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OL时代华纳主席5月离任（论文文献综述）
鲍静[1]（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朱玲[2]（2019）在《“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论述了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政策及在“反叛乱”政策变动中“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事实。关于“反叛乱”的定义学界有不少阐释,但究其实质,“反叛乱”就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准军事等手段击败“叛乱”,在越战中具体是指美（南）越打击北越及其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凤凰计划”是美（南）越联合实施的,最初为了情报共享而发起的一个项目,旨在准确打击共产党的领导人。凤凰在越南文化中是权力的象征,意味着“凤凰计划”能确保南越当局稳固并使得“反叛乱”项目取得成功。不过“凤凰计划”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为了找出农村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通过逮捕、劝降或暗杀的手段,偏离了其最初设置的目的。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既使用了军事手段,同时也使用了“反叛乱”手段,两种方式互相配合,以期赢得战争。从军事角度的发展脉络来看,肯尼迪时期越战发展为有限战争,约翰逊升级了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时期边打边撤军。从“反叛乱”角度看,在“反叛乱”理念发展的基础上,肯尼迪正式推出了“反叛乱”政策。约翰逊继承并发展了肯尼迪的“反叛乱”政策,发起了“凤凰计划”。尼克松充分利用了“凤凰计划”“反叛乱”项目,在巴黎和平谈判期间,纵使南越疯狂实施“凤凰计划”以威慑北越,同时,也起到了辅助美国体面撤军的目的。美国最初为了配合南越当局发起了“凤凰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凤凰计划”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除了组织部门协调情报信息以外,其实施单位,如,临时侦察部队（PRU）逮捕、暗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及平民。这引起了后人对“凤凰计划”的极大争议,对于其性质界定问题争论不休。本文通过研究“凤凰计划”缘起、发展及衰落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凤凰计划”在越战“越南化”进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凤凰计划”从发起之时就是一个“越南化”项目,尼克松初期,因为尼克松制定了边谈、边打、边化、边撤的对越政策,所以南越把“凤凰计划”作为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尼克松随之提出了越战“越南化”政策,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关岛主义,又四个月之后,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从亚洲收缩战略形成。本文主要使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做为研究美国对南越“反叛乱”政策的档案材料,“凤凰计划”的档案材料主要使用德州理工大学的电子化越南战争档案。此外,本文还以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DNSA）、美国解密档案在线（DDRS）、中情局档案为辅助材料。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既有的“反叛乱”理论和“凤凰计划”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创新的大体方向。主体部分介绍了美国在南越“反叛乱”政策出台及“凤凰计划”发起的背景、约翰逊政府对“反叛乱”政策的传承以及“凤凰计划”的缘起、约翰逊末期“反叛乱”政策的转变及“凤凰计划”的扩大、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凤凰计划”的改革及越战“越南化”政策的出台、尼克松的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及“凤凰计划”的衰落。最后是结语部分,内容包括给“凤凰计划”的定位,以及评析“凤凰计划”、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乃至越战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此外,除了侧重论述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政策及在“反叛乱”政策背景下“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过程这条主线外,本文兼顾阐述了尼克松时期的越战“越南化”政策、尼克松主义的起源、美国的官僚政治等方面。同时,也提及了一些与当代问题的联系,如,“凤凰计划”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关系等问题。对上述相关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南越的“反叛乱”政策及“凤凰计划”的行动模式。
杨松[3]（2019）在《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文中指出起源于英国的现代体育运动,在漫长而又复杂的19世纪,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载体,伴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而散播到整个帝国范围内,是英帝国历史上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之一。本文旨在考察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它在帝国传播的历史。笔者立足于历史学和体育学等学科视角,在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以体育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勾勒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并对其阶段特征与传播动力给予分析,梳理体育运动传播的具体路径,着重探讨体育运动的传播对英国民族观念以及帝国主义的影响,最后,从国际史角度审视帝国殖民地与欧美国家对英国体育运动在传播过程中的抵抗与博弈。