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秦简《审讯》考证

一、云梦秦简《诘》篇考述（论文文献综述）

蒋文^[1]（2021）在《据胡家草场汉简《诘咎》“鬼取人为妻”条首句谈睡虎地秦简《诘》对应简文》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湖北荆州新出土的胡家草场汉简有《诘咎》一篇[1],其中有一条自题作"鬼取人为妻",标题分书于两简天头。该条首句云:凡鬼取（娶）人为妻,与相乐,是胃（谓）哀鬼。（胡家草场简《诘咎》1941贰）看似寥寥数言,实则颇富趣味——它可以帮助我们解读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的相应文句,而这两则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与人鬼婚有关的文献材料,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冥婚观念的认识。本文先讨论《诘》篇简文的释读,再对两则简文的意义略作阐明。

孙涛^[2]（2019）在《説“旱殇”》文中研究表明汉简中"旱殇"一词凡4见,关於其意义目前还存在争议。本文先综述其研究现状并结合秦汉简帛文献中"早"的记词用字情况,对目前的释读意见提出质疑。然後结合传世文献和秦汉简帛文献对"旱殇"成词进行了考证。最後结合汉简所见"旱殇"的语境对其意义作了进一步解释。

张传东^[3]（2018）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是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集中考察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收集与创作蓬勃发展,很多文人、教徒都投入到志怪小说集的编着活动中来,大量口头志怪故事和依附于子史着作的书面志怪故事因为志怪小说集的成书而走向集中和独立,具有了志怪小说的性质。因此,志怪小说集的成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集成书的主观条件是人们要具有较为成熟的小说自觉意识和志怪专题意识,客观条件是要有相当数量志怪故事的产生和存在。本论文即从成书的主体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发展、小说集编着者的身份、编着目的、小说集的命名特征和内容编排的体例特征;从成书的客体角度分析志怪小说集的作品来源、志怪小说的创作等情况。为方便研究,本论文分上编和下编展开论述。上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综论。主要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成书背景、编着者与集内小说作者、作品来源、命名与体例等几个方面对小说集的成书情况作综合性论述。第一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背景研究。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自觉意识特别是志怪小说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一方面人们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到了小说和历史之间的虚实关系并自觉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儒学式微、玄学兴起带来的好奇尚异思潮,让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志怪小说的审美特性。其次,时人的志怪专题意识不断增强,子书、说体文本、志怪书等对志怪故事的集录方式既增强了人们的志怪专题意识也为编着志怪小说集提供了经验。第三,文人聚谈之风、文人对传说的积极接受与主动传讲以及志怪小说集的多渠道传播,也是促进志怪小说集成书的动力。第二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研究。志怪小说集的编着者从身份上看主要有文人、道教徒和佛教徒三类,以文人居多。他们继承了传统“稗官”及“小说家”搜集“街谈巷议”“合丛残小语”的传统,成为志怪小说集编着的主要力量。其中,文人编着者具备更多接触志怪故事的有利条件,如多出身社会底层、有阅览大量官私典籍的机会、有地记编撰的经历等。文人和宗教徒编着小说集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主要为了追求一种审美体验,而后者主要为了弘扬宗教教义。小说集内故事的作者也有道教徒、佛教徒、宫廷艺人、民间艺人及文人等身份区别,宗教徒创作小说意在“发明神道”,文人的小说创作则比较自由,有为施污蔑而作者、有为娱乐而作者、有为“神道设教”而作者。小说集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在身份关系上有三种情况:对于从图书典籍中转录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只是一个编者,和小说作者没有关系;对于那些编着者参与了加工、整理和创作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兼有作者身份;对于编着者自己创作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就是作者。