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确保增长9%（论文文献综述）
舒欣[1]（2020）在《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行为研究》文中指出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持续的技术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而专利作为重要的创新战略资源,其增长也必然要由“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自2000年后开始“爆炸式”增长,在2011年中国已然成为专利申请量第一大国,然而对于中国专利的增长和质量的研究多基于宏观层面,鲜有从微观层面剖析企业专利行为的研究。本文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跨期微观创新调查,首次在国际可比框架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行为的微观机制、专利申请的动机以及专利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本文立足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从专利制度、宏观专利行为和微观企业专利行为的特征事实进行全方位比较。主要的结论有:中国的专利制度经历了从主动借鉴到外部驱动,再到内部驱动不断创新的过程,现行的专利体制仍需在专利保护强度、审查力度和效率以及专利实施和运用方面做出改进;中国与美国企业相似,都最重视采取商标或保密来保护创新产出而不是申请专利,而日本企业则最偏好采用专利保护创新成果;中国专利申请的实质性动机低于发达国家,而防止专利诉讼的策略性动机高于欧洲与美国。其次,本文采取了混合截面的定序logit回归实证分析企业专利的选择机制,回答制造业企业是否更偏好选择专利来保护创新成果的问题,并且对这一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最偏好商标机制来来保护创新;我国企业对创新保护机制的选择在这十多年间由偏好保密等非正式机制转向了专利等正式保护机制,尤其对专利机制的使用意愿大幅增加,这一意愿的转变从微观角度部分解释了中国专利激增的事实,即企业自身申请专利的意愿增强;企业对不同机制的偏好与企业规模、创新类型及行业有关。进一步,通过分样本回归,我们指出引进工艺创新企业和中小企业在2002年不存在策略性专利行为,而在2014年出现明显的策略性专利行为。进一步地,本文依旧采用混合截面的定序logit回归实证分析企业的专利申请动机,然后进一步将企业专利申请动机划分为策略性动机和实质性动机,并对影响企业选择这两类动机而申请专利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企业出于多元动机申请专利,以实质性动机为主,辅以策略性动机;（2）企业出于不同动机申请专利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家教育程度、政府扶持政策与专利有效性的影响;（3）专利有效性会显着降低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4）政府补贴显着降低企业策略性产品创新行为,但对工艺创新的专利申请动机影响不明显。再者,本文还对企业专利行为带来的结果进行分析,关注企业专利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构建三阶段CDM模型,对企业选择专利等正式机制和选择保密等非正式机制带来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二是探讨申请专利的动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采取保密等非正式保护机制会显着降低企业短期内的绩效,而采取专利等正式保护机制对企业绩效没有显着影响;企业专利申请动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创新类型而有所差异,在2002年两类创新的专利申请动机对企业绩效没有明显影响,2014年策略性工艺创新动机会显着降低企业短期内的绩效,而策略性产品创新动机会显着提升企业短期利润。最后,对本文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专利的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增长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政策上可以通过构建专利数量与质量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精准助推“实质性创新”的企业发展、健全创新补贴机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上,可以效仿日本、韩国主动弱化实用新型专利制度,明确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提高专利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的效率和服务意识。通过一系列措施,激发我国企业高质量、实质性专利的内在研发动力,促使企业专利申请实现由“高增速”转向“高质量”的转变。本文的研究和结论为制定有效全面的保障企业创新产出的政策拓宽了思路,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有重要意义。
申达宏[2]（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黄伟荣[3]（2019）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区合作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是其中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初步建设以来,双方大幅度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双边贸易流量大幅度上升,给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推进作用。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区的旧协定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双边经济发展的需求,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于2015年11月2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玻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议定书》,主要丰富、补充与完善原有协议,提升了该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然而,贸易自由化的提升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与东盟各国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生产的产品相似性较高,导致区域内成员国竞争激烈,部分成员国内各产业受到自由贸易的冲击,加上受到区外的不利影响,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为此,尽可能地减少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合作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促进双方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对目前正在升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主要讨论:1.升级版的原由和当前的进程如何;2.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给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3.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后将给中国与东盟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4.双方各产业从自由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中是否得到福利;5.如何战胜各种内外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如何发展。并按照如下逻辑进行阐述: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出学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研究,以及该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历史分析法进行解析,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建设的发展历程,从该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期至全面建成,而且还对该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梳理解释。其次,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阐述了该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背景,以及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对双方的经贸合作的影响,并指出了未来合作面临各种可能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再次,分析升级后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及变化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细分中国与东盟在各类产品的竞争性与互补性,通过使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运用GTAP模型进行模拟预测升级版全面实施后对中国与东盟及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贸易和福利水平,乃至各国各行业产出和贸易的变化。此外,还设定CPTPP生效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从而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实现自由化,为双方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提供参考。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与贸易效应来看,自由贸易区合作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贸易增长率高于各自的整体对外贸易增速,双边贸易规模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双方的贸易差额仍存在不平衡。而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向东盟出口产品结构倾向于工业制品,而中国自东盟进口产品结构则倾向于初级产品。这与中国和东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的结果一致,说明中国与东盟各类产品贸易中存在互补关系,但是在一些产品中,双方的贸易仍存在这竞争关系。最后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说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给中国与东盟带来积极的贸易效应。第二,从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的贸易效应来看,GTAP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全面实施后给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福利水平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升级版对双方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并给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但在贸易平衡方面,除了新加坡以外的成员国均出现贸易差额恶化状况。