| 四、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政策引导下的中医学术勃兴(1954至1965年) |
| 第一节 重要的中医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机构 |
| 一、《广东中医》与《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 |
| 二、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广东中医药研究所)与广东省中医药学会 |
| 第二节 以学术讨论端正对继承发展中医学术的态度 |
| 一、梁乃津对余云岫及其学术观点的批判 |
| 二、对《新针灸学》的评论及相关争论 |
| 三、对龙世雄“关于中医中药的研究问题”一文的评论 |
| 第三节 医史文献研究 |
| 一、萧熙的医史文献研究 |
| 二、赵思兢关于中药功效及炮制法的文献溯源 |
| 三、张创献关于经络实质与“九针”源流的考证 |
| 第四节 地域医学研究 |
| 一、岭南医家、医籍、医学文化研究 |
| 二、广东医家医案、医话研究及医疗经验提炼总结 |
| 三、岭南生草药及验方研究 |
| 第五节 关于中医理论核心、诊疗手段的探讨 |
| 一、关于中医理论核心的大讨论 |
| 二、关于脉学的大讨论 |
| 三、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的提出 |
| 第六节 中医临床医学研究 |
| 一、中医脾胃学说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
| 二、中医防治重大传染病的研究 |
| 三、妇科疾病防治 |
| 四、儿科疾病的中医治疗学研究 |
| 五、针灸手法、模型及经络学说研究 |
| 六、五官科疾病的中医治疗 |
| 第七节 1954至1965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特征 |
| 一、注重文献研究对中医学术研究的先导作用 |
| 二、岭南医学研究方兴未艾 |
| 三、注重名医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
| 四、空前活跃的学术气氛 |
| 五、中医防治传染病研究成果丰硕 |
| 六、国家政策推动学术勃兴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繁荣(1966至1979年) |
| 第一节 脾胃学说研究的深入 |
| 一、文献收集整理方面 |
| 二、临床研究方面 |
| 三、实验研究方面 |
|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重大成果 |
| 一、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 |
| 二、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 |
| 三、针刺麻醉研究 |
| 第三节 中药特效药及岭南生草药研究 |
| 一、青蒿素防治疟疾研究 |
| 二、破伤风抗毒素的研究 |
| 三、毛冬青防治脉管炎研究 |
| 四、岭南生草药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医理论结合研究 |
| 一、侯灿关于“八纲”现代医学意义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控制论原理的探讨 |
| 三、梁直英从控制论角度对《伤寒论》的再认识 |
| 第五节 1966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特征 |
| 一、中西医结合研究成为学术活动的主流 |
| 二、临床应用研究成果丰硕,理论、文献研究相对匮乏 |
| 三、注重现代科学前沿理论与中医学术研究的结合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香港地区中医发展史略 |
| 第一节 香港中医发展概况 |
| 一、港英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限制 |
| 二、香港中医医疗机构发展概况 |
| 三、香港中医教育发展概况 |
| 四、香港中医团体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侨港名医与香港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
| 一、侨港中医群体 |
| 二、“侨港名医”对香港中医事业的贡献 |
| 三、“二战”后着名侨港医家及其在港学术成就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图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前言 |
| 1 研究背景与依据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防控是当前医学领域的重要话题 |
| 1.1.2 社会因素是传染病防控中的决定性因素 |
| 1.2 立论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2 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
| 2.1 研究现状 |
| 2.2 资料来源 |
|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创新点与难点 |
| 4.1 创新点 |
| 4.2 难点 |
| 5 基本概念界定 |
| 5.1 时间概念 |
| 5.2 传染病 |
| 5.3 社会因素 |
| 第二部分 近百年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决定因素分析 |
| 1 社会因素在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12-1949) |
| 1.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1.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1.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1.1.2.1 烈性传染病为主 |
| 1.1.2.2 暴发频度比较高 |
| 1.1.2.3 存在区域间差异 |
| 1.1.2.4 存在人群间差异 |
| 1.1.2.5 病死率居高不下 |
| 1.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1.2.1 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监管 |
| 1.2.1.1 设立防疫机构 |
| 1.2.1.2 制订政策法规 |
| 1.2.1.3 开展卫生运动 |
| 1.2.1.4 政府监管缺失 |
| 1.2.2 经济转型中的防疫困扰 |
| 1.2.3 中西防疫观念下的冲突 |
| 1.2.4 流民潮中的传染病暗流 |
| 1.2.5 连年战火下的瘟疫肆虐 |
| 1.2.6 城市急速扩展中的混乱 |
| 1.2.7 社会团体中的防疫热情 |