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在思想关系上也有三种情况:佛教徒编着者一般和作者思想是一致的;道教徒编着者和作者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文人编着者与作者的思想则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作品来源研究。根据对小说集序跋及小说集内作品的分析,结合小说集编着者对新、旧故事材料的选择视角,小说集的作品来源约有六大类:各类图书典籍,如史书、道教神仙之书、志怪小说集、地记及其他的子书、谶纬之书等;口头传说;“改编”类故事,指不改变原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只是细节增减的故事,可分为“精简型”改编和“增饰型”改编两类,数量上以后者居多;“继承性创新”类故事,即借鉴、仿效其他故事的情节模式新创作的故事;“镕旧铸新”型故事,即将多个志怪故事情节单元融汇而成的新作;“独立性创新”类故事,即自铸新辞、无复依傍,完全新型的故事。从编着者的视角看前三类属于“旧作”,后三类属于“新创”。其中,第三种至第六种作品来源中的故事虽然难以确定具体作者,但它们的生成都和小说集编着者有一定的关系。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命名特点和体例特征研究。志怪小说集命名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传”“记”“志”为名,体现出志怪小说集对史书的借重和利用;以“怪”“齐谐”“异”“神”“幽明”“仙”等入名,凸显了志怪小说集的传奇主旨,也体现出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增强以及编着者好奇尚异的审美追求;以“列”“搜”“录”“集”“拾遗”“苑”“林”等入名,体现了志怪小说集的集录性成书特征;以“应”“验”“祥”等入名,体现了“释氏辅教之书”的宣教特征。在小说集的体例方面,编着者主要采用“笔记体”形制写定具体作品,这受传统“小说”观念和“短书”观念的影响较大;小说集内作品的编排主要包括主题分类、物群文类和时代分类三种方式;小说作品的叙述体例主要有“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和“辅教体”四种,叙述体例的选择和小说表达的重心有关。下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个案研究。在魏晋南北朝《列异传》是首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是志怪小说集的集大成者,《幽明录》是文人化特征最明显的小说集。因此本文将这三部典型的志怪小说集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它们在成书中的具体问题。第一章,《列异传》成书研究。关于《列异传》的编着者,隋、初唐、盛唐的史志目录都认为是曹丕,而《旧唐书》着录为张华。张华已编着过《博物志》没有必要续作《列异传》。今本《列异传》中确实记载了发生于曹丕之后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起讫时间为魏至西晋。所以此书应是曹丕编着而西晋的无名氏续编。《列异传》的成书时间当在曹丕成为魏太子之前,因为他入主东宫后便奉儒黜道、禁绝淫祀,而书中有大量宣扬神道、表现淫祀的故事。曹丕编着此书一是出于对志怪故事的喜爱,一是出于对立言以不朽的追求。通过对该书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图书典籍、口头传说、改编类故事、“继承性创新”类故事、“完全创新”类故事等是其成书的主要作品来源。《列异传》作为魏晋第一部志怪小说集,其命名、故事材料的选择、材料的处理方式等对后世小说集的成书影响很大:其命名体现了小说集成书的集录性质和内容的传奇性质;在作品选择范围方面偏重历史异闻、兼收旧作和新闻、题材广泛;在故事材料处理方面,对源故事往往是略其议论、说理而只留其志怪故事的部分。第二章,干宝小说思想与《搜神记》成书关系研究。首先,“发明神道之不诬”的行为主体是《搜神记》中某些故事的作者而不是干宝,所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并非《搜神记》的编着主旨。而干宝的阴阳学术思想是另外形式的“发明神道”,也影响了他对故事材料的选择。其次,干宝具有“游心寓目”的小说思想,使得《搜神记》中收录了大量与“神道”无关的故事以及其他游戏娱乐的故事。另外,干宝宣称自己以史家“实录”精神收集故事材料,但这只是他为自己搜集传闻异辞、进行志怪小说创作寻找的借口,也是提高《搜神记》地位的手段。第三章,从作品来源看《幽明录》的文人化特征。《幽明录》中的志怪故事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内容上不是单纯描写怪异而是借怪异反映普遍的人情与人性;语言上多运用诗词歌谣等韵语,文笔简练生动。这种特征的形成与编着者对故事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有关:一、选择其他志怪小说集中的故事并加以文学化改编;二、选择传说故事时更关注内容丰富、文学色彩浓郁的版本;三、侧重选择文人创作的志怪故事,如借志怪故事表达人情人性的“继承性创新”类故事,语言典雅意境优美的“完全创新”类故事等;四、不受宗教制约,选择表现儒释道各家思想的生动有趣的志怪故事。

