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着看二月河笔下的鸦片战争（论文文献综述）
苏永健[1]（2020）在《《汉南游草》校注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南游草》两卷（含《汉南纪游》一卷,《游汉南诗》一卷）。（清）王志沂撰,内容为作者随从陕西巡抚卢厚山由陕西关中地区（西安、咸阳、宝鸡）至汉南地区（汉中、安康、商洛）沿途视察军队驻防,检阅汉南军事的驿程记。书中对行军沿途的山川河流、历史古迹、文化遗产、墓葬碑刻、人文地理、物产特色等都做了详细说明。本书对历代陕西的历史地理研究、陕西农业发展的研究等反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绪论,分为四节。第一节,主要介绍《汉南游草》的版本及内容情况;第二节,主要介绍作者王志沂的生平;第三节,介绍作者的主要着作;第四节,叙述本文写作凡例。第二章,《汉南游草》校注,依照原书分为五节。依次对《序》《题词》《汉南游记》《游汉南诗》《跋》的校注,校勘部分,主要通过对考释作者引用有出入的段落,并做出说明。注释部分,主要注释人物、词语、河流、山川、典故等,力求注释全面、完整、准确。第三章,《汉南游草》中“尖”的来历的考释。第四章,对《游汉南诗》的文学研究与评论。
徐爱玲[2]（2020）在《从《甘宁青史略》看近代甘肃社会》文中提出慕寿祺先生是清末民初时期的西北名士,在文学、史学方面造诣颇深,其代表作《甘宁青史略》为研究西北地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书中慕寿祺对近代甘肃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叙与思考,对于探究甘肃地区近代化进程和慕寿祺本人近代化思想有着重要参考作用。文章梳理了慕寿祺的生平经历、着作着述,并对《甘宁青史略》一书的成书原因、内容、学术价值及评价进行了总结。通过对《甘宁青史略》民国时期相关部分史料的梳理和研究,可以看出慕寿祺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几个方面对甘肃地区近代化过程进行了详细记载,政治上以议会民主化的发展为主要脉络,经济上以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办和各种实业的发展为线索,文化教育上着重记载新式学堂的出现和各式教育的改革,社会风俗方面则以旧风俗的革除和新风俗的传入为基点。同时,慕寿祺在《甘宁青史略》一书的撰写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史书记载的特点,字里行间中也透露着许多有关甘肃近代发展的看法,他积极推动甘肃议会政治、提倡实业发展、主张教育改革和社会开化等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通过《甘宁青史略》书中所记内容对近代甘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从而加深对甘肃近代化的了解以及对着者自身近代化思想的进一步探究。
段永建[3]（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吕姝焱[4]（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王秀丽[5]（2019）在《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文中提出器物文化,既是物质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或传统精神的物化形态。器物不能只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物质,每件器物的身上都蕴藏着与之相连的当时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诸多内涵。陕西南部地区传统油纸伞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对于梳理二十世纪二十至八十年代陕南手工业的发展起落、工匠群体的身份演化以及所属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材料和工艺的可视化复原,能够留存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遗产,弥缝即将断裂的陕南地域文化记忆,重建历史、回忆与传承之间的联系,达成“传统”与“现代”的和解。整体来看,本研究以陕南传统油纸伞为研究本体,通过田野考察、档案追踪、伞匠访谈和工艺再造等多种研究路径,致力于三大层面,即理论层面、历史层面和工艺层面的探讨与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理论层面的文化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指引;历史层面的陕南油纸伞的空间分布、匠人主体、行业组织、档案记忆、报纸记忆、商标记忆等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地域维度的历史钩沉;工艺层面的材料再造、工艺复原、技术原理、工艺传承、文化记忆、工匠精神等形而下之“器”和形而上之“道”的复原与重建,旨在勾勒陕南地区传统油纸伞的生产和发展格局,复原并留存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最终形成以“理论纲领”为导引,以“历史和社会”为基础,以“工艺复原”为核心,以“传承发展”为旨归的研究脉络。具体内容按章节分述如下:第一章即绪论。此部分在呈现陕南油纸伞濒临失传、无人抢救、研究缺位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需要解决的三大难题:一是“史沉”,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碎片化,并趋于消亡化;二是“工陨”,陕南油纸伞的制作工匠陆续离世,文化记忆难以留存:三是“材逝技凋”,陕南油纸伞的制作材料与手作技艺失传,工艺复原困难重重。这三大难题同时也是本研究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第二、第三和第四章是研究的主体,分别从陕南油纸伞的历史追踪、社会记忆和工艺复原三大部分展开论述。其中第二章在概述油纸伞历史流变和陕南油纸伞生产的空间分布的基础上,以有代表性的陕南地区安康市汉阴县油纸伞业为研究个案,重点从油纸伞在此地的源起、发展和雨伞社的兴衰历程展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油纸伞为代表的陕南手工业匠人体系、行业组织等生产、传习方式变迁。第三章借助地方档案中油纸伞的生产、销售资料及其它历史文献,对其商贸景象进行区域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手工业的盛衰升降与区域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休戚相关的结论,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和多元特性。第四章以第二章和第三章为研究背景,重点从实践层面进行陕南传统油纸伞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可视化复原。