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在为军机制造火炮（论文文献综述）
税迪[1]（2021）在《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文中认为唐炯是晚清时期任职于西南地区的一位官员,以知县入仕,官至云南巡抚,一直勤勉任事,颇有声望。唐炯出身镇压太平天国将领之家,受父亲影响,饱读诗书也熟知兵法,在军事上颇有造诣。在晚清变局中,外有列强觊觎,内有农民起义,都为唐炯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使其得以屡获战功,受到骆秉章、丁宝桢、刘蓉、左宗棠等多位地方大员的赏识。咸丰初年,西南地区的官员贪赃枉法,压迫百姓,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咸丰九年,李永和、蓝朝鼎揭竿而起,当时的唐炯还只是一位知县,便已参与到对义军的作战之中。在战争中,唐炯独自入义军营谈判,固守绵州数月,都显现出了胆识和魄力,在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治元年,从天京出走的石达开一路向西挥师入川,唐炯深谙太平军的用兵规律,参与了围堵石达开的行动,逐步受到骆秉章的赏识。咸同之际,贵州苗族群众高举义旗,汇合黄、白号义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咸同大起义。唐炯作为四川官员也奉命率部援黔平乱,克复了不少久攻不下之地。同时他收复失地之后的善后措施,也对贵州社会生产的恢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光绪年间,唐炯经清流举荐升任云南巡抚,参与对法战争,然而陆路首战的失败却令他卷入舆论漩涡之中,受到诸多攻讦与质疑。山西之役的失败最终被利用成为发动甲申易枢的借口,引起了晚清官场的一次大震荡,对晚清政局的走向造成极大的影响。唐炯半生戎马,其仕宦生涯大半可谓皆在东征西讨,也因战功步步升迁,却屡次因军队之间派系斗争严重、官员内部倾轧遭到弹劾革职,亦可见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动荡以及官场政治斗争的激烈。
陈黎[2]（2021）在《军用飞机战场防护新概念——以硬杀伤方式拦截来袭导弹的主动防护技术》文中认为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各种面空/空空导弹逐步取代传统的高炮/航炮,成为军用飞机（包括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下称军机）的主要战场威胁,如何防御对方发起的各种形式的导弹攻击,也成为提高军机战场生存力的关键所在。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面空/空空导弹技术性能的不断提高,加上RPG火箭筒等非制导近距直瞄武器在战场上被大量用于反直升机作战,导致机动规避、软杀伤（有源/无源干扰）等传统军机防护手段的局限性日益暴露,
武端利[3]（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刘再营[4]（2019）在《清代西藏地方边防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最终形成时期,其边防也由传统的封建王朝的边疆向近现代国家边防转变。清初,西藏边疆体系主要由和硕特蒙古和五世达赖喇嘛联合政权管理。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清朝开始在西藏驻兵,以后遂成定制,初步建立西藏的边圉的安全防卫体系。乾隆末年,抗击廓尔喀两次入侵后,鉴于西藏边防体系的薄弱,清朝注重西藏边防体系建设。通过善后章程,规定西藏的常规驻军、操练、交通与日常供给等,西藏近代边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清道光二十年（1840）后,西藏的边防制度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英国侵略者的冲击下西藏边防安全受到威胁。尽管清廷在西藏推进改革,加强边防体系建设,但积弊较多,在当时的形势下很难取得效果。本文根据清代西藏边防的历史,拟分上、下篇展开研究:上篇对有清一代西藏地方边防历史进行梳理,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康乾时期西藏边防的建立过程,包括梳理自元代以来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管理及边圉安全,特别是清朝建立后,对西藏边疆巩固及边防建设的不断加强。第二个阶段是英国自喜马拉雅山地区开展的侵略活动及对西藏边防造成的影响。主要分析英国及英印政府对喜马拉雅山地区诸国的控制,不断威胁西藏边防安全。并通过对英国两次入侵西藏及相关条约的研究,论述英国对西藏边界、边防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论述20世纪初,英、俄两国在西藏利益的争夺、经济侵略,在此严重形势下张荫棠、联豫在西藏推行边防制度的变革。下篇从西藏边防制度入手,首先分析清朝中央在西藏驻兵及演变过程:从清朝最初的军事力量介入,到之后的长期驻军。乾隆末年善后章程规定,西藏边防驻军主要清兵和藏兵组成。清末新政时期的驻军改革,体现了西藏驻军制度的与时俱进。第二,对于西藏边防有关的对内外交通与塘汛台站建设进行分析。第三,对驻藏官兵的战时、日常边防供应做了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对加强西藏边防所做的努力。最后,在结语中,通过有清一代西藏边防的历史,得出几点重要的启示:一是军事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边防的安全,从西藏边防的发展得到印证;二是西藏边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巨大财力的长期投入。三是近代以来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给西藏边防安全冲击的同时,也给今天边防安全提供经验与教训。
李途[5]（2019）在《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文中认为2010年以来,随着南海局势的升温,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中国因实力崛起导致南海政策逐渐向“强势”转变的声音。他们认为,实力的提升鼓励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升级政策,美国介入的压力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合作政策。