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格萨尔王的生平简介(节译)（论文文献综述）
宋爽[1]（2020）在《第三持存视阈下的文学文本》文中提出本文在斯蒂格勒的理论视阈下,将文学文本视为第三持存来进行研究。今天的这个时代可以被叫做数字信息时代,命名的逻辑是对技术特征的描述。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正在发生着全方位的改革和变形。文学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审美维度,在这个语境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面临着文学泛化和文学消亡的质疑之声,其中也包括了对于人工智能对创作主体性的篡夺的担忧。本文尝试以第三持存的角度,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以此来回应对于这些变化的忧虑。本文第一章首先对第三持存和文学文本两个关键概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来作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持存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三卷本中提出的概念,是在胡塞尔的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理论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第三记忆的物质性载体,它既是外在于人的,又是作为人的后种系生成而存在的一种技术物。第三持存视阈意味着将技术同样也视作人的一种本质。文学文本被视为一种结构化的因素和被编织的符号,文学文本是被建构出来的,其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力量在相互角逐。第三持存视阈下的文学文本,就是将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和被编织的技术物看待,在这个视角下,可以重新审视文本的创作、传播以及接受问题。本文第二章论述“作为第三持存物的文学文本”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载体形式,以及其存在形式的概述。自文学出现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各种不同的载体形式纷沓登场,从口语、到早期的石板、兽骨到纸的出现,再从印刷制品到电子产品,历经了几千年的时间。而作为第三持存的文学文本的存在形式包括意识形式、符号形式、物化形式。其中意识形式包括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符号形式包括可感符号和二进制符号,物化形式包括人造形式和社会形式。本文第三章论述作为第三持存物的文学文本的特点。文学文本作为第三持存物的主要特征是:时间性、叙事性、程序工业化以及场域化的特点。时间性指文学文本作为一种技术客体使它也成为了一种时间客体。叙事性特征本身是就是一种技术手段,在多种媒体可以结合进入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的领域这个时代,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量。程序工业化指文学文本在作为物质性的第三持存出现之后,就进入了社会生产的领域,贯彻了“程序工业”的特征。场域化指文学文本作为一种技术物存在的时候,天然地就置于生产关系之中,并且相对于文学的情感、审美价值等方面,更加直接地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这就引出了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本文第四章以第三持存的视角来对文学史上的部分文学文本活动现象做讨论。包括口传文学、启蒙时期的文人共和国以及文学在最新的数字技术中已经出现了的现象。口传文学中,“套语”与固定结构组成了一套口语系统的“装置”,因为这种“装置”藉由我们对语言的使用,从而内化入了我们的思维,也长远地作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文人共和国的出现,得益于信件的来往、印刷技术的普遍、出版商的作用,同时,也反过来受到了这些机制的操作,或者说这些文学文本本身,就是这套机制的一部分产物。文人共和国是没有墙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知识共享的、知识透明的社会团体。对于数字技术中的文学文本以互动式影像作品《隐形守护者》做了举例。结语部分对文学的可能未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测,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文学并不会消亡,并且会在未来呈现出更多的时代特征,然而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有风险的挑战。
李正栓,王心[2]（2019）在《民族典籍翻译70年》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在过去的70年间,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成就巨大。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阶段作为划分依据,从社会文化语境、翻译实践、翻译研究等角度,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南、西南、东南和港澳台为考察区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典籍在国内外的翻译历程,以期总结当前成果并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张曦,桑杰卡[3]（2018）在《《藏学研究》总目（1-14）》文中认为说明:《藏学研究》由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前身为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汇编,收录该学院教师所写论文,自1982年出版第一辑后,截至目前已公开出版至第14辑（2015年）。其中第8、9辑藏文、汉文文章各半,第11、13辑全部为藏文,其余部分均为汉文。本目录第8、9辑的藏文文章在题目后标以（藏）,第11、13辑因为全部为藏文,故于11、13辑后统一加"（藏）",各该辑文章题目后不再作标识。
杨胜利[4]（2018）在《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伊利亚德在宗教学研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主题上,他关注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宗教象征现象;在方法上他以现象学与史学相结合,把历时性的材料放到共时性中去研究,探寻他们具有的普遍意义;在诠释向度上,他以宗教人对神圣的体验为基点,揭示生命存在的超越意义。研究他,不仅对西方宗教的发展有一个整体把握,而且他独特的方法以及关于生命超越的诠释向度,对诠释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尤其是藏族文化符号中所蕴含的神圣意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伊利亚德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宗教史学者之一,他在批判泰勒、弗洛伊德、涂尔干等人的约化论基础之上,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历史的宗教现象学。他一生研究范围之广,时间和地域跨度之大,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他不仅对萨满教、瑜伽等有深入研究,而且对巫术、炼金术也均有涉猎;不仅对印度、伊朗宗教颇感兴趣,而且对非洲、澳洲、甚至美洲的宗教也无所不包,以至于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宗教学者。正因为他这种广博而庞杂的研究,许多学者指出伊利亚德的研究并无一以贯之的中心主题。如果通观伊利亚德的宗教研究就可以发现,这一看法并不中肯。