在产业层面,中国与东盟各行业产出和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均出现明显增加,贸易差额均得到改善,主要集中在双方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反受到冲击则为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在升级版全面实施的前提下,CPTPP的成立给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明显,说明双方贸易自由化的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区外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部分成员因国内产业则受到冲击,而导致其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同时还给区外非成员的经济与贸易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第三,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合作未来发展仍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双方应该加快推进升级版的落实及内容的完善。推进双方发展战略协调与对接,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共同体《2025蓝图》建设,以互利共赢方式帮助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打破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瓶颈,不断地扩大双方经贸合作规模,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并加大推进区内各国之间社会文化和民间的交流,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确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
谢锐勤[4]（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赵亚洲[5]（2018）在《亚洲开发银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在涉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上,不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些困境。由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国共同倡导的澜湄合作机制的成立,正是有效化解这些困境的一把利剑。但是澜湄合作尚处在“幼年期”,在很多方面的发展并不足以及时有效的化解该地区国家现已出现的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反思与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而作用于澜湄合作今后的发展。以期借助澜湄合作这把利剑,打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出现分歧的任督二脉,争取早日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为切入点,将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进行梳理和研究。首先,通过深刻探析亚行成立的背景,资金来源,主导者与参与者以及援助与投资类别,得出其成立背景既有现实因素又有理论渊源,资金来源渠道较多,主导者与参与者多为一些发达国家和援助与投资类别形式多样。其次,通过详实梳理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项目,得出亚行援助与投资方式具有以技术援助频率最多等五方面的特点。再次,通过深挖区域内外对亚行援助与投资行为评价以及深刻分析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成效及问题,发现亚行存在投资偏好和政治化倾向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最后,通过总结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经验教训,进而为澜湄合作机制在今后的顺利发展提供几点可供参考的建议。通过上述研究,论文的主要发现是:第一,随着澜湄合作的成立与发展,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影响力将会逐渐降低;澜湄合作将会在该地区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第二,合作与共享是亚行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亚投行以及澜湄合作今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顺利发展所必选的一条路径,更是澜湄合作能否取得长足发展的最优方案。第三,澜湄合作应准确定位且分国别投资要找准重心等八个方面来加大对次区域国家的影响力和及时规避亚行对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中出现的问题,争取早日将澜湄合作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徐纯[6]（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指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胡建刚[7]（2014）在《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文中研究表明国家和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导致了警察制度的产生,它是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和控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的保障之必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的形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网络世界虚拟性的交往互动,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新的安全不确定性。管制型警务模式以及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从容应对当下社会治安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项研究致力于构建警务模式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论证,进而提出推进警务改革路径与对策,以期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尽绵薄之力。由于公共警务资源的稀缺性,除了政府部门,还有市场组织和社会机构,它们共同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警察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体性的所有安全需求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供给警务进行补充,在这样的理念下,警务区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公共警务主要由警察供给,私域警务则由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供给。警察集中警力做好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追诉犯罪的工作,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满足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安全消费和社区治安防范的同时,同样也承担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是公共警务供给的来源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警务模式嬗变与演化轨迹;二是构建警务模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提出服务型警务的内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理论、新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服务型警务的结构、多元化供给的概念、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三是服务型警务的制度供给和社会化的视角,构建关于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概念、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运行范围、价值目标、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四是中国语境下实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本项研究具有四方面的主要意义:（1）有助于丰富警务研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警务的历史与现实、职能与目标、运行与作用、比较与借鉴、背景与机遇、机制与演化的规范分析和科学论证,构建警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警务模式理论体系打下基础。（2）有助于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警务模式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深入考量服务型警务之核心理念与运行机制,为中国警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警务改革理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指导性。（3）有助于揭示推进中国警务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深入分析警务模式嬗变的价值目标以及当前警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彰显服务型警务时代诉求的紧迫性,以引起有关方面对推动警务改革的重视。（4）有助于探求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中国警务改革的发展。通过对当前中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厘清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动力与瓶颈,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找准突破口,为中国警务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1）警务内涵的四个属性。警务活动同时并存有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四种属性。警务行为的结果,都是这四种属性一定比例的调和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警务构成的比例存在差异。（2）西方警务模式的嬗变和演化逻辑。西方警务模式历经统治型警务模式、管理型警务模式和服务型警务模式三个阶段和“职业性主导”、“专业性主导”、“合法性主导”、“快速反应机制主导”和“服务与权变主导”五个演进时期。（3）服务型警务的建构逻辑。