但是,这一分析路径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彼时中国的领土争端政策（包括南海政策）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强硬,反而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另外,中国也没有利用小布什政府忙于中东反恐之际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而是相继加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反倒是在奥巴马政府以“航行自由”为名公开介入南海争端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维权措施,而且主动采取行动加强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借助于领土争端研究中关于实力和国际环境压力的分析,本文提出,相较于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扩张”论,主权声索能力和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演变。首先,主权声索能力的提升既可能鼓励争端国采取武力升级政策,因为它具备这样的实力可以在可承受的代价范围内使用武力实现其领土目标,也可能让争端国对争端未来的解决持有更为乐观的评估,反而不太可能主动挑起冲突。因此,意图的判断至关重要。但是,在安全困境和“预防性动机”的心理作用下,主权声索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争端国主动采取武力升级政策,以争取在当前实力对比还不算太糟糕的情况下率先实现领土目标。其次,国际环境压力往往会促使一国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妥协合作政策,以集中精力应对更为紧迫的安全威胁。但是,争端国通常不会在具有重要军事和战略价值的领土争议问题上让步,领土问题上的让步也不应以损害争端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当领土争端本身还涉及较高程度的战略竞争性议题时,即使面临着国际环境压力,争端当事国也很难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进行让步,甚至会主动使用武力升级争端,展示本国行动的决心,防止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具体在南海问题上:第一,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中低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2012年的黄岩岛对峙事件以及2013年以来的南沙岛礁建设。第二,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高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第三,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例如:20世纪80年初在南沙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第四,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合作政策。例如:与越南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与东盟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签署“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低调处理“981”钻井平台事件,以及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主权声索能力的变化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南海地区局势的演变。两者相互影响,贯穿于南海争端发展的始终,造就了今天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复杂化的局面。以上构成了南海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远非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断可以概括。尽管中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总体“强势”的维权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政策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防止争端破坏中国与周边关系大局,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如何在海上维权和地区维稳之间实现平衡始终是中国南海政策的核心目标。为此,中国采取了积极作为和自我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无论如何,经过2010年以来的发展,南海问题已经从地区国家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发展成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大国战略竞争的实质是实力和影响力之争。美国介入南海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制衡中国,不仅取决于其介入的程度和意愿,也取决于中国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为此,需要区分南海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二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在构建必要的海上军事威慑、推动中美海上合作的同时,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地区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为南海问题降温带来的有利契机,主动塑造南海合作性议题,积极参与地区安全机制,走出被美国设置的议题牵着走的被动局面。
胡慧娥[6]（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李成家[7]（2019）在《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文化认知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构成。本文将跨文化认知定义为:主体对外界异质文化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是主体把异质文化信息转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并用这种知识结构指导社会实践的行为。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认知,就是典型的跨文化认知,洋务运动是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实践行为。