尽管他研究和涉猎的主题如此之广,但有一中心线索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研究领域,那就是宗教人藉着不同的象征形式达到对神圣的体验,从而摆脱时间,泯除历史,把自身的生命存在上升到宇宙存有论的高度,消解掉现实中的苦难。象征在伊利亚德整个思想体系里是宗教人体验神圣的关键所在。但通观国内外对伊利亚德的研究可以发现,系统、整体的去分析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体系的研究仍显薄弱。所以本文的目的就是把宗教象征诠释作为他整个思想的一个中心线索提出,从理论基础、逻辑建构、史学特征以及人文关怀等层面去整体把握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体系的构建。首先,在理论基础方面,把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放到宗教研究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分析他对约化-进化论研究模式的批判以及对奥托等人现象学-史学模式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方法上采取了现象学上悬搁判断和本质直观的方法,不仅把神圣作为人类意识结构中的一个元素,而且也把它作为宗教一个独特的和不可约化的因素。神圣并不是超然于世俗之外的,它只有藉着世俗之物的象征才能显现。一个象征符号可能包含多种含义,只有用诠释的方法,才能解读象征符号的不同含义。伊利亚德的整个研究就是要把庞博杂乱的象征整合到他的结构模式里,诠释出它们对人类的生存意义,实现宗教象征由解释向诠释的转变。其次,在逻辑建构层面,从伊利亚德关于宗教人、神显、象征等核心概念着手,分析宗教人通过神显达到对宗教神圣性的体验。神显是辩证统一的,它既是世俗的——从它的存在形式看,又是神圣的——从它的本质看,这就是伊利亚德所谓的神显辩证法。神显的世俗形式就是无数的象征物,它可以是天空、大地、山川、河流,也可以是寺庙、居所、石头、甚至一根木棍。为了使伊利亚德的宗教象征体系更加系统,从纵—形式、横—内在两个方面把他的象征体系重新进行建构。在纵的方向上分为宇宙天空、大地、植物这样的形式结构,横的方向上分为神话、仪式、象征符号这样的内在结构。同时又把宇宙天空和创生与生命超越、大地和滋养与丰产、植物与生命更新联系起来,把神话与原型、仪式与神圣的切入、象征符号与神圣的载体结合起来,对他庞博的象征诠释体系重构,使其更加条理化、系统化。第三,在史学特征方面,从西方存在主义和伊利亚德的生命经历以及他祖国的历史出发,考察伊利亚德的反历史主义的史学观,从而认为他的宗教史学是现象学与历史相结合的一种具有生命体验带入下的非历史优先的宗教史学。尽管他是反历史主义的,但他并不是对历史本身的反对,这一史观也直接影响了他在分析宗教人时不断强调时间的循环,历史的泯除。而且,他的宗教史学最大的特征就在于把浩如烟海的宗教材料整合进他所谓的巫士—宗教、神话—仪式宗教和历史—救赎宗教类型之中,进而揭示它们的同质性。第四,在人文关怀方面,从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所指向的生存论向度回答他诠释的落脚点。他把神话作为人类存在的原型放到宇宙的存有论高度,分析人存在的一种宇宙论模式,即一种神圣的、超越的乃至向死而生的开放生命存在,与当时的存在主义思潮那种“悲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文章的最后通过对藏族文化符号个案分析,把伊利亚德的历时与共时、结构与形态、意义与超越等宗教象征诠释的方法、向度与理论进行应用性探究,以期在后期对少数民族的象征符号研究过程中有一独特的理论以及方法论依据。
王越[5]（2017）在《美国学者罗伯特·埃克瓦尔生平及其学术考论》文中研究指明美国藏学家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 B.Ekvall）一生着述颇丰,而且涉猎极广,除影响最大的藏学外,文学、翻译等方面均有涉及,是一位全面发展的学者。本文综合他在各个领域的创作,全面分析其学术成果和思想。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正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章埃克瓦尔生平。本章将他的生平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时期、田野调查时期和学术创作时期。埃克瓦尔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宣道会的传教士,他跟随父母在中国度过童年时期。父亲去世后他于1912年回到美国,1923年作为一名传教士回到中国,在甘肃从事传教工作。1925年他进入藏区,之后在这里度过了八年时间,这也为他之后的藏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1937年埃克瓦尔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他的学者生涯。埃克瓦尔不仅是一名藏学家、传教士,还是一名美国军人,生平部分穿插介绍他的军旅生活。第二章埃克瓦尔着述析要。这一章将他的研究成果分藏区游牧人类学研究、宗教类、文学类、萨迦政治体制四大类。第一节藏区游牧人类学研究首先按时间顺序全面梳理埃克瓦尔在这方面的论文和专着,之后详细介绍论文和专着的主要内容,最后从环境因素、定居藏民和游牧藏民、游牧民性格、游牧社会的战争与和平和藏区游牧社会人口五个方面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分析其学术思想。第二节宗教类首先梳理研究成果,之后简要介绍每项内容。第三节文学类,这一小节又细分为传记类、小说类和藏戏类,介绍每部分的主要内容。第四节萨迦政治体制研究,以埃克瓦尔的《一个西藏公国:萨迦政治体系》为核心,对他这一主题的研究做简要评价。第三章从埃克瓦尔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两方面分析埃克瓦尔的学术着述。埃克瓦尔在1962年主持召开“西藏社会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同田野调查一起为埃克瓦尔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参加会议的四名藏族人对埃克瓦尔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萨迦政治体制的研究很多观点都是来自这四名出身萨迦政权的藏族人。结论部分总结埃克瓦尔的生平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韩扬文[6]（2016）在《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文中研究说明玄思作为一种极为精微幽深的思维形态,其道说方式与本体论所倚重的概念建树、逻辑推演及抽象思维有很大差异。尽管玄思微妙深湛,但它亦非恒久静默,不可道说,玄思能够通过一些灵动的语言形式开显出来。追问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及古典诗歌中的表诠,将之主要收摄于玄学蔚兴、玄言诗风靡天下的魏晋时期无疑是一个上佳之选。本文所论玄思的开显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玄”之本义与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源头,及其在先秦时期的玄典中所建立起的抒义范式。“玄”义项纷纭,其中既包含着抒义性的思维,也渐渐演化出本体论的倾向。由于其义项的复杂性,后世衍生出种种对于“玄”的不同解会。但具有抒义性的玄思是更为本源性的。《老子》中具有抒义性的对消,具有运作性的动词及连续展开的让度式追问;《庄子》在卮言、寓言、重言中所展现的种种开境方式,皆对于玄思之抒义做出了基调性的示范。第二,“玄”之义项的分流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系。本体论意义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思想方法,发展为崇有或贵无的单一倾向,发展为树立层层名相的《言尽意论》;而抒义形态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清谈中的当机性道说,发展为向秀、郭象《庄子注》中“迹冥”、“独化”的有无双遣之论,发展为荀粲、王弼的言不尽意论等。何晏、王弼等魏晋玄学家的思想中,同时含有以上两种相互冲突的论断,他们笔下的“无”或“玄”,有时是本体化的,有时则是境域化的。第三,“玄”之义项的分流进入魏晋诗歌以后所形成的诗歌形态之分际。本体论意义的“玄”与本体论形态的哲理发展为此期以孙绰、许询、支遁等为代表的玄言诗;而抒义论形态的“玄”与缘化的玄理不仅影响着嵇康、阮籍、陶渊明等思想家极其玄化的人生;且显示为呈现本真之境域的玄态诗。