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虹一样的人物”——梅行素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连正[1]（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金柚希[2]（2018）在《从《伤逝》到《虹》看“男性导师”形象及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嬗变》文中研究指明无论是《伤逝》中的涓生,还是《虹》里的韦玉和梁刚夫,这些男性都扮演了知识女性成长道路上的"导师"形象。不同的男性导师,对于女性的成长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子君与梅行素同是知识女性、同为出走的娜拉,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她们身边的男性导师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过观察、分析这几位不同形象的"男性导师",人们能够发现他们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巨大改变。而正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为"娜拉"找到出走
吕周聚[3]（2016）在《论“虹”的多重象征意蕴——对茅盾《虹》的重新解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虹》是茅盾与秦德君合作而成的作品,但二人后来对这部作品的说法不一。"虹"具有多重象征意蕴,它是革命的象征,是时代女性妖气与魔力的象征,也是男女两性关系的隐喻。希望与虚妄、革命与爱情、妖气与魔力、男性与女性,构成了"虹"的复杂的内涵,"虹"也因此而变得复杂神秘,摇曳多姿,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想像与阐释的空间。
董慧婷[4]（2016）在《论小说《虹》中女主人公的畸形两性观》文中研究指明茅盾的小说《虹》中塑造了梅行素这一"时代新女性"形象,梅行素在"五四"到"五卅"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但是在其中所展现出的两性观却是畸形的,不正常的。这种畸形的两性观有其产生的社会土壤,它的发展最终导致道德的虚无。梅行素在两性观中强烈的征服欲并没有带来男女两性的民主与平等。
吕周聚[5]（2014）在《论“虹”的多重象征意蕴——对茅盾《虹》的重新解读》文中研究表明《虹》是茅盾与秦德君合作而成的作品,但二人后来对这部作品的说法不一。"虹"具有多重象征意蕴,它是革命的象征,是时代女性妖气与魔力的象征,也是男女两性关系的隐喻。希望与虚妄、革命与爱情、妖气与魔力、男性与女性,构成了"虹"的复杂的内涵,"虹"也因此而变得复杂神秘,摇曳多姿,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想象与阐释的空间。
孙芳[6]（2012）在《小说中的“五四”书写研究（1919-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作为现代中国的发端,已经有太多的历史叙述与研究,这些叙述研究把“五四”沉淀下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于“五四”的理解与认识。从“五四”发生到现今,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也有很多关于“五四”的描写与想象,相对于历史研究的“五四”叙述,这些“文学中的五四”可能更有历史现场感和情感的渗入,更切近对“五四”的精神接受层面,也是对“五四”的想象、理解与阐释。本文主要研究“小说五四”现象,就是现代小说家如何在创作中讲述“五四”,为何要讲述“五四”,并把这些不同讲述看作是社会思潮和心理的反映,由此透视“五四”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投影,以及文学想象背后所构成的“五四”阐释链。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1919-1949年这一时段,大致按照现代文学三十年时序展开论述,呈现“小说五四”随历史演进的变迁过程。二十年代“五四”尘埃未定,小说对“五四”的描写多为即时反映,通俗小说率先介入,多停留于世事褒贬的表层。三十年代小说中“五四”逐渐显现历史回顾的形态,很多作品通过对“五四”青年的形象塑造来想象和打造历史,寻求社会变革的动力。四十年代出现对“五四”历史经验的反思,“五四”作为历史直接进入小说,或变为远景,成为一种精神遗产。在对小说中的“五四”书写进行历史梳理的过程中,必然牵涉到某些共时层面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采取的是史述与问题探究结合的方法,彼此穿插交汇。全文五章,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章论述小说对“五四”的即时书写。通俗小说家率先介入,“五四”作为时事进入小说。“五四”学生运动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新文化运动则被“漫画化”,如此书写的原因在于通俗小说家异调的“现代”想象及其在20年初期文坛的尴尬位置。第二章讨论大革命失败后小说家“回望五四”的矛盾姿态。一方面,他们立足的时代在“重估五四”,显出“告别五四”的倾向；另一方面,这些亲历了“五四”的小说家无法迅速切断自我与“五四”的精神联系。因此,质疑和肯定的声音矛盾地并置于小说创作中,造成了小说结构上的不协调——论文式的“五四”书写、未完成的成长小说、感伤的追忆小说等特殊的“五四”书写现象。与此同时,“五四”在小说中第一次被“历史化”,第一次表现在个体的经验世界中,第一次被标识为“现代”的起点。第三章主要讨论小说书写“五四”的主要方式：塑造人物形象。“五四”形象转化为人物进入小说中的典型代表是学生。他们在新文化的哺育中自觉反传统、反对封建礼教,以反抗父权、叛逆家庭的方式宣告“现代”个体的新生,成为小说中集中体现“五四精神”的重要意象。