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这种定位要求警察的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相分离,其中边缘职能向市场和社会转移。（4）中国服务型警务建构的路径选择。中国警务压缩的演化历程造成多种理念和多种警务模式并存的局面,形成“集合性”的警务特征,该集合体不仅涵盖西方警务历次演进的警务模式成分,还夹杂古代社会的非正式警务的路径依赖性和走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建构推进。唯有进行宪政理念的警察权重构、立足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社会化供给和实施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监督机制等综合行动,方能完善我国服务型警务的实现。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警务模式创新展开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服务型警务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架构。第三,理论研究上,将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具体运用到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警务建构的路径与对策。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性以及警察制度领域的复杂性,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主要对服务型警务进行了宏观性的理论建构,对服务型警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只限于定性研究,未做量化研究。（2）对于我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动力机制和阻力瓶颈的研究也主要限于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而对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动力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3）对警务市场化供给的方式、规制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郑欢[8]（2014）在《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我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大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加速以及相应的重工业化,对能源的需求也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能源开始供不应求,此后能源供应的缺口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能源区域分布不均衡、能源利用率低下等问题也加剧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压力。我国的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核能等,而煤炭作为我国长期依赖的第一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多年来,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始终保持在70%左右,尽管近年来,随着天然气、风能等相对绿色清洁能源日趋广泛的使用,煤炭生产和消费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截至2012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依然高达68.5%。能源资源禀赋的限制决定了在短期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格局无法改变。值得注意的是,煤炭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可耗竭性。随着经济增长对煤炭资源的不断消耗,煤炭也将由原先丰富的资源逐渐转变成短缺的资源。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煤炭资源储量相对丰富,但储量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我国的煤炭资源供给还受到一系列相关制约因素的影响,如煤炭资源赋存条件、生态环境以及运输条件的约束等,正是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我国煤炭产量可能将面临一个所谓的“产量峰值”。若这一问题存在的话,既会阻碍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会给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威胁。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并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从煤炭产需两个角度进行思考,对我国煤炭产量峰值以及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共分为九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在综述当前国内外关于煤炭产量峰值、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煤炭需求预测以及煤炭可持续利用等问题的研究现状基础上,提炼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并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最后提出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相关理论基础。本章分别对增长极限理论、化石能源峰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及生态足迹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扩展性的分析和概括。第三章,中国能源与煤炭供需形势研究。本章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能源以及煤炭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状况,并深入分析了中国能源和煤炭资源生产与消费现状与特征。首先对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包括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特点、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能源供求形势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状况；其次,对中国的煤炭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包括中国煤炭生产与消费总量、煤炭供求形势、煤炭进出口状况、煤炭运输状况以及煤炭价格状况。第四章：中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强度的历史变化趋势,并通过Johasen协整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与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全社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存在由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接着分析了中国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强度的历史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与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全社会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存在由煤炭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第五章：中国煤炭消费的环境影响研究。本章首先建立了煤炭消费的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煤炭消费的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煤炭资源使用具有外部负效应,煤炭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严峻。接着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煤炭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工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均有显着影响,其中煤炭消费强度因素具有最为明显的碳减排作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工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N型”曲线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第六章：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煤炭需求中长期预测研究。本章采用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面板数据非线性模型对中国煤炭需求进行了中长期预测,结果表明中国煤炭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明显,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在低、中、高三种不同经济增长情境下,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将达到48亿吨-50亿吨左右。第七章：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本章首先对煤炭产量峰值理论进行了阐述,接着同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与Logistic曲线模型对中国煤炭产量峰值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线性回归模型由于存在的固有缺陷,会导致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较大,是不准确的,因此主要采用Logistic曲线模型的预测结果,即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中国煤炭产量将在2018年左右达到峰值,峰值产量为49.66亿吨,之后产量将逐渐下降。第八章：中国煤炭可持续利用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本章认为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建立煤炭供求平衡的长效调控机制。这一调控机制包括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和对国内煤炭供需总量的调控。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包括鼓励进口,充分利用国外煤炭资源和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合理开发国外煤炭资源两个方面。