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作用

一、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朱澳拉^[1]（2021）在《道德对政治的回归 ——卢梭政治思想的伦理意蕴》文中指出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奏响了人理想的最强音,让·雅克·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先驱,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谱系中,卢梭是最独具气质的一位。当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大力提倡理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制度时,卢梭却感应到了伴随现代文明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功利主义的社会中,他追求自由,高举“返回自然”的旗帜,高呼一种天国情调的道德良心,对政治社会提出了道德世界与政治世界的构想,本文试图从两个世界的建构即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以“道德对政治的回归”这一命题揭示卢梭政治哲学的伦理内涵。通过“公意”为核心构建共同体,赋予共同体道德性,以契约社会来保障人民的德性与幸福。对伦理价值的追求成为政治的目的;政治共同体则成为伦理价值的实现途径。对卢梭思想中的政治和道德的关系进行研究对我们理解现代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文从五个章节对卢梭政治思想展开研究。第一章分析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对立与统一,从对自然概念的追溯,分析自然主义思想的渊源,从而引出何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之善和社会状态下的天性败坏。第二章主要阐述从自然人到社会公民的内在演变。卢梭把自然状态作为其思想的开端,从而提炼出人性的内涵,指出了社会状态下人的异化处境,并通过构建人的新的道德来解决人的异化,最终努力建设以公意为支撑的道德社会。卢梭以情感和道德行为作为目标,试图建立一个公共利益一致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在公民中培养人的仁爱之心,从而促使每个公民心中达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第三章主要通过对卢梭政治思想的重构,揭示公意何以可能。卢梭提出的公意本质上体现的是全体公民的意志,而国家的法律是公意在制度化上的表现,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一定是以公意为基础而治理的社会。公民道德选择而形成的共同意志“公意”为核心构建共同体,赋予共同体道德性,以契约社会来保障人民的德性与幸福。自由与公意二者的关系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的。卢梭政治思想的最终目标是构建良好的社会机制来解决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促使人与人能够具有真诚之心来相处,而且使每个人的意志通过自由、正义的和谐社会而实现。第四章主要以“道德对政治的回归”为论点,揭示出卢梭的伦理建构是对现代政治舍弃道德的批判、是对古典德性、古典政治哲学范式的继承与回归。卢梭对伦理价值的追求成为政治的目的;政治共同体则成为伦理价值的实现途径。从政治过渡到道德,实现道德世界对政治世界的建构,突出了伦理道德在构建政治世界的重要作用。第五章主要阐述卢梭政治思想的价值与局限,卢梭在其政治世界的建构中,以重建社会与重塑人作为实现文明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基于社会契约的理论支撑,以培养人的德性为自足的自由生活,注重情感的核心地位。通过建立具备法德并治的理想政治共同体,重建社会政体,是卢梭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但由于时代阶级的影响,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否认的是,卢梭致力于在良好法律和道德教育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成熟的法治社会的标志,也是培养良好素质公民的现实途径,在实现真正幸福的道路上具有恒久的重要价值。

侯宪利^[2]（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胡贝克^[3]（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指出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张哲^[4]（2020）在《汤姆·雷根动物权利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论是从哲学角度论述动物权利问题的当代生态伦理前沿理论,回答了“人应该怎样对待动物”这一经典哲学命题。本文以雷根的动物权利思想为研究对象,为人们提供一种基于权利观点的动物伦理视野,试图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究雷根动物权利论独特的的理论价值。研究雷根的动物权利思想,不仅对我们认清动物的道德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对我们重新反思与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文章除绪论外共分为四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论述雷根动物权利论形成的原因。第一章通过介绍雷根生活的时代背景和雷根的生平经历,探讨雷根动物权利论产生与发展的现实基础。第二章分析雷根动物权利论形成的思想渊源,探究雷根动物权利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研究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主要内容。第三章依据雷根动物权利理论的基本思想,分析提炼雷根的动物观、权利观、动物福利观。第四章在批判间接义务观和直接义务观的基础上,阐释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两个核心观点和五大基本原则。第三部分为第五章,对人类使用动物的现实状况进行道德判断,提出尊重动物权利的具体实践诉求。第四部分为第六章和第七章,分析雷根动物权利论的理论价值。第六章把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与当代其它代表性的动物伦理思想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分析雷根动物权利思想独有的特点、内容和意义。第七章总结雷根动物权利论的理论贡献和局限,阐明雷根动物权利论对当代动物伦理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启示意义。文章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通过对雷根动物权利论理论基础的深入分析,文章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西方动物伦理观、生态伦理学和素食主义思想对雷根动物权利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2）通过对雷根动物权利思想理论体系的探究,文章系统地提炼和阐述了雷根的动物观、权利观、动物福利观。（3）通过对雷根动物权利论与其它动物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文章审慎和客观地评价雷根动物权利论独有的理论特点和意义。（4）文章从生命哲学的视角研究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一方面通过寻找生命哲学与雷根动物权利思想的共同之处来丰富雷根动物权利论的哲学基础;一方面通过在生命哲学视域中对雷根动物权利论的评判,试图提供一种更为宽广的研究路径。

