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论文文献综述）
赵睿[1]（2021）在《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生活研究》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第三厅）,成立于1938年4月,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领导。其成立期间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群体,为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第三厅的团结组织领导下,聚集了许多的进步电影人,这批电影人不畏抗战条件的艰苦,坚持进行抗战电影的创作与其他文艺活动,是从事第三厅文化工作的主要群体之一。他们是拯救民族危亡的战士,也是中国近代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与建设者。对于抗战时期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生活研究,一方面有利于还原抗战时期电影人群体的经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等生活实态,另一方面有利于为现代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提供借鉴。抗战初期,中国电影事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民营电影事业呈现衰败趋势,中国电影事业中心由上海转向武汉,国营电影事业迅速崛起,而第三厅的成立为国营电影事业发展提供了平台。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群体。根据研究可以发现该群体由不同籍贯、不同工种的电影人组成,呈现出高知识、接地气和追求民主进步、抗战爱国的特征。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在工作期间的衣食住行既展现出抗战时代背景下的贫乏质朴,但是又兼具作为文化人的生活雅致等特点。当时国民政府对于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物质生活保障水平相对普通民众较高,但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当时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作为文化人也有自己的收入和来源,但是由于群体的特殊性,仍然展现出拮据的情况。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状况与群体特征,也反映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社会经济与社会风貌。身处国统区的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社会生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点,社会交往对象主要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国统区文化界、社会名流、普通群众以及国民党。在国统区工作期间,进步电影人群体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相互协助支持。与文化界、社会名流和普通群众则是坚持抗战统一战线,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和生活关系。与国民党的交往中,既有与国民党抗战派的合作,也有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呈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特点。另外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下,进步电影人的家庭生活也受到了抗战环境的影响。在婚姻方面,电影人呈现出婚姻的分分合合,在子女教育方面则倾注了心血,这都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下的政治与社会生态环境。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作为一批有理想、有文化的电影人,在抗战期间,促使了抗战电影创作、放映以及抗战话剧等事业的发展,更帮助培养了电影人才,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精神闲暇生活当中,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精神追求、休闲娱乐和社会公益等精神上的生活呈现出文化人的精神生活特点,也展现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进步电影人的精神特征与文化生活状况。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在抗战中呈现出了特殊的群体生活特征,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特殊影响力,在中国的抗战史和电影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局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阶级属性,也表现出了一些局限性。
柯汉琳[2]（2021）在《侠情和友谊的纪念——杨凡与郭沫若的交往》文中研究指明1936年上海《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侠情和友谊的纪念》。这是郭沫若为杨凡所译高尔基《文学论》一书写的序文（收入《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222页）。这里要谈杨凡与郭沫若的交往,笔者以为借用郭文的标题为题最为恰切。郭沫若的序文为何突出使用了"侠情""友谊"两个词?原来,正如序文及杨凡自传所叙述的,1935年10月6日（序文原文作这个时间,《郭沫若全集》认为应是10月5日）,郭沫若应"中华留日学生会"的邀请给"东京中国青年会"作一次公开演讲,演讲题目是"中日文化的交流"。