对国内煤炭供需总量的调控主要是从煤炭消费端和供给端两个方面来实现,从煤炭消费端实现对煤炭需求的总量控制,可以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直接调控是根据直接确定合理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控制煤炭需求总量,而间接调控主要就从调整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方面入手,减少对煤炭资源的需求；从煤炭供给端实现对煤炭产量的总量控制,通过加大对煤炭生产的宏观调控,提前布局总量控制的各项保障工作,确保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后国内煤炭的有效供给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合理的煤炭需求。第九章：结论及展望。对论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了论文进一步研究和努力的方向。本文主要创新点：创新点1：关于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目前在我国国内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经济学研究体系。而作为本论文研究对象的煤炭资源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本论文肯定了煤炭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本论文又从生态足迹原理研究了我国煤炭资源生态可持续利用问题,结果发现在1988年到2011年间我国煤炭资源使用的生态承载力明显小于生态足迹,煤炭资源使用具有外部负效应,煤炭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严峻。创新点2：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引入经济发展与煤炭消费关系的研究领域,并参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原理,建立经济发展与煤炭消费的非线性面板数据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同时将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两个重要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综合考虑,并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长期煤炭需求进行了预测,得到结论我国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在低、中、高三种不同经济增长情境下,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将达到48亿吨-50亿吨左右。采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原理来研究煤炭问题,目前在我国国内还很少。创新点3：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问题研究。关于煤炭产量峰值的分析国外研究的较多,而国内相关研究较少,本论文通过Logistic曲线增长模型对中国以及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三个地区的煤炭产量峰值进行了研究。以中国为例,到2018年,如果依然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消耗煤炭的话,随着我国煤炭储量消耗殆尽,我国将面临着完全依赖煤炭进口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境地,这一方面对我国的自身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将对国际煤炭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着重大意义。
徐群[9]（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韦正富[10]（2012）在《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 ——基于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视域》文中认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是指在国家宪法框架下,在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精神的基础上,民族地区民众对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治理系统的支持与认同。这种支持与认同表现为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其它资本一样,具有再生产的功能,其增值过程表现为一种既有资本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就是通过公共治理活动的改善,促进民众对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系统的信任与支持。这种信任与支持的实现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性,主要体现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必须遵循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协商基础上确定的《宪法》文本以及现代民主国家治理所要求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方面的公共行政精神;二是合族性,主要体现为民族地区民众作为具体的某个少数民族人,在文化方面的诉求,包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方面的满足;三是绩效性,主要体现为民族地区民众作为理性人在经济层面对公共秩序与公共福利方面诉求的满足。合法性的再生产就是为促进这三个层面诉求相互协调及在此基础上满足而进行的公共治理创新活动。合法性作为一种资本具有支付和消耗的属性。因此,公共管理者必须注重合法性的"市场"规律,充分利用既有的合法性积累,通过治理创新,促进合法性的再生产。合法性再生产周期表现为:既有的合法性积累（W）——合法性投资、经营（公共治理创新）（G）——合法性产出（W’）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在主体结构上的要求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民族地方政府、对口扶持单位、民族精英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协同与平衡。根据合法性来源的差异,当前国内外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的方式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以法治为中心,通过民主监督、完善法制、反对腐败等途径获取合法性;第二类是以"稳定"与"发展"为旗帜,在确保秩序的基础上提高公共福利来获取合法性;第三类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设或"造神"运动的形式获取所谓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提供了公共性与合族性基础。此外,在单一制模式下,中央政府制定的民族优惠政策和地方政府对口帮扶政策,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绩效性奠定了基础。但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传统的合法性存量递减,而新的法治系统合法性产出相对不足,使新生的民族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系统很难有效担负起公共治理的功能。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自由流动,使民族地区难以产出绩效性的环境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而且,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诱发了其"相对剥夺感",等等。这些问题诱发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消耗、贬值或递减的后果,这就要求民族地区必须加大合法性再生产力度。秦朝以来,中国一直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隋唐以前的民族地区治理政策相对灵活。隋唐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在民族地区先后形成了土司制、改土归流制两种治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土司制下民族精英的官僚化异化了族性,也曲解了公共性。改土归流制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族性,公共性也难以落实,绩效性也难以产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种现代的民主治理体制,打破传统民族压迫的社会格局,建立了现代民主、法治的治理框架。但由于中国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与族性的多样性,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的产出仍存在诸多问题。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的基本方式就是以合法性增量为目标,根据"公共性——族性——绩效性"之间的内在关系,结合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特点,通过平衡各主体、价值、内容间的关系,打开民族社会系统,并通过民族地区民众的多元参与,促进"公共性——族性——绩效性"之间的协调产出;通过建构兼容传统族性与现代公共性的现代族性,促进"公共性——族性——绩效性"与合法性的有效衔接;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交往结构的变革,从而实现"族性——绩效性"向现代的"公共性——绩效性"转化。结合民族地区治理合法性再生产的问题及衔接模式,民族地区合法性再生产必须通过"共治、共享式"治理化解治理公共性困境;通过"合作"治理突破治理绩效性困境;通过"造血式"治理突破治理合族性困境;最后,通过"开放式"治理促进公共性、族性、绩效性之间的协调统一。
二、2002年确保增长9%（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确保增长9%（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专利行为定义 |
| 2.2 企业专利行为的选择机制 |
| 2.3 企业微观创新调查 |
| 2.4 企业专利选择与动机:基于微观调查的研究 |
| 2.5 企业专利行为与企业绩效 |
| 2.6 评述 |
| 第三章 企业专利行为:国际比较 |
| 3.1 专利制度比较 |
| 3.2 企业专利行为的特征事实:宏观比较 |
| 3.3 企业专利行为的特征事实:微观比较 |
| 3.4 结论与启示 |
| 第四章 企业专利的选择行为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企业专利申请的动机 |
| 5.1 引言 |
| 5.2 企业专利动机的影响因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企业专利行为与企业绩效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基础与模型拓展 |
| 6.3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分析 |
| 6.5 研究结论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前言 |
|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与结构设计 |
| 第一章 俄罗斯东北亚外交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因素 |
| 一 欧洲—大西洋主义 |
| 二 现代斯拉夫主义 |
| 三 新欧亚主义 |
| 第二节 历史文化因素 |
| 一 俄罗斯文化特征 |