王竹勋^[4]（2018）在《秦汉简牍《日书》词汇研究 ——以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孔家坡汉简爲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书》是指以选择时日吉凶爲主的综合性数术类文献。“日书”之名虽不见於传世典籍,却广泛出现在出土材料中。由於《汉书·艺文志》所提及的包括《日书》在内的早期战国秦汉数术类书籍大都未能保存下来,导致後人对早期数术相当陌生,甚至产生严重的误解。而随着我国战国秦汉《日书》材料的陆续出土,可以很好地填补这一空白。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孔家坡汉简《日书》书写年代横跨战国末至西汉初,且分别出土於楚地与秦地,有利於进行词汇的共时、历时以及地域上的比较研究。因此本文拟以这三种《日书》文献爲代表,梳理《日书》词汇的全貌,通其流变。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进行穷尽性描写,以量化的形式对《日书》词汇的义项进行分类汇总,从而由面到点、再由点到面地勾勒《日书》词汇的基本面貌。第二,运用数据库技术对三种《日书》文献的词汇进行数量统计以及层级分析,揭示出《日书》词汇具有较明显的分散性与生活性,同时可证明《日书》以选择时日吉凶爲主的文献性质。并揭示出三种《日书》文献在词汇的使用上同大於异,词汇数量的分布具有一致性,只是放简《日书》的词汇稍显特殊。第三,考察三种《日书》文献普通词语中的复音词。通过对单纯词与合成词进行分类描写,勾勒出《日书》词汇的构造方式,从而得出《日书》复音词以偏正式爲主、联合式次之的构词特点。第四,重点探讨三种《日书》文献中的以“臣妾/奴婢”爲代表的十五组同义词,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它们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详细比较分析,深入剖析每组词的内部演变历程。第五,结合战国、秦、汉出土简牍材料,在以词系字形的基础上,从“一致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考察三种《日书》文献在用字上的同异,有助於进一步把握《日书》的字词关系。

李园^[5]（2017）在《秦简牍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混战的局面,立制垂范,影响深远。统一前後的一百多年间,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裂变和大融合的时期,也是语言文字由多元转向统一的时期,是上古汉语由先秦到秦汉的过渡时期,它上承商周下启汉魏,一直延续至今。“秦”在汉语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衔接先秦汉语与两汉汉语的关键所在,但流传至今的属於秦的语料并不多,主要有《诗经·秦风》、《尚书·秦誓》、《吕氏春秋》、《谏逐客书》等,秦简牍正好可以弥补这一历史的缺失,让我们有更充分的语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从词汇学角度入手,除了静态的描写,更注重动态的分析,结合辅助材料传世文献《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侧重於词义的动态变化研究,再结合书写形式的研究,对秦简牍所出现的词汇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期展现秦语言（包括战国晚期的秦国和统一後的秦代）的词汇面貌,这既可看作是对这一历史时期汉语词汇的断代研究,也可看作是从秦文化、秦方言切入的地域研究。本论文分为上编研究篇和下编语料篇两大部分,上编研究篇又分为七个小部分,下编语料篇为《秦简牍词义总表》。上编研究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所要研究的秦简牍语料的出土和着录情况;回顾秦简牍语料的研究现状;说明选题的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秦简牍词汇的构成。从语素数量的角度入手,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以词义标准、语法范畴标准、语音标准、字形标准四方面判定单纯词中的单音节词;以意义标准、结构标准、频率标准判定合成词中的复合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下编语料篇里的《秦简牍词义总表》。第三部分秦简牍词义与《说文解字》词义研究。首先对秦简牍与《说文》词义研究进行综述,然後从连绵词、叠音词与词汇常用义的角度对秦简牍词义和《说文》词义进行研究。第四部分从秦简牍看统一前後词汇的变化研究。从避讳、方言、政治历史角度研究统一前後词汇变化的情况。第五部分秦简牍字词关系研究。从一字一词、一字多词、一词多字等角度研究秦字词对应关系,揭示秦实际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秦统一前後字词关系的变化研究,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词义不断丰富,字形产生了分化,是人们语言使用的需要,也是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第六部分秦简牍词汇对《汉语大词典》的补充。从词条订补、义项订补、例证提前、例证订补四个方面丰富和完善了《汉语大词典》的内容。第七部分结语。总结了论文的研究成果,明确了日後努力的方向。战国至秦时期,由於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制约,秦文化和秦地语言对当时以及继之兴起的汉朝的文化、语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我们的研究,期望能为揭示这一时期的汉语发展及相关文化现象做出贡献。