另外一些小说家则以讽刺和解构的方式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对现代学生形象的不同塑造反映出“五四”文学想象的多元化特征。第四章将讨论以小说书写“五四”历史的可能性。重点分析《五四历史演义》——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五四”为书写对象的历史小说,它的出现早在“五四”专史诞生之前。这部小说是三十年末“新启蒙运动”文化实践的成果,小说中的“五四”书写也与“新启蒙运动”的“五四”观密切相关。第五章探讨战时语境中小说家反思“五四”的限度。抗战爆发后,小说家“再回首”“五四”,主要表现出“超越五四”的倾向。小说中的“五四”书写呈现出简化、符号化、类型化的特征。“五四”在小说中被当作“反封建”的符号。小说中出现“新一代”的青年,他们为了应对战争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批判“五四”,建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的价值观体系。无论是“超越五四”,还是“继承五四”,都表现出对“五四”的反思。实际上,是否、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继续所谓的“未完成的五四”,不仅摆在那个时代的小说家面前,也同样摆在今天的我们面前。
管兴平[7]（2012）在《堕落还是革命:茅盾小说《虹》中梅行素形象分析——民国文学研究之一》文中研究表明梅行素经历了失恋的挫折和婚姻失败的打击,她的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得到强化。作为一名新女性,她不得不走自己选择的路。但是民国女子有摆脱不了的宿命:她还没有完全独立,她也不可能回去,因而堕落还是革命,是她必须面对的切身问题。
高丽娜[8]（2010）在《革命叙事下的隔代对话 ——《虹》与《青春之歌》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文革前,涌现了大量描写中国新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叙事作品,《虹》与《青春之歌》就同属这类作品。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相距二十多年,但在人物设置、情节模式、话语策略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本论文综合运用结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剖析两部作品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探讨背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知识分子革命者”,论文首先拆分了人物身份三个维度的限定因素,分别从对女性、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描写中加以分析。两部作品都采用了众男一女模式,将女性推到了历史前台,表面看来是彰显了女性话语。但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看,女性始终处在被操纵、被支配的低位,而男性处于领导者、掌控者的高位；从对女性的描写来看,作品都是从男性的视角描写女性,突出的都是女性的自然属性·,因此,作品肯定的都是男性气质。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上,《虹》凸显了知识分子,《青春之歌》则肯定工农群众。面对革命者与非革命者,《虹》持中立态度,《青春之歌》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人物描写中的重心偏倚体现了作品对革命的肯定与强调。爱情与个人情感相联系,体现着个人的生命形态,而革命需要集体力量,体现着集体意旨,爱情和革命存在着矛盾；家庭是封闭的,革命是开放的,家庭与革命之间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作品都采用了“革命+恋爱”模式与离家模式,但作者肯定的人物都舍弃了爱情和家庭,这表现了作品对革命的依归。两部作品选择的故事时间的起始点和结束点都很具革命色彩,两个时间段也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阶段。故事地点的选择也体现着浓烈的革命意识。两部作品都有故事原型,但作者都沿着素材的革命方向开掘,且对素材的加工过程受强烈的革命意识支配。《虹》与《青春之歌》无论在人物描写还是叙述策略方面都从多个角度肯定和强调革命,这是两部作品的深层相似之处。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连续不断,在长期的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具有暴力性,其特征表现为对革命的嘉许、向往、信任和遵从。正是革命文化的延续使两部作品不约而同肯定了革命。《虹》在肯定革命的同时,也在质疑、批判、反思革命,具有升华性；《青春之歌》具有党派意识,全盘肯定革命,显示出反升华性。这种差异的形成与作家个体经验、作家与作品的距离、作品与历史的距离、时代文学观念的变迁有关。存在决定意识,在这几重因素中,后一种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在革命叙事作品中,肯定革命是其中心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此类作品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成规。随着革命不断被神圣化,革命叙事作品的反思、批判意识日弱。作为这股创作潮流兴起端和结束端的代表作,《虹》和《青春之歌》标示着革命叙事作品的因承与嬗变。
杨明明[9]（2009）在《梅行素“双重人格”的生命图腾——重读茅盾小说《虹》》文中指出茅盾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女性形象。茅盾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从文本切入人本会发现:矛盾正是茅盾的魅力所在。本文对茅盾作品《虹》加以分析,说明茅盾如何籍由女主人公梅行素个人的成长经历来展现其幻灭与追求、消沉与进取。进而说明主体情思的审美品质和独特的时代精神。