制伞材料因工艺生发环境的变迁和工匠的离世等诸多原因,在陕南地区已难以再觅,它地寻访、多点支撑成为解决困难的有效途径。在具体执行上,笔者跟随伞匠学习制作技术,以获得隐性经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白描图稿,通过可视化展现和解析制作工序、原理,将既往不易于流传的隐性经验知识“显性化”,为陕南传统油纸伞的制作工艺留存示范性图像“秘籍”,以挽救这项濒临失传的手工制作技艺。第五章是研究的结论部分,主要讨论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陕南油纸伞所属的地方手工业文化体系已经出现“失忆症”,导致文化链条断裂,使我们正在越来越快地跌入一个不可逆转地“死去了的过去”之中。记忆危机伴随而来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危机正发生于陕南油纸伞这个个案之中,但时间和历史性的强流卷走的远不止陕南油纸伞这一例。历史见证者的经验记忆需要转化成流传后世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续存与传承不能仅停留在“记录”层面上,也不能仅站在时间的某一历史刻度上去讨论其曾经的存在状态。探索如何使其成为植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才是真正的薪火相传。通过研究,笔者认为:（1）社会变迁的身影并非仅在“大处”体现,器物再小,同样能够见证社会跳动的脉搏并与其同步兴衰。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亦是一部社会的变迁史。油纸伞作为一个微观媒介,能够镜像出我国手工业生产和工匠文化的诸多历史风貌。（2）器物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空间“适宜性”。但当此“适宜的”空间不再,器物亦将被迫下线。陕南传统油纸伞的源起是历史上移民文化“在地化”的产物,其当下濒临失传的困境亦是由不断前进的时代引发的新一轮文化变迁浪潮所致。（3）工匠是使“器”成“器”的创造者和赋“器”生命的源头。随着老工匠的离世,陕南活生生的油纸伞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现在和过去的脱节也将最终导致记忆的危机和文化的断层,为失去历史声音的人“树碑立传”成为当务之急。（4）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工匠精神”。从严格的制伞规范和质量标准中体现出的精益求精、以用为上、恪守规范的工匠精神在现代浮躁的、“娱乐至死”的社会世相下显得如此珍贵,值得现代人学习。（5）传统手工技艺的断流与现代转型之痛并非陕南油纸伞这一例。“滑铁卢”境遇下更应冷静思考传统手工技艺和我国文化遗产的现实出路。
谢依伦（CHIA JEE LUEN）[6]（2018）在《《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呈现出《红楼梦》在某个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最后,总结马新红学的特点及不足,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马新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些建议。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探索《红楼梦》入境马新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出版的时间,与槟榔屿（1786）、马六甲（1795）、新加坡（1819）开埠的时间相去不远。马礼逊是西方最早提倡《红楼梦》的学者,他于1815年开始节译《红楼梦》,并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大量引用了《红楼梦》的词句,认为初学中文读红楼梦甚好。郭实腊是西方第一篇《红楼梦》评论文章的作者。无独有偶,他们恰好是十九世纪初在马新最为活跃和着名的传教士。马礼逊和和米怜更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内置的中文图书馆至19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2850册。我们相信这是《红楼梦》入境最好的契机。马礼逊以其中文藏书编纂而成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出版于1824年,书内着录与《红楼梦》相关的着作有7种,着录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一个北京贵族家庭的传记,他收藏的版本有东观阁嘉庆辛末重镌《新增批评红楼梦》、东观阁嘉庆戊寅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来失散的四卷本《红楼梦》三种,逍遥子《后红楼梦》、陈少海《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续书三种,还有小说原着改编的戏曲脚本《红楼梦散套》一种。1881年始,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在马新开荒,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努力为华人社会培育了许多文人,让《红楼梦》有了传播的土壤。邱炜萲《红楼梦分咏绝句》初刻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马新《红楼梦》研究的开始。第二章主要探讨《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通过文学思潮、教育制度、书业经济、红楼梦藏书的分布等角度去梳理《红楼梦》文本在马新流传的情况以及不同时代传播情况的变化。这样以传播学的要素勾勒出《红楼梦》在英属马来亚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前后,以及独立后至今的传播情况,产生的描述是具体且丰富的。二十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坛及思潮直接的影响,构成了马新知识份子心中“《红楼梦》是最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观念。《红楼梦》节选被编入华文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的华人。中文报业和书业的发展,扩展了《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图书馆中的《红楼梦》藏书也让学生便于接触和阅读。日治时期（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英殖民政府反共的紧急法令、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的约束等,外来干预并没能永恒地阻断《红楼梦》与读者的联系。然而,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合合分分,两国语言和教育政策的不同,导致影响到后来《红楼梦》在两地呈现不同面貌的传播形式。