孟良^[6]（2017）在《新编《睡虎地秦简牍》文字编》文中研究指明2014年12月,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整理、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简牍合集》（以下简称《合集》）问世,其中《合集》（卷壹）刊布了最新的睡虎地11号墓竹简、4号墓木牍图版。该书采用了早年拍摄的常规照片以及本次整理时摄取的红外线影像,经重新缀合共包含竹简1154枚,木牍2件。并附上较为完备可靠的释文,在简影图版、释文校订和缀合编连等方面都有重要改进,爲简牍文字的再整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本文采用《合集》（卷壹）提供的2:1放大图版,对睡虎地秦简牍文字进行重新梳理,新编《睡虎地秦简牍》文字编。在制作字编的过程中力求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以期在识字、断读、缀合和编连方面提出新的意见。由於睡虎地秦墓简牍的字数总体较多,所以在制作字编时仅挑选典型字形,不采用穷尽式方法。字编收录了《合集》（卷壹）中所有的字头1800多个（包含异体字）,藉以展现睡虎地秦简牍的文字面貌。本文主要由正编、合文、附录三部分组成。正编字头排列以大徐本《说文解字》为序,共十四卷;合文收录了《合集》（卷壹）出现的合文15个;附录包含疑难字、符号两部分。

孔德超^[7]（2017）在《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研究》文中认为一个世纪以来,陆续从地下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简帛材料,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出土的珍贵材料中,有很多关於驱鬼术的内容。驱鬼术即驱鬼巫术,是一种以驱鬼为形式,以除咎、治病等为主要内容的巫术活动,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出土简帛的《日书》和医书中。今即对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内容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以期对上古民俗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有所裨益。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及体例。第二章:“鬼”的定义及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概述。主要内容是对“鬼”的内涵进行讨论和界定,以及对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进行整体上的概述。第三章:出土简帛所见驱鬼灵物。主要从植物类、武器类、污秽类和矿物类四类灵物对出土简帛所见驱鬼灵物进行分类和集中讨论。整理和研究的内容包括灵物在出土简帛中的使用情况,灵物被用於驱鬼之背後原因等。第四章:出土简帛所见驱鬼动作、语言、数字、时间、方位。主要是对出土简帛中的驱鬼动作、语言、数字、时间、方位等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定量统计以及定性分析,深入地探讨动作、语言、数字、时间和方位背後的文化内涵。第五章:出土简帛所见驱鬼类型。主要从专业巫术的分类角度对出土简帛驱鬼术中所体现出的反抗巫术类和模拟巫术类进行分类讨论和原理分析。第六章:出土简帛与道经中的驱鬼术。主要从出土简帛与道经所见驱鬼术之对比、出土简帛与道经所见驱鬼术对後世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出土简帛和道经中的驱鬼术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张传东^[8]（2017）在《睡虎地秦简《诘》篇与六朝志怪小说渊源关系》文中认为睡虎地秦简《诘》篇是志怪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渊源性文献。作为巫术之书,其中志怪因素较多,不少条目已具有志怪故事的雏形。特别是其中的鬼怪形象、驱邪巫术及部分条目中体现出的叙事结构、人与鬼怪的交通模式等皆深刻影响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的一个条目或片段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已经形成一种类型化、规模化的书写。《诘》篇与志怪小说同属于巫文化,这是两者发生联系的重要原因;巫术的生活化特性和民间传播的特性也促进了巫术的故事化,促成了志怪因素向志怪故事的转化。