潘从义^[5]（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利己主义驱使下,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不顾及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有损于他国乃至全人类的行为。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威胁、恐怖主义、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人类在许多事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价值共识,没有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各国在价值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其中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根源。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但它们基本上是零散的,尚未成为完整系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事实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顺时应势地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作为其内核和灵魂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任务。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许多探讨和讨论,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将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完整系统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在对历史上中西方共同人类价值思想进行初步挖掘和梳理并利用现有价值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今天人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着重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有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阐述其理论架构,最后也对它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中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是今天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一章主要对中西方思想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归纳。西方思想家以探讨和构建“好社会”（理想社会）为中心,提出把幸福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对于当前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价值观蕴涵着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理念,近现代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及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等当代主张等,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中西方的思想资源,通过梳理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归纳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滋养和宝贵启示。第二,阐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二章通过分析人类还未建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价值冲突和面临严重危机的现状,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从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人类整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几个方面分析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最后对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条件作了阐述,这些条件包括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国际组织、会议、赛事,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等。第三,从理论上尝试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提出初步的架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三章主要从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整体架构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阐述框架内各层次确立的必要性、意义、内涵及其依据。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表达了本文的最主要观点。本文认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包括底线目标（世界永久和平）和最高目标（人类普遍幸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合作、共赢、和谐,而应把人类利益至上、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和协商解决冲突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第四,阐述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或人类共同价值观必须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性的制度和文化,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世界和人类朝着永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方向加速前进。要实现这种转化,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必须选择合适的路径。第四章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国家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要坚持四条主要原则,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平等原则和尊重各国国情原则。这一章还把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世界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路径。