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论述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工业革命以前,体育运动已广泛分布于英国,不仅植根于封建王室,而且依附于宗教庆典,弥漫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漫长的时代更迭中,英国体育运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血腥残忍、野蛮无序、赌博性强且在整体上呈现出阶层分化和等级性的特点。伴随着英国工业经济的扩张与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促进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使传统体育运动在工业化过程中开始向规范化、秩序化和文明化转型。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发明、交通变革、工人休闲时间的增多与实际工资的提高以及商业化等广泛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体育的发展,使体育运动成为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为它在英帝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章从整体上考察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的历史。从英国体育横向与纵向发展阶段看,传统体育向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几乎同步向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体育运动伴随着英国的文化扩张与殖民统治扩散至帝国各个殖民地。从时间上看,在19世纪以前,体育运动的扩散属于不自觉的传播阶段,主要以迁移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为主,保持的“英格兰属性”发挥了主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体育运动的传播则日益发展为帝国统治者的行为,传播力度大、范围辽阔、目的性强,英国诸多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世界性的运动项目。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具有多方面动力因素,既包含现代体育自身的内源性动力,又受到英帝国对外扩张的驱动,以及基于“白人优势理论”所阐发的帝国殖民者的“文明使命”。第三章阐述现代体育在英帝国传播的具体路径。首先是发端于英国公学的体育运动,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关键部分,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仿照公学模式建立的学校同样以体育为课程内容,促进了体育在殖民地社会的传播。其次,以“强健派基督徒”为主的英国宗教,他们在向殖民者传播福音与帝国意识形态过程中,借助体育运动进行布道,逐渐形成四种传播模式,推进了英国体育运动的扩散。最后,是英国军队对体育运动的传播。19世纪中后期,军事体育的发展使帝国守卫者可以将体育带到帝国各个殖民地,不仅作为娱乐休闲,而且作为军事训练体系普遍存在,在一些战略要地和港口城市,英国军队的传播作用更为明显。它们是英国人在殖民地建立文化霸权,控制并稳定帝国秩序的主要工具,对于维持英帝国影响力至关重要。第四章着重探讨现代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中的影响。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载体之一,现代体育的传播与扩散在英国民族观念以及帝国主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视为一种道德隐喻、政治象征和文化纽带,是英帝国主要的精神输出。对英国而言,体育运动是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铸就了“英国人”共有的身份,有助于“英国性”的塑造,至19世纪末已成为英国“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帝国,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帝国的重要基石,在军事意义与行政管理上培养了殖民世界的未来长官,确保并维持了帝国的对外扩张和空前强盛;此外,体育运动是使英帝国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具有关键性的文化要素,它建构起英帝国观念,联结起散居在海外的英国人,以体育运动作为帝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纽带,有助于加强彼此的凝聚与团结。第五章则审视了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过程中遇到殖民地的抵抗运动以及与西方大国间的博弈。在英帝国秩序内部,基于民族主义与非殖民化的广阔背景,爱尔兰创建盖尔运动协会的直接目的就是抵抗英国体育的传播与文化侵略,以配合爱尔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则使英国体育实现“本土化”,将它当作一种非暴力手段挑战英国人并与统治者相竞争。澳大利亚更多将体育运动充当为与母国调解的工具和表现民族意识的方式,以摆脱英国人看待他们伪善与施恩的态度。它们是殖民地社会反抗英国统治的代表,通过抵制体育运动的途径来实现民族独立或寻求国家自治。从世界范围看,欧洲殖民国家中的法国与德国将体育看作是权力管制与争夺的场域之一,对体育运动的参与隐含着浓烈的政治化色彩;在大西洋彼岸,经历南北战争及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则排斥具有象征性地英国板球并建构起棒球运动的神话,以尝试建立美国文化霸权。现代体育运动是英国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在帝国的传播与文化扩张具有密切联系,在英帝国殖民统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启发式工具和视角,以英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为观察视域,可以看做是一种研究英帝国史的新思路,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丰富历史学科的整体研究。此外,对相关史料的全面搜集、深度挖掘和详细分析,可以为英帝国史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史料资源。