董云香^[9]（2016）在《先秦秦汉移祸巫术诸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移祸巫术是指以转移的方式来应对灾异、祸、疾等消极因素的巫术方法,是中国古代比较有特色的巫术。但是受到史料或研究角度的限制,学者们仅注意到此类巫术的存在,而并未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与移祸巫术相关的政治问题更是乏人问津,致使这些问题或因浅尝辄止而被搁置,或因有争议始终悬而未决。故而,本文以移祸巫术为线索,首先整理先秦至两汉时期存在的移祸巫术,进而重点研究与移祸巫术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力求揭示此时期内移祸巫术的发展状况。本文的正文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全面梳理先秦秦汉时期的移祸巫术。通过对移祸巫术所依据原理的阐述,明确移祸巫术为交感巫术,其理论依据主要是交感巫术中的相似律。再分别从文献中的移病巫术、简帛中的移病巫术、转移鬼祟和过咎三个大的方面对先秦秦汉的移祸巫术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总结此时期内移祸巫术的特点,并对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考论。第二章对《周礼》所记甸师“代王受眚灾”这一移祸行为所隐之义进行阐发。通过对“眚”、“眚灾”、“灾眚”内涵的辨析,可以看出“眚灾”意在强调先王故去的无辜性,即甸师供给黍稷的不馨,使鬼神将祸错降于王。但是经过对“黍稷”与“馨香”之间逻辑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黍稷不馨与“鬼神不逞于王”不能构成因果关系,鬼神不飨祭祀的真正原因是王无德。所谓“代王受眚灾”乃是以甸师移过于己的形式来文饰故王的无德。第三章研究专司移祸之法的职官“秘祝”。分析秘祝称“秘”原因,探索秘祝移祸之法渊源,并透过秘祝立、废的表象来考察秦汉之际政治思想和统治政策的变革。秦始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逢灾祥便令秘祝“移过于下”,这是对转嫁灾祸巫术的忠实利用,无论从形式到目的都符合该巫术产生的初衷。但秦始皇将过咎转嫁他人这种方式却是君主不徳的体现,既不符合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君主德行的期待,也违背为君爱民的政治主旨。西汉初期以除秦之弊为统治宗旨,汉文帝将“秘祝”视为皇帝不徳的标志,将其废除。我们从秘祝秦立、汉废的命运可以看出秦、汉统治者在统治方式、统治思想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也是造成秘祝之官寿命短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讨论移祸巫术与“止禁巫祠道中者”的关系。从文颖与颜师古存在分歧的:汉武帝“止禁巫祠道中者”禁令所禁对象是否为移祸巫术入手,对可能发生于道中的祠祭行为种类进行考察,明确“止禁巫祠道中者”并不仅限于对移祸巫术的禁止,而是指除国家规定允许之外,其他所有发生于道中的祝诅巫术、移祸巫术及其他祷祠行为。“止禁巫祠道中者”是武帝以教化、示范移风正俗收效有限的情况下,从软控制手段制转向以强权打压的标志。这是西汉王朝首次对社会上盛行的祠道中旧俗进行打击。其目的是整肃风俗,规范社会秩序,稳定统治。第五章研究移祸巫术对政令的影响。灾异罪己诏是对移祸巫术中“移过于己”的借鉴。汉文帝统治时期面对灾异问题,并未选择嫁祸于人,而是亲自承受灾异的咎恶,下诏宣布移过于己。与传统的罪己行为相比,灾异罪己诏不仅代表着统治者的承担精神,而且其中包含的诸项安民措施,更有利于统治的稳定。罪己诏实现了君主罪己精神和务实政策的结合,不但对缓解灾异造成的民心动荡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官吏作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贾西周^[10]（2016）在《秦简牍资料所见鬼神信仰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鬼神信仰源远流长,在原始社会时期即存在。在最初的社会思想中,鬼神观念占了很大部分,经过先秦时期的发展,在周代形成了“天神”、“地祗”、“人鬼”鬼神信仰体系。先秦秦汉时期的鬼神信仰对其后的鬼神信仰以及中国古代宗教思维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影响着古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因此对古代鬼神信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宗教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这一信仰对民生信仰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这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周家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等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并探讨了其中有关鬼神信仰的内容,结合传世文献,利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知识,探讨秦简所反映的鬼神信仰,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分析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回顾了秦简牍资料的出土以及发现和研究情况,梳理了学术界有关先秦时期鬼神观念的研究现状,对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做了介绍,重点介绍了学术界对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中所见鬼神观念的研究情况,从相关概念出发运用文字学的知识对先秦以及秦汉时期人们对“鬼”、“神”的认识做了简要分析,同时分析了鬼神的概念。在绪论部分还讨论了本文研究的具体目标和方法。第二章对秦简牍资料所见的大量名目繁多的鬼神做了梳理。结合前人的研究,对秦简所见的鬼神做了解释,介绍了简文中描述的鬼神及其作祟的一些情况,将其简单分类。在《周礼》所列出的天神、地祗、人鬼三大类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按照不同的性质将秦简所见的各种鬼神归入天神、地祗、人鬼以及物魅精怪四个不同的系统。分析了秦简中所见鬼神的特点,指出秦人观念中鬼神数量庞大、名目繁多,鬼神有着基本的生存需求,还有精神需求,而且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第三章探讨了秦人的鬼神观念。主要探讨了早期社会中鬼神信仰的形成情况以及秦简所见人与鬼神的关系。人对一些鬼神是敬畏的,具体表现在人对神灵的祭祀和祈祷,以及人对与神灵有关的禁忌的规避,对于一些作祟的鬼怪,人则可以选择一定的灵物将其驱逐,将秦简中所见的驱鬼之术分为预防性的驱鬼之术和禳治性驱鬼之术,攘治鬼怪的灵物选择上也体现了秦人的鬼神观念。第四章讨论了秦简中所见的一些主要神灵对秦人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主要包括上帝神、土地神、司命神。从中可以窥见秦人观念中神秘世界的一些情况,上帝神是秦人信仰体系中的最高神灵,因此受到重视；土地神因为秦人重视农业生产,因此与秦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司命神则主人之生死。本文最后的结语部分从总体上概括了全文的研究情况以及主要观点。