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晋玄言诗人们除了写作直陈哲理的作品以外,同时也创作了一些趋于玄态的诗歌作品。魏晋玄学的驳杂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东晋诗人的身上,他们既接受了本体论思想,同时也部分接受了玄化的抒义方式。玄言诗的两种形态——概念的玄言诗和域发的玄态诗在东晋时期实际乃是并行于世的,它们在出现顺序上没有绝对的分际和次第性的关联。魏晋玄态诗的顶峰出现在陶渊明手中,他在诗中巧妙示例了种种合于玄思的抒义方式,如显示本真之象的方式,层层遣荡的方式,往复反顾进而寻求中道的方式等,这使他的诗得以在缘化的境域中即现象即本体地开显微妙的玄思。而作为后世对于玄言诗或玄态诗的应和,王维对于玄态诗作出了玄化的回应,而苏轼诗则多半对于玄言诗做出了知性的应和。则对于“玄”的不同解会,其实一直在幽暗中影响或护持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以“玄”命名的学术和诗歌中,有的取用了“玄”趋于本体的义项,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对于“玄”缘化的本义做出了微妙的呼应。至于此中何种形态是更“玄”的,更本源的,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玄学研究者及玄言诗研究者的深思。
荣立宇[7]（2013）在《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传播研究》文中提出仓央嘉措（1683-1706／1746）,藏传佛教第六代达赖喇嘛,藏地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创作的诗歌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在藏地家弦户诵,历300年而不衰。1930年,于道泉教授将仓央嘉措诗歌同时翻译成汉、英两种文字,开仓央嘉措诗歌汉、英全译之先河,同时也构成了其域内外文本旅行的滥觞。这犹如一条主河在某一点分出两脉不同的支流,各自冲积成不同的景观,衍生出别样的风景。截止2012年,仓央嘉措诗歌的跨语际旅行己走到第82个年头。在此期间,先后问世的汉语译本有21个之多,英语译本也多达15个,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21世纪初,仓央嘉措诗歌更是在汉语文化圈中掀起一股热潮,带动了影视、出版、文化、艺术、旅游等多方面事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仓央嘉措的经典作家地位。本论文以仓央嘉措诗歌在汉、英语文化圈中的翻译与传播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它们汉、英翻译的译介脉络,各个译本之间的生成、参考关系,译文生成的外部影响因素（如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藏学发展概况）,仓央嘉措诗歌在汉、英文化中的传播、影响、接受情况,主要汉、英译本的特色及相关的文学翻译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仓央嘉措诗歌汉、英译介的统计学特征进行分析,指出各自的特征并且对仓央嘉措诗歌的复译进行反思；对藏语诗歌汉、英翻译在语言、诗律方面的可比性进行讨论,对翻译的跨语种对比进行探索性的尝试。挖掘翻译现象背后隐藏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涉及到重译、复译、学术性翻译、创意翻译等问题。最后还特别讨论了交集理论观照下的翻译问题,分析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复杂关系。本研究发现,仓央嘉措诗歌的域内外传播表现出不同的脉络特征,其汉译与1930年以来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关联密切,其英译则与海外藏学的发展情况息息相关。诸多译本（包括汉、英语译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译本与创意翻译产生的译本,不同特色的译本又折射出译者不同的身份特征,即前者对应学者型译者,而后者指向诗人型译者。事实上,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翻译与创意翻译分别代表了译者不同的诗学追求。鉴于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中“信”与“雅”的自然分流,学术翻译与创意翻译作为两种策略在它们之间必然形成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接下来,仓央嘉措诗歌汉、英翻译的比较研究凸现了许多翻译问题。例如,汉语翻译领域很多译本缺乏特色,部分译者版权意识淡漠,直接来源于藏语的译本相对较少,一些译者率尔操觚,相关翻译批评缺席,值得注意。与之相对,仓央嘉措诗歌英译比较规范,大多数译本直接从藏文译出,即使是转译,译本的特色也十分鲜明。对比藏、汉、英三种语言（音节、音调）及其诗学（韵律、节奏与诗歌体式）特征,藏汉之间在语言、诗学方面的相似性便显露出来（与藏英在语言、诗歌方面相比较而言）。尽管音韵、节奏、音节发音等方面的因素常被视为不可译,但鉴于上述相似性的存在,藏、汉语之间诗歌体式的再现会更加逼真,译入语读者的接受会比较自然,译入语诗学规范的满足也近于浑然天成。本研究首次将交集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赋予交集理论新的涵义,试图用这个理论解释仓央嘉措诗歌汉、英翻译中具有普适意义的翻译现象。从规范拘谨的学术性翻译到自由创造的创意性翻译,翻译与创作的概念分界渐次变得不再明显,译文本也由源文本的互文本渐次过渡成为承文本。事实上,对字翻译、学术翻译、创意翻译、临界翻译等类型分别处于从源语文本到译入语创作这一连续统的不同位置,它们之间呈现出渐次过渡的倾向。从严谨的对字翻译到极端的临界翻译,存在一个幅度很大的学术翻译与创意翻译的逐渐演变区域,由此构成文学翻译的丰富的创造性空间。本文指出对字翻译与学术翻译的单调性,创意翻译与临界翻译的丰富性,而诗歌翻译的丰富性无疑更加契合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和语言临界点所展示的无限可能性。
张晓梅[8]（2012）在《俄罗斯对藏文史籍的翻译及其藏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课题综合利用俄文、英文、汉文、藏文的材料,通过对多种史料加以整理与分析,探析了俄罗斯藏学的起源及其搜集藏文文献的途径,梳理了俄罗斯藏学萌芽、形成、发展、繁荣、衰败、复兴各个时期的典型成果和代表人物,阐述了俄罗斯藏学界对《西藏王统记》、《印度佛教史》、《如意宝树史》、《布顿佛教史》、《青史》、《安多政教史》、《玛尼全集》、《格萨尔》等藏文史籍的翻译与研究状况,并归纳出基本特点。俄罗斯藏学是国际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萌芽早、发展时间长、文献收集数量庞大、研究成果丰硕、涉及领域广泛等在国际藏学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为促进国际藏学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俄罗斯长达三百多年的藏学研究进程中,诞生了施密特、比丘林、瓦西里耶夫、巴拉第、奥倍尔米勒、罗列赫、库兹涅佐夫等举世闻名的藏学家,他们对藏族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医药、语言文字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极大地延展和丰富了国际藏学的领域与内容。俄罗斯藏学与欧美藏学存在共性,但具备自身特点。这突出地表现在文献收藏和典籍翻译两方面。自彼得一世时代起,俄国就非常重视对藏文文献的收集,通过派驻东正教传道团赴北京直接搜集、两国互赠图书、探访境内信仰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获取、组织科学考察队秘密收集、派遣地质探险队野蛮豪夺等多种途径得到了大量的藏文文献文本。仅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为例,1973年至1975年间登录在册的藏文文献文本总数就达20,500余件。而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国黑水城出土文献,卷帙浩瀚,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种类多样,更是其余各次所处文献不能望其项背。