宋泉[4]（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说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吕晶[5]（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认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董海涛[6]（2012）在《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平衡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外传播因国家的形成而逐步产生,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衍进,对每个主权国家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概而言之,这种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努力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和打压竞争对手的国际形象,以及关键时刻的利益诉求表达和危机时刻的国际公关等。“全球化”这一术语则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次政治大讨论,由美国着名政治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首次提出。虽然学界对其定义和内涵莫衷一是,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对外传播所面临的共同语境。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而且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传播能力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建构所作出的贡献将远远超出经济等硬实力。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传播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往往关系国家的存亡发展。在很多情况下,对外传播中的传受双方都是主权国家,因此传播过程中“度”的把握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而言,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而媒体实力却严重滞后,在对外传播中我们更应当做到平衡有术,外圆而内方。本文首先指出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国际对外传播体系中的相对边缘位置,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占据了中心位置。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控制国际新闻的流量和流向,建立了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全球对外传播秩序。与此同时,本文还分析了全球化对多元语境形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辩证地提出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既会在短期内加剧不同国家对外传播的失衡,也将最终促成国际社会的对外传播趋向平衡的观点。接着,本文简要梳理了我国对外传播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列举了对外传播失衡的具体表现,分析了造成我国对外传播落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语言、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原因,并指出因为对外传播失衡而导致的国家形象摇摆、对外交往中的尴尬、信息控制能力下降、文化误读和文化焦虑等严重后果。有鉴如此,当代中国的对外传播除了要尊重新闻事实和新闻价值等基本原则外,还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巧妙避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合理运用西方话语设置议题,积极引导国际舆论,取得更多国际话语权,建构我们的良好国家形象,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随后,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等层面对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平衡原则和平衡策略进行了深讨。宏观层面的平衡原则包括统与分的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刚与柔的平衡、远与近的平衡。而微观层面的平衡策略则包括对外传播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平衡、政治色彩和社会情感的平衡、不同文化的平衡、不同地域的平衡、不同地缘国家的平衡,不同声音的平衡（赞成和反对的声音、民间和官方的声音、明星和民众的声音、中国和国际的声音）、不同媒介选择的平衡（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等具体平衡手法。本文结语部分探讨了平衡传播的发展趋势,希望在相关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同时,努力打破理论和实践、专业和通识教育之间的现有藩篱,让传播学者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需求紧密结合,让更多的传播学者能为国家的高层决策服务。同时不断反思我国现行对外传播体制,注重学术研究的传承和青年学者的培养,努力做强自己的对外传播媒体,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强音,取得更为平衡的话语权,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国策提供充分的思想保障和理论支撑。
郭鸿雁[7]（2006）在《基于系统经济学的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合作竞争是以互补为核心、以协同为基础、以共赢为目标的新型经营战略。面对渠道霸权时代的终结和传播技术的革命,合作竞争正逐步取代对抗性竞争,成为广电产业未来生存发展的重要选择。以系统科学思想为指导、以系统经济学理论为方法,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本文首先阐述了合作竞争的系统经济学原理,以此为框架,论述了广电产业开展合作竞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广电产业实施合作竞争的主体与背景、类型与形式;进一步地,从纵向角度剖析了我国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自组织演化历程,包括演化形态、演化路径、演化动力等;从横向角度计量了我国广电产业系统资源位、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总体效率,揭示了资源位与合作竞争的内在关系、影响机制,评价了我国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运行绩效;在此基础上,结合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国际经验,提出我国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发展思路。