新加坡70年代独尊英语,其他语言为辅,大大削弱了国民在中国文学上的阅读能力。80-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学生仍以阅读中文原着、听讲座来理解《红楼梦》,而新加坡学生能读懂中文版的相对较少,他们借助《红楼梦》英文译本,或更多以音乐、影视、戏曲来感受《红楼梦》。第三章探讨的是《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从影视传播、戏剧传播、音乐广播、艺术文化展览、美食文化、学术讲座等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演绎产品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此类传播方式更为大众化,其影响范围之广和传播速度之快是《红楼梦》文本传播没法相比的,但其传播的内容受传播者的鉴赏水平和传播目的所影响,极大可能不符合原着原义。通过梳理从1928年就在马来亚开始播放的种种《红楼梦》影视,从报章广告的宣传、电影的内容简介、到影评和观众反应,尝试反映去当时传播的实况。同时也看到科技与时代的变化,电影从兴盛到没落直到逐渐电视机取代的过程。其他类型的传播也是以此模式叙述,从发现到最早的记录叙述到现代的情况,如:1926年3月20日牛车水岭南新剧团就邀请了新丁香耀到来演出《黛玉葬花》,至今新加坡已有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戏曲:敦煌剧坊粤剧《红楼梦》、折子戏《幻觉离恨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双语话剧团体“演艺坊”有《雪剑鸳鸯》四幕剧;新加坡福建公会芗剧团有《情殇红楼》《宝玉哭灵》;新加坡琼剧团有《忆·红楼梦》,其他流传改编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等。以视觉文化传播形式所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通过戏曲电影、音乐艺术、精致中式美食、极具中华特色的塑像手工艺品等物的吸引,使到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在丢弃华语的使用权之时,却依然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现象实则来之不易,这是当地的艺术传播者与文史传播者积极地推动,用了大半辈子去维护改良所产生的成果。回顾历史,理解实况,更有助当代人去珍惜。第四章按年代梳理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专题论述当时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的红学专家,以及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至于报章上零散或作者身份不可考的文章则穿插概述,以期能更为完整地呈现不同时代的《红楼梦》谈论热点。此章也重点论述马新大学中文系教育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楼梦》被纳入大学课程,开启了教学模式以后,系统性的《红楼梦》研究方才逐步成型。以马新各大专《红楼梦》课程导师的红学论文,与学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红楼梦》研究观点。最后一章结语总结了马新《红楼梦》现今的传播情况与《红楼梦》研究展望。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可说唾手可得,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皆可轻易获得。但要怎么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许多人通过仔细阅读《红楼梦》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进而获得成功的实例在本论文中多有陈述。因此,如何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或研究《红楼梦》,通过读懂《红楼梦》得到自己人生所需才是首要任务。感谢前人辛勤付出,搜罗了不少材料。在这基础上,笔者也将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上,并按时间细细整理成表,记录一些重要资讯。其中有中文报章刊登过的文章（从1894年至今目前有917条）、英文报章（56条）、期刊（114篇）、学位论文（70本）、马新出版的《红楼梦》文本（包括改编22种）、译本（2种）、红学论集和专着（17种）、讲座研讨会（55条）、戏曲歌剧表演（59条）、影视上映记录（51条）、广播节目歌曲（37条）和音乐会（27场）。笔者将这些《红楼梦》以不同传播形式在马新留下的痕迹作为论文的附录,期待有更多同好者共同去填补、完善。
何昆[7]（2018）在《《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文中指出《诗经》自结集起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关注的重点,历代的《诗经》研究论着可谓汗牛充栋,但“五四”之前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对《诗经》民俗的研究尚未成为关注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激发出学者们的新思想,将传统《诗经》学研究中对民俗的关注大力发扬,使《诗经》民俗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1919——1949年间,学术界名家辈出,学贯中西的学者们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诗经》研究,在研究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创见。《诗经》不再被视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是被视为民间歌谣总集。学者们开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诗经》,尤为突出的是对《诗经》民俗事象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从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从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第三章主要从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和经俗交汇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特色两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和《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进行了分析。结语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和展望。
