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突破1000亿美元（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毛勤晶[2]（2020）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信用保险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伯尔尼协会的数据,仅2018年出口信用保险就支持了全球2.5万亿美元的出口和投资,占全球跨境贸易和服务金额13%。我国是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出口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样意义重大。从1988年中国恢复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以来,高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出口。30年间该制度直接支持出口贸易金额从1989年的1.05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098亿美元1。根据我国2019年17.23万亿的出口额计算,出口信用保险占出口额比重达24.8%,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政府高度重视。从2009年开始至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八次、连续五年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希望运用这一政策性工具,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2020年2月抗击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并指出要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然而不同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制度安排均有所差异。上世纪末欧盟内部还出现过出口信用保险部分业务私有化的现象,形成了三大商业保险机构:Coface、Autradius、Euler Hermes。在伯尔尼协会中,商业性机构一度占据85%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份额（Morel,2010）。作为政策属性的重要载体,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各国的具体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国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政策性和商业化的选择、模式安排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如:Funatsu,1986;Koning et al,2003;Turguttopbas,2013;Pamela,2016;Koen,2019）。在我国,虽然采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方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特点,但同样有商业保险机构涉足相应领域的经营。国内学者对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问题也展开了争鸣和探索（如:赵慧萍、王国军,2006;唐金成等,2010;周玉坤,2019）。前期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加上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部分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那么,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内在成因是什么?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政策属性如何实现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内外部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对服务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通过规范研究,采用政策性金融理论,分析了其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供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然后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立足我国二元特征的出口贸易,围绕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相关的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当前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风险变化,对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提出发展建议。本文的具体内容分为7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包括第一章的导论和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成因的理论探讨。第一章,导论。通过实践和理论背景介绍,提出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与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目标关系的问题。梳理了既有研究的文献,阐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了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总结了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对于研究的关键范畴予以界定。梳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成因的主要理论展开讨论,如市场缺陷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等,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探讨政策性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问题。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展开理论和实证的全面研究,探讨其政策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以及实现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出口信用保险的实际情况,聚焦该制度的关键政策性目标——促进出口贸易,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需均衡的展开探讨,做出理论分析,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重点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第四章至第六章解决政策性作用机制问题。第三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和全球发展历史,分析在特定贸易环境和发展阶段下,该制度政策性属性的变迁和调整,研究其反映的内在规律。全面梳理总结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研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作用于外贸出口的内在机理。结合全球主要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具体模式,进行了特征事实的对比分析,对于不同模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第四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从市场均衡角度入手,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提出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该险种市场均衡的经济学特点。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会出现低需求和低供给的均衡状况,无法有效支持出口贸易。从而提出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其政策属性在市场上的作用机制。第五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风险特殊性,结合前景理论,以政策性目标为导向,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出口企业、海外买方在内的国际贸易演化博弈模型。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存在风险及风险感知的特殊性。通过模型推导,分析政府、政策性保险公司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政策目标,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影响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交易均衡、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第六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立足我国出口贸易的二元特征事实,对比在不同贸易模式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机制差异,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验证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对于不同贸易模式影响差异,研究该险种在中国发挥政策性价值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特殊环境,探讨出口信用保险对于贸易结构优化的价值和作用。第三部分作为最终的政策建议和展望,回答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和发展的问题。第七章,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结合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中风险变化及企业基于风险需求做了分析,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模式问题和变革展开讨论,结合其政策性和金融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做了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主要结论有:1、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是和其承担的风险和功能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具备促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进而能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因此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立,政策属性贯穿于发展始终。政策性发挥程度则与不同时期全球的宏观风险和不同国家自身的状况高度相关。逆周期调节作用是其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2、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政策性体现最关键的是促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功能。该功能同时作用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并通过基础功能的实现,达成特定的政策目标。3、出口信用保险没有政府介入时会出现市场均衡悖论,不利于实现对于出口促进的政策目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说明,要更好的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与海外买方达成贸易均衡,需要保险机构同时提高赔偿水平和降低保险费率。