概括来说,本文取得以下初步研究成果:1、市场竞争行为经历了由对抗性竞争到合作竞争的演进过程。由对抗性竞争向合作竞争的演进反映了“系统经济效应”的形成。合作竞争是在互补性基础上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划分为经济系统的低层次竞争和高层次合作两个层次。运用“资源位”概念得到合作竞争机制的有关理论模型,包括竞争排斥模型、合作代替竞争排斥模型、合作竞争的数量特征模型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是合作竞争自组织演化的前提条件和动因。技术、知识、社会与文化、法律法规及标准是支配经济系统合作竞争自组织演化的关键序参量。2、广电产业系统是由广电产业不同子系统（部门）和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广电产业系统的特征可从经济学和系统学两个角度分析,其中经济学特征主要表现为网络性、自然垄断性,系统学特征包括层次性和全息性、特征时间与特征空间、非平衡与非线性、机制与自组织等。以上特征表明了广电产业系统开展合作竞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广电产业系统具有不同的分类体系。政府、他类媒介、同类媒介、企业（广告商）、其他行业、境外媒介集团共同构成全球化背景下广电产业系统的媒介生态。广电产业系统的构成与媒介生态进一步明确了广电产业系统实施合作竞争的主体与背景。
杨阿卓[8]（2004）在《世纪合并失败的反思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案例分析》文中指出世纪之初，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这两家公司走到了一起，合并成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本文分析了合并三年，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发展的情况。 在合并的三年时间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股价暴跌、业绩不佳、管理混乱。归结起来，主要是由于两个公司企业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合并后没有解决好高层领导的合理安排，导致领导层结构失衡，同时也没有得到员工的普遍支持等。 最终，2003年9月13日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宣布将其名字当中的“美国在线”划掉以改变由于大量的负面消息而导致的不佳的公司形象。 最终文章得出结论：目前，网络经济还并不成熟，尚不适合在媒介集团中占据主导地位。
钱春元[9]（2003）在《美国私人基金会与美中关系——兼论国际政治社会化》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私人基金会是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独特产物。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类型，它们成为美国参与国际政治进程的开路先锋，其触角伸展到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以及诸多全球问题领域，成为国家关系层次和全球关系层中非政府行为体的重要组成力量。 美国私人基金会参与国际政治进程的动因和势能根植于：（1）美国的传统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其中包括基督教新教精神、分权制衡政治制度体系、结社与慈善传统、志愿主义等；（1）由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及全球社团革命，以及国际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取向，以及众多国家采取的积极的开放政策；（3）私人基金会自身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传播美国主流价值观、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命运和前途的主动意识与追求，以及运用雄厚的财力资源改变和解决全球问题的积极愿意。 私人基金会对美国与中国国家层次关系的影响表现在：（1）通过开创和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拓展对华交流与合作等方式参与、干预、影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进程；（2）鼓励、推动和参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法律制度建设、政府有效治理和公共政策发展；（3）通过与中国进行环境交流与合作，参与中国自然资源保护与管理、能源安全、农业友展与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4）通过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反贫困、弱势人群权益保护、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传染病防治、公民社会和非营利组织发民展等，帮助中国社会的和谐友展。 美国私人基金会顺应了中国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变革需求”、“发展需求”、“学习需求”、“借鉴需求”和“合作需求”，并有意愿和能力处理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成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跨国合作的典范。它们选择了能够发挥最佳效能的路径，即重视社会基层变革和建设的基础作用和扩散作用。私人基金会的对华活动拓宽了美中关系的基础，丰富了美中关系的内涵，产生了对美中关系正常发展强烈和持久的粘合作用、弹性作用和缓冲作用。这也恰好地印证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加快，揭示了国家及国家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甚至个体正不断影响和改变国际政治的概念、性质、运作模式、内在要素和体系结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正从国家关系层次主宰转而向各社会关系层次深化、拓展。这一进程具有以下特点：（1）社会体系结构全球化；（2）参与国际政治生活主体扩展；（3）对全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全球治理。私人基金会等慈善性质的非政府行为体的价值取向，符合世界政治的特性与发展取向。