李向朝,薛莎莎,王泽阳[8]（2014）在《二月河访谈录:改革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文中指出任何一项改革,它都是把双刃剑,都有一个革别人的命也革自己的命的过程,可能痛苦的程度或者感受不一样,但是同样都疼。从历史上看,改革进行到深层次,触及灵魂,触及人的利益的时候,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2014年7月23日上午,河南南阳,我们如约造访二月河先生。穿过窄巷,走进了一所绿葱葱的爬山虎爬满红砖墙的安静院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朴素敦厚的村户之家。客厅的布局显得有些凌乱和随意,没有想象中的书墨香气,
张东旭[9]（2014）在《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文中指出“以作家籍贯论，河南的长篇小说实力的确无任何省份可比。”①的确，在作品的数量和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上，从建国以来，河南长篇小说比之全国任何一个省都毫不逊色。从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河南作家共创作了139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了独特的风貌和品格。本文从文本和史料分析入手，重点梳理20世纪50至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的基本状况，并对每个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从中发现了河南长篇小说一些相对突出的创作现象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总结了与中原地域相关的某些“特色”和“规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竭力避免概念的先行介入，避免为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的方式，尽量从作品“现场”出发，在大量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寻求河南长篇小说的新面貌。论文发掘了建国初期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的转折意义以及李准《黄河东流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倾向性；由于详细考察了《李自成》的文本生产过程，饱受诟病的李自成形象“三突出”的思想来源便清晰可见；在对《羊的门》和《故乡天下黄花》内容“客观”陈列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作品所拥有的“中原地域”特色。最后，纵览系列作品个案和文学史发展脉络，河南长篇小说创作中两大叙事主题：“政治书写”与“乡土叙事”便呈现出来。论文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第一章。分为三节，分别概述三个时段（50—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的总体状况。50至7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虽然出版数量不太多，但是，“成就”和“影响”还是很大的。河南作家不遗余力地用文学实践阐释着党领导下革命的合法性，政策的合理性，姚雪垠、魏巍、刘知侠、苏鹰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炼钢铁等社会政治运动在河南长篇小说中均得到了快速的反映。8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在恢复和发展中充满喧哗与骚动。其中，“革命历史传奇”故事由繁华到没落，渐行渐远；历史小说蔚为大观；“乡土”主题代替“革命”主题成为河南作家的新追求。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给河南的地方经济与文化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乡土小说”仍牢牢地占据着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的制高点，出现了深刻反思中原文化心理的《羊的门》，以新颖的艺术形式获得好评的《匪首》等优秀作品。第二大部分是第二章至第六章。为“个案分析”部分。从50年代至90年代，每个时段分别选取一部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进行分析。第一部是师陀的《历史无情》（1951年出版）。将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改编成长篇小说《历史无情》，彰显出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书写”的努力过程。由之前的写“人物”写“风景”，到建国后的写“任务”写“运动”，《历史无情》在师陀的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小说中出色的小人物描写，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实在是京派叙事话语在20世纪50年代闪现的最后一抹霞光。第二部是姚雪垠的《李自成》（1963年出版）。从作者的立意、选材以及两次给毛泽东上书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来看，此书的写作与出版都有较浓的“政治意味”。这种特殊的写作经历对于小说的人物和结构有很大影响：李自成人物形象的面目模糊没有生气，起义军革命过程中明显的“预设”痕迹，无疑跟这种“意味”密切相关。第三部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下）（1979、1984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是从剧本《大河奔流》演变而来的。同样的主人公李麦，由《大河奔流》中“劳动人民的代表，黄泛区的代表，阶级的代表，历史的代表”①变成了《黄河东流去》中有很强生活能力的大嫂，是作者在新形式下同“更高更长远的政治”②结合的结果。《黄河东流去》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而“新生”。第四部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年出版）。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中，充满了饥饿、灾荒等苦难意向，这跟刘震云的童年体验有关。河南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灾荒，河南人特别激进的政治热情，给人们带来很大灾难。