张瑞臣^[6]（2020）在《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研究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阐释其如何在自己所建构的框架理论下诠释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转型。准确而系统地还原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并不是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本论文研究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查尔斯·泰勒世俗化转型理论的独特新颖之处——对于世俗性“理解语境”的诠释学考察,指出他对世俗化的思考已经超越世俗化的既定事实层面,而进入世俗性社会所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理解可能所必须先行隶属的前理解结构）层面,从而具备了一种诠释学品格。本论文意在证成查尔斯·泰勒世俗化转型理论是一种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理论,但同时也是一种理解与诠释现代性的诠释学理论,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新地理解现代性的理论模式,即现代性理解与反思的诠释学模式。世俗化转型研究是查尔斯·泰勒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查尔斯·泰勒区分了世俗的三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称着排除了上帝、终极实在的公共空间;第二种含义指的是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衰落;第三种含义指的是道德的、灵性的或宗教的经验所赖以发生的整体语境。查尔斯·泰勒是在世俗化的第三种意义上来考察世俗性的:他要界定和追溯的是这样的一种变化,它将我们从一个实际上不可能不信仰上帝的社会带入到了另外的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中,信仰只是诸多人生可能性的一个选项。他试图把握使得这种世俗化最终得以可能的“理解语境”,而唯有从他的框架理论切入,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到其世俗化转型理论的“理解语境”。泰勒的框架理论作为意义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是一以贯之的。框架通常以前对象的方式存在,犹如一道背景隐含在历史性的进程之中。框架本身历经了从超越性到内在性的转型,世俗化转型本身可以从框架的内在化转型来理解,以“自我—世界—时间”的转型以及“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地确立为主轴,据此可以对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提出一种新的阐释路径。在泰勒看来,从“可渗透的自我”（porous self）到“缓冲的自我”（buffered self）的自我转型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效应。自我转型同祛魅的进程密切的关联在一起。可渗透的自我生活在迷魅的世界之中,世界中的力与意义都可以渗透进自我当中;缓冲的自我则生活在祛魅的世界中,且在内在与外在、理智与欲望之间划出了明显的界限。自我转型的过程也是从嵌入到脱嵌的过程,现代性自我是大脱嵌之后的产物。但是,现代性自我也带来了诸多的隐忧,突出表现为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泛滥与生命意义的缺失。与自我的世俗化转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世界的经验方式、理解方式、想象方式的转型。泰勒语境下世界的世俗化转型侧重揭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世界的日常感知方式的转变:世界的世俗化转型就是从寰宇到宇宙的转型。转型前的世界泰勒称之为寰宇,转型后的世界则为宇宙;寰宇之中包含着神圣的超越性维度,而在宇宙那里神圣性已经褪去,超越性亦不再发挥作用,宇宙是世俗化世界,也就是为自然规律秩序所支配的世界。伴随着世界的世俗化转型,人们在世界之中找不到神圣性的超越存在,世界无须它们即可以很好地运转,同样,人们在世界之中的日常生活也不再需要超越性信仰的支撑,在此背景下,“不信”不可避免地兴起了。一般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自我转型和世界转型,而本研究则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指出在自我转型和世界转型的背后还隐含着更深的时间转型,时间转型与自我转型以及世界转型相互交织和引动,共同推进了世俗化的转型。泰勒将时间划分为世俗时间和更高时间,世俗时间即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时间,更高时间是一种前现代的时间,包括古希腊的永恒时间、上帝的永恒时间和起源时间。从更高时间到世俗时间的转型引发了巨大的效应。这种时间转型带来了超越性经验的退场,从而开启了世俗化的进程。伴随着时间转型而来的还有现代性的隐忧,这种隐忧集中体现为意义的虚无主义。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地确立极其重要,泰勒认为,在世俗化转型中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替代了上帝的完满性。它改变了人们的信仰与道德,排除了超越性存在对人们生活的作用,使人专注于人自身的内在性,倡导互利秩序与普遍仁慈的观念,认为人们只需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以实现人间福祉。信仰的根基确立在人的内在性上,宗教的意义在于维持人间秩序、实现人间福祉。总之,宗教的基础不再是超越性而是内在性的,人取代神的地位成为成为世俗化时代宗教关注的重心。泰勒将世俗化的进程理解为内在化的过程。泰勒同时也看到了内在化转型所引发的诸多隐忧,“自我—世界—时间”的转型以及“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地确立,其后果都以“意义虚无化”为聚焦。为了回应意义缺失的问题,现代思想家在努力寻求、建构一种新的内在性根基,激进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等诸多的思想运动都分享了内在性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内在性隐忧的破解,其实是对内在性框架的局部调适,没有从根本上对内在性框架进行批判。内在性隐忧其实是封闭世界结构所带来的效应,封闭结构对超越性存在完全采取一种封闭式的立场。海德格尔、福柯等人对近代的认识论主体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批判的最终指向其实是近代认识论所默认的封闭世界结构。总之,要想根本上化解内在性隐忧,就必须突破使得内在性隐忧得以可能的封闭世界结构。毫无疑问,以框架理论为中心重构的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具有一般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批判性质,意在通过剖辨现代社会的精神品质,萃取出现代性的共有经验及其规范理解,以便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进行批判评估,辨识现代性因素中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探寻超克现代性隐忧的道路,达成重构合理化现代生活之目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侧重于社会批判的现代性理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反思理论,主要是通过对现代性生成语境地理解,展开对现代性的历史性分析。就此而言,泰勒的框架理论具有诠释学的品格。