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绿色贸易的理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郑凌霄[1]（2021）在《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环境问题。能源消费的数量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激增,跃居世界首位。随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能源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提到环境污染,主要指的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工业污染,但是现在的环境污染形式日益多样化,变成了由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居民日常生活污染组成的复合型污染。从2012年冬天开始,全国各地频发的雾霾污染,不仅大大降低了空气能见度,而且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病毒,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也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全球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治理雾霾污染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雾霾污染所具有的复合型、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治理的难度,这就使得雾霾污染的治理成为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后文进行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认识到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存在空间的溢出性、关联性,才能使各地政府有进行跨域合作的动因。其次,在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存在空间关联非线性、动态演变特点的前提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中央政府对雾霾污染治理高度重视的形势下,重点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当地雾霾污染治理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某个地方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会对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治理产生影响?引起雾霾污染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最后,基于跨域理论运用博弈方法,研究不同情形下区域联盟内相邻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并进行模拟仿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排污企业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主体,进一步研究三个有限理性主体在参与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工作的协同收益与支付的治理成本,以期为能够更好地进行雾霾协同治理工作提供好的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对雾霾污染研究的文献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指出由于雾霾的高区域性、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其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有效推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合作治理,因此构建横向跨域协同治理理论;同时,雾霾污染本身存在的公共性、外部性特点,其治理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利益,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雾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利益共同点及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纵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因此,为切实提高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效果,基于跨域治理和协同治理视角,本文提出了横向跨区域协同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相结合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研究雾霾污染协同治理问题,形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特点分析。首先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基本态势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指出我国的雾霾污染整体上呈现出显着的空间分异性特点,并从年度、季度、月度三个时间尺度对2014年后的雾霾污染的现状进行重点分析。然后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创建了空间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对我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根据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莫兰散点图的分析结果,分析探讨我国雾霾污染的空间布局、空间集聚性特点。从全局来看,不管是空间邻接矩阵（0-1矩阵）还是反距离矩阵或者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雾霾污染的全局莫兰指数都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雾霾污染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从局部来看,我国80%以上的省市都处于莫兰散点图的第一、三象限,说明大多数地区都是空间正相关,只有很少比例的省份处于第二、第四象限。山西、陕西、湖南等省份会有所变动,其他绝大部分省份变动情况较少,因而这进一步说明全国各省市的雾霾浓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而且从长期来看,具有稳定性。第三,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部分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分析。子样本分析中分别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0—2012年和2013—2017年进行时间异质性分组。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系数显着为负,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越好,但环境规制的空间滞后项虽然也为负,却不显着,影响效果可以忽略,这说明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没有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还没有出现;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没有显着降低雾霾污染的水平;人口密度的加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加大道路长度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都可能会引起雾霾污染问题;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使得雾霾污染水平程度加深。分时间来看,2000-2012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较为显着,有效地抑制了雾霾污染;但2013—2017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不显着。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而环境规制对东部、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明显,对于西部地区呈现出不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雾霾污染的跨域联合治理,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根据区域联盟内雾霾污染治理时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种情形,分别为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没有影响;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不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也会带来政治成本损失;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分别建立微分博弈模型,并两两对比分析。发现各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努力程度都与自己支付的治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进行对比,发现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小于第一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各治霾主体在协同治霾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通过对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的对比,发现第三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大于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后,可以提高治霾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治霾协同收益。第五,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企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积极主动治理雾霾的主观能动性差、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实背景,对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会受到企业治理成本、获得的协同收益之间的关系及地方政府协同收益与惩罚力度之间的关系影响。第六,地方政府、企业及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通过对雾霾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主体,基于有限理性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行动,构建三方主体共治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主体在长期反复的博弈中不断调整的策略,最终形成（公众积极参与、企业减排达标、地方政府严格监督）的理想策略。通过对单种群纯策略、混合策略均衡稳定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单种群纯策略的均衡稳定性不仅与影响各个主体自身策略的因素有关,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三方共治的雾霾污染治理情景中,不管最初地方政府是否监管,企业是否减排达标,只要公众愿意积极参与治理行动,此时三方主体将全部参与到雾霾污染治理行动中,进而雾霾污染治理将会得到显着改善,进入稳定和良性循环状态;反之,当系统处于不良情景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或支持,企业或者公众都不会有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动力,从而系统会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最终雾霾污染治理将陷入“公地悲剧”的状态。在三方主体以一定的概率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情景下,通过分析影响各主体决策参数的敏感度,我们发现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他们的行动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只要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对公众进行有效引导,保障公众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切身利益,鼓励公众行使第三方监管权利,就可以最终形成三方共治的良好状态。该论文共有图17幅,表32个,参考文献242篇。