饥饿、贫困带来的人性扭曲，融进了刘震云的成长记忆，也由此造就了刘震云式的反思和嘲讽；从90年代的长篇小说开始，刘震云着手探讨权力的来源和“实质”，指出意识形态上的催眠和政治行为中的杀戮是政治家的两大法宝。刘震云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他用一种戏谑的反讽语言，将一切政治家冠冕堂皇的言辞剥去，露出他们实现个人目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始心理动机。第五部是李佩甫的《羊的门》（1999年出版）。李佩甫笔下的自然风景中，融进了作家对中原人格的深刻理解。平原上的“草”、“草精”、“羊”、“牧羊人”的形成与平原上的历史、文化、地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乡村土皇帝呼天成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李佩甫对当代文学的一个大贡献。第三大部分是第七章。通过上述考察，论文得出了贯穿50年来河南长篇小说叙事的两个线索性主题：其一是政治书写，其二是乡土叙事。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治书写”可以分为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意义各不相同：50年代至70年代是对国家政策进行文学阐释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书写最为“功利”，政治主题往往就是小说主题；8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河南作家政治意识的曲折表达，他们将浓厚的权力情结转移到了对一代代帝王将相，明君贤臣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并流露出对往昔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的留恋与怀想。90年代河南作家的“政治书写”表现为对“权力”意向的集中叙述，体现着新一代河南作家较为清醒的批判意识。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乡土文学”相比，当代河南作家在表现“乡土”时出现了新质素。不仅描绘出代表中原农村老一辈农民形象的“老庄稼筋”，还刻画了陈柱子、凤英等新一代的农民形象。这些人身上的“韧性”精神既是中原人格的组成部分，又是他们成就事业、完善人生最突出的品质特征。第四大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简要叙述河南长篇小说叙事中的不足。河南作家们对“权力”的叙述情有独钟，但往往沉湎其内，多艳羡之姿，少批判意识。由于对“强者”、“能人”充满自我认同，他们不惜以种种虚假的情节和夸张的行为“打造”主人公形象。这两点既是河南作家“与生俱来”的潜在障碍，也是他们创作个性中颇具特色的部分。
冀宇宁[10]（2010）在《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文化思潮此消彼长,众说纷呈,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后现代文化思潮认为,历史并无规律可循,关键在于怎样叙事。这一历史观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就是更加突出偶然性因素。许多重找历史动因以及许多重说历史、戏说历史的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二月河的创作不期然地符合了这股思潮。自1986年文坛初啼以来,二月河戏说历史以及为一些历史人物翻案的作品引起了众多争论,也不乏学界批评。遗憾的是各种批评更多地指向了作品的历史观,而对其文学性层面的关注不够。本文以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其文本自身的结构、语言及其铺陈而成的效果进行分析,来加深我们对于大众化、商业化、市场化条件下小说创作该如何进行这一问题的认识。二月河小说本质上是通俗小说,考察二月河创作对象的设定及其引发的实际创作上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考察二月河小说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继承等,是本文着力从事的工作。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阐述文章的主要理论来源;第一章,“清帝”系列与二月河,论述二月河小说的写作宗旨,并试图从创作心理上来分析其作品的形成过程;第二章,主要是阐述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说对于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分析二月河小说的意义及局限;最后是结论,试图对二月河小说进行初步的评价。本文所涉指的清帝系列小说即二月河创作的关于清代帝王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以及《乾隆皇帝》（六卷）。
二、等着看二月河笔下的鸦片战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等着看二月河笔下的鸦片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1）《汉南游草》校注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汉南游草》版本及内容 |
| 1.2 王志沂一行行经路线图 |
| 1.3 王志沂生平介绍 |
| 1.4 王志沂的主要着作 |
| 1.4.1 纂《陕西志辑要》七卷,附《汉南游草》一卷 |
| 1.4.2 着《关中汉唐存碑跋》一卷 |
| 1.4.3 编《医学摘要》一卷 |
| 1.5 凡例 |
| 2 《汉南游草》校注 |
| 2.1 《汉南游草》序 |
| 2.2 《汉南游草》题词 |
| 2.3 《汉南纪游》 |
| 2.4 《游汉南诗》 |
| 2.5 《跋》 |
| 3 《汉南游草》中“尖”的来历 |
| 3.1 “尖”为“火(伙)”之误 |
| 3.2 “尖”为“”之误 |
| 4 《游汉南诗》研究与评论 |
| 4.1 从《游汉南诗》看陆游、王士祯对王志沂的文学影响 |
| 4.1.1 同一雨天,两种心态 |
| 4.1.2 同一渡口,两种感叹 |
| 4.1.3 同一历史事件,两种感叹 |
| 4.2 王志沂心忧民生与超然洒脱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从《甘宁青史略》看近代甘肃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慕寿祺及《甘宁青史略》 |
| 第一节 慕寿祺生平经历及着作简述 |
| 第二节 《甘宁青史略》一书内容概述 |
| 第三章 慕氏笔下之甘肃近代议会政治 |
| 第一节 甘肃近代议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慕氏所记议会政治的特点及思想探析 |
| 第四章 慕氏笔下之甘肃近代机器工业 |
| 第一节 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办和发展 |