詹谷丰[3]（2021）在《杜国庠：艳阳洒遍阶前地（非虚构）》文中指出潮汕人和工夫茶,具有与生俱来的因缘,男女老幼,僧俗贫富,都将漫长的岁月浸泡在那些牛眼一般大小的茶杯和浓酽的茶水中。我对杜国庠的了解,就是从工夫茶开始的。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之后,革命陷入低潮,许多革命者远来淞沪避难,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都挤满了革命的潮汕作家。尤其是我们社,所有成员都是潮州人和中共党员。乡情乡音和革命者的身份,让工夫茶成为文学团体中的一个重要媒介,成为乡谊和同志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周浒[4]（2021）在《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张静[5]（2020）在《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8）》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之重启,奠基于两国科技界在太平洋两岸所厚植的业缘与学缘。在中国方面,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流政策实践的延续,也推动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科技交流的恢复及合作拓展;在美国方面,它既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科技界积极推动与中国开展交流努力的成果,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在外交中运用科技工具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受波诡云谲的冷战国际政治与动荡转折的两国国内政治影响,中美科技交流的实践直接服务于外交目标,虽然以民间交流的形式开展,但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反复性。两国政府以民间科技交流推动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初衷尽管相近,但在实践中对于科技交流的性质、目标、渠道、形式等问题的认识,分歧和矛盾愈益突出,逡巡不前的政治关系反而成为民间科技交流的桎梏。观念本应随着人员交流过程中主动习得见闻而发生转变;但在特殊政治秩序和文化环境下,领袖话语、政治话语约束着科技知识分子对两国民间科技交流的叙事,又进而塑造着更广大科技群体和民众的观念。
张倩雅[6]（2020）在《音乐公共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基于“白毛女”艺术交流的分析（1952-1978）》文中研究指明音乐的艺术美感和情感表达的跨国界共鸣使音乐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形态之一。音乐公共外交是国家外交的助力器和催化剂。学界普遍认为:公共外交只有和国家外交政策方向相一致,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案例中,中日关系发展一波三折,但双方艺术团体关于“白毛女”的艺术交流却一直持续。那么,具体来看,中日“白毛女”艺术交流历程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总体来看,音乐公共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抽象来看,音乐公共外交对国家间关系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将选取1952到1978年间,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背景下,中日围绕艺术作品《白毛女》开展的多形式艺术交流为案例,探讨音乐公共外交对国家间关系的作用。本文首先明晰公共外交和音乐公共外交概念,其次结合软实力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将音乐视为一国软实力来源、重要文化资源以及实施公共外交政策的重要资源,建构出本研究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上,采用深度案例分析、过程追踪、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对1952-1978年间,中日围绕中国音乐艺术作品《白毛女》开展的艺术交流个案进行深度分析。通过从中日关系发展背景、“白毛女”与中日交流、交流效果三个角度分析1952年到1978年26年间的“白毛女”交流历史和中日关系史,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具体而言,“白毛女”交流直接参与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对拉近中日人民距离、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促进中日友好、改善中日关系并助力中日建交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其中,“白毛女”交流既受中日关系的影响、限制,又发挥自身独立作用,在中日关系止步不前、遭遇挫折时能持续进行。一般而言,音乐公共外交通过严格筛选音乐文化资源、精心开发音乐资源,可以发挥文化使者、友好大使和政治信使三大作用,能影响两国外交关系。音乐的稳定性、包容性、隐蔽性和亲和性使得音乐公共外交相比官方外交和其他公共外交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更具优势,但它也有音乐和政治理念偏离、音乐和政治诉求疏离、音乐公共外交长期性等不足。未来,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需要精准定位音乐内容和目标群体、调动资源与建立体系、明确政府与民间的责任分工、借助新兴科技推进音乐公共外交。
栾雨晴[7]（2020）在《鲁迅标准像的建构 ——以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近现代史中,鲁迅先生本人及成就有着独一无二的的重要地位。他不仅以笔为刀,书写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篇章,留下发人深省的醒世之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革命先驱,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自1936年先生逝世开始,在党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一种对鲁迅先生本人进行纪念的传统,其中在纪念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项便是对于鲁迅标准像的建构。这一传统的形成不仅是出于对鲁迅现实本人的崇敬,其背后更有着十分复杂的建构过程和重大的政治意义。为此,本文选取1956年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作为研究背景,对建国后第一次涉及国内社会各界的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轨迹进行梳理。文章重点探究鲁迅标准像形成的原因,其建构过程与图像特点以及其标准像传播的意义等问题,力求还原鲁迅逝世20周年完整的历史语境。
裴世东[8]（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金立叶[9]（2019）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1939年1月14日,“文协”成都分会成立。“文协”的成立顺应了时代潮流,是在抗战大背景下诞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界救亡团体。它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亦是文艺在抗战时期发展的需要。“文协”成都分会作为“文协”最重要的分会之一,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分会之一,对抗战胜利及区域文艺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主要对“文协”成都分会成立的背景、会刊《笔阵》以及《通俗文艺》、分会的经费和会址等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文协”成都分会成立过程经历了长时间的筹备,过程复杂,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时局的动荡与文艺界为了成立分会的迫切之情。