魏丽明[10]（2005）在《试论中印“时代女性”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以《虹》和《十束光》为个案的比较》文中研究指明
二、“虹一样的人物”——梅行素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虹一样的人物”——梅行素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关于“简介概述日本茅盾研究概况”的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的研究现状 |
| 1.3.3 前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茅盾小说日译单行本的滥觞之作——《蚀》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史论 |
| 2.1 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翻译和研究 |
| 2.1.1 《幻灭》的译介: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接受的滥觞 |
| 2.1.2 《大过渡期》:茅盾作品日译单行本的先河 |
| 2.1.3 《大过渡期》发表后日本学界的多种评价 |
| 2.1.4 昭和前期日本接受和研究《蚀》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2 昭和中期(1945-1966)《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概况综述 |
| 2.2.1 “审美”的突破与回旋:佐藤一郎与高田昭二对《蚀》的研究 |
| 2.2.2 特殊历史语境下中日对《蚀》研究的异同 |
| 2.3 东瀛学界的多部声:1970 年代至今《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2.3.1 茅盾作为“作家”的起点:《幻灭》文学价值在日本的重估 |
| 2.3.2 对《蚀》的“女性解放”、“性描写”及版本流变的研究 |
| 2.3.3 21 世纪《蚀》在日本研究的新坐标:白井重范的“《蚀》论” |
| 2.3.4 异文化语境下中日对《蚀》接受与研究的异同 |
| 第三章 永不磨灭的经典—《子夜》各日译本的问世、流变与研究考论 |
| 3.1 “恶文”评价与完整译本的缺席:《子夜》在二战前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3.1.1 增田涉的评价与未实现的约定 |
| 3.1.2 到底是“恶文”还是“杰作”?——对竹内好《茅盾论》的再解读 |
| 3.2 二战后(1945-2013)多个《子夜》日译版本的问世、流变与评介 |
| 3.2.1 首部《子夜》日译单行本的诞生及其意义和价值 |
| 3.2.2 1960 年代的再译:小野忍与高田昭二的合译单行本 |
| 3.2.3 作为“杰作说”的铁证:竹内好的译介与评价 |
| 3.3 《子夜》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3.3.1 译者的再度评介:尾坂德司与高田昭二的《子夜》研究 |
| 3.3.2 昭和后期(1966-1989)是永骏、中野美代子、筱田一士的《子夜》研究 |
| 3.3.3 平成时期(1989-2019)桑岛由美子、白井重范的《子夜》研究 |
| 3.3.4 《子夜》在日本接受研究的多元化与递进性 |
| 第四章 “梅女士”于日本之再现—《虹》日译单行本的生成与接受 |
| 4.1 《虹》日译单行本的问世及其前后学界的解读评价 |
| 4.1.1 一部未完成的译着:武田泰淳对《虹》的翻译和解读 |
| 4.1.2 对“梅女士”的人物形象分析:藤井冠次与武田泰淳的对话 |
| 4.2 《虹》与武田泰淳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互文性 |
| 4.2.1 中国式侠义的精神符号:“梅女士”于二战后日本之再现 |
| 4.2.2 追求女性解放的使者:关于玛利亚的原型室伏克拉拉 |
| 4.3 二战后《虹》在日本的研究综述 |
| 4.3.1 搁笔缘由的探究:三宝政美对《虹》的研究 |
| 4.3.3 《虹》中的“虚”与“实”:是永骏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
| 第五章 茅盾40 年代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以《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为例 |
| 5.1 国民党政治黑幕小说的特殊意义:《腐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5.1.1 《腐蚀》各日译版本的生成及评介 |
| 5.1.2 《腐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5.1.3 “自我迷失”与“身份焦虑”:《腐蚀》对堀田善卫短篇小说《齿轮》的创作影响 |
| 5.2 《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梳考 |
| 5.2.1 一部现代版的《红楼梦》:《霜叶红似二月花》三个日译本的生成与评价 |
| 5.2.2 对“母性式包容”及“男性式无能”的解读:中日学者界的对话与争鸣 |
| 第六章 中国乡村景观的觅寻—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述论 |
| 6.1 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的一座桥梁:《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及研究述评 |
| 6.1.1 《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 |