政府的必要参与才能更好实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4、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二元特征,出口信用保险的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在一般贸易下体现更加明显。在样本期间,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每增加1亿元,平均将影响各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2.1%,影响各省总出口额增长8.3%,而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仅6.4%而且并不显着。说明如果准确区分贸易模式,出口信用保险的边际影响会上升45.6%。同时这种影响具有的门槛效应特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本文以问题导向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一定探索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主要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1、运用政策性金融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系统性地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前人的研究侧重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某一方面,且较少涉及其政策属性问题。当前研究的主线围绕政策属性,从政策性成因、属性、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实现不同角度,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聚焦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两个关键问题:风险的特殊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对于风险层面,研究了出口贸易中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特殊属性,及其带来的出口企业风险感知问题,阐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需求。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将功能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三类。结合成因,进一步研究了作用机制和政策性成效。从促进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两个领域,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在内容的系统性上有一定的创新。2、用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国际贸易均衡的改善作用。首次将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引入到出口信用保险研究中。构建了政府、保险公司参与下,出口企业和海外买方国际贸易均衡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出口企业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感知情况,探讨了海外买方的违约对于贸易达成的影响。研究了基于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出口信用保险对国际贸易演化均衡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3、结合中国出口贸易中二元特征,拓展了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研究领域,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内在作用机制,展开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讨论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拉动作用时,首次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不同贸易模式传导作用机制的差异问题,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基于中国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相关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价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研究涉及政策性金融、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本文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由于作者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水平有限,对于出口信用保险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和研究仍不够深入。2、本文虽然尝试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一般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但在变量选取、模型构建方面,受到数据来源制约仍不够深入,缺乏跨国对比,科学性和完备性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相信随着未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将更为准确,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孙天宇[3]（2020）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作为进入东盟市场的两种方式,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以及我国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均有迅速发展。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为双边的投资活动以及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的提出,我国与东盟之间贸易、投资的深度和广度均不断加大,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都取得新进展。东盟作为我国“一带一路”重点对接的区域,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因此,不断跟踪分析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活动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探讨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促进我国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善,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结构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分别进行影响机理分析、发展现状分析与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在对不同动因直接投资影响贸易结构机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以及双边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重点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具体通过何种途径对我国同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产生影响,以及不同动因的直接投资活动影响贸易结构的具体路径有何差异,随后通过选取对东盟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商品结构数据,建立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得出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可以促进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结论,并从直接投资行业差异化视角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有何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通过不同的路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并对双边贸易结构优化具有积极的影响。通过对东盟不同国家比较优势的分析,论文对我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在东盟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提出指导性意见,为促进双方更加顺畅的开展经贸合作,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地区之间贸易结构的优化提供参考。
王艳芳[4]（2019）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汇率与一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紧密相关,而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的增加势必会给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不确定性。机电产品作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品类,有着高资本密集度、高技术密集度的特点,其产业发展关乎我国的制造水平与科技实力。因此,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弹性论、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作为问题研究的依据,从理论上阐述了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接着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规模、出口市场分布与产业内部的商品结构,并测算SITC两位编码下各类机电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部分利用我国与34个贸易伙伴2001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主要从出口市场与出口商品两个层面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首先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不同市场机电产品出口的异质性影响,其次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SITC编码下不同类别、不同技术含量机电产品出口的异质性影响,最后,改进计量模型,进一步检验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抵御出口的汇率风险。得出的主要结论为:（1）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不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2）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子通信类机电产品,其出口的技术含量较高,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更强,而汽车、船舶、航空器等机电产品,其出口的技术含量较低,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大;（3）技术含量越高的机电产品,其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越小,提高机电产品的出口复杂度,有利于抵御出口的汇率风险。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政府制定汇率政策、各类机电产品的出口政策、机电产品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对不同机电产品出口企业抵御汇率风险提出不同建议。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除了从出口市场角度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机电产品出口的异质性影响外,还测算机电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客观判断我国各类机电产品的出口质量与技术含量,从出口商品质量与技术含量角度解释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以此为理论基础分析汇率变动对我国各类机电产品出口的异质性影响。（2）丰富实证部分的指标体系以更贴近中国实践。研究人民币汇率与机电产品出口的关系时,除了加入汇率水平指标外,还加入汇率波动率指标,以便分析人民币汇率风险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在扩展的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检验我国机电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否增强其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