| 小结 |
| 2. 社会因素在改革开放前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49-1978) |
| 2.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2.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2.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2.1.2.1 有效控制烈性传染病 |
| 2.1.2.2 寄生虫病的重点突击 |
| 2.1.2.3 乙类传染病趋于稳定 |
| 2.1.2.4 慢性传染病效果明显 |
| 2.1.2.5 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 |
| 2.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2.2.1 政治运动下的卫生防疫 |
| 2.2.1.1 卫生防疫与政治动员 |
| 2.2.1.2 疫病流行与政治风波 |
| 2.2.1.3 基层防疫与政治号召 |
| 2.2.2 计划经济下的防疫保障 |
| 2.2.3 观念重塑中的防疫普及 |
| 2.2.4 大串连中的传染病流行 |
| 2.2.5 灾害抗争下的防疫出路 |
| 小结 |
| 3. 社会因素在改革开放后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78-2010) |
| 3.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3.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3.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3.1.2.1 新发传染病来势汹汹 |
| 3.1.2.2 传统传染病难以对付 |
| 3.1.2.3 发病率整体趋于平稳 |
| 3.1.2.4 传染病病种变化不大 |
| 3.1.2.5 高发病区域相对集中 |
| 3.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3.2.1 防疫政策制定的偏颇 |
| 3.2.1.1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重视不足 |
| 3.2.1.2 政府对传染病法制建设力度不够 |
| 3.2.1.3 政府对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
| 3.2.2 防疫经费减少的忧患 |
| 3.2.3 行为方式改变的威胁 |
| 3.2.4 流动人口的防疫隐患 |
| 3.2.4.1 流动人口特点 |
| 3.2.4.2 流动人口管理 |
| 3.2.5 大灾后无大疫的实现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社会因素与传染病流行相互关系探讨 |
| 1 传染病与政治 |
| 1.1 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中的作用 |
| 1.1.1 领导职能 |
| 1.1.2 组织职能 |
| 1.1.3 监管职能 |
| 1.2 传染病流行对政治的影响 |
| 1.2.1 加重管理负担 |
| 1.2.2 影响政府形象 |
| 1.3 启示 |
| 1.3.1 确立政府在卫生防疫事业中的主导地位 |
| 1.3.2 健全卫生防疫体系的工作机制 |
| 1.3.3 发挥群众运动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基础作用 |
| 2 传染病与经济 |
| 2.1 经济发展对传染病的影响 |
| 2.1.1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2.1.2 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
| 2.2 传染病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
| 2.2.1 传染病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
| 2.2.2 传染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2.3 启示 |
| 3 传染病与文化 |
| 3.1 传染病流行的文化因素 |
| 3.1.1 饮食习俗 |
| 3.1.2 生产习俗 |
| 3.1.3 生活习俗 |
| 3.1.4 卫生习俗 |
| 3.2 传染病流行对文化的影响 |
| 3.2.1 负面影响 |
| 3.2.2 正面影响 |
| 3.3 启示 |
| 4 传染病与人口 |
| 4.1 人口流动导致传染病发生 |
| 4.2 传染病影响人口数量变化 |
| 4.3 启示 |
| 5 传染病与灾害 |
| 5.1 自然灾害影响传染病的方式 |
| 5.1.1 水源污染 |
| 5.1.2 食品污染 |
| 5.1.3 居住条件改变 |
| 5.1.4 人口流动 |
| 5.1.5 卫生机构瘫痪 |
| 5.1.6 生态环境破坏 |
| 5.2 预防灾后传染病发生的措施 |
| 5.2.1 保护生态环境 |
| 5.2.2 基本卫生储备 |
| 5.3 启示 |
| 第四部分 结语 |
| 1 主要研究结论 |
| 2 不足与继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重庆市三峡库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措施示范研究中期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一、血吸虫病流行概况 |
| 二、三峡库区血吸虫病传播危险因素 |
| 三、调查现场简介 |
| 1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2 研究方案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结论与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过的课题与工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血吸虫病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变迁（1905～1978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的思路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资料来源 |
| 第五节 相关问题说明 |
| 第一章 1905年以前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流行史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简介 |
| 一、整体概况 |
| 二、血吸虫的生活史 |
| 三、血吸虫病的传染源与疫源地 |