| 二 历史文化传统作用下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变化 |
| 第三节 面临的国内外不利现实因素 |
| 一 外部影响因素 |
| 二 内部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出台的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回眸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 |
| 一 二战后苏联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 二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 第三节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内容 |
| 一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要点 |
| 二 俄罗斯落实东北亚政策的策略和措施 |
| 第四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特点 |
| 一 谋略性 |
| 二 务实性 |
| 三 可行性 |
| 四 机制性 |
| 五 持续性 |
| 第三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东北亚国别政策 |
| 第一节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中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领域合作 |
| 第二节 俄罗斯对日本的政策 |
| 一 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外交纪实 |
| 二 俄罗斯与日本的经济交往 |
| 三 俄罗斯与日本的领土博弈 |
| 第三节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 |
| 第四节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
| 第四章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走势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走向 |
| 一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新挑战 |
| 二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
| 三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
| 四 俄罗斯与美欧关系仍很棘手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内的整体发展布局 |
| 一 政治上稳形势、推改革 |
| 二 经济上推创新、促增长 |
| 第三节 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结构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 研究创新、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
| 1.3.1 研究的创新 |
| 1.3.2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 |
| 2.1.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
| 2.1.2 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类型 |
| 2.2 自由贸易区理论概述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概述 |
| 2.2.2 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理论 |
| 2.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与贸易效应的研究综述 |
| 2.3.2 有关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综述 |
| 2.3.3 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研究综述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建设的历史进程 |
| 3.1.1 建设前期 |
| 3.1.2 建设期间 |
| 3.1.3 全面建成后 |
| 3.2 主要内容 |
| 3.2.1 货物贸易合作 |
| 3.2.2 服务贸易合作 |
| 3.2.3 投资合作 |
| 3.2.4 其他领域合作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背景、内容与障碍 |
| 4.1 升级版的环境与背景 |
| 4.1.1 升级版提出的背景 |
| 4.1.2 升级版的必要性 |
| 4.1.3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现状 |
| 4.1.4 "一带一路"倡议对升级版的影响 |
| 4.1.5 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现状 |
| 4.1.6 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对升级版的影响 |
| 4.2 升级版的现状与内容 |
| 4.2.1 升级版的现状 |
| 4.2.2 升级版的主要内容 |
| 4.3 升级版面临的挑战 |
| 4.3.1 经济方面 |
| 4.3.2 政治方面 |
| 4.3.3 国情方面 |
| 4.3.4 合作机制方面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 5.1 双边贸易整体发展现状分析 |
| 5.2 若干贸易指标分析 |
| 5.2.1 贸易增速变化分析 |
| 5.2.2 贸易比重变化分析 |
| 5.2.3 贸易平衡变化分析 |
| 5.2.4 贸易结构变化分析 |
| 5.2.5 贸易竞争性分析 |
| 5.2.6 贸易互补性分析 |
| 5.3 小结 |
| 第6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
| 6.1 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发展 |
| 6.2 贸易引力模型的设定 |
| 6.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4 贸易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贸易效应模拟实证分析 |
| 7.1 GTAP模型的理论基础 |
| 7.2 GTAP模拟情境设定 |
| 7.2.1 国家(地区)与行业设定 |
| 7.2.2 情境模拟设定 |
| 7.3 升级版贸易效应模拟实证分析 |
| 7.3.1 对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 |
| 7.3.2 对各国家(地区)贸易的影响 |
| 7.3.3 对各国家(地区)各行业产出的影响 |
| 7.3.4 对各国家(地区)各行业贸易的影响 |
| 7.4 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升级版的落实及内容的完善 |
| 8.2.2 推进双方发展战略协调与对接 |
| 8.2.3 扩大双方经贸合作的规模 |
| 8.2.4 设立秘书处及优化现有的合作机制 |
| 8.2.5 加强政治互信 |
| 8.2.6 强化社会文化和民间交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亚洲开发银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内容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亚行成立的背景及运行现状 |
| 第一节 亚行成立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 |
| 二、理论背景 |
| 第二节 亚行的运行机制 |
| 一、资金来源 |
| 二、亚行的主导者与参与者 |
| 三、亚行援助与投资方式 |
| 第二章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现状及特点 |
| 第一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发展历程 |
| 一、1966-1992年创新发展阶段 |
| 二、1992-2015年快速发展阶段 |
| 三、2015至今机遇与挑战并存阶段 |
| 第二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项目 |
| 一、金融和农业农村发展项目 |
| 二、部门管理和医疗卫生项目 |
| 三、教育培训和工业贸易项目 |
| 四、能源和交通运输项目 |
| 五、供水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
| 第三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特点 |
| 一、技术援助是采用频率最多的方式 |
| 二、贷款、赠款以及技术援助的结合采用成为常态 |
| 三、农业是亚行援助与投资的基础领域 |
| 四、能源和基础设施是亚行在工业领域援助与投资的重点 |
| 五、服务业是亚行援助与投资领域中的最新趋势 |
| 第三章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成效及问题 |
| 第一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成效 |
| 一、对中国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二、对柬埔寨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三、对老挝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四、对缅甸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五、对泰国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六、对越南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第二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问题 |
| 一、存在投资偏好和政治化倾向 |
| 二、基础设施援助与投资呈现供需失衡 |
| 三、对私营部门及弱势产业援助与投资力度不足 |
| 四、域内国家区域一体化参与程度不高 |
| 五、亚行内部决策中湄公河五国缺乏话语权 |
| 第三节 区域内外对亚行援助与投资的评价 |
| 一、区域内对亚行援助与投资的评价 |
| 二、区域外对亚行援助与投资的评价 |
| 第四章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经验及对澜湄合作的启示 |
| 第一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经验 |
| 一、清晰而明确的宗旨和职能定位 |
| 二、标准而严密的行为规范制定 |
| 三、有效而精简的决策机制 |
| 四、科学而严格的评估体系和项目管理 |
| 五、项目涉及不同领域且有所侧重 |
| 六、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 |
| 七、多渠道融资方式 |
| 第二节 亚行援助与投资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对澜湄合作的启示 |
| 一、准确定位且分国别投资要找准重心 |
| 二、建设严密组织网及投资管理要规范化 |
| 三、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合作力度 |
| 四、可持续发展和减贫问题可作为深入发展的突破口 |
| 五、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且需强化政府间沟通 |
| 六、需采取多渠道融资方式且要重视影响力的延伸 |
| 七、要牢牢掌握主导权且需根据形势变化重视改革 |
| 八、推动澜湄合作向更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方向发展 |
| 结论 |
| 附录 |