严亚洲[5]（2019）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分析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外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效果显着。但随着近年来贸易环境的恶化、全球竞争的加剧、国内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人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出现,出口贸易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出口商品结构问题也凸显出来。在调整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1]为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指明了方向。本文率先从理论研究入手,通过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梳理来理清它们的发展脉络及内部关系,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然后利用现有的数据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展开现状分析,包括我国出口商品的总体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其次对细分出口产品进行了指数分析,包括竞争优势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并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食品及活动物出口占比高、经济风险大;2、工业制成品出口层次较低;3、高新技术产品竞争优势不足;4、加工贸易层次较低、急需转型升级;5、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有待改善。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对策:一是要稳定食品及活动物出口,防范化解经济风险;二是调整出口产业结构,鼓励纺织业转型升级与汽车制造业发展;三是灵活运用汇率政策,发挥贸易润滑剂作用;四是加快贸易方式转变,扩大一般贸易规模;五是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六是调整服务贸易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
陈芳[6]（2019）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和人文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同组成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这一时代背景下,以政治合作为先导、以经济合作为坚实基础,两国各层面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进展顺畅,向世界人民展示了新型大国关系,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贸合作作为中俄其它各领域合作的经济基础,一直在两国合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俄经济往来由来已久,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经济结构互补的客观条件为双边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在国际环境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下,两国经贸合作也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动荡的压力。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环境的不稳定性、地区安全与冲突问题以及中俄两国各自外交政策的调整都会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挑战。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中俄经贸合作在两国政府及相关政策支持下、在市场需求和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樊影[7]（2019）在《中日-中韩贸易制衡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三大重要的经济体,其之间的贸易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话题。自中日、中韩建交以来,我国与日、韩间的经贸交往日益密切,相互之间的贸易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但随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近年来,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三国的双边关系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局面。本文主要运用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从“贸易制衡”的角度来探究中日与中韩各自双边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研究结果不仅会加强我们对中日韩之间贸易关系的认识,而且对于中日韩在未来经贸方面的发展方向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利用1991.01-2018.07月度贸易数据,使用韩国和日本在中国出口和进口中的比重四个变量对中日与中韩之间是否存在贸易制衡的关系以及贸易制衡能否实现进行了短期和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实证检验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日本占我国进口的比重Mcj对韩国占我国的进口比重Mck具有显着的负效应,而对韩国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k具有显着的正效应,说明,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存在着“贸易制衡战略”,但由于韩国占我国贸易比重Mck和Xck都未对日本在我国进出口中的相对比重产生显着的负效应。这意味着即便“贸易制衡战略”在短期内存在,其战略意图也不能得到有效实现;在长期内,日本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j对于韩国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k具有显着的正效应,意味着我国具有调整出口国别结构的对日本“贸易制衡战略”的长期意图;并且韩国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k和韩国占我国的进口比重Mck对于日本占我国的进口比重Mcj和日本占我国的出口比重Xcj都具有显着的负效应,意味着我国调整出口国别结构的对日本“贸易制衡战略”的长期意图在长期内能得以实现。而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得出:在短期,因政策导向与企业利益不兼容,所以其战略意图不能得以实现;在长期,因外界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其战略意图可以实现。针对以上结论,笔者先是进行了评价,之后在文章的最后一章分别从政策导向和助力企业产业升级两个方面就我国该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关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骆革新[8]（2019）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自2011年之后,我国爆发大面积的产能过剩,传统的总量刺激措施解决不了产能过剩问题,也解决不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迫切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对于我国来说,结构调整对内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对外主要是贸易结构调整。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结构调整时,首先要从理论上理清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还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去寻找二者之间相互作用规律,这样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调整政策。国内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单独研究贸易结构或产业结构,这样很难把握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规律,也难以找到我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的根源。基于此,本文以已有研究为基础,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二者的发展历程及相互作用规律。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时间序列和基于结构效应的计量方法来实证检验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希望能找到我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相互作用的规律,为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综述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理论基础,从产业结构的视角考察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在坚持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反作用的认识基础上,从需求、供给和发展战略等角度分析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第二,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演进路径相吻合。但农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严重不协调,二元结构明显,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在大多数时期是错位的。第三,制造业是一国产业发展的根本,本文以制造业为例分析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表明,总体上,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集中在少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上,占最大出口份额的机电产品仅具有微弱的国际竞争优势,中、高端制造业基本上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这说明我国离制造业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第四,利用计量工具就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表明,出口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进口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着。