| 四、血吸虫病的几种类型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社会的血吸虫病疫史 |
|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血吸虫病疫情 |
| 二、中国古代医学界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及其防治 |
| 第三节 1905年以前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生存环境及流行状况 |
| 一、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概况 |
| 二、长江中游地区具有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 |
| 三、1905年以前血吸虫病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流行状况 |
| 第二章 1905～1978年间长江中游地区血吸虫病疫情的发展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疫区分布 |
| 一、清末及民国时期被发现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 |
| 二、长江中游地区血吸虫病疫区的最终确定 |
| 三、正型疫区的钉螺分布特点 |
| 第二节 疫情的演变 |
| 一、晚清末年及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疫情 |
| 二、建国后防治初期的血吸虫病疫情 |
| 第三节 疫情加剧的原因分析 |
| 一、血吸虫病流行的地方病因素加剧 |
| 二、水灾频繁发生 |
| 三、疾病流行的战争模式 |
| 四、经济衰败 |
| 第三章 血吸虫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人口的影响 |
| 一、人口大量疫死 |
| 二、人口质量下降 |
| 三、人口结构失去平衡 |
| 四、人口流动加剧 |
| 第二节 对乡村经济的影响 |
| 一、劳动力损失惨重 |
| 二、耕种土地大面积受影响 |
| 三、作为大生产工具的耕牛广泛染病丧失劳力 |
| 四、畜牧、渔业等副业受到冲击 |
| 第三节 血吸虫病肆虐下的疫区整体社会经济状况 |
| 一、疫区整体遭到危害 |
| 二、民众个体经济孱弱、生活困苦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对血吸虫病的应对 |
| 第一节 国家的应对 |
| 一、清末及民国时期国家卫生防疫体系的建设 |
| 二、中央卫生机关应对血吸虫病的举措 |
| 三、长江中游三省防治血吸虫病的措施 |
| 第二节 社会力量的积极反应 |
| 一、社会人士积极开展对血吸虫病的调查和研究 |
| 二、地方绅士积极参与防治血吸虫病行动:以黄陂县李伯刚为例 |
| 第三节 疫区民众对血吸虫病的消极应对 |
| 一、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建设 |
| 二、疫区民众对于血吸虫病缺乏科学认识 |
| 三、疫区民众对血吸虫病的应对措施消极 |
| 第四节 应对机制欠缺的原因 |
| 一、血吸虫病的防疫体系不健全 |
| 二、政治动荡、经济衰败,血防工作难以展开 |
| 三、对血吸虫病的认识整体不足 |
| 第五章 建国后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及其成效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进入新政权的视野(1949～1954年) |
| 一、中央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关注 |
| 二、地方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的行动 |
| 第二节 消灭血吸虫病运动的全面展开(1955～1978年) |
| 一、各级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日益重视 |
| 二、专门防病机构的普遍设立,积极展开病人查治活动 |
| 三、灭螺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
| 四、其他措施的跟进 |
| 第三节 防治血吸虫病的成就及其原因分析 |
| 一、长江中游地区防治血吸虫病的成就 |
| 二、取得成效的原因探析 |
| 第六章 消灭血吸虫病运动与国家的政治动员 |
| 第一节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背后的政治动员 |
| 一、恶病与恶政府:血吸虫病的政治隐喻 |
| 二、对民众的社会动员:疫区的"诉苦"活动 |
| 三、对地方政府及干部的政治动员:关心群众、相信群众 |
| 第二节 疫区里的血防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结合 |
| 一、消灭血吸虫病与大跃进运动 |
| 二、消灭血吸虫病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三、消灭血吸虫病与文革运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动物血防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D]. 刘纯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5)
- [3]我国家畜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防控进展[J]. 林矫矫.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9(01)
- [4]贵池县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0-1965）[D]. 俞凌欣. 安徽大学, 2019(07)
- [5]群策群力战“瘟神”——1949—1978年的浙江血防工作[J]. 李立军. 医疗社会史研究, 2017(02)
- [6]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D]. 余泱川.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09)
- [7]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D]. 甄雪燕. 华中科技大学, 2011(09)
- [8]重庆市三峡库区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措施示范研究中期评估[D]. 唐小清. 重庆医科大学, 2011(11)
- [9]寄生虫的世界很有趣[J]. 孙红英. 政协天地, 2011(04)
- [10]血吸虫病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变迁（1905～1978年）[D]. 王小军. 华中师范大学,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