| 第二节 慕氏所记机器工业的特点及思想探析 |
| 第五章 慕氏笔下之甘肃近代教育发展 |
| 第一节 甘肃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慕氏所记新式教育的特点及思想探析 |
| 第六章 慕氏笔下之近代甘肃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甘肃近代社会生活变迁 |
| 第二节 慕氏所记社会生活变迁的特点及思想探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3）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概念厘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创新价值 |
| 上篇 |
| 第一章 灾难母题生成的“中原场域” |
| 第一节 灾难母题的自然成因 |
| 第二节 灾难母题生成的人文环境 |
| 第三节 灾难母题的文学传统 |
| 第四节 灾难母题与创作主体的互文指涉 |
| 第二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 |
| 第一节 1949—1978：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 |
| 第二节 1978—2000：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 |
| 第三节 2000—2015：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 |
| 第三章 灾难母题的主题向度 |
|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 |
| 第二节 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 |
| 第三节 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 |
| 第四节 中原文化的反思主题 |
| 第四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模式 |
| 第一节 写实型叙事模式 |
| 第二节 象征型叙事模式 |
| 第三节 荒诞型叙事模式 |
| 下篇 |
| 第五章 天灾母题 |
| 第一节 天灾母题的现实向度 |
| 第二节 天灾母题的“饥饿”表征 |
| 第三节 “人祸”的推波助澜 |
| 第六章 战争母题 |
| 第一节 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 |
| 第二节 战争母题的U型结构 |
| 第三节 战争母题的英雄原型 |
| 第四节 战争母题的诗学阐释 |
| 第七章 疾病母题 |
| 第一节 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 |
| 第二节 疾病母题的隐喻 |
| 第三节 疾病母题的诗学价值 |
| 第八章 矿难母题 |
| 第一节 矿难母题的生成追溯 |
| 第二节 矿难母题的欲望叙事 |
| 第三节 矿难母题的悲情与崇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 一、文学夫妻 |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 二、汪佑南 |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 二、张定鋆 |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5）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趋势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体系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三大难题 |
| 六、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匠人主体与行业组织 |
| 1.1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1.1 伞的历史流变 |
| 1.1.2 油纸伞在陕南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2 汉阴油纸伞的历史源起与匠人主体 |
| 1.2.1 源起于技艺移民 |
| 1.2.2 生发受自然条件护佑 |
| 1.2.3 孙氏伞匠家族记忆再现汉阴油纸伞历史 |
| 1.2.4 民国档案中的油纸伞匠铺历史残片 |
| 1.3 汉阴雨伞社的行业组织 |
| 1.3.1 印章更迭见证汉阴雨伞社组织变迁 |
| 1.3.2 汉阴雨伞社组织成员考略 |
| 1.3.3 汉阴雨伞社砍竹运输路线暗合古商道 |
| 1.3.4 伞社皮纸供应的地方性发展与退化 |
| 1.4 小结:传统手工业生产与传习方式变迁 |
| 第2章 基于文献的陕南油纸伞社会记忆 |
| 2.1 档案文献中的油纸伞记录 |
| 2.1.1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生产规范与质量评定标准 |
| 2.1.2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产销记录 |
| 2.2 民国广告文献中的伞业贸易及手工业变迁 |
| 2.2.1 民国报纸广告作为镜像媒介 |
| 2.2.2 民国报纸上的油纸伞广告样本分析 |
| 2.2.3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贸盛况 |
| 2.2.4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业设计 |
| 2.2.5 油纸伞商贸盛景中的手工业社会变迁 |
| 2.3 近代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中的社会记忆 |
| 2.3.1 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 |
| 2.3.2 近代油纸伞商标及其竞争记忆 |
| 2.3.3 油纸伞商标的图像语义与社会记忆 |
| 2.4 小结: 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与多元特性 |
| 第3章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 |
| 3.1 传统制伞材料再造 |
| 3.1.1 柿子油 |
| 3.1.2 桐油 |
| 3.1.3 头发绳 |
| 3.2 传统制伞工艺复原 |
| 3.2.1 备料 |
| 3.2.2 伞骨 |
| 3.2.3 伞键 |
| 3.2.4 伞托 |
| 3.2.5 组装 |
| 3.2.6 网伞 |
| 3.2.7 糊伞 |
| 3.2.8 晾伞 |
| 3.2.9 扣扎 |
| 3.2.10 伞杆 |
| 3.2.11 上油 |
| 3.2.12 渡伞,成器 |
| 3.3 传统制伞工艺原理分析 |
| 3.3.1 自然的立场: 油纸伞中的竹骨担当 |
| 3.3.2 科学的立场: 油纸伞结构设计 |