内需（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消费）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要远远大于外需和FDI的作用,这说明内需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也暗示过分强调利用比较优势可能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未来的政策走向应提升内需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地位;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农业）与对外贸易的联系不紧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会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但会抑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与第二产业的升级不存在统计上的显着关系。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降低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增加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基于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表明:进口结构变化和出口结构变化均是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产业结构变动不是贸易结构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五,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与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从理论和历史分析得出过分遵循比较优势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和贸易结构失衡的根源的结论。贸易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贸易主体结构失衡、贸易利益分配结构失衡和贸易客体结构失衡,而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产能全面过剩。第六,提出我国不宜完全按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升级,首先应放弃过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行有选择性的进口替代战略,保护国内市场资源,扩大内需,以竞争优势取代比较优势,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贸易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
殷功利[9]（2012）在《中国贸易顺差研究：结构、效应与可持续性》文中提出贸易收支是国际经济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贸易顺差是学术界、实业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效应及可持续性,探索其运行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际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我国科学制定贸易、外汇、外资、产业、汇率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通过贸易顺差结构、影响因素、效应和国际比较的分析,考察了我国贸易顺差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通过贸易顺差历史的考察,总结了贸易顺差的演进规律。另外,本论文还基于跨时贸易理论和内生结构突变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问题,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及效应进行了实证。理论意义在于：一是推动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中国的实证应用；二是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并促其发展；三是为相关学者研究提供学术参考。实际意义在于：一是从顺差结构来看,只有对中国贸易顺差结构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明确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调整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缓解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才能正确定位贸易政策；二是从顺差持续性上看,我国外贸顺差的可持续性不仅关系到出口增长的发展趋势,也关系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诸多方面。贸易顺差能否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外贸、外汇、外资、财政等政策的走向。只有在认清我国顺差的本质及判断其能否持续等的条件下才能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正面作用,降低其负面影；三是通过与日德贸易顺差比较研究,总结出它们改善贸易顺差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对贸易顺差的影响,这会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改善提供有益借鉴价值。本文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结合的方法、比较的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实证分析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发展、现状和特征进行客观描述,又根据规范分析对我国贸易顺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理性判断,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科学的对策建议；通过分析德国、日本等国家贸易发展历史、贸易顺差原因、构成及处理方式并与我国贸易顺差进行了比较；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了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性、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等效应。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1）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就贸易顺差原因、影响、治理措施及持续性等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外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述；（2）贸易顺差的基本理论。首先对贸易顺差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了分析,然后就经常项目顺差与储蓄投资的理论、跨时贸易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结构分析法及弹性学说进行了探讨；（3）中国贸易顺差结构。从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背景开始进行了分析。而后分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继而剖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商品结构和中国贸易顺差经营主体结构。最后分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贸易方式；（4）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就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还就中国贸易顺差效应进行了探讨；（5）中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的实证分析。包括简要分析了中国进出口关系的典型事实,建立了理论模型,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计量分析；（6）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国际比较。就贸易顺差额进行了国际比较。其后分别对贸易不平衡度、贸易顺差结构、原因及处理措施进行了国际比较。文章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从中国贸易顺差结构来看,中国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是中国香港、美国和欧盟,顺差国内地理分布集中在东部沿海；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了极大的优化,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导转换到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导,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若从价值链的增值环节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仍然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我国的劳动力要素密集的性质未变；外资企业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加工贸易在绝大部分年份里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力军；（2）从中国贸易顺差影响因素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内收入、国外收入对我国贸易顺差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大于20%的条件下,反而增大了的我国贸易顺差。因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改善其贸易逆差在实践中是不合理的。中国参加国际垂直分工程度的增强对中国贸易顺差增长有促进作用；（3）从中国贸易顺差的效应来看,中国贸易顺差对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货膨胀、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及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4）中国贸易顺差具有弱可持续性。根据经常项目收支跨期分析,从基于内生结构突变的计量检验结果来看,一是中国进出口之间具有包含截距项、斜率项都发生了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中国贸易顺差具有可持续性,表明出口贸易受到了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及“入世”等制度变迁及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既包括鼓励出口的影响,也包括阻止出口的影响。二是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是弱可持续性,而非强可持续性,贸易出口容易受到国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三是出口主要受进出口问长期均衡关系的约束,其偏离均衡会在下月得到修正以保证进出口关系不会明显偏离均衡状态,出口企业是理性的,会自动对各期的出口进行调整,以实现跨期利润最大化；（5）从中国贸易顺差国际比较来看,与日本德国相比,一是从贸易顺差额来看,我国不大；二是从贸易不平衡度来看,我国贸易不平衡度不高；三是从贸易顺差结构来看,首先,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比重上,我国低；第二,在出口商品结构的多元化上,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单一；第三,在要素的密集程度上,从价值链的增值环节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仍然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我国的劳动力要素密集的性质未变；最后,在贸易获利上,我国获利小。