| 6.1.2 《水藻行》发表前后日本报刊评论综述 |
| 6.2 茅盾其他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
| 6.2.1 《春蚕》《林家铺子》《小巫》等日译情况综述 |
| 6.2.2 《春蚕》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从《伤逝》到《虹》看“男性导师”形象及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相似的涓生、韦玉, 迥异的梁刚夫 |
| 二、不同的“男性导师”, “娜拉”不同的命运 |
| 三、“男性导师”形象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变革 |
（3）论“虹”的多重象征意蕴——对茅盾《虹》的重新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希望与理想的象征 |
| 二、时代女性的妖气与魔力 |
| 三、男女两性关系的隐喻 |
（4）论小说《虹》中女主人公的畸形两性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一、特殊时代下的新女性 |
| 二、畸形的两性观通向道德的虚无 |
| 三、征服不等于民主 |
（6）小说中的“五四”书写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时事漫画：小说对“五四”的即时书写 |
| 第一节 作为时事的“五四”进入小说 |
| 第二节 漫画“新文化”与小说的雅俗之争 |
| 第二章 “回望五四”：小说家书写“五四”的矛盾姿态 |
|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重估五四”的书写倾向 |
| 第二节 从小说中的论文式“五四”书写说起 |
| 第三节 小说的“成长史”情节模式与“五四”书写 |
| 第四节 错位的“五四”追忆与感伤的小说氛围 |
| 第三章 学生形象：小说书写“五四”的主要方式 |
| 第一节 离“家”的逆子 |
| 第二节 古老的“现代”学生 |
| 第三节 “摩登”的现代青年 |
| 第四章 历史演义：以小说作“五四”史的可能 |
| 第一节 小说中“五四”故事的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历史小说与常识读本：小说家的文化身份考 |
| 第三节 “新启蒙运动”的文化实践与“五四”历史叙述的建构 |
| 第五章 “再回首”：小说家反思“五四”的限度 |
| 第一节 战时语境中小说“五四”书写的“符号化”倾向 |
| 第二节 “新一代”对“五四”的批判和继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革命叙事下的隔代对话 ——《虹》与《青春之歌》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似人物想象的多维设置 |
| 2.1 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 |
| 2.2 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 |
| 2.3 革命者与非革命者 |
| 第三章 相近叙述策略的指向 |
| 3.1 情节模式的喻指 |
| 3.1.1 爱情与革命 |
| 3.1.2 家庭与革命 |
| 3.2 修辞方式的意蕴 |
| 3.2.1 时间与空间 |
| 3.2.2 纪实与虚构 |
| 第四章 历史的顺承与断裂 |
| 4.1 顺承与断裂的表征 |
| 4.2 不同时代的共同压抑 |
| 4.2.1 革命文化的延续 |
| 4.2.2 压抑的缺席在场 |
| 4.3 不同时代的不同视角 |
| 4.3.1 作家个体经验的差异 |
| 4.3.2 距离效应 |
| 4.3.3 时代文学观念的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梅行素“双重人格”的生命图腾——重读茅盾小说《虹》（论文提纲范文）
| 一、黎明前的苦闷追求 |
| 二、行动中的角力自我 |
| 三、灵魂与肉体的驳战 |
| 四、结语 |
（10）试论中印“时代女性”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以《虹》和《十束光》为个案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四、“虹一样的人物”——梅行素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2]从《伤逝》到《虹》看“男性导师”形象及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嬗变[J]. 金柚希. 牡丹, 2018(23)
- [3]论“虹”的多重象征意蕴——对茅盾《虹》的重新解读[J]. 吕周聚.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
- [4]论小说《虹》中女主人公的畸形两性观[J]. 董慧婷.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6(03)
- [5]论“虹”的多重象征意蕴——对茅盾《虹》的重新解读[A]. 吕周聚. 《茅盾研究》第14辑——新世纪茅盾研究论文集, 2014
- [6]小说中的“五四”书写研究（1919-1949）[D]. 孙芳. 北京大学, 2012(02)
- [7]堕落还是革命:茅盾小说《虹》中梅行素形象分析——民国文学研究之一[J]. 管兴平.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12(01)
- [8]革命叙事下的隔代对话 ——《虹》与《青春之歌》比较研究[D]. 高丽娜. 延边大学, 2010(11)
- [9]梅行素“双重人格”的生命图腾——重读茅盾小说《虹》[J]. 杨明明. 语文学刊, 2009(20)
- [10]试论中印“时代女性”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以《虹》和《十束光》为个案的比较[J]. 魏丽明. 南亚研究, 2005(S1)