| 3.3.3 地域的立场: 油纸伞制作工艺差异 |
| 3.4 小结: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的技术路径 |
| 第4章 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 |
| 4.1 文化符号: 器物的逝去与再生 |
| 4.2 记忆留存: 历史记忆的危机与转化 |
| 4.3 实验作品: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油纸伞记忆存储的媒介 |
| 4.4 工匠精神: “传统”与“现代”的和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陕南油纸伞工匠及家庭谱系调研表 |
| 附录二: 陕南油纸伞工匠照片 |
| 附录三: 2016-2018年田野调查进程 |
| 附录四: 工匠访谈手稿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探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 |
| 第一章 梦下南洋初绽红:《红楼梦》入境马来亚的起始探源 |
| 第一节 传教士学中文传福音 |
| 第二节 领事官弘扬中华文化 |
| 第三节 星洲寓公邱炜萲对《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梦在南洋百年红:《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代表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教科书中的《红楼梦》节选 |
| 第三节 书业与《红楼梦》销售市场 |
| 第四节 《红楼梦》藏书的分布与价值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梦植南洋百花红:《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影视传播 |
| 第二节 戏剧传播 |
| 第三节 音乐传播 |
| 第四节 艺术文化传播 |
| 第五节 中式美食文化传播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南洋入梦千朝红:马新《红楼梦》研究 |
| 第一节 报章期刊上的《红楼梦》文章 |
| 第二节 大学机制下产生的《红楼梦》研究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红楼梦》研究学位论文分析 |
| 总结—历史、现状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文化背景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第一节 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 |
| 一、晚清社会转型与《诗经》阐释的近代化倾向 |
| 二、军阀政治与民俗学科建设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 |
| 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新变 |
| 二、《诗经》学研究新变 |
| 第三节 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 |
| 一、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情况 |
| 二、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特点 |
| 三、新式出版对《诗经》研究新变的推动作用 |
| 第二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1919-1949) |
| 第一节 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一、《诗经》性质的新阐释 |
| 二、《诗经》篇章的新分类 |
| 三、诗篇解读的新内涵 |
| 第二节 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一、“新文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二、“俗文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三、“社会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第三节 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一、女性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二、科技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三、生活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第三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1919-1949) |
| 第一节 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 |
| 一、以民主和科学为支点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二、以乐歌为切入点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 三、以民俗学方法对《诗经》进行新阐释 |
| 第二节 经俗交汇的《诗经》阐释新特色 |
| 一、以“俗”证“文” |
| 二、以“诗”为“史” |
| 三、移风易俗 |
| 第四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与局限(1919-1949) |
| 第一节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 |
| 一、采用《诗经》研究的新方法 |
| 二、取得《诗经》研究的新成果 |
| 三、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
| 第二节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 |
| 一、研究方法急于求新 |
| 二、研究范畴过于集中 |
| 三、研究成果存有争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民国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情况统计表 |
| 附录二 :民国期刊中《诗经》新译情况统计表(1919-1949) |
| 附录三 :许啸天《分类诗经》中的“风俗”类篇目 |
| 附录四 :《分类诗经》中的“风俗”类各篇题旨 |
| 附录五 :《民国丛书》中与《诗经》研究有关的文学史着作(1919-1949) |
| 附录六 :民国期刊中《诗经》民俗学阐释情况分析表(1919-1949) |
| 附录七 :民国期刊中《诗经》研究情况统计表(1919-1949) |