总之,德国的贸易顺差质量第一,日本第二,我国最差；四是从贸易顺差原因来看,通过对日德顺差原因的分析,可知一经济体在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贸易顺差带有一定的普适性,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竞争战略及政府的支持也是顺差产生重要影响因素。而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惯用价格战,缺乏战略,技术创新不足,政府也缺乏对对外贸易系统的科学的促进体系；（6）中国贸易顺差属正常现象。从国际经验来看,一经济体在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贸易顺差带有一定的普适性,现阶段我国正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我国的外贸顺差也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自然发生的。具有长期性和弱可持续性。从我国的外贸顺差与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规模相比来看,基本上是平衡的,我国外贸顺差持续的时间远远低于德、美、英日等发达经济体。从贸易不平衡度来看,与日本德国相比,我国无论从年平均值,还是从年超过10%的年份数量来看,我国贸易不平衡度不高。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实属正常现象。本文的创新有三点：一是以日本和德国为例,对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进行了国际比较,通过分析这些国家贸易发展历史、贸易顺差原因、构成及处理方式并与我国贸易顺差进行比较,提出了解决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选择、调整、搭配方案（主要内容发表于CSSCI期刊《国际贸易》,2012（8）：11-16）；二是关于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研究的创新。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外生结构突变的计量分析,采取数据样本是年度数据。本文采取内生结构突变的计量分析,采取数据样本是月度数据以得到比使用年度数据样本更准确的结构突变时间点,把可持续性进一步分为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主要内容发表于CSSCI期刊《当代财经》,2012（1）：96-94）；三是贸易工业制成品的分类更加细化,本文把工业制成品细分为化学成品及相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以得到更明确的经济增长因素。而以往多分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粗劣（主要内容拟发表于CSSCI期刊《科技进步与对策》,已录用）。本文的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未对顺差的合理范围做一个估计；二是从新型的国际生产分工的视角去解释我国贸易顺差有待进一步深化。
李娜[10]（2012）在《新型贸易壁垒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与贸易的迅猛发展,全球贸易中机电产品贸易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机电行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自1995年超过纺织品贸易,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以来,已经连续16年位居外贸出口产品首位。2011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10855.9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57.2%。机电产品出口一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长期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增长速度很快,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增加,但是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主要出口商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等。尤其是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和低碳壁垒及知识产权壁垒逐渐增多的国际贸易新形势下,优化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势在必行。本文主要包括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外有关机电产品贸易和贸易结构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是有关优化贸易结构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结构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第三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概况,然后详细分析了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包括机电产品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市场结构,通过分析各大类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现状。第四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即机电出口商品质量不高,产品自主创新不足；机电产品出口产品的类别趋同,缺乏自主品牌；出口额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出口过分依赖于外资企业；出口市场太过集中在传统市场,新兴市场所占比重不高。然后深入剖析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存在问题的原因,即创新的动力和扶持缺乏,粗放型增长方式依然存在和政府的政策发挥不到位等。第五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机电产品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及我国机电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和影响；其次阐述了低碳壁垒产生的背景及含义,分析了我国机电产品可能遭遇的低碳壁垒及其影响；最后阐述了我国机电产品遭受知识产权壁垒（尤其是美国337调查）的影响,分析了我国遭遇知识产权壁垒的原因,还分析了新型贸易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出我国机电产品结构优化的必要性。第六部分是关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路径研究,通过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取向的阐述,进一步提出了新型贸易壁垒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路径,即制定差别化战略,培育新增长点；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高企业知识产权建设能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实施出口商品多元化战略,改变出口商品过于集中的现状；融入“低碳元素”,赢得消费者认同；建立完善的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二、200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突破1000亿美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突破1000亿美元（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出口信用保险与全球国际贸易发展 |
| 1.1.2 出口信用保险与中国国际贸易发展 |
| 1.1.3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路线与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 |
| 2.1.2 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特点 |
| 2.1.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 |
| 2.1.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属性特征 |
| 2.1.5 政策性与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的辨析 |
| 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成因的理论 |
| 2.2.1 市场缺陷理论 |
| 2.2.2 风险感知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政策工具理论 |
| 2.2.5 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 |
| 2.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 |
| 2.3.1 新要素禀赋理论 |
| 2.3.2 异质性企业理论 |
| 2.3.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2.3.4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理论综合分析 |
| 2.4.1 风险的特殊性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 |
| 2.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体现为支持出口贸易 |
| 2.4.3 国际规则是政策性方式的制度保障和财务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3.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 |
| 3.1 全球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1.1 萌芽期:商业化经营,金融属性明显 |
| 3.1.2 起步期:政府积极参与,政策属性凸显 |
| 3.1.3 发展期:政策属性与金融属性有机融合 |
| 3.1.4 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后政策属性强化 |
| 3.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2.1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 |
| 3.2.2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履职成效 |
| 3.2.3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政策性特征 |
| 3.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的趋势特点 |
| 3.3.1 政策性贯穿信用保险发展各个阶段 |
| 3.3.2 政策性发挥与风险状况高度相关 |
| 3.3.3 逆周期调节机制是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 |
| 3.4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与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 |
| 3.4.1 政策性金融视角的功能分析 |
| 3.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分析 |
| 3.4.3 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与功能框架 |