王学成[10]（2003）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传媒集团》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试图通过对跨国传媒集团的历史描述与经营战略、竞争优势的分析，为我国的传媒业改革，以及我国应对跨国媒体的挑战提供一些有益思路。 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对跨国传媒集团所由产生的全球化背景做了一个总体描述，并对媒介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指出，全球化的历史是一个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资本增殖的欲望是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而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客观的外在条件。商业运作的传媒业同时兼具了这两种特点，在竞争的压力和增殖的刺激下向国际市场扩张。 第二章描述了跨国传媒集团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传媒经历了一个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的过程；从媒介形态的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媒介到媒介融合，再到跨媒体集团的过程；从传媒业的发展形式来看，它经过了自由竞争—集中—垄断竞争的过程，最终在政治经济力量的支持下发展成为跨国传媒集团。 第三章主要分析跨国传媒集团的竞争优势。从外在生态环境看，媒介的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形成了传媒集团发展的制度优势；从内在价值理念来看，西方传媒从业人员所禀持的的客观、公正、独立等核心价值理念，能够塑造传媒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从而形成了传媒的核心价值理念优势。本章还从媒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规模经济在跨国传媒集团中的主要特点。 第四章从媒介经营管理的角度具体分析了传媒集团的并购战略、产品方式和营销战略。在并购战略中分析了并购的原因、动力和主要形式，并探讨了并购中存在的财务、对被并购企业的预期以及业务整合问题对并购成败的影响；在产品方式中研究了传媒企业的的品牌经营、产品创意以及定位策略；在营销方式中，从品牌营销、渠道轰炸、策略营销三个方面探讨了西方传媒集团的营销战略。 论文第五章研究跨国传媒集团的中国战略、对我国的启示以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在跨国传媒集团的中国战略上，论文把国外传媒进入中国的方式分为内容和资本技术方式两种。在进入策略上，采用了政治公关、本地化策略，以及从内容到渠道、从周边到中心、从合作到控制的逐步渗透方式。在我国的应对策略上，论文认为我国传媒业应该采取以短期政策保护限制其优势，以合作学习其先进经验，以竞争促进我国传媒业内部发展的原则，并根据自发优势具体应对、扬长避短。
二、AOL时代华纳主席5月离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AOL时代华纳主席5月离任（论文提纲范文）
（1）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 国外研究概况 |
| 2.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 2. 身份认同危机 |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 2. 另类空间崛起 |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 1. 参与式新闻 |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 结论 |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美国对越政策的发展与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
| 第一节 美国的东南亚冷战政策 |
| 一、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初步规划 |
| 二、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最终确立 |
| 第二节 美国的对越政策与越战进程 |
| 一、法国势力从越南的退出 |
|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介入越南事务 |
| 三、美国破坏越南大选 |
| 第三节 美国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
|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反叛乱”计划的提出 |
| 二、肯尼迪政府“反叛乱”小组的成立 |
| 三、肯尼迪民事“反叛乱”的扩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的发展及“凤凰计划”的出现 |
| 第一节 军事-民事“反叛乱”的结合 |
| 一、约翰逊军事“反叛乱”的开始 |
| 二、军事-民事“反叛乱”的初步协调 |
| 三、军事-民事“反叛乱”协调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出现:战争“越南化”的初尝试 |
| 一、军事-民事“反叛乱”的融合:“凤凰计划”的基础 |
| 二、“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凤凰计划”的由来 |
| 三、“凤凰计划”机构设置的决策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情报基础:“召回计划”的实施 |
| 一、“召回计划”的由来及其发展过程的决策 |
| 二、“召回计划”的情报获取及与“凤凰计划”的关系 |
| 三、“召回计划”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其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调整及“凤凰计划”的扩大 |
| 第一节 “反叛乱”政策调整的背景 |
| 一、溪山战役及春节攻势的发生 |
| 二、关于是否增兵越南的大争论 |
| 第二节 “反叛乱”政策的调整 |
| 一、对南越“反叛乱”的调整 |
| 二、对南越周边国家“反叛乱”的调整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扩大 |
| 一、“凤凰计划”的正式化 |
| 二、“凤凰计划”情报机构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尼克松政府第一次“越南化”政策与“凤凰计划”的改革 |
|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初期军事行动对“反叛乱”的支持 |
| 一、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反叛乱”政策的争议 |