有赖于丰富的藏文文献储备,俄罗斯许多优秀的藏学家对部分藏文史籍进行了细致的翻译和深入的研究,其成果一直为无数国内外藏学学者所推崇和借鉴。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外学术界更重视欧美及日本的藏学研究,而对俄罗斯藏学研究状况提及甚少,有关论文、专着更是屈指可数,且关注视角多集中在俄国侵藏史和中俄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对俄罗斯藏学界引以为豪的藏文典籍的翻译研究得还很不深入。在为数不多的探讨俄罗斯藏学研究的着作中,多是目录式的罗列和简介,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整合。此外,对俄罗斯藏学研究的时间分期大都停留在苏联解体前,有关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藏学研究状况仍属空白。目前,随着俄罗斯综合实力的复苏,西方国家、日本、台湾藏学界都逐渐认识到同俄罗斯藏学界加强学术合作的必要性。作为毗邻的两个大国,中俄在学术上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进一步深入,俄罗斯藏学研究也应受到特别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藏学的学术成果必将为我国的藏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学术参考。此外,目前俄罗斯有三个信奉藏传佛教的共和国,即卡尔梅克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共约115万佛教徒。而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和图瓦人都是蒙古人的后裔,他们中曾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藏学家,为俄罗斯藏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通过对俄罗斯藏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认知,从而对进一步从事蒙藏关系史、藏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徐东明,孔繁秀,董希媚[9]（2011）在《1978年以来我国藏传佛教研究文献（藏文等译着）综述》文中认为文章对我国30年来国内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主要的藏文等译着作了分类综述,以展示国内30多年来藏传佛教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为学者们提供研究的参考和依据。
王治国[10]（2011）在《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 ——《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着增强，要求中华文化地位的配套发展和相应提升。将中国几千年多民族、多源头灿烂文化翻译出来，推向世界，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中国典籍翻译（当前主要是英译）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重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典籍翻译尤其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格萨（斯）尔》是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共同创造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本文统称《格萨尔》。《格萨尔》是在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中不仅渗透了当地的风俗习惯、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而且受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出口头传承和文本书写多渠道民间创作和多元文化共同模塑的特点。其基本的诞生和传播路线是从藏族到蒙古族地区，经过长期的民间创作和流传，形成多语种史诗版本的复杂格局。《格萨尔》经千年传唱至今仍为说唱艺人所传诵，堪称“口头文学典范”和“活形态”史诗之王。《格萨尔》与其他一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现，有力地推翻了黑格尔“中国无史诗”的论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中国不仅拥有史诗，而且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这样一部宏大史诗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19世纪以来，《格萨尔》在世界上流传日趋广泛，早已引起西方汉学界关注和重视，并先后出现了俄、法、德、英等语译介本。由于《格萨尔》自身所具的学术价值和独特魅力，以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和国内外藏学界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史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视角开展了研究工作，形成了专门的“格萨尔学”，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从翻译学视角去审视这一“活形态”口头说唱文学译介和传播研究至今很少。我们初步研究发现，《格萨尔》史诗有“民译”（藏、蒙、土民族语言内部互译）、“汉译”（藏、蒙、土译为汉语）、“外译”（藏、蒙、汉译为英（外）语）、“往复翻译”（多语种之间往复翻译）和“回译（各外语本译回汉语）”多种复杂翻译现象和译本形态存在。其翻译途径和过程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口译和笔译或者文学翻译，也不仅仅是转译和重译，它还有更为复杂的多向、交叉、往复翻译等特点，这些都包含着崭新而经典的翻译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描述和研究，对民族史诗翻译和口头文学的翻译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对当前重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和书写中国翻译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是一个综合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又是《格萨尔》走向世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民译和汉译构成了《格萨尔》域内翻译的广阔天地，类似的文本翻译在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等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典籍翻译中比较常见。本文从局部性的介绍进入整体性的研究，由微观研究进入宏观研究，也就是从《格萨尔》民译转移到史诗的外译，最终目的是通过史诗翻译研究，探循史诗通向世界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为此，文章从史诗发生、发展与传播入手，进入到域内翻译和域外译介传播的广阔领域，涉及民译与汉译，外译与英译等多种文本和多种翻译途径，绘制《格萨尔》翻译传播的认知地图以及译本之间的关系谱系图，并就译本所透视的复杂翻译现象和翻译类型作出分类和进一步研究。重点是通过《格萨尔》三大英译本之间、《格萨尔》翻译与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翻译之间的多维比较研究，就口传活态文学翻译作出一定的理论阐释和思考。同时，也立足于史诗的文本性（textuality）与口承性（orality）之间相互对立、相互转换的复杂关系，尝试分析史诗翻译的两个维度：文本翻译与口头翻译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而衍生出口头文学本体论以及口头文学翻译的相关理论问题。