| 表1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越南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2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缅甸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3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柬埔寨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4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泰国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5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老挝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6 自1986年中国加入亚行以来其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6）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 |
| 第二节 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 |
| 一、描述性分析文献综述 |
| 二、比较分析文献综述 |
| 三、情感分析文献综述 |
| 四、趋势分析文献综述 |
| 五、可读性分析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二、免疫系统理论 |
| 三、国家良治理论 |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五、理论评述 |
| 第二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理论评述 |
|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相关理论 |
| 一、内容分析法的功能和应用目的 |
| 二、内容分析法的认识论基础 |
| 第四章 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体制分析 |
|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
| 二、国家审计功能 |
| 三、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 |
| 四、国家审计组织体制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机制分析 |
| 一、审计组织方式 |
| 二、审计实施方式 |
| 三、审计评价方式 |
| 四、审计结论作出 |
| 五、审计报告方式 |
| 六、审计成果运用 |
| 七、审计人员管理 |
| 第五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
| 第五节 类目构建与编码 |
| 第六节 编码中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 一、效度检验 |
| 二、信度检验 |
| 第七节 数据分析结果 |
| 一、词频分析 |
| 二、关键词分析 |
| 三、语义网分析 |
| 四、聚类分析 |
| 五、情感分析 |
| 六、主题分析 |
| 第六章 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 |
| 第一节 可读性测量方法的选取 |
| 第二节 可读性指标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审计报告及公告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程度 |
|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务院领导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四、社会公众平均受教育程度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与分析 |
| 一、审计信息接收者平均受教育年数 |
| 二、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可读性分析 |
| 三、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报告可读性分析 |
| 四、审计结果公告可读性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利益冲突与协调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功能体现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 |
| 一、经济环境变迁拓展了国家审计的范围 |
| 二、政治环境变迁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内容 |
| 三、法律环境变迁增强了国家审计的权威性 |
| 四、文化环境变迁更新了国家审计理念 |
| 五、技术环境变迁创新了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 |
| 一、明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对象和内容 |
| 二、定期评估并更新审计对象和内容 |
| 三、关注民营资本的运营管理情况 |
| 四、构建对监管者再监督的有效机制 |
| 第二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一、合理加大专项审计调查的比重 |
| 二、适当增加统一组织大型审计项目的数量 |
| 三、探索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路径 |
| 四、全面推进数字化审计 |
| 第三节 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 |
| 一、明确区分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范围 |
| 二、扩充政府审计工作报告的内容 |
| 三、控制审计结果公告中正面评价的词汇数量 |
| 四、进一步提高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 |
| 第四节 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 |
| 一、完善审计决定执行机制 |
| 二、完善审计建议采纳机制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核心概念解析 |
| 一、警察 |
| 二、警务 |
| 三、警务模式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四、研究个案的选取 |
| 五、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嬗变 |
| 第一节 中国管理型警务的初创” |
| 一、从湖南保卫局到巡警署: 模仿西方管理型警务 |
| 二、中国管理型警务在国统区的创设:国民政府“警甲合一”警务模式 |
| 三、中国管理型警务在苏区的创设: 革命根据地“政治型”警务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演进 |
| 一、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政治型”警务的延续(1949至 1978年 |
| 二、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管制型”警务的变革(1979至 2000年) |
| 三、“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肇始(2001年至今) |
| 第三节 中国警务模式嬗变的契机 |
| 一、社会结构调整:中国警务模式演化的基础 |
| 二、市场经济变革:中国警务模式变迁的催化剂 |
| 三、政府体制改革: 中国警务模式演进的压力 |
| 第四节 中国转型时期警务模式变革的动因 |
| 一、执法环境: 中国转型时期异常严峻的治安生态 |
| 二、内部因素: 中国警务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
| 三、外部因素: 世界警务不断改革与创新 |
| 第二章 案例论析: 国内若干警务创新的实践 |
| 第一节 新乡“局所合一”的警务改革 |
| 一、减少层级:警务结构的扁平化 |
| 二、四警合一: 警务职责的整合 |
| 三、服务民生: 警务职能的前移 |
| 第二节 镇江“大巡防”警务改革 |
| 一、大巡防格局:一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
| 二、弹性工作制: 警务效能的提高 |
| 三、契约化保险联防: 警务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
| 第三节 湖州“民意导向”警务改革 |
| 一、警务广场: 建立警察、传媒及民意的互动机制 |
| 二、电子政务: 建设服务型警务的突破口 |
| 三、信息公开: 实现阳光警务的关键 |
| 第四节 成效与反思 |
| 一、“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二、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发展的瓶颈 |
| 三、服务型警务建设的障碍 |
| 第三章 境外警务实践的考察 |
| 第一节 西方两大警察体系的渊源 |
| 一、大陆派警察体系的萌芽 |
| 二、海洋派警察体系的兴起 |
| 三、西方两大警察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 |
| 第二节 西方警务现代性的发轫 |
| 一、从镇压者到宝贝型警察: 务职业性的开始 |
| 二、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博弈: 向专业性道路的警务 |
| 三、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 就警察的机动性 |
| 四、合法性的缘起: 变警察的亚文化 |
| 第三节 西方警务后现代性的思辨 |
| 一、社群主义的归宿: 向社区警务的哲学基础 |
| 二、决策与执行的重组: 中与分权的对立与统一 |
| 三、合作与共治的: 察边缘职能的剥离 |
| 四、市场治理机制: 务私有化与竞争的理念 |
| 五、迈向新秩序: 察权由社会分享 |
| 第四章 中国警务模式重构: 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回应 |
| 第一节 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及其在本研究的论析 |
| 一、从一元到多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交集、互动与制衡 |
| 二、从矛盾、冲突到合作共治: 种力量与机制的均衡 |
| 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第二节 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与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
| 一、从统治、管理走向服务: 共管理演进的逻辑与范式转换 |
| 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三、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范式转换对应的警务模式 |
| 一、统治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二、管理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三、服务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第五章 建构基于公共安全供给的服务型警务模式 |
| 第一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逻辑 |
| 一、警务属性的现代定位: 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视角 |
| 二、警务目标重组: 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的分离 |