| 3.4.4 空间逆向调节机制和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拓展 |
| 3.5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1 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2 不同模式下的政府角色 |
| 3.5.3 伯尔尼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5.4 国际信用保证保险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6 政策性模式选择的结论与启示 |
| 3.6.1 经营模式选择与政策目标实现 |
| 3.6.2 经营模式选择与国家国情 |
| 3.6.3 欧盟商业化模式的特殊成因 |
| 3.7 本章小结 |
| 4.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 |
| 4.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1.1 风险感知与保险需求 |
| 4.1.2 企业的保险需求 |
| 4.1.3 认知偏差与企业保险需求 |
| 4.1.4 出口贸易中的企业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供给 |
| 4.2.1 风险评估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 |
| 4.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目标 |
| 4.2.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产品及服务 |
| 4.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特点 |
| 4.2.5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规模经济 |
| 4.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求与出口贸易的经济视角 |
| 4.3.1 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和政策价值 |
| 4.3.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外部性与国际贸易发展分析 |
| 4.3.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
| 4.3.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福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
| 5.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假设 |
| 5.1.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 |
| 5.1.2 模型假设 |
| 5.2 模型构建和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模型求解 |
| 5.2.3 模型结果 |
| 5.3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5.3.1 政府的角色 |
| 5.3.2 政策性保险机构的应对 |
| 5.3.3 企业的风险应对 |
| 5.4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 |
| 6.1 政策性目标和中国特点 |
| 6.1.1 我国政策性目标的特殊性 |
| 6.1.2 中国二元贸易结构特征的研究 |
| 6.2 假设、变量与模型构建 |
| 6.2.1 政策性功能的作用机制和假设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2.4 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分析 |
| 6.3.1 基本模型和考虑内生性以后的模型 |
| 6.3.2 门槛效应模型:保费作为门槛 |
| 6.3.3 门槛效应模型:赔付率作为门槛 |
| 6.3.4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 |
| 7.1 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
| 7.1.1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强化 |
| 7.1.2 反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 7.1.3 全球贸易的规则面临冲击和挑战 |
| 7.2 国际贸易的风险变化 |
| 7.2.1 政治、金融风险的贸易传导加速 |
| 7.2.2 战争风险威胁仍然较大 |
| 7.2.3 突发事件影响国际贸易风险 |
| 7.2.4 风险源众多,风险网状交织传导 |
| 7.2.5 企业的风险感知变化和风险管理需求 |
| 7.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模式的问题和变革 |
| 7.3.1 政策性模式的问题 |
| 7.3.2 政策性与商业性模式的关系 |
| 7.3.3 政策性模式的变革 |
| 7.4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与发展建议 |
| 7.4.1 政策性与金融性的协调平衡 |
| 7.4.2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 |
| 7.4.3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建议 |
| 7.5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动因异质性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 |
| 2.1 顺梯度OFDI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分析 |
| 2.1.1 效率寻求型OFDI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
| 2.1.2 资源寻求型OFDI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
| 2.2 逆梯度OFDI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分析 |
| 2.2.1 市场寻求型OFDI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
| 2.2.2 技术寻求型OFDI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
| 2.3 中国对东盟OFDI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对东盟OFDI带动双边贸易规模发展状况分析 |
| 3.1.1 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状况 |
| 3.1.2 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规模影响的状况分析 |
| 3.2 中国对东盟OFDI带动双边贸易结构发展状况分析 |
| 3.2.1 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结构状况 |
| 3.2.2 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结构影响的状况分析 |
| 3.3 动因异质性OFDI带动双边贸易发展状况分析——以越南为例 |
| 3.3.1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
| 3.3.2 中国与越南双边贸易的发展状况 |
| 3.3.3 对越南动因异质性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结构影响的状况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OFDI对东盟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OFDI对东盟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4.1.1 分析模型建立与变量的选取 |
| 4.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3 实证分析方法的选取 |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 中国OFDI与东盟贸易结构优化的关联度分析 |
| 4.2.1 分析模型建立与变量的选取 |
| 4.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2.3 实证方法的选取 |
| 4.2.4 检验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汇率水平变动对出口贸易额影响的综述 |
| 1.2.2 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额影响的综述 |
| 1.2.3 汇率升值对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综述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基础 |
| 2.1 弹性分析法 |
| 2.1.1 弹性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与马歇尔勒纳条件 |
| 2.1.2 汇率贬值对贸易收支的J曲线效应 |
| 2.2 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 |
| 2.2.1 汇率传递性 |
| 2.2.2 依市定价产生的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 |
| 2.2.3 产品技术水平异质性产生的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 |
| 2.3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传导机制 |
| 第3章 人民币汇率制度演进及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现状 |
| 3.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 |
| 3.1.1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的汇率制度 |
| 3.1.2 改革开放至1993年我国的汇率制度 |
| 3.1.3 1994年至2005年我国的汇率制度 |
| 3.1.4 2005年至今我国的汇率制度 |
| 3.2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现状 |
| 3.2.1 机电产品涵盖的范围 |
| 3.2.2 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规模 |
| 3.2.3 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市场分布 |
| 3.2.4 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商品结构 |
| 3.2.5 我国各类机电产品出口质量与技术含量 |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实证模型及数据 |
| 4.1.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4.1.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4.1.3 单位根检验 |
| 4.2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不同市场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回归 |
| 4.2.1 静态面板模型的选择 |
| 4.2.2 回归结果分析 |
| 4.2.3 基于FGLS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
| 4.3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型机电产品出口异质性影响的回归 |
| 4.3.1 静态面板模型的选择 |
| 4.3.2 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基于FGLS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
| 4.4 检验机电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抵御汇率波动对出口不利影响的回归 |
| 4.4.1 扩展的计量模型 |
| 4.4.2 静态面板模型选择与回归结果分析 |
| 第5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对政府部门的建议 |