第二,论述“文协”成都分会开展的活动,并总结活动的特点。在“文协”总会的领导下,成都分会在抗日宣传、文艺研究、纪念名人诞辰以及救济贫病作家活动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有力地支援了革命。第三,通过介绍“文协”成都分会的主要人物和分会主要人物关系及分会与各党派的关系,说明“文协”成都分会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各党派的支持与援助。但是,在不同时段国共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分会的发展状况。第四,概括“文协”成都分会的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说明“文抗”成都分会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组成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承载着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对文艺本身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通过对“文协”成都分会的研究,说明这一分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文协”成都分会在各党派支持下组成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在“文协”总会的带领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得这一分会超越文学范畴,对抗战文艺的发展及抗战胜利起了积极作用。虽然分会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因为经费及分会人员流动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分会的很多活动无法开展,但是分会对抗战文学以及抗战胜利做了一定的贡献,并培养了大量文艺后备力量,这些人为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了突出贡献。同时,“文协”成都分会在文艺上做了很多工作,对后来的文艺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杨丽霞[10]（2019）在《“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取得胜利的伟大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和象征。同时,民族危亡催生中国文化裂变与新生,抗战促进现代文学由启蒙的“精英姿态”到人民性转变,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改造“隐忍”、“谦和”的国民精神,开掘新的、鲜活的“刚性”文化力量以抗击暴敌,成为抗战的重要内容。老舍是中国抗战时期众多作家的典型之一,抗战前的自由知识分子老舍,于战争全面爆发后,毅然投身抗战革命洪流,特别在“家”“国”矛盾、“尽忠”与“尽孝”、“新文学”与“旧文艺”的两难选择中,他做出非比常人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家其转变历程更具代表意义,老舍以自己最具长处的“笔”服务抗战,为抗战第二条战线胜利做出一个作家、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本论文试图在以往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抗战中老舍的启蒙思想与民族精神建构,开掘抗战中老舍“士”“卒”转变的机制与心路历程,揭示老舍个体生命体验对文本创作潜在规约作用,从而再现一个“士卒”合一的老舍形象。老舍处在“传统”和“现代”融合非常复杂的时代,他接受“五四”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对中国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和批判,期望以西方文明来烛照东方人格。而抗战改变了老舍的生活境遇与创作理念,为他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提供机缘。他把目光聚焦到开掘传统文化精华上来,挖掘民众几千年“礼”文化规范下所形成的“谦和”、“隐忍”人格中潜藏的无限战斗力量。老舍把“五四”启蒙志士建构的文化批判路径与“改造民族灵魂”主题延伸到抗日救亡“大时代”,救亡亦即启蒙。本文以老舍投身抗战的心理困境——在抗战中突围——《四世同堂》正好印证抗战中老舍思想的理路设置框架。老舍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由新文学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抗战文艺界“小卒”,从疏离政治到亲近政治、参与抗战宣传到建构抗战文艺,在政治和抗战文艺实践中,其思想产生了“现代”和“传统”二元纠缠的复杂关系,老舍在“士”与“卒”之间、“政治”与“国家”之间、新文学与旧通俗文艺之间徘徊纠结。但老舍毕竟是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抗战中,他饱含情感激越与思想犹疑,却无法阻挡他“舍予”为国的脚步。他对启蒙进行创作性转化,启蒙是实现现代性手段,而救亡又是另类形式的“启蒙。”在“国家至上”这意义层面上,老舍又完成“自由知识分子”到抗战“小卒”的沟通,即“卒”也是“士”,为新文学向“功利性文学”转化提供可行性通道,同时成功从思想禁锢、政治困境、文学规约的泥沼中突围。抗战中的老舍,既是“士”也是“卒”,在沟通“士卒”的基础上,表达对民族文化建构与民族精神更新的思考。《四世同堂》即是老舍抗战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以小说人物由“士”到“卒”而“士卒”统一的艰难历程,折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抗战时期老舍的心理困境与人生突围,并寄予他们启蒙大众的先锋期待。从老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裂变与重生;能够感受到其文化心理演变的轨迹,譬如觉醒与怀旧,追求与失落,保守与激进、困惑与挣扎。抗战中老舍思想纠结与转变,归根到底,属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范畴。传统文化现代化主要包含“继承而扬弃与改造并创新”两个路径,传统文化是根脉,现代化则是灵魂。老舍创造性地把以“个体觉醒”为基点的“五四”启蒙理路,转向“群卒”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在知识精英引领下,开掘“刚性”精神与“猎人文化”特质,打破文化“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模式,强调文化融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在现代性与传统性融合基础上,衍生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文化,更新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人民主体精神建构,完成由个体“士”带动“群”的道德轨迹进而达到人人皆可为“卒”的伦理站位。