本文以认知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特别是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发生认识论和传播学中阿克塞尔罗德的信息处理过程模式、戈夫曼关于框架的阐释等理论为直接指导,提出论文的研究框架——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具体来说,当洋务派重臣接触到关于“西方”的新信息时,他们头脑中原有的“西方”图式将自发启动,把“西方”新信息纳入原“西方”图式进行同化处理。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相符,则同化成功,他们将按原图式来认识和解释“西方”新信息,并进一步强化原“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不符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则同化失败,进入认知的调节,他们会按照“西方”新信息的新特征来对其确定新的认识和解释,据此改造原“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总之,无论洋务派重臣对“西方”信息处理的最终结果是强化了原有“西方”图式,还是改造原有“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这都将成为他们后续处理“西方”新信息的依据。研究可见,洋务运动是洋务派重臣认识“西方”的重要缘起,自此,“西方”成了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的重要对象。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跨文化认知呈现出明确的目的性、鲜明的实践性、价值判断的偏颇性、心理的矛盾性、情感的多维性、个体的差异性等特点,其跨文化认知渠道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西方”器物的传播、文章学说的无声浸润、与“西人”的直接交际、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等。根据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这一研究框架,按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可梳理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历程,把握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图式的发展转变。基于洋务派重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根基,他们对“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初始图式是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庚申之变后,他们对“西方”的认知由“蛮夷”转变为“暴夷”;洋务初始,他们认为“西方”所恃仅是坚船利炮的军事之强;洋务中期,他们认识到“西方”军事之强背后实为科教与商业之强;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他们最终认识到“西方”之强的根本是政制之善。从时间轴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处于持续和循环运行中,从而形成了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并可据此归纳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心理过程模式:初始图式: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同化”西方:无法完成的任务——认知调节:不断改造并形成新的“西方”图式——主客体平衡:用“西方”图式指导洋务实践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及其发展演变,根植于他们的中国文化之本,具体包括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观念、经世致用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效果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的洋务观由被动走向主动,推动了洋务运动由“自强”向“求富”纵深发展,面对“师夷”困境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策略,并在洋务运动后的清末新政中呼吁清廷进行政制改革。不过,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也存在着“本我”至上的局限,他们坚持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理念,“师夷”旨在“驭夷制夷”,存在着“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奉行的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实质上也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折衷主义,这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与结局。研究与反思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当前跨文化认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球化发展大势所趋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但逆全球化的力量依然强大。对此,我们可从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寻求推动跨文化认知向善发展的路径。在国家层面,国家之间必须构建国际平等主权的政治基础,发展平等互惠的国际经济与文化贸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促进异质文化的共识;在个体层面,我们应树立尊重“他我”文化的平等意识,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认知能力,以文化间性引领促进“本我”与“他我”的文化融合与共生。