二、云梦秦简《诘》篇考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梦秦简《诘》篇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1）据胡家草场汉简《诘咎》“鬼取人为妻”条首句谈睡虎地秦简《诘》对应简文（论文提纲范文）

（2）説“旱殇”（论文提纲范文）

（3）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秦汉简牍《日书》词汇研究 ——以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孔家坡汉简爲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秦简牍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编《睡虎地秦简牍》文字编（论文提纲范文）

（7）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先秦秦汉移祸巫术诸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秦简牍资料所见鬼神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云梦秦简《诘》篇考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据胡家草场汉简《诘咎》“鬼取人为妻”条首句谈睡虎地秦简《诘》对应简文[J]. 蒋文. 文物, 2021(03)
• [2]説“旱殇”[J]. 孙涛. 出土文献研究, 2019(00)
• [3]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D]. 张传东. 山东大学, 2018(12)
• [4]秦汉简牍《日书》词汇研究 ——以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孔家坡汉简爲中心[D]. 王竹勋.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5]秦简牍词汇研究[D]. 李园.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1)
• [6]新编《睡虎地秦简牍》文字编[D]. 孟良. 安徽大学, 2017(08)
• [7]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研究[D]. 孔德超. 西南大学, 2017(02)
• [8]睡虎地秦简《诘》篇与六朝志怪小说渊源关系[J]. 张传东. 齐鲁学刊, 2017(01)
• [9]先秦秦汉移祸巫术诸问题研究[D]. 董云香.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10]秦简牍资料所见鬼神信仰研究[D]. 贾西周.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5)

标签：搜神记论文;  小说论文;  秦简论文;  志怪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