二、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研究创新 |
| 四、材料说明 |
| 第一章 抗战初期的中国电影事业与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中国电影事业概况 |
| 一、内忧外患下的民营电影事业 |
| 二、从上海到武汉:电影中心的转移 |
| 三、国营电影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形成原因 |
| 一、共赴国难:抗战危机下的爱国情怀与使命 |
| 二、同道相合:团结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 |
| 三、中共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与组织 |
| 第三节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构成与特征 |
| 一、来源构成:四海一家,同业相从 |
| 二、文化特征:有知识、接地气 |
| 三、政治特征:追求民主进步、抗战爱国 |
| 第二章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经济物质生活 |
| 第一节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衣食住行 |
| 一、朴素雅致的伙食衣着 |
| 二、居无定所的居住环境 |
| 三、颠沛流离的工作场所 |
| 四、捉襟见肘的交通差旅 |
| 第二节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物质保障 |
| 一、工资薪金与其他收入来源 |
| 二、消费合作社与生活福利保障 |
| 三、工作经费与电影器械供给 |
| 四、生病伤亡与抚恤 |
| 第三章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并肩作战: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互动 |
| 一、暗路明灯:中共对进步电影人的领导 |
| 二、同舟共济:进步电影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
| 第二节 力量的团结:与文化界、社会名流及群众的交往 |
| 一、砥砺同行:与文化界、社会名流的人际网络 |
| 二、和睦相处:与普通群众的交往 |
| 第三节 合作与斗争:与中国国民党的来往交锋 |
| 一、合作共赢:与国民党抗战派的合作 |
| 二、斗而不破:与国民党顽固派的争锋 |
| 第四节 国尔忘家:进步电影人的家庭日常生活 |
| 一、聚散有时:战时的婚姻生活 |
| 二、倾注心血:严格的子女教育 |
| 第四章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 |
| 第一节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文化与艺术生活 |
| 一、苦心孤诣:进步电影人的艺术创作 |
| 二、教授电影知识与培养放映人才 |
| 三、城市到乡村:抗战电影的放映 |
| 四、从事话剧事业的文艺活动 |
| 第二节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精神与闲暇生活 |
| 一、崇高信仰:电影人的精神思想 |
| 二、闲情雅趣:电影人的娱乐生活 |
| 三、家国之情:电影人的公益活动 |
| 第五章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对抗战的积极影响 |
| 一、扩大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 |
| 二、促进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的局限性 |
| 一、时代局限性:重政治宣传,轻艺术打磨 |
| 二、阶级局限性: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图表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杜国庠：艳阳洒遍阶前地（非虚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 十一 |
（5）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缘起: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重启 |
| (一)学缘与业缘 |
| (二)中西民间科技交流的延续 |
| (三)美国科技外交的再次实践 |
| 二 实践:中美科技交流的“民间形式”与“政治性质” |
| (一)政府谈判重启民间科技交流 |
| (二)政府协助开展民间科技交流 |
| (三)“民间形式”与“政治性质”的矛盾与解决 |
| 三 叙事: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中的观念与叙事 |
| (一)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观念重塑 |
| (二)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多种叙事 |
| (三)从批判“洋奴哲学”到“向美国学习” |
| 结 语 |
（6）音乐公共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基于“白毛女”艺术交流的分析（1952-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由来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国际关系中的音乐研究现状 |
| 1.2.2 中日关系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 |
| 1.2.3 研究不足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挖掘中国音乐公共外交史料 |
| 1.3.2 助力中国音乐公共外交实践 |
| 1.3.3 增加音乐公共外交深度个案研究 |
| 1.3.4 探索音乐公共外交的中国道路 |
| 1.4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音乐公共外交的理论框架 |
| 2.1 基本概念辨析 |
| 2.1.1 公共外交概念与内涵 |
| 2.1.2 音乐公共外交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 |
| 2.2.2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
| 2.2.3 音乐公共外交作用机制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中日关系发展背景 |
| 2.3.2 “白毛女”与中日交流 |
| 2.3.3 交流效果 |
| 第三章 “白毛女”交流与中日关系正常化(1952-1978) |
| 3.1 “白毛女”文化资源及其开发 |
| 3.1.1 历史背景 |
| 3.1.2 “白毛女”文化资源 |
| 3.1.3 “白毛女”文化资源开发 |
| 3.2 “白毛女”交流与中日关系的改善(1952-1970) |
| 3.2.1 中日关系发展背景 |
| 3.2.2 “白毛女”与中日交流 |
| 3.2.3 交流效果 |