李水清[8]（2019）在《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后,因了解外情和交涉的需要,加之外国势力的推动,清廷开始遣使驻外。而广东近代独特的区域风气孕育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早期驻外公使。粤籍驻外公使考察西方教育后,对西方普及教育、教学内容、学校管理制度、教育经费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粤籍驻外公使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对传统教育及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实业、法律、军事、语言专业人才;积极倡导提高普及教育;推动留学教育及华侨教育发展;对建设相关教育机构、构建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建言与实践。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与实践从零散感性走向系统理性过程中,凸显务实的价值取向且思想转变速度较快。而与其他区域的驻外公使,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凸显教育救国的社会职能,致力于培养社会上急缺的专业人才,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与实践起到了传播西学,开中国教育风气之先的作用。他们积极为国内输送人才,负起了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职责。同时作为外交官,其也致力于维护中国的教育主权。回国后,粤籍驻外公使主要通过影响决策层的思想来进行教育改革,但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无疑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付佳[9]（2019）在《抚黔时期林绍年留学教育实践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林绍年是清末时期一位较有清誉的官员,因直言上谏而被贬“蛮夷”之地,之后在地方执政多年,为地方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黔时期,林绍年为贵州开创了史无前例的留学热潮,培养大批新政和近代化所需的适用性人才,是贵州近代化中一段难忘的历史。留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口碑褒贬不一,但林绍年结合自身经验,考虑黔省环境,认为发展应遵循本末先后,视教育为振兴庶务之“本”,而留学教育更是“本中之本”。基于以上思考,林绍年在贵州重点发展留学教育,首先,大力筹划经费,为条件有限的贵州教育创造无限可能;其次,定员选派,坚持选拔品行兼优的学子、官员出洋求学,并且开展预备学堂,为出国留学做好前期准备;再次,对学生留学国别进行合理甄选,或路近费省,或习专门技术,林绍年都做了一一比较,实现“游学以图厥新”的兴黔目标;最后,林绍年对归国学子的就业安排也进行指导,实行“专门就业”,依据各自所学知识投入到贵州的建设当中。近代的贵州在林绍年的努力下,留学生人数达到空前之最,所学内容涉猎广泛,这些留学生回黔后大多从政或执教,成为了变革贵州传统教育的主力军,对贵州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贵州近代文明的建构和生长上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而林绍年在黔的努力与事迹却鲜为人知,也未得到黔史学者对其留学教育实践的应有重视,实为憾事!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当下,通过追溯历史脉络,再现林绍年抚黔时期在留学教育领域的实践,这无疑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贵州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奋力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宝贵财富。
季念[10]（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研究指明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二、谁在为军机制造火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谁在为军机制造火炮（论文提纲范文）
（1）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唐炯文献整理与人物研究 |
| 1.2.2 唐炯参与镇压李蓝、石达开的研究 |
| 1.2.3 唐炯参与镇压贵州咸同大起义研究 |
| 1.2.4 唐炯与中法战争研究 |
| 1.3 主要内容与结构 |
| 1.4 史料、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2 唐炯早年经历 |
| 2.1 唐炯家世 |
| 2.2 千里递遗疏 |
| 2.3 初入仕途 |
| 3 太平天国时期的唐炯 |
| 3.1 咸同年间四川社会情况 |
| 3.2 镇压李蓝起义 |
| 3.2.1 李蓝起义之缘由 |
| 3.2.2 叙州激战与谈判贿和 |
| 3.2.3 统防务守绵州 |
| 3.2.4 兵勇互斗致被迫离任 |
| 3.3 围堵石达开 |
| 3.3.0 石达开入川前对督川人选的争论 |
| 3.3.1 唐炯与涪州之役 |
| 3.3.2 转道滇黔堵击石达开 |
| 4 唐炯与贵州咸同大起义 |
| 4.1 咸同起义的社会背景 |
| 4.2 平定黔北 |
| 4.2.1 合攻偏刀水 |
| 4.2.2 收复尚大平 |
| 4.3 进规苗疆 |
| 4.3.1 进规苗疆与撤兵风波 |
| 4.3.2 与湘黔两军的矛盾 |
| 4.4 对起义的反思与善后之策 |
| 5 唐炯与中法战争 |
| 5.1 中法战前的和战之争与清流举荐 |
| 5.1.1 战前的和战之争 |
| 5.1.2 清流举荐 |
| 5.2 山西之役 |
| 5.2.1 唐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 |
| 5.2.2 山西战败 |
| 5.3 失利罪魁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军用飞机战场防护新概念——以硬杀伤方式拦截来袭导弹的主动防护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军机主动防护的基本概念及工作原理 |
| 军机主动防护概念提出的背景及相关技术发展历程 |
| 国外军机主动防护技术发展现状 |
（3）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清末新政史视野下的陕甘新政研究 |
| (二) 清末陕甘新政宏观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三) 清末陕甘新政具体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四) 清末陕甘新政史研究的局限 |
| 三、选题意义、研究基础和学术创新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主要研究理论与史料基础 |
| (四) 重点难点和学术创新 |
| 四、研究范畴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后的陕甘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辖区与地理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两省辖区 |
| 二、清末陕甘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人口与经济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人口数量的考证与分析 |