依据以上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本文首先进入《格萨尔》史诗本文研究。就《格萨尔》的形成渊源、内容结构、艺术成就、传承情况、流传方式、说唱艺人、文本形成、版本以及异文本展开研究。运用当前国际史诗学的最新成果，从口头诗学“程式”理论入手，对《格萨尔》程式化结构以及说唱艺人的记忆特征进行阐述。借鉴“本事迁移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分析众多《格萨尔》版本和异文本形成机制，对史诗的版本流传作一较为清晰的划分，为进入史诗翻译研究做好学理铺垫。其次，对史诗近二百多年译介传播史展开研究，包括国外翻译研究和国内翻译研究的综合考察，阐明史诗翻译的三大路线（途径），从民译、汉译、外译（英译）三个层面对众多译本进行扫描和分类。这部分是《格萨尔》翻译研究的本体部分。将《格萨尔》英译置于跨文化语境下进行对比研究，重点选取三个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英译本，分别是欧陆汉学大卫·尼尔英译本、北美大地道格拉斯·潘尼克英译本和中华本土王国振等英译本，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以期发现不同历史语境下史诗翻译的原本面貌，以及由新的翻译现象而触发的理论思考和阐释。《格萨尔》史诗翻译离不开与世界其他主要史诗翻译的比照研究。因此，文章最后将《格萨尔》置身于世界三大史诗翻译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对比世界三大史诗翻译“文本”与“口承”两个纬度，借助民族志诗学理论对史诗和口头文学翻译进行方法上的探讨。通过对史诗翻译的理论阐释，文章提出了口头文学本体论、口头文学翻译本体论两个概念，并对民族史诗翻译的途径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翻译史的书写作了展望。民族文学、口头文学的翻译研究，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也是书写中国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格萨尔》史诗属于口头说唱文学，其英译则属于一类非常复杂的新的翻译领域，因此，英译研究就具有实证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的双重性质。“民译”、“汉译”和“外译”等概念的提出将为解决民族典籍翻译的途径提供借鉴。通过这一极具典型代表性口头文学史诗英译的研究，本文一方面借鉴民族志诗学的方法，归纳、总结史诗翻译的特点及规律，探索当前史诗翻译的可行性原则、策略和方法，为其他民族史诗翻译提供重大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站在现代译论的高度，对这部民族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和阐发，对中华民族史诗翻译及其研究给予一定的理论升华和学科建构，而这二者对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完整的民族典籍翻译，对于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具有重要意义。
二、格萨尔王的生平简介(节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格萨尔王的生平简介(节译)（论文提纲范文）
（1）第三持存视阈下的文学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引言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辨析 |
| 第一节 第三持存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文学文本辨析 |
| 第三节 第三持存视阈下讨论文学文本的意义 |
| 第二章 作为第三持存的文学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文本历代载体 |
| 第二节 文学文本存在形式 |
| 第三节 文学文本的记忆生产 |
| 第三章 第三持存视阈下文学文本的特点 |
| 第一节 时间性 |
| 第二节 叙事性 |
| 第三节 程序工业化 |
| 第四节 场域化 |
| 第四章 第三持存视阈下的文学文本现象管窥 |
| 第一节 作为一种“装置”的口传文学 |
| 第二节 文人共和国与印刷机 |
| 第三节 数字技术文本的无限幻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民族典籍翻译7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民族典籍翻译 |
| (一)翻译实践成果 |
| 1.东北地区民族典籍 |
| 2.华北地区民族典籍 |
| 3.西北地区民族典籍 |
| 4.西南地区民族典籍 |
| 5.华中和华南地区民族典籍 |
| 6.华东和港澳台地区民族典籍 |
| (二)人才培养 |
| (三)学术研讨 |
| 三、“文革”期间的民族典籍翻译 |
|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典籍翻译 |
| (一)翻译实践成果 |
| 1.东北地区民族典籍 |
| 2.华北地区民族典籍 |
| 3.西北地区民族典籍 |
| 4.西南地区民族典籍 |
| 5.华中和华南地区民族典籍 |
| 6.华东和港澳台地区民族典籍 |
| 7.中华外译项目中的民族典籍 |
| 8.民族典籍外译丛书的出版 |
| (二)翻译研究 |
|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1—2019) |
| 2.教育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05—2019) |
| 3.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11—2019) |
| (三)人才培养 |
| (四)学术研讨 |
| 五、结语 |
（4）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象征诠释：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象征的本质与宗教表达 |
| 一、象征与象征理论 |
| 二、象征与符号 |
| 三、象征与宗教表达 |
| 第二节 宗教象征研究范式的转型 |
| 一、宗教象征研究的约化论范式 |
| 二、宗教象征研究的现象学方法 |
| 三、从莱乌到伊利亚德的宗教现象学 |
| 第二章 神圣显现：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逻辑建构 |
| 第一节 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建构起点 |
| 一、前人对存在体验与时空认知的形上思考 |
| 二、宗教人视域下时空的神圣与世俗的辩证统一 |
| 第二节 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功能指向 |
| 一、神圣：宗教经验的整体指向 |
| 二、象征：宗教体验的直接面向 |
| 三、神显：神圣在凡俗中的彰显 |
| 第三节 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结构表现 |
| 一、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形式结构 |
| 二、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内在结构 |
| 第三章 历时共时：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史学特征 |
| 第一节 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史学范式 |
| 一、基点：生命体验与反历史主义 |
| 二、视域：历时性与共时性 |
| 三、材料：比较与综合 |
| 第二节 伊利亚德宗教史学的本质特征 |
| 一、伊利亚德宗教史学的形态结构 |
| 二、伊利亚德宗教史学的理论特征 |
| 三、伊利亚德宗教史学的理论评价 |
| 第四章 人文关怀：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生存向度 |
| 第一节 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生命关怀 |
| 一、处境与关切：右翼政治运动与存在主义 |