郭立忠[2]（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易文燕[3]（2021）在《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全球消费急速增长,一系列由消费而引发的环境和社会弊病突显。大众开始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并越来越多地关注消费的伦理属性,重视自身购买行为对身体健康、环境保护和社会长远发展带来的影响。购物已经成为与伦理相关的决策过程。在农产品领域,消费者对伦理因素的重视尤为明显,伦理危机感也更加紧迫。我国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的焦点逐渐从数量和种类转向安全、健康、生态、社会责任、可持续等伦理因素方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表示会选择对身体、生活和社会更有益的伦理农产品。然而,那些持有伦理态度和意图的消费者却很少进行真正的伦理购买,农产品伦理消费存在着一定的“意图-行为”差距。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我国消费者的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问题尤为必要。本研究在梳理相关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探讨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的构成维度及测量,对模型变量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并分别从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角度对促进农产品伦理购买提出建议。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内容一: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构建研究本研究对伦理消费领域和消费者行为与决策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了回顾,以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和Hunt-Vitell的伦理决策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农产品消费特征和中国文化背景,构建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研究模型共包含农产品伦理购买态度、伦理依从、面子意识、伦理行为控制、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伦理情境、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8个变量。其中农产品伦理购买态度、伦理行为控制、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这4个变量是计划行为理论和Hunt-Vitell的伦理决策理论框架下的原始变量;伦理依从、面子意识这两个变量是本研究依据中国特色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修正后的变量;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伦理情境这两个变量是本研究引入的新解释变量。研究内容二: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构成维度及测量研究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是一个独特而复杂、具有多重属性的概念。它并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集合了公共康健、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性行为,其内涵十分丰富。本研究系统探讨了我国消费者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的内涵维度及测量量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确认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包括生态安全伦理购买、营养健康伦理购买、认证标识伦理购买、社会责任伦理购买、自然渠道伦理购买5个维度共17项指标。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本研究得出受访消费者在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中各个维度的均值。其中,营养健康伦理购买维度得分排在首位,其次是生态安全伦理购买维度,再接下来是认证标识伦理购买维度和自然渠道伦理购买维度,得分最低的是社会责任伦理购买维度。研究内容三: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实证研究本研究根据规范的量表设计流程进行了问卷设计,根据科学的调查流程实施了问卷的发放和数据的收集整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了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进行了验证和假设检验。研究的结果显示: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受到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作用。（1）直接效应: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受到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伦理行为控制、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的正向直接作用。其中作用力最大的是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其次是伦理行为控制,再次是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受到农产品伦理购买态度、伦理依从、面子意识、伦理行为控制的正向直接作用。其中,作用力最大是伦理依从、其次是面子意识,再次是农产品伦理购买态度,最后是伦理行为控制;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对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产生正向直接作用。（2）中介效应:农产品伦理购买态度、伦理依从、面子意识、伦理行为控制通过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正向作用于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研究内容四: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行为”差距形成研究消费者声称会进行伦理购买,但并没有恰当地反映在销售中。本研究表明,农产品伦理购买“观念-行为”差距确实存在,鸿沟的形成同时受到内部因素（包括消费者自我效能和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和外部因素（包括购买行为可控性和伦理情境）的综合影响。研究的结果显示: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行为”差距的形成会受到三类效应的作用:（1）二因子因果中介效应: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和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的中介。农产品伦理购买态度、伦理依从、面子意识、伦理行为控制通过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正向作用于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继而正向作用于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2）调节效应: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与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相关关系,而是受到了伦理情境的调节。具体而言,在实体环境较好和伦理营销刺激较大的购买情境中,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对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的影响要高于在实体环境较差和伦理营销刺激不佳的购买情境中的影响。（3）直接效应: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除了受到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的直接作用之外,还受到伦理行为控制的直接作用。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实践建议:（1）消费者需要建立伦理消费的价值观和态度;培养伦理消费的生活方式和购物模式;提升自身伦理购买能力。（2）企业需要提升伦理农产品感知价值,加大消费者伦理购买意图;合理制定伦理农产品价格并完善分销渠道,提升消费者感知行为控制;加大农产品伦理购买促销力度,提升伦理营销情境的作用;协助消费者完成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将成就与伦理消费联系起来。（3）政府需要加强宣传引导,构建伦理社会规范;加强伦理消费的教育与培训;完善信任机制,建立伦理认证;提供技术支持和给予政策倾斜。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对现有的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内涵维度和测量进行了新的发展和丰富。在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提炼出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分为5个维度,共17个测量题项。其中,认证标识伦理购买和自然渠道伦理购买是本研究提炼的两个新维度,这使得现有的研究更符合我国市场的特有属性和伦理消费的动态发展。（2）将消费者伦理理论与行为理论相结合,构建并实证研究了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完整展现了消费者农产品伦理购买“态度-意图-行为”的全过程。在模型的8个变量中,农产品伦理购买态度、伦理行为控制、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4个变量是计划行为理论和Hunt-Vitell的伦理决策模型框架下的原始变量。伦理依从、面子意识是本研究依据中国特色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修正后的变量。农产品伦理购买计划、伦理情境是本研究引入的新解释变量。从模型分析的结果来看,计划行为理论和Hunt-Vitell的伦理决策模型在农产品伦理消费领域是适用的,依据中国文化特色对原有理论的修正是非常必要的,引入的新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原有理论在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解释中的不足。（3）采用单一乘积指标方法,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模型中的调节效应进行检测。本研究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均为潜变量,且调节变量为题项数量较多的连续性潜变量。相对于传统的SPSS分层回归分析,在应对复杂变量间关系模型时,采用单一乘积指标方法对于分析变量之间的交互效用更加有效。