| 二、清末陕甘经济和税收状况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的陕甘早期现代化 |
| 一、近代陕甘军用工业的萌芽 |
| 二、近代陕甘民用工业的萌芽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督抚群体与区域新政 |
| 一、新政时期的陕甘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 |
| 二、陕甘总督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三、陕西巡抚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四、陕甘督抚群体特征与区域新政影响的探讨 |
| 第二章 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军事状况与早期军事现代化 |
| 一、清末陕甘旧军的裁减 |
| 二、甲午战后陕甘旧军的现代化编练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新军的编练 |
| 一、八旗及防练勇营的进一步改编 |
| 二、陕西新军的编练 |
| 三、甘肃新军的编练 |
| 第三节 陕甘各级军事学堂的创办和人才的培育 |
| 一、武备学堂的创设 |
| 二、陆军中小学堂的创设 |
| 第四节 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与缺憾 |
| 一、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 |
| 二、陕甘军事现代化的缺憾与反思 |
| 第三章 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高等学堂的创办与发展 |
| 一、旧书院的改建与陕西宏道大学堂的创设 |
| 二、陕西大学堂与甘肃大学堂的创立 |
| 三、陕甘师范学堂的创设 |
| 第二节 陕甘课吏馆与法政学堂的创立 |
| 一、陕西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二、甘肃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中小学堂与专门学堂的创设 |
| 一、陕甘中小学堂的创立 |
| 二、各类专门学堂的创立 |
| 三、驻防中小学堂的创立 |
| 四、存古学堂的创立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近代教育机构的创立 |
| 一、陕西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二、甘肃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第五节 清末陕甘留学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
| 第六节 清末陕甘新闻报刊事业的创办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 |
| 第一节 陕甘近代农工商业的创办 |
| 一、洋务企业的恢复和续办 |
| 二、清末陕甘矿产资源概况与开发 |
| 三、陕西延长油矿的创办与发展 |
| 四、劝业道和工艺推广机构的成立 |
| 五、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实业发展 |
| 六、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农工商业发展的评价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中陕甘税收金融改革 |
| 一、试办官盐和盐斤加价 |
| 二、土药加厘及禁绝鸦片 |
| 三、百货统捐改革 |
| 四、裁官节费 |
| 五、清末陕甘金融机构的筹办与币制改革 |
| 第五章 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电建设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电话事业发展 |
| 一、洋务运动时期陕甘电报业的创立 |
| 二、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业的拓展 |
| 三、陕甘电报统归官办 |
| 四、陕西电话公司的创立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铁路的倡议与筹修 |
| 一、清末西北铁路的倡议与规划 |
| 二、清末西潼铁路的筹修与失败 |
| 第三节 清末陕甘邮政的创建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邮政的创立与发展 |
| 二、清末陕甘邮政邮员的管理 |
| 三、邮员的薪资和晋升 |
| 四、陕甘邮政的管理和运作 |
| 五、陕甘邮政中的外籍人员 |
| 第四节 兰州铁桥的兴修及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一、兰州铁桥的兴修 |
| 二、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第六章 清末陕甘法政改革与预备立宪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巡警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巡防队与巡警制度的探索 |
| 二、陕西巡警制度的建立 |
| 三、甘肃巡警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司法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西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创设 |
| 二、清末甘肃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设立 |
| 第三节 清末预备立宪和陕甘谘议局的创办 |
| 一、清末陕西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二、清末甘肃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三、清末陕甘谘议局与民主意识的发展 |
| 余论: 落后区域的早期现代化之路——清末陕甘新政的历史审视 |
| 一、变与不变: 清末陕甘新政历史成效的两个维度审视 |
| 二、清末陕甘新政历程中的制约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清代西藏地方边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 |
| 四、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上篇 清代西藏的边防 |
| 第一章 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治理与边防体系的创立 |
| 第一节 元明以来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 |