| 二、生命的维度：意义与超越 |
| 第二节 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的死亡关切 |
| 一、向死而生的新人道主义 |
| 二、生命存在的仪式转化 |
| 三、苦难危机的消解范式 |
| 第五章 个案分析：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与藏族文化符号 |
| 第一节 伊利亚德宗教现象学视域下的西藏宗教 |
| 一、西藏宗教的逻辑发展 |
| 二、西藏宗教的综合性特征 |
| 三、西藏宗教中光的象征作用 |
| 第二节 从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向度看藏族文化符号 |
| 一、藏族文化符号的体系分类 |
| 二、藏族文化符号研究的方法转向 |
| 三、藏族文化符号的生存向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美国学者罗伯特·埃克瓦尔生平及其学术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埃克瓦尔生平 |
|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1898-1922)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时期(1923-1937) |
| 第三节 学术创作时期(1938-1983) |
| 第二章 埃克瓦尔着述析要 |
| 第一节 藏区游牧文化研究 |
| (一) 着述 |
| (二) 研究分析 |
| 第二节 宗教类 |
| 第三节 文学类 |
| (一) 传记 |
| (二) 小说 |
| (三) 藏戏 |
| 第四节 萨迦政治体制研究 |
| 第三章 学者埃克瓦尔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学术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思路与方法 |
| 五、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先秦玄思——“玄”的本义与玄典抒义方法论 |
| 第一节 “玄”义考释 |
| 一、“玄”之初义蠡测——敛藏之“玄”与互构之“玄” |
| 二、“玄”之变义——定相之“玄”与本体之“玄” |
| 第二节 《老子》抒义方法论:“玄之又玄”的源泉之态 |
| 一、论作为《老子》核心抒义字的“玄” |
| 二、对消、动态与追问——《老子》解“玄”的抒义方法 |
| 三、从“生于有,生于无”到“有生于无”——解《老》的两种理路 |
| 第三节 《庄子》抒义方法论:开权显实的域化之言 |
| 一、历物十意——惠施的名相论 |
| 二、三言、追问与域状词——《庄子》的语言游戏 |
| 第二章 魏晋玄学缘构与本体之博弈 |
| 第一节 汉末魏初的智思谐响——魏晋玄学之初兴 |
| 一、两汉经学的疲敝之态 |
| 二、诸子之学重光与释教东来 |
| 第二节 建树理念或遣荡计执——魏晋玄学之异途 |
| 一、魏晋玄学之史评与学术谱系略论 |
| 二、概念之玄的拓展——建树理念一路的魏晋玄学 |
| 三、域发之玄的开显——遣荡计执一路的魏晋玄学 |
| 四、两种理路的杂糅与汇合——略述何、王玄学中的冲突 |
| 第三节 言意之辨——魏晋玄学的语言论 |
| 一、欧阳建《言尽意论》 |
| 二、荀粲所谓言意之微固蕴不出 |
| 三、张韩《不用舌论》 |
| 四、王弼《明象》篇 |
| 第四节 有无本末——魏晋玄学的本体论 |
| 一、以无为本——王弼解《老》之创见 |
| 二、生而体有——裴頠《崇有论》新解 |
| 第五节 “迹冥”与“独化”——向、郭之抒义论 |
| 一、“迹冥”与“一心三观” |
| 二、“独化”与“遣之又遣” |
| 三、“迹冥”、“独化”与诗性语言之关联 |
| 四、概论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与流向 |
| 第三章 竹林名士的玄态人生及其玄言诗 |
| 第一节 论竹林七贤境域化的生命形态 |
| 一、变化气质与动心忍性——七贤的渊默形态 |
| 二、清峻通脱与宁为玉碎——七贤的狂狷形态 |
| 三、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七贤之无情与有情 |
| 第二节 嵇志清峻——论嵇康诗之开路性 |
| 一、处于域发状态的玄言诗兼及嵇叔夜诗概说 |
| 二、清——烟霞逸气与清远之象 |
| 三、峻——崖岸高峻与轻肆直言 |
| 第三节 寻找失落的时间———论阮籍《咏怀诗》之物哀 |
| 一、追光蹑景之笔——时间中的伤心之物 |
| 二、通天尽人之怀——存在者的苍茫哀感 |
| 第四章 异趣的玄言诗——本体性追求与域发之态的博弈 |
| 第一节 尚理好议的廊庙之音——论东晋前哲理诗之流变 |
| 第二节 楚骚遗风与异方山水——论郭璞游仙诗 |
| 一、游仙诗源流考略 |
| 二、郭璞《游仙诗》之创变及其意义 |
| 第三节 空性与色法——以本体界为务的狭义玄言诗 |
| 一、形上义理与兴寄都绝——玄言诗对诗言志说之因革 |
| 二、情的淡化与辞的寡味——玄言诗对诗缘情说之冲决 |
| 第四节 故国之思与见机之作——兰亭雅集与兰亭诗 |
| 一、两晋山水-玄言诗之因革——从金谷清赏到兰亭雅集 |
| 二、触机辄发——论兰亭诗的时机化运作 |
| 第五章 陶渊明诗复归大地之玄音 |
| 第一节 不如去归隐——《归园田居》解兼论渊明嘉遁之要义 |
| 一、靖节先生的返回之路 |
| 二、以《归园田居》释渊明之嘉遁 |
| 三、陶公君子固穷之志辨 |
| 第二节 《饮酒》诗解——陶渊明的任道及其玄态语言之建构 |
| 一、《饮酒》创作时间与缘起考略 |
| 二、论《饮酒》破相归空之玄态运作 |
| 第三节 《形影神》释——纵浪大化与陶诗之理趣 |
| 一、纵浪大化——《形影神》所示解脱之法 |
| 二、论《形影神》的导路性 |
| 第四节 空谷回响——从王维、苏轼诗略观陶诗之化迹 |
| 一、略论陶诗的接受与王、苏学陶之机缘 |
| 二、摹仿与心会——王、苏学陶的两重境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引言 |
| 1.1.1 身世之谜 |
| 1.1.2 作品之谜 |
| 第二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三节 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传播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的仓央嘉措及其诗歌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的仓央嘉措及其诗歌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五节 文章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仓央嘉措诗歌源语文本研究 |
| 第一节 藏语诗歌传统与仓央嘉措诗歌 |
| 2.1.1 藏语文学中的诗歌传统 |
| 2.1.2 “谐”体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仓央嘉措诗歌 |
| 第二节 《诗镜》及其对仓央嘉措诗歌的影响 |
| 2.2.1 《诗镜》概况 |
| 2.2.2 《诗镜》对仓央嘉措诗歌创作的影响 |
| 第三节 仓央嘉措诗歌的主题思想 |
| 2.3.1 情歌、道歌抑或政治抒情诗 |
| 2.3.2 开放的阐释与封闭的阐释 |
| 2.3.3 仓央嘉措诗歌的初步分类 |
| 第四节 仓央嘉措诗歌的艺术风格 |
| 2.4.1 诗歌体式 |
| 2.4.2 诗歌意象 |
| 2.4.3 诗歌修辞 |
| 2.4.4 诗歌语汇 |
| 第五节 仓央嘉措诗歌的数量及版本 |
| 2.5.1 仓央嘉措诗歌的数量 |
| 2.5.2 仓央嘉措诗歌的藏文版本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与传播 |
| 第一节 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概述 |
| 3.1.1 越出越多的汉语译本 |
| 3.1.2 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版本关系 |
| 第二节 仓央嘉措诗歌在汉语文化圈中的译介 |
| 3.2.1 三十年代的汉语译本 |
| 3.2.2 建国初期的仓央嘉措诗歌汉语译本 |
| 3.2.3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期的仓央嘉措诗歌汉译 |
| 3.2.4 新世纪初年的汉语译本 |
| 第三节 仓央嘉措诗歌在汉语文化圈中的传播 |
| 3.3.1 仓央嘉措真诗的传播与伪作的流布 |
| 3.3.2 仓央嘉措及其诗歌相关书籍的出版 |