从诠释学的视角看,泰勒的框架无疑是使理解成为可能之先行隶属的条件,具有（哲学）诠释学历史意识所要求的那种使理解成为可能的先行承受的先验性质,也就是说,它可以为理解所以可能提供先行隶属的条件,是理解所以可能必须根据的历史先在的境遇,在效果历史意识层面上为意义理解奠定先验的基础。框架同前理解一样为人们所先行具有,而且人们也正是以框架为基础来进行意义理解的。框架本身历经了从超越性到内在性的转型,这种内在性的特征深深地渗透进现代人地理解的内部,使得“前理解”也变得内在化,从而丰富了诠释学意涵,拓展了诠释学的应用范围。这种可以被称之为“框架诠释学”的世俗化转型理论,为现代诠释学带来了诸多新意与贡献:第一,它将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结构思想具体应用于现代性反思理论之中,证明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内在地具有反思功能。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就在现代诠释学所默认的具有内在性特征的框架下揭示出现代性可能伴生的隐忧,显示出一种带有批判气质的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性品格,这直接证明了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并非如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缺乏批判精神的保守主义学说。第二,从现代诠释学的三重划分来看,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但作为一位现代性理论家,泰勒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实际上说明了现代诠释学的确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被当作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清楚地表明不能简单机械地按照类型去理解现代诠释学以及应用诠释学,现代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必须从哲学的普遍性高度被认知,并予以肯认。第三,具有诠释哲学向度的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因此不仅要去理解现代性,理解现代性的源发境遇,而且要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展开对现代性隐忧的诊断,探寻现代性的救赎之途,这实际上包含着泰勒的一个更大的理论雄心,即建构一个现代性研究与反思的新模式——诠释学的模式。就此而言,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泰勒的框架理论是一种强调应用的诠释学,而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看,泰勒的框架理论则是一种侧重对现代性源发境遇进行诠释地理解的现代性理论。无论是从诠释学角度去理解,还是从现代性理论角度去理解,毋庸置疑的是,泰勒的框架理论的确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理论,值得研究者策马入林,探骊得珠。

王垚^[7]（2020）在《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文中指出正当防卫是社会中时常出现的一类现象。既有研究中,对正当防卫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的讨论林林总总,将其视为一种权利,按照权利研究的基本框架进行讨论的却付之阙如。正当防卫既是一种自然权利,亦是一种法定权利;既是一种侵害人与防卫人之间的权利,亦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的权利;既是一种基于客观侵害事实的权利,亦是一种经防卫权拥有者判断后加以具体使用的权利。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通过权利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文献分析方法等诸方法的使用,围绕正当防卫权利展开研究,能够统辖性地理解作为制止权和私力救济制度安排的正当防卫,亦能够对当下司法实践中围绕正当防卫权利出现的若干未决问题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框架。一是正当防卫权利的概述。部门法评价的防卫行为仅属于正当防卫权利现象当中较为关键的一部分,而并非权利行为的全集。换言之,正当防卫权利的设置,并非仅服务于阻却违法评价,应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从权利的核心宗旨看是一种制止权,从私力救济的属性看是一种致损权,从紧急状态的行为模式看是一种误判权,从权利的基本结构看,躲避权亦属其概念项下。由此,正当防卫的研究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宽,并产生了诸多辐射效应:首先,在诸项对正当防卫的概括要素中,究竟何者是其本质?如果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偏狭性的看法,就容易影响对其发展趋势的判定,因而不仅要警惕辉格史观式的赋予历史史实以其无以承载的评价,还要对与正当防卫权利行为近似的复仇、私刑、正当防卫权力行为等作出较为明晰的区分。其次,正当防卫权利的作用对象是侵害人,体现为个体间基于义务违反而导致的权利边界侵犯。但正当防卫还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基于侵害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委托与授权执行,因而完整的正当防卫架构不应忽视权利运用背后的“权利-权力”因素。最后,正当防卫权利概念,经由不同的切入角度,能够对其产生迥异的理解:语言角度揭示了正当防卫在“俗民范畴”与“体系语义”间的认识冲突。伦理角度通过对“正当”概念的层次性思考,展示了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之中的内涵差异。而制度角度则展现了部门法化的正当防卫权利诠释以评价触法行为为主轴的基本逻辑,这为统辖性与体系化地自上而下凝练正当防卫权利概念带来了困难。揭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指向差异,对我们深入讨论正当防卫权利极为必要。二是正当防卫权利的证成。霍菲尔德权利分析框架为我们展示了正当防卫权利在不同权利语境下的具体指向,作为权利的正当防卫,既是一种要求权,又是一种自由权,同时还是一种法律权力与豁免权。正当防卫的本质属性是制止权,其具体展开形态既包含制止权,也包含致损权、误判权与躲避权。正当防卫正当性的阐释,经由话语塑造的辩护形象,由表及里地展开分析:惩罚者”、“被动成为致死致伤工具”与“退无可退”者等辩护形象,有的仅能用以对部分正当防卫权利行为加以证成,有的仅服务于与正当防卫目的全然不同之行为的正当化论证,无法承担起合法性本质的解释任务。因而一种权利进路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具言之,正当防卫权利在具体语境中的正当意味着:首先,在不限于该语境的个体交往中,一种以及时私力救济为旨趣的防卫权制度设计是必须的,经由义务违反而导致的法益悬置,使防卫人的行为具有不同于侵害行为的正当性,此即“权利-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权利享有意义上的正当,或称正当防卫的可为性。其次,在某一具体语境中,特定据有防卫权的个体依据规范标准能够行使上述权利,进而产生实然化的制止、致损或躲避行为,并与对应主体生成相应的法律关系,此即“权利-权力”意义上的正当,权利行使意义上的正当,也即正当防卫的应为性。最后,在涉及防卫权内涵“开放边界”的部分,即个体与整体视角判断结论发生冲突的特定语境中,提倡一种风险分担的经济学思维方法:此时的防卫权利,服务于对不法侵害人行为的规制,并非因正当而确权,而是因确权而正当。一言以蔽之,研究倡导一种改造版本二元论的思考方式,以可为性与应为性为考量角度,以一般权利架构为基础,以风险分担为补强,从而为正当防卫的权利运作提供一种相对自洽的解释方案。三是正当防卫权利的运用。正当防卫认定难是司法实践中不争的事实,推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秉持“司法-立法-法理”的逻辑轨迹,对构成要件展开法理反思,进而窥见防卫权利内涵中与“语词中心”相对应的“开放边界”部分。