| 一、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 |
| 二、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 |
| 第二节 清初维护西藏边疆安全及加强西藏地方管理 |
| 一、清朝入关前后西藏的形势 |
| 二、康熙年间平定西蒙古准噶尔对西藏的扰乱 |
| 三、雍正年间出兵平乱及加强对西藏的管理 |
| 第三节 十七世纪西藏西部拉达克边境的战争 |
| 一、拉达克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 |
| 二、蒙藏联军抗击拉达克的进犯 |
| 第四节 清朝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及西藏近代边防的初建 |
| 一、清朝平定廓尔喀对西藏的侵扰 |
| 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及对西藏地方边防制度的建立 |
| 第二章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藏边疆的边防 |
| 第一节 英国对喜马拉雅诸国的入侵 |
| 一、英国控制廓尔喀 |
| 二、英国兼并哲孟雄(锡金) |
| 三、英国入侵布鲁克巴(不丹) |
| 第二节 森巴战争与西藏西部边防 |
| 一、克什米尔道格拉(森巴人)侵占西藏拉达克 |
| 二、1841年至1842年抗击道格拉入侵西藏阿里的战争 |
| 三、1846--1847年中英关于西藏拉达克划界问题 |
| 第三节 英国入侵下的西藏东南门珞地方的边防 |
| 一、门瑜、珞瑜地区是中国西藏领土 |
| 二、英国对门瑜、洛瑜的觊觎与入侵活动 |
| 三、传统边界线与英印当局的谋划入侵 |
| 第四节 西藏藩属地区的边防危机与廓尔喀第三次入侵及西藏 |
| 一、西藏藩属地区的边防危机 |
| 二、廓尔喀第三次入侵及其后果 |
| 第三章 英国两次武装入侵下的西藏边防 |
| 第一节 英国、俄国对西藏的渗透活动与较量 |
| 一、英国在西藏早期渗透活动 |
| 二、俄国早期在西藏的活动 |
| 三、英、俄两国在西藏利益的争夺与妥协 |
| 第二节 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战争及边界与边防 |
| 一、1888年英国发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 |
| 二、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及1893年的续约 |
| 三、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后的西藏边界与边防 |
| 四、中英藏印续约的签订与西藏亚东开关后的边防 |
| 第三节 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及边界与边防 |
| 一、1903年至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 |
| 二、英军逼签《拉萨条约》及《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
| 三、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的西藏边界与边防 |
| 四、1908年《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签订及英国经济入侵 |
| 第四章 晚清西藏“新政”与边防危机的加深 |
| 第一节 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改革措施 |
| 第二节 驻藏大臣联豫加强边防的措施 |
| 第三节 赵尔丰巩固西藏东南地区边防的措施 |
| 第四节 英国对西藏东南入侵及中英交涉 |
| 下篇 清代西藏的边防制度 |
| 第五章 西藏边防驻军制度及设施 |
| 第一节 清军与藏军边防驻军及其变化 |
| 一、清军驻藏制度的确立与边防 |
| 二、藏军制度的建立与驻防 |
| 三、驻藏大臣巡边制度 |
| 第二节 驻军的训练、边防设施及其变迁 |
| 一、设防与训练 |
| 二、边防设施及其变迁 |
| 第三节 新政时期驻军制度的变革 |
| 一、张荫棠联豫边防驻军改革 |
| 二、赵尔丰加强西藏边防的军事措施 |
| 第六章 交通、台站与边防 |
| 第一节 交通与边防 |
| 一、清前期入藏军事路线与边疆安全 |
| 二、清后期西藏域外交通与边防安全 |
| 第二节 台站、驿站与塘汛的设置及演变 |
| 一、清朝初年的台站建设 |
| 二、乾隆后期的台站、塘汛制度的完善 |
| 三、新政时期台站裁撤及现代邮局的设立 |
| 第七章 边防驻军的钱粮与补给 |
| 第一节 战时驻防军队的钱粮与补给 |
| 一、康熙、雍正时期清军入藏的钱粮、补给 |
| 二、抗击廓尔喀入侵时期的钱粮与补给 |
| 三、道光朝抗击森巴入侵时期的钱粮与补给 |
| 第二节 边防驻军的军饷与补给 |
| 一、清前期的日常供应 |
| 二、清后期的日常供应 |
| 三、新政时期的整顿与改革 |
| 第三节 清朝在藏区的屯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中国领土争端研究 |
| (二) 南海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篇章结构 |
| (三) 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领土争端:实力与国际环境压力 |
| 一、领土争端研究 |
| 二、实力与领土争端 |
| 三、国际环境压力与领土争端 |
| 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主权声索能力与战略竞争程度 |
| (一) 主权声索能力 |
| (二) 战略竞争程度 |
| 第二章 南海争端的升温:升级政策 |
| 一、1974年西沙海战 |
| 二、1988年赤瓜礁海战 |
| 三、1995年美济礁事件 |
| 四、2012年黄岩岛对峙事件 |
| 五、南沙岛礁建设 |
| 第三章 南海争端的降温:拖延与合作政策 |
| 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提出 |
| 二、中越北部湾划界问题的解决 |
| 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 |
| 四、“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的达成 |
| 五、“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的平息 |
| 六、“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推进 |
| 第四章 主权声索、战略竞争与南海问题 |
| 一、南海问题:大国政治的产物 |
| 二、冷战时期:机会与限制 |
| 三、冷战后时期:实力与压力 |
| 四、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挑战与应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认知与跨文化认知的研究 |
| 1.2.2 关于洋务派重臣“西方”认知的研究 |
| 1.2.3 对相关研究史料的梳理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