| 3.3.3 以仓央嘉措本事及诗歌为主题的文艺创作 |
| 3.3.4 仓央嘉措诗歌在汉语文化圈中传播的经典化 |
| 3.3.5 仓央嘉措诗歌在汉语文化圈中传播的流俗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仓央嘉措诗歌的英译与流布 |
| 第一节 仓央嘉措诗歌外译概述 |
| 4.1.1 英译概况 |
| 4.1.2 其它语种的译本 |
| 第二节 仓央嘉措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4.2.1 仓央嘉措诗歌英译的滥觞(1906-1930年) |
| 4.2.2 仓央嘉措诗歌英译全译本的问世(1930-1969年) |
| 4.2.3 仓央嘉措诗歌英译本类型的多样化(1969-至今) |
| 4.2.4 仓央嘉措诗歌英译与海外藏学的关联 |
| 4.2.5 仓央嘉措诗歌与英语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英语主流诗学与仓央嘉措诗歌英译——基于韵律的考察 |
| 4.3.1 英语诗歌韵律的变迁 |
| 4.3.2 仓央嘉措诗歌英译本用韵情况考察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仓央嘉措诗歌主要译本研究 |
| 第一节 于道泉藏、汉、英对照译本 |
| 5.1.1 译诗体制的新颖独造 |
| 5.1.2 赵元任记音的文化学意义 |
| 5.1.3 于道泉译本的客观评价 |
| 第二节 仓央嘉措诗歌主要汉语译本 |
| 5.2.1 诗人创意性的发挥：曾缄译诗 |
| 5.2.2 三台体诗歌对译：毛继祖译诗 |
| 5.2.3 参差格律体译诗：龙冬译本 |
| 5.2.4 马辉以译诗为名的当代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仓央嘉措诗歌主要英语译本 |
| 5.3.1 古典英语译诗的尝试：泰霖译本 |
| 5.3.2 “音节对应”的英译：威廉姆斯译本 |
| 5.3.3 五音步英语格律体译诗：邓肯译本 |
| 5.3.4 诗人惠格姆的创意英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翻译模式与理论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仓央嘉措诗歌翻译的统计学特征 |
| 6.1.1 从频率看仓央嘉措诗歌翻译 |
| 6.1.2 从译者看仓央嘉措诗歌翻译 |
| 6.1.3 从译本看仓央嘉措诗歌翻译 |
| 6.1.4 重译与复译的理论探讨 |
| 6.1.5 小结 |
| 第二节 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英翻译比较 |
| 6.2.1 语言方面的探讨 |
| 6.2.2 格律方面的探讨 |
| 6.2.3 小结 |
| 第三节 交集理论与翻译问题 |
| 6.3.1 交集与交集理论 |
| 6.3.2 杂合创作：以《十诫诗》的创作为例 |
| 6.3.3 创意翻译、创作以及伪译 |
| 6.3.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 仓央嘉措大事年表 |
| 附录2 仓央嘉措诗歌敬语使用情况统计(于道泉本) |
| 附录3 仓央嘉措诗歌源语版本收录概况 |
| 附录4 仓央嘉措诗歌期刊刊载情况 |
| 附录5 近年来(2003-2012)国内出版的仓央嘉措相关书籍 |
| 附录6 仓央嘉措“伪诗”期刊刊载情况 |
| 附录7 于道泉与索伦森译诗顺序对照 |
| 附录8 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案 |
| 个人简历及读博期间主要成果 |
（8）俄罗斯对藏文史籍的翻译及其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限制 |
| 第四节 写作框架 |
| 第二章 俄罗斯藏学研究概况 |
| 第一节 俄罗斯藏学的缘起 |
| 一、俄国与中国西藏的早期接触 |
| 二、俄罗斯藏学的萌芽与形成 |
| 三、俄罗斯藏学研究的动因 |
| (一) 经济动因 |
| (二) 政治动因 |
| (三) 军事动因 |
| (四) 外交动因 |
| 第二节 沙俄时期的藏学研究状况(18世纪20年代至1917年) |
| —、情况综述 |
| 二、重要学者 |
| (一) 施密特 |
| (二) 比丘林 |
| 三、基本特点 |
| (一) 具有极强的实用目的 |
| (二) 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和语言学的研究 |
| (三) 重视文献等资料的积累 |
| (四) 注重藏文典籍的翻译和研究 |
| (五) 德裔学者作出重要贡献 |
| (六) 手稿多，但出版少 |
| 第三节 苏联时期的藏学研究状况(1917年至1991年) |
| 一、情况综述 |
| 二、重要学者 |
| (一) 齐比科夫 |
| (二) 谢尔巴茨科依 |
| 三、基本特点 |
| (一) 注意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指导藏学研究 |
| (二) 藏学研究的根据地得到扩展 |
| (三) 女藏学家异军突起 |
| (四) 重视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藏学家的培养 |
| 第四节 苏联解体后的藏学研究状况(1991年至今) |
| 一、情况综述 |
| 二、主要学者 |
| (一) 乌斯宾斯基 |
| (二) 饮吉娜 |
| 三、基本特点 |
| (一) 研究选题日趋市场化 |
| (二) 研究思路与方法有所革新 |
| 第三章 俄罗斯对藏文文献的收集途经 |
| 第一节 俄罗斯对藏文文献的收集途径 |
| 一、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直接搜集 |
| 二、俄国考察队肆意掠夺 |
| 三、中俄两国之间互赠图书 |
| 四、其他途径 |
| 第二节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藏文文献收藏状况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基本情况 |
| 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 第四章 俄罗斯藏学界对藏文史籍的翻译与研究 |
| 第一节 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对重要史籍的翻译与研究 |
| 一、《布顿佛教史》 |
| (一) 着作介绍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 俄罗斯研究状况 |
| 二、《西藏王统记》 |
| (一) 着作介绍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 俄罗斯研究状况 |
| 三、《青史》 |
| (一) 着作介绍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 俄罗斯研究状况 |
| 四、《印度佛教史》 |
| (一) 着作介绍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 俄罗斯研究状况 |
| 五、《玛尼全集》 |
| (一) 着作介绍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 俄罗斯研究状况 |
| 六、《格萨尔》 |
| (一) 着作介绍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 俄罗斯研究状况 |
| 七、《如意宝树史》 |
| (一) 着作介绍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 俄罗斯研究状况 |
| 八、《安多政教史》 |
| (一) 着作介绍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 俄罗斯研究状况 |
| 九、沃斯特利科夫与《西藏历史文献》 |
| (一) 沃斯特利科夫的生平与学术简介 |
| (二) 《西藏历史文献》 |
| 十、俄罗斯藏文史籍翻译与研究的特点 |
| (一) 起步早，时间长 |
| (二) 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
| (三) 学者功底深厚，意志坚韧 |
| (四) 借助蒙文资料进行研究，与蒙古学术界联系紧密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西藏历史文献》前言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9）1978年以来我国藏传佛教研究文献（藏文等译着）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藏传佛教研究文献藏文等译着概述 |