对此,应当从质性要件,即对象要件、前提要件、时间要件与主观要件,以及量性要件即限度要件两个维度加以思考。在质性要件的把握中,对象要件是最为首要的,其关注重点并非是“防卫权应当作用于何者之上”,而是“防卫权可以施加于侵害人何种利益之上”。前提要件是确定何为不法侵害的要件,可视为衡量防卫权延伸逻辑范围的要件。时间要件的认定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和防卫权利本位的理念,而不能仅仅以侵害客观实际为转移。主观要件识别的关键在于合理圈定构成相应判定标准的元素,并以底线思维重构对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在量性要件的把握中,以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作为理解限度问题的基本框架,以相适应理论与需要理论的主要分歧与完善走向考察两者龃龉之处与融合趋势。正当防卫的本质属性是制止权,因而正当防卫权利逻辑的基调应当是需要说,相适应的要求只能具体服务于前者,构成一种二阶标准。由此反观防卫过当条款与特别防卫条款,亦将对其制度功用产生全新的理解。

夏承伯^[8]（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王雨晨^[9]（2020）在《从价值维度出发的墨迪与罗尔斯顿生态哲学观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冲突日益突出,人类将自己置于“科技的文明”与“自然的失败”之中。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瞩目,且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方向,也促使人类不得不对人与自然的价值和伦理关系进行重新进行考量,思考生态学界的各类人地关系原则和理念是否有问题,从而导致了对人地关系的各种误读与再修正。当代生态学家墨迪（Murdy W.H.）站在当今生态学发展的基础上,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加以批判继承,认为人类的价值与未来能得以保证与延续的前提,是将人类利益作为行事的出发点。与墨迪相比,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强调自然的内禀价值,主张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生态整体主义。他从价值维度出发引导出道德,将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有机结合,辩证地分析理论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使其更好地指导实践的发展,被推崇为“环境伦理学之父”。本文对以墨迪为代表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荒野哲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其各自的理论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出发,将两者理论对比分析,并从中获得启发,以期为支撑现代生态文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墨迪与罗尔斯顿的理论从价值论出发进行了研究角度、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的分析。在比较研究中发现,从各自持有的价值观点出发,虽然所谓的墨迪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都致力于在理论与实践中有所建树,但却都在发展中走向了各自的极端。而本文着重探讨了两者理论的契合、分歧和可能的融通。

王临霞^[10]（2020）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共享发展是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生存处境与未来走向交织重叠的发展问题。它既是人类立足于自身生活状况作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发展观思考,又是对未来发展路向进行的方法论谋划。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作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生活世界的科学真理,在有效指引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的道路时,科学地阐明了“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之于人类现代性文明的重要价值,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澄清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从当下来看,产生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思考成为人类共享发展问题的现代性理论的时代表现,并将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内在生命力与思想性张力再一次得以时代再现。一定意义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重提甚至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人与世界的共同体式共享发展理论,使其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共享发展新理念等方面展示出独具特色的可参照比较及研究批判的价值,成为展开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关键所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的关注、思考与争鸣,是研究其共享思想的时代要求与逻辑起点。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人类性、时代性、现代性问题,是对生产问题、劳动异化问题、性别歧视、消费异化、空间扩张、加速主义诸多问题的集中表征,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共享发展的有效反映。近年来,西方社会生态思潮的迭出涌现,一方面不断成为激活共享发展话题的时代新声,一方面又引发我们对其思想渊源与历史基础的反思。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展现出怎样的传统?这些历史反思如何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生态思潮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根基?探索这样的历史底蕴对于我们更好研究与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具有怎样的价值?这成为分析共享发展在西方历史沿革与当代形式的问题意识与前提所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分享经济、符号经济的经济哲学反思,促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对立,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正义性倾向于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对古希腊关于关公平正义的探讨、社会契约论对共享在近代的考察,推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识到,建立一个以正义为基础的共同体,是人与自然获得和解与共享发展的出路;对功利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分析,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注意到,一方面要让群众看到资本主义文化中对自然、对人本身,乃至对人类社会的不友善、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的一面,一方面要让人们把已经错置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要在关照共同体的利益中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共享发展。