| 2.1 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 |
| 2.1.1 “图式”理论 |
| 2.1.2 发生认识论 |
| 2.2 传播学相关理论 |
| 2.2.1 信息处理过程模式理论 |
| 2.2.2 框架理论 |
| 2.3 其他相关理论 |
| 2.3.1 跨文化心理学的民族心理与文化差异理论 |
| 2.3.2 跨文化交际学的交流障碍与“移情”理论 |
| 2.4 核心概念界定 |
| 2.4.1 洋务派重臣 |
| 2.4.2 跨文化认知 |
| 第3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生与渠道 |
| 3.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缘起 |
| 3.1.1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过程 |
| 3.1.2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
| 3.1.3 洋务派重臣的主要洋务活动 |
| 3.1.4 作为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对象的“西方” |
| 3.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特点 |
| 3.2.1 明确的目的性 |
| 3.2.2 鲜明的实践性 |
| 3.2.3 价值判断的偏颇性 |
| 3.2.4 心理的矛盾性 |
| 3.2.5 情感的多维性 |
| 3.2.6 个体的差异性 |
| 3.3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渠道 |
| 3.3.1 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 |
| 3.3.2 “西方”器物的传播 |
| 3.3.3 书籍与报刊文章的无声浸润 |
| 3.3.4 与“西人”的直接交际 |
| 3.3.5 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 |
| 第4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历程与心理过程模式 |
| 4.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历程 |
| 4.1.1 “庚申之变”前后从“蛮夷”到“暴夷”的认知 |
| 4.1.2 洋务初始对“西方”军事之强的认知 |
| 4.1.3 洋务中期对“西方”科教与商业之强的认知 |
| 4.1.4 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对“西方”政制之善的认知 |
| 4.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心理过程模式 |
| 4.2.1 初始图式 |
| 4.2.2 同化“西方” |
| 4.2.3 认知调节 |
| 4.2.4 主客体平衡 |
| 第5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根源与影响 |
| 5.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根源 |
| 5.1.1 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 |
| 5.1.2 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意识 |
| 5.1.3 经世致用但又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 |
| 5.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影响 |
| 5.2.1 促使自身的洋务观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
| 5.2.2 推动洋务运动从“自强”向“求富”方向发展 |
| 5.2.3 加速“中体西用”调和之道的诞生 |
| 5.2.4 催生无力实现的政制改革 |
| 第6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局限与启示 |
| 6.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局限 |
| 6.1.1 从“本我”出发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 |
| 6.1.2 “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 |
| 6.1.3 “中体西用”的文化折衷主义 |
| 6.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启示 |
| 6.2.1 对国家层面的启示 |
| 6.2.2 个人层面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概念及时间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粤籍驻外公使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考察 |
| 第一节 出使前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
| 一、清廷遣使背景 |
| 二、出使前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
| 第二节 出使时对西方教育考察与文化碰撞 |
| 一、考察普及教育 |
| 二、考察西方教育的学制及教学内容 |
| 三、考察教育相关机构及知识产权 |
| 四、考察西方教育经费 |
| 五、关注囚犯教育的教化效果 |
| 第三节 出使后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
| 一、“用夏变夷”观念的变化 |
| 二、教育为国家富强之本原 |
| 第二章 粤籍驻外公使传统与新式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
| 一、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变通 |
| 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
| 第二节 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 |
| 一、培养专业人才,设立新式学堂 |
| 二、重视与提倡普及教育 |
| 三、提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
| 四、提倡教学管理方式的改进及教科书改革 |
| 五、提倡知识产权保护奖励及相关教育设施的建设 |
| 第三章 对留学教育及华侨教育的推动及管理 |
| 第一节 留学教育的开创与管理 |
| 一、开创留学教育先河——首批幼童赴美游学 |
| 二、留学教育的管理 |
| 第二节 、推进华侨教育 |
| 一、甲午前:华侨教育的肇始与发展 |