| 5.2.2 对机电产品出口企业的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分析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出口商品结构的理论研究 |
| 1.2.2 出口商品结构变动的研究 |
| 1.2.3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出口商品结构相关理论 |
| 2.1 出口商品结构的概念与优化的内涵 |
| 2.1.1 出口商品结构的概念 |
| 2.1.2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内涵 |
| 2.2 出口结构调整优化的相关理论 |
| 2.2.1 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2.4 新贸易理论 |
| 2.2.5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 |
| 2.3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测度 |
| 2.3.1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 2.3.2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
| 第3章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分析 |
| 3.2 我国出口商品行业结构分析 |
| 3.2.1 初级产品出口结构 |
| 3.2.2 纺织品出口产品结构 |
| 3.2.3 重点出口种类结构 |
| 3.3 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
| 3.3.1 机电产品出口结构 |
| 3.3.2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 |
| 3.4 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分析 |
| 3.4.1 一般贸易出口结构 |
| 3.4.2 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结构 |
| 第4章 我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变动分析 |
| 4.1 我国出口商品显性比较优势分析(RCA指数分析) |
| 4.1.1 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变动分析 |
| 4.1.2 初级产品细分比较优势变动分析 |
| 4.1.3 工业制成品细分比较优势变动分析 |
| 4.2 我国出口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析(TC指数分析) |
| 4.2.1 商品贸易竞争优势 |
| 4.2.2 机电产品竞争优势 |
| 4.2.3 纺织品竞争优势 |
| 4.2.4 高新技术产品竞争优势 |
| 第5章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收集 |
| 5.2 模型的构建 |
| 5.3 回归分析 |
| 5.4 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6章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1 食品及活动物产品出口的经济风险高 |
| 6.2 工业制成品出口层次较低 |
| 6.3 加工贸易层次较低,急需转型升级 |
| 6.4 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 |
| 6.5 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有待改善 |
| 第7章 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对策 |
| 7.1 稳定食品及活动物出口,防范化解经济风险 |
| 7.2 鼓励纺织业转型升级与汽车工业发展 |
| 7.3 灵活运用汇率政策,发挥贸易润滑剂作用 |
| 7.4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扩大一般贸易规模 |
| 7.5 加强研发投入,提升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率 |
| 7.6 调整服务贸易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俄经贸合作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的中俄经贸合作基础 |
| 第二节 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中俄经贸合作基础 |
| 第三节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中俄经贸合作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发展背景 |
| 一、1992—1999 年起伏发展阶段 |
| 二、2000—2008 年较快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发展态势 |
| 一、2009 年大幅下降阶段 |
| 二、2010—2014 年快速增长阶段 |
| 三、2015 年大幅下滑阶段 |
| 四、2016—2018 年调整恢复增长阶段 |
| 第三节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特点 |
| 一、贸易规模整体扩大 |
| 二、贸易方式与合作形式日益丰富 |
| 三、结算方式逐渐多样化 |
| 四、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领域及成就分析 |
| 第一节 中俄能源合作 |
| 一、石油领域 |
| 二、天然气领域 |
| 三、煤炭领域 |
| 四、电力领域 |
| 五、中俄能源合作成就及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中俄农业合作 |
| 一、农产品贸易 |
| 二、农机贸易 |
| 三、农业开发合作 |
| 四、中俄农业合作成就及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中俄金融与投资合作 |
| 一、金融合作 |
| 二、投资合作 |
| 三、中俄金融与投资合作成就及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中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
| 一、交通基础设施 |
| 二、通信基础设施 |
| 三、中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成就及原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
| 第一节 中俄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 一、贸易合作水平低 |
| 二、商品贸易结构单一 |
| 三、贸易服务规则不健全 |
| 四、贸易秩序不规范 |
| 五、俄罗斯投资环境不佳 |
| 六、中国出口产品形象不佳 |
| 第二节 加强中俄经贸合作的对策 |
| 一、提升贸易合作水平 |
| 二、改善贸易结构 |
| 三、建立健全贸易服务体系 |
| 四、规范贸易制度 |
| 五、加强对俄投资风险评估 |
| 六、树立对俄出口产品良好形象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中日-中韩贸易制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的创新点 |
| 1.4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中日韩贸易发展现状 |
| 2.2 中日韩之间的贸易竞争与贸易互补 |
| 2.3 贸易发展潜力 |
| 2.4 贸易制衡概念的演变 |
| 第3章 我国与日韩贸易发展回顾 |
| 3.1 中日发展历程 |
| 3.1.1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贸易关系 |
| 3.1.2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贸易关系 |
| 3.1.2.1 发展期 |
| 3.1.2.2 低迷期 |
| 3.2 中韩贸易发展历程回顾 |
| 3.2.1 中韩贸易启动阶段(1992-2001) |
| 3.2.2 中韩贸易快速发展阶段(2002-2014) |
| 3.2.3 中韩贸易现阶段(2015-至今) |
| 第4章 贸易制衡的动因分析 |
| 4.1 中国实施贸易制衡战略的政治动因 |
| 4.2 中国实施贸易制衡战略的经济动因 |
| 4.3 日韩之间贸易替代性 |
| 第5章 中日与中韩贸易的实证分析 |
| 5.1 基本数据 |
| 5.2 数据处理以及ADF检验 |
| 5.3 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
| 5.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5 结论 |
| 5.6 评价 |
| 第6章 建议与对策 |
| 6.1 改善中日贸易环境,加强中日合作 |
| 6.2 调整产业结构,助力产业升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2 对外贸易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国际经贸理论及其评析 |
| 2.2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 |
| 2.3 新国际贸易理论—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 |
| 2.4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演变及其政策含义 |
| 2.5 小结 |
| 3 产业结构理论及其与贸易结构的互动机制 |
| 3.1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3.2 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 |
| 3.3 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联动的机理 |
| 4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
| 4.1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
| 4.2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演变 |
| 4.3 我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
| 4.4 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制造业为例 |
| 5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 |
| 5.1 改革开放前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 5.2 改革开放初期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 5.3 20世纪90年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 5.4 21世纪以来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 6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 6.1 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2 贸易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检验 |
| 6.3 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与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
| 7.1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
| 7.2 我国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
| 8 实现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
| 8.1 阻碍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的制约因素 |
| 8.2 实现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的原则 |
| 8.3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外贸易战略及其政策选择 |
| 8.4 调整国内市场政策 |