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前人思想进行创造性继承、批判与创新,逐渐确立起具有自身独特内涵与理论特质的共享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与经济理性、资本逻辑、技术理性关系的经济哲学诊断,是其建立共享思想的经济理论依据。反思生态危机与经济理性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经济合理性发端于计算和核算,资本对于增殖与积累的痴迷决定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反思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其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抵牾,消费异化的生存困境也逐渐使人变得弱化、屈从与依附于资本主义;反思生态危机与技术理性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现了技术优势已经被资本主义国家转化为最后的杀手锏的秘密,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生产与分配环节中的共享是建构共享思想的经济哲学依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平等状态、人与社会的正义关系、人与自我的自由处境的政治哲学诊治,是其建立共享思想的政治理论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包含着对自然界、对人自身试图制造等级差异并加以固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垄断式发展与愈演愈烈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蜕变成一个不自由、不公平、不正义的“牢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平等的失落中看到了人与自然从和谐相处滑向不断失衡,明晰了应当平等地善待自然,以“开明自利”的方式平等对待自然;从正义的失陷中反思了人与社会从公平保障导向权利啮噬,指认了资本主义教育体制固化了社会地位的发展不公,科学技术充当着法西斯主义的宰制角色,生态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加剧了全球发展不平衡;从自由的失却中检视了人与自我从互相尊重沦入异化困境,鞭挞了异化劳动的异己力量压迫并剥夺着人的自由,大众心理在希望与失望的切换中陷入异化。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自由、平等、正义的关系分析中,确立起共享思想的政治哲学内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制度中发展演进与形态变化的文化哲学诊疗,是其建立共享思想的文化理论根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生态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问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共同体是“科学”的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当是具有民主意识的共同体;应当是生产者正义的联合体。这些核心思想使其有别于资本主义在古代哲学、社会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的共同体历史传统,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共同体规划,成为一种具主张民主意识与生产正义的共同体。这一特质的呈现与核心的明确,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建立共享思想完成了文化哲学评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虽然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与方法论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共同体关系的诸多新思考,但其本质上仍然延续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传统,只是形成了对生态危机问题的病症诊疗,而没有切实提出可行的操作路径与实践方案。其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无力呼吁决定了其共享思想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合作经济、“类本质”等理论视域,不能从科技运用与消费异化的遮蔽中发现生态危机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问题,所以其提出的变革方案一遇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生活与现实世界,只能陷入自我矮化或自行贬损的尴尬境地。

二、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道德对政治的回归 ——卢梭政治思想的伦理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2）“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3）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汤姆·雷根动物权利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价值维度出发的墨迪与罗尔斯顿生态哲学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道德对政治的回归 ——卢梭政治思想的伦理意蕴[D]. 朱澳拉. 湖北大学, 2021(01)
• [2]“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3]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汤姆·雷根动物权利论研究[D]. 张哲. 湖北大学, 2020(02)
• [5]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D]. 潘从义. 湖北大学, 2020(02)
• [6]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D]. 张瑞臣. 山东大学, 2020(01)
• [7]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D]. 王垚. 吉林大学, 2020(01)
• [8]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9]从价值维度出发的墨迪与罗尔斯顿生态哲学观比较研究[D]. 王雨晨.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1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研究[D]. 王临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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