| 二、甲午后:华侨教育转变与推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抚黔时期林绍年留学教育实践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地方发展留学教育之动因 |
| (一)历史渊源:中国留学教育的产生 |
| (二)政策引领:各国政训下的留日之选 |
| (三)现实需要:贵州落后的境况亦是发展的沃土 |
| 二、林绍年兴办留学教育之思考 |
| (一)林绍年留学教育主张之缘起 |
| (二)林绍年对留学教育的价值认识 |
| 三、林绍年留学教育之举措 |
| (一)多渠道筹集留学经费 |
| (二)多样化选拔生员 |
| (三)合理甄选留学生目的国 |
| (四)专一化育人模式 |
| (五)“以归实际”的归国安排 |
| 四、林绍年留学教育实践之影响 |
| (一)推动黔地教育观念的近代化 |
| (二)涵养黔地优秀师资 |
| (三)革新黔地教育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选题依据 |
| 0.1.1 选题缘起 |
| 0.1.2 选题依据 |
| 0.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0.2.1 研究对象 |
| 0.2.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述论 |
| 0.3.1 国外研究综述 |
| 0.3.2 国内研究综述 |
| 0.3.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 0.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0.4.1 研究方法 |
| 0.4.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上) |
| 1.1 皇帝形象 |
| 1.1.1 夕阳余辉里强撑危局的道光皇帝 |
| 1.1.2 大厦将倾时苦心维持的咸丰皇帝 |
| 1.1.3 短暂平静下作为符号象征的同治皇帝 |
| 1.2 官员形象 |
| 1.2.1 外交舞台上的善变者耆英 |
| 1.2.2 中土西来第一使者斌椿 |
| 1.2.3 亦商亦官的行商 |
| 1.2.4 被污名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
| 1.2.5 地方治理中的官员群像 |
| 第2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下) |
| 2.1 军人形象 |
| 2.1.1 遇战溃逃的中国军人 |
| 2.1.2 英勇顽强的中国军人 |
| 2.1.3 唯利残忍的中国军人 |
| 2.2 百姓形象 |
| 2.2.1 堕落麻木的中国百姓 |
| 2.2.2 礼貌友善的中国百姓 |
| 2.2.3 吃苦耐劳的中国百姓 |
| 第3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表现艺术 |
| 3.1 图像与文字的互文 |
| 3.1.1 图像与文字互释 |
| 3.1.2 图像与文字互补 |
| 3.1.3 图像与文字悖离 |
| 3.2 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 |
| 3.2.1 新闻观察者的叙述 |
| 3.2.2 新闻当事人的叙述 |
| 3.2.3 嵌套性叙述 |
| 3.3 新闻背景与事实的结合 |
| 3.3.1 背景阐明新闻事实 |
| 3.3.2 背景烘托新闻事实 |
| 第4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 |
| 4.1 记者画家亲历中国的印象 |
| 4.1.1 民间的游历 |
| 4.1.2 战地的目击 |
| 4.1.3 传闻的影响 |
| 4.2 西欧的中国人想象的延续 |
| 4.2.1 对美化性想象的延续 |
| 4.2.2 对丑化性想象的延续 |
| 4.3 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混合 |
| 4.3.1 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的博弈 |
| 4.3.2 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的拉锯 |
| 4.3.3 中产阶级定位对新闻写实的调和 |
| 第5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
| 5.1 历史意义 |
| 5.1.1 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 |
| 5.1.2 促进了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 |
| 5.1.3 提供了研究中国人形象的新参照物 |
| 5.2 审美意义 |
| 5.2.1 拓宽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 |
| 5.2.2 扩展了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 |
| 5.2.3 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 |
| 5.3 当代启示 |
| 5.3.1 为观察当代外国媒介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 |
| 5.3.2 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 |
| 5.3.3 为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提供了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四、谁在为军机制造火炮（论文参考文献）
- [1]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D]. 税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军用飞机战场防护新概念——以硬杀伤方式拦截来袭导弹的主动防护技术[J]. 陈黎. 国防科技工业, 2021(03)
- [3]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4]清代西藏地方边防研究[D]. 刘再营.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D]. 李途. 南京大学, 2019(01)
- [6]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7]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D]. 李成家. 湖南大学, 2019(07)
- [8]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D]. 李水清. 暨南大学, 2019(12)
- [9]抚黔时期林绍年留学教育实践及影响研究[D]. 付佳.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4)
- [10]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