| 二、分类综述 |
| (一) 对藏传佛教文献典籍的整理翻译 |
| (二) 通论性、概述性研究翻译的着作 |
| (三) 通史、源流史、教派史的翻译着作 |
| (四) 对藏传佛教哲学义理教法密法方面研究翻译的着作 |
| 1、大师或学者文集有: |
| 2、藏密着作有: |
| 3、教义教法因明等着作有: |
| (五) 发展传播史、关系史方面翻译着作 |
| (六) 寺院研究翻译着作 |
| (七) 人物传记方面的翻译着作 |
| (八) 活佛转世方面的翻译着作 |
| (九) 藏传佛教与语言文学艺术方面翻译着作 |
| (十) 藏传佛教与苯教及其他宗教方面翻译着作 |
| (十一) 藏传佛教与社会科学方面翻译着作 |
| 三、结论 |
| (一) 藏汉学者均重视对藏传佛教经典和藏族 |
| (二) 除了重视藏传佛教史学名着的翻译外, |
| (三) 在藏传佛教关系史、传播史研究中, 因藏文着作较少, 所以该类译着也少。 |
（10）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 ——《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本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英雄赞歌的千年传唱——走进《格萨尔》 |
| 第一节 史诗与口头诗学 |
| 2.1.1 追忆与传唱：口头诗学传统 |
| 2.1.2 真实与虚构：史与诗的交融 |
| 2.1.3 民族的集体记忆：英雄史诗 |
| 第二节 “活形态”史诗的典范：《格萨尔》 |
| 2.2.1 藏族文学的千年奇葩 |
| 2.2.2 《格萨尔》的文化价值 |
| 2.2.3 《格萨尔》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格萨尔》的千年传唱 |
| 2.3.1 《格萨尔》内容梗概及结构特色 |
| 2.3.2 《格萨尔》时代背景及思想内涵 |
| 2.3.3 格萨尔的原型研究 |
| 2.3.4 重塑神话与呼唤英雄 |
| 第四节 “活着的荷马”——《格萨尔》说唱艺人 |
| 2.4.1 说唱艺人角色与分类 |
| 2.4.2 说唱艺人心理分析与主体性 |
| 第五节 《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 |
| 2.5.1 《格萨尔》整体结构程式 |
| 2.5.2 《格萨尔》唱词程式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格萨尔》流布、传承与文本存在型态 |
| 第一节 《格萨尔》传承方式 |
| 3.1.1 口头传承 |
| 3.1.2 文本书写 |
| 3.1.3 传承形式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格萨尔》的“他民族化”路线图 |
| 3.2.1 藏蒙《格萨(斯)尔》关系分析 |
| 3.2.2 《格萨(斯)尔》在其他民族地区的传播 |
| 第三节 《格萨尔》文本存在型态 |
| 3.3.1 分章本 |
| 3.3.2 分部本 |
| 第四节 异文本：《格萨尔》的“另类”传唱 |
| 3.4.1 异文本的形成 |
| 3.4.2 《格萨尔》“本事”和“本事迁移” |
| 3.4.3 《格萨尔》传承的互文性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格萨尔》译介传播的谱系构建 |
| 第一节 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格萨尔》的民译与汉译 |
| 4.1.1 民译的滥觞——藏蒙翻译 |
| 4.1.2 《格萨尔》的汉译 |
| 第二节 《格萨尔》当代译创 |
| 4.2.1 “格萨尔学”专家的学术性译创 |
| 4.2.2 《格萨尔》藏、蒙、土文本汇编 |
| 4.2.3 藏族作家的非母语文学性再创 |
| 4.2.4 《格萨尔》译创的理论阐释及启示 |
| 第三节 跨界旅行与异域传播：《格萨尔》的外译与英译 |
| 4.3.1 《格萨尔》的非英语译本 |
| 4.3.2 《格萨尔》的英语译本 |
| 4.3.3 《格萨尔》的译介谱系图 |
| 小结 |
| 第五章 跨文化语境下《格萨尔》英译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欧陆汉学的域外关注 |
| 5.1.1 俄罗斯汉学的早期译介 |
| 5.1.2 《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译本评析 |
| 5.1.3 文化人类学的早期阐释 |
| 第二节 北美汉学的现代解读 |
| 5.2.1 《格萨尔》在北美译介的文化语境 |
| 5.2.2 《格萨尔王战歌》英译本评析 |
| 5.2.3 译本对史诗翻译的价值启示 |
| 第三节 中华大地的本土阐发 |
| 5.3.1 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
| 5.3.2 王国振等英译本评析 |
| 5.3.3 汉语中介——从“民族”走向“世界” |
| 第四节 三部典型英译本之比较 |
| 5.4.1 译本的翻译特色 |
| 5.4.2 译本的翻译类型 |
| 小结 |
| 第六章 世界三大史诗翻译的多维视野比较 |
| 第一节 “文本书写”与“口头传统”——史诗传承形态 |
| 6.1.1 荷马史诗的文本化过程 |
| 6.1.2 印度史诗的文本化进程 |
| 6.1.3 《格萨尔》：口传与文本并存 |
| 第二节 史诗翻译的“文本化”之维 |
| 6.2.1 荷马史诗翻译史回顾 |
| 6.2.2 印度史诗翻译史回顾 |
| 6.2.3 两大史诗翻译的理论共性 |
| 第三节 史诗翻译的“口头传统”之维 |
| 6.3.1 翻译学视野下的“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 |
| 6.3.2 “口头文学”翻译本体的双重失落 |
| 6.3.3 “民族志诗学”对《格萨尔》翻译的启发 |
| 小结 |
| 第七章 学科定位与理论阐发：史诗翻译理论思考 |
| 第一节 口传史诗翻译本体的新发现 |
| 7.1.1 口头文学本体论的遮蔽 |
| 7.1.2 口头文学翻译本体论的提出 |
| 第二节 史诗翻译与翻译观念的再认识 |
| 7.2.1 《格萨尔》翻译文本关系再梳理 |
| 7.2.2 原文本及翻译概念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史诗翻译与中国翻译文学史的重写 |
| 7.3.1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重构 |
| 7.3.2 重写中国翻译史的设想和意义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格萨尔王的生平简介(节译)（论文参考文献）
- [1]第三持存视阈下的文学文本[D]. 宋爽.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2]民族典籍翻译70年[J]. 李正栓,王心. 民族翻译, 2019(03)
- [3]《藏学研究》总目（1-14）[J]. 张曦,桑杰卡. 中国藏学, 2018(S1)
- [4]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体系研究[D]. 杨胜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美国学者罗伯特·埃克瓦尔生平及其学术考论[D]. 王越.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6)
- [6]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D]. 韩扬文. 云南大学, 2016(04)
- [7]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传播研究[D]. 荣立宇. 南开大学, 2013(07)
- [8]俄罗斯对藏文史籍的翻译及其藏学研究[D]. 张晓梅.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9]1978年以来我国藏传佛教研究文献（藏文等译着）综述[J]. 徐东明,孔繁秀,董希媚.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6)
- [10]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 ——《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D]. 王治国. 南开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