| 3.3 “白毛女”交流与中日关系正常化(1971-1973) |
| 3.3.1 中日关系发展背景 |
| 3.3.2 “白毛女”与中日交流 |
| 3.3.3 交流效果 |
| 3.4 “白毛女”交流与中日关系的巩固(1974-1978) |
| 3.4.1 中日关系发展背景 |
| 3.4.2 “白毛女”与中日交流 |
| 3.4.3 交流效果 |
| 第四章 结论与启示 |
| 4.1 作为音乐公共外交的“白毛女”交流 |
| 4.1.1 《白毛女》艺术作品引起中日民众共鸣原因分析 |
| 4.1.2 作为音乐公共外交的“白毛女”交流总结 |
| 4.2 音乐公共外交的理论构建 |
| 4.2.1 音乐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前提 |
| 4.2.2 音乐公共外交对国家间关系的作用 |
| 4.2.3 音乐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机制 |
| 4.2.4 音乐公共外交的优势和不足 |
| 4.3 音乐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7）鲁迅标准像的建构 ——以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难点及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回顾及重要着述 |
| 第一章 鲁迅纪念活动的缘起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革命先锋的逝世 |
| 第二节 鲁迅逝世后革命形象的强化 |
| 第三节 建国后鲁迅形象体系的更新 |
| 第二章 迁葬仪式中的场景“再现” |
| 第一节 迁葬中的三个重要现场 |
| 第二节 迁葬仪式中的传播媒介 |
| 第三章 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典型化” |
| 第一节 纪念大会的隆重召开 |
| 第二节 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 |
| 第四章 纪念活动中的艺术创作 |
| 第一节 集体艺术创作的始末 |
| 第二节 艺术家们“曲折”的创作历程 |
| 第五章 鲁迅图像的历史性 |
| 第一节 画面中的“固定搭配” |
| 第二节 “最后”的摄影与版画 |
| 第三节 图像中的情节“演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8）《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本文的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的史料来源、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协”成都分会的筹备 |
| 一、成立的背景 |
| 二、《笔阵》与《通俗文艺》 |
| 三、经费和会址 |
| 第三章 “文协”成都分会人物关系及其与各党派的联系 |
| 一、主要人员 |
| 二、主要人物关系 |
| 三、与各党派的联系 |
| 第四章 “文协”成都分会开展的活动及特点 |
| 一、抗战宣传活动 |
| 二、文艺研究活动 |
| 三、纪念名人诞辰活动 |
| 四、救济贫病作家的活动 |
| 五、“文协”成都分会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文协”成都分会的作用及影响 |
| 一、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
| 二、巩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团结群众与加强抗战动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二章 从“士”到“卒”的心理困境 |
| 2.1 老舍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 |
| 2.1.1 蛮夷——满族——中华民族 |
| 2.1.2 “国家”意识与实体的认知差异 |
| 2.2 在国家和政治之间 |
| 2.2.1 “国家至上”的生命选择 |
| 2.2.2 非权力欲望的参与 |
| 2.3 抗战文艺界“小卒”的苦痛 |
| 2.3.1 从“艺术家”到“战士” |
| 2.3.2 激情狂热中独味“苦痛”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卒”到“士”的人生突围 |
| 3.1 启蒙思想在抗战中坚守 |
| 3.1.1 启蒙方式的差异 |
| 3.1.2 启蒙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
| 3.2 “我就是抗战派” |
| 3.2.1 “舍予”与“舍文” |
| 3.2.2 “卒”的担当 |
| 3.3 抗战与文艺的双向互动 |
| 3.3.1 抗战对文艺的要求 |
| 3.3.2 “文以载道”的现代转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世同堂》:一个“士卒”的抗战故事 |
| 4.1 从“隐士”到“战士” |
| 4.1.1 闲适文化与钱默吟 |
| 4.1.2 “士”到“卒”转变的内在规定性 |
| 4.2 从“家”“国”到“国家” |
| 4.2.1 家庭的精神牵绊 |
| 4.2.2 “尽忠”与“尽孝” |
| 4.2.3 “文化濡化”下的“国”之殇 |
| 4.2.4 民族败类的逆向“家”“国”关系 |
| 4.3 “士卒”抗战——战时国民意识新凝成 |
| 4.3.1 从个体抗争到群体觉醒的曲折 |
| 4.3.2 “卒”的抗争到“士卒”觉醒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进步电影人群体生活研究[D]. 赵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侠情和友谊的纪念——杨凡与郭沫若的交往[J]. 柯汉琳. 新文学史料, 2021(02)
- [3]杜国庠：艳阳洒遍阶前地（非虚构）[J]. 詹谷丰. 作品, 2021(05)
- [4]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D]. 周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8）[J]. 张静. 美国研究, 2020(05)
- [6]音乐公共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基于“白毛女”艺术交流的分析（1952-1978）[D]. 张倩雅.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7]鲁迅标准像的建构 ——以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D]. 栾雨晴.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1)
- [8]《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9]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研究（1937-1945）[D]. 金立叶.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10]“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D]. 杨丽霞. 河北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