| 二、尼克松政府初期对柬埔寨的轰炸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改革 |
| 一、“凤凰计划”的效果评估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二、“凤凰计划”的改革 |
| 第三节 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及其失败 |
| 一、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 |
| 二、尼克松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升级 |
| 三、第一次“越南化”政策的失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尼克松中后期“反叛乱”战略的显着转型及“凤凰计划”的衰落 |
| 第一节 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反叛乱”的“越南化” |
| 一、对“反叛乱”的反思及第二次“越南化”的开始 |
| 二、“凤凰计划”的“越南化”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衰落前的过渡期 |
| 一、“凤凰计划”在巴黎和谈中的威慑作用 |
| 二、“凤凰计划”在撤军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衰落 |
| 一、改革后“凤凰计划”的效果评估及其失败原因 |
| 二、“凤凰计划”的替代品——F6项目的实施和失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凤凰计划”在“反叛乱”中的位置 |
| 二、“凤凰计划”对美国越战进程与当代“反叛乱”战略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体育运动的概念与研究资料 |
| (一) 体育运动概念的说明 |
| (二) 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基本框架 |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 |
| 第一节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传统体育的概况 |
| 一、上层阶级的体育运动 |
| 二、普通民众的体育运动 |
| 三、传统体育的特点和发展态势 |
| 第二节 英国传统体育的式微及转型 |
| 一、工业革命前期传统体育的存续 |
| 二、工业革命后期传统体育的衰落与转型 |
| 第三节 英国现代体育的发展 |
| 一、新式体育项目的“发明”及体育规则的制定 |
| 二、19世纪体育技术的持续进步 |
| 三、工人实际工资与休闲时间的增多 |
| 四、现代体育的日益商业化与大众化 |
| 第二章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其动力 |
| 第一节 英帝国殖民统治中的体育运动 |
| 一、英国的海外殖民与帝国建立 |
| 二、英帝国在治理模式与文化扩张中的体育运动 |
| 第二节 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的不同阶段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体育在早期殖民地的传播 |
| 二、19世纪现代体育在英帝国殖民地的传播 |
| 第三节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传播的动力 |
| 一、现代体育内源性的延伸 |
| 二、英国对外扩张的驱动 |
| 三、殖民者“文明使命观”的影响 |
| 第三章 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的路径 |
| 第一节 英国学校体育教育及在英帝国的传播 |
| 一、英国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
| 二、英国体育教育模式在英帝国的传播 |
| 第二节 英国强健派基督教对体育运动的传播 |
| 一、基督教在英帝国的传教事业 |
| 二、强健派基督教的出现及与体育运动的联系 |
| 三、强健派基督教与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 |
| 第三节 英国军事体育的发展及对体育的传播 |
| 一、体育运动在英国军队中的发展 |
| 二、军事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 |
| 第四章 现代体育的传播对英帝国产生的影响 |
| 第一节 现代体育与英国国家认同的加强 |
| 一、英国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初步形成 |
| 二、体育运动对国家认同及“英国性”的塑造 |
| 第二节 现代体育与英帝国统治基础的巩固 |
| 一、体育教育对帝国服务意识的强化 |
| 二、体育运动对富有战斗力军队的塑造 |
| 三、体育运动对英帝国优秀管理者的培养 |
| 第三节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中的作用 |
| 一、联结散居在帝国殖民地中的英国人 |
| 二、英帝国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方式 |
| 三、英帝国凝聚与团结的“黏合剂” |
| 第五章 世界不同国家对英国体育运动传播的反应 |
| 第一节 殖民地对体育传播的反应 |
| 一、爱尔兰盖尔运动协会对英国体育运动的抵制 |
| 二、印度民族主义进程中的体育本土化 |
| 三、澳大利亚的体育运动与其自治之路 |
| 第二节 1914年以前欧洲主要国家对体育传播的反应 |
| 一、法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努力 |
| 二、德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与英国的竞争 |
| 第三节 美国对英国体育运动传播的反应 |
| 一、美国对英国体育运动的继承与排斥 |
| 二、美国体育运动的“例外主义” |
| 三、美国体育运动的扩散及对英国文化霸权的争夺 |
| 结语 |
| 一、英国社会的进步与现代体育的发展 |
| 二、英国现代体育传播中的文化帝国主义 |
| 三、英国现代体育对世界体育及国际秩序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5）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平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平衡策略研究 |
| 1 导论 |
| 1.1.1 核心概念解读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1.4 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2 全球化语境下的对外传播 |
| 2.1 全球化与多元语境 |
| 2.1.1 “全球化”的定义 |
| 2.1.2 全球化与多元语境 |
| 2.1.3 多元语境下的对外传播 |
| 2.2 全球化多元语境与对外传播失衡 |
| 2.2.1 全球信息鸿沟的扩大 |
| 2.2.2 强势国家媒介霸权的形成 |