| 三、警务结构调整: 层级减少与扁平化 |
| 四、警务功能转移: 趋向社会化与市场化 |
| 第二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可行性 |
| 一、核心理念之源泉: 民主制的参与和协商 |
| 二、动力机制: 共利益的共享性 |
| 三、政治空间: 政府角色转换 |
| 四、时代背景: 公共领域的拓展与公共精神的弘扬 |
| 五、社会基础: 市场和第三部门的成长 |
| 第三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 |
| 一、效率与正义的权衡 |
| 二、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
| 三、管理与服务的均衡 |
| 四、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
| 五、合作与共治的连衡 |
| 第四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制 |
| 一、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 |
| 二、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内涵 |
| 三、服务型警务的运行机制 |
| 第六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的路径之一: 重构基于宪政平台之警察权 |
| 第一节 宪政理论中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到孟德斯鸿 |
| 二、国家主义: 从马基亚维利、让·布丹到黑格尔 |
| 三、公民社会的崛起: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统一 |
| 四、和谐理念: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辩证关系 |
| 一、宪政基本思想 |
| 二、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内涵解析 |
| 三、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重新定位 |
| 四、宪政框架下警察权属性的嬗变 |
| 第三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构建的原则 |
| 一、分权原则: 警察权配置的制衡性 |
| 二、比例原则: 警察权运用的合理性 |
| 三、公共原则: 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
| 四、程序原则: 警察权运行的合法性 |
| 五、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监督的效能性 |
| 第七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二: 实现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多元化供给 |
| 第一节: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一、多中心理论的假设 |
| 二、多元化警务主体的培育 |
| 三、多中心秩序的优势 |
| 第二节: 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供给的建构 |
| 一、警务的市场供给 |
| 二、警务的社区供给 |
| 三、警务服务的自愿者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多重协调机制的完善 |
| 一、多元化警务供给的潜在问题 |
| 二、政府警务规制对多元化警务供给的调节 |
| 三、区域之间合作警务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三: 完善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的自律与他律 |
| 第一节 行政伦理与警察伦理 |
| 一、公权力的伦理解析 |
| 二、行政伦理的现代精神 |
| 三、警察伦理的评价要素 |
| 第二节 警察行为的异化及其矫正 |
| 一、亚文化: 警察行为异化的表象 |
| 二、权力寻租: 警察行为异化的动因 |
| 三、投诉与问责: 警察行为异化的矫正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自律与他律的完善与强化 |
| 一、道德内化: 警察行为自律的保障 |
| 二、多元监督: 中国警务外部控制的基本结构 |
| 三、绩效考核: 警务运行质量的评定 |
| 四、司法问责: 警务运行控制的保障 |
| 第九章 结语: 警务模式未来的发展 |
| 一、警务社会属性的必然走向 |
| 二、风险社会警务的多元诉求 |
| 三、多元治理下的警务协同 |
| 附录 当代中国警务的演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煤炭产量峰值问题研究 |
| 1.3.2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1.3.3 煤炭需求预测研究 |
| 1.3.4 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与文章框架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增长极限理论 |
| 2.1.1 增长极限理论提出的背景 |
| 2.1.2 增长极限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3 围绕“增长极限论”的争论 |
| 2.2 化石能源峰值理论 |
| 2.2.1 化石能源峰值论概述 |
| 2.2.2 主要化石能源峰值论 |
| 2.3 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 |
| 2.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 2.3.3 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 |
| 2.4 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4.1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4.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5 生态足迹理论 |
| 2.5.1 生态足迹理论的基本假设 |
| 2.5.2 生态足迹理论的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
| 2.5.3 生态足迹的理论基础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中国能源与煤炭供需形势研究 |
| 3.1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分析 |
| 3.1.1 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及特点 |
| 3.1.2 中国能源生产情况 |
| 3.1.3 中国能源消费情况 |
| 3.1.4 中国能源供求形势 |
| 3.1.5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 |
| 3.2 中国煤炭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分析 |
| 3.2.1 中国煤炭生产情况 |
| 3.2.2 中国煤炭消费情况 |
| 3.2.3 中国煤炭供求形势 |
| 3.2.4 中国煤炭进出口状况 |
| 3.2.5 中国煤炭运输状况 |
| 3.2.6 中国煤炭价格状况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 4.1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1.1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
| 4.1.2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研究 |
| 4.2 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2.1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
| 4.2.2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研究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煤炭消费的环境影响研究 |
| 5.1 中国煤炭资源消费的生态可持续性评价 |
| 5.1.1 煤炭资源生态足迹计算模型 |
| 5.1.2 中国煤炭资源生态足迹分析 |
| 5.2 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
| 5.2.1 煤炭消费对环境的影响 |
| 5.2.2 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EKC理论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煤炭需求中长期预测研究 |
| 6.1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人均煤炭消费的实证分析 |
| 6.1.1 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构建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煤炭需求预测 |
| 6.2 煤炭需求量增长极限的讨论 |
| 6.2.1 交通运输的制约 |
| 6.2.2 水资源的制约 |
| 6.2.3 大气环境的制约 |
| 6.2.4 地质灾害的制约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 |
| 7.1 煤炭产量峰值概念 |
| 7.2 煤炭峰值预测模型 |
| 7.2.1 线性回归模型 |
| 7.2.2 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 |
| 7.3 煤炭峰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煤炭资源储量因素 |
| 7.3.2 相关政策因素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中国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
| 8.1 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 |
| 8.1.1 利用国际煤炭资源调节国内煤炭供求的可能性 |
| 8.1.2 加强国际煤炭市场调控的具体措施及建议 |
| 8.2 对国内煤炭产需总量的调控 |
| 8.2.1 从消费端对煤炭需求实行总量控制 |
| 8.2.2 从供给端对煤炭产量实行总量控制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目录 |
（9）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范畴的说明 |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第一章 上海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 |
| 第一节 上海的地理沿革概述 |
| 一、海岸线变迁 |
| 二、上海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上海的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基本自然环境 |
| 二、农业自然环境 |
| 第三节 上海的社会经济条件 |
| 一、上海的人口结构 |
| 二、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三、上海的交通运输 |
| 第四节 上海地区农业发展概略 |