马文飞[4]（2021）在《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气候法治由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推导而来,既包括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又涵盖全球气候治理达到法治目标的愿景,是法治的全球化、全球气候治理的法治化。作为法律手段的全球气候法治面临着硬法规则下参与度欠缺,软法规制后执行力匮乏,软硬兼济规则落实困难等全球气候法律治理的规则弊端;作为法治标尺的全球气候法治面临着其目标实现任重道远的现实困境。全球气候法治包括国际气候良法和全球气候善治两个方面,既要求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在设定上符合人本主义、和谐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也要求国际气候法律规则语意清晰、体系完整、现实可行。立法过程要公开透明、民主高效、科学严谨,同时也要保障有诚实善意的守法、严格有效的执法、公正便捷的司法。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一方面,在现行的国际气候法律规则下,许多国家拒绝履行减排承诺,不愿调整能源结构,气候内顾倾向严重,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流于表面;和谐共进的价值追求在资金、技术、救济等方面难以落实,与“国际气候良法”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气候门”事件导致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国际气候谈判,形成的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排放差距报告2020》表明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长,国家承诺（国家自主贡献）远没有达到满足全球温度限制所需的减排目标,可见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遵守远未达到普遍而善意的程度;《巴黎协定》中执行和遵约机制尚不够完善,达到“全球气候善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法治是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追求的目标和过程,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律手段和法治标尺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的冲突,直接原因是缺乏正确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引导,主要原因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局限。但全球气候法治并非不能实现,从宏观角度上考量,实现国际法治需要从观念的指引和行为的塑造两个层次进行努力,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也同样如此。在全球气候法治中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推进形成一致的国家气候利益观、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进确立和谐共进的国家气候利益观、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推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气候利益观。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是新型国家利益观的实践,以上种种使得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重新确立成为可能。此外,就完善并善意遵守相关气候制度而言,《巴黎协定》具备完善和善意遵守的可能。一方面,《巴黎协定》具备完善的空间,完善相比取而代之更节省时间和经济成本,国际实践也证明《巴黎协定》有不断完善的趋势;另一方面,无论是约定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的监督还是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的要求,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还是中国领导的全球气候治理的促进,都促使善意遵守《巴黎协定》成为可能。全球气候法治作为一种崇高而美好的理想,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远景目标,在现实的国际法律秩序状况下,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广泛的参与主体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多元互动和共同努力。国家作为撬动法治的“阿基米德点”,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国家的观念和行为作为基础和保证。在观念上引导国家建立正确的利益观念,将人本主义、和谐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并入、深入国家观念,并使之成为国家利益的考量因素,指引国家树立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树立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需要国家正确认识气候议题的战略地位,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组织引导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形成科学的认识,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对“全球共同气候利益”达成共识,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国家形成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需要非政府组织在公众层面“自下而上”地对全球共同气候利益（气候共同体）达成基本共识;需要企业通过自身行动影响国家政策选择和偏好,需要个人运用自身影响帮助国家正确认识和界定国家气候利益,从而促进国家树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在规范和塑造国家行为上要逐步完善气候制度,并保证国家在理性的轨道中运行。这就需要国家自主、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并增强国内气候政策支持;需要国际组织在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订立、修改、完善、实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促进公正司法的实现;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进行建议草拟监督和评价,督促国家妥善遵守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只有这样全球气候法治才有可能从理想转化为现实。虽然全球气候法治依然“路漫漫而修远”,应对全球化的气候危机还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但国际社会走向法治的方向仍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国际法学者都将以此为目标和方向“上下而求索”。因此,以集腋成裘、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地向全球气候法治迈进,是所有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必然选择。
何妤如[5]（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闫晓燕[6]（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李晓静[7]（2021）在《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绿色生产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然而当前,绿色生产面临着产品“优质不优价”、消费者信任关系缺失、制度激励不足等现实困境,使得农户进行绿色生产的动力不足,也成为限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农村物流体系的完善,农村电商变成了绿色消费的重要引擎,实现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有效衔接,提升了绿色农产品的贸易效率。与此同时,来自消费端的绿色需求和农产品质量信息,通过数据共享机制,反馈到生产端,不仅为农户提供了新的盈利点,而且会推动农户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但就现实而言,农村电商依旧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电子商务渗透到农村地区仍需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且受电商意识不足、销售经验匮乏等因素的制约,农户参与电商难度较大,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能否通过农村电商传递给生产者,进而影响农户转变生产方式已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何种因素影响了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参与电商是否会影响猕猴桃种植户的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是否会促进猕猴桃种植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进而推动其绿色生产转型?其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又是什么?此外,参与电商是否能进一步提升猕猴桃种植户的绿色生产绩效?上述问题的回答,对政府出台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相关政策,吸引猕猴桃种植户积极参与电商销售,促进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提高猕猴桃产品质量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农户行为、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农业技术采纳等理论为指导,基于陕西省、四川省1036户猕猴桃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对样本区域内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现状及绿色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纳,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BFG两步法、内生转换模型、中介效应模型、Tobit模型及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等多种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考察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绿色生产转型、绿色生产绩效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驱动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样本区域中,参与电商的猕猴桃种植户有398户,未参与电商的猕猴桃种植户有638户。在参与电商的猕猴桃种植户中,有70户参与平台电商模式,有328户参与社交电商模式,在638个未参与电商的猕猴桃种植户中,有494户猕猴桃种植户希望能够通过参与电商渠道销售猕猴桃,可见猕猴桃种植户普遍参与电商销售的意愿较高,但实际参与电商销售行为的总体水平较低。不同猕猴桃种植户的绿色生产技术认知存在明显差异,且政府对推动种植户采纳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支持力度也存在明显差异。此外,有机肥施用技术、套袋技术、无公害农药使用技术在猕猴桃种植户样本中均得到了较高程度的采纳,但物理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种植户采纳率较低。从参与电商决策、参与电商模式及参与电商程度三个维度挖掘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的内在动力。研究结果显示加入合作社、接受农技培训次数较多、家中有村干部、互联网获取信息频繁能够促进猕猴桃种植户参与平台电商模式;户主年龄越小、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中劳动力人数越多、经营规模越小、种植专业化程度越高、人情往来支出较大、亲戚好友数量较多、对电商政策感知高、有网购经历、村庄有快递点能够促进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社交电商模式。