| 2.2.3 弱势国家话语权力的缺失 |
| 2.3 全球化多元语境与对外传播平衡 |
| 2.3.1 全球化多元语境促进对外传播平衡 |
| 2.3.2 弱势国家的发展促进对外传播平衡 |
| 2.3.3 发达国家的对抗促进对外传播平衡 |
| 3 我国对外传播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
| 3.1 古代的对外传播 |
| 3.1.1 我国古代的人际传播 |
| 3.1.2 古代对外传播的局限 |
| 3.2 近现代的对外传播 |
| 3.2.1 对外传播日趋失衡 |
| 3.2.2 中共对外传播拉开序幕 |
| 3.3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的对外传播 |
| 3.3.1 建国初期的对外传播 |
| 3.3.2 文革期间的对外传播 |
| 3.4 改革开放后的对外传播 |
| 3.4.1 对外传播机构的建立和完善 |
| 3.4.2 对外传播的不足和改进之处 |
| 4 我国对外传播失衡的表现、后果及原因 |
| 4.1 我国对外传播失衡的表现及导致的后果 |
| 4.1.1 国家形象的摇摆 |
| 4.1.2 对外交往中的尴尬 |
| 4.1.3 信息控制能力的下降 |
| 4.1.4 文化误读和文化焦虑 |
| 4.2 我国对外传播失衡的原因探析 |
| 4.2.1 制度差异导致对外传播失衡 |
| 4.2.2 观念不同导致对外传播失衡 |
| 4.2.3 传播实力悬殊导致对外传播失衡 |
| 5 我国对外传播的平衡策略 |
| 5.1 对外传播平衡的基本原则 |
| 5.1.1 统分结合 |
| 5.1.2 质量并重 |
| 5.1.3 刚柔并济 |
| 5.1.4 远近协调 |
| 5.2 对外传播平衡的具体策略 |
| 5.2.1 不同意识形态的平衡 |
| 5.2.2 政治色彩和社会情感的平衡 |
| 5.2.3 不同文化的平衡 |
| 5.2.4 不同地域的平衡 |
| 5.2.5 不同地缘政治国家的平衡 |
| 5.2.6 不同声音的平衡 |
| 5.2.7 不同媒介选择的平衡 |
| 5.3 对外传播的新话语体系构建 |
| 5.3.1 思想输入的选择性 |
| 5.3.2 主流意识形态之争 |
| 5.3.3 对外传播的渠道选择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7）基于系统经济学的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合作竞争的系统经济学原理 |
| 2.1 从对抗性竞争到合作竞争：系统经济效应 |
| 2.1.1 市场竞争行为的演进 |
| 2.1.2 市场竞争行为演进的经济学分析 |
| 2.1.3 市场竞争行为演进的系统科学分析 |
| 2.1.4 系统经济效应 |
| 2.2 合作竞争的自组织条件 |
| 2.2.1 开放性 |
| 2.2.2 非平衡性 |
| 2.2.3 非线性 |
| 2.2.4 涨落 |
| 2.3 合作竞争的机理与模型 |
| 2.3.1 合作竞争的两层次模型 |
| 2.3.2 合作竞争的资源整合机理 |
| 2.3.3 资源位理论概述 |
| 2.3.4 合作竞争的资源位模型 |
| 2.4 影响合作竞争自组织演化的序参量 |
| 2.4.1 技术 |
| 2.4.2 知识 |
| 2.4.3 社会与文化 |
| 2.4.4 法律、法规及标准 |
| 第3章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概述 |
| 3.1 广电产业系统的特征 |
| 3.1.1 经济学特征 |
| 3.1.2 系统学特征 |
| 3.2 广电产业系统的构成 |
| 3.2.1 根据行政级别：全国性广电产业系统、省级广电产业系统、地方性广电产业系统 |
| 3.2.2 根据信号传输方式：无线（地面）广播电视系统、有线广播电视系统、卫星广播电视系统 |
| 3.2.3 根据价值链环节：内容制作系统、节目播出系统、广告经营系统、衍生服务系统 |
| 3.2.4 根据产业链角色：内容生产系统、内容集成系统、平台运营系统、技术服务系统 |
| 3.2.5 根据赢利模式：传统广播电视系统、新型广播电视系统 |
| 3.2.6 根据经费来源：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商业广播电视系统 |
| 3.2.7 根据所有权性质：公有广播电视系统、非公有广播电视系统 |
| 3.3 广电产业系统的媒介生态 |
| 3.3.1 政府 |
| 3.3.2 他类媒介 |
| 3.3.3 同类媒介 |
| 3.3.4 企业（广告商） |
| 3.3.5 其他行业 |
| 3.3.6 境外媒介集团 |
| 3.4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类型 |
| 3.4.1 横向型合作竞争 |
| 3.4.2 纵向型合作竞争 |
| 3.4.3 跨业型合作竞争 |
| 3.5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形式 |
| 3.5.1 准联合组织 |
| 3.5.2 合营企业 |
| 3.5.3 战略联盟 |
| 3.5.4 媒介集团 |
| 3.5.5 辛迪加 |
| 第4章 我国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演化变迁 |
| 4.1 演化形态：单一结构－分工结构－模块化结构 |
| 4.1.1 1978 年－1995 年：单一结构阶段 |
| 4.1.2 1996 年－2000 年：分工结构阶段 |
| 4.1.3 2001 年至今：模块化结构阶段 |
| 4.2 演化路径：系统深化、系统广化 |
| 4.2.1 系统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延伸 |
| 4.2.2 系统广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 |
| 4.3 演化动力：主导序参量的转换 |
| 第5章 我国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实证分析 |
| 5.1 广电产业系统的资源位分析 |
| 5.1.1 分析目标、思路与方法 |
| 5.1.2 不同层级电视媒体内容资源位的数学计量 |
| 5.1.3 分析结论与启示 |
| 5.2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绩效评价 |
| 5.2.1 分析目标、思路与方法 |
| 5.2.2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绩效的财务分析 |
| 5.2.3 分析结论与思考 |
| 第6章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国际经验 |
| 6.1 成熟的运作形式：辛迪加、媒介集团 |
| 6.1.1 辛迪加 |
| 6.1.2 媒介集团 |
| 6.2 典型的运营战略：资源位分离、资源位特化、核心资源整合 |
| 6.2.1 资源位分离：西欧三国电视业考察 |
| 6.2.2 资源位特化：维亚康姆集团分析 |
| 6.2.3 核心资源整合：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反思 |
| 第7章 我国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发展思路 |
| 7.1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指导思想 |