| 8.5 以竞争优势为基准的产业结构调整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9）中国贸易顺差研究：结构、效应与可持续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际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经常项目顺差产生原因 |
| 1.2.2 关于国际收支失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1.2.3 关于贸易平衡的路径选择 |
| 1.2.4 关于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的持续性 |
| 1.2.5 文献简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贸易顺差的基本理论 |
| 2.1 贸易顺差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 |
| 2.2 经常项目顺差与储蓄投资的理论 |
| 2.2.1 经常项目的吸收模型 |
| 2.2.2 经常项目储蓄投资缺口模型 |
| 2.3 跨时贸易理论 |
| 2.3.1 跨时贸易的模式 |
| 2.3.2 跨时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 |
| 2.4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
| 2.4.1 国际分工 |
| 2.4.2 雁行理论 |
| 2.4.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5 结构分析法与弹性学说 |
| 2.5.1 结构分析法 |
| 2.5.2 弹性学说 |
| 2.6 小结 |
| 3. 中国贸易顺差结构分析 |
| 3.1 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背景 |
| 3.1.1 对外贸易总额的上升 |
| 3.1.2 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变 |
| 3.1.3 对外贸易主体的改变 |
| 3.1.4 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 |
| 3.1.5 对外贸易顺差的发展过程 |
| 3.2 中国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 |
| 3.2.1 贸易顺差的境内地区结构 |
| 3.2.2 贸易顺差的境外国家或地区结构 |
| 3.3 中国贸易顺差的商品结构 |
| 3.3.1 主要贸易顺差商品 |
| 3.3.2 主要顺差商品的特性 |
| 3.3.3 顺差商品的贸易竞争力 |
| 3.4 中国贸易顺差经营主体结构 |
| 3.4.1 国有企业 |
| 3.4.2 外商投资企业 |
| 3.4.3 其他企业企业 |
| 3.4.4 中国对外贸易各经营主体贸易状况的比较 |
| 3.5 中国贸易顺差的贸易方式 |
| 3.5.1 一般贸易的顺差 |
| 3.5.2 加工贸易的顺差 |
| 3.5.3 其他贸易的顺差 |
| 3.5.4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贸易顺差的比较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及效应 |
| 4.1 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 |
| 4.1.1 国内、国外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 |
| 4.1.2 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 |
| 4.2 中国贸易顺差的效应 |
| 4.2.1 中国贸易顺差对实际有效汇率的效应 |
| 4.2.2 中国贸易顺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
| 4.2.3 中国贸易顺差对通货膨胀的效应 |
| 4.2.4 中国贸易顺差对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效应 |
| 4.2.5 中国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的经验分析--基于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
| 5.1 中国进出口关系的典型事实 |
| 5.2 论模型 |
| 5.3 计量方法 |
| 5.3.1 考虑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 |
| 5.3.2 考虑内生结构突变的协整检验 |
| 5.3.3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
| 5.3.4 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国际比较 |
| 6.1 贸易顺差额的国际比较 |
| 6.2 贸易不平衡度的国际比较 |
| 6.3 贸易顺差结构的国际比较 |
| 6.4 贸易顺差原因的国际比较 |
| 6.5 贸易顺差处理措施的国际比较 |
| 6.6 本章小结 |
| 7.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合理处理各类产品进出口 |
| 7.2.2 建设新的贸易促进体系 |
| 7.2.3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 |
| 7.2.4 实行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来源多元化 |
| 7.2.5 完善加工贸易 |
| 7.2.6 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
| 7.2.7 扩大内需以减缓产出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
| 7.2.8 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 |
| 参考文献 |
| 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10）新型贸易壁垒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可能存在的不足 |
| 2 贸易结构优化的理论基础 |
| 2.1 贸易结构的内涵 |
| 2.2 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结构的评述 |
| 2.3 新贸易理论对贸易结构的评述 |
| 2.4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贸易结构的评述 |
| 2.5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贸易结构的评述 |
| 3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及结构分析 |
| 3.1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
| 3.2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
| 3.2.1 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市场结构 |
| 3.2.2 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商品结构 |
| 3.3 我国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
| 3.3.1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
| 3.3.2 我国各类机电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
| 4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1.1 机电出口商品质量不高，产品自主创新不足 |
| 4.1.2 机电产品出口产品的类别趋同，缺乏自主品牌 |
| 4.1.3 出口额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出口过分依赖于外资企业 |
| 4.1.4 出口市场太过集中在传统市场，新兴市场所占比重不高 |
| 4.2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创新动力和扶持缺乏 |
| 4.2.2 粗放型增长方式未能根本改变 |
| 4.2.3 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不够 |
| 5 新型贸易壁垒下优化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必要性 |
| 5.1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1.1 我国机电产品所面临的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 |
| 5.1.2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 |
| 5.1.3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 |
| 5.2 低碳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2.1 低碳壁垒产生的背景 |
| 5.2.2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遭遇的低碳壁垒 |
| 5.2.3 低碳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 |
| 5.3 知识产权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的影响 |
| 5.3.1 我国机电产品遭受美国337条款调查的现状 |
| 5.3.2 美国337调查对我国机电企业的不利影响 |
| 5.3.3 我国机电产品遭受美国337调查的原因 |
| 5.4 新型贸易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影响 |
| 5.4.1 新型贸易壁垒使我国中低技术机电产品出口蒙受巨大损失 |
| 5.4.2 新型贸易壁垒将使我国高碳型机电产品出口难度加大 |
| 5.4.3 新型贸易壁垒迫使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调整 |
| 6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路径研究 |
| 6.1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目标取向 |
| 6.2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 |
| 6.2.1 制定差别化战略，培育新增长点 |
| 6.2.2 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高企业知识产权建设能力 |
| 6.2.3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
| 6.2.4 积极培养拥有竞争优势的本国机电企业 |
| 6.2.5 实施出口商品多元化战略，改变出口商品过于集中的现状 |
| 6.2.6 融入“低碳元素”，赢得消费者认同 |
| 6.2.7 建立完善的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200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突破1000亿美元（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D]. 毛勤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研究[D]. 孙天宇. 河北大学, 2020(08)
- [4]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王艳芳.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5]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分析与对策研究[D]. 严亚洲. 武汉工程大学, 2019(04)
- [6]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经贸合作研究[D]. 陈芳.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7]中日-中韩贸易制衡战略研究[D]. 樊影. 吉林财经大学, 2019(03)
- [8]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D]. 骆革新. 厦门大学, 2019(07)
- [9]中国贸易顺差研究：结构、效应与可持续性[D]. 殷功利. 江西财经大学, 2012(05)
- [10]新型贸易壁垒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优化研究[D]. 李娜.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