（2）从绿色农产品价格感知、销量感知、消费者认可感知、政府支持感知、风险感知五个维度分析参与电商决策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电商决策能够提升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且五个分维度均通过显着性检验;从参与电商模式来看,平台电商模式和社交电商模式均能促进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而分维度中部分变量不显着;在398户参与电商的猕猴桃种植户中,随着参与电商程度的加深,猕猴桃种植户对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有所提升,从分维度看,参与电商程度越高,猕猴桃种植户对销量、消费者认可、政府支持的信心均有所增强。（3）实证检验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发现,对猕猴桃种植户而言,绿色生产技术的重要性依次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物理防治技术>套袋技术>无公害农药使用技术>有机肥施用技术。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有显着促进作用,参与电商的猕猴桃种植户倘若未参与电商,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为62.07%;参与电商后,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增加到65.99%,增长率为6.32%。不同参与电商模式的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有差异,采纳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交电商模式>平台电商模式>传统销售模式。参与电商程度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也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从机理分析看,参与电商通过经济激励、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产品标准化、消费者正向激励四条传导机制促进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另外,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信息资本等资源禀赋均在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4）根据猕猴桃种植户的生产指标特性,可以将猕猴桃种植户生产方式划分为绿色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两类,绿色生产方式的有机肥施用率、生物农药使用率、节水灌溉设备使用率、物理防治技术投入、包装物回收率均显着高于传统生产方式。就参与电商促进猕猴桃种植户转变生产方式而言,参与平台电商模式的转变概率大于参与社交电商模式的转变概率,且两者均大于参与传统销售模式的转变概率。参与电商程度对不同生产方式下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5）通过检验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绩效的影响发现,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效益和绿色生产效率均有显着提升作用。就绿色生产效益而言,在控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异质性后,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家庭年收入、猕猴桃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每亩猕猴桃收入均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平台电商模式的收入效应大于社交电商模式的收入效应,且两者均大于传统销售模式的收入效应。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在参与电商与猕猴桃种植户收入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介于9.62%～11.18%之间,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在参与电商与猕猴桃总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大。就绿色生产效率而言,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效率普遍偏低,平均值仅为63.92%,参与电商会促进猕猴桃种植户的生产技术效率,且平台电商模式下猕猴桃种植户生产技术效率更高。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在参与电商与猕猴桃种植户生产技术效率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绿色生产转型;增强电商政策宣传,提高电商参与意识;适度引导电商参与,注重电商多元发展;优化平台监督机制,打通信息披露机制;完善绿色生产管理,优化产品交易环境;增强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市场竞争能力。
李赵盼[8]（2021）在《农户地理标志使用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陕西猕猴桃生产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期,面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农产品市场供需结构失衡、农业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资源环境压力大等诸多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与地缘有关的独特产品质量造成了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稀缺性,通过地理标志的信号识别,形成产品内垄断地位,从而带来经济利益;地理标志传递出的独特产品质量,是丰富农产品市场、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改善供需结构失衡的重要力量;为了保证地理标志所蕴含的农产品质量特色和声誉特色,其生产标准通常具有环境友好和生态有益等特性,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农户视角,立足于农户行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及外部性理论,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依据陕西猕猴桃主产区645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在分析农户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对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进行测算,揭示了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经济与环境效应的内在联结机制与转化路径,并通过构建综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综合效应,设计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策略,以期为促进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均衡,主要聚集在传统农业大省,而拥有独特自然环境条件的欠发达地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较少。样本区域猕猴桃种植规模已趋于饱和,需依托地理标志建设打造区域品牌,促进猕猴桃产业发展由增产模式向稳产下增值模式转变。样本区域猕猴桃种植户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但是存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地理标志的农户使用程度较低。（2）农户地理标志认知可以聚类为“价值认知”、“约束认知”和“共有性认知”三个维度,农户的地理标志价值认知对其使用地理标志的意愿与行为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约束认知对农户地理标志使用意愿与行为都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共有性认知对农户的地理标志使用行为有负向影响,也是导致农户使用地理标志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原因。（3）农户地理标志使用具有显着的经济效应:尽管使用地理标志猕猴桃每亩的种植成本增加292元,但是销售价格提高了0.908元/kg,亩均产值增加2346元,亩均净利润增加2054元,成本利润率提高了20.3%,农户的技术效率提高了0.137,说明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溢价所带来的经济激励远大于因此增加的生产成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户改进生产技术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技术效率,从而带来更大的利润增长空间。（4）农户地理标志使用具有显着的正向环境效应:以地理标志使用对农户环境友好生产行为的影响表征环境效应,使用地理标志后,农户使用生物肥料、使用果园生草技术、使用生物农药的概率分别提高0.255、0.301和0.280,地理标志使用对同时具有“增产”和“减损”双重属性的环境友好生产技术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最大,对长期保护性技术的影响高于对短期生产性技术的影响。（5）地理标志质量溢价带来的市场激励对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环境效应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市场激励在地理标志使用对农户施用生物肥料、使用果园生草技术、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9.89%、31.17%、20.84%,相比“减损”型环境友好生产技术,市场激励对“增产”型环境友好生产技术农户采纳行为起到的中介效应更大,其中尤以长期保护性技术的响应程度最高。（6）使用地理标志农户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及综合效应评价值分别高出未使用地理标志农户评价值的12.61%、4.31%和4.81%;使用地理标志农户的经济—环境效应协调度比未使用地理标志的经济—环境效应协调度高6.28%。说明农户使用地理标志不仅可以提高样本区域农户猕猴桃生产的经济、环境及综合效应,同时也可以促进当地产业的经济环境协调发展。（7）应从加大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宣传力度、健全质量管理及监督体系着手,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市场建设、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农业企业及合作社等产业组织的市场主体作用,最大限度地释放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持。
姜泽林[9]（2021）在《经济增长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辖区经济的核心机制,地方政府在响应中央下达的经济增长目标任务后,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然而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可能倾向于采取短期经济行为,一些地区甚至存在“贪多求全”、“唯目标论”以及过度“加码”情况,引致了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等经济后果。为了进一步稳定经济增长速率、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学者需要深入研究如何构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切合性以及如何完善经济增长目标的评估与监测体系建设。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本文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载体,构建了以经济增长目标为主线的经济理论模型,阐述在规定计划产出的情况下,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过程,通过理论推导,得到了两条推理假说:第一:总体上,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第二,经济增长目标是有门槛条件的,只有在门槛范围内,经济增长率才可以持续增长,如果门槛值过高,将抑制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既定的样本范围内经济增长目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当经济增长目标突破一定值之后,经济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边际作用降低,但是影响方向依然是正向。