| 7.1.1 促进主导序参量形成，推动合作竞争自组织演化 |
| 7.1.2 建立以资源位为核心的合作竞争形成机制，加快资源整合 |
| 7.2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运作形式 |
| 7.2.1 辛迪加、媒介集团发展建议 |
| 7.2.2 演进趋势：网络组织、企业生态群 |
| 7.2.3 合作竞争形式的螺旋演进 |
| 7.3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机制设计 |
| 7.3.1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机制设计的理论描述 |
| 7.3.2 基于可转移效用的广电产业合作竞争机制设计 |
| 7.4 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的运营战略 |
| 7.4.1 资源位战略 |
| 7.4.2 资源整合战略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世纪合并失败的反思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陈述篇: 时代华纳、美国在线以及合并 |
| 第一章 合并前的时代华纳、美国在线 |
| 1.1 时代华纳公司概况 |
| 1.2 美国在线公司概况 |
| 1.3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概况 |
| 第二章 合并三年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状况 |
| 2.1 不尽如人意的业绩报告 |
| 2.2 管理层的不断更迭 |
| 2.3 雪上加霜:网泡沫的破裂 |
| 第三章 美国在线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中除名 |
| 3.1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更名 |
| 3.2 改名后的公司业绩 |
| 3.3 投资者对公司恢复信心 |
| 分析篇: 多方面原因导致“世纪联姻”酿苦果 |
| 第一章 关于合并“并购”本身的置疑 |
| 1.1 并购是媒介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
| 1.2 美国在线合并时代华纳合情合理 |
| 1.3 合并中的缺憾 |
| 第二章 过高的网络预期 |
| 2.1 美国在线的止步不前，发展模式单一 |
| 2.2 忽视时代华纳部分业务的发展，导致管理失调 |
| 第三章 并购后的整合不利 |
| 3.1 管理运营沟通不畅 |
| 3.2 企业文化矛盾突出 |
| 3.3 核心业务整合不利 |
| 结论篇: 目前网络媒体尚不适宜在媒介集团中占据主导地位 |
| 第一章 网络经济的高风险性 |
| 1.1 网络媒体的新特点 |
| 1.2 新媒体带来经济运营新模式 |
| 1.3 网络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 |
| 第二章 传媒集团的特征 |
| 2.1 什么是传媒集团 |
| 2.2 传媒集团化的利弊得失 |
| 第三章 网络媒体不适合在传媒集团中占据主导地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美国私人基金会与美中关系——兼论国际政治社会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第一编: |
| 理论篇 第一章 |
| 关于基金会的基本理论的辩析 第二章 |
| 美国私人基金会参与国际政治进程的国内政治社会动因 第三章 |
| 美国私人基金会参与国际政治进程的外部动力条件及自主意识 第二编: |
| 实证篇 第四章 |
| 私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 第五章 |
| 美国私人基金会与中国政治、法律体制改革和建设# 第六章 |
| 美国私人基金会与中国可持续发展# 第七章 |
| 美国私人基金会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第三编: |
| 国际政治社会化 第八章 |
| 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与中国的回应# 参考书目 致谢 |
（10）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传媒集团（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全球化与跨国集团的兴起 |
| 第一节 全球化及其历史 |
| 第二节 媒介、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
| 第三节 全球化与跨国传媒集团 |
| 第二章 跨国传媒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商业化与私有化 |
| 第二节 自由竞争-集中-垄断竞争 |
| 第三节 国际竞争格局中的跨国传媒集团 |
| 第三章 跨国传媒集团的竞争优势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优势 |
| 第二节 规模经济优势 |
| 第三节 经营管理优势 |
| 第四节 核心价值理念优势 |
| 第四章 跨国传媒集团的经营战略 |
| 第一节 并购战略 |
| 第二节 产品经营 |
| 第三节 营销方式 |
| 第五章 跨国传媒集团的中国战略及其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跨国媒体的中国战略 |
| 第二节 跨国传媒集团的启示 |
| 第三节 跨国传媒集团在中国的劣势和不足 |
| 第四节 我国的应对策略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AOL时代华纳主席5月离任（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2]“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D]. 朱玲. 南京大学, 2019(04)
- [3]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D]. 杨松.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6]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平衡策略研究[D]. 董海涛. 武汉大学, 2012(06)
- [7]基于系统经济学的广电产业合作竞争研究[D]. 郭鸿雁. 中国传媒大学, 2006(08)
- [8]世纪合并失败的反思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案例分析[D]. 杨阿卓. 河北大学, 2004(04)
- [9]美国私人基金会与美中关系——兼论国际政治社会化[D]. 钱春元. 外交学院, 2003(03)
- [10]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传媒集团[D]. 王学成. 复旦大学, 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