| 一、古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三、现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第二章 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单一工业化大城市的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增长促进粮棉油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农业的功能定位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发展促进棉花的生产 |
| 八、经济城市化带动农村工业的兴起 |
| 九、工农关系：农业支持工业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逐步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 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由“单一工业化城市”向“多功能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促进农副产品的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 |
| 三、农业功能定位以农副产品生产为主导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没落导致棉花生产骤然下降 |
| 八、经济城市化促进农村工业快速发展 |
| 九、工农关系：工业初步反哺农业 |
| 十、经济城市化酝酿都市农业萌芽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快速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 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多功能国际化大都市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要求农产品供给内外结合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都市农业定位确立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工农关系：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 |
| 八、都市农业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加速侵占耕地 |
| 三、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
| 二、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 |
| 三、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 |
| 二、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下降 |
| 三、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 |
| 第三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借鉴作用 |
| 一、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 |
| 二、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 |
| 三、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 |
| 四、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 |
| 五、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 |
| 六、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 |
| 七、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 |
| 八、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参考文献 |
| (一) 方志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 ——基于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由来 |
| 三、研究意义 |
| 四、以西南民族地区作为研究视域的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综合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民族与民族地区 |
| 二、治理 |
| 三、合法性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内涵、属性及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及合法性的内涵 |
| 一、民族地区公共治理 |
| 二、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的内涵 |
| 三、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及合法性 |
| 第二节 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的基本属性 |
| 一、公共性:"公民人"认同的基础 |
| 二、合族性:"民族人"认同的基础 |
| 三、绩效性:"理性人"认同的基础 |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之假设 |
| 一、合法性:一种社会资本 |
| 二、合法性增量及过程:一种再生产的活动 |
| 三、合法性再生产:公共性、合族性、绩效性的协调及产出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逻辑、主体及方式 |
| 第一节 再生产的基本逻辑 |
| 一、合法性的产出 |
| 二、合法性的维持与增长 |
| 三、合法性递减与危机 |
| 第二节 再生产的主体结构 |
| 一、合作与验收者:民族群众与民族精英 |
| 二、主导者与主力军:中央及民族地方政府 |
| 三、参与者:对口扶持单位与第三部门 |
| 第三节 再生产的行为方式 |
| 一、公共性再生产:以法治为治理导向 |
| 二、合族性再生产:以民族文化为公共治理的核心 |
| 三、绩效性再生产:以秩序与公共福利为公共治理核心 |
| 第三章 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基本模式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土司制"治理合法性考察 |
| 一、"土司制"的由来 |
| 二、"土司制"下治理权力的考察 |
| 三、"土司制"治理合法性比较:公共性、合族性与绩效性 |
| 第二节 "改土归流制"治理的合法性考察 |
| 一、"改土归流制"的由来 |
| 二、"改土归流制"下治理权力的考察 |
| 三、"改土归流制"治理合法性比较:公共性、合族性与绩效性 |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治理合法性考察 |
|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由来 |
| 二、"民族区域自治"下的治理权力考察 |
| 三、"民族区域自治"治理合法性比较:公共性、合族性与绩效性 |
| 第四节 经验与教训 |
| 一、合法性比较:土司制、改土归流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 |
| 二、民族地区公共治理模式嬗变与反思——合法性再生产视角 |
| 三、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必要性、可行性及困境 |
| 第一节 再生产的必要性 |
| 一、公共性问题:民主、法治系统发展滞后 |
| 二、合族性问题:传统治理系统合法性贬值 |
| 三、绩效性问题:社会碎片化及"相对剥夺感" |
| 第二节 再生产的可行性 |
| 一、公共性积累:人民代表制与共产党组织在民族地区的建立 |
| 二、合族性积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 |
| 三、绩效性积累:民族优惠与帮扶政策的推行 |
| 第三节 再生产的行动困境 |
| 一、公共性困境:传统族性与现代法治的矛盾 |
| 二、合族性困境:族性的复杂性与治理工具选择的困难 |
| 三、绩效性困境:难以产出政绩的环境与"绩效瓶颈"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内在关系及衔接 |
| 第一节 排斥与吸纳: "公共性—族性—绩效性"的关系分析 |
| 一、"公共性—族性"之间的排斥与吸纳 |
| 二、"族性—绩效性"之间的排斥与吸纳 |
| 三、"绩效性—公共性"之间的排斥与吸纳关系 |
| 第二节 "公共性—族性—绩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分析 |
| 一、"公共性—族性"与合法性 |
| 二、"族性—绩效性"与合法性 |
| 三、"绩效性—公共性"与合法性 |
| 第三节 公共性、族性、绩效性及合法性的衔接 |
| 一、"公共性—族性—绩效性"的协调:平衡、开放与参与 |
| 二、"公共性—族性—绩效性"与合法性的衔接:现代族性建构 |
| 三、"族性—绩效性"向"公共性—绩效性"转化:社会交往结构变革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突破"公共性困境":推进"共治、共享"式治理 |
| 一、基本理念:增进互信,强化共识 |
| 二、基本方略:促进民族的多方位参与 |
| 三、实践中的可能困境及突破 |
| 第二节 突破"族性困境":推进"造血"式治理 |
| 一、基本理念:自力更生,寄希望于少数民族本身 |
| 二、基本方略:民族精英在政治与技术层面的提升 |
| 三、实践中的可能困境及突破 |
| 第三节 突破"绩效性困境":推进"合作"治理 |
| 一、基本理念:扬长避短,促进优势互补 |
| 二、基本方略:"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的"帮扶" |
| 三、实践中的可能困境及突破 |
| 第四节 合法性再生产的系统优化:推进"开放"式治理 |
| 一、基本理念:以开放促发展 |
| 二、基本方略:促进社会交往结构变革 |
| 三、实践中的可能困境及突破 |
| 第七章 结语及展望 |
| 一、研究的简要回顾 |
| 二、研究的可能创新及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
| 三、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的未来形态:公共性与族性的融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2002年确保增长9%（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行为研究[D]. 舒欣. 南京大学, 2020(12)
- [2]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D]. 黄伟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4]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5]亚洲开发银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研究[D]. 赵亚洲. 云南大学, 2018(08)
- [6]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 [7]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D]. 胡建刚. 南京大学, 2014(05)
- [8]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D]. 郑欢.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9]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10]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合法性再生产 ——基于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视域[D]. 韦正富. 南京大学,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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