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使得地方政府扩大经济规模,造成一定程度的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其次,本文以经济产出为纽带,将委托代理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融合起来,通过理论推演,分析经济增长目标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理论推演表明,对地方的激励程度不是越大越好,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或超越,会带来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减速或滞后,结合五年规划的产业政策,本文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对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影响程度和差异性,深入地讨论了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其约束特征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分析了五年规划的不同时期（政治周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另外,本文以房地产投资为例研究了经济增长目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渠道,结果发现投资结构扭曲的中介效应十分的明显,投资结构扭曲程度增大,将会挤占对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最终会严重影响相关产业融资以及规模的扩张。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目标虽能一定程度上激励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其生产率,然而可能会挤占生产、技术研发投资,从而导致了产业技术无效率,最终减缓了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最后,本研究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在不同规模报酬情况下,分析了政府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对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观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走势,得到以下主要观点:第一,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会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并且,规模报酬越大,负面影响程度越大;第二,经济增长目标如果设置过大,将可能导致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质量）跌落到一个较为平滑的区间。计量实证结果表明,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数值每增加1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降低0.033个单位。经济增长目标的硬约束和“层层加码”特征在五年规划的初期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较小,在后期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大;而五年规划中的软约束在规划的初期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初期不如后期。本文旨在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经济发展划分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三个维度,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视域展开较为细致的分析。提出要构建弹性化的经济增长约束体系,最后,本文还在完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以及为经济发展营造优质的制度环境等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相关研究成果对各地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优化具有较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后续规划的编制有较明显的参考价值。
黄展鹏[10]（2021）在《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文中认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挖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思想为理论立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待马克思文本中的生态思想所采取的态度并非“重构”,而是深入“耕犁”。本文遵循这种方法论前提,以福斯特和马克思的文本为核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文本学方法、逻辑与历史统一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等对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进行梳理和考察,旨在厘清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演进逻辑和核心内容。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评判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对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中提供几点可借鉴的实践经验。论文共分为绪论和四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第一章主要阐述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该部分从帝国主义演变史的野蛮到文明过程,全球生态危机凸显的问题与矛盾,西方绿色运动兴起的生态理论与生态实践等主要方面分析福斯特批判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背景。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帝国主义理论、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等追溯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论渊源。第二章主要论述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该部分又分四节。第一节辨析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相关概念,如生态殖民主义、生态扩张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在时间、性质、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区别,并对福斯特所批判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作出界定;第二节确定了“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批判起点——资本主义制度,围绕着资本私有制与生态帝国主义的前提关系,资本逻辑与生态帝国主义的驱动关系,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三节说明了福斯特对生态帝国主义进行批判时所运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逻辑与历史统一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第四节梳理了“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双重批判逻辑,既有生态扩张逻辑视角下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批判又有生态霸权逻辑视角下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批判。第三章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进行评价。这部分论述了“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在丰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和拓宽帝国主义批判理论论域方面的合理性以及在生态辩证法和生态革命观上的局限性,还澄清了福斯特对我国生态文明道路的几点误解。第四章主要从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中总结几点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的启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反对生态帝国主义,主张国际正义反对生态扩张;其次要防范生态帝国主义入侵,构建合理的生态壁垒,开展正义的绿色外交。
二、关于绿色贸易的理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绿色贸易的理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特征分析 |
| 3.1 中国雾霾污染的态势分析 |
| 3.2 中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描述 |
| 4.2 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选择及机理分析 |
| 4.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 |
| 5.1 问题描述 |
| 5.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5.3 微分博弈分析 |
| 5.4 数值模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1 问题描述 |
| 6.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6.3 演化博弈分析 |
| 6.4 仿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7.1 问题描述 |
| 7.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7.3 演化博弈分析 |
| 7.4 演化结果的情景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创新 |
| 8.4 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3）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伦理消费主义的蓬勃发展 |
| 1.1.2 农产品消费观的转变 |
| 1.1.3 农产品伦理购买的“意图-行为”差距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 |
| 1.3.2 专家访谈 |
| 1.3.3 问卷调查 |
| 1.3.4 统计分析法 |
| 1.4 技术路线和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框架和内容安排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2.1.1 伦理 |
| 2.1.2 伦理购买行为 |
| 2.1.3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 |
| 2.1.4 伦理农产品 |
| 2.1.5 伦理消费者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伦理的两大基本理论 |
| 2.2.2 Hunt-Vitell的伦理决策理论 |
| 2.2.3 理性行为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3.1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构成维度与测量的相关研究 |
| 2.3.2 消费者伦理决策模型的相关研究 |
| 2.3.3 计划行为理论在伦理购买中应用的相关研究 |
| 2.3.4 消费者伦理购买“意图-行为”差距的相关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构建研究 |
| 3.1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因素的提取 |
| 3.1.1 计划行为理论和伦理决策理论研究框架下的变量 |