| 附录八 :1933年各大学国文入学试卷题型一览表 |
| 附录九 :《论语》中《诗》《礼》并提的情况 |
| 附录十 :《开明国文讲义》选文统计表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河南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状况及作家队伍 |
| 二、 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三、 研究现状和思路 |
| 第一章 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第一节 50——7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关于《历史无情》 |
| 二、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 |
| 三、 “英雄主义”的赞歌 |
| 四、 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书写 |
| 五、 大炼钢铁及合作化运动 |
| 第二节 8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渐行渐远的“革命历史传奇”故事 |
| 二、 河南唯一一部红卫兵题材的长篇小说 |
| 三、 历史小说 |
| 四、 知识分子“成长小说” |
| 五、 “乡村小说” |
| 第三节 9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乡土大地之歌 |
| 二、 “都市”题材 |
| 三、 历史小说 |
| 第二章 从《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师陀对“革命历史”的“迎合”与“游离” |
| 第一节 迎合的姿态：从《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的改编 |
| 一、 人物命运的改变 |
| 二、 关于革命者郑恩和小张的形象 |
| 第二节 “游离”于“革命叙事”之外 |
| 一、 写作重心的转变 |
| 二、 日常生活中的“战争故事” |
| 三、 旧时代小人物性格的生动展示 |
| 第三节 一个转折点 |
| 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李自成》的写作与出版 |
| 第一节 《李自成》的写作与出版 |
| 第二节 从《长夜》中的李水沫到《李自成》中的李自成 |
| 第三节 慧梅的婚姻故事——《李自成》的转折点？ |
| 第四节 有意味的形式——复线结构中的先验性观念 |
| 第四章 从《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 |
| 第一节 李麦人物形象的转变 |
| 第二节 新时期语境与《黄河东流去》的写作 |
| 第三节 《黄河东流去》的政治新主题 |
| 第五章 苦难与权力的书写——以《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为中心 |
| 第一节 “童年经验” |
| 第二节 权力“实质” |
| 第三节 政治“祛魅” |
| 一、 “政治和游戏，都是相通的” |
| 二、 “杀猪的懂政治，这职业离政治近” |
| 第四节 “个人化、碎片化”的历史 |
| 一、 抗日故事：私人化的叙述 |
| 二、 土改故事：两种不同的地主形象 |
| 三、 文革争斗：个人的恩怨情仇 |
| 第六章 《羊的门》：“绵羊地”和他的“主人” |
| 第一节 无骨的“绵羊地” |
| 第二节 “绵羊地”上的“绵羊” |
| 第三节 “绵羊地”上的“主人” |
| 第四节 中原地域文化与政治神话的打造 |
| 一、 宗族自治与中原人的“面子” |
| 二、 政治权谋与“人情” |
| 三、 “在中原，人是活小的” |
| 第七章 政治书写与乡土叙事：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叙事主题 |
| 第一节 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治书写 |
| 一、 “与时代共名”：50—7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策”书写 |
| 二、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权力幻想与权谋文化 |
| 三、 90 年代长篇小说中“权力文化”的反思 |
| 第二节 中原人格精神图像——河南乡土叙事中的人物形象与精神品格 |
| 一、 扎根中原大地的农民形象塑造 |
| 二、 精明的“乡村能人” |
| 三、 “韧性”——中原人的一种精神品格 |
| 第八章 “能人与权力”的失真叙述——河南作家创作的一种局限 |
| 结语 |
| 附录 |
| 一、 河南长篇小说总篇目（1949—1999） |
| 二、 河南长篇小说作者简况 |
| （一）河南籍“本土作家” |
| （二）河南籍“外出作家” |
| （三）“外省来豫”作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二月河和他的帝王系列小说 |
| 第一节 二月河：孤独的历史书写者 |
| 第二节 秉承“读者为上帝”观念的新历史主义创作 |
| 第二章 二月河小说对于小说传统体系的继承发展 |
| 第一节 儒家思想对于二月河小说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
| 第三节 俗文化对于二月河小说的影响 |
| 第三章 二月河小说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等着看二月河笔下的鸦片战争（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南游草》校注与研究[D]. 苏永健.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8)
- [2]从《甘宁青史略》看近代甘肃社会[D]. 徐爱玲.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3]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D]. 王秀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谢依伦（CHIA JEE LUEN）. 山东大学, 2018(02)
- [7]《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D]. 何昆. 黑龙江大学, 2018(06)
- [8]二月河访谈录:改革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J]. 李向朝,薛莎莎,王泽阳. 秘书工作, 2014(09)
- [9]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D]. 张东旭. 河南大学, 2014(02)
- [10]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研究[D]. 冀宇宁. 河北师范大学,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