| 3.1.2 中国文化背景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修正变量 |
| 3.1.3 引入可能的新解释变量 |
| 3.2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假设的提出 |
| 3.2.1 修正的计划行为理论下的假设路径 |
| 3.2.2 购买意图、购买计划、购买行为的假设路径 |
| 3.2.3 购买意图和购买计划的二因子因果中介效应假设路径 |
| 3.2.4 伦理情境的调节效应假设路径 |
| 3.3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研究模型 |
| 3.3.1 研究模型的架构 |
| 3.3.2 研究模型的描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构成维度及测量研究 |
| 4.1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的价值导向与核心价值原则 |
| 4.2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测量初始问卷的设计 |
| 4.2.1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量表初始测量题项的提出 |
| 4.2.2 小组讨论 |
| 4.2.3 专家访谈 |
| 4.2.4 小范围调查 |
| 4.2.5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初始测量问卷的确定 |
| 4.3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3.1 前测的数据收集 |
| 4.3.2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测评方法和标准 |
| 4.3.3 项目分析的结果 |
| 4.3.4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
| 4.3.5 信度分析的结果 |
| 4.4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构成维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4.1 正式调查的数据收集 |
| 4.4.2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测评方法与标准 |
| 4.4.3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量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4 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
| 4.4.5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的结果 |
| 4.4.6 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
| 4.5 结论与讨论 |
| 4.5.1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正式量表与题项的讨论 |
| 4.5.2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被删除题项的讨论 |
| 4.5.3 中国消费者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概况统计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实证研究 |
| 5.1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解释变量的测量 |
| 5.1.2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问卷的设计 |
| 5.1.3 小规模访谈 |
| 5.1.4 前测与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量表的调整 |
| 5.2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问卷的数据收集 |
| 5.2.1 正式问卷样本单位数的确定和发放 |
| 5.2.2 样本概况 |
| 5.3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分析与检验方法介绍 |
| 5.3.1 结构方程模型 |
| 5.3.2 AMOS分析工具 |
| 5.4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数据分析 |
| 5.4.1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量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4.3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4.4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5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
| 5.5.1 模型的初始拟合评价 |
| 5.5.2 模型拟合度修正与检验 |
| 5.5.3 潜变量的路径分析 |
| 5.5.4 直接效应的假设验证结果 |
| 5.5.5 直接效应的结果讨论与作用机制分析 |
| 5.6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6.1 中介效应的界定和分析方法 |
| 5.6.2 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6.3 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的中介效应假设验证结果 |
| 5.6.4 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的中介效应结果讨论与作用机制分析 |
| 5.7 人口统计因素的检验 |
| 5.7.1 性别对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影响的差异性检验 |
| 5.7.2 受教育程度对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影响的差异性检验 |
| 5.7.3 收入对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影响的差异性检验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行为”差距形成研究 |
| 6.1 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行为”差距形成因素模型 |
| 6.2 二因子中介效应:购买意图和购买计划对差距形成的作用 |
| 6.2.1 二因子因果中介效应的界定 |
| 6.2.2 购买意图和购买计划的二因子因果中介效应检验 |
| 6.2.3 二因子因果中介效应假设的验证结果及作用机制分析 |
| 6.3 调节效应:伦理情境对差距形成的作用 |
| 6.3.1 调节效应的界定和分析方法 |
| 6.3.2 伦理情境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3.3 调节效应假设的验证结果及作用机制分析 |
| 6.4 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行为”差距形成研究结果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确认了我国农产品消费朝着伦理消费的方向发展 |
| 7.1.2 明确了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内涵及其度量 |
| 7.1.3 构建了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模型 |
| 7.1.4 剖释了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 |
| 7.1.5 剖析了农产品伦理购买“意图-行为”差距的形成 |
| 7.2 实践与管理应用 |
| 7.2.1 应用于消费者的策略建议 |
| 7.2.2 应用于企业的策略建议 |
| 7.2.3 应用于政府和相关组织的策略建议 |
| 7.3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7.3.1 研究的局限性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调查问卷 |
| 附录B 中介效应检定语法编写 |
| 附录C 调节效应检定中Ping (1995)计算公式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全球气候法治的实践背景 |
| (二)全球气候法治的实践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相关问题研究 |
| (二)国际法治相关问题研究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研究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提出 |
| 一、由全球治理推导出的全球气候法治 |
| 二、由国际法治推导出的全球气候法治 |
| 三、全球气候法治的内涵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问题 |
| 一、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律手段的现实问题 |
| (一)全球气候法律治理规则梳理 |
| (二)《京都议定书》:硬法规制下参与度欠缺 |
| (三)《哥本哈根协议》:软法规制下执行力匮乏 |
| (四)《巴黎协定》:软硬兼济规制落实面临挑战 |
| 二、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治标尺的现实问题 |
| (一)作为全球气候法治标准的良法与善治 |
| (二)国际气候良法在实质与形式上的问题 |
| (三)全球气候善治在立法、守法、司法、执法中的问题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气候法治现实问题的成因 |
| 一、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冲突 |
| (一)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不同决定了国家立场不同 |
| (二)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冲突导致了气候协议的缺陷 |
| 二、缺乏正确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引导 |
| (一)短视的“本国优先”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需时间淬炼 |
| 三、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局限 |
| (一)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减排意愿 |
| (二)科技发展水平限制减排力度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气候法治可行性分析 |
| 一、国家气候利益观念重新确立的可能性 |
| (一)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推进形成一致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进确立和谐共进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三)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推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新型国家利益观 |
| 二、完善并善意遵守相关气候制度的可能性 |
| (一)完善《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
| (二)善意遵守《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路径 |
| 一、树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一)国家层面推动确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国际组织层面促进形成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三)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层面传播和倡导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完善气候制度有效保障运行 |
| (一)国家全面参与国际气候制度设计运作辅以国内政策支持 |
| (二)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订立实施和公正司法的实现 |
| (三)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建议草拟监督评价 |
| 三、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7）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涉农电商的相关研究 |
| 1.3.2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研究 |
| 1.3.3 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研究 |
| 1.3.4 农户绿色生产绩效的研究 |
| 1.3.5 农村电商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 |
| 1.3.6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影响机理分析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生鲜农产品 |
| 2.1.2 猕猴桃种植户 |
| 2.1.3 涉农电商 |
| 2.1.4 农产品电商模式 |
| 2.1.5 绿色生产行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交易成本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4 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理论 |
| 2.3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的影响分析 |
| 2.3.2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 |
| 2.3.3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分析 |
| 2.3.4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绩效的影响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样本区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1 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现状分析 |
| 3.1.1 世界及中国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 |
| 3.1.2 中国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商的发展历程分析 |
| 3.1.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1.4 样本区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现状 |
| 3.1.5 参与电商与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相关关系推断 |
| 3.2 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3.2.2 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3.2.3 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决策的影响因素 |
| 3.2.4 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模式的影响因素 |
| 3.2.5 猕猴桃种植户参与电商程度的影响因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
| 4.3 参与电商决策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的影响分析 |
| 4.4 参与电商模式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的差异分析 |
| 4.5 参与电商程度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的影响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
| 5.3 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度量 |
| 5.4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分析 |
| 5.4.1 参与电商决策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 |
| 5.4.2 参与电商模式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 |
| 5.4.3 参与电商程度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 |
| 5.5 作用机制检验:中介效应分析 |
| 5.6 异质性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2.1 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
| 6.3 猕猴桃种植户生产方式判定 |
| 6.3.1 猕猴桃种植户生产方式数目的确定 |
| 6.3.2 样本属于潜在类别的概率分析 |
| 6.3.3 两类猕猴桃种植户生产方式的特征分析 |
| 6.4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分析 |
| 6.4.1 参与电商决策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分析 |
| 6.4.2 参与电商模式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分析 |
| 6.4.3 参与电商程度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分析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5.1 参与电商决策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影响的内生性检验 |
| 6.5.2 参与电商模式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影响的内生性检验 |
| 6.5.3 参与电商程度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影响的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绩效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1.1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效益的影响 |
| 7.1.2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
| 7.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7.2.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设定 |
| 7.3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效益的影响 |
| 7.3.1 参与电商决策、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收入的影响 |
| 7.3.2 参与电商模式、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收入的影响 |
| 7.3.3 参与电商程度、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收入的影响 |
| 7.3.4 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在参与电商影响收入中的中介作用 |
| 7.4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
| 7.4.1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 |
| 7.4.2 参与电商决策对生产效率影响中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中介作用 |
| 7.4.3 参与电商模式对生产效率影响中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中介作用 |
| 7.4.4 参与电商程度对生产效率影响中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中介作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猕猴桃种植户基本特征 |
| 8.1.2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农产品价值感知的影响 |
| 8.1.3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
| 8.1.4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 |
| 8.1.5 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绩效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绿色生产转型 |
| 8.2.2 加强电商政策宣传,提高电商参与意识 |
| 8.2.3 适度引导电商参与,注重电商多元发展 |
| 8.2.4 优化平台监督机制,打通信息披露机制 |
| 8.2.5 完善绿色生产监管,优化产品交易环境 |
| 8.2.6 增强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市场竞争能力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8）农户地理标志使用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陕西猕猴桃生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 1.3.1 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研究 |
| 1.3.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研究 |
| 1.3.3 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效应研究 |
| 1.3.4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效应研究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地理标志的概念 |
| 2.1.2 农产品地理标志 |
| 2.1.3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行为 |
| 2.1.4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效应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公共物品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行为分析 |
| 2.3.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经济效应分析 |
| 2.3.3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效应分析 |
| 2.3.4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综合效应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样本区域地理标志发展及农户使用现状 |
| 3.1 我国地理标志发展概况 |
| 3.1.1 我国地理标志发展历程简述 |
| 3.1.2 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种类结构与空间分布 |
| 3.2 样本区域猕猴桃地理标志发展现状 |
| 3.2.1 样本区域猕猴桃种植生产现状 |
| 3.2.2 样本区域猕猴桃地理标志发展现状 |
| 3.3 样本户基本特征及地理标志使用现状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样本户基本特征 |
| 3.3.3 样本户地理标志使用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行为分析 |
| 4.1 农户地理标志认知测度 |
| 4.1.1 农户地理标志认知的量表设计 |
| 4.1.2 农户地理标志认知的测量结果 |
| 4.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意愿与行为分析 |
| 4.2.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意愿与行为的理论分析 |
| 4.2.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4.2.3 模型估计结果与相关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1.1 样本区域猕猴桃种植成本结构 |
| 5.1.2 样本区域猕猴桃种植收益比较 |
| 5.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技术效率分析 |
| 5.2.1 猕猴桃生产技术效率测度方法 |
| 5.2.2 猕猴桃生产技术效率测度结果 |
| 5.3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经济效应理论分析 |
| 5.3.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经济效应模型构建 |
| 5.3.3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经济效应估计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效应分析 |
| 6.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总效应分析 |
| 6.1.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总效应理论分析 |
| 6.1.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总效应模型构建 |
| 6.1.3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总效应估计结果 |
| 6.1.4 稳健性检验 |
| 6.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环境效应的中介机制分析 |
| 6.2.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效应中介机制理论分析 |
| 6.2.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效应中介机制模型构建 |
| 6.2.3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环境效应中介机制估计结果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的综合效应分析 |
| 7.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综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1.1 评价指标选取 |
| 7.1.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7.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综合效应评价结果 |
| 7.2.1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综合效应测算结果 |
| 7.2.2 农户地理标志使用经济—环境效应协调度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农户使用地理标志 |
| 8.2.2 健全质量监管体系,全面提高地理标志质量控制能力 |
| 8.2.3 加强基地建设,夯实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基础 |
| 8.2.4 完善市场体系,拓宽地理标志农产品销售渠道 |
| 8.2.5 发挥产业组织作用,创造地理标志建设有利条件 |
| 8.2.6 重视人力资本建设,保障农产品地理标志可持续发展 |
| 8.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9）经济增长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重点 |
| 1.3.2 研究难点 |
| 1.3.3 主要创新点 |
| 2 相关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与基本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经济增长目标研究综述 |
| 2.1.2 经济发展相关研究文献 |
| 2.1.3 相关述评 |
| 2.2 主要概念界定 |
| 2.2.1 经济增长目标 |
| 2.2.2 经济发展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政府竞争理论 |
| 2.3.4 财政分权理论 |
| 2.3.5 政治周期理论 |
| 2.4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
| 2.4.1 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框架 |
| 2.4.2 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型的基本构建框架 |
| 2.5 小结 |
| 3 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发展的事实性描述 |
| 3.1 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基本事实 |
| 3.1.1 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基本描述 |
| 3.1.2 历次五年规划(计划)中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基本描述 |
| 3.2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 |
| 3.2.1 我国经济增长概况 |
| 3.2.2 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 |
| 3.2.3 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 |
| 3.2.4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
| 3.3 小结 |
| 4 经济增长目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4.1 研究的缘起 |
| 4.2 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
| 4.2.1 基础模型 |
| 4.2.2 平衡增长路径及推导 |
| 4.3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4.3.1 计量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来源 |
| 4.3.3 指标说明 |
| 4.4 模型估计与结果说明 |
| 4.5 进一步探讨 |
| 4.5.1 研究机制分析 |
| 4.5.2 异质性分析 |
| 4.6 小结 |
| 5 经济增长目标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计量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说明 |
| 5.3.3 数据来源 |
| 5.4 基本实证结果 |
| 5.5 研究机制分析:基于投资结构扭曲的视角 |
| 5.6 经济增长目标与细分产业的考察 |
| 5.7 小结 |
| 6 经济增长目标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模型推演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3.2 变量的设定 |
| 6.3.3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描述统计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4.2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计量分析 |
| 6.4.3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计量分析:不同五年规划时期的比较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结论与启示 |
| 7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结论总结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国内外研究简评 |
|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思路 |
| (四)论文研究创新点 |
| 第1章 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 |
| (一)历史背景 |
| 1.野蛮与文明:帝国主义的演变史 |
| 2.问题与矛盾:全球生态危机凸显 |
| 3.理论与实践:西方绿色运动兴起 |
| (二)理论渊源 |
| 1.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帝国理论 |
| 2.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思想 |
| 第2章 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生态帝国主义”的相关概念辨析 |
| 1.生态殖民主义 |
| 2.生态帝国主义 |
| (二)“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批判起点:资本主义制度 |
| 1.资本私有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前提 |
| 2.资本逻辑:“生态帝国主义”的内在驱动 |
| 3.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政”:“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 |
| (三)“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批判方法 |
| 1.逻辑与历史统一方法:“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逻辑的产物 |
| 2.矛盾分析方法:资本主义生态矛盾 |
| (四)“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双重批判逻辑 |
| 1.生态扩张逻辑视角下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
| 2.生态霸权逻辑视角下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 |
| 第3章 对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评价 |
| (一)“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合理性 |
| 1.丰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 |
| 2.拓宽对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论域 |
| (二)“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
| 1.对福斯特生态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评析 |
| 2.对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评析 |
| 3.福斯特对我国生态文明道路的认识误区评析 |
| 第4章 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一)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反对生态帝国主义 |
| (二)主张国际正义反对生态扩张 |
| (三)构建合理的生态壁垒 |
| (四)开展正义的绿色外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关于绿色贸易的理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D]. 郑凌霄.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2]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3]农产品伦理购买行为形成机制研究[D]. 易文燕. 华中农业大学, 2021(02)
- [4]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D]. 马文飞. 吉林大学, 2021(01)
- [5]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7]参与电商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李晓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8]农户地理标志使用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陕西猕猴桃生产为例[D]. 李赵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9]经济增长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姜泽林. 武